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诸位还记得这个规定：辩证法是使非同一物（即并不融入我们思维中的那些因素）仍然在思想中赢得它们权利的努力，那么很明显在这个命题中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非同一物的同一性，如果简单点说，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假命题。现在这意味着一项任务。从这个命题出发，辩证法可以被解释成去克服那种存在于一般思想的处境中的悖论的努力。而且清楚的是，这个困难不能在一个简单的命题中被克服掉。真正说来，这就是让辩证法走向其在整体上所具有的体系或者自我展开特征的强迫性。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此这般地向诸位描述的努力的悖论迫使它自己这样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诸位可以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漫长曲折的努力，通过这种矛盾的展开，毕竟完成了一项由认识本身状况所赋予的任务。如果诸位搞清楚了我刚才对诸位说的悖论式的方法（Ansatz）并不单纯是一个被设想出来的悖论，毋宁说它其实在自身内包含了一般知识的任务，那么诸位也许就可以在其强迫性中最好地去理解这种思想了。很清楚，思维或者认识真正说来只有在它不仅仅是对其自身的单纯意识的地方，因而在它走向一个他者的地方，在它不停留于单纯同义反复的地方，才是一种认识。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就是想——原谅我好为人师的腔调——认识 某物 （etwas），而不仅仅停留在知识（Erkenntnis）上。换句话说：我们想要超出我们的思维领域之外。但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想认识这个某物，这某物本身也成为我们思维的一个环节，它本身成为知识，它本身真正说来也成为精神。认识总是意味着：把异在于我们的、非同一地站在我们对面的东西纳入我们本身的意识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据为我们所有，将其转化成我们本身的东西。而这个悖论，即认识同时意味着将某物转化为同一性，但同时又指涉某个非同一的东西，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不是认识了，这个通常无法解决的悖论真正说来迫切地要求着概念的努力，迫切地要求着我们在“辩证法”名下所指的那个过程，即真理自我展开的过程，也正是思维自我展开的过程。
我相信，我可以期望诸位掌握这个理论上的推导以及对辩证法的规定，在这点上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得足够远了。现在让我接着谈谈——也许不无唐突，但还算富有启发——迄今为止存在的辩证法两种本质类型的规定。我在这里完全不想断言这两种类型的排他性——例如，我很清楚，就在本体论这种运动中，特别是在最近的天主教思维当中，眼下就有着非常强烈地形成一种辩证哲学的趋势。 [1] 我不想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况且我已经以纲要的形式告诉过诸位一些辩证法和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关系我可以在今天和下一讲关于辩证法对存在概念态度的一众更加确定的陈述中来加以补充。因此我相信，我有理由将这两种本质类型的辩证法描述为：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尽管在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中，特别是在费希特的思想中已经具有非常强烈的辩证法特征，但它首先是为黑格尔所代表并加以完善的；另一方面正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依据其起源这个名字在本质上和马克思绑在一起。现在，如果诸位回忆起我在这里给诸位的辩证法的规定，那么诸位几乎可以——我很难抵抗这种诱惑，而且我担心我根本无法抵抗这种诱惑——从中推导出辩证法那两种主要类型。即是说一方面，诸位会发现一种辩证法类型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同一性的环节真正说来是本质上规定辩证法的两个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因此在这种思维中，虽然那个别的同一性被否定掉了，换句话说，在这种思维中，在其所有的个别因素中思维都在同一性中强调了非同一性的因素，但从整体上看一种和解还是发生了。显而易见，恰恰是辩证法的这种类型必须是唯心主义的类型，因为在这种类型中，思维对存在的优先性事实上得到了主张。它恰恰是这样一种思维，在其中尽管个别物具有所有的非同一性，非同一物最终在整体性中被变成了某种同一物；因为辩证法总是从对认识能力本身，即从对精神的思考开始的，所以正是那作为原则的精神（精神被设定为与之同一），在这种思维中才被变成主导性的原则。如果我可以相当粗糙和原始地表达这点，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从一个非常宽广的距离来打量，的确是一种精神哲学，甚至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精神形而上学。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中，精神就是绝对者。所有存在的东西，最终都证明自己是精神的一种规定。我在自己关于黑格尔的论文中 [2] 从根本上已经强调了黑格尔的另外一个因素，也就是那个人们可以称之为批判性或者否定性的因素。但是，我想告诉诸位，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的思想，真正说来是这样一种思想，诸位可能不会轻易把它当成一种忠实于黑格尔亲自所指的哲学阐述，毋宁说它是一种挽救黑格尔哲学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与黑格尔本人的基本意图存在着矛盾；就此而言我已探讨的乃是一种趋势。因为很明显，在黑格尔草拟的提纲（Entwurf）中——在这种提纲中，非同一物应该获得它的权利，然而后来它在同一性原则中，最终在绝对精神中完全被溶解掉了，完全被扬弃掉了——在这种思维中，非同一物完全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经验中所有真正说来不是精神的东西完全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与此相对，我现在试图强调的黑格尔哲学中的那些环节却有这样一种趋势，它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说出了非同一物的那种严肃性，说出了矛盾的那种严肃性。已故的马克斯·舍勒 [3] 听到马丁·布伯 [4] 宗教讲座的时候曾说：严肃，非常严肃，但仍然不是完全严肃。这句话适用于黑格尔。我这并不是说，黑格尔的哲学不该得到完全严肃的对待。我认为自己还算是避免了这种误解。但对此我想说，黑格尔如此卓越地为之带来有效性的非同一性思想，恰恰还没有完全严肃地为之带来有效性，反而是肯定的、慰藉的以及，如果诸位愿意的话，歉疚的环节最终在他的哲学中占据着优先地位。当然，与此最密切相关的是黑格尔思想中被克尔凯郭尔以及马克思——顺便提一下，彼此独立进行的——最透彻地批判的那个方面。
与此相对，如果诸位从我们已经给出的规定出发——首先从辩证法不是一个单纯的思维过程，而是一个现实性本身的过程这一规定出发——，那么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意味着，使非同一性的、矛盾的环节成为事实上的决定性之物的那个内在于辩证法的趋势，是在这样的意义中产生的：关于如其所是的世界，因此就是关于知识的对象，思维与存在之间封闭的同一性并未得到主张。诸位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它：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当中，真正说来构成了辩证法的经验——要在上一讲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试图去提出的那个意义上去理解“经验”一词——处于核心位置：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世界以及迄今为止一般的人类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而黑格尔的思辨概念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的、在体系的总体性中被寻找到的那种同一性，在根本上还是一个有待产生的东西，就是说，产生一个无矛盾的现实性状态是人类实践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哲学的事情。
我相信，诸位可以从这两个规定中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两种类型是如何从辩证法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已经考察过它们的思想家的立场（即从资产阶级采取的最先进的立场中，另一方面从曾经采取的第一个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中）中同样好地推导出它们。［从我给诸位提供的辩证法普遍规定的立足点上看，这点就更明显了］ [5] ，即，如果我以前曾告诉过诸位，唯心主义辩证法由此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因为它既在原则上着重强调非同一物，又同时主张作为整体的绝对同一性，那么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就其自身而言，也受到了最为重大、最为严肃的困难的牵累，而这些困难恰恰与我刚才向诸位点出的那些困难属于同一个领域。如果事实上非同一物，即非精神的东西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被赋予优先性，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很难理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走向辩证法，因为辩证原则本身，即否定或者反思的原则，就其本身而言必然是一个精神的原则。而眼下，在人们实际最严格地贯彻如下思想的地方，即精神的东西是单纯的上层建筑，存在彻底地决定着意识这种思想的地方，根本看不出来这思想是如何走向辩证法的，因为后来被赋予首要地位的东西，正是一种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rudis indigestaque moles） [6] ，一种自身恰恰没有被反思打破的东西，是一种单纯的直接性。因此，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导致了与“辩证法”概念最简单的字面含义相关的那个困难，即导致了这样的困难：一个关于世界的表象［该表象恰恰非常本质性地存在于概念的运动中，存在于διαλέγεσθαι（dialégesthai） [7] 当中，存在于思维构造物的分解当中］现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被假定的，就好像它和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似的。我现在还不能为诸位解决这里存在的困难，我想至少为诸位点出这个困难，特别是因为，恰恰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开始僵化为一种国家宗教和教条，在思想不再严肃地面对自己内在困难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宗教和教条。但我至少要为诸位点出，这个矛盾的解决在于，作为其基础的辩证法概念，根本不是辩证法的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毋宁说在辩证法的概念中，实践的环节本身就已经作为特定的环节被给定了，［纵使它］决不具有优先性——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异常复杂并且交织在一起的——，但无论如何实践在这里是非常严肃地起作用的，而如果人们没有接纳实践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人们没有考虑到对世界能动的改造的概念——，那么事实上物质关系或者单纯的存在本身就是辩证的这个思想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考察；尽管这个思想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没有被构想为一种单纯沉思的、理论解释性的思想，但它在那里仍然涉及一种理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结构。我希望在讲座临近结束的时候为诸位进一步展开它。 [8] 在这里我只想向诸位指出一点，如果人们简单地将一种哲学的概念、一种采取解释世界的一致形式的哲学的概念运用于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本，或者甚至像在东部发生的那样，把一种科学的概念应用于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本，那他从一开始就陷入可怕的困难当中，而且由于这些困难之故，就会看到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正是所有辩证思维的对立面，即用那恰恰是在自身中运动并对自身进行批判的思想制造出某种类似于必须被照搬的世界观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可以再次着手向诸位说明辩证思维带给我们的真正困难，同时尝试给诸位一些规定，当诸位自己去尝试辩证地思维的时候，这些规定可能会进一步地帮助到诸位。因为旨在将诸位导入辩证法的本系列课程的任务，除了让诸位更容易学习伟大的辩证法文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准确地向诸位指出困难的所在，而不是用顺畅的概念推导来掩盖这些困难，不是降低这种思维的重要性，而恰恰是在它给诸位设置最大困难的地方，让诸位相信这种思维的动力。我对我就此给出诸位的那些规定抱有这样的希望：它们同时也能够帮助诸位在辩证思维本身方面得到一点指导。这些困难当中的头一个就是，在辩证思维中，整体和部分必须始终是相互关涉的。这个命题首先会触发在座的心理学家们的共鸣，因为格式塔理论，因而至少当今学术界最流行的现代心理学的思维形态大概也是这么说的。 [9] 但在此这点本质上是在知觉领域中被想到的，在此整体对部分的优先地位是被默认的，并且进一步断言，在整体及其部分之间充满着一种和谐，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种紧张关系。我想同时纠正说，格式塔理论在“坏的完形”（schlechten Gestalt）的概念中，也知道部分和整体非同一性的环节，但这种整体优先于部分的科学学说的全部激情（Pathos），要比它在辩证法当中的对抗性弱得多。 [10] 我想首先说的是，整体支配部分的思想在辩证法里实际上首次诞生于世，是在黑格尔“真实的东西是整体” [11] 这个命题当中，而我已经详细地跟诸位说过这个命题；在马克思对这个命题的现实颠倒或者解释当中，这个社会的总体性是一切个别社会进程的关键，而相对于这个关键，这些个别社会进程却没有什么独立性。但是，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辩证构想因此要比大家熟知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个命题困难得多，因为一方面，虽然人们被不断地要求从整体中理解部分，整体就其自身而言必须从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得到理解，但与此同时在这些环节之间，整体和部分、普遍和特殊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也必须得到断言，通过这种关系，将两个环节结合起来的努力真正说来成为一个非常成问题的也异常困难的努力。我在这里所处理的和想让诸位意识到的这个困难就是，虽然整体和部分只有通过相互关系才能得到理解，但是每当诸位拥有部分的时候，整体都绝不是被实证地 给予的，反之，当诸位思维整体的时候，整体的部分也绝不是被实证地给予的，所以诸位必须不断追问自己，诸位真正说来是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相信我已经向诸位充分地阐明了这一点——在辩证法当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归属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部分被单纯地归入整体，从而不是以周延逻辑（umfanglogisch）的方式归入整体，就像圆的各段弧线处于这个圆当中那样，毋宁说这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这两个环节是相互产生的，而不是仿佛无时间的、物性的和同时一道在那里的。一般说来，辩证法总体而言——借用一个康德的区分——已经把所谓动态原则的范围扩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在康德那里出现在数学原理题下的内容，即逻辑原理，就其自身而言也具有动态的特征。 [12] 因此，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也是辩证法摆在诸位面前那个巨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如何从整体中去很好地理解部分，而这个整体本身绝不是被完美无瑕地给出来的。
为了在这里向诸位展示，当一个人努力追求知识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作品中实际上是什么样子，我也许可以说说我和瓦尔特·本雅明一场持续近20年的争论，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波德莱尔的书。 [13] 这本书涉及波德莱尔作品中未发表的第一部分，是对波德莱尔组诗“酒”（Le vin），即“醉酒的拾荒者”（Le vin des chiffonniers） [14] 的解读，在波德莱尔写作的年代，这首诗作为激进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对表现极端的苦难具有一种关键的意义，在当时整个法国文坛——想想《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 [15] ——都扮演着完全核心的角色。本雅明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探讨了当时在巴黎存在的都市酒税，酒税迫使工人把酒搬到城门外的郊区 [16] 并在那里饮酒，如果他们一般来说能买得起的话。还有些同时代的法国作家描写道——这听起来没那么可信——这些醉酒的工人在返回都市的时候会挑衅性地展示他们的醉态，通过一种对抗性的行为来证明，他们能去做其实在物质上无法做到的事，即醉酒。 [17] 本雅明认为，他可以在组诗“酒”当中发现某些这种类型的题材。这样做是否合适，我暂时不想讨论。在我最近几天为这次课程而对材料进行的重新审查 [18] 的过程中，本雅明的论证在我看来要比在我们之间进行那场争论的时候更有说服力。无论如何，本雅明的倾向是将整个实在性的唯物主义的决定性问题（根据他的理论，这个问题也是波德莱尔的诗歌的关键特征）完全直接追溯到个别经验，例如酒税、廉价酒吧、拾荒者等。当然，我并不想贬低这些个别经验的意义。但是，如果诸位现在想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即一种从物质条件出发对社会事实进行理论解释的思想的话，那么对这样一种理论来说，仅仅依靠诸如酒税或者去郊区饮酒这样直接的事实当然是不够的，不管这看上去多么具体，不管这种具体性多么诱人，也不管他能把表面上完全明显的事实和最高的思辨范畴联系起来这一思想多么令人心醉神迷。黑格尔从谢林身上保留下来的恰恰是这种辩证思想的诱惑、这种倾向，而在这个诱惑前守护思想真正说来并不是黑格尔在反对谢林的论战中为自己设定的诸多任务中的最终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与其说是黑格尔主义者，不如说是谢林主义者。当时我试图反对他说，对于一首诗的内容的辩证解释而言，仅仅指出这里呈现出的那些物质矛盾和物质张力的个别题材是不够的，毋宁说在任何情况下唯物主义辩证法都必须假定，它所依据的诸个别发现是由整体来规定的，是由社会的总体性来中介的；因此个别的经验，无论它们多么令人震惊、多么确凿，其本身绝不足以引出理论上的社会后果，社会理论的后果，毋宁说如果人们不想沉沦于单纯描述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话，那么他所经历的这些个别的环节就必须与社会总体性的结构相关。如果人们要处理波德莱尔的抒情诗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波德莱尔的抒情诗确实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迫创作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不可超越的标本，那就不能满足于拣选出摆在波德莱尔眼前的资本主义现实性的个别主题，并用它们来解释诗歌内容，毋宁说人们必须从整个社会结构中推导出在波德莱尔作品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商品的特征，并努力知觉到商品形式在抒情诗中的主观反映，但不满足于个别的动因。 [19]
顺便补充一下，诸位所有人都听说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是很少有人能确切地思考过它们的区别，而且通常也遗忘了它们的区别，允许我在这点上完全准确地描述一番，诸位也许可以从这里理解，论战性地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庸俗唯物主义和一种更精细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而是意味着当人们努力从物质条件出发去解释任何事情的过程或者精神构造物的时候，绝不能满足于直接将所谓的物质动机强行归结为真正的解释原则。换句话说：庸俗经济学认为可以从资本家所谓的追逐利润、嗜财如命或者其他合乎意向的（gesinnungsmäßigen）环节中推导出现实性来，甚至仅仅从所谓的追逐利润中就可以推导出现实性来，即便人们将这些环节与心理学上的动机整个地区分开，也是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因为它没有回溯到社会的总体性，在这种总体性当中雇主和工人的个人努力才有其价值。就是说，即使人们假定个别的资本家是天使——或者最好是圣人，但同时又被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营，这将意味着，即便有这样的主观意向，即便完全没有所谓的追逐利润，整个社会进程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任何本质性的变化。而且我相信，我还可以补充说，当今大量存在的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版本的廉价处理（Abfertigungen）正锚定在这一点上，即人们根本不用去花费心思通过总体性的中介来解释社会现象，而代之以将对手的理论，也就是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想从诸如追逐利润，或者有人说得好，想从低级的物质动机来解释世界）实际地归于天真性，当人们把这种毫无意义的论题归于对手之后，就能轻而易举地向他指明，还有与这些低级的动机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还存在高级的和高尚的动机。我认为，如果诸位想从根本上研究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问题，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思想，严肃地对待所有关于这里用所谓低级的动机来解释世界或者把追逐利润假定为人类基本特征的诸观念，你要清除这些观念，从而把社会总体性的思想，也就是资本主义客观化的精神严肃地看成真正的解释原则。
针对我刚才向诸位所讲的是这样的回应和质询：“你在这里用总体性的概念进行操作，你说你在其直接性中根本无法把握这样的事实；但你又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总体性来的呢？本雅明大概率是完全正确的，确实存在着酒税这类东西，确实存在个别群体（它们明确看到了某种东西）的完全确定的个别倾向，而另一方面，你的社会总体性，是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真正说来根本无法掌握的东西，那仅仅是你的一个形而上学的论题而已。”顺带补充说，这种反对意见正是时至今日在社会学内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真正进行的最伟大的批判的真正命脉所系，即马克斯·韦伯所践行的批判，它实际上并没有导致某种——这证实了马克斯·韦伯异常敏锐的洞察力——误解了唯物主义的高级的善、高级的动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毋宁说他的批判等于声称辩证法真正说来是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当辩证法声称只能从总体之物出发才能理解特殊之物的时候，总体之物本身却作为从未被掌握的实际的被给予性，辩证法总是被迫把某些概念绝对化、实体化，从而作出与那些辩证法唯物主义版本真正反对的形而上学 [20] 一样任意的陈述。在科研工作当中，这个问题通常是以一种非常普通的方式来处理的，就是说，科学家必须研究他的事实，对他的事实进行搜集、分类和整理，此外还要外在地加入某种程度上作为外部来源的类似于直觉的东西，如果人们当时拥有著名的灵光闪念（Funken），并在这束光亮下使那被相当整齐划分的事实得到阐明，那么类似于认识的东西就会实现。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针对该问题说，如果人们从部分出发，但仍然需要一个本身不被直接给出的整体，那么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究竟必须如何形成，这真正说来是辩证法在这点上提出来的困难和苛求。
注释
* * *
[1] 阿多诺在这里想到的可能是新托马斯主义或者新经院哲学的思潮，这股思潮最初在19世纪具有坚定的复辟导向并将现时代的哲学视为歧途，在此之后的20世纪上半叶——例如在马里旦学派（Maréchal-Schule）那里——却着手进行了许多尝试，以便创造性地探讨黑格尔。（Vgl. B. Lakebrink, Hegels dialektische Ontologie und die thomistische Analektik , Köln 1955; A. Marc, Dialectique de l'agir , Paris 1949; ders., Dialectique de l'affirmation. Essai de métaphysique réflexive , Paris 1952.）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的第二章（“对立的万金油”）中已经探讨过新托马斯主义或者新经院哲学。［Vgl.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 a. a. O.（s. Anm.62）, Bd. 6: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und Notizen 1949—1969 , hrsg. von Alfred Schmidt, S. 75—104.］阿多诺在下下次讲座中再次提到了这股思潮，见本书第140—141页。
[2] 见第五讲，注释（14）。
[3] 马克斯·舍勒（1874—1928），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919年起在科隆担任教授，1928年起成为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人类学共同奠基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1926年版）。舍勒的意见无法得到证实。
[4] 马丁·布伯（1878—1965），犹太裔宗教和社会哲学家。1938年到1951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担任社会哲学教授。马丁·布伯思想的核心是人与人、人与上帝对话的原则。对此，参阅他的作品《我和你》（1923年版）。
[5] 录音转抄有所缺漏。
[6] rudis indigestaque moles：一种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参见奥维德：《变形记》，第一卷，第7行。奥维德在《变形记》开篇这样描述世界的初始状态：“在海、陆以及覆盖一切的苍天尚不存在之前，大自然的面貌是浑圆一片，到处相同，名为‘混沌’。它是一团乱糟糟、没有秩序的物体，死气沉沉，各种彼此冲突的元素乱堆在一起。”（Ovid, Metamorphosen , hrsg. und übersetzt von Gerhard Fink, Düsseldorf/Zürich 2004, Vers 5—9, S. 9.中译参见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7] Dialégesthai原先的字面含义本来是“与自己对话”（〉sich unterreden〈）。但阿多诺显然想到的是这个概念在柏拉图那里所取的含义，在柏拉图那里，这个概念关涉普遍概念的形成、它的划分与组合形成定义的问题。见第一讲，注释（4）。
[8] 阿多诺在讲座中并没有再回到这个论述。
[9] 格式塔理论由克里斯蒂安·艾伦费尔斯（1859—1932）在德国创立，艾伦费尔斯自1896年起在布拉格担任教授。［Vgl. ders., Über Gestaltqualitäten. Vierteljahreszeit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 14（1890）, S. 249—292.］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 1880—1943）、阿代马尔·格尔布（Adhémar Gelb, 1887—1936）和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 1878—1965）——阿多诺在法兰克福求学期间曾听过后者的讲座——以及其他人在20世纪上半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们提供了格式塔疗法的理论基础。
[10] 例如，马克斯·韦特海默用“坏的完形”来描述一个问题的起始状态，生产性的思维首先必须从这个状态入手，以便——凭借它固有的简洁的倾向——通过重组的过程发现整体的完形，从而允许坏的完形完成向好的完形进行过渡。（Vgl. Max Wertheimer, Drei Abhandlungen zur Gestalttheorie , Erlangen 1925.）马克斯·韦特海默于1929年到1933年在法兰克福担任心理学教席教授。——阿多诺在他的《认识论元批判》中对格式塔理论进行了比这里更明确的批判：“人们对格式塔理论的如下指责是正确的；它试图在实证主义的实验规定（Versuchsanordnung）的素材中直接发现形而上学的意义。它作为科学出场，而又不付出打破魔咒的代价。因而，它适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遮蔽分裂了的实在，它宣称这实在是非分裂的、‘完好无损的’，而没有指出分裂的条件。”（GS 5, S. 164.中译参见阿多诺：《认识论元批判》，侯振武、黄亚明译，谢永康校，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页。）
[11] 见本书第22页。
[12] Vg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a. a. O. ［s. Anm.49］, S. 206.
[13] Vgl.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 in: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s. Anm. 26］, Bd. I·2,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1974）, S. 509—690.中译参阅本雅明：《本雅明经典作品六种》，王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99—250页。阿多诺提到的以及他在下文中详细说明的争论被记录在他和本雅明1938/39年的通信中。（Vgl. Theodor W. Adorno, Briefe und Briefwechsel , hrsg. vom Theodor W. Adorno Archiv, Bd. 1: Theodor W. Adorno/Walter Benjamin, Briefwechsel 1928—1940 , hrsg. von Henri Lonitz, Frankfurt a. M. 1994, S. 364 ff.）本雅明曾将一本计划未完成的关于波德莱尔手稿的中间部分寄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出版。在1938年11月10日致本雅明的信中，第一版手稿遭到阿多诺根本性的批评，这些批评的实质跟阿多诺在讲座过程中表达的观点相吻合，这促使本雅明对他的解释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尽管只是对第二章“游荡者”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本雅明的第一版手稿以“波德莱尔第二帝国的巴黎”为题发表于《本雅明全集》［vgl.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a. a.O.（s. Anm. 26）, Bd. I·2,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1974）, S. 511—604.中译参阅同上书，第101—190页。］，修订版的标题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ebd., S. 605—653.中译参阅同上书，第191—234页。）。
[14] Ebd., S. 519—23.
[15]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 1862）；deutsch: Die Elenden , übers. von Paul Wiegler, Zürich 1998.
[16] Banlieue：法语（其实是“Bannmeile”）意为郊区，城郊。阿多诺虽然说的是在郊区外（außerhalb der banlieue），但指的却是在关税壁垒外（außerhalb der barrière）。这究竟是录音转抄错误，还是阿多诺的口误，无疑再也无法得到澄清。然而事实上，本雅明所谈论的并不是郊区，而是关税壁垒，后者将郊区和城市隔开并在此征收酒税。［Vgl.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 a. a. O.（s. Anm. 26）, Bd. I·2,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1974）, S. 520.中译参阅本雅明：《本雅明经典作品六种》，第108—109页。］
[17] 指的是本雅明参引的文献：Honoré-Antoine Frégier, Des classes dangereuses de la population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t des moyens de les render meilleures , Paris 1840。阿多诺在这里简单介绍了本雅明的思路。（Ebd.）
[18] 阿多诺所说的材料，是指本雅明的文本以及他们关于这个主题的通信（见本讲注释（13））。
[19] 阿多诺在他1938年11月10日致本雅明的信中写道：“如果我没有搞错，这种辩证法少了一样东西：中介。它一律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波德莱尔的实际内容同他那个时代社会历史邻近的特征（确切说极有可能指的是这种经济特征）直接联系起来。例如，我想到了关于酒税的段落（I, S. 23），关于关税壁垒的某些论述，或者已经提到过的有关拱廊的段落（II, 2），这些段落以一种特别成问题的方式触动了我，因为恰恰在这里，从生理学原则性的理论思考到对游荡者‘具体’陈述的过渡仍然是脆弱的。……此外，我……正试图告诉您我厌恶那种特殊的具体事物及其行为主义特征的理论的原因。但我厌恶的原因不外乎此，我认为把上层建筑领域显著的个别特征‘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扭转过来，将它们与毗邻的经济基础的特征以无中介的，甚至是因果性的方式联系起来，这在方法上是糟糕的。只有通过整个过程的中介，才有可能对文化特征进行唯物主义的规定。”［Theodor W. Adorno/Walter Benjamin, Briefwechsel 1928—1940 , a. a. O.（s. Anm.137）, S. 366 f.］——为了理解本雅明的方法，我们必须补充说，在阿多诺看到的那部分文本中，本雅明从一开始就特意将对社会历史的具体个别关系的哲学强调同阿多诺指控的中介分离开来，以便随后在计划中（但未成文）的第三部分贯彻这一做法。
[20] 马克斯·韦伯在他1904年的文章《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当中阐明了他的“理想型”构想，从而至少初步形成了阿多诺提到的那个对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指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明了，理想类型在本质上仅仅是有关联系的抽象概念，这些联系由我们设想为事件之流中的不变者，作为发展赖以实现的各种历史个体。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混乱，这个混乱借助‘类型’的概念轻而易举地重新塞进了自然主义的偏见：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把实在简化为‘规律’。即使发展也同样可以构造成为理想类型，这种构造可以有相当重要的启迪价值。但是，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来了危险：理想类型和实在相互混用。……这个过程并不产生任何方法论上的疑义，只要人们始终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结构与历史是有严格区别的两种东西，而结构在这里仅仅是一种手段，它能够从我们现有的知识出发有计划且有效地把历史事件归源于它的实在原因。……我们在讨论时有意地避免涉及对我们极其重要的理想类型：马克思的理论。……因此我们这里只是指出：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只要它们无理论缺陷——当然都有理想类型的特点。这些理想类型在被用来与实在作比较时的卓尔超群的启迪意义，以及它们一旦被设想为经验地有效的或者完全现实地（亦即真正形而上学地）‘起作用的力量’、‘趋势’等等时的危险，都是每一个曾经使用过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人所熟悉的。”（Max Weber, Die 〉Objektivität〈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 Tübingen 1922, S. 146—214, S. 203—205.中译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7—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