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美国人也许会对美国过去在中国取得的进展感到沾沾自喜，并想象我们赢得了中国人的赞美。甚至那些偶尔翻翻报纸的读者也知道了返还庚子赔款，并以一种含糊的方式设想我们对中国门户开放所做的声明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的瓜分。消息灵通的读者会为在库欣（Caleb Cushing） [3]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4] 和海约翰那里看到的一贯开明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在义和团暴乱被扑灭后力主相对温和的措施感到自豪。我们乐意这样来幻想，整个进程确保我们赢得了中国人颇表感激的信任和尊敬。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给予中国移民的待遇以及排外行为会令人想到，我们很快便把如此大量源于以往历史的令人不快的思绪置诸脑后了。
我们很值得花些时间来问一下：关于中国人对我们态度的上述想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或者说，这类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否含有对中国公众意见普遍性的一种错误假定？那么，什么是那部分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的态度呢？这种态度的理由何在呢？这类探问的结果即使不那么赏心悦目，却是为将来提出某种适当政策的概念所做的必要预习。要是用几句话作个不无贬抑的回答，那么，我们以前的行为给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美国境外的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的外交行动显得我们是不那么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缺少在紧急时刻作出决定的警觉和快速，缺少行动的敏捷性，特别是缺少执著精神，甚至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仍是这样。从总体上看，我们被认为是乐意助人的，但行动中有点不讲效果。虽然人们对我们拒绝参与攫夺中国的游戏表示感激，但也未尝不夹带着一丝怀疑：也许我们还缺少赢得这场游戏的精力和技巧。
这种感觉的当下背景，关联到日本和美国在过去两年半中为了尊严和道德权威展开的竞争。就美国方面而言，可以确信，这毋宁说是一场被动的竞争。某些方面的竞争记录，在美国推行成功的远东政策的道路上明显意味着是一种挫折。美国在参与这场战争时表白的目的和理想，以及我们参与战争的魄力，激起了中国相当部分知名人士的极大热情，一时似乎出现了一个已站稳阵脚的强大的、把亲美作为其政治纲领要点之一的自由主义党派。他们对协约国事业的热情有增无减。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里，甚至那些如今执掌权柄的军阀也颇具反日倾向；事实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未经与任何日本代表的磋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便中止了。事实上，日本的一名大臣当时正在中国，日本直至既成事实后才获知这一消息。人们对中国军队积极参与西方战事非常热心，军阀首领出于使军队得到训练的目的希望促成此事；自由派分子则出于他们亲协约国和亲民主的意愿，他们看到战争结束后中国享有国际谈判地位时带来的好处。把被扣押的德国舰船用来运送军队的计划已经制定，但协约国存在运力短缺的状况，它们把船只分配掉了。如果说美国多少尽了一些外交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执行他们的计划，那么，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努力要么是失败的，要么是不得其法的。
接着，中国需要钱，并急需这些钱。它用这笔钱不光为了国内的整顿，也是为了积极参与战事。美国定期向其他协约成员国预先发放贷款。中国需要贷款，却拿不到手。日本人通过金融援助慑服了它。目前的传言坚持认为，这些资金或多或少落到了腐败的中国官员的口袋里；但就大的方面来说，这种指控的精确性是无关紧要的。明显的事实是：当美国毫无作为的时候，日本却在得寸进尺。从这时候起，日本控制了中国的政界。另一个事实，则使军人积极参与战事的热情也冷却了下来。
1917年8月后，协约国军队的运气落到了谷底。许多日本领导人开始确信，德国的胜利要么不可避免，要么战争以僵局而告终，这差不多等于是德国的胜利。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曾担任过首相和外务主脑的人物公开声明说，日本在整个战争期间忠于它的盟友，一种国际性的结盟关系到战争结束时已确定下来。日本已经肩负起与俄国恢复友好关系的重任，并显然要承担阻止美国势力在远东增长的那种责任。在战后日本、俄国和德国结成攻守同盟的情况下，中国将处于何种地位呢？对它来说，对那些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统治远东的列强态度和缓、不加冒犯，显然是值得考虑的事。我相信，在决定目前各派势力的地位时，不可能夸大这个因素的影响。因为当这种特殊性质的预测还没有出现时，亲日和对美国不冷不热的形势便产生了。就在最近，一个被奉为政界中亲日派系军阀首领的人（亦被看成是个清廉之士）说，中国不能不亲日，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如此强大，又如此邻近，“如果太平洋缩小成一个池塘，我们就会亲美了”。
这就是能够从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看法中引申出更为一般思考的那种具体背景。比如说，当美国人开始说明他们对庚子赔款仁慈地予以返还时，中国人很可能回想起，作为一种实际力量，美国以提出满洲大铁路的中立化建议开始其远东之旅，继而又栽在俄国和日本的手中。这件事本身算不了什么，所有国家都要接受外交的考验，但在中国人看来，在提出一项宏大计划并遇到最初的抵制后，美国政府既没有用所做的检讨以确保别的地方取得补偿性进步，也没有试图用其他手段来维护它已制定的原则。
平汉铁路事件同样使他们感到吃惊。这是美国政府办事倾向的一个例证，即构想出一套相当宏伟的规划，然后又遭失败，或一遇阻力便予以撤销。美国红十字会做了重要的水灾灾民的救济工作。但是，还存在一项大规模的河道管理的工程计划，这个计划在最初被吹捧一阵以后便不了了之。西姆斯-凯瑞公司修筑铁路的计划也许与以上情况不一样，因为这些计划处在假死而非死亡的状态。但事实仍然是，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在中国通过大规模成就证明自己的大国。或者不如说我们的决定性成就表现在教育领域，坦白地说，我们在这个领域远远走在了前面；但就其所做的有关国际事务的决定而言，这类成功并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述事例必定成了说明这些事实的样本，即它们使那些受过教育的、有影响的中国人感到，不能郑重其事地依靠美国人。中国人并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把我们当成虚张声势者，但除了断然为“门户开放”说的话，以上提到的事例连同做出的许多失败之事，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容易发布宏大美好的计划，但在经受行动的考验时，却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国人并不把感情带入实际事务中去。他们根据结果而不是意愿进行判断。与我们美国相比，他们发现，日本人在不停地工作，从不以任何事情能够过得去为满足；他们充分利用每一个机遇，挫折只是激发他们努力作出更新和更改，他们勤快、耐心、执著、坚忍。如果日本在评估中国人的感情上没有犯下大错，中国或许已经把它的外交政策交由日本掌管了。因为中国总得依靠某个外部势力，即使要花很大的代价。有太多的理由说明它要依靠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敏锐、强悍、警觉；当它开始实现某个计划时，从不轻言放弃。对美国人来说，涩泽男爵就日美在中国的合作提出的建议，即美国提供资金、日本提供智力，绝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圆通的表达方式。可是，这位日本的大金融家和慈善家所指的，就普遍情况而言，不太可能是说日本人的智力优越。他说的话毋宁是基于这一事实，即日本人勤于用脑，并坚定地向中国推行他们的计划，美国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然，现在从美国的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容易的。我们从未对远东产生过足够大的兴趣，以至值得花时间把我们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起来。除了门罗主义，我们从未像其他大国那样奉行一种带有连续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有太多其他的投资赢利途径；要取得较好的收益，莫如不再去关注任何其他计划，而不被投资铁路或其他项目不断招来的令人烦躁、一波三折的障碍搞得终无宁日。另外，此事也关乎我们的信誉。我们和其他那些典型的大国一样，从未在与经济落后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与其结成紧密的商务联系并产生政府行为。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开脱或者善意的理由可找上一大堆。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当中国人回到他们有关外交关系的公式时，辩解和理由皆与他们不相干。他们感兴趣的是过去的结果和现实的成果，并用这些东西来作为预测未来可能进程的手段。
这次战争已确实证明，美国可以在其外交事务中迅速、有效地行动，并大规模地展开行动。不幸的是，威尔逊总统的话与和会的具体成果之间存在的反差——这种反差由于时势的缘故而在中国变得极度惹人注目——趋于恢复了关于美国的老观念。这还不是全部，当广大民众哀告我们救助他们时，那些地位显要的领导人又有了新的兴趣和期待。对于美国的历史形成的友好情感是如此强固，它成了一笔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产。问题是要用借由行动展示的建设性政策，把实践转化成可加以估价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存在着绝对必要的任何单一的特殊的政治行动，但存在着一系列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决定命运的行动。对山东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却未对这件事负起责任，或者说听任它们自行其便，这将使人们进一步得出我们的政策犹豫不定和徒劳无功的那种最坏的看法。坚定地遵循某种明确的行动方针是必要的，除非中国已实际臣属于另一个国家。因为中国需要外界的帮助。和平协议在此刻成了最为尖锐的政治性国际议题，而资金和工业问题将是一个带有长期性质的重要议题。这正是为美国准备的一个大好机会。引进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货币体系和铁道系统，改进现代港口和货物处理设施，对内陆的河道水系进行改造以改善运输条件并防止水患灾害——这些就是应予承担的重要任务的实例。美国是目前唯一拥有必需的资金、工程能力和管理才干的国家。
重要的是，在大规模引进重大项目时，美国要避开会酿成刺激和猜疑的那种竞争。如果规模足够的大，就不会产生竞争。日本并不准备大量涉入这些事务。一种可解释为构成日本合理发展道路的障碍的消极政策，充满了危险。以建设性方式全神贯注于重大的事业会给日本带来众多机会，却使它永远消除了向中国道出日本的实质目的的可能性——只要军国主义-官僚集团分子继续掌控日本的政策，就连日本最亲近的朋友都得承认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当前形势下不幸事件发生的重要根由源于这样的可能性：美国会对远东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它滔滔不绝地谈论，而把行动放在次要地位；这总体上可被解释为是在以一种多少带有正义的方式行事，好像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挫败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的野心。
没必要告诉人们，今后几年是关键的年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重建即将来临，但眼下还有亟待解决的事情。距离对所有次要的关系是不利的，但美国如果把它的注意力放在大规模的任务上，那么，距离也可以成为有利的东西。对中国外交方面过去已做成的事情中，有相当部分的摩擦应归于没有确保与中国人取得管理上的合作。美国的事业应当有理由摆脱用经济投机家们来充任角色的诱惑。那些在美国学习过或正在学习的中国学生，为管理上的合作奠定了明确的起点。如果中国人中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人士，那么，商务计划中应包括教育技能的推广，以便对急需的人才加以培训。过去的那块大绊脚石，也就是在商业利益和政治性的政府权威之间缺少共通性，这同样可以转化为一份实在的资产。中国人很像美国人，他们具有勤勉自助的传统；他们在本质上对政府的活动感到嫌恶。为了避开政府，他们采用拖拉、阻挠和贿赂等几乎不易打碎的传统方式行事是一个于己有利的步骤。征用中国志愿劳动力的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到这种行事方式的影响。然而，派一名低级官员去执行计划，与不同的中国人商量，事情不一定办得成。中国的官员视之为与其地位相等的长官必须到场，这名长官必须也同等地看待中国的长官，并准备与他理智地打交道。计划显然必须具有这样的分量，它们会为外国投资者带来足够的安全性和合理的利润，同时使中国成为它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如果这一点得以谈成，它就能毫不费劲地从政治上进行自卫了。正因为其他国家政策中的主导因素是鼓励对中国的经济征服，美国便取得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去探寻相反的做法，它有这样的想象力和精力吗？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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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91—196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1期（1919年），第14—17页。文章注明的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9月12日。作为“美国与中国”的第一部分重印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96—303页。
[3] 库欣（1800—1879），美国外交官，第一个派来中国的特使，谈判缔结《望厦条约》（1844）。——译者
[4] 蒲安臣（1820—1870），美国外交官，1861年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任内推行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纠纷，而不诉诸武力的所谓“合作政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