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华盛顿会议采纳的这四条与中国有关的原则终结了讨论而不是开启了它，那么，它们就会是再令人失望不过的了。它们表示旧的外交策略是战无不胜的，而像加藤海军上将 [3] 据说已经作出的几种不同解释那样变化无常的那些一般表述，就会像过去那样被拿给中国。
没有必要说中国需要的是像关于限制军备的建议这样具体的明确行动，而不是好言暖语。但是，由于这出现在开始而非结束之时，所以只能公平地推想这些原则代表着一个图表的框架，它在接下来的决议中会演变成一个详细的行动方案。
如果把这看成一个基本的概要，那么，这里浮现出两个问题。这些原则排除了所有不是直接涉及的问题吗？还是说它们可以有补充和解释？除非是后一种情况，不然它们就无法直接影响过去的行为。根本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只与将来要实施的条约有关，还是也适用于对过去订下的条约的改正。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么，日本那边就大大赚了一笔。一些对它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情，将被视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中国可以获得对将来不会再有类似条令的某些保障，这确实算得上是个收获。但既成事实是牢固的东西，而且它们会有办法继续去影响以后的事，相比之下，一般的保证就是相当无力的了。
但是，很难把这种解释与第一和第三条原则的总括性条款调和。尊重中国的行政完整并施展影响力来真正确立和维持所有国家的均等机会，如果这些词句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它们意味着一个检查违反这些原则的各种现有承诺和特权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求对所有种类的现有承诺作检查就获得了一个实质的承认。中国人的建议就要开始露出锋芒了。
与加强门户开放有关的第三点，和保证所有国家都不得利用中国的糟糕处境来谋取特殊的特权和权利的第四点，如果得到兑现，至少以后能防止各种工业和商贸垄断。它们也能防止对设立财政和军事特别顾问的要求，对特警以及对贷款给铁路项目和港口项目的要求，诸如过去使中国陷入极大混乱的那些项目。但是，在这些原则上打擦边球而又不公然违背它们的方法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除非预先作了一个防备，就像中国的第十点要求中提议的那样，有一个常设的委员会或者定期召开的会议和常设的正式公报。
这四条原则显然是被炮制出来搪塞或拖延一个重要问题的。从地理上说，究竟中国是什么？它与满洲、蒙古和西藏的关系是怎样的？而日本人对其在蒙古的特权的宣称又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了，即眼下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俄国人，在实际控制着那里。
中国长城以南，听上去像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但是，一个人只要看一看地图就能断定，在面对一个要求北方领土以及海洋的强国的情况下，它保有其在政治上和行政上完整性的可能是多么微乎其微。在中国接触的，只不过是蛮族游牧部落；而在铁路和蒸汽船都不存在的时代，长城本身就证明了很难做到这一点。
现在庆祝已经实现了的东西还为时过早。有了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但这个开端仅仅指示着必须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的一些线索。当要明确界定中国领土的时候；当要表明这四条原则是否仅限于以后的行为、排除既成事实的时候，还有当我们要弄清楚是否为设立一个常设的商议、仲裁和发布机构做准备时，就会有一番龙虎斗了。
在知晓这三件事之前，我们将一直无法知道中国这些要求是事实上得到了满足，还是仅仅得到了为避开真正的问题而使用的礼貌措辞。这三点的未来动向将确定是否已经作出真正的努力来帮助中国，或者是否外交家们在引我们入那个古老的圈套，即用文字来处理一些急迫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在事实上通过运用含糊不清的表述来避开和拖延这些问题。让我们静观其变。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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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68—169页。
[2] 首次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报》，1921年11月23日。
[3] 加藤友三郎（Kato Tomosaburo，1861—1923），日本海军元帅，曾于1922至1923年间任日本首相。——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