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会议召开以来,我一直相信,无论如何,公开性会比具体达成的决议更为重要。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上,在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障在于各国对其他国家的诚意与善意的相互信任。公开是发展互信的方式。让他们的态度为世人所知,不曾心怀鬼胎的那些国家从这件事上得到的只有好处;有着掠夺性策略的那些国家,因为知道它们的举动受制于公开和普遍讨论而最好地得到了限制。当然,在公开外交方面,公之于众(publicity)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可能。但是,它也意味着对公众的一种教育。这样,它就不容易受不诚实的宣传影响,并在对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方面具有合理的精明。

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来到华盛顿数日之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试着对当地的氛围有所了解。我想知道有多少公开讨论和传播,无论事情是沉闷而秘密的,还是公开而轻松的。感恩节是个关键的时机。

在会议开始时,美国雄鹰在众人面前漂亮地露了一把脸。没有人会料到,竟有如此程度的坦诚;对此有了良好印象之后,我们全都希望在有关远东各项议题的讨论中也能如此开诚布公。

但是,这并没有出现。美国雄鹰似乎随意地栖落到一棵树上打起了盹儿,而与此同时,田鼠和土拨鼠们却在挖地洞,兔子们急急忙忙地寻找着藏身之处。这次会议上的两个欧洲国家指责法国言不由衷,而且一心想扩大自己的优势,即使因此而毁掉这次会议也不罢休。据传,中国人如此憎恶英国代表们对路特原则(the Root principles) [3] 提出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可能拒绝;贝尔福(Balfour) [4] 甚至对保存会议记录这种公开措施也表示了反对;中国代表团在逐渐失去中国非官方代表的支持,因为他们在就山东问题与日本人进行私下交涉;英国人不置一词,不露声色;日本人起先说,50%的海军对防御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之后又要求70%;路特原则仅仅是为了在将来起作用,而出于对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敏感性的尊重,现状会得到巩固——诸如此类。

简而言之,存在着一种明白无误的紧张氛围,存在着一种不信任的气氛。这种紧张和不信任,与停止公开有关海军方面的各种提议有关。在这一周的后几天里,对上面提到的谣言中的一些有了正式否认。接着,前几天那种紧张气氛明确无误地缓和了下来。但是,有一些说法并没有被否认;它们得到了确认。由于否认与确认的结合在我头脑中形成了一幅有关目前状况的图景,我把它说出来,因为我认为它可能有些价值。

与前些日子相比,缺少对重要议题的揭示。公众对不同国家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不像对它们在海军缩编问题上那样,具有清晰有据的观念。不过,与其说这是因为重要事件在幕后进行却不让公众知道,还不如说主要是由于那些领头的国家对于提出任何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它进行讨论将会影响这个国家并使它放弃其立场的议题犹豫不决。

如果不存在如此程度的公众方面的公开性,那么也会有可以说是更加私人的、外交方面的公开性。因此,各国似乎都觉得它们正在接近一块雷区。没人想首先踏足其上,因为害怕这引起的爆炸。每个代表团都宁愿等待着,希望某个别的代表团迈出会影响到它自身利益的错误的一步。

这实际上意味着有一系列的委员会会议,部分是为了把已经达成的决议简化为固定的形式,部分是为了讨论相对而言比较次要的问题。治外法权、邮局和海关对中国来说完全不是次要的问题,尤其是海关。但是,它们远不像《二十一条》和满洲或者山东那样危险。因为中国人如果愿意和其他国家一起承认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各种特权和优先权的话,那么,他们看来很有可能在后面这些问题上获得巨大的让步。目前的倾向似乎是帮助中国在次要问题上获得它能够得到的东西,否则,提出更大的问题到头来会谈崩,而中国会一无所获地离开。

这个外交阶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它指示着某个转折点和某种用来试探其他国家的手段,以及万一关于远东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找到一种每个国家事后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策略。这次会议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在其间例行公事都办完了的情况下。但是,它们没办法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各种危险的问题存在着,并且它们必须得到面对。

这次会议所有议题中最重要的那一个仍然被搁置着。当《二十一条》、满洲、山东以及英日同盟的问题得到处理时,这是否会根据日本、英国和美国关于各自立场的公开声明来进行呢?或者这些主要议题会迷失在由一些无关的问题,伪善地泛泛而言,逃避,讨价还价,私人的了解构成的一团迷雾之中?看来,美国出于一种高度的威望采取了前一种选择。对所有国家的公众来说,除了得到结果之外所能做的第二好的事情,就是确切地了解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些结果以及谁挡了道和为什么挡道。说美国各项政策的成败如今取决于它们是否有一个针对所有国家对公开性的适当要求作为靠山,这一点也不过分。地洞也得公开地挖。

与此同时,在我看来,英国是猜不透的斯芬克斯。我不曾发现哪个人声称他确切地知道它在任何具体问题上站在哪个立场。单单就我自己来说,我会通过注意观察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它是否会打破那斯芬克斯般的沉默来判断这次会议的可能结果。我们大概地知道美国和中国想要什么。我们知道日本想要什么,虽然不清楚它会愿意接受什么。看来似乎轮到英国来表明它想要什么了。机会主义在某一些情况下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英国方面过度的机会主义将会毁掉这次会议。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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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70—172页。

[2] 首次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报》,1921年11月29日。

[3] 路特(Elihu Root,1845—1937),美国律师、政治家,1905至1909年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

[4] 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出任英国首相和外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