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远东地区和平的钥匙掌握在美国的手中，这是十分确定的。但是，是否有谁知道该到哪里去找这把钥匙，并对它是什么样子知道得足够清楚，以便万一偶然发现它时能够辨认出来，这是有疑问的。然而，这把锁却是明摆着的，它就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目前美国与中国以及西伯利亚的关系，只要涉及大的问题，就都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过日本。有两把钥匙正在被尝试，而且肯定不会合适；第三把钥匙，我们在承认它是一个其价值有待于去发现的X的同时，可以称它为一种政治家式的策略。最明显和被谈论得最多的两种行为，注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的两种行为，是收买日本和对其不断地加以抱怨。
通过贿赂或收买日本来保持日本与美国之间和平的策略，最近拥有一些突出的代表——尽管他们当然不会在公众面前使用这些赤裸裸的言词——也许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也不曾如此坦率地称呼它。论证的步骤是这样的。日本领土狭小，人口众多且继续增长着，每年70万是宣传家们偏爱的数字；它原材料紧缺，粮食供应不足，人口的输出是绝对需要的。“白人”国家，可以腾出地方来的这些国家，拒绝接纳日本人为移民。那么，对于世界和平来说，必要的变通之计就是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而且对亚洲原生自然资源的这种需求，可以使日本得以在本国发展稳固的工业体系（industralism），以及能够承受由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重担的发达工业。此外，日本是一个有开拓精神的、高效率的、开化了的现代国家，它具有组织能力，尊重法律与政府，有合理诚实的公共服务。因此，它令人赞赏地适合于在西伯利亚与中国担当起黄种人的责任（Yellow Man's Burden）。这些国家的政府受到嘲笑且腐化堕落，而且不管从哪种意义上说，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还不适合于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平等的伙伴。再则，关于中国，存在一种文化上的统一，有人说是种族上的统一；日本人了解亚洲的东方人，以及对他们来说什么是好的，而没有哪个白人种族能做得到他们那样的程度——诸如此类，直到论证结束。
其中的寓意是很清楚的。广义地说世界，狭义地说美国，应当以一种宽仁的中立态度来看待日本试图在亚洲大陆上立足的努力，无论是在西伯利亚、满洲或者山东。因此，演说与文章总是以对那个令人向往的东西的祈愿作为结束，那种东西被称为对日本及其严肃问题的同情的理解，而且还有着一种确信，即演说家或作家通过与日本真正的领导人的个人接触中得知，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中，日本最想要的就是与美国友好的关系，只待美国作出进一步的表示——只是关于什么问题，他们没说。通常还有着一种含糊的威吓，即日本由于是“一个骄傲而敏感的民族”，如果受到过分的压制和因为缺乏输出以及缺乏必需的经济资源而感到绝望，那么，它就会拿起武器投入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整个论证通篇上下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威吓，说我们可以通过允许或鼓励它把精力投到亚洲从而避免与日本有关的一切麻烦。有时还存在一个附带的暗示，即因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中会需要外国资本，所以美国参与进来，并为这样一个行为要求一份物质回报，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
这就是我称为收买日本的一种策略。其主要意义不是来自这一事实，即它是由美国一些有几分重要性的人提出的——有某些英国人也主张这种政策。它意义重大，是因为如此精确地反映出一种宣传，只要解读它，人们就能了解官场和商界中日本人的想法。到访者也许会认为，是他自己阐发出这种策略来的。但是，任何一个长期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人几乎都能猜出我们论及的这些人的名字，而且能够往回推想这些推心置腹的告白和犹豫不决的暗示中的每一步；通过这些告白和暗示，显要而受到最佳款待的外国客人被引导去作出他关于保持日本与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方法的“发现”。
这种策略 确实 被采纳来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日本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友善。它给了日本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问题（the Californian issue） [3] 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它在一段时间里缓解了美国在外交上的燃眉之急，并使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继续以一种滔滔不绝的热情进行下去。但是，从远东那些严重问题的解决这一出发点来看，这是一种假象。它表达出这些问题的恶化，这种恶化一定会导致一种人们能想象到的、将使整个世界都卷进来的、最终无法解决的局面。根据诸如由于一种低水平的生活和政府的有意刺激而造成的无限制的人口增长而提出的各种要求，想要去掌握一个大陆的命运，这些事情也许可以略而不提。另一个事实，即日本进行的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去年的人口增长是40万而不是总被宣传的70万，这也许同样可以被忽略。
我们还对这样一个事实一笔带过，即山东已经人口过剩，而且日本人把贫穷的殖民者安排到落后的乡村去定居并忍受西伯利亚甚至是满洲的种种艰辛。我们甚至可以略过如下事实，即对日本移民来说，到亚洲无人占据的那些地方去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就像欧洲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国去一样——就是说，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外来帝国的先遣队、国家侵略的间谍的身份。
但是，我们不能够无视后一个事实所附带的东西和结果。那些重复日本作为维持良好关系并促进秩序、效率与进步的一种手段而对其在亚洲大陆上的行事自由作出请求的人，忽视了这一境况中的基本事实；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行事方式是如此这般，以至于日本人在其所接触的每一个民族中，都引起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这个事实不能通过诉诸当地居民的落后与无能来打发。即使承认辩护者们考虑到日本人相对于中国人和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在行政和经济方面的优越，而为日本的行为作出的最夸张的陈述，日本人在亚洲大陆上的所作所为正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埋下最终战争的种子，这仍是一个事实。
美国人有时也许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猜想远东的旅行家们所作出的各种相反报道和见解，并下结论说，后者由于各种性格上的或偶然的原因而变得亲日或反日。解释如下：那些未曾远足至日本以外的人们把日本认作一个事实；亚洲大陆仍然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是思考中的一个非个人因素。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在大陆上的人们，认识到了日本的方法所造成的情况。辩护者们带着对由邪恶的军国主义者们在过去所干出的错误行为的一种含糊的承认，或多或少总能成功地把一个个细节蒙混过去。但是，大量的事实仍旧存在着。一个人可以使自己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下意识的假设前提可以是中国与俄国 应当 考虑到日本的优越而自愿地服从日本。这已经走得很远了。即使它们应当这样做，它们却不愿意。由于它们不愿意，远东地区的和平就受到整个世界将会参与进来的一个剧变的影响。
这一境况中的另一个主要事实是：美国没有必要收买日本。英国的政治家们对于大英帝国成为日本的一个潜在帮凶的必要，似乎与我们的感觉有所不同。他们是否猜测错误，是有争议的。但是，无论如何，美国虽然拥有菲律宾，却并不拥有印度和香港。日本蓄意挑起反对美国的战争，这是不可想象的，其不可想象的程度就像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发生战争一样。这个极端的陈述是经过考虑而作出的。在日本，个人会切腹自杀（hari-kari），但这个国家不会；而且日本的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清楚，对日本而言，对美国进行一场侵略战争无异于国家自取灭亡。他们在上一场战争之前不清楚这一点；但是，从那以后，证明在严格性方面甚于欧几里德算法。只要人们想到美国在上一场战争中承受了多少损失，尽管它有铁路、经济资源和原材料，那么，日本以它寥寥无几的窄轨铁路、稀稀拉拉的森林、屈指可数的矿藏，以及相对稀少的工厂和相对短缺的粮食供应，想要赌一把，在对任何一个一流工业强国的战争中胜出，这种念头简直就是荒唐。
目前，由于日本已经把它在战争中的所得用于在中国的投资——尚未取得回报，以及在西伯利亚的投资——除非高尔察克（Kolchak）起死回生并且成功地恢复鄂木斯克（Omsk）政权，否则在那里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到回报——并且把已经繁重的课税增加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在经济上已是困顿不堪。如果它控制了大陆的人力与自然资源，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没有那段由于鼓励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亚洲而自然人为加快了的时间，那么，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任何战争都将是由于放任自流而不是日本统治者们的有意选择所导致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对于每一个“永远不”都存在着至少一个例外。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例外就是受到了国内崩溃威胁的军国主义者们兴许会孤注一掷，试图通过最后的战争来恢复他们的威望与权力。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拯救我们自己而去收买日本，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粗暴地或惹恼人地对待它。我们采取这种策略会有某种危险，它什么锁也打不开。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当有意采取怨声指责作为策略；但是，如果不能成功地制订出清晰的建设性的行事方案，实际上就会导向这一结果。放任自流与外交上的机会主义把每一个产生出来的问题都变成一件孤立的事情，从来不面对基本问题以便获得关于它们的一种理解，最终造成一种相互挑刺与隔离的恼人状态，这是所有状态中最危险的。这似乎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发展成为的事态，使各种原则处于有意模糊的晦暗不明之中，就像现在的门户开放和《兰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的情况那样。处理每一个引出这些原则且实际上归于这些原则的摩擦的情况，是把我们的国际关系还原为伴随着由此产生的所有积怨与误解的一种持续的缓和的决斗。
我已经把我们的真正策略称为X。即使在以陈述的方式说出的言词中，它也不容易被发现，更不用说实际的执行了。但是，它并不在光鲜而讨人喜欢的言词中，这些言词掩盖各种现实；同样，它也不在恶意、怀疑和抱怨之中。现在是寻求和采取一种明确策略的最恰当时机。日本在实际上孤立于其他国家，它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它正在经历一种长时间的陶醉之后清醒过来的反应。如果能摆脱目前的萧条状态，并且不陷入一种更大的灾难，那么无论根据什么理由，它都将是幸运的。也许人们比在实际现实中更多地谈论自由主义；但是，如果不说是积极的策略，至少也存在着一种有起色的情绪的开端，尤其在青年一代中间。这种谈论是对世界舆论的一种新的敏感的标志。
无论如何，日本意识到了它对美国的现实依赖，这种依赖在美国很少得到认识，因为它与我们对日本的依赖完全不成比例。这种依赖并不仅仅止于国际市场的统计结果，以及我们是维持其工业运转的消费者这一事实。日本意识到了它在中国的事业与美国的观点和政策相联系的程度。它确实需要美国在道义上的支持来“前进”，在那个词的任何适当的意义上说。
让我援引一个事实作为证据，这个事实看起来也许并不重要，但是我确信它意义重大。最近，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们和基督徒反复地、几乎连续不断地作出努力，试图接近美国的传教士和教育人士，以及中国当地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坚持当前日本内阁的改良意图，并几乎一直在中国乞求这种成分来作为带头的斡旋人，求助于善良意志与基督徒之爱的每一条情感原则。现在可以保险地说，这并不完全依赖内证（internal evidence）——这种动作并不首要地指向中国，中国仍被视为虚弱和微不足道的而受到鄙视。它是指向美国的。日本人针对传教士误导中国人和朝鲜人并制造麻烦的指控，大部分是捏造的；但是，日本人对传教士和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工作人员发往美国的关于中国、朝鲜、西伯利亚以及满洲的情况报道所引起的恐惧，却完全是真实的。他们估计到了，据他们所知已经在美国发生的对日本看法的改变，对作为军国主义和冷酷帝国主义的日本那份不断增长着的厌恶主要是由于这种影响。实际上，他们想让这群人扮演日本与美国公众舆论之间斡旋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受到后者普遍而言在世界上和特殊而言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严重困扰。
在对将是解开这把锁的钥匙的美国策略，即这个X的寻求中，有一些量是已知的。一个是基于日本正在增长的自由主义而对美国人同情的每一个恳求，我们都应该既不加以轻信又不加以挖苦，而抱以一种了解这种自由主义在做些什么，尤其是关于中国与西伯利亚在做些什么的要求。而且，我们不应满足于概况，应该坚持要求详情。这些详情中首要的，应该是涉及大的工业与金融利益集团实际上在关于本国的政策和中国的发展上做些什么的事实。大仓、三菱、三井、横滨正金银行正在做些什么呢？谈论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力，以及自由派人士试图约束它的渴望，这很容易；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利益集团，如此集中、如此强大或者与政府的关联如此密切和直接。为什么利益集团不运用它们的力量去约束和引导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因为，在哀叹这一政策为外国消费的同时，它们正在努力用它在中国和西伯利亚获利呢？
再多说一点。有迹象表明，目前的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二十一条》和从中引申出来的条约比山东决议更加重要，不是因为后者不重要，而是因为它是前者的一个结果。这个政府极有可能很快就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这些条约。日本政府与民众对这种要求的态度，将是对他们关于政策与心理的改变所作宣称的一个严峻考验。美国的公众舆论应该公开、一致和明智地表明对这种要求的支持。直到这些条约得以废除之前，远东和平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直到它们被清除出去之前，改良与改善关系的宣称都只会在中国引起新的怀疑，而每一个动作都将被视为不过是为取得更有利的策略性位置而耍的一个花招。打破现存僵局的第一个动作，是去除与《二十一条》相关的这些条约。日本自由主义的任何真诚的朋友都会试图对他的日本友人们说清，这是有效的日美合作的第一步，因为这是美国方面采取任何不会使我们成为日本的罪恶帮凶的行动、成为如今被视为使我们担心和厌恶的日本的一个伙伴的先决条件。与《二十一条》有关的一切东西的取消，是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放在一个友好的立足点上的唯一途径。确保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应当成为美国人的舆论与行为的激励目标。然后，这把锁就开始松动了。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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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70—76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6期（1921年），第71—74页。
[3] 19世纪下半叶，由于主要以提供廉价劳力为生的中国劳工随着美国西部“淘金热”大量涌入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引起当地白人居民不满，以加利福尼亚为首的各州陆续通过了一些限制亚洲人移民美国，并对已在美国的亚洲人施加比较苛刻的课税条件的法案。此举主要针对中国人，但法案适用范围也包括日本人，由此引起日本的不满。——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