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在上一讲讨论了笛卡尔的要求，即思维过程不应该遗漏任何一个阶段，并且我试图向诸位指出，恰恰是在什么意义上，笛卡尔的公理与辨证思维的程序互不相容。此外，对此的反对意见绝不是首先由黑格尔提出来的，而是首先由法国著名的复辟哲学家迈斯特提出来的， [1] 迈斯特在模仿老年培根对假象的批判（假象学说 [2] 随后在18世纪得到复兴）时谈到了“等级的假象”（idole d'échelle） [3] ，也就是阶梯的假象，即人们仅需一步一步地活动，思想不能飞跃，这基本上意味着思想本身不能跑到前面，它真正说来不能带来任何它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人们几乎可以说，在“飞矢悖论” [4] 的意义上，前后一贯的笛卡尔式的诫命，即在自身中完全连续的、无间隙的思维，必然导致纯粹的同义反复。但是，这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尽管从客观的方面来看，它似乎相当有力地为批判单纯阶梯式的思维奠定了基础。毋宁说，辩证法（至少是我相信可以被理解的辩证法，以及被仔细审查后由黑格尔本人本刚好在《精神现象学》当中处理的辩证法）反抗的环节，乃是思维的强制性特征。在逻辑上的强制概念——无所遗漏的操作，在该操作中根本没有留下其他选择的可能性（Ausweichmöglichkeit）——和人们在心理学上用“强迫症”概念来描述的东西——即被迫服从某种规矩并被束缚于秩序，没有能力拥有任何自由的人——之间，在这两种强制概念，即单纯逻辑上的强制概念和具有程式化强制特征的强制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异常强大的亲和性，正如路德维希·托马的戏剧《小亲戚》 [5]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这部戏，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这部戏当中，一个来自大霍伊巴赫（Großheubach）的火车站长出人意料地拜访了他学术圈的亲戚，这对夫妇正想为自己的小女儿寻觅一个如意郎君，而且他们作出了最徒劳的努力来摆脱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亲戚，以免他用某种方法危害到上等的婚礼计划，但火车站长是根本无法被劝阻的，因为他反复强调，一切都必须处在正确的“范畴”当中］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把一切都归入固定范畴的人物形象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甚至到后来，当我读到康德和康德那里的范畴演绎 [6] 时，我也没能成功地将来自大霍伊巴赫火车站长的画面完全从脑海中抹去。究竟是康德的错，还是我自己的错，我先搁一搁。
无论如何，这里面存在着辩证思维的某种义务，这种义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们刚才详细讨论的那种反对意见。也就是说，思维的义务就在于某种流动性（Mobilität），也就是说，思想有义务不让自己被严格地固定在一个地方，有义务不让自己被逼迫和停留在一个地方，在这里总是能正好发现被选取的对象或者论证。这一点在我还远远没有把对辩证法的考虑、对辩证哲学的考虑事实上同我自己的思维实践彻底地结合起来（就像我希望自己逐渐成功地做到的那样）的时候，就已经变得非常清楚了；当时我已经发表了大量音乐理论的作品 [7] ，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音乐理论的考虑，在当时受制于内在性的法则，受制于内在的法则，特别是受制于技术批判法则，由此同时也受制于行家狭隘性的某种危险，几乎可以说，听命于专科学校，正如一个维也纳的朋友 [8] 后来对我说的某种严格技术上内在的分析，在他看来这真正说来始终像是人们在霍拉克音乐学院看待艺术的方式，这是一所非常严格和迂腐的学校，但它的特点是在维也纳任何可能的地区都设有分校。 [9] 所以我想摆脱用霍拉克音乐学院风格的思维危险，所以着手进行一项实验，一项反思和考察音乐的实验，我将其称为“来自外部的音乐” [10] ，虽然是从字面和转喻的意义上说的；所以，我首先曾是这样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听音乐的，不是在歌剧院或者音乐厅听音乐，而是如果有人忘记在中场休息结束后立即返回包厢，然后从外面听到这些喧嚣——这喧嚣从外面告诉我们的东西——那么歌剧听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我有一种感觉，音乐的一种风格、一个侧面出现了，人们通常没有看到的一种风格或者一个侧面，而且更普遍地说，我领悟到，只有当人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从外部，而不仅仅从内部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内部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他才能对这个现象说出些什么。 [11] 为了服从著名的“模糊的冲动” [12] ，我当时并没有致力于将外部考察和内部考察简单地结合起来，并从中产生出两者所谓的综合，毋宁说，我隐约地意识到，这两种考察事物的方式是相互隶属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另一方面它们却没有彼此融合，当我谈论起思想相对于现象的流动性的时候，我的意思真正说来恰好是这样的，即人们不仅必须从内部出发，根据它自己的要求、它自己的起源、它自己的合规则性来看待这个现象，而且又必须从外部出发，也就是在它所处的功能性的语境、它转向人的一面、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来看待这个现象。我在这里只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某件享有最高尊严的艺术作品，它自在地根本不是意识形态，而实际上——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真理的表现形式 [13] ，但通过它在主流文化事业中承担的角色，仍然可以成为意识形态，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确实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诸位或许会看到，某种程度上相互独立地遵循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即内在地和超越地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很有道理的，只不过要相信，如果思想足够深入这两个方面，它们的关系毕竟会得到证明——我必须承认，这种信任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从我身上夺走。思想的这种双重性，也就是必须同时在事物当中和事物之外的特征，顺便提一下，这也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追求的方法——，这种双重性本身就表达了辩证思想的某些本质内容，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为了概观（Aperçu），我今天才首先引入了思维流动性的这种观点。因为辩证思维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努力把普遍物和特殊物，此时此地的东西和它们的概念放在一起，但仍然要注意到这些环节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无中介的同一性，而是彼此分离的。
现在我将会说，不同于单纯归纳或者单纯演绎的思维程序，我称之为思想流动性的东西在辩证认识论上的准确位置确切说乃是如下努力，即通过思想时而停留在自己身边，时而超越自身这个事实，最终把从外部而来的认识主体和事物本身的运动放在一起——这种东西必然包含在辩证的方法本身之中。如果人们对这些事物进行区分，如果人们不去争求两者纯然的同一性，而毋宁说是这两个属类在某种程度上一起交替，如果这种交替完全是辩证思维的色彩，那么这与其说来它只会用一种方式进行思维的艺术家的责任（Konto），不如说改变的色彩实际上正是辩证法本身的色彩，是将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合二为一的那种思维的色彩。但很清楚，我想说，我刚才如此可疑地（如此具有诱惑性因而也如此可疑）向诸位描述的东西恰好针对的是这个方面——很明显，正是针对这个方面才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当有人说，这是一种只留给那些特别有资格的人的特权思维时，人们却不能轻易地把它转化为一种普遍具有约束力的方法，那么这仍然是我曾描述的最无害的反对意见形式。对思想流动性更广泛的怀疑是认为，这种思维真正说来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思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鲵鱼状的（molchhaftes）或者蝾螈状的（salamanderhaftes）思维 ，一旦从手上滑落就无法再逮到，由此从关于真和假的简明区分中溜走了。在我们所进行的有关真与假原则性考察的意义上，对此首先必须说，即便我像刚才那样直截了当地表达的东西，真正说来也不会与辩证法的概念那么不相容，因为事实上个别判断在其孤立性当中既不是绝对的真，也不是绝对的假，而真理真正说来无非是穿过个别判断的虚假性的道路。但尽管如此，考虑到哲学和科学同时总也是人们之间，群体、国家、阶级、民族等之间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环节，在这点上首先产生某种怀疑当然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只占有足够的流动性，如果人们不因此顽固地把自己捆绑在这里谈到的论证上，而是离开它，那么他就会像古代辩证法家苏格拉底所指责的那样，倾向于“τòν λόγον κρείττω ［ton hḗtō lógon kreíttō poieín］”，也就是说，倾向于“强词夺理” [14] ，就像一个摔跤手凭借其灵活性和敏捷性［击败］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对手，或者像一个巧言善辩的人在思想的竞赛中骗走农夫的牲口。我已经预先指出的 [15] 、针对辩证法中诡辩要素的这种古老的反对意见不能被轻视，辩证法的退化，特别是从辩证法的个别论证退化到这种单纯的抽身（Sich-Entziehen）当然完全不能被否认。人们将会一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思维上的争论越是分化，进行得越不那么顽固，自身越是占据更多变量，就必定越是会失去传统的严格性，从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陷入我刚才向诸位概述的危险当中。而恰恰是以非常高水平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哲学讨论，通常会在很特别的程度上暴露在这种危险当中。首先我要说的是，为了摆脱这个问题，黑格尔所要求的通往客体的自由 [16] 实际上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一般来讲，一种哲学，尤其是批判性的哲学，只有在反思自身时，甚至是在它不想保持为正确的意义上反思自身时，才是合法的。人们几乎可以用时兴的夸张手法（Überspitztheit）说，这个要求是一般思想真理性的一个标准，即它放弃了保持为正确这种东西，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置入错误之中，但置入的方式却是使拥有正确性的东西本身转化为其狭隘性和局限性。
但仅此还不够，毋宁说我相信，这里出现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我在几次讲课之前或许以有点悖论和意外的方式向在座诸位描述的辩证法中的实证主义要素 [17] ——顺便说一句，本雅明在他《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序言”中的对归纳法的拯救当中，也以某种方式强调了这个要素。 [18] 在我看来，针对思想流动性所包含的“过渡到另一种范畴”（μετ άβασις γένος［metábasis eis állo génos］） [19] 的慢性危险的解毒剂，就是一种提供确定对象的例外的责任。因此，如果人们讨论的是特定的认识论问题，那么我会说，如果人们通过指出某种被批判的动机在相关思维的总体性中拥有良好的、有用的、体面的或者积极的功能来驾驭这种讨论，那将会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或者错误的辩证法，毋宁说人们实际上必须首先已经停留在这个认识论的问题本身之上。辩证法超越逻辑学和认识论行家的狭隘性的道路就是，人们不满足于简单地指出某种被批评的定理：“嗬！他在这里犯了一个思维错误，他使自己卷入矛盾之中，所以整个过程毫无用处。”毋宁说下一步就是指出，为什么在这种思维的星丛之内，与这方面相关的矛盾或者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矛盾或者错误本身以何种方式被相关思维的特征所激发，由此在思维的总体性之内，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恰恰以其虚假性、以其矛盾性被证明是有意义的。
真正说来，这些就是人们在辩证思维的训练中一般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恰恰是这种辩证思维，它不从任何僵化的概念、僵化的体系和僵化的被给予性出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要求投身于事物本身，如果与普通科学和通常的思维习惯相比，它没有更宽松地对待个别对象的责任，而是更严肃地对待它，如果它因此以比一般传统思维所允许的大得多的严肃态度沉浸在个别问题当中，那么它事实上才能真正避免那种相对主义、非约束性以及有害的灵活性。
如果诸位在这个地方问我如何进行，如何实现这项目标的规则，那么诸位会让我感到惭愧，因为我不能给诸位提供这样一条普遍的规则，事实上那将是对辩证思维的一种过分要求（Das-dialektische-Denken-Überfordern）。我唯一能告诉诸位的是，对于辩证思维必须渗透进去的每个确定的事物，都会由此生发出一种自我反省，即人们是否在此驻留足够长的时间，是否长久地考察过它，直至它本身开始生存，或者人们在面对个别性的时候，是否以某种方式满足于单纯传统的铸模（Abguß），满足于已经事先被给予的概念。只有当人们在自己职权（Zuständigkeit）的层面上完全以这种方式面对个别对象时，一般来说才有可能合法地把握其对这个领域——例如，认识论和政治、社会、道德的整体构想之间的联系——的超越；如果人们不这样做的话，辩证法就会陷入世界观上的空洞说教，或者外行意义上的思维定势（Drauflosdenken）。
我借此机会提请诸位注意，我并不是想要说服诸位，使诸位相信辩证法可以说是一种最好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就是最好的”——这是一句口号，却不是真理。当然，就像任何其他思维一样，辩证思维当然也会被滥用于世界上所有能想到的胡说八道，如果它在这个层面上拥有一个优势，那么我认为这个优势就在于，正是这样一种流动性和永久反省的方法，也许包含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使它对这种滥用或者传统思维的愚蠢保持了比一般情况下更大的清醒和怀疑。辩证法在这点上遇到的怀疑，即对思维流动性的普遍怀疑，本身有其社会的依据。首先，这种流动的思维通常被混同于相对主义，混同于不允许存在任何固定的和确定的东西（Nichts-Festes-und-Bestimmtes-Stehenlassen），而没有看到这条思维的轨迹真正说来恰恰是通过更加严肃地对待固定的和确定的东西而进行的。这恰好就是辩证法在如下意义上被反对的领域，即辩证法是某种无基础的东西（Bodenloses），人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可以抓住，或者说，它是这样一种思维，这种思维真正说来总是获取，而非给予；在此，肯定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无声地设定了，思想真正说来不必沉湎于它的事物，而要履行一项心理学上的功能，把人放置在坚实的土地上或者温暖人心，像温暖心灵的文学（die Literatur der Herzenswärmer）那样。事实上，人们一般称之为“世界观”的东西，以及那哲学思想实际上无法足够着重地与之分离的东西，与心灵鸡汤的领域本身仍然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即便这些心灵鸡汤在内容上带有佛教悲观主义的色彩。在此这并不碍事。要求哲学在这种意义上给出某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要求。确切说，人们必须给哲学提供某种东西，即所有事物，他整个的意识，并且我们必须参与某种成问题的投机活动，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取不回他们真正从哲学中期望的东西来作为人们为此而付出的回报。
当然，这种判断是基于如下事实，一般来说——我在作一个社会学上的说明——定居的、本地的部分居民必须为普遍合理性的进步买单，这种合理性正日益动摇着人们和思想那种单纯的自然依附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和思维的农业部门必须为这种进步买单，因此这部分人倾向于这样做，他们不是将进步的思想本身激进化到他们也会为自己赢得公正的地步，而是将罪责归咎于这种流动性的原则，好像农民的贫穷是那些用少得可怜的货物来骗取他们那少得可怜的钱财的商贩的错一样。我不知道，一般的哲学家是否时至今日还是这样的小商贩，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哲学家承认我们身上有些小商贩的血统，要比我们把自己装扮成老圣贤好得多，他们栖身山林，俨然有隐士之姿，但德加说得好，他们知道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 [20]
关于无基础的概念就说这么多。可以说思维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这种假设本身就包含了我们试图批判的绝对第一者的被给予性和第一者的优先权的预设。辩证法思想必须正视这一动机。对哲学，至少是今天的哲学来说，不存在任何基础，就好像当代社会不能再从其所谓的自然基础（Grundlage）来理解一样，就像当代社会不再由农业来决定一样，毋宁说真理本身就是运动着的真理，在其中人们称之为起源的环节，虽然必定也作为环节（古老的环节、记忆的环节，不管诸位喜欢怎样称呼它）而出现，但无论如何也不是那种在形而上学上、道德上或者逻辑上应该被归结为更高实体性的东西。一种思维的核心（在一种思维当中真正实质性的东西，只有通过它，一种思维才能证明自身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的闲言碎语），这个核心不是某种它毫不动摇地站立于其上的基础，也不是一个以物性的方式从中裁掉的论题，人们可以指着它说：“请别客气，这就是它的立场，这就是它所代表的，这就是它的意向，这就是它的立场，它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它。” [21] 这些都是关于哲学内容的表象，而这些表象真正说来已经被良心的约束、被人们被迫承认的色彩所赢得，其中一般已经隐含着，真正说来只有思想才是负责的和真实的，某个机构或者委员会将会伺机对说出该思想的人追责，换句话说：这其中真正包含了对那种思想自由环节的否定，而唯有这种自由才形成了哲学上概念运动的氛围。毋宁说，一种思维的内核或者实质是思想被从中汲取出来的潜在的力量之源，但通过思想散落在诸对象之上的光本身不是一个对象物（Gegenständliches），不是一种现在人们真正可以在其上宣誓的可被捕捉之物（dingfest zu Machendes）。还有“等级的假象”，其真实性最终可能基于如下事实：这里要求思想似乎应该在它的每个瞬间，都能够对它所立足的基础、对构成其内容的这个物性内核是什么作出说明——而不是看到这个实质性的环节是站在它背后的东西，是一种力量之源而非某个论题，更非某种通过单纯的控制来加以掌握或者揣摩的东西。我不想在这里不公正地对待控制的概念，我相信诸位已经看到，我在这里试图为诸位展开的辩证法的观念，实际上确实不能等同于一种狂野脱缰的思维（einer wildgewordenen Drauflosdenkerei），后者忘记了作为控制的批判哲学所制定的东西。辩证思维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本身真正说来是批判性思想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一种已经增强到极端自我意识的哲学批判。但我想提请诸位注意一个事实——确切说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努力争取的哲学概念并不是孤立的、专业的概念，毋宁说它应该对诸位自己的生活工作有某种意义——，我想提请诸位注意，这个控制的概念，精神控制的概念，这个对辩证来说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的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最初，控制，确切说对所有事物可能的控制，也就是对所有分享一般理性的人的控制，想要把思想从教条式的管束中解放出来，它想要或者应该防止人们受到单纯的断言的愚弄；它首先针对的是与神迹有关的神学推理的核心部分，对此经验或者理性控制的可能性已经被重点引用。然而如今，理智控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我不想说绝对，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颠倒了它的功能。如今，这个概念导致如下后果：不一致的思想——也就是不容易被认识的阶梯过程（den Stufengang der Erkenntnis）转化的思想，亦即转化为曾被给定的思想——和不能被大家随意和随时理解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应该被思考的。认识的连续性原则基本上会导致如下后果：真正说来，在向某种新事物无限小的过渡中，熟知的东西只是以不同的变式被反复思考，而这样一来，恰恰是真理和认识的那些断裂（Bruchstellen）被否定掉了，这些断裂根植于世界本身的断裂之中，并形成了一般真正的认识的对象。冒着与认识的某种“民主的”游戏规则发生某种矛盾的风险，我或许可以在这里说，即使在思想中，在“知识的总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 中，在学者的理想国中，仿佛每个人至少在其专业领域内必须检视他的每种想法，并且如果一种精神成就的真理或者尊严是根据同行对有关成就所表达的积极鉴定意见的数量来评判的话，这在我看来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作为真理标准而真正被诉诸的意识，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适应机制预设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很多情况下恰恰倾向于切断思想中真正本质性的东西——但人们并不能保证，不一致的思想必定是真理，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已经变得普遍的思维控制，所有不符合它的东西都会重新趋向于离经叛道、荒诞不经，［并且］在极端情况下，就像原本天赋异禀、最近去世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 [22] 那样，最终趋向于妄想症甚至是眩晕症。在当前的情形下，人们确实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日益严重的二律背反当中，即一方面思想在盲目重复已经存在和已经熟知的东西中耗尽了自己，也就是在一致性中耗尽了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摆脱了控制，思想有可能陷入实际上变得不可控制并转变为妄想体系的危险之中。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众多领域中，都可以观察到某人精神分裂、集体精神分裂的症状，这种倾向当然不是最无害的和应得的，所以我愿意相信，它值得格外认真地对待。
与此相对，新的东西真正说来总是黑格尔所描述的质的飞跃 [23] ，但现在不是飞跃性思维意义上的质的飞跃，而是通过真正坚持面对对象本身所带来的质的飞跃。而由于这种质的飞跃被如此描述，它无论如何也必然是一个对立面，即采取新的或者其他立场的极端对立面。当我说到思想的流动性时，并且如果诸位愿意，当我为这种流动性辩护的时候，我也许必须对此进行补充，以使这种非常容易遭受攻击的思想免遭误解，也就是说，我用“思想的流动性”所指的东西不是通常所谓立场的转变，而它描述的是，思想起点（Einsatzpunkte）本身反思性的转变取决于这些思想是否必须参照个体所处的环境或者个体本身。但在我看来，哲学的本质——我相信，自黑格尔以来，重要的哲学家们真正说来在这点上恰恰是一致的——恰恰在于，它刚好摒弃了在流行的哲学世界观的表象中盛行的立场概念，而代替这种从外部代入的立场的，实际上正是那种事物运动的强制，这种事物也就是在笛卡尔那关于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逐级进展的学说中所思考的东西。思想的运动、思想的动态环节也包含在我曾批判过的那个笛卡尔的公理当中。我在这里只是为了避免指出这一积极方面，因为我认为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笛卡尔无疑也意识到，认识真正说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直接察觉（Gewahrwerden）。只不过他自己——这才是真正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看来，这其实才是不真实的东西——只能在僵化和静止的东西的图像中把握他所看到和构想出来的思想运动，而这里所使用的迈斯特曾经嘲笑过的阶梯的符号本身，正是动态自身仿佛以流动的形式出现的标志；动态如此这般地出现，仿佛它本身就是一种物性的东西、息止的东西（Stillstehendes），此外也是一种将动态冻结为本身静态的东西（Statisches），这种静态的东西总是以最奇怪的方式铭刻在自赫拉克利特起直到黑格尔这些动态论代表的哲学本身之中，如果辩证法真正说来必须在一个决定性的地方超越黑格尔，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已描述如上的这个点。
注释
* * *
[1]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Marie Comte de Maistre, 1753—1821）。
[2] 弗兰西斯·培根（见第十三讲注释（2））用科学“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的总标题提出为现代自然科学奠基的计划，这个计划用实验和发现的经验取代了对自然的单纯观察。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是《新工具》，培根从一开始就对传统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迄今为止，人类精神出于其被培根称之为“假象”的偏见而阻碍了自己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培根区分了四种类型的偏见：种族的假象（idola tribus），它对人类倾向于将自身看成自然的标准负有责任；洞穴的假象（idola specus），它来自教育或者环境；市场的假象（idola fori），它是人们通过使用语言而产生的假象；以及剧场的假象（idola theatri），培根用它来描述对传统观念教条式的坚持。——最初，教父哲学家们用“假象”来描述对异教神的崇拜。
[3] 培根在他“伟大的复兴”（见本讲注释（2））中试图建立的新的、归纳性的认识概念，除其他外，是以从经验到科学的最高命题要经历几个阶段所进行的指示为根据的。迈斯特用“等级的假象”（idole d'échelle）这个表述将培根具有批判意义的假象概念跟培根自己的阶梯式归纳理论对立起来。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已经提到迈斯特的这个说法（vgl. GS 3, S.23.中译参阅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也在那里给出了证据。（Vgl. Joseph de Maistre, Les soirées de Saint-Pétersbourg . 5 ième entretien. OEuvres Complètes , Lyon 1891, Bd. 4, S.256.）
[4] 芝诺的论证如下：一支飞矢在每个时间点都必定占据一个确定的空间值，这个空间值正好与飞矢一样大。然而，这意味着飞矢在这个时间点上是静止的；因为它不能在一个没有活动余地的地方移动。但是，如果它在飞行的某一点上不能移动，也就不能在其他任何一点上移动。因此，飞矢不动，并且运动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思想只是应当永远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地运动而不飞跃，那它真正说来根本就没有运动，而只是永远在复制已经拥有的思想（它处在这个位置上），从而产生出同义反复。
[5] Vgl. Ludwig Thoma, Die kleinen Verwandten. Lustspiel in einem Aufzug ; in: Ludwig Thoma, Brautschau, Dichters Ehrentag, Die kleinen Verwandten . 3 Einakter , München 1916.
[6] 阿多诺在这里想到的可能是“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这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的核心。［Vgl. Von der Deduktion der reinen Verstandesbegriffe; in: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a. a.O.（s. Anm.49）, S. 126—191.中译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79—133页。］
[7] 阿多诺在1928—1933年间写了很多音乐会和歌剧评论，并担任《破晓》（ Anbruchs ）音乐通讯的主编。见本讲注释（10）。
[8] 无法确定这位维也纳朋友的身份。
[9] 爱德华·霍拉克（1838—1893）于1867年在维也纳创立了这所以他名字命名的私立音乐学校；霍拉克音乐学校在1904年被升级为音乐学院。
[10] Theodor W. Adorno, Motive IV: Musik von außen; in: Anbruch 11（1929）, Heft 9/10, S.335—338.（Vgl. GS 18, S.18 f.）
[11] 在这里，阿多诺再次采取了“内在批判”的思想，他在第四讲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见本书第40—42页。
[12] “天主［对梅非斯特说］：
好吧，那就交给了你！
去勾引这个灵魂脱离本源，
你抓得住他，那就让你
带他一同走你的路线，
将来你总要承认而感到羞愧：
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
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Johann Wolfgang Goethe, Faust. Eine Tragödie , v. 323—329; in: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 a. a.O.（s.Anm.7）, Bd. 6.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Weimarer Klassik 1798-1806 I , hrsg. von Victor Lange, München 1986, S.544.中译参见歌德：《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13] “真理的表现形式”这个惯用语并不完全符合黑格尔的语言习惯。黑格尔关于艺术作品提出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成为理念、绝对者或者精神充分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Hegel, Werke , a. a.O.（s. Anm.8）, Bd. 13: Vorlesungen über die üsthetik I , S. 151.中译参见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2页。］对黑格尔来说——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有古希腊古典主义的艺术作品才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些作品中，理念（或者概念）和感性形态是直接等同的。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直接的同一性对黑格尔来说也有其缺陷，即它只是感性—直接的，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被有意识地认识到。但是，由于只有意识到自身的理念的实现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对黑格尔来说“用感性形式来表现真理，还不是真正适合心灵的表现方式”（Ebd., S. 144.中译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33页）。而着眼于他的时代，黑格尔说：“我们现在已不再把艺术看作体现真实的最高方式。”（Ebd., S. 141.中译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31页。）
[14] 希腊文也可以译为“使较弱的命题（或者论证）变得更强”；随后演变成“强词夺理”的表达形式。柏拉图曾批判性地用它来描述诡辩术的力量；但这也成为针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之一：“非但如此，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我。喜见许多人被我考问，时常模仿我，也去考问人家，我想，他们也发现许多人自以为智，其实寡智或不智。结果，被考问的人不恨他们，却埋怨我，骂道：‘苏格拉底最可恶，他把青年引诱坏了。’若有人问：‘如何引诱青年，做了什么，教了什么？’他们又说不出，他们茫然不知所以，偏要装明白，便信口说些易于中伤所有爱智求知者的话，如‘天上地下无不钻研’啰、‘不信神’‘强词夺理’，等等。”（ Apologie 23 c2—d7.中译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页。）
[15] 见本书第1页。
[16] 见第八讲注释（11）。
[17] 见本书第154—155页。
[18] 本雅明在他关于悲苦剧的著作的“序言”中批判了艺术史中用以表现诸现象的归纳程序的传统形态，正如其批判了演绎。未被还原的个体——也就是一个归纳的环节——只有通过诉诸区别于概念的理念才能得到拯救：“对艺术形式是不可能做出演绎式阐发的，由此规则作为批判机制也就失效了（但它仍然是艺术传授的一种机制），在这种不可能与失效中也就奠定了一种富于成果的怀疑的基础。这种怀疑可以比做思想的深度喘息，在这喘息之后，思想可以悠然忘我于最细微处，而毫无任何忧愁之迹。因为在观察深入艺术的作品与形式以探测其内涵时，往往都是在谈论最细微处。以消耗他人财物的那种草率手法来对待艺术品，这种急切是因袭成法者固有的，与庸俗之辈的热情相差无几。而真正的冥思则与之相反，对于这种冥思，对演绎方法的拒斥则伴以一种不断扩充的，日益热切的对现象的回溯。这些现象绝不会陷入始终是某种阴郁惊诧的对象这一困境，只要对这些现象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理念的表现，而且现象的个体也在表现中得到了拯救。”［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a. a.O.（s. Anm.26）, Bd. 1·1, S.225.中译参见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19]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用“过渡到另一种类/范畴”这个术语来描述论证中的错误，即从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跳跃到另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vgl. Aristoteles, Anal . post. I, 7, 75a38 f）因此，在“先验辩证论”中与第四个二律背反相关的部分，康德将“μετάβαςις γένος”说成是论证中一个错误的“跳跃”，其中陈述了一系列感性现象超验的第一因，因而从经验性的偶然性概念（意味着因果链条的无限性）的适用范围到偶然性的理智概念的秩序（有限的因果链条被归于这个概念）进行了非法的“过渡”或者“飞越”。［Vg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a. a.O.（s. Anm.49）, S. 468.中文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461/B489，第293页及以上。］
[20] 在有关《文学笔记》中（vgl. GS 11, S. 120），阿多诺为瓦莱里的说法提供了如下证据：Paul Valéry, Tanz, Zeichnung und Degas . Übertragen von Werner Zemp, Berlin, Frankfurt a.M., o. J.（1951）, S. 129.另一个译本在如下语境中给出了这段引文：“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称颂莫罗的隐退生活，有人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隐士生活。‘是的’，德加同意，‘但这是一个知道火车发车时刻表的隐士生活’。”（Hans Graber, Edgar Degas nach eigenen und fremden Zeugnissen , Basel 1942, S.102 f.）
[21] “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门。”据说，路德在1521年4月18日沃尔姆的议会上以这句话结束了他的辩护演说（在这场辩护演说中路德拒绝收回自己的教义）。这段引文的可信性存在争议。根据议会记录，最终只有“上帝保佑我，阿门”得到了证实。（Vgl. Deutsche Reichsakten unter Kaiser Karl V ., hrsg. von A. Wrede, Bd. 2, Nr. 80, Gotha 1896.）
[22] 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性学家和社会学家。赖希在2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维也纳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他由于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努力而被视为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1933年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中，他试图将法西斯主义解释为一种大众神经症，它是由父权制家庭中对本能专制的压抑而造成的。这些关于法西斯特征的论文致使他同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并于次年（1934年）被逐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20世纪30年代，在逃离法西斯主义国度的过程中，赖希途径丹麦、挪威，最后来到了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在那里赖希的性格分析被一种生物学导向的理论所取代，其核心是假设一种特殊的能源，假设一种器官（Orgon）作为真正构成人类生命的东西（Orgonomie）。该理论几乎在所有地方都遭到禁止。1955年美国对人体工效学（orgonomisch）研究和治疗形式的司法禁令最终导致赖希被判处两年监禁，他本人也于1957年在监禁期间去世。
[23] 质的飞跃，或者从量变到质变是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的核心角色之一。在《精神现象学》“序言”当中，黑格尔为了描述持续发展和飞跃的关系而选取的表述已经很有名了：“此外，不难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跟它旧日的定在与表象世界决裂，立足于使它们葬入过去的概念并着手于自身的改造工作。精神虽然从来没有静止不动，而永远是在前进运动中被理解的。但是犹如在长期无声无息的孕育之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过程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形成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成熟，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的旧有世界的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兆才暗示着旧世界的摇摇欲坠；在持存的东西里蔓延着那种轻浮和无聊，那种对未知的东西的不确定的预感，全都预示着有某种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不曾改变整个面貌的崩裂溃散，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树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Hegel, Werke , a. a.O.（s. Anm.8）, Bd. 3: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S. 18 f.中译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