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and Second Things
我在1942年6月6日的《时代与潮流》杂志上读到，德国人将哈根，而不是齐格弗里德树立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我乐得差点笑出声来。因为我是个浪漫人（romantic person）。青春年少之时的一个黄金夏日，我从留声机上首次听闻《女武神的骑行》， 并看到阿瑟·拉克姆给《尼伯龙根的指环》所配插图。 打那时起，我就纵情于我的尼伯龙根，尤其是此故事的瓦格纳版。甚至在今日，这些书卷的那股气息仍能令我心驰神往，带着初恋记忆的那丝痛楚。因此，当纳粹攫取我的珍宝，把它弄成他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时，那是一个苦涩时刻。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他们自己已经证明，没有能力消化它。他们保留这一故事，只能靠将它颠倒本末，把其中一个小坏蛋弄成英雄。无疑，他们立场里的逻辑马上会令他们走得更远，将宣布阿尔伯里希为北方精神的真正化身。这时，他们就把所窃之物还给了我。
说到北方精神（Nordic spirit），就令我想起，他们企图利用《指环》，只是他们整体利用“北方”这个更大企图的一个实例。这一更大企图同样可笑。认强力（might）为正义（right）的人，有何资格去说，他们也是奥丁的崇拜者？奥丁的全部要义在于，他秉有正义，而无强力。 北方宗教的全部要义在于，所有神话中唯独它告诉人们去侍奉诸神，毫不讳言诸神在负隅顽抗，而且注定最终落败。“我要与奥丁一同赴死”，史蒂文森寓言故事里的流浪者说。 这就证明，史蒂文森懂得一些北方精神，而德国压根理解不了。诸神将陨落。奥丁的智慧、托尔的英勇 （托尔有点像约克郡人）及巴尔德耳的美， 终将被愚蠢巨人们及畸形巨怪的权力政治（ realpolitik ）所粉碎。但这一点也动摇不了自由人的忠诚。因而，如我等所望，真正的德国诗篇都关乎英勇抗争，关乎殊死搏斗。
说到这儿，我猛然想到，我好像撞上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悖论。全欧洲唯一的一批人，力图将他们的前基督神话体系复兴为活的信仰，却怎么显得自己没能力理解这一残余的神话体系？在任何情况下，倒退都可悲——其可悲，一如某人长大成人，却退回到其预科学校的气质（ethos）。不过，你倒能指望他，至少明白禁止搞小动作的规矩，至少清楚新生不应把手揣到口袋里。为了小善而牺牲大善，最终又连小善都没得到——这是出奇的愚蠢。为了一塌糊涂的神话体系而出卖其名分（birthright），接着又将神话体系全部弄错——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我（宁愿用菘蓝将自己的脸染得靛青，也不愿说真的有个奥丁）从奥丁神话中得到了他所能提供的全部的善和趣（fun），而纳粹的奥丁主义者一点都没得到。
不过在我看来，如我所想，这或许并不像是一个悖论。或者至少说，它是个悖论，却时时发生，人如今差不多已经习惯了。其他实例开始浮现脑际。直至相当晚近的现代——我想直至浪漫主义时期——尚无人提出，文学与艺术之目的在于自身。它们“属于生活的装点”，它们提供“无邪消遣”（innocent diversion）；它们或是“闲情逸致”（refined our manners），或“感发志意”（incited us to virtue），或颂赞诸神。伟大乐曲曾为弥撒而作；伟大绘画曾被用来填补尊贵的庇护人的餐厅墙壁，或用来在教堂点燃敬虔。伟大悲剧要么由宗教诗人编导，来礼拜狄奥尼索斯；要么由商业诗人编导，以取悦休半日假的伦敦佬。
正是在19世纪，我们意识到艺术的全部尊严。我们开始对之“大讲特讲”（take it seriously），恰如纳粹大讲特讲神话体系。但其结果看来却是，审美生活之误置。其中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除了高雅之作与“流行”之作，前者越来越无人愿意去读、去听或去看，后者则无论创作者还是乐享者都感到羞惭。恰如纳粹，把一个虽真实却从属的善（a real, but subordinate good），抬得太高，我们差点失去了那个善本身。
琢磨此事越久，我越是怀疑我窥见一项定律：无意对谈，越像对谈。把一条宠物狗当作生命中心的那个女人，都头来，失去的不只是她做人的用处和尊严，而且失去了养狗的原本乐趣。把饮酒当作头等大事的那个男人，不仅会丢掉工作，而且会丧失味觉，丧失享受醉酒之乐的全部能力。在人生的那么一两个时刻，感到宇宙的意义就集中在一位女人身上，这是件光荣事——只要其他义务或欢乐还能把你的心思从她身上移开，就是件光荣事。然而，诸事不顾，只是一心想她（这事有时行得通），后果会如何？当然，这一定律早被发现，但它还是经得住一再发现。它可以表述如下：每一次取小善舍大善、取部分之善而舍全体之善，此等牺牲的结果就是，小善或部分之善也一同失丧。
诚然，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以扫果真以长子名分，换取了一碗红豆汤的好处， 那么他算是幸运的特例。把次要之事放在首位，你无法完成它；你只有藉着把首要之事置于首位，才能完成那次要之事。如此一来，“什么事才是首要之事”这个问题，就不仅是哲学问题，而是每个人都该关切的事了。
在此语境下，不可能不去追问，我们自己的文明在过去三十年间，把什么置于首位。答案很是明白。它将自己置于首位。维系文明（to preserve civilization）成了伟大目标；文明之瓦解，成了最大烦恼。和平、生活高水准、卫生、交通、科学、娱乐——所有这些我们通常所谓的文明，成了我们的目的（ends）。人们会这样答对：当文明危难之时，我们关心文明就极为自然，极为必需。可是，要是完全搞颠倒了呢？——要是文明之所以陷于危急，恰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把文明当成至善（ summum bonum ）呢？或许走这条路，无法保卫文明。或许，文明恐怕永无宁日，直到我们除了在意它之外，还在意点别的。
这一假设，蛮有事实根据。就拿追求和平（可以说是文明的要素之一）来说吧，我想，很多人如今都会同意，和平欲求所主导的外交政策，正是一条走向战争之路。 再说了，在文明成为人类活动一支独大的目标之前，文明可曾万分危急？对过去时代的鲁莽的理想化，比比皆是，我不愿为之煽风点火。祖先跟我们一样残暴，荒淫，贪婪，愚蠢。然而，当他们不只关切文明，而且关切其他事——在不同时代关心形形色色的事，关心神的旨意，荣耀，个人荣誉，正统（doctrinal purity），公义——难道因此经常陷于文明消失的严重危险之中么？
这一提议，至少值得一思。诚然，除非我们把文明置于次要地位，否则文明永无宁日，假如此言不虚，那么立即就会有个问题，对谁次要？谁是首要之事？我在此只能答复说，要是我们并不知道，首要之事及唯一真正切实之事就是，动身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