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inquents in the Snow
“开拔。”门外的人声提醒我们（通常还在最不顺心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圣歌季（season of carols）又来了。我家门前，本地唱诗班的歌声，一年响起一次；至于其他的四十五次，则是一些男孩或儿童的声音，他们甚至不去学唱歌，或记住他们正在糟蹋的那首圣歌的歌词。他们真正持之以恒加以摆弄的乐器，是门铃和门环；他们追逐的，则是钱财。
我敢保，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是翻进我家花园、劫掠果子、砍倒果树还在我家窗外胡喊乱叫的那些流氓阿飞。尽管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家有人重病在身。 我担心对于他们，我的“姑息迁就”，是处置失当。我既不像个基督徒，赦免他们；也不像个怒气冲冲的主人，放狗去咬他们。人家敲诈，我给钱；给钱，又给得并不得体。我做得两头都不靠。
倘若我并不认为，当前遵纪守法的民众都怒火中烧，那我将此事公之于众就是蠢举一桩（这事更适合说给告解神父听）。针对这怒火，我赢得了无数战斗，却从未赢过一场战争。而且天知道，许多人家比我更有原因感到怒火中烧。毕竟，我还没像朝圣先生（Mr Pilgrim）那样，被迫自尽。 我为之哀痛的也并不是，女儿遭奸杀，可凶手则将被关进精神病院（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终有一天出院又去逮其他孩子。相比起来，我最大的伤痛也不足挂齿。不过，鉴于它勾起了所有这些问题，还是说说那件事吧。
不久前，几位小邻居撬开我家花园的一间小平房，偷了几件东西——几样不常见的武器和一架光学仪器。这一次，警察找出他们是谁了。由于确信，他们之中有好几个此前就犯过同样的罪，我寄予厚望，会给他们某种足以杀鸡儆猴的判罚。可是有人敬告我：“要是那个老女人当法官，那就全完了。”我当然不得不列席少年法庭。结果与敬告所言，毫发不爽。那位老太太（姑且这样称呼她吧）是庭长。大量证据表明，犯罪有预谋，意在钱财：有些赃物已经卖掉。老太太判罚了一小笔钱。也就是说，她没惩罚犯人，而是惩罚他们的父母。可更让我惊讶不置的是，她给犯人的总结陈词。她告诫他们，务必，确确实实务必放弃这种“愚蠢的恶作剧”。
当然，我万不可指控老太太不公正（injustice）。正义（justice）之定义，林林总总。如果正义的意思，如忒拉绪马霍斯（Trasymachus）所想的那样，是“强者的利益”， 那她就很正义了。因为她推行的是自己的和罪犯的意志，他们合起来比我不知强大多少。
可是，假如她的意图是——我并不怀疑，这种正义引领我们所有人走上的那条大道就是用好意铺成的——防止这些男孩长成惯犯，我就要质疑，她的方法是否周全（well judged）。即便他们听她的（他们不会听在意料之中），他们带走的是一个信念：图谋钱财的蓄意抢劫会被归为“恶作剧”一类——归为一种孩子气，长大了就没了。怂恿他们从率意践踏劫掠果园，毫不迟疑地走向入室行窃、纵火、强奸、谋杀，似乎再难想出比这更好的途径了。
这件小事，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刑法日渐保护罪犯，不再保护受害者。有人可能担心，我们正在走向犯人专制或（可能是一丘之貉的）纯粹无政府。不过，这并不是我的担忧，我担心的恰好相反。
依照这一国度的古典政治理论，我们把自卫权（our right of self-protection）让渡给国家，其前提条件是国家会保护我们。 粗略说来，你答应不亲自手刃谋害你女儿的那个人，是因为你知道，国家会逮捕并绞死他。当然，作为对国家起源的历史追溯，这一理论与实不符。群体对个体的权力，就其本性而言，是无限的。个体交出权力，是因为他不得不交。国家在最佳状态（这些状态已不再有），藉着明确这一权力，给它设限，并给了个体一丁点自由。
可是古典理论为公民之服从职责（obligation to civil obedience）提供了道德根据；解释了交税为何正确（以及不可避免），手刃谋害你女儿的凶手为何错误。目前，这一令人很不舒服的处境（uncomfortable position）是这样：国家很少保护我们，因为它不愿在国内保护我们免受罪犯侵害，而且明显日益没了能力保护我们免受外敌侵害。我们的权利与自由之少，负担之多，是绝无仅有：作为回报，我们所得保护少得可怜。就在我们的职责增多之时，其道德根据则被撤除。
折磨我的问题是，血肉之躯还会继续忍耐多久。不久之前，甚至还曾有个他们是否应该忍耐的问题。我希望，没有人会以为约翰逊博士是个野蛮人（barbarian）。可是他坚持认为，根据苏格兰的一条古怪法律，某年青人的杀父仇人总逍遥法外，那么此青年蛮有理由这样说：“我在这些野蛮人中，他们拒绝做公正事……因此我处在一种自然的状态……我会把杀死我父亲的罪犯刺死。” （见鲍斯威尔《赫布 里底群岛旅行日记》1773年8月22日之日记）
更显而易见的是，基于这些原则，当国家不再保护我免受流氓侵害，要是我能够，我就有理由亲手抓住他们，修理他们。当国家不能够或不愿意提供保护，“自然”（nature）就卷土重来，自卫权原物奉还给个体。当然，要是我能够且确实这样做了，我会被起诉。对盗贼很是仁慈的老太太及其同党，将对我毫不心慈手软；我会被那些既不知道也不在意萨德现象（sadist） 或任何词汇什么意思的记者，当作“虐待狂”丑闻在小报上示众。
然而，我所担心的不是，或主要不是零星爆发的个人复仇。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境况既然与美国内战之后的南部如此相像，以至于会出现某种类似三K党 的东西，这种东西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某种右翼革命或中间派革命（a Right or Central revolution）。因为那些受害者，主要是深谋远虑之人，是不屈不挠之人，是那些想去劳动的人，是那些在无法抚慰的挫折面前仍树立起值得一保的性命（some sort of life）并期望保全性命的人。说他们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是“中产阶级”，没说到点子上。他们的品质，并非来自阶级：他们之所以属于这一阶级，是因为他们有这些品质。因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勤勉、有远见或天分，并愿意克己自律的人，不大可能在一个世代之后，还仍是无产阶级。事实上，那点仅存的道德、智识或经济活力，残存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非实体（nonentities）。他们的耐心，在某个点会崩断。
那个老太太要是读了这篇文章，会说我在“威胁”（threat）——语言准确常常与她无缘。要是你用“威胁”一词来指（可这时你就不太懂英语），推测预言某个极不可欲的事件，那么我就是在威胁。假如你用“威胁”一词，言下之意是我期望此等结局或情愿促成它，那么你就搞错了。革命很少治愈它们所针对的那种恶；它们总会生养上百个其他的恶。至于那个旧恶，革命经常给它弄个新名，使之继续大行于世。可以肯定，假如有个三K党兴起，很快就会充斥其行列的流氓阿飞，主要是那类激发了三K党的流氓阿飞。右翼革命或中间派革命，会和其他革命一样伪善、肮脏、凶恶。我担心的是，我们恐怕会使革命的可然性更高。
拙文或许被判为不合时宜，不合乎和平与友好之大局。不过，还是与大局有点联系。并非一切种类的和平，都与一切种类的友好（goodwill）相容。应许给使人和睦的人（peacemaker）的福祉（blessing） ，也不是所有那些口称“和平、和平”的人所能得到的。一个真正的“使人和睦的人”， 促进和平，而不是鼓吹和平。和平、和平……我们不会对你严厉……那只是个小孩的恶作剧……你有点神经失常……答应我，不要再那样了……说到头，我并不认为从中会出来友好或和平。在布满报春花的小路上，栽种报春花，说到头，算不得仁举。
你瞧！他们又开始忙活了。“Ark, the errol hygel sings.” 敲门声越来越大。好了，他们来了，一年只不过来50回。只过两周半，就是节礼日（Boxing Day）。 那时，我们或许会有一点宁静，纪念耶稣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