如果要让美国民众对这次会议形成一个清醒的公众舆论，那么，我们需要更多写伤感文章的姐妹们而不是写轻松文章的兄弟们来报道这次会议。有意维持远东现状的各个国家及其外交官们，通过对会议上的作为散布一种过分乐观的气氛，可以只占便宜不吃亏。别国外交官们对美国人的国民心理了如指掌。他们了解我们乐观主义的情绪倾向，以及渴望感觉到我们在促进理想的世界福利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的这种心情。他们清楚，当所有事情都说过、做过之后，让美国民众相信在远东问题上美国的各项政策已经胜出了，这对华盛顿政府而言，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政府来说，确保与海军有关的这些结果，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些是别国外交官手中持有的最好的牌。美国公众对这次会议上做出的每件事情都从最好的方面来看的这种倾向，是帮助一些最糟的事情发生或者至少让某些可能的好事没办法做成的最可靠途径之一。
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现在重要得多的是指出什么东西没有被说到和做到，而不是已经说了什么，因为前者决定着后者的意义。这个显著的例外是军备裁减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具体的统计学上的情况可加以追踪，不是像关于远东问题塞给公众的泛泛之谈那样的东西。我提出三点，一点是对美国的，一点是对英国的，而另一点是对日本的，这些都值得加以关注。根据它们所得出的东西会成为《每日新闻》读者的一个公平的检验标准，来看待华盛顿发表的那些公开声明，并给他一个可以用来确定事情实际上在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手段。
迄今为止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带有日本代表们依之行事的一般性指示的原始信息。这个信息是：日本会真心诚意地赞成军备的裁减，只要裁减仅限于海军，并且以一个公平的比例在三个强国之间分配；但是，也要尽可能阻止对远东的各项政策的讨论，而且如果某个行动威胁到这一点，那么就一定要拖延它。人们还认为，它会强调中国的混乱状态——好像它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权管一管似的——并且坚持主张，如果中国要做任何事情的话，需要列强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来对中国进行一个监管性质的控制，以确保事情的实施。
后一项策略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它被接受了，那么，日本由于地理上的实际情况，必然会成为受列强委托管理中国的一方。如果它失败了，那么，日本可以把过错推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推给美国。实际上，它会说，在一如往常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关心谈论了很多之后，美国在碰到要做些事情的情况时，又像往常一样没能点到要害。不需要多聪明，就可以看出它的策略会把事情变得只有两种选择；一种，什么事也不做，保留现状，把所有相应的好处留给日本；另一种，逼出一个美国会加以拒绝的联合行动计划来。当然，这种策略并不排除中日关系无论如何要求的一些偶然的让步，快乐而充满希望的美国公众则会把它们看成是美国政策的胜利。
加藤上将用他对休斯的各项提议的强力赞同，帮着造出了稀里糊涂的乐观情绪之潮。对美国民众而言，这被传达为向美国的一个友好让步，并且由此得到了那些长期以来被教导说日本总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人的接受，他们不知道它由于海军开支的负担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也不知道在休斯提出的美国对削减的优厚条件下，多么小的一支海军就足以满足日本的防卫性用途或者甚至是进攻性的用途了。也许，日本比它先前所希望的得到了更多。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什么好加以反对的。采纳这个方案，既符合世界的利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有意思的是，公众开始传言日本要求8或至少7的比例来与10∶10相配，而不是3∶5∶5的比例。
认为这是遮掩某种真实意图的一张面具，而日本没有谈到的东西比它大声宣称的东西更重要，这种假设并不是不值一提的怀疑。对日本来说，美国的公众舆论在军备问题上比在远东问题上更加积极和消息灵通，这并不是秘密。对它来说，会议的军备裁减这方面的成功与美国政府在政治上有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这也不是秘密。虽然美国对中国有善意的倾向，但是对于发生的事情并无特别相关的利益和严格的判断，这也不是秘密。日本在适当的时间里，有可能会不情愿地对实质上要求于它的海军军备问题作出让步，出于对它的好朋友美国的考虑，以及它对世界和平的考虑——适当的时间由关于中国的谈判的状况来决定。或者，它也许会变得强硬起来，危害军备限制的成功，除非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顺着它的意思走。
关于白里安（Briand） [3] 以及法国对陆军军备的需求的滔滔不绝的谈论，一定让日本感到非常高兴了，它实际上排除了军队裁员和废除征兵制的问题能够得到考虑的任何机会。那些凡尔赛和会期间在日本的人，了解那件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情。曾经一度有错误报道说征兵制的废除已经被决定了，在这个错误得到纠正之前，过去了几天，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官方的惊愕程度和民众的满意程度简直无法想象。日本人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民族，如果有人相信他们喜欢强制兵役制，那么对这个错误报道的无数叹息，就是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教训。如果在法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理解，那么，法国的立场就正好是日本要求法国采取的那个立场，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卸下维护其征兵制体系和庞大军队的重担了。假如人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配得上白里安的雄辩程度的那种美国式的乐观主义情绪本来可能会减弱。
新闻业界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报道说，英国在为美国关于中国的政策撑腰。同时，据报道说，它坚持保留英日同盟。有一份报纸的通栏标题说，“英国为中国和美国撑腰，但是坚持与日本的约定”。这像极了说英国想要白的而坚持黑的。“约定”意味着这个同盟，虽然可能的话，可以加以扩大，把美国包括进来；然而，只要关系到远东的事情，这个同盟就正是位于英国作为一方而中国和美国作为另一方的两方之间的那个东西。但是从所有的消息来源，即使是从遥远的新西兰，在这个当口上传来的都是关于继续这个同盟必要性的报道，如果可能的话就拉上美国，如果必要也可以不算上我们。
询问那个隐藏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是英国真正在追求的，这并不算对英国表示过度的怀疑。它足够清楚地了解美国不会加入一个三方协定，即使外交家们同意了，参议院也不会对它加以批准——他们清楚，参议院和美国舆论一定会这么做的。无论如何，一旦这个同盟重新恢复，加拿大会站出来反对这个双方协定，英国舆论也会迅速地反对它，以至于外交部重新恢复它的力量变得不确定。对于这些，他们都不陌生。如果心意如此坚决，那么，英国为什么不在万事俱备之时，在国内的反对意见比现在少得多的时候重新恢复它呢？这显然是在谈一笔交易，或者意在某个尚未得到公开的目标。它是不是要在一个关键时刻为日本的政策撑腰，因为美国拒绝参与那个唯一可行的安排呢？很可能不是，那么是什么呢？存在着一种创造出某种境况的渴望，这种境况会在某个方向上给美国带来压力。
至于美国为人所知的政策，关键问题是路特先生的四点是否意在承认中国的现状。如果事态的继续发展显示这就是它们的主要意图，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政府为了在政治上、在美国民众面前自保，愿意以中国为代价来同日本和英国进行讨价还价。这里存在着一个隐秘的暗示，即通过这些路特原则对中国主权的承认，等于是加强了不利于它所有已经签订了的条约和承诺——因为否则，中国在它订立条约的力量方面就不会是自主的！这个天才的发明值得那类具有法律头脑的美国人去思考，他们已经发现，它是对美国劳动阶层为了让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自由地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那种自由的干涉。但是，用这种态度来解决远东问题，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很不幸，不是很有可能。
当然，为了将来而改善中国的条件，这算得上是一件事情。但是，由于过去已经做了的那些事情而正在运作的这些力量，不会因为列强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这样那样的事情要在以后做而停止运作。规划将来的唯一一种成功的方式，就是通过处理如今存在着的这些情况。外交官们在白费心思画方的圆和完成其他不可能的事。承认中国的现状，并接着下决心说以后的事情应当以不同的方式来做，这是又一个这类外交奇迹。
美国新闻界是不是打算满足那部分要求每一部小说和戏剧都有一个快乐结局的美国公众呢？还是它准备以停止把每一个举动都宣称为一个巨大的进步，把一个别国外交官的每条评论都宣称为对美国的成功的称赞，以及使美国人的骄傲膨胀起来的一个理由，从而冒着触犯美国人的情绪与骄傲的风险呢？危险的东西是比较大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虚荣心在凡尔赛遭到了如此严重的打击——一个与我们缩进自己的壳里有密切关系的伤口。如今，我们又一次把头伸了出来，寻求安慰和补偿。有一些别国外交官擅长减轻我们的伤痛，而同时又在事实上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如果不过分倾向于把精力花在开心的喝彩上，我们才更有可能在华盛顿戏剧中获得我们的心理习惯，以及受了伤的骄傲如此需要的那个“快乐的结局”。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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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76—18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9期（1921年），第37—39页。
[3] 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曾多次出任法国总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