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斯大林谈论德国——波兰及其边界问题——罗斯福“四大警察”的计划——我遵照王命，赠授“列宁格勒荣誉宝剑”——第二次全体会议——斯大林问“霸王”战役最高指挥官——“霸王”战役和意大利战役，我阐明英国的观点——巴尔干半岛敌人三十个师——如何劝土耳其参战——保加利亚的地位——就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日期展开争论——不削弱意大利战役的重要性——土耳其问题——斯大林拿“霸王”战役的问题直接问我——我表明反对集体枪杀德国人的立场
罗斯福、斯大林和我，除了在正式会议上，在午餐和晚宴上也进行过谈论。大家在这种场合下的兴致很高。我们无所不谈，没有什么事是听不进去的。甚至可以说，这些谈论是更重要的。28日，在这个星期天的晚上，罗斯福总统举办宴会款待我们。包括翻译员在内，到场的总共有十个人（或者是十一个）。不久，我们谈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认真。
我们共进第一天晚餐之后，在大厅里信步走着。这时，我请斯大林来到一张沙发旁。我们战胜以后，事态将如何发展，我提议和他谈一谈。他表示赞成，我们就坐下来了。后来艾登也加入了。斯大林元帅说：“首先，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应该想一想。”令他担心的是，德国的国家主义会再次高涨。他认为，德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可能性很大，而且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会再一次发动战争。凡尔赛会议以后，看似和平在望，但是不久，德国又挑起战端。因此，为了让德国不能再次发动战争，我们一定要成立一个强大的相关机构。德国会再惹战事，他对此深信不疑。我问他：“多长时间之后？”他回答说：“十五到二十年。”我说，如果我们只能维持战后和平十五到二十年，是愧对我们的士兵的，这个世界至少必须有五十年的和平。
德国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他们不但勤劳过人，而且智慧超群，斯大林认为，他们很快就会恢复好，我们应该想办法束缚他们的制造能力。我回答说，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他们。我的想法是，不管军用还是民用，他们所有的航空事业都要禁止，还要禁止他们设立总参谋部制度。斯大林问我：“在钟表厂和家具厂里，他们也能制造炮弹零件，你要不要也禁止呢？德国人曾经教会几十万人怎样射击，就是通过制造玩具步枪。”
我说：“什么事都不能定于一役。我们在世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些经验。至少五十年，世界没有战争，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办法有：解除德国人的武装，并且禁止他们重新武装；监察他们的工厂，禁用一切航空行为；在长久而又深层意义上，变更他们的领土。为了彼此之间的利益，英美苏三方能否保持密切的友谊关系，同时监督德国。只要我们能看到事情的危险性，就不害怕发出命令。”一切又把我们带回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上次大战以后就实行过管制，但结果是失败的。”
我回答说：“上次是因为我们经验不足，上次的战争和今天战争一样，都是在民族范围上的。当时的会议，俄国并没有参加。这次就不一样了。”我总是想，应该把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大的、非战争性的和平的联邦，这样就可以孤立并制约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相比，我认为对待普鲁士要更严厉，这样受此影响的前者就不敢再和后者一起贸然滋事。但这都是战争年代的心情，这一点不能忽视。
斯大林作的评价是：“你说的这些已经很好了，但是还不够好。”
我接着说，我们三个国家都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绝对没有任何义务减少战争储备。俄国要有俄国的陆军，英国和美国要有各自的海军和空军，此外，三个国家还要有其他的军事作为。“我们的失败，可能会导致一百年的混乱局面；如果我们强大了，我们就能履行捍卫世界的任务。我们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我接着说，“当然了，不仅仅只是维持护和平，三个国家也将指引世界的发展方向。我的意愿绝对不是把任何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使其接受，我要的是自由的权利，并且要求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下去。我们要维持友好关系，三个国家一定要从一而终，如此一来，所有国家的人民才能保证安居乐业。”
该如何对待德国，斯大林又问起来。
我答道，我反对的只是德国的领导人物，他们组成的团体是危险，而不是反对德国劳动者。也有许多劳动者，就在德国师的队伍里，他们听从命令，参与战斗，斯大林说。德国战俘中有一些是来自劳动阶级（也许他指的是“共产党”，但记录就是这样）。为什么为希特勒而战？他问他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在执行命令。”这些战俘就被他枪决了。
我建议就波兰进行探讨。他表示赞同，并且请我先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说，对我们而言，波兰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曾经为了波兰而开战。虽然在疆界问题上，我没有做出过任何承诺，但是我想和俄国人真诚地讨论这个最重要问题，也就是俄国西部的边疆的安全。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斯大林元帅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一起研讨并达成相关协议。而且要保卫俄国的西部边疆，必须要做的是什么，斯大林元帅应该告诉我们。可能是在1944年，这一次在欧洲的战役都会结束，战后的苏联将会空前强大，不管俄国会在波兰问题上做出什么决定，都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如同士兵会“向左对齐”挪动两步，波兰可以往西延伸，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德国的脚趾如果让波兰踩了一脚，那也无可奈何。但是波兰，一定要是一个强大的波兰。欧洲好比一个管弦乐队，波兰则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乐器。
必须使波兰人民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不应该使其消失，斯大林说。
“我们尝试划一下边界，可以吗？”我问。
“可以。”
“我不能划定边界线，议会没有给我这个权力，相信也没有给罗斯福总统。但是，在给波兰人提出建议，并劝其接受之前，三国首要是不是可以一起努力，为此确定一种相关政策。我们目前都在德黑兰，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赞同对此进行研究，斯大林问我，那就不必请波兰人加入了，是吧。我说“是的”，与波兰人交涉之前，我们要就此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就在这时，艾登先生过来插话。他说，就在当天下午，斯大林已经表示同意，波兰人可以向西发展到达奥德河。对于这种见识，他颇为意外，并且从中得到很大鼓励，因为前途一片光明。“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打算吃掉波兰？”斯大林问。俄国人会吃多少我不知道，你们消化不了的有多少我也不知道。这是艾登的回答。说斯大林说，虽然德国可能会被他们咬下来一块，但是如果是任何别人的东西，俄国人不会强夺。波兰可以在西边弥补在东方丢失土地的损失，艾登说。波兰人可能会在西方找补，但是他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斯大林说。后来，我把我对波兰往西扩张的想法，用三根火柴棍做了形象的说明，对此，斯大林很开心。就在这种氛围里，我们大家短暂分别了。
三个国家的军事统领会议是在29日的早晨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是在下午，以我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建议，在这之前我和他一起吃午餐。因为我知道，斯大林曾经和他有过私密会谈。这是自然的，现在他们在同一个大使馆里。但是遭到罗斯福的婉拒。他派哈里曼向我解释，说不想让斯大林听到我们俩私下谈话的消息，为此我很纳闷，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应该同样地相信对方。对于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罗斯福总统有他的计划，他在午餐后又和斯大林以及莫洛托夫会了面，并且特别对此进行了讨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重要问题。此类计划的执行者应该是“四大警察”：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对此斯大林不是完全同意。他说，欧洲各个小国是不会欢迎“四大警察”的。如果使中国有权对欧洲国家发号施令，即使战后的中国会变强，欧洲各国也会反感，更何况中国不会变强。苏联的首脑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比罗斯福总统看得更远，判断得更符合实际。斯大林当时有另外一个建议，是这样的：在欧洲和远东各成立一个委员会，英国、俄国、美国以及另外一个可能的欧洲国家一起组成欧洲委员会。罗斯福总统的回复是：我的建议是，分别在欧洲、远东和美洲成立区域性委员会，两者是相类似的。好像他说得不够详细，我的计划是：就由这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再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最高委员会。但是我不可能去纠正这种错误的想法，因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会谈经过。
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始时间是四点，在这之前，我奉国王命令赠送宝剑。为了纪念伟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国王陛下采用特殊设计铸就了这把宝剑。外面大厅里，俄国的官兵济济一堂。我言简意赅地说明经过，就开始传递这把金光灿烂的宝剑。宝剑首先交到斯大林元帅手里，被他以着实动人的姿态捧到唇边，轻吻其鞘，然后，传给了伏罗希洛夫，又被他放下来。俄国仪仗队护送着宝剑，庄重地向外面捧出去。我看见，在队伍朝着大厅外行进的时刻，罗斯福总统在大厅角落里坐着，很明显，他被这个典礼触动了。然后我们转入会议室，在圆桌周围落座。这次参谋长们都入席了，他们经过上午辛勤的讨论，现在前来报告结果。
我们应该从现在到“霸王”战役开始的这段时间内，在地中海有所作为，不然的话，德国人有可能会把意大利的军队调到俄国或法国北部，这是我们对各种作战计划进行研究之后认识到的，帝国总参谋长说。他们还设想过，为了牵制巴尔干半岛上的德国师团，并加速使土耳其参战，可以把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警戒线继续向上推进，并强化南斯拉夫的游击部队。他们还研究了在法国南部的、配合“霸王”作战的登陆计划。波特尔已经对我方的空战兵力做了重新检查，马歇尔对集结在英国的美国兵力做了检查。
在欧洲战场上，西方同盟国家要面对的问题是船舶、登陆艇及机场，而不是部队或物资。这些马歇尔将军也谈到了。比方说“霸王”作战计划，军队和物资都会按计划运送。然而，机场却要离战场很近，方便获得战斗机；登陆艇数量严重不足，而急需的登陆艇还要每艘能够运载四十辆坦克。登陆艇几乎总是变动不定，并且在同盟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中，突显出来。要加大“霸王”计划初期进攻的规模，要在地中海打响我们认为正确的战役，为了这两个目的，英国和美国都在加速造舰计划。
接下来是关键所在：“‘霸王’作战计划由谁来指挥？”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应是：目前还没有决定。一切相关准备必须由一个指定的人选来负责，不然这个作战计划肯定一无所获，斯大林说得直接又坦率。我们已经对此采取措施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在英国军官摩根将军领导下，已经为这场战役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事实上，就是这个最高司令官的人选一直还定不下来，其他所有事宜都定好了，这是罗斯福的回答。斯大林的意见是：我们任命的这位最高统帅，可能会因为与摩根将军见解完全不同，而一切重头来过，所以必须马上指定这个人选，他不仅要负责筹备，还要负责执行。
我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任命摩根将军为未来最高统帅的总参谋长，是在几个月以前，罗斯福总统和我对此是同意的。美国在兵力上占据优势，而且他们还有组织进攻队伍的责任，所以，如果由美国统帅来指挥，国王陛下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地中海战场统帅一职，理应由英国人担任，因为几乎全部海军都是英国的，同时我们陆军方面的优势也是很明显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与其在大型会议上讨论最高统帅的任命问题，不如由三国政府首脑来讨论，这样更合适。斯大林说，苏联政府不需要对任命问题发言，最重要的是及早确定这一人选，他们只是想知道谁是这一人选；而且选定的那位将军不仅有责任筹备作战计划，还要负责执行安排。决定指挥“霸王”战役的人选，是一个是最重要的、有待解决问题，我认为也是这样。而且我说，最迟要在两周内，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代表英国发表了意见。我说，我有些忧虑，因为许多复杂的问题在我们面前。此次议会，我们代表着全球人口中的十二到十四亿人民，我们能否做出正确的结论，将会决定他们的命运。所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重大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和道义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会议就不能结束；军事小组委员会要对它们进行讨论，我只是要对这个问题专门说一说。
集结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对“霸王”作战计划有何种帮助？尤其要说到驻在意大利的军队，他们能使在法国南部发动的进攻达到怎样的规模？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计划，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都提及了，但是，在我们进行详细研究之前，谁也不能发表最终意见。钳形攻势有其重要性，斯大林的强调也非常正确，虽然如此，如果在主力部队到达以前，就使用少量兵力发动进攻，无疑是效果甚微的，因为它会先被敌人消灭。我说，应该保留地中海的登陆艇，使其运输力量达到两个师的兵力。我们获得这些登陆艇以后，就可以不必采取既缓慢又相当困难的正面进攻，而用海上包围战术，从意大利的中部把警戒线向前推进，这完全是我的个人意见。再有一点，在土耳其战斗的同时，这些登陆艇能帮我们夺取罗得岛，使爱琴海畅通无阻。五六个月以后，我们还可以用这批登陆艇从海上进攻法国南部，以协助“霸王”战役。
很明显，我们要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些作战计划，还要想好作战时机。但是如果上面说的都能实现，我们是很有希望成功。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可以运送两个师的登陆艇真的留在地中海，必然产生两个结果：启动“霸王”作战计划的日期，被推到六到八个星期以后；或者已经调去东方准备袭击日本的战舰，再被调回来，以至于我们进退维谷。因此，我们要分析、衡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程度。我说，苏联在战场上的成功，使英国同盟欢欣鼓舞，并且他们深深折服、油然起敬。我也将怀着感激之心，聆听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斯拉夫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总计下来，敌军有三十个师团被英勇的游击队牵制着：在巴尔干半岛上至少二十一个德国师团，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也驻着九个保加利亚师团。因此，在巴尔干战场，我们确实可以尽力分散敌军的力量，我们在未来和敌人苦战时，也能因此少些压力。在巴尔干身上，我们是没有一点非分之想的，都是为了完成牢牢困住这三十个德国师的总目标。对于尚未处理的政治问题，应该由莫洛托夫先生、艾登先生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进行会谈，并在会议上做报告，我们一定会在工作上理解支持他们的。在政治方面，我们的苏联朋友以及盟国政府，对以上看法有没有困难？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只是举例说明。军事上说，在这个地区，提供物资装备，发起突击战斗，就可以援助游击队伍，不需要大肆调动军队。
最后就是土耳其，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在圣诞节以前，作为土耳其盟国的英国，要说服或劝导土耳其加入战争。目前，这是我们已经接受的任务，如果罗斯福总统有心插手并且领导此事，那么英国政府很乐意交给他。为了促使土耳其加入，英国会全力以赴，对此我愿代表英王陛下的政府做保证。从军事上说，土耳其加入进来后，同盟国顶多会有两三个师被占去。
然后我问苏联政府是怎么看待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对德宣战以后，如果保加利亚要进攻土耳其，就会立马变成苏联的敌人。”我问他们会不会这样通告保加利亚。最能促使土耳其参战的方法是什么？我建议莫洛托夫、艾登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对此进行探讨，然后就这一点在会上提出方案。这一旦变成现实，德国就会深受打击，保加利亚也会被削弱，也会给匈牙利造成很大影响。至于罗马尼亚，它为了不计条件投降已经想尽办法。减轻俄国所受到的压力，使“霸王”作战计划获得成功的希望最大化，是我思考地中海各方面战役的目的所在。
大约十分钟，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发言。然后，斯大林做出保证说：“苏联政府会向保加利亚宣战的，如果它在土耳其参战后发动战事的话。”我对此表示感谢，并问：可不可以这样告知土耳其。当然可以，斯大林说。接下来，他对巴尔干半岛各国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完全同意援助游击队伍，认为我们不存在意见分歧。但是接下来，他坦率地补充说，在俄国人看来，如果要在此次会议上谈论军事，必须首重“霸王”作战计划。而土耳其参战，援助南斯拉夫和夺取罗马，都是相对次要的。
如果如建议所说，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那么它应该完成什么任务，必须确切地指明。在抵抗德军的战争中，俄国是迫切需要援助的。要尽早全面实施“霸王”作战计划，这是对俄国最有力的援助。要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做出决定。第一，要确定在5月执行计划，这个日期不能延迟。第二，登陆法国南部的时机。为了支援“霸王”战役，最好是在之前两三个月实现登陆；如果不能，也可以同时进行；如果同时进行也不行，稍微晚点登陆也是好的。在支援“霸王”战役上说，进攻法国南部是有益的，而在地中海的攻占罗马以及其他作战行动，只能起到牵制作用。
第三，要决定任命谁为“霸王”作战计划的最高统帅。“霸王”作战计划的筹备安排，只有在最高统帅决定以后才能顺利开展。希望各位能在会议结束之前做出决定，最晚也要在会后一周内决定，斯大林说，苏联方的愿望是知晓谁当选这个最高司令官，至于决定选谁，是英美两国政府的问题。
罗斯福总统说，在“霸王”作战计划问题上，我们都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只是还不能在日期上达成共识。如果地中海保留这些登陆艇和相关装备，“霸王”战役会被推迟到6月或7月；最起码要放弃一场地中海的战役，才能保证“霸王”战役在5月发动。显然，延迟“霸王”，会引发危险情况。如果在地中海东部进行的远征，就算我们只用三个师的力量，这种远征，也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我们调动更多的军队，我们也无法阻止。一旦出现这种场面，就算 “霸王”作战计划能在7月启动，也将受到妨碍。
巴尔干半岛牵制着德国和保加利亚三十个师团，我谈过这个问题，接下来罗斯福先生也提到了。他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利用突击部队来加强对他们的围困。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威胁到其他战场，把他们辖制在这个地区就可以了。很明显，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支援铁托不能占用“霸王”作战计划的兵力。
斯大林说，南斯拉夫有德国八个师，希腊有五个，保加利亚有三个，法国有二十五个。这是他获得的情报。他不希望“霸王”作战计划推迟到 5月以后，也不会同意。
我的回答是，综合大家的意见，我们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我也愿意代表英国政府倾尽全力，尽早实施“霸王”战役，但是如果要我做出保证，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在地中海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不能只为了早一两个月进行“霸王”战役，就狠心割舍或者放弃它，好像这种前景不值一提似的。驻在地中海的强大的英国陆军，应当与美国盟军合力，竭力与敌人作战。如果要他们在接近六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战斗，我不同意。我期望的是，意大利的大批德国军队被英美联军合力击溃，我们向罗马北部挺进，并且在意大利前线拖住大批德国部队。如果我们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停止在意大利作战，不图进取，无异于是对我们军队的错误安排。而且这么一来，陆地作战的重任几乎由俄国人来承担，我们会因此受到谴责。
斯大林说，他的意思根本不是在冬季停止所有在意大利的战役。
把登陆艇从地中海调出去，无异于让我们在那里少进行几次战役，我解释说。第一，从现在开始，在欧洲西北部，充分削弱德国战斗机组的力量，直到我们发起进攻；第二，必须在法国和低海拔国家，牵制德国的后备军兵力，使其在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最多有十二个善战的满员机动师；第三，在战斗打响的前六十天，德国人从其他战场调回的兵力不能多于十五个善战师。这是“霸王”战役的三个先决条件，我提醒斯大林。我们想尽办法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牵制德国人，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条件。我们的力量当然也会因土耳其参战而更强大，但是土耳其并不是必要条件。德国人大多是从法国调出军队，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为了防止他们再把军队调回法国，我们要在意大利对德国持续施加压力。目前，我们能够与敌人作战的战场只有一个，必须在这里和敌人相持下去。我们要成功创造“霸王”战役的前提条件，冬天在地中海尽量与之进行激烈的战斗，将是非常理想的。
斯大林问，还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德国在法国有十三四个机动师，还能从其他战场调过来十五个师以上的兵力，那时又当如何？“霸王”战役还要不要进行呢？
我说：“要，当然要进行。”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土耳其。要促使它在今年年底加入，对此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在它参战之后，唯一的军事行为就是，在其安纳托利亚机场上部署我们的飞机，并取得罗得岛。应对这样的场面，一个突击师和一些护卫队就足够了。至于爱琴海的其他岛屿，如果罗得岛和土耳其的空军基地在我们手里，可以随时让他们丧失战斗能力。可以认为，我们在很小的程度上有义务采取这些军事行动，而不会背上无比沉重的包袱。如果力促土耳其加入的计划落空，那么我们只好就此打住。但是，德国人却可以因为土耳其不参战而得到缓解。土耳其参战，拿下罗得岛，爱琴海其他诸岛的德国军队被迫撤走——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些，目前在埃及驻防的部队和空军，就不必只是防守，他们可以全部向北移动去参加战斗。我们在土耳其身上，还有这一个深层用意。
不能认为土耳其问题是一个普通问题。恰如罗斯福总统所言和马歇尔将军所言，能不能获得登陆艇、能不能运送部队部队穿过大海，将决定我们各项战役的规模、性质和时机。我说，在地中海区域，如果不能保留必需的少量登陆艇，也不能从其他战场调来，那么任何规模的作战行动，包括进攻法国南部在内，都将无法进行，尽管我会随时耐心地、详尽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仔细考虑过这些因素以后，才能做出决定。斯大林建议明确给出军事技术委员会任务范围，我说我对此表示同意。并且我建议，应该由三国政府领袖，分别拟定任务的全部内容。
对此再次考虑之后，斯大林觉得没有成立军事委员会的必要，也不必在仔细研究各个细节之后再做决定。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任命总司令、在法国南部能否配合发动战役，这几个是关键性问题，都要由全体会议做出决定。同时他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成立外长委员会。在德黑兰他不能延迟到12月1日再结束访问，最晚也不能比12月2日晚。所以对他来说，给委员会任命委员只会延迟会议结束的时间。
如果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则这个机构的工作任务，罗斯福总统说，他已经简单地拟定好了，内容一共两句话：第一，1944年的主要战役是“霸王”战役，三国参谋长委员会要认识这一点并确定下来；第二，对于辅助“霸王”的战役，会不会耽误“霸王作战计划，委员会要经过十分谨慎的考虑之后，对于如何实行这些战役给出建议。对此我们都同意。
斯大林说，尤其是“霸王”战役需要与俄方战场的战役互相配合，为此苏联政府对其实行日期特别关心。罗斯福总统说，其实“霸王”战役的日期，已经在魁北克会议做了决定，只是某些改变我们不得不考虑，因为从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
斯大林坐在桌子对面，望着我，快要散会的时候，他问我：“关于‘霸王’战役，我想直接问首相一个问题：首相和英国官方对‘霸王’战役真的有信心？”我回答他说：“我们一定会全心全力横渡海峡和德国人激烈战斗，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容推脱，前提是时机正确，上述进行‘霸王’战役的条件都得到满足。”讨论到这，我们就散会了。
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我们。参加的人数是被严格限制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克尔、我和艾登以及我们的翻译员。在大会的辛劳之后，大家兴高采烈，一再干杯。我们受斯大林之邀参加晚宴。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哈里曼、克拉克·科尔、我、艾登和我们的翻译员，这些人都是严格筛选的。大会开得有点累，现在大家兴致很高，喝了一杯又一杯。埃利奥特·罗斯福飞到这来和他父亲相聚，不久，他就出现在门口了。于是，他被请进来，在桌子旁边坐下。他造成了不小的误解，因为他老是在我们谈话时插嘴，听到我们后来谈话时又添油加醋。斯大林元帅语气平静，谈到一个严肃甚至可畏的问题，那就是惩罚德国人。而在这之前，他和我开了许多玩笑，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这是霍普金斯传记上说的。斯大林说，依靠将近五万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希特勒的陆军实力才会如此强大，必须要消灭德国的总参谋部。要瓦解德国的军事力量，就要在战争结束时，抓住这些人并把他们枪决。一听到这句话，当时我就想这样回答：“对于集体枪决的行为，英国议会和人民是永远不能坐视不管的。就算他们是在战争中，意气用事允许这样，但是只要这种残忍行为一出现，他们就会对责任人强烈声讨。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人不应该想得太过分。”
但是，斯大林接着说：“这五万人一定要处死。”也许是玩笑话，他还在说这个问题。我听了很生气，就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耻辱，让它玷污我和我国家的荣誉，我可不愿意，我宁肯现在被押到花园里一枪打死。”
罗斯福总统这时插嘴说，不应该枪毙五万人，而是四万九千人。如此调和，他当然是希望博大家开怀一笑，忘了这个问题。为了使我相信这只不过是玩笑话，艾登也向用身体和语言频频向我暗示。但是，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埃利奥特·罗斯福，对斯大林元帅的想法，是真心赞同，并且确信美国军队会支持这种做法。这时，他站起来对此发表演说。我不胜其扰，站起来向隔壁房间走去。屋里灯光昏暗，我刚到那里，肩膀就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是斯大林，他和莫洛托夫站在一起，两个人面带笑容。原来问题的严肃性他们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对此他们诚恳地向我解释，并请我回到原来的房间，我同意了。除了这一节，我们整个晚上都很愉快。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觉得这背后有一些认真的意味，要我完全相信这只是玩笑，不大可能。但是，当时斯大林表现出的神态是那么有魅力，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见到过；他的风度是很吸引人的，前提是他愿意拿出这种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