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section
关于活体解剖，在这个世界上要听到理性讨论，真是难上加难。那些否弃活体解剖的人，常被斥为“滥情”（sentimentality），而且他们的论证也验证了这一斥责。他们描绘的画面，都是可爱的小狗在解剖台上。可是，另一方恰好也面临着同一指控。他们为之辩护，所描绘的画面则是痛苦不堪的妇女儿童，只能靠活体解剖的成果来减轻他们的苦痛（我们这就放心了）。跟前者一样显而易见，后者也诉诸情感，也诉诸我们叫作怜悯的特定情感。两者之诉求，什么都没证明。要是此事乃正确之事——要是根本正确，那就是个义务——那么，为履行义务，怜悯动物就是我们必须克服的诱惑之一。要是此事乃错误之事，那么，怜悯人类苦痛，正好是最有可能使我们做错事的诱惑。而真正的问题——此事是对是错——仍然原封不动。
理性讨论这一论题，一开始就要问，痛苦是不是一种恶。要是痛苦并非恶，那么，反对活体解剖就宣告破产。支持活体解剖，也如此。辩护若非根据减轻人类苦痛，还有何根据可为之辩护？我们因而必须把痛苦是恶，设定为整个讨论的一个基础，否则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现在，假如痛苦是一种恶，那么施加痛苦，就其自身而论，显然必定是一种恶行。可是总有一些事情，作为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s）而存在。一些举措就其自身而言是坏事。可是，当它们是更大的善的必要手段之时，却有情可原，甚至值得称道。我们说施加痛苦仅就自身而言是一种恶，但我们并没有说，永远不应施加痛苦。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为了好的目标，施加痛苦就名正言顺——比如拔牙，比如正当且能感化人的刑罚。关键在于，它一直需要正名（justification）。我们发现谁人在施加痛苦，谁人就有责任说明，为什么在此特定情形下，本身是坏事的举措却是好事一桩。当我们发现有人在提供快乐，（要是我们批评他）证明其行为错误，是我们的事。然而，当我们发现有人施加痛苦，证明其行为正确，却是他的事。要是他不能证明，那他就是个坏人。
这样说来，活体解剖要想得到辩护，只有靠表明，一个物种应受苦而另一物种应更幸福是正确的。这时，我们来到了岔路口。活体解剖的基督教辩护者和普通“科学主义”（即自然主义）辩护者，不得不走上不同路线。
基督教辩护者，尤其是拉丁国家的，极容易说，我们对动物随心所欲乃名正言顺，因为它们“没灵魂”。可是，这话什么意思？假如它意味着动物没有意识（consciousness），那么，怎么知道的？动物的某些行为显得它们好像有意识，或者至少说高级动物有。虽然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具有那种应被认作意识的东西的动物，比我们设想的要少很多。 可这只是一家之言。除非我们有其他根据得知活体解剖之正确，否则，我们万万不可仅仅基于一家之言，去冒折磨动物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它们“没灵魂”这一陈述，或许意思是说，它们没有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ies），并无永生（not immortal）。可是这一意义上的“没灵魂”，使得给它们施加痛苦更难正名（justify），而不是更容易。因为这意味着，动物之痛苦不可能是罪有应得（deserve），不可能是有道德进益的痛苦磨练，也不可能是会有来世补偿的今生苦难。于是，就人而言，使得痛苦尚可忍受、使得它并非全然是恶的全部因素，就动物而言则付诸阙如。“没灵魂”，只要它与活体解剖问题根本相关，就是对活体解剖的一个反驳。
对于基督教活体解剖论者来说，要采取的唯一一条理性路线就是去说，人高于动物是个真正的客观事实，启示（Revelation）保证了这一点，禽兽为人做出牺牲之正当性就是其逻辑结论。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们这样说，并非因这一物种是我们自己而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偏袒，而是遵照上帝所创造的尊卑有等的秩序（a hierarchical or-der）。这一秩序确实体现在宇宙之中，不管是否有人体认到它。这一立场或许并不令人满意。我们或许不明白，一位仁爱的神（a benevolent Deity）如何希望我们从祂所创造的尊卑有等的秩序之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或许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说辞，申明（formulate）人有权折磨动物，同时又不隐含着天使有权折磨人。而且我们或许会感到，说人客观上优越（objectvie superiority），是没错，可是这个优越应当部分 在于 ，不像一个活体解剖者那般行事。要证明我们优于动物，恰恰要藉助这一事实：我们体认到对它们的义务，而它们不会体认到对我们的义务。不过，在这一切问题上，观点分歧都是开诚布公。假如根据我们的真实的、神授的优越（superiority），一位基督徒病理学家认为活体解剖没错，并在活体解剖之时，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必要的痛苦都小心避免，为他所承担的责任而战战兢兢心存敬畏，并真切感受到人类生命必须具有的高风亮节（high mode）——假如人类想藉此为牺牲动物正名的话，那么，（无论我们是否与他意见一致）我们也能尊重他的观点。
可是，绝大多数活体解剖者并无这种神学背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自然主义者或达尔文主义者。而在这里，我们的确碰见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他们会带着最大鄙夷，把对动物所受折磨的任何考虑扫在一旁，要是它挡住了“研究”去路的话。可正是同一批人，在另一语境中，最激烈地否认人与其他动物有何巨大差异。在自然主义者看来，禽兽究其根本，跟我们自身是同一 种 （sort）事物。人不过是最聪明的类人猿。基督徒会拿来为活体解剖辩护的全部根据，因而被拦腰斩断。为我们自己这一物种牺牲其他物种，并非因为我们这一物种相对于其他具有任何客观的形而上特权（objective metaphysical privilege），而只是因为这一物种是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物种，或许极为自然而然。可是，我们无需再听自然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说反活体解剖论者就是“滥情”（sentimentality）。忠于自己物种、偏袒人，只是因为我们是人——假如这不是一种情操（sentiment） ，那什么是情操？它或许是好的情操，或许是坏的情操。可是，它定然是一种情操。努力把它付诸逻辑，看看会发生什么！
现代活体解剖，其最为凶险之处就在这里。要是单单一种情操（a mere sentiment）就能为残忍正名，为什么走到对全人类之情操这里，就裹足不前了呢？还有一种情操爱白人恨黑人，爱统治民族恨非雅利安人，爱“文明”或“进步”人士恨“未开化”或“落后”人士。最后还有爱自己的国家、党、阶级，恨其他。人与禽兽绝不同类这一古老的基督教观念，一旦放弃，我们再就找不到任何论证，为动物实验辩护的同时，却又不为拿低等人做实验辩护。要是我们割弃禽兽只是因为它们不能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在生存竞争中背水一战（backing our own side），那么出于同一理由，割弃低能儿、罪犯、仇敌或资本主义者就合乎逻辑。实际上，拿人做实验（experiments on men）已经开始。我们都听说，纳粹科学家已经在做。我们都疑惧，我们自己的科学家或许随时可能开始偷偷去做。
我们当醒觉，活体解剖者已经赢得首轮胜利。在十八十九世纪，人反对活体解剖，不会被贴上“怪人”（crank）标签。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路易斯·卡罗尔 在他那封伟大书信里反对活体解剖的根据，就是我方才用的。 约翰逊博士——此人心中的铁石（ iron ）不亚于任何人——在读《辛白林》的一则札记中反对活体解剖，值得全文引用。在第一幕第五场，王后向医生解释说，她要拿这种毒药做实验，“在那些不值得用绳子勒死的畜类身上试一试你这种药品的力量——当然我不会把它用在人身上的”。医生答道：
娘娘
这种实验不过会使您的心肠变硬。
约翰逊评论说：“如果莎士比亚能活到今天，看见报导现今科学实验的文章，一定会大大震惊。当他眼见这类人施酷刑毫无恻隐之心，口出大言绝不羞愧，生活在人群之中仍然挺胸昂首，不接受任何责难的话，莎士比亚一定会改写这一场，更强烈地发挥它的主旨。”
这是他的话，不是我的。实际上，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不大敢用这种不动声色的严厉文字。为何不敢，原因就在于另一方事实上已经获胜。尽管残忍对待动物就已是大事一桩，但是，他们的胜利则是更重大之事体的表征（symptomatic）。活体解剖的胜利，标志着一个大跃进，标志着无情的、非道德的功利主义战胜了伦理律法的古老世界。在这一胜利之中，我们以及动物，都已经是受害者（victims）；关于这一胜利，达豪和广岛标志着其最新进展。 在为残忍对待动物正名之时，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置于动物水平。既然选择了丛林，我们就必须承担其后果。
你会注意到，我并未花费时间讨论，实验室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将被告知，那里的残忍出奇地少。目下，这一问题与我毫无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决定，什么应得到允许：在此之后，发现已经做了什么，则是警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