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十九岁生日——我与斯大林单独会谈——我们谨慎准备“霸王”战役——对地中海的作用——最高统帅的问题——登陆艇是关键——为“霸王”战役调集的兵力——意大利大战一触即发——斯大林指出必须进行“霸王”战役——斯大林建议俄国在5月或6月展开进攻——罗斯福总统邀请“仅三人”参加午餐——俄国希望拥有不冻港——第三次全体会议11月30日举行——会上，主要军事决定确立——三国都赞同发表的公报——英国公使馆的宴会——纷纷祝贺，众人都发言——布鲁克将军对答斯大林
11月30日是我六十九岁的生日。几乎全部的时间我都在处理事务，这些事我一直很关心，而且很重要。这天，我十分忙碌，却有纪念价值。以前，罗斯福总统和我来往比较多，我们之间的重要问题也有交集。然而，从开罗到这以来，住在苏联大使馆中的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元帅私下往来，而避免和我单独见面。出于这些情况，我要想办法私下直接和斯大林见一次面。我认为，俄国领导人对英国方并没有真正了解，而且在他的脑袋里还有一种误解。这误解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丘吉尔和英国参谋团一心要废止‘霸王’作战计划，并且，他们打算以进攻巴尔干半岛来代替这个计划。”我有责任化解这两个错误的想法。
调集了少量的登陆艇，才能明确指定执行“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无论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任何战役，都不需要这些登陆艇。我们两个师的士兵，要在敌人的抵抗之下，在意大利或者法国南部的海岸登陆，或者一起登陆，并且还要在5月如期进行“霸王”战役，这就需要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如果没有罗斯福总统曾经要我们发动的孟加拉湾战役，我拥有的两栖登陆的能力，就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我已经获得了所需要的时间，因为我已经答应罗斯福总统把“霸王”的日期定在5月，而罗斯福总统也已放弃了原定日期即5月1日。罗斯福总统是曾经答应蒋介石孟加拉湾战役发动一场战役，但是从来没有在会议上提过这一计划，如果我能说服他先放下这个诺言，或者放弃孟加拉湾计划，那么，我们既可以在地中海登陆进攻，又可以如期实行“霸王”战役。可是，后来很晚才决定出这些重要登陆的日期，而且是根据月光和天气，而不是我的需要决定的，它们都在6月6日开始。在我看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都已经办好了，因为回到开罗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被我说服，放弃了孟加拉湾计划，这一点我在后面也会讲到。但是当时，在德黑兰11月的早晨，我决定告诉斯大林大致的情况，因为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当时我认为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因为既然罗斯福总统和我已经商定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他会把这点亲自告诉斯大林的。我知道那将是在我和斯大林元帅会面之后的午宴上。
我信任的翻译员伯尔斯少校，记录了我和斯大林进行的秘密谈话，下述情况就是源于这些记录。
我先给斯大林元帅提醒说，不应该把我要说的当成是背后对美国人的毁谤，我是非常忠实于他们的。我对美国人的感情是很深的，因为我是半个美国人。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之间的沟通，有些事情还是直接说比较好。
在地中海，英国的军队比美国多两三倍，我们在兵力上相对美国人是占据优势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持续使用他们，生怕这些部队在地中海陷入瘫痪状态。在意大利，有十三四个师，其中的九个或十个师都是英国的。还有英美第五、第八两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全部都是英国人。我并不热衷于美国人提出的要求，即我们3月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作战进攻日本人。如果我们要在地中海开展所有必需性工作，并尽早发动“霸王”作战，就需要把孟加拉湾战役所需要的登陆艇调往地中海。是如期进行“霸王”战役，还是全力发动地中海战役，二者之间可以做出选择，但是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了。现在的情形是要在孟加拉湾战役和“霸王”战役的日期之间牺牲一个。地中海战役在最近两个月里已经出现窘状，因为美国人坚持要我们确定“霸王”战役的日期。在意大利，我们的士兵情绪比较低落，因为有七个师为了准备“霸王”战役被调走了：我们把三个调回国，美国人又调走四个。也因为如此，在意大利溃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抓住机会。不过，我们是在认真筹划着“霸王”战役，这一点倒是得到了证明。
尽早确定总司令人选也是十分重要的。“霸王”战役最高统帅的职位，可以选英国人担任，但这是在8月以前。美国人做“霸王”战役最高统帅，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在地中海方面，最高指挥应由我们担任，这一点我在魁北克会议上向罗斯福总统提过，他也接受了。虽然在登陆的时候，英美两国人数相当，但是过不了多久美国人就会占上风，开始几个月过去以后，他们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因此我觉得我的安排是很不错的。再者，在地中海战场，最高统帅由我们来担任，在我看来也是恰当的，不仅因为英国人在那里有优势，而且我对那里的战争有自己的计划。现在，罗斯福总统负责任命“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我会在确定人选之后，紧接着委任地中海最高司令和其他司令。但是，他一直没有决定人选，这与其国内高级领导有关。 我一再催促，他才答应在我们离开德黑兰之前给出结果。斯大林说应该这样。
接着我再次谈到登陆艇，这个问题已然成为绊脚石，我做了说明并给出原因。在地中海，即便调走了七个师，我们的部队仍然不在少数，而且大批英美的远征军也将集结到英国境内。只有依靠登陆艇，才能解决所有问题。“希特勒投降后，俄国将会对日本宣战，”这是两天前斯大林元帅发表的宣言中的一条重要信息。我听到后，当即给美国人提出建议，目的是使各方面都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供使用：我们应美国人要求在印度洋发起战役，请调更多的登陆艇以支援我们；或者为了帮助“霸王”战役初期的运输工作，从太平洋派一批登陆艇过去。如果俄国也对战日本，日本会加速溃败，这样一来，美国是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援助的，我知道美国对太平洋问题很敏感，就给他们指明了这一点。
我并不想搁置“霸王”战役，事实也绝对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在如期实施“霸王”战役的同时，满足地中海方面战役的所有必须条件。所以说，事实上我是在就一个微小的问题和美国人争论。我原想，在开罗我就可以让我们的参谋长，计划好如何处理有关细节。然而不巧的是，蒋介石也在现场，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中国的某些问题上。然而，为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最终还是可以调集足量登陆艇的，我对此很有信心。现在就“霸王”作战计划来进行讨论。指定日期为5月或6月间，届时，英国已经为大战准备好了十六个师的兵力，其总数会比五十万人稍多，因为除精锐部队外，还要算上军直属部队、登陆艇部队、防空部队和后勤人员。从地中海调来的历经沙场士兵也属于这一部分精锐部队。另外，为完成运输与保护陆军的任务，皇家海军还需要为英国提供任何可能的舰艇。此外，英国有约四千架第一线飞机，它们可以完成连续作战，属本土空军部队所辖。我认为，截至5月，美国总计会运来七八十万人，这种军事调度，在击毁敌人在大西洋的潜艇之后，是很可能完成的。虽然目前来看，他们运送的主要是空军部队和陆军物资，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运送部队，而且会以每月十五万人（或者更多）的速度持续运送四五个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进攻法国南部。时机方面，大概与展开“霸王”战役的同时，只要适宜，其他任何时间也可。我们要尽量把现驻地中海的二十二个或二十三个师调往法国南部，剩下的依然驻守意大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意大利敌方驻军。
意大利之战势在必行。德国在这里有九十个师，我们有亚历山大将军麾下的约五十万人和盟国的十三四个师。我们准备在12月间，使第八集团军将在蒙哥马利将军带领下，在天气极差，桥梁被毁的条件下，向前进军，在托雷河一带实行两栖登陆。与此同时，第五集团军也将英勇作战，以拖住敌军。也许可以用小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类比这场战役。我们只想在靴形意大利的狭长地带坚守，而不做向纵深内陆挺进的准备。
红军希望我们在法国北部展开攻势并取得胜利，斯大林说，这一点要提前说明。红军会认为，如果我们不在1944年5月作战，彻底意味着这一年内不会再有什么战事。运输将会因天气恶化而出现困难。如果欧洲不能在1944年出现大好战势，俄国人就难以为继。他恐怕红军心中认为他们是单方作战而不会有援助。红军早已没有战争的激情了。失望只会使人陷入沮丧，一旦出现战争真空，红军就会失望，这不是斯大林希望看到的。必须在行动上预防红军产生坏情绪，这是相当重要的。除非“霸王”战役会在约定的时间进行，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要弄清这一点的原因。
我说，当然要进行“霸王”战役，不过前提是美国和英国会向法国调动军队，而敌人纠合的部队不比我们多。我不怕登陆，但是我认为渡过海峡的部队必须有持续作战的能力。如果法国有德国人三四十个师，我恐怕在第三十天、四十天或五十天的时候，情况就难以预料。但是，假设是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取得胜利。那就是在红军牵制敌人的同时，我们又在意大利拖住敌人，然后土耳其应该会加入进来。
斯大林说，只要他能确认“霸王 ”战役会在5月或6月发动，他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以攻击德国人，因为这场战役的初步动作，就会给红军带来好的结果。最佳时机就在春季。在3月和4月里，少有战事，他可以借此调集部队和物资，紧接着5月和6月发动进攻。在东方战线方面，我们不必穿越海峡，也不必经过法国，德国人没有这两项拖延我们，他们很为此担心。目前德国正在把师团持续调往东方。他们已经没有兵力进攻法国了。盟国一旦援助了红军，正是德军害怕他们前进，他们偏偏向前挺进。他问道，什么时候才会发起“霸王”战役。
我说，对于“霸王”战役的日期，罗斯福总统会在午餐时给他解答，而我未经我的许可，无法告诉他。我认为他是满足于这个回答的。
没过多久，斯大林元帅和我，应罗斯福总统“三人足矣”之邀，分别向他的住处而去。我们的翻译员也出席午宴。“霸王”战役5月进行，我们二人都答应，此时，罗斯福这样告诉斯大林。我们郑重而公开允诺斯大林元帅，他明显为此而感到愉快。接下来谈的是一些轻松的话题。而其中只有关于俄国海洋出口问题的谈话被记录下来。一个陆地国家，幅员辽阔，人口接近两亿，在数月寒冬中，竟有一个如此泱泱的俄罗斯帝国，无法与浩瀚的海洋成功往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失当之举，而且会带来很大麻烦。
关于俄国不冻港，当斯大林元帅提起时，我没有指出什么难处。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更改《塞夫勒条约》的问题上，当他提及时，我说现在还不是谈论它的时候，我的计划是敦促土耳其加入我们。那我们将来再寻机宜说说这个问题，斯大林回道。俄国海军和船队在海洋上畅行，是我愿意看到的，而当它们造访时，我们也会热情迎接，我如是说。听到这里，斯大林指出寇松勋爵不是这样想的。彼时英俄两国的意见还没有得到统一。
罗斯福总统说，关于波罗的海，应在港口设自由区，交付托管基尔运河，各国商船应均可使用波罗的海。而世界贸易也可使用达达尼尔海峡。斯大林问起，我们也做出保证，这点同样适用于俄国贸易。
接下来，斯大林问，考虑到俄国，在远东方面怎样安排。我的回答是，海参崴已属于俄国。斯大林说，目前摩尔曼斯克是俄国人仅有的出海口，海参崴港口依赖着对马海峡，而且它处在冰封期。我回答说，愿望得到满足的国家，他们守着自己的一切而别无他求，只有这样才可以执掌世界政治，所以我希望排除俄国的困难。汲汲于私利的国家不能掌握世界政府，不然最终会导致危险。我们拥有实力，地位才会高于其余各国，但是，我们这几个国家没有理由过多要求什么，应效仿富豪，守护着自己家园，怡然自得。一些国家，他的人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没有一点野心，应由他们来维持和平。
短时间的间隔之后，下午四时，我们在苏联大使馆里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这和往常是一样的。全部出席，约有三十人。
罗斯福总统说，很高兴告诉在场各位，我们已经就重大的军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阿兰·布鲁克爵士说，在5月进行“霸王”战役，“同时在法国南部，届时只要登陆艇允许，发起尽可能大规模的支援性战役，以配合它。”这是英美两国的三军参谋长举行完联席会议给我们的建议。
我接下来强调说，为使东方战役、西方战役以及地中海各地的战役达到全面配合，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苏联军事当局最密切的联系要一直维持下去。也就是说，为使这只野兽在各个方向都没有出路，我们三大国要收紧包围圈。纵览我们举行的联合战役，“霸王”战役是最大的一次，为了发动这场战役，必须做好详细的参谋工作。
斯大林说，参谋们作出这个决定意义的重大，执行这项决定也存在困难，这些他都了解。登陆不久，兵力要疏散开来，这个时候是“霸王”战役的危险期。德国人为了达到给“霸王” 战役制造最大困难的目的，可能会在这个关键时机从东方增调部队。他会在5月领导俄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不让任何一支强大的德国部队从东方调来。
罗斯福总统对所有战场配合作战时机的重要性做了说明。他建议，既然三国参谋人员已经长时间合作过了，就应该维持下去。他已经告知斯大林元帅，委派“霸王”战役的统帅工作接下来就会完成。可能会三四天内选定，他会同自己的参谋人员和我磋商。斯大林和我都赞成这一点。英美两国参谋人员应该迅速回到开罗，以商定各项细节，因为主要的军事问题已经确定下来。
重大决议既然已经通过，那么就应竭尽全力，想尽办法得到更多登陆艇，我补充说，应该可以实现这点，因为现在还有五个月才会进行“霸王”战役，而我们又可以运用美国和英国的一切资源。既然决定进行“霸王”战役，那就要在实行它时赋予它压倒其他一切的优先力量。参谋人员如果可以尽力增加最初进攻的力量，这将是我的愿望。
配合掩护的计划有没有什么困难？我问三国参谋人员。斯大林解释说，俄国人把坦克、飞机和机场都伪装下来，出色使用了蒙蔽敌人的策略，事实证明，要成功蒙蔽敌人，也可以利用无线电。为了拟定有关策略来实现联合掩护和蒙蔽敌人，参谋人员应进行合作，他对此完全同意。我说了下面一句话，经过翻译是这样的：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非常同意“战争期间，必须经常用谎言来保护真理，因为真理是如此珍贵”。在这种气氛中，我们十分愉快的结束了这次正式会议。
当时，我提议，参谋人员应为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我本人拟定并提交一份有关军事会谈的简短公告。内容应当精简、含蓄，还要暗示德国不久就会灭亡。所以下列公报就拟定出来了，而且获得大家一致同意：
我们的圆桌会议也有我们的军事参谋人员参与。为了摧毁德国的实力，我们已经使各自计划互相配合。关于未来东方、西方和南方战役的规模及时机的圆满协议，已经达成了。
我要求第三次宴会由我来做主，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苏联大使馆中聚会或者聚餐。这个问题是没有必要争论的：按年龄，我岁数比罗斯福或斯大林大四五岁，按字母顺序，“英国”和我的名字都是靠前的；三个政府中，英国比其余两国成立早几百年，是成立最久的一个政府；有一点我没有说，虽然我可以说，那就是我们的参战时间最长；最后一点，我的生日11月30日。这些理由是他们无法辩驳的，尤其是最后一点。宴会各项准备工作由我们的公使主持，除了军政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某些高级官员，差不多四十位客人受到款待。斯大林到达以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治警察非要彻底搜查英国公使馆不可，他们不会忽略一扇门，不会错过一个坐垫；在所有的门窗旁边，大约守着五十个俄国武装警察，当然还有他们的将军在指挥。美国的保安人员随处可见。然而，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兴高采烈的斯大林在卫队的周密防护下来到公使馆；罗斯福总统坐着轮椅前来，表情愉悦又亲和，我们渐渐露出笑脸。
值得纪念的是，我一生中有这样的时光。美国总统坐在我的右边，俄国的领袖坐在我的左边。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令人恐惧的战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大约两千万军队联合在一起，而我们有幸能够指挥他们。这些军队包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海军和四分之三的空军。1940年夏天，我们势单力薄，因为除了海军和空军，德国和意大利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资源，他们的力量无坚不摧、无法抵挡，而我们可以说是手无寸铁。我们不能不感到欣慰的是，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在成功的漫长征程中坚持了很久。罗斯福先生送给我一个漂亮的波斯瓷瓶，这是他给我的寿礼。虽然在我归国途中这个瓶子被打得粉碎，但后来经过巧妙修理，被我珍藏起来。
在宴会中，我和两位尊贵的客人进行交谈，那是十分愉快的。“将由谁来指挥‘霸王’战役？”斯大林两次提起他在会议上的问题。我说，目前总统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对面不远处坐着的马歇尔将军会荣膺此任的，至少截止到目前将是这种情况。对于这点，斯大林明显非常高兴。布鲁克在我们1942年8月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对俄国人的态度非常冷漠和粗鲁。所以，他后来谈到布鲁克将军，认为布鲁克不待见俄国人。我说，军人的粗鲁和坚忍，很容易在和他们的军事同僚讨论战争问题时表现出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斯大林凝望着房间那边的布鲁克，说，如果是这样，他就更喜欢他们了。
“为了我们两位重要贵宾的健康，干杯。”我在适当的时间提了这个建议。总统建议为我的健康一饮而尽，并祝我长寿。接着，斯大林也向我祝贺，用了一样的贺词。
接着还有许多非正式的祝酒，是按照俄国的习俗进行的，这对如此性质的宴会显然是很恰当的。霍普金斯高兴地讲了一句话，引起了全场捧腹大笑。他说，“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而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也没有具体规定下来，对此我进行长期根本性研究”，从结果来看，“我发现，温斯顿·丘吉尔在任何时候按自己的意愿左右它们，这就在英国宪法的规定和战时内阁的权力”。这个玩笑开得多么毫无依据，本书读者应该是了解的。不得不说，国会和我的内阁同僚，忠心地支持我对战争的各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遇到重大问题，我也很少不被认可。在我们三个人中，只有我随时会被下院解除职权，而下院是根据普选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而且，每天受到代表国内各政党的战时内阁舆论监督的情况，也只在我身上有。然而，我多次提醒我两位伟大的战友时，都是怀着骄傲的心情。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是有规定的，根据美国宪法，他不仅是绝对的总统，而且几乎绝对拥有总司令的职权。而斯大林，在以前的俄国，似乎他就总揽最高权力，而现在这一点可以确认无疑。我不得不通过说服和劝导，而他们可以以下命令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我也欣然接受我的工作方式。虽然程序比较繁琐，但是却没有理由对这样的工作方式抱怨什么。
很多人在宴会过程中致词。包括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将军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发言了。但是，我对布鲁克将军的讲话有明显深刻的印象。我曾请他撰写记录，现在我要引用在此。布鲁克写道：
“罗斯福总统在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提议为我的健康干杯，他太客气了，并且谈到我父亲当年到海德公园拜会他父亲的情况。当他就要说完时，斯大林站了起来，说他也要祝酒，而当时我正在想，罗斯福总统的话多么平和，我要回答是很容易的。斯大林就接着往下说。但是话里有话，是在说我没有对红军表示真诚的友谊，没有完全真正了解到红军的优秀卓越品质，他希望，对红军的士兵，我以后会有更深厚的战友情谊！
“我想不出他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些指责，所以在听到这些指责时颇为吃惊。但是，当时我已经相当了解斯大林，我知道，可能他过去对我有一些尊敬，如果我无言以对坐下来，那么任何这种尊敬都会荡然无存，而且以后他还会继续攻击我。
“所以我立起来，表达了对总统亲切话语的莫大感激，之后转向斯大林，对他说了一段话，内容大概如下：
“‘斯大林元帅，请允许我对你的祝酒词谈论一下。令我万分惊讶的是，你会认为必须对我毫无根据的指责一通。你肯定不会忘记，丘吉尔先生在今天早晨讨论掩护计划时说的话，他说，“在战争期间，只有谎言可以保护真理。”你在发动重要进攻时，也向来是对外界遮掩真实目的的，这你肯定记得，因为是你本人亲口告诉我们的。你在那些关系重大的战场上，会把真正的目的一再隐藏，却把所有伪装坦克和伪装飞机都集中过去，这也是你对我们说的话。
“‘那么，你之所以看不到我对红军的真挚友情，也看不到我对所有红军中成员真挚的战友之情，是因为，伪装的坦克和伪装的飞机把斯大林元帅你蒙蔽。’”
帕夫洛夫把布鲁克上面的话一字不落地翻译给斯大林，而我当时就在注视着他的表情。他的表情深不可测。但是，布鲁克说完以后，他对我说：“这个人，我喜欢。他的话像是肺腑之言。我想过后和他聊聊。”他明显对此有很大兴趣。我们最后都向前厅走去，在这里，随便找到谁，就和他边走边聊。我感觉，这里有一种战友情谊，这种战友情谊体现的是我们伟大同盟中前所未有的团结和亲切。伦道夫和萨拉在客人为我祝寿敬酒时进来了，事实上我没有邀请他们。罗斯福总统自然是熟悉他们的，现在，斯大林专门把他们从人群中找出来，非常亲切地问候他们。
我正在周围闲走，在一小群人中，我看见斯大林和布鲁克（我称他为“布鲁基”）正对面而坐。在布鲁克将军记录里，继续写道：
“首相在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对我说，当我说起‘真理’和‘谎言’的时候，他觉得一丝担心，不知道我接下来还会说什么。但是他安慰我说，斯大林对我敬酒时的回敬有很好的反应。所以，我决定去接待室，关于他这次对我的攻讦，要再和他谈论一下。我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我很惊异，也十分难过，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在祝酒的时候那样指责我。‘最好的友谊往往因为误会而产生。’帕夫洛夫翻译后，他立即这样回复我，并和我热情地握手。现在我发现，似乎所有不快都不存在了。斯大林实际上是信任我这位朋友的，而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之上的，在共同工作以来，这种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的。”
过了凌晨二时，我们才做最后道别。警卫队护送着斯大林元帅离开了，也有人护送罗斯福总统去了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住处。上床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气力了，但是，我觉得非常满足，深深感到今天所有的事相当成功。对我来说，这一天真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