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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年的1月4日，一个风平浪静的冬日上午，五个旅行装束的男子，从哥本哈根的收费站出发，向着城外的港口锚地缓缓驶去。仿佛是在向着太阳前进。立于船头回身望去，城市躺在一月淡薄的光线里沉默不语。这座小小的国际都会，那片环绕着伊格维[1]的崭新成果——阿马林堡贵族宫殿[2]——的优雅城区，就这样渐渐远去了。而前方等着他们的，是那艘沐浴在冬阳里的“格陵兰号”海军舰艇。大船十分耀眼，船桅、风帆、绳索，远远就能望见；或许也有人注意到船身投下的那片黑色暗影，随即一丝隐隐的不安划过心头。是的，他们将会登上这艘轮船，开启漫长的远航之旅，未来的数月时间，他们都得在旅途中度过了：轮船出发后要先往北行，到斯卡恩[3]附近，再往南行，进入地中海，穿行而过，前往君士坦丁堡。而后从那里继续旅途，去往亚历山大，继而抵达开罗、苏伊士[4]；随后便是远行，南下穿过红海，直到抵达阿拉伯半岛南端，抵达那片生产乳香、没药、香脂的不可思议的土地。那片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都曾梦想征服的人间天堂；不过那里也是从未有人涉足的地方，包括年轻有为的亚历山大大帝——或许他没去那里的原因恰恰就是从没有人到过那里。那个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称为“阿拉伯菲利克斯”，即“阿拉伯福地”。
“阿拉伯菲利克斯”也好，“阿拉伯福地”也罢，它的名字对于此时摆渡船上的五个人来说，由于他们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表达方式自然也不一样。有人喜欢用拉丁语，有人则习惯用德语。因为这支队伍里只有两个丹麦人，另外两个是德国人，还有一个瑞典人。他们都还年轻，其中年纪最大的也不过34岁，最小的才28岁。此行一去，可以说，在未来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得互相陪伴，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在当下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一行人彼此相识不过几周而已。虽说他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同往一处，然而彼此之间却极有可能无话可说。没错，他们是奔着“阿拉伯福地”而去，不过此时并没有谁的脸上洋溢着快乐与幸福。诚然，陌生的远方确实带有强烈的吸引力，但也不排除有未知的险恶，如果他们是因为觉察到了这一点，而有打退堂鼓的心理，倒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我们也只是推测罢了。至于远征队为什么会在刚刚出发后的这段时间内沉默不语（阴云不散），或许还有更为严重的原因吧——其实都用不着推测。因为很不幸，那已是确切的事实。种种缘由一言难尽，总之，团队虽小，内部的冲突与纷争却不小。他们早在出发前就已经闹得很难堪了。
不过对于此次远征考察的消息，国家并没有透露给新闻媒体。直到一周以后，也就是1761年的1月12日，《哥本哈根邮报》（Copenhagen Post）的头版才报道了这则新闻，宣布如下：
时局动荡不安，陛下虽勤于朝政，日理万机，但仍旧不忘促进知识与科学的进步，为他的子民谋求更辉煌的荣耀，陛下为此，殚精竭虑，就在不久前，他派遣了一支乘坐“格陵兰号”军舰出发的学者队伍，他们将会穿越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穿过埃及抵达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后他们会取道叙利亚，返回欧洲；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会全心致力于新的考察、研究、探索、发现，以期学术成就上的新突破，同时，他们也会在那边收集有价值的东方手稿及抄本，并将其与东部地区的标本及珍品等，一并寄回。远征队包括以下成员：1.古典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教授；2.自然科学家、植物学家，彼得·福斯科尔教授；3.数学家、天文学家，工兵上尉[5]卡斯滕·尼布尔；4.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卡尔·克拉默博士；5.画家、雕刻家，格奥尔格·威廉·博朗芬先生。这支队伍会在东方考察数年时间，加之在担此重任前，他们也经过了好些年的认真准备，因此，就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吧，他们的勤奋、才干、毅力，加上上帝的保佑，一定会取得可喜的丰硕成果，会为我们带回先进的知识，特别是对《圣经》教义更为精准的解读与阐述。
就在万众期待之下，丹麦远征队向着阿拉伯半岛出发了。这支队伍，不仅是丹麦历史上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的第一支大规模的远征考察队，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向阿拉伯半岛派出的第一支远征考察队。于是丹麦远征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说到底，当时可是启蒙时代啊，整个欧洲都在渴求知识，对这场大胆的事业自然是予以密切关注；来自整个欧洲大陆[6]的各个顶级大学的学者，都会给远征队成员寄去他们在这些未知领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期望对方能为其提供解答。如此，在整个18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他们把这场远征尊称为“阿拉伯之行”（Arabian Journey），正如其名，它代表着一种高度尊重，因为远征实现了诸多新发现的可能——尽管它本身历尽悲苦艰辛；在此一百年后，英国探险家提及“卡斯滕·尼布尔的远征”（Carsten Niebuhr’s expedition）时，也会带着最崇高的敬意。而今天，在这场远征结束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已全然忘怀。
1761年，是“格陵兰号”从哥本哈根出发的时间，但却并不是这项远征事业的真正起点。事实上，早在1756年的5月，当格丁根大学（Göttingen University）的德国东方学专家约翰·大卫·米凯利斯，向丹麦外交部部长J.H.E.伯恩斯托夫[7]提出那个颇具首创性的建议时，这场远行就已经萌芽了。话说米凯利斯当时就像是被这个新奇的想法击中了一般——当然他后来也因此闻名于世。他是这么建议伯恩斯托夫的，丹麦每年不是都会派遣传教士到德伦格巴尔[8]吗？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对一些传教士加以培训，让他们去探索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地区。
彼时格丁根是汉诺威王朝[9]统治下的学术之都，由于血缘纽带关系，汉诺威是和英格兰联在一起的，因此，就整个欧洲大陆而言，英国实证主义的脚跟，在这儿站得最稳。米凯利斯教授是个自然神论者，也是实证主义者。他摒弃了世人对《圣经》的旧有理念，并不认为书中的每句话都出于上帝的默示而神圣不可侵犯；相反，他只是把经文视为普通文献，认为它是处于独立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系统之中，从而能够对此加以考证。于是在研究过程中，他忽然想到，若能去到阿拉伯半岛一探究竟，或许他在解析《圣经》语言文本时所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就能迎刃而解了。例如，可以对阿拉伯半岛上生长着的那些动植物进行考察与识别，而后便能明确它们是否也在《圣经》里出现过；可以对阿拉伯半岛的地理环境展开研究，尤其是红海的潮汐变化，这对以色列人逃离埃及那部分内容的理解极为关键。最后，米凯利斯还设想，前往那里的调研人员也可以研究阿拉伯人的日常习惯、风俗传统，以及他们的建筑样式与风格。总之，他的想法就是，阿拉伯人一直固守着古老传统的传承与沿袭，而如今像他们这般生活的民族，在这个地球上已经不多见了；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通过研究阿拉伯的文化形态来了解与之相似的那些古老的以色列人；并且仅就研究范畴而言，阿拉伯半岛甚至要优于巴勒斯坦，因为后者在古今间隔的数世纪的时间里受到了太多外来影响而已渐渐失去它的原有文化形态了。
米凯利斯在信中向伯恩斯托夫提议，如果丹麦真的打算把那些传教士从德伦格巴尔派往阿拉伯半岛，那就应该让他们在出发前接受一次全面的初步培训，至于培训他们的人员，丹麦政府可以给格丁根大学的两个学生发放三年的奖学金，让这两个学生得到充足培训，再去哥本哈根，向那些被选定的传教士言传身教。由此，米凯利斯继续说道，他很想推荐两个学生担此重任，一个是来自挪威的斯特伦，另一个是来自丹麦的冯·黑文，他俩在他的语言学课上成绩都十分突出。
教授的提议立即在汉诺威王室贵族的这位伯恩斯托夫心中产生了共鸣，后者回应道，此事关乎文艺与学术事业的兴荣，意义重大。对此，丹麦政府只有一个要求，恳请米凯利斯为那两位学生提交一份更为具体明确的旅行日程安排。这一要求使米凯利斯调整了最初计划，建议不妨就培训一个学生——省却再次培训传教士的麻烦——这个学生可以独自承担起前往阿拉伯半岛的考察之旅。米凯利斯坦言，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更多开销，但若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考虑，他又觉得此次花费与投入十分值得。至于谁来挑起大梁，教授则从此次任命的候选人中推荐了得意门生斯特伦。
待到这一年刚刚迈进十月，伯恩斯托夫已给米凯利斯发去通知，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已将此事提上议程，也接受了斯特伦的提名；另外，考虑到后者主要是一名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决定任命一名植物学家与之一同前往。
但故事后来并没有顺理成章，他俩谁都没能抵达阿拉伯菲利克斯，这还得从另一个候选人说起。在整个过程中，丹麦的冯·黑文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无视了，内心甚觉屈辱。当听说了斯特伦的任命后，他先是立即写信给伯恩斯托夫，说，其实斯特伦不堪大任，此人一想到自己要全力承担这种性质的考察工作，内心便畏惧得很；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应该向部长阁下表明心迹，即若斯特伦无法战胜自己对迢迢旅途的恐惧心理，而决定谢绝这份皇室任命，那么他本人，冯·黑文，欣然前往，义不容辞；能够承担这样一场远征考察是他一直以来的渴望，他定会排除万难，不辱使命。这封信写罢，冯·黑文便把说服的矛头转向了格丁根的那位校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可真是苦口婆心，那百般劝阻的模样，就好像他是一个阿拉伯旅行方面的专家，对行途中的种种危险了若指掌似的。反正不管怎么说，斯特伦没过多久便联系到米凯利斯，请求他帮自己推掉这个重任；而冯·黑文则是如愿以偿，他自然很开心，几近忘乎所以，以至于他对斯特伦描述的那些可怕的生死存亡艰难险恶，统统被抛诸脑后，仿佛它们都会瞬间消失掉一样。但，只有命运本身——留意了他说的每句话——对此深思熟虑且铭记在心了。
其实米凯利斯选斯特伦参加远征，既非贸然之举，也无偏袒之意。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二选一的时候他就跟冯·黑文解释过，在阿拉伯半岛的考察绝非易事，身体素质必须过硬，相比之下挪威人要更适合一些，但是丹麦人根本听不进劝。而现在呢，斯特伦已经退出，米凯利斯觉得自己很难再拒绝冯·黑文的请命，便向伯恩斯托夫推荐此人：“冯·黑文是我校学生，目前已取得硕士学位。一开始他听说机会给了斯特伦，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他告诉我，他心心念念能有这样一场远征考察，并为此准备了很久，几年前他就开始选我的东方学课程，恰恰也是这个原因。他日期夜盼着能承担此次远征考察，如此强烈的内心动力实为可贵，就是花钱、专门教导都不一定能培养得出的。此外，他博学多识，对考察所必要的辅助知识领域也都相当熟悉，包括植物学。”听听这赤诚之心，这出类拔萃，真是可敬可佩。然谁曾想，这番荐词到底还是让教授打脸了。在几年之后，就在给伯恩斯托夫写另一封信时，米凯利斯却无法自圆其说了，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推翻了自己在推荐信中所说过的话。然而到了那时再去澄清看清，却已经来不及了。
作为加入这场远征的条件，冯·黑文要求给他两年的时间做初步研究，但在此期间丹麦政府每年必须给他提供500里格斯达勒[10]的津贴。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756年11月2日，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凯利斯，冯·黑文已经通过了审议，现在已被正式任命。
冯·黑文随即投入了准备工作中，但他很快就被一些困难给钳制了：远征考察涉及的范围极广，他担心自己一人应付不来。1757年的春天，米凯利斯不得不去信伯恩斯托夫，说，冯·黑文之前没有考虑到自己要掌握这次考察所必需的全部数学知识，因此为大局计得再添一名数学家，主要负责相关的地理研究。如此设定的意图，是让新添的数学家给冯·黑文做助理。也就是说，冯·黑文仍旧作为这次任命的第一负责人——对此人享有命令权和指挥权。
冯·黑文之前提出的津贴问题，伯恩斯托夫也同意了，但为难的是，上哪里去找一个适合远征的数学家呢。虽然米凯利斯推荐了一个名叫瑟德贝里（Söderberg）的瑞典人，但这次举荐被迫以失败告终，因为那人参加了本国的一次革命，由于未能成功而惨遭流放；哥本哈根那边似乎也寻不到合适人选；还有一个名叫伯尔青（Bölzing）的德国人，在慎重考虑过这项使命之后，还是选择了放弃。眼看着1758年的夏天已经来临，彼时距离出发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数学家的事却还是没有眉目。无奈之际，他们只好选了格丁根大学的名学生来担任这个助理。此人非常年轻，可以说是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至于这不见经传的名字，便是卡斯滕·尼布尔。
刚刚完成了数学家的任命没多久，伯恩斯托夫又被告知，起先选好的那个和冯·黑文同往的植物学家，也临阵变卦了。米凯利斯敦促他得尽快补上这个职缺。可这的确不是件容易事儿。但事在人为。1759年1月1日，这位德国教授给伯恩斯托夫发去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终于找到了担任‘阿拉伯之行’植物学家的极合适人选，可以这么说，此人其实超出了我的预期。他是我先前的一个学生，名叫福斯科尔，出生于瑞典。来上我的课程之前，他就已研习过阿拉伯语，在植物学方面也相当出色——事实上他对整个自然历史领域也是游刃有余——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初步培训。若说此人的缺点，大概就是他秉持过分的怀疑主义，不过这一点也是‘双刃剑’，利用得当会使他更加适合这次考察。”
再一次，教授的满腔热忱溢于言表，在荐词中对自己的学生赞许有加——只不过日后他不需要再对这番话后悔不迭；而伯恩斯托夫也是立即回信给教授，说自己已经接受他的提议，并授权与他，和福斯科尔协商有关细节。
最初的方案，是培训两个学生，然后让他们教授那些被选出前往考察的传教士。而最后取而代之的，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远征考察队。丹麦国王之所以立时接受了这个方案，是时代的整体风潮使然——支持文艺与科学事业正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11]就把他的闲暇时光花在无忧宫[12]里：和伏尔泰进行哲学探讨，或者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起演奏长笛。丹麦自然对此有所耳闻：既然这个弗里德里克能如此消遣解闷，那另一个弗里德里克便可以此为典范，效而仿之，岂不美哉？倘若丹麦国王也愿意牺牲个人闲暇，以倾心于这种哲学的或艺术的消遣方式，那么如此一来，必能像腓特烈大帝一样闻名遐迩。不过作为国王的个人顾问，冷漠而精明的莫尔特克心里很清楚，这么做确实有点儿东施效颦，因为多数情况下，弗里德里克五世在娱乐消遣面前会把持不住自己，以至于末了回寝宫时总是“沉醉不知归路”。但即便如此，莫尔特克也觉得无伤大雅，他力谏陛下实行积极慷慨的文艺政策，因为他更清楚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中赢得尊崇和声望，凭此扬名于世并万古流芳——难道还不足够吗。
足够。这些人顺势而为，的确无可非议。他们明白，眼下他们对文艺和科学事业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长远利益的投资——可以为自己赢取未来的声望，亦可无惧年轮更迭岁月交接。他们希望能为自己成就这样的功与名，以穿越日后漫长时间而不被磨灭。这种渴望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渴望能被世人记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男人在这方面真是十足天真，他们想要功盖天下，名垂青史，为人生获得历史意义，于他们而言，被人钟爱和铭记是如此重要的事。他们甚至要让远在两百多年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仍旧记得：他们建造了阿马林堡贵族宫殿；他们邀请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13]在丹麦完成他的史诗《弥赛亚》，并赏赐他丰厚的酬金；他们加入到与瑞典的竞争中，只因学识渊博的林内乌斯赢得了科学界的至高荣誉；他们邀请植物学家厄德尔[14]在哥本哈根设计一座植物园，支持出版那本造价高昂的《丹麦植物志》[15]；他们在夏洛滕堡 [16]打造了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皇家艺术学院[17]。尽管面临战争的威胁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困难，这些政要首脑仍要设法执行一个大胆而丰富的文化工程计划，其中，最棒的想法之一便是“阿拉伯之行”：不仅仅是进行一些史无前例的尝试，更重要的是在异国领域展开学术探究。这一举措同时满足了那个时代最狂热的两种追求：对科学投入的极大兴致，和对外国尤其是东方地域燃起的高昂热情——这给整个18世纪后期的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记和深远影响。由于此次远行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地考察收集资料，以期对《圣经》文本有更深刻的理解与剖析，因此执行这场行动的信念是不可动摇且毋庸置疑的。伯恩斯托夫老谋深算，把整个计划的筹备与开展交与格丁根大学的米凯利斯，自信这位兴致勃勃欣然领命的教授定能不负重托。年轻的弗里德里克手上有这张王牌，纵使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也得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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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黑文、福斯科尔、尼布尔的任命完成，意味着伯恩斯托夫和米凯利斯已经为即将到来的远征考察配备了核心力量：排在首位的是语言学家兼人类文化学家，次位的是植物学家兼动物学家，末位的则是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他们非常希望被选中的这三个人可以彼此欣赏相处融洽——但这种期待到底还是落空了。作为学者，他们的确可以组成一个整体；但作为人，他们彼此之间差异太大，组成一个所谓的整体后，反而在人性的烘托下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
三人中，最先被任命的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他也是年龄最长者。1727年，冯·黑文出生于丹麦菲英岛[18]南部的西斯凯宁厄教区，是一名牧师的儿子。父亲在他11岁那年就去世了，除此之外，他的童年生活不为人知。母亲名叫玛丽·维兰特，可能是哥本哈根著名的印刷商及出版人约胡姆·维兰特的姐姐，约胡姆是靠发行轻松读物发家致富的，此人同时也为《丹麦日报》的发行奠定了基础。尽管丈夫去世得早，玛丽还是设法继续供儿子念书。18岁那年，也就是1745年，冯·黑文离开欧登塞去上大学，仅三年的时间，他便通过了神学专业的考试，再两年后则获得了语言学硕士学位。随后他专注于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作为入门，他应该是先接触了希伯来语，而后搬到了格丁根——为的就是去听米凯利斯教授的课程。
冯·黑文接替斯特伦前往“阿拉伯之行”的任命时，正值29岁。阅读他在这个时期的往来信件——都是用标准而优雅的法语写就——会觉得此人是一个在世间如鱼得水的男子，天资聪颖且风华正茂。学术研究对他而言，与其说是一项严肃的使命，不如说是满足个人愉悦的消遣爱好。他总是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好像什么都了解，实则学识并不渊博；圆滑有余而敏锐不足；打扮得倒是挺讲究，看起来也风流倜傥，但若论及真正的风度，确是差得远了。冯·黑文用计使同僚斯特伦知难而退一事，让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了一个大致判断。但他身上绝对也有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让伯恩斯托夫和米凯利斯这等重要的人物妥协让步呢。尽管父亲早逝，他还是沿着求学这条道路走了下去，且从未中断，那么可想而知，在1756年时，他身上应该还承担着不少债务。再结合他后来种种变本加厉的索钱行为来看，若不是因为债台高筑，又能因为什么？所以，说到底就是为了钱，钱才是他给米凯利斯施加压力的真正动机——毕竟身负诸如此类的债务——而不是起先他口口声声说的“渴望排除万难，不辱使命”。可能最初他是存有一丝侥幸心理的，于是也没有细加考虑这个疯狂的远征方案到最后究竟会不会成功实施——他觉得不会。但不管怎样，对于冯·黑文来说，承担阿拉伯菲利克斯项目所获得的资金支持，显然意味着一笔可观收入。他为加入这次考察所申请的附加条件，实际上是为自己保证了一个长久稳固的阶段：他可以一边做研究，为自己做好准备工作；同时每年还能从丹麦国王那里领到一笔津贴。这笔账算得稳赚不赔。
起初，冯·黑文获批了两年的准备时间，这两年中他每年都能拿到500里格斯达勒，也就是现在的2500英镑。这笔钱的数目不小吧？然而，就是在没有承担任何特殊责任及义务的情况下，他还是成功拿到了两倍不止的津贴。冯·黑文刚被任命后没多久，就开始设法停留不前，迁延观望——急促要求他们去找一个数学家来协助他；而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在米凯利斯的指导下研究阿拉伯语；但是到了1758年的春天时，他已经对这些研究感到厌倦，遂即心生一计，转而叨扰哥本哈根的伯恩斯托夫，一再表明这次远征得往后推迟。伯恩斯托夫就去说服国王，另外提供给冯·黑文一份津贴，好让他去罗马的马龙派教会学院[19]学习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至于冯·黑文说服伯恩斯托夫的理由，则是在罗马他能学说阿拉伯语，能学习那些在格丁根大学学不到的语言知识。
但这一次，伯恩斯托夫心存顾虑。他请教米凯利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德国教授则请外交部部长给他三周时间仔细考虑。最后终于在1758年的夏天，伯恩斯托夫收到了回复：教授是反对的。在听取了不少阿拉伯专家的意见之后，米凯利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若单单是为了学习现代的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此次罗马之行是没有必要的。”在最近这两百年的时间里，罗马已经没有人会说阿拉伯语。即便能在那里寻到一两个，他们说的家乡话也是叙利亚语，而不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语言。冯·黑文之所以会去罗马，应该是想在那里研究真正的东方手稿及抄本，毕竟在别的地方找不到。除此之外，米凯利斯也想不到其他可以解释罗马之行必要性的原因了。
毫无疑问，米凯利斯的回复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758年的9月9日这一天，伯恩斯托夫通知米凯利斯，他还是同意让冯·黑文去罗马了，并且给他涨了年津贴，这笔钱很充足，他这趟罗马之行的开销也包含在内。至于他此行去罗马的任务，便是“加强东方抄本读写能力方面的练习”。
冯·黑文最终达成了诉求，但他并不着急出发。前往罗马的行程是在1758年夏天就获批了的，然而等到1759年的春天都已经来临的时候，他却还没有迈出北德半步。转眼就入四月了，冯·黑文仍旧只是赋闲在法兰克福，这时，他突然收到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外交部部长想知道他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为了给自己洗白，冯·黑文把过去三年里他所做过的与学术沾边儿的事情都摆在台面上讲了起来，还从中推诿道：至于那一类阿拉伯语抄本，但凡格丁根大学有的，他都找来阅读了；此外，原本他还可以完成一篇关于先知那鸿[20]的评注，但遗憾的是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只得暂时把写作放到一边。（不瞒阁下您，可叹城市罹难，战乱不断。如我不逢其时，贱体抱恙，加之三年时间身不由己，辗转苦思之余，倾注心血，然所得成果仍是这般寥寥，令我甚是羞愧。）（恕我直言，此间长久滞留于格丁根，并非我愿，只因协佐尊师米凯利斯，不得已而为之；未料岁月如梭，不觉间已延滞十月有余。如若不然，无论巴黎罗马，黑文必是仰取俯拾，甚或满载而归矣。是故心中如有块垒，郁闷难当；然事已至此，我亦无言以缀。）这些含混不清的暗示，似乎都在指向一点：冯·黑文和当初的恩人曾把他极为赞赏地推荐给伯恩斯托夫之间已经不和。至于学生和老师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凭此信有一点可以清楚断定：冯·黑文已经把钱都花光了。他只得被迫在法兰克福等上一阵子，等莫尔特克伯爵应承给他的汇款，也就是国王发放的下一笔津贴。
这封回信写于1759年4月。彼时冯·黑文千等万盼的下一笔津贴已从哥本哈根寄出，可是此后收钱人却杳无音信了。伯恩斯托夫想再次与他取得联系，但这回只能是给米凯利斯去信。然而米凯利斯也不知道眼下那个丹麦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到了8月，教授向失望的伯恩斯托夫汇报，自己并没有联系上冯·黑文，用他的原话来说，即冯·黑文“去什么地方之前总是忘记知会我一声”。看来这一回冯·黑文是忘光忘净了。一直持续到12月，米凯利斯仍未打听到此人半点儿消息，他只得沮丧地向伯恩斯托夫汇报：“有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我必须得向阁下您坦白。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收到冯·黑文的来信了，包括意大利那边也没有消息。之前他在法兰克福和斯特拉斯堡时给我写过信，但其中并没有透露自己什么时候出发或是要去往哪里，因此我根本没法写信给他，从而便彻底失去了联系。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向他在哥本哈根的亲戚打听一下他如今身在何处，如果他们也不知道的话，那就再去向汇给他津贴的人打听打听。”
只不过教授的提议晚了一步，来不及了。至于为什么来不及了，他其实心知肚明——也是他甚为担忧的原因。眼看着1759年的冬天正在到来，其他成员在很久之前也都已选拔完毕，准备了这么久，远征考察队可以出发了。10月，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德伦格巴尔的轮船已经从哥本哈根起程，但是远征队却没有一同出发。因为领队人，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如同人间蒸发，在此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3
幸运的是，米凯利斯收到了福斯科尔的肯定回答——也算他对冯·黑文事件的将功补过吧。福斯科尔就是他在1759年初向伯恩斯托夫高度称赞的那个瑞典科学家，他比冯·黑文要小5岁，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不过两人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仅此而已，福斯科尔在其他各方面可以说是与那个好逸恶劳的丹麦人截然不同。1732年，他出生于赫尔辛基[21]，大约在10岁那年就被乌普萨拉大学[22]破格录取了，而后便在乌大专研神学。对于那个时代而言，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能够进入大学学习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自然是引起了轰动（与质疑）。尽管如此，仅三年时间过去，年少的福斯科尔就用笔杆子证明了自己的真才实学——那时他已经能够用希伯来语创作长篇文章。但是，由于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福斯科尔的父母育有三子七女），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位牧师父亲的经济能力很难支撑三个儿子都上大学。于是在1744—1750年的数年时光中，彼得·福斯科尔不得不留在家里，接受仅有的“私塾”教育：来自父亲的拉丁语、希腊语、哲学和神学。
但福斯科尔似乎并没有因此荒废时间而错失良机。1751年，他在通过考试之后，因“学识渊博、成绩突出”被推荐为某奖学金的获得者候选人，该奖学金会在他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的五年期间持续发放，包括他在国外任何一所大学深造的两年。后来福斯科尔便被授予了这项荣耀的资助；在乌大接下来的几年里，福斯科尔跟随著名的林内乌斯学习植物学，刚拜在尊师门下没多久，他就对林内乌斯心生敬佩，甚至近乎偶像崇拜；再之后便迎来了他的国外求学之旅，1753年10月13日，他通过了注册申请，正式进入格丁根大学学习。他打算在这里攻读神学和哲学，以及米凯利斯教授的东方语言学（米凯利斯那时年仅36岁，但已经成为当时最知名的东方学者）。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福斯科尔早就摒弃了进入教会服务以及就任圣职的想法。而那时，正是他天生好争善辩的性格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借撰写博士论文的机会，投入到对沃尔夫主义[23]的专题批判之中。沃尔夫主义，一种哲学学说，在当时可谓享尽整个学术界——自然也包括福斯科尔在格丁根大学的那些教授老师们——的臣服与膜拜。尽管他与他们之间存在观点上的根本差异，福斯科尔的工作还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赏识。遂即不久，他就被授予了一项至高荣誉，并且成为当时得此荣誉的最年轻者：这位年仅24岁的博士被推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24]的准院士。
因此，当福斯科尔在1756年秋天回到母校乌普萨拉大学时，他已经成为顶尖学术圈里的精英人士。就在回归后的这段时间里，他投身到了批驳工作中，以笔为武器，与德国和瑞典的那些批判他博士论文的学者展开了唇枪舌战；而他所给出的回应，无不显示那是来自一个敏锐聪慧而又冷酷无情的顶级辩才。仿佛一夜之间，福斯科尔声名鹊起；但与名声几乎同时到来的，是一个接一个迅速涌现的敌人。这些敌人原本是笑语盈盈慈眉善目的支持者，只因他兵锋所指刀剑无情，令他们深觉自身被辱掠侵犯，于是转身之间，就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有着天才级别的才华，只此一点力挫群雄，是情理之中，原本无可非议；但又恰恰是因为他恃才傲物甚至放旷，不懂得收敛锋芒，由是招致猜忌，不被容纳，反被视为大患，不可原宥。等到几年之后，随着另一篇充满争议的论文横空出世，福斯科尔也再一次暴露于睽睽众目之下，腹背受敌——乌普萨拉各个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将会群起而攻之。所有觉得自己曾被福斯科尔蔑视过的人，都想趁此机会狠狠打击他一番。彼时对于这篇论文的函复便是报复手段之一：回函简要说明了此文引起的反响，并驳回了他刊登发表这篇论文的要求。
就这篇新论文而言，彼得·福斯科尔在其中大胆地提出了一些观点，比起任何对沃尔夫主义的纯粹批判，这些观点都要显得更加异端。因为他提到的都是平民百姓并不了解甚至是一无所知的事——“祸患”之处恰在这里——仿佛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但他这么做，却在无形中给自己再一次树了劲敌，而这些劲敌可不是格丁根大学和善可亲的教授们，这一回的对手要危险多了——他打到了国家权势集团的营地。至于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文，是他用拉丁语和瑞典语创作而成，题目就叫作“论平民的自由”（Thoughtson Civil Liberty）。虽然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候，瑞典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的国家。但在当时，任何新著作要发表，都必须先呈报给上面，经过国家政府的查看，即“帽派党”的仔细审核。换言之，国家检查委员会对所有手稿实行的审查制度，意味着言论自由其实是处于高度密切的监管之下，这甚至要比瑞典国王享有独断权的时代更为封闭专制。
正是在这种制度之下，福斯科尔提出了捍卫平民自由的论点，并以此为中心，阐述了20条清楚明确的理论依据。他首先声明，对于一个人而言，除了生命本身，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宝贵。而威胁公民自由的唯一危险因素，恰是来自国家中那些凭借官职、等级、金钱而拥有无上权力的人，因为他们会滥用手中权力，不惜牺牲他人利益，来为自己谋得好处。甚至有些共和政体也是穿新鞋走老路，他们打着自由的名义，许政府官员以空头支票，到最后大多数人还是沦为统治阶级的奴隶。因此，权力为国王一人所有，比掌握在人民手中更加危险可怕。过去在查理十二世的统治之下，瑞典的子民、物资、金钱，统统被榨干，然而百姓仍旧维持现状，只因这个英雄曾经保卫过祖国。但最终他还是没能守卫祖国，恰恰相反，他是那个一手将之毁灭的人。可见，反抗这种独权谋私的行为，就是一种自由，要公开声讨任何与公共福祉背道而驰的事情。因此，平民自由应当包含有限的政府权力，和无限的言论自由。如此，也是政府保障国家安定的最佳经略——压迫的统治只会引发暴乱和武力。让普罗大众用笔杆子去表达他们的不满，而非用剑，不是更好吗。人若无法拥有自由，何谈捍卫自由？
这番言论，可谓字字如矢，句句中的。但总而言之，实在太过犀利：此文一旦发表出来，被声讨的权势集团如何容得下？因此所有高等院校都拒绝了这篇论文的刊登要求，他们希望就此掐灭这个或许会引发一场“爆炸”的苗头。可福斯科尔何许人也，他的固执和自信，岂会允许自己因几所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阻挠就轻言放弃。自然不会。收到这些回绝后，福斯科尔遂即向国家检查委员——也恰恰是他的敌方大本营——提出抗议，投诉所有大学对其论文发表不予通过一事。结果可想而知。瑞典最高审查机构当即就肯定了那些行政部门的做法：这篇论文含有危险的思想观念，不能予以刊登发表。但福斯科尔也拒绝接受国家检查委员会的决定，遂正式提交书面申诉，而对方却未予置评地驳回了。面对驳回，福斯科尔依然故我，又给上面写了一封信，不过这次他主动表示文稿可作修改，只要是国家检查委员会认为不正确的地方，他都可以改。然而这个提议也被拒了。福斯科尔又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对方给自己一份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始终不给通过，到底是哪些内容他写错了，或者不该写；并且重申道他可以改正那篇论文中出现的任何错误。这封信照样也被回绝了。常言道，事不过三——福斯科尔决定进行一场公开的战斗。他跟一位印刷商签了协议，以自费方式在瑞典出版了这份手稿：1759年11月23日，这篇《论平民的自由》首先在乌普萨拉大学“出版”，由萨维乌斯[25]初版印刷了500份。等最后一份也印刷完毕，福斯科尔就亲自将这整整一版的文稿全部装订成册，并在这天下午分发给了乌普萨拉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
这时，隐形的武器开始真正对准这位只想通过笔杆子来捍卫自己权利的年轻男子。国家检查委员会由此颁布法令，没收这篇论文；同时下令给大学校长，把散出去的小册子全部召回。而作为大学校长的卡尔·冯·林内乌斯，这位深受福斯科尔爱戴的老师，将当时搜集到的79份论文复本，全部付之一炬。福斯科尔当然对这次没收行动表达出强烈抗议，紧接着，他就被传唤审讯了。在面询过程中，他被要求放弃那番自由声明，公开认错，并被声色俱厉地威胁道，倘若还不知悔改，那就等着接受法院的审判吧。但福斯科尔拒绝了。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更不会公开认错收回前言，哪怕是一个字，他都不会收回。于是事态愈演愈烈，公共舆论都聚焦在这个固执的年轻学者身上，对此，国家检查委员会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竭尽全力去平息这件事——虽然能做的不过是给他一个警告。
福斯科尔也注意到了敌方的犹豫，遂而不但拒绝接受他们的警告，还在平安夜这晚，向瑞典国王提交了一封请愿信。在信里，他向国王详细讲述了这篇被没收的论文内容，并借此着重阐述了其中关于捍卫自由的几点重要性。但国王并不赞同福斯科尔所写，不过为大局计，他还是得对此下达一条“严肃而必要的惩戒”命令。要知道国王的决定是无可非议的。在写过一次，两次，继而多次都无果后，福斯科尔只得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可是如今看来，很明显这场战斗他打赢了。因为就在此事过去几个月后，1760年的瑞典议会大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商讨“出版自由”（the freedom of press）的相关事宜；1766年，瑞典颁布《出版自由法》，书报审查制度废除——笔杆子最终战胜了剑。到那时，这个“出版自由”的捍卫者和得胜者，曾经的年轻斗士，却已经离开人世三年了。
在与瑞典当局漫长的斗争过程中，有一件事对福斯科尔极为有利，即他是服务于丹麦国王的。这种效劳的荣耀给他整个人带去了一种权威光环，使人们觉得，甚至是不情愿地承认：此人能得到另一位国王的赏识正是得益于他的先锋思想和特立独行。1759年9月，正当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时，《瑞典水星报》（Swedish Mercury）就刊登了下面这则嘉许通告：
彼得·福斯科尔博士以自然历史学家的身份，接受丹麦国王陛下的邀请，加入由陛下出资建设的一支学术远征队，前往东印度群岛、考察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及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因此，除却在远征中享有的诸多福利，他还会被授予教授的职称和荣誉。毋庸置疑，这是教授自身价值体现的证明。在自然历史领域，福斯科尔教授学识渊博，尤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语言学专研颇深，因此，他将被奉以双倍的远征考察酬金。
1759年的春天，经过和父亲以及林内乌斯的详尽商讨之后，福斯科尔决定接受他原来的老师的邀请，加入这场丹麦远征。虽说父亲与恩师双重出谋划策，但这二人的出发点根本不同。林内乌斯是立即觉察到了罕有的可能性：要是他的忠实使徒真踏上这趟前往东方的长途旅程，那么他就可借此扩展自己的“收藏博物馆”；然而父亲担忧的却是儿子在远征途中的人身安全，他担心危险重重令人防不胜防，遂建议无论如何，要向求贤若渴的米凯利斯表示出不情愿来，以此，尽可能把参加这次远征的酬金往上拔高。
后来，彼得·福斯科尔终于答应了，也确实提出了很高的条件。从1759年1月1日起，直到远征队起程，他要求丹麦政府每年支付给他500里格斯达勒；至于远征期间，他也坚持要求享有相同数目的津贴，膳宿和装备的所有花费一并在内；酬金之外，他要求授予自己教授职称；另外强烈表示，远征队应当在去德伦格巴尔的途中考察南非——一个被林内乌斯称作“植物学家的天堂”的国家——并准许他在那里为自己的恩师收集植物和种子。此外还有一点是他十分坚持的，即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都应处于同等级别。话虽如此，福斯科尔的这个强烈要求其实并不是期望整个组织成员之间享有民主关系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只是借此表明个人态度：同处一队，若有地位在他之上的领导者，他都不愿意也不打算承认其权利。最后一条是留作长远计划的，在这场远征结束之后，他应当被赐予一笔终生抚恤金，同时他也有权使用这笔抚恤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适宜他生活的国家——丰衣足食安身立命。关于这笔抚恤金的数目，他在给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对我而言，无论在这方面给出什么暗示，都是不合适的做法；但皇室的馈赠，自然要配得上国王的身份才合适”。
这是目前为止，米凯利斯最难向伯恩斯托夫开口的一次，要知道，就连消失了的冯·黑文都不曾敢要求这么多。在给丹麦外交部部长的信中，米凯利斯试图对此轻描淡写。至于福斯科尔要求的那项权力——用终生抚恤金在任何一个由他自己选择的国家安身立命——米凯利斯在信中宽慰地写到，自然而然，这个国家是丹麦无疑了。他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想让自己摆脱这份干系，其实在刚收到福斯科尔的信时他就这么想了。因为后者在信中还是惯常生硬的傲慢语气，单刀直入，咄咄逼人：“若涉及思想与言论的自由，那我是不会臣服于权力的束缚及控制的，毕竟这种情况我在瑞典遇到了，不能保证丹麦就没有。”如此一来，米凯利斯便忧心忡忡地将这封请愿信寄向了哥本哈根，他觉得里面提到的诸多要求肯定不会被通过。没过多久，伯恩斯托夫回信了。丹麦国王很高兴可以帮助福斯科尔先生在学术界里立住脚跟，当然了，也会满足他的要求。
由此，1759年的7月21日，丹麦外交部部长同意了福斯科尔提出的所有条件。但因为冯·黑文的神秘失踪，同年10月，远征队没能跟随轮船一同出发前往德伦格巴尔；一直到了第二年福斯科尔才收到通知，命令他9月抵达哥本哈根。
待在瑞典首都的最后那段时间里，福斯科尔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画上男子看起来非常强健，志向高远：眉眼之间透着傲气，以淡漠的目光投向看着他的人；面部表情舒朗柔和却又有所收敛——丝毫看不出慈悲或迎合的迹象；只是略微外凸的下唇暗示着，这外表的平静掩盖着他内里危险而易急躁的性情。他的毛皮大衣敞开着，右手插进口袋，使他的上半身轻微向后仰，给他带来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气质，但却不是那个时期人物肖像画上常有的那种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福斯科尔的确胸有成竹，但他不狂妄自大。画上的男子坚定如铁，精力充沛，他不是以各种卑劣狭隘的手段来延迟出发的那类人，他清楚自己的价值。要么就一无所得什么都不做，要么就是每年500里格斯达勒的酬金，并全力以赴。
待那幅人物肖像画完成，福斯科尔就告别了家人和朋友，动身离开了。林内乌斯希望他能给自己寄回来一截正道花期的香脂树枝，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得见此树模样，按照其特征做好分类编目。他曾在《内梅西斯·迪维纳》[26]一书中写过，那一天他的爱徒来告别时，说话结结巴巴的，有几分口吃。林内乌斯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他的另一个很有前途的使徒学生身上，那个年轻的彼尔·劳弗令[27]，当时也是在临行前顺道过来拜望恩师，说话也是磕磕巴巴的不顺当。和福斯科尔一样，劳弗令也是一名植物学家，在前往南美库马纳[28]的远征考察途中，他身染疟疾而在痛苦中死去。
1760年9月20日，彼得·福斯科尔作为最先抵达丹麦的远征队成员，受到了伯恩斯托夫“最庄重的”礼仪接待。几天之后，他被引见给队里另一位成员。那是一名年轻的德国测绘员，恰在他抵达哥本哈根的那天从格丁根出发。福斯科尔了解到，后者是以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身份加入远征队的。他叫卡斯滕·尼布尔，给人感觉非常谨慎小心，沉默寡言，总是一副羞怯的样子。显然，福斯科尔的民主平等观念并不包含对大学学历的一视同仁，他仿佛降贵纡尊般地和尼布尔打了个招呼，态度专横。他早就听说了这个“星辰瞭望者”的一些情况，并未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据他所知，尼布尔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现在看来，他连硕士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地籍测绘员。仅此而已。乏善可陈。
4
卡斯滕·尼布尔来自弗里斯兰省[29]的平原沼泽地带。1733年3月17日，他出生在海边湿地的一个小农场里。父亲和爷爷都是农场主，读书识字对于那个家庭来说，毫无实际用处。除了在礼拜天去听牧师讲道之外，其余时间里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尼布尔一家虽然有自己的土地，但仍旧生活清贫，勉力生存：年久失修的屋外厕所、冬天里弥漫不散的海上大雾、女人牙齿脱落、孩子感冒咳嗽，这些常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好奇过阿拉伯菲利克斯那儿究竟有什么；他们养的牲畜被拴在外面的沼泽地上，那些潮湿的奶牛悲哀地凝望着，仿佛在为他们遗憾，为什么这户人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对于一个贫穷而孤苦但终会获得财富和声望的小男孩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人生的童年时光，仿佛是童话故事里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还不满六个月时，他失去了妈妈，而后便由继母抚养；等他长得再大一点，他就得习惯在农场里工作了；后来又经历了漫长的游说，父亲尼布尔才不情愿地同意，把他送进学校；但后来父亲也去世了，叔叔作为监护人便中止了供他上学这件“蠢事”——然而这时的卡斯滕不过才刚学会阅读。由于他分得的遗产都不够用来买下原先的那个农场，无奈之际他只得留心有哪方面的教育培训是自己能够支付得起的。至于以前那种学校教育，他必然与之无缘了，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而花费又太大；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选择从事音乐，并寄希望于成为一名管风琴乐手。他学习拉小提琴、吹长笛——据说当时的腓特烈大帝也会在他的波茨坦王宫（无忧宫）里演奏长笛。然而好景不长，他叔叔认定这种形式的教育也是多余的。于是卡斯滕·尼布尔的“学业”再一次被迫中止了。
时间一晃而过，眼下他已经16岁了，性格有些内向，但身体强壮健康，双手充满力量。青壮小伙子自然是要去工作的，何况他从小就在农场长大，打理农场再合适不过。这不，他的监护人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去处，就在阿尔滕布鲁赫（Altenbruch）的沼泽湿地社区：和父亲一样，叔叔名下也有一个农场，尼布尔刚好可以在这里“学以致用”。毫无疑问，这回和以往短暂的求学经历不同——他和叔叔一待就是四年。四年之后，他已长大成人，终于可以安排自己的未来了。细心的他留意到，由于缺少对沼泽湿地的精准测量，当地农民只要在土地使用上出现了什么分歧，都必须得大老远地跑一趟，去汉堡那边请专业人士前来帮忙。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自己的地籍测绘员。因此，在切实而冷静的考虑过后，尼布尔决定承担起这份职责。他必须成为一名测绘员，此外别无他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得先让自己接受这方面的必要培训才行。由是，同样在22岁这一年，冯·黑文早就获得了神学和语言学的学位，福斯科尔也忙着准备有关沃尔夫主义的博士论文，而卡斯滕·尼布尔，才刚刚进入汉堡的一所学校，在某张长椅上坐下来，开始学习字母和九九乘法表。
多亏了父亲留给他的那笔遗产，尼布尔才能支付得起必要的私教课程；只用了一年时间，他就可以进入语法学校学习了——尽管其中的研习课程非常有限。1757年，也就是米凯利斯和伯恩斯托夫商量“阿拉伯项目”的第二年，尼布尔获得了格丁根大学的入学资格，并且拜在克斯特纳[30]教授门下学习数学。克斯特纳很快意识到他是一个悟性极高的学生，遂助他申请了奖学金，以支持他继续学习接下来的包括天文学在内的相关课程，购买必要的天文仪器设备。尼布尔完全没想过会遇上这等幸运的事。对于从小在沼泽地长大的乡村小伙儿来说，大学世界简直就是一个处处充满快乐的知识殿堂。数学和天文学的原理、定律及法则，让他看到其中纯粹而又清晰的真理，各种存在有条不紊，各种现象也可以被解释，在这个空间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仿佛充满了光。尼布尔万万没想到，如此难得的幸运竟然又一次与自己撞个满怀：眼下他刚刚得知，自己的名字和丹麦正在计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远征考察联系在了一起。
许多年以后，当再一次和自己的孩子提起这一天时，尼布尔称其为“改变人生走向的日子”。以下便是他的儿子，准确地说，也就是那个喜欢高调颂扬的B.G.尼布尔 [31]（Barthold Georg Niebuhr）所做的记录：
那是175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克斯特纳教授刚刚结束了一场国家科学院召开的会议。此时此刻，他径直走进了我父亲的房间。“要是让你去参加一场阿拉伯的远行怎么样？”他问道。“若有人报销的话，为什么不去？”父亲如是回道。他对家乡无牵无挂，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个世界。
“丹麦国王会负责所有开销”，克斯特纳随即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表态要加入远征队。这项提议正中他心，远征、考察、探险，这一类的事业，他的确渴望已久了。但表态的同时，父亲也说了两点顾虑：尽管他内心怀有对科学和真知的最高崇敬，可他还是会怀疑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又能否在这样一场远征中真正起到一点作用。克斯特纳让父亲放心，他保证会有足够时间让父亲做好充分准备，在准备过程中，除了目前正在学习的课程之外，父亲还可以拜在迈耶教授[32]门下研习天文学。由于父亲非常勤奋，意志力也坚定，克斯特纳自然对他深信不疑。所以眼下父亲唯一缺少的就是迈耶教授的支持，只要后者同意指导他学习，那就什么都好说。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去拜访了迈耶教授。然而，后者并没有像克斯特纳一样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热情，相反，他告诫父亲，在任何毫无后路可退的抉择面前，切勿草率决定，尤其是在自己根本不了解将会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的时候。不过话虽如此，迈耶还是答应了指导父亲研习天文学的请求。
紧接着就在第二天，父亲去向米凯利斯毛遂自荐。米凯利斯不以为意，只是将他的快速决定视为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并劝父亲三思而后行，让他等一周再来给出答复。一周时间过去了，父亲并没有任何动摇，他十分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这一回，米凯利斯接受了。
伯恩斯托夫也批准了卡斯滕·尼布尔的请命，承诺给他充足的时间做远征准备，并发放一年的补贴——相当于冯·黑文在过去两年中所享受的津贴。自那时起，卡斯滕·尼布尔的生活重心便彻底转移到了此次远征的准备工作上：他继续学习为辅助地理测量而必需的数学知识；努力拓展自己的历史学知识；训练自己在机械方面的实操能力，这样一来，如果仪器出现问题，他自己也能修好；另外还有两点，也是准备的重中之重，即跟随米凯利斯学习阿拉伯语，接受迈耶的天文学“一对一辅导”。
阿拉伯学起来的学习的确任重道远。尼布尔在复杂的语法面前失去了耐心，他觉得米凯利斯太容易拘泥于理论的细枝末节。几个月之后，他仍旧停在课本第一页上毫无进展，就索性放弃了。而另一方面，迈耶——这位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数学家——对他的教授，令他身心畅达；他们师徒二人，学得迫切，教得恳切，教学相长，好不热烈。迈耶发现了一种通过观察解读月相来确定经度的新方法；就像林内乌斯和福斯科尔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把后者参加阿拉伯远征当作是为自己扩增植物标本收集的一个机会，迈耶也在尼布尔身上发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即可以将他的那些理论统统投入试验。尼布尔承诺，基于迈耶在那时尚未发表的月亮图表，他会应用迈耶的方法，竭尽全力来完成经度的推算工作。作为交换，迈耶也积极投入对尼布尔的仪器设备的详细研究中。他们一起设法弄到一台象限仪[33]，尼布尔想用它来测量太阳和其他恒星的地平纬度，还想用它来对地球进行角度测量。为了尽可能地测量精准，迈耶甚至会亲自动手来校准仪器。我们可以想象他俩为这项工作俯身弯腰的样子：尼布尔认真地观看着，同时，迈耶相当谨慎地记下这台新象限仪所显示的度数。每当迈耶擦拭仪器时，光照在平滑的铜台上，映成一面小镜子；他们眉头紧皱，沉默不语，而这个时刻，往往充满了无限崇敬，就如我们在首次邂逅“星盘”[34]这一概念时的反应。星盘，往后我们还会经常遇到这个词，因为卡斯滕·尼布尔将会用它测量阿拉伯菲利克斯。
由于冯·黑文的失踪，尼布尔的这段准备时期比最初预估的要久一些。直到1760年9月29日，也就是米迦勒节[35]这一天，他才离开格丁根，坐上开往哥本哈根的邮政车。抵达后不久，他就被引荐给著名的彼得·福斯科尔。在这位男士面前，他深知自愧不如，尽管对方只是年长了一岁，却已经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相应地，他们会面时的气氛也一点都不活跃。福斯科尔先生看起来心事重重，与这位未来的同伴交流时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但和伯恩斯托夫坐在一处的时候，情况就好太多了。这位外交部部长十分友好，会带着慈父般的喜悦倾听他。当尼布尔情不自禁地给他展示自己的新星盘时，伯恩斯托夫便问道为什么不把这个仪器所花费的账单寄给他报销。尼布尔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目前正接受着丹麦国王赐予的补助金，所以他认为理所应当是自己来支付买星盘的钱。当时的情景可想而知，伯恩斯托夫坐在一旁定定地看着他，手托着下巴听他讲着，若有所思地点头称是。或许他也会在某一瞬间忽然联想到，那些流入冯·黑文手中的无止境的旅行花费和津贴，还有满足福斯科尔要求的所谓的教授薪资和终生抚恤金。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告诉尼布尔，丹麦国王将会且理应支付仪器的相关花费，此外，伯恩斯托夫以个人名义提出，如果尼布尔先生愿意担任远征队的财务负责人一职，那么他将会不胜欣喜。他还提到了瑞典植物学家彼得·福斯科尔通过自己的提议而被委以“教授”之事，遂问及尼布尔是否有意拥有相同头衔。尼布尔反倒被这个提议惊住了，忙回答说他还没拿到学士学位。伯恩斯托夫则又问他是否愿意担任队长一职。尼布尔极难为情地婉拒了，说自己实在是太年轻了，他还鼓起勇气向部长坦言，只要能给他一个工兵上尉的头衔，他就很满足了。
“作为一名工兵上尉，如果能够为大家提供精准的观察与测量，我便会感到十分光荣；但作为教授或者队长，如果大家知道我在高等数学的高深领域并没有什么钻研成果，我会觉得很羞愧”，他这样说道。
伯恩斯托夫沉默地看了他一会儿。随即决定委任他为“工兵上尉”，这个职位和地籍测绘员差不多。但尼布尔觉得恰如其分。由是，卡斯滕·尼布尔得到了允许，继续做一个无名之辈。
5
在尼布尔抵达哥本哈根后没多久，又有两位成员即将加入丹麦远征队。阿斯卡涅斯[36]教授和厄德尔[37]教授共同拟写了一份建议书，指出这个团队理应增加一名插图画家，负责为收集的标本绘出逼真的素描图像；此外，还需增加一名自然科学家，负责协助福斯科尔教授，同时担当远征队的医生一职。
对于第一个职位，新成立的艺术学院选出了一名画家，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博朗芬。此人也是一名雕刻家，时年32岁，来自德国南部的纽伦堡（Nuremberg），曾应召前往丹麦，为贵族克莱文费尔特制作家族历史的雕刻版画。在哥本哈根，他拜在伟大的普赖斯勒 [38]门下学习，后者的学生包括后来蜚声艺坛的克莱门斯[39]。与深受法国影响的克莱门斯相比，博朗芬继承了那种更为粗犷，或者说有些粗糙的南德风格。作为一名画家，他几乎称不上出众，但也并非没有天分。早在1754年，他就曾被皇家艺术学院授予一小枚黄金奖章，而五年之后，那幅他称之为“摩西和燃烧的荆棘丛”（Mosesandthe Burning Bush）的版画，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荣誉与奖章。当时博朗芬自然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会亲身走遍那片地域。除此之外，他的作品还是以显赫人物的肖像画为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丹麦王室的画像》，描绘的是奥尔登堡王朝[40]的诸位国王在腓特烈堡[41]里的执政画像；以及相对来说绘作规模更大的，伊弗·罗森克兰茨[42]的肖像画。到后来，他负责完成了A.G.莫尔特克[43]的肖像画，这幅作品，被普遍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一幅，也正是这幅画像为他赢得了丹麦远征队的任命。
身为画家和雕刻家的博朗芬，的确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手工匠人，虽然他身上没有十分耀眼的光芒，但他做事勤勉认真，一丝不苟，为人心平气和，安宁温顺。他很少会有走极端的时候。即便是展露严肃的那一面时，说话也不刺耳，总会带着幽默愉快的语气。这也是性情使然。所以相处没多久，其他人就觉得他是个友好和善的伙伴，从不惹是生非。虽说在极偶尔的情形下，这种愉快明朗的心境也会为思乡的惆怅、忧郁，以及孤独感所笼罩，但博朗芬自始至终都兢兢业业，无论被要求做什么工作；他时常会持续多天不间断地工作，这份勤劳是出于自觉，而不是被动。因此，他也是远征队中唯一一个不会被牵扯到内部矛盾里的人。
不过，矛盾的第一次转化就发生在另一个和博朗芬同时被任命的人身上，也就是被选出担任远征队医生一职的那个人。他叫克拉默，丹麦人，曾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跟随来自德国的克拉岑施泰因[44]教授学习自然历史学和医学。相较于远征队的其他成员来说，我们对克里斯蒂安·卡尔·克拉默的情况知之甚少。1732年1月19日，他出生于哥本哈根，母亲是索菲·卡斯，父亲约翰·克里斯托弗·克拉默是勋爵张伯伦·冯·普勒森的管家，毫无疑问，父子二人皆得益于这层关系——张伯伦时不时地能在宫中为这名年轻的医学学生美言几句。只不过克拉默直到满21岁时才进入大学校园，七年之后，也就是1760年，他通过了医学的毕业考试。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昆虫的，听起来很厉害，事实上却是一部很乏味的作品，原创性很低，当时只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拿到为加入丹麦远征队而必须具备的那个头衔，于慌忙仓促间赶制出来的。1760年12月29日，克拉默被授予博士学位——距离远征队从哥本哈根出发只剩六天。除却这篇博士论文，他的作者身份也就仅限于1759年出版的一本书。至于那本书的内容，我们则是一无所知，其实坦白讲，即便那书就摆在面前，我们也不见得想了解其中到底写了什么。做个不太恰当的比较吧，这种不感兴趣的程度，就好比我们看到福斯科尔关于“出版自由”的作品时，那种很感兴趣的程度。因为光看它的题目就已经足够了：《金丝雀及其护理》（Canariesand Their Care）。
和博朗芬一样，克拉默温文尔雅，友善和气。但在他的专属领域里，他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过人能力，在其他方面也是庸碌无为。由于这些品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他所缺乏的这些品质，让他像一块无足轻重的，也许忽然就遭遇山体滑坡的小石块。
对于彼得·福斯科尔来说，他尤其不能接受克拉默的加入。因为这个瑞典人从斯德哥尔摩离开时，还有一个老乡与之一同前往哥本哈根。老乡名叫法尔克[45]，比他低一届，也是林内乌斯的使徒之一，也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植物学家兼自然历史学家。在征询过林内乌斯的意见之后，福斯科尔问法尔克是否愿意前往哥本哈根，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尽力引荐他来担任自己的助理，从而助其加入丹麦远征队。而法尔克想的是，他不仅能凭借这个机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个人助理，同时他也会是那个职位仅次于福斯科尔的人，这意味着由他来做那件事会更加方便——把植物标本直接寄给热切盼望的林内乌斯。
因此在抵达丹麦后不久，福斯科尔就向伯恩斯托夫提交了一封请愿书。伯恩斯托夫呢，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以接受福斯科尔最过分的请求。而这一回，福斯科尔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他想得到一份担保：远征队将会在林内乌斯最喜欢的国家——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短暂停留；二是他想获得一个许可：给林内乌斯寄种子、植物以及其他标本；三是他想开设一个账户：以报销所有的特殊花费；四是他想要一名助理：即同样来自瑞典的约翰·彼得·法尔克先生。
最末这条是有些放肆了，因为当时福斯科尔明明已经知道，他的助理已经选好了，就是那个丹麦人克里斯蒂安·克拉默，但他还是送出了这封请愿信。然而，在他抵达哥本哈根四天之后，情形如何已一目了然。当时他给林内乌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让丹麦政府接受法尔克的重重困难。“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他写道，“一方面我得注意言行，不能冒犯他们；另一方面，和一个不靠谱的人共事，还不能让他拖累了我，反正不管怎么说，两下里都不是容易事儿。我会尽我所能为自己谋权得势的。”
其实我们已经看过福斯科尔是如何“为自己谋权得势的”了：当初他笔战群儒，将那篇博士论文的批评者们击得溃不成军；后来在“出版自由”论战期间，他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过去的两回对抗中，他都捍卫了自己的权利；在过去的两场战斗中，他都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对他的反对者发起反攻，要么投降认错，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他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应对方针是一致且明确的，那就是冲锋陷阵，绝不退缩。因此在当前他所面临的情形下，福斯科尔仍旧清楚自己应是据理力争的一方：毫无疑问，法尔克比克拉默强太多了。于是此时此刻，他依旧选择了出击进攻。
他提出的三项最重要的申请，都被伯恩斯托夫拒绝了。米凯利斯当然也不赞同让远征队在南非停留——他可不想连累自己为此受责；再说了，这支远征队从一开始就是本着探索阿拉伯的计划才被组建起来的——又不是为了跑到林内乌斯的理想国去寻找什么植物标本。更何况这趟远征是丹麦国王出资支持的，其间得到的任何成果，丹麦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寄往其他国家的，收货地址有且只有一个，必须是丹麦。仅凭这一点，理由已是无可辩驳。但对于负隅顽抗的福斯科尔来说，仍旧有可乘之机。他决定还是要再用一点策略，来确保他的两项请求都被满足，因为他知道宽宏的伯恩斯托夫是非常容易打交道的人。那么到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机会尽失呢？与其说是丹麦政府的强势态度，不如说是祸起自身。特别是法尔克一事的再次要求。
此时请愿书已上呈给伯恩斯托夫一月有余，克拉默将会随同远征队一起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福斯科尔又给伯恩斯托夫去信一封，信中他再一次要求让法尔克代替克拉默。且看此信如何振振有词：“哥本哈根虽然出于研究目的也成立了不少学术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都只是刚刚投入运作而已；相比之下，乌普萨拉的自然历史研究则居于领先地位，也就远比哥本哈根的成熟；眼下我的同事便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有一封林内乌斯先生的亲笔推荐信，此人深受先生教导，学识渊博，堪当大任。由是我就斗胆说一句，请您接受我的恳求。如果他能加入远征队，他能带来的巨大成就便指日可期。然若以一个在自然科学最重要的领域都亟须补课的人而取而代之的话，那么，我又能指望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帮助呢。”
如果说之前福斯科尔还剩一次可以说服伯恩斯托夫的机会，那么现在的他，是真的已经用光用净了。再有任何轻举妄动都不过是徒增自己的愚笨。他只用了四五行字，就清楚分明地告诉了刚刚答应任命他为教授，并让他得到终生抚恤金的丹麦政府：相比于瑞典，丹麦在自然历史领域的大学教育不过是业余水平；并且，相比于瑞典的候选人，丹麦政府为自己的远征队选拔的人是无能之辈。对于优先选择法尔克一说，最初仅出于学术考虑，福斯科尔或许还有据理力争的余地，但就目前而言，如果丹麦政府把他反对克拉默的行为看作一种民族优越感的展现，那他就只能是迎风吐唾沫——自作自受了。
果不其然，这封信迅速激起了抗议。克拉岑施泰因教授早就有所耳闻，福斯科尔把他描述成一个乡巴佬，说他连自然历史标本的分类编录工作都做不好，而且听后者的意思，仿佛是世界上只有林内乌斯一人清楚这些事该怎么做。而今白纸黑字，说自己的学生不及林内乌斯的学生。他感觉自己被狠狠地羞辱了，遂即找到伯恩斯托夫抗议此事，他说福斯科尔这样过分偏袒自己的老乡，其根源在于他们瑞典人的民族歧视。伯恩斯托夫认为他说得在理。于是福斯科尔的请愿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丹麦政府毫不犹豫地给克里斯蒂安·卡尔·克拉默下达了任命。
这下挑起了恩怨。福斯科尔一听说这项任命，气得直顿足，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当时就去找克拉岑施泰因理论了。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两人之间这次激烈会面的具体细节，但有幸的是，我们找到了克拉岑施泰因的个人陈述，就在一年之后他写给林内乌斯的一封信里。虽然这些讲述难免会有一边倒的嫌疑，但总体来看和我们了解的福斯科尔的性情基本一致，应该是很接近事实的：
他是一个人来的。我很难违背自己的善良天性，所以还是格外友好地接待了他。但他却时时充满敌意，动辄发怒。刚一进门，他二话不说就开始谴责我，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诅咒、辱骂，劈头盖脸而来，让我都忍不住觉得眼前这个人大概是发高烧了神志不清，不然怎会失控到这般地步。我回答他，这些辱骂冒犯的话，他不应该直接冲着我来，就是要撒气也应该对着阿斯卡尼俄斯，毕竟是他带头给克拉默任命的。并且我也很不习惯这种对话方式。但他还是不停地说说说。后来我就失去了耐心，我对他说：“你怎么可以到这里来，就在我的家里，羞辱我，何况我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清白无辜的。你凭什么？”这时他说：“哼，克拉岑施泰因教授！要是我公开说你比林内乌斯差很多的话，你不应该觉得这是在冒犯你。要知道能和林内乌斯相提并论，并不是件让你羞愧的事。”“恰恰相反”，我回答他，“在这儿，在哥本哈根大学里，即便你羞辱了我，国外的林内乌斯也不会如你所愿被捧到天上去在这儿，是我，不是林内乌斯，在教授自然历史。最起码，我的学生不应为被灌输这样荒谬观点：我不能胜任这门分支学科——的教授工作。就算在我心里，我接受林内乌斯在我之上，那也是我自己的事。而至于你，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你根本没有资格对此作出任何评价，因为对于我所做的以及我不了解的事，你都一无所知。”他随即说道：“我无意要惹你生气，但我要告诉你，在林内乌斯的对比之下，你就只能算个侏儒。”为了克制自己想要动手打人的冲动，我站起身，离开了沙发，回应道：“很好！我或许是个矮子，但也是那个站在林内乌斯肩膀上的矮子。”此番论罢，话题就转向了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他开始了对克拉默的“机枪扫射”。但我建议过克拉默，不要参与跟这个狂徒有关的任何讨论。毕竟就在我自己家中，此人都毫不犹豫地侮辱了我——他已经被自己的疯狂吞噬了。
但福斯科尔并没有善罢甘休。继克拉岑施泰因之后，他又把矛头转向了伯恩斯托夫。11月24日这天，福斯科尔书面知会丹麦外交部部长：刚刚有个叫克拉默的学生来拜访过我。那个学生声称自己被选定为我的队友，且在即将到来的远征考察中与我平起平坐。福斯科尔是要提醒伯恩斯托夫，他曾经要求过一个助理，但“由于这个新同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我的下属，那么我也就没有这个义务去检验他是否合格。只不过我完全有理由假设，要是他没有像我一样充分研究过自然科学，而我们俩却还被看作地位平等的话，这将意味着我得独自进行研究工作，而他却可以坐享其成。”于是福斯科尔再一次要求，把远征机会给予“林内乌斯博士能力超群的学生吧，也就是之前向您推荐过的我的那位忠实可靠的朋友——法尔克”。如果伯恩斯托夫不同意，福斯科尔要求，至少允许他考察一下克拉默博士的学识，然后根据他所呈报的结果，再作定夺也不迟。
彼得·福斯科尔的这些话，彻底超出了读信人的忍耐极限——即便是好脾气的伯恩斯托夫。对于任命克拉默一事，外交部部长虽已确定无疑，但他还是感受到自己再一次身处压力之下：福斯科尔要求任命法尔克，如果不能，此人便要试图坐在判官的位子上，来评判一个已经被丹麦各教授以及丹麦政府认可接受了的学者。这个瑞典人的傲慢态度令伯恩斯托夫勃然大怒，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福斯科尔为丹麦国王效劳的未来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但伯恩斯托夫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远征队起程之前，即便是拥有外交部部长大权的他，也无法再及时找到另一位植物学家替换此人。遂也只能是“罢了罢了”，事已至此。不过福斯科尔看起来倒像是得到了莫尔特克的支持（他曾为后者精心组织安排了哥本哈根的贝壳收集工作）。莫尔特克当然不会忽视，福斯科尔的性情有多离奇，相应地，他的天分就有多惊人。因此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莫尔特克心知肚明。也就是说，首相大人在不动声色的淡漠外表下，其实已经暗暗观察到了这趟浑水的底：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福斯科尔失礼冒犯，倒不如说事实上他是对的。
四天后，国王给远征队的各个成员下达了指示，包括对福斯科尔的明确斥责，以及对他最初写给伯恩斯托夫那封请愿书里的请求的驳回——以上这些都已经众所周知。“由于我们政府支付着整个阿拉伯远征的所有开销，那么理所应当，远征队一路上收集的任何东西，动物、鸟、鱼等诸如此类的标本和材料，都要按照我们亚洲集团公司的地址直接寄回来，并且只能寄给我们，不准寄往其他任何地方。如果在这些收集中有任何副本是我们不需要的，那可以视情况而定，考虑福斯科尔教授的心愿。就如上文提到的，既然从始至终远征队的开支都是由我们政府独自承担，那么相应地，承担远征事业的人选也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因此，在这里，我们由衷地希望，候选人克拉默医学博士做好准备，前往阿拉伯。”
作为回应，福斯科尔给伯恩斯托夫寄了一封更长的信，向他担保，那不是民族歧视，而是对学术的关心导致他行为失控。他恳请伯恩斯托夫不要把他往坏处想——这样的话会破坏他在工作中得到的所有乐趣；他还表明自己会接受所有安排。看过这封信后，伯恩斯托夫基本上已经原谅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教授。但福斯科尔内心真实的怒火并没有平息，它们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另一封信里了，也即他在向恩师林内乌斯倾诉衷肠时，对克拉默的医学论文作了如下评价：“我的队友同事克拉默最近以一篇题为‘丹麦昆虫标本研究’的差劲论文，拿到了他的医学博士学位。但如果你翻阅一下，就会发现这其中并无任何新事，涉及昆虫学的所有内容都抄袭了莱塞的研究成果；剩余部分则源自您的《自然系统》。他们从瑞典买了一批昆虫标本，都是早就贴好了标签的。现在他们想象真正的专家一样大展锋芒，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他给林内乌斯的这封信写于1761年1月1日，距离远征队起航仅剩四天时间。有关克拉默的纠纷一直持续到1760年年末。随后这出闹剧却忽然向着始料未及的剧情展开：一个新人物突然出现在荧幕上，并占据了中心——身为硕士的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从罗马回来了。
6
上一次听说冯·黑文的消息，还是1759年4月，当时他从法兰克福给伯恩斯托夫寄了一封信，汇报自己历经六个月煎熬后，终于要离开哥本哈根，踏上前往罗马的旅途。但是从那之后就完全陷入了一片沉寂。没人知道这位丹麦学者在做什么。同年8月，米凯利斯不得不向伯恩斯托夫提议，找冯·黑文的亲戚要他在丹麦的地址。有关这方面的探询貌似也没什么结果：冯·黑文消失了。1759年10月，丹麦前往德伦格巴尔的轮船起航了，但学富五车的远征队并不在上面。
直到远征方案的计划被彻底打乱——冯·黑文终于成功地把个人的准备时间足足延长了一年之后——伯恩斯托夫才收到此人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1759年11月11日寄到丹麦的，按理在这个时候，冯·黑文应该已经回到哥本哈根很久了才对。而现实却是，他踌躇满志、毕恭毕敬地向部长阁下宣布，他才刚刚抵达罗马。这趟旅途占去他一年时间不说，除去即时旅费开支，还花掉丹麦政府一年500里格斯达勒的津贴。
在给伯恩斯托夫的信中，冯·黑文以巧妙的借口为自己铺设了整整一路。他说起自己在5月22日那天是怎样离开法兰克福的：经由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伯尔尼、日内瓦、尚贝里、都灵、热那亚，最终在7月20日这天抵达来航[46]。“如果从这儿出发直接去往罗马，八天内应该也能抵达。但出于对罗马糟糕的夏天气候的顾虑，阻滞了我前进的计划。所有人都在警告我别去。面对他们善意的提醒，我实在是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同时我内心也十分清楚，我所肩负的使命不允许我拿生活和健康来冒险——如果只是换来早到或晚到（×）[47]五周的结果。恰恰这时天不助我，罗马果然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如此我便觉得自己应当前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的气候可真是温和呐，到那儿以后，我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在大公的图书馆里展开研习，随即决定在那儿停留一阵子，把最糟糕的时节先过了再说。就这样，前往罗马的日子一直推迟到了9月中旬。但到那时，我又被一场感冒击倒了，因此就又耽搁下来，这不，直到这月初我才抵达罗马。”
在罗马似乎也是一样，总有层出不穷的种种困难来和他作对。早前那一回，米凯利斯跟他强调过，前往意大利首都来寻找阿拉伯语的教导是没有意义的事，那里没有人会说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地方语言。但冯·黑文却不以为然，他说重要的是自己要去那里“加强东方抄本读写能力方面的练习”。如此说来，这也应该是他在梵蒂冈图书馆[48]唯一能做好的事了。然而，在抵达罗马三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伯恩斯托夫，眼下于每天的早晨和傍晚时分，一位来自叙利亚的神父会指导他阿拉伯语的学习；直到抵达四个月之后，他才报告说自己刚刚拿到了前往梵蒂冈图书馆的推荐信；五个月之后又说，多亏了一位法国大使，这封推荐信才成为一张进馆的准许凭证。终于，在抵达罗马六个月之后，也是他离开丹麦十八个月之后，这位学者总算展开了他的语言研究。然而好景不长，命运又对他动了动手指。3月22日，他给伯恩斯托夫去信，说，不幸的是，梵蒂冈图书馆只在早九点到中午时间对外开放。“但是”，冯·黑文又补充道，“相比于已故的，我更愿意与生气蓬勃的人进行探讨与学习，加之我只能在早上见到我的叙利亚神父，如此一来，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做别的事情了——在图书馆里抄写原稿抄本的工作得让别人来做了”。
瞧，这个让人不快的“巧合”到底是出现了。最后落得个什么结果呢？待在罗马的那段时间里，冯·黑文连一份手稿都没誊抄下来。但是他却依旧要到了一笔额外的200里格斯达勒的旅行经费。
此时已经是夏天了。7月15日这天，米凯利斯写信给冯·黑文，传达皇室下达的相关命令：最晚9月底，远征队所有成员都要在哥本哈根集合完毕。丹麦国王将会报销他们前来的路费。福斯科尔和尼布尔每人收到100里格斯达勒，考虑到冯·黑文的路途最远，他便可以得到300里格斯达勒。
我们已经看到前两名成员是如何服从皇室命令抵达哥本哈根的。但到了冯·黑文这儿，事情就又有了特殊情况。“阁下，这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啊！”他在8月16日给伯恩斯托夫的信里抗议道。“我已经没有钱回返，承蒙阁下仁慈，就连上回国王陛下赏赐的那200里格斯达勒的津贴，我都没有收到。我需要400里格斯达勒作为回去的路费。如果在下个月结束前，我能收到这笔钱（但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哥本哈根寄信到罗马要七周时间）——我会即刻动身，11月就返回家乡。”然而，冯·黑文明显低估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邮寄速度，因为这笔钱已经在路上了：200里格斯达勒的津贴加上另外一笔300里格斯达勒的津贴来报销路费。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他所要求的（400里格斯达勒）。他于9月中旬收到这笔费用，但并没有立即动身返回哥本哈根。彼时尼布尔和福斯科尔已经坐上他们各自前往丹麦的邮车，而这位精于拖延的大师，却依旧留在意大利，乐不思“丹”——而这个夏天那里的空气却明显不像他之前说的那么糟了。
或许，要是冯·黑文知道后果的话，他会麻利点儿动身的。在格丁根，米凯利斯教授对他回避皇室命令一事感到义愤不平。8月25日，他写信给伯恩斯托夫，恳请丹麦政府宽容冯·黑文并寄去他想要的全款，但在其他方面，他并不认可冯·黑文那些无礼失敬的说法。“一直以来，他在我心里都是一个反复无常、放任善变之人。唉，当时我之所以推荐他，主要是看重他的才华，尽管我与他也有过好几次冲突。但不管怎么说，从他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品格并不比远征队的其他任何成员高尚，不足以掌管队里的各项事务，所以此次远征的基金不能交与他管理——应当托付给尼布尔。”
我们可以看到，随后伯恩斯托夫就接受了教授的建议。眼下冯·黑文根本就是在蓄意破坏伯恩斯托夫的计划——但他也进一步毁掉了自己成为远征领队的机会。在收到丹麦寄给他的路费之后，冯·黑文又继续在罗马待了将近一个月才离开，因为（正如他写道）有很多要告别的人和事，他不得不推迟他起程的日子。直到10月9日，他才到达威尼斯，原本打算只待三天就走，“但不如我愿，我不幸又在这里逗留了三天”。而穿过德国的路途，就更不用说有多慢了。10月28日，他离奥格斯堡已经不远，他在信中为自己的慢腾腾作了一番解释，并希望“得到阁下的谅解：设想一下，与其因为忽视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使自己陷入意外及损失的危险中，还是安然无恙地抵达要更好一些，纵使会晚一点”。11月14日，他到达汉堡，再次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于是直到12月，他才回到哥本哈根。唯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是，再一次，丹麦前往德伦格巴尔的轮船起航了，但丹麦远征队并不在上面。
这艘轮船本来会带着远征队踏上漫长的旅途，先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前往印度东南部的德伦格巴尔，然后再千里迢迢回到阿拉伯菲利克斯，这也是最初的方案中保留下来的计划；原方案假设的是让丹麦殖民地的传教士负责阿拉伯的调研考察。由于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已不再是计划的一部分，而前面的那一点（航行路线）却没有变更——就目前来说，执行下去并没有什么意义。冯·黑文也是最早发现这一点的人；他的返乡过程如此缓慢，不仅是因为他一贯的散漫悠闲，同样也是因为他想要扼杀计划中这一不合理的部分。在8月23日从罗马寄出的信里，他已经向伯恩斯托夫说明自己心中所想：“要是我们打算随同那艘前往德伦格巴尔的轮船离开哥本哈根，那么显然，我就不指望自己能及时抵达了。因为无论如何，就算到了德伦格巴尔，也没我们什么事；并且它既不是最短，也不是最安全，更不是最佳路线。”冯·黑文指出，去德伦格巴尔的想法，本是源于最初的传教士计划；而他建议，远征队不如走最短的路线去阿拉伯：经由开罗、苏伊士、红海——（根据他听说来的）这里并不像米凯利斯教授以为的那么危险。
冯·黑文并不是唯一一个思考过这条路线的人。1760年2月，米凯利斯收到一封“针砭时弊”的建议书，是某个时任皇家国务顾问、奥尔登堡地方行政长官的冯·哈梅尔先生写给他的，此人一方面对德伦格巴尔的路线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另一方面，他建议应该直接去往阿拉伯半岛，说是让远征队取道君士坦丁堡：“远征队的成员们可以先接触那里的商人，因为行商之人必然会走最佳最妥路线；同时可以向皇家派驻君士坦丁堡的丹麦外交大使请求支持，以帮助他们熟悉东方礼仪和风土人情。”
先前对于这一类方案，伯恩斯托夫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由于冯·黑文迟迟没有回到哥本哈根，耽误的两月如今是既成事实，考虑到丹麦政府的利益，他接受了这个方案。12月14日，福斯科尔写信给林内乌斯，说他们的路线有所变更：“我们将会乘坐一艘战舰去往君士坦丁堡，由那里再去埃及，而后从亚历山大前往苏伊士，顺红海而下到吉达[49]（也就离麦加很近了），从吉达出发后，沿红海继续航行，抵达阿拉伯菲利克斯的穆哈[50]。”
此次远征的最终路线敲定了。冯·黑文的想法虽然被采纳了，但他现在明白过来，自己的胜利是伴随一场可耻的失败而来的。和福斯科尔一样，他会被授予教授头衔，但他并不是远征的领队；所有成员不分等级，一律平起平坐。他也没有被授予任何掌管资金的权利——远征队财务负责人一职由尼布尔担当。
他听到这些消息时仿佛遭了当头一棒。他是队里年纪最长的那个，除了年轻的克拉默，他也是唯一的丹麦人。为了这次远征做自我准备，他接受国王给他的津贴差不多有五年时间了。然而现在他却不是那个领队的人。最初他没觉得这次远征会真正成行；当他意识到这是动真格的时，便开始了一系列无所不用其极的拖延策略。显然，比起在阿拉伯的繁重工作，更让他感兴趣的是皇家抚恤金。当所有的疑虑都被打消，当所有的拖延策略都用过之后，如果还是必须参与到这场冒险计划中去，那么他至少也要让自己舒舒服服的，他想的是由自己来做领队，这样一来，至少在分配艰难的工作时，他是掌握决定权的。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设想，正因如此，他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受保护的。他选择让其他人在哥本哈根等他两个月，由此强行对方案作出了重要的变更；他从没有一瞬间怀疑过自己的特权，他觉得自己在未来的远征各项事务中必然也掌握着同样决定性的权利。对此他深信不疑。这是他抵达哥本哈根时的想法；直到后来他获悉自己并不是远征领队。那份支配权，那份财务掌控权，在很久之前就被移交到了一个比他大概年轻六岁的乡巴佬手中。
冯·黑文不禁觉得自己被严重羞辱了。远征即将成行，计划是不会再变更了，只有天知道他日后将会怎样一无是处——眼下的他自然是不知——他只清楚自己这回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除了当机立断坚决表明态度之外，别无他法。放手一搏令他非常绝望，但也是他目前唯一的机会了：等到其他所有成员被召集到一起来会见新人冯·黑文时——根据后来尼布尔的记述——他要求将财务权移交与他；如果要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他要求自己比别人多两票，并拥有否决权。当被问及理由时，他相当狂妄地回答道，这是因为其他人都不及他有学识。
哦？是吗。彼得·福斯科尔对此来了兴致。
7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现存的信件没有给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线索，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从一开始，远征队这两位教授之间就可谓剑拔弩张。福斯科尔怎么能接受得了别人说他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谁说都不行，谁说谁不安生。再想想这两人的个性特征，一个是罗马之行锻造出来的借口王兼拖延侠，另一个是为自由为法尔克战斗到底不知疲倦的诡辩才，天知道他们俩会生出多少事端。而那些后来看到悲惨结果的人，就事后诸葛亮地责怪伯恩斯托夫，没有让尼布尔从一开始就担任这场远征的领队。有目共睹的一点是，由于他们的个人作为，福斯科尔和冯·黑文在哥本哈根都很不受待见；然而尼布尔，毋庸置疑是受到伯恩斯托夫最为深切关怀对待的那一个。但尼布尔毕竟是队里最年轻的，不要忘了福斯科尔后来也只是冷漠地接受了那个“尴尬的年轻学生”。然而，当财务权移交给尼布尔这件事公诸于众时，冯·黑文愤怒不平，福斯科尔却保持了沉默。很明显，他们俩在这一点上又是一样的，即都无法接受尼布尔被授予的权威；再者，尼布尔谨慎小心、沉默寡言的性情，导致他根本不具备领导者的气场。
一则是尼布尔发现自己很难做出影响他人的决策。他谦逊的本质，加上几乎全靠自学的实际情况，都促使他内心时而产生对自己的隐隐怀疑，尤其是在自信心爆棚的冯·黑文和福斯科尔的鲜明对比之下。尼布尔先前已经谢绝了教授头衔，而对任何让他担任远征领队的提议，他大概也会采取相同态度。天生不喜欢引人注目的他，更愿意安安静静做事，如果一个任务可以靠自己独立完成，那就最好不过。“抽象化、推测、臆断，都不是他的方式；他需要将事物具象化。”他的儿子如是说道。尼布尔生来就是一个观察家。他的能力既不在勇猛的决策上，也不在闪光的想法上，而是在耐心细致的描述中——无论在他眼前摆着的是什么。他曾经想要成为一名管风琴手，隐身于某个乡村教堂的管风琴楼厢里，再现着那些由别人写就的乐章，尽他所能。他曾经也想成为一名测绘员，独自一人出去，在茫茫旷野中，尽可能准确地测定那些规定的边界线。而最终，尼布尔满怀热情选择的，是奔赴这场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远征。
就远征的所有成员而言，就这场冒险本身而言，他应该是最深受其吸引的那个。正如他儿子所说的，在阿拉伯沙漠里等着他的任务，“与他内心深处的愿望完全一致”。比起沼泽湿地的荒野环境，比起农场边界线的枯燥划定，他在沙漠里的工作将会更加默默无闻，然而于离群隔绝之中，他却可以测量绘制出一整张的国家地图。他并不想要更多的财富，他也毫无野心将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个28岁的乡村小伙子漠视荣耀和权力，却对远征考察满怀希望与期待——不过恐怕只有他一人如此——至于丹麦远征队的其他胸有成竹、骄傲自负且能争善斗的大学士们却并不像他这般乐观淡泊。尼布尔并不想要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只要能过得充实、快乐、幸福，对他来说就已足够。
毫无疑问，伯恩斯托夫很快便意识到，不只是福斯科尔和冯·黑文绝不接受尼布尔担任领队的问题，实际上是尼布尔本身也不适合这个角色。为了让他成为财务负责人，伯恩斯托夫可以说是尽己所能地在帮扶他。而另一方面，按照冯·黑文的强烈要求，路线方案的规划早已调整完毕，他会坚决执行这一决策。反正眼下无论如何是没有时间再对远征方案作任何变动了。1760年12月21日，风帆战舰“格陵兰号”已经在哥本哈根城外的锚地泊定。除了五位学者之外，皇室还会再派一名侍从随同前往。此人名叫贝里格伦，瑞典人，体格强健，沉默寡言，之前曾为一名与普鲁士作战的骑兵上校（colonel ofthe Hussars）效劳。他们六人都已接到命令，为即将出发的行程做好准备。随后在圣诞节之际，卡斯滕·尼布尔接到国王给丹麦远征队下达的最终旨命——由43段组成——以下便是其中最重要的远征要求：
远程队将乘坐“格陵兰号”战舰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中转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只要心中时刻记着此次远征的目的，那么一切考察收获皆有可能。
此行路线有如下安排：经由君士坦丁堡到亚历山大、开罗；穿过埃及去西奈；顺红海而下到穆哈。远征队成员的通行证和推荐信，将由国王陛下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大使提供。至于远征队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停留时间，初步暂定为两年，如有必要，三年也可。
你的首要任务是尽你所能学习阿拉伯语，在这个过程中，植物学家和语言学家将会协助你。
你等需要穿越阿拉伯腹地，同时也要完成沿海岸线的旅途。此行我已安排一名医生与你等同行，那么在不危及生命的前提下，我也希望你等能够不惧艰辛劳苦，对那些致命疾病横行的大量地区进行走访考察。
远征队的每位成员都需要写日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时常寄副本回来。
远征队成员在穆斯林面前要谨言慎行，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在穆斯林妇女面前要举止端庄，不得放肆，不得过分亲密。
2000里格斯达勒用于购买手稿，但注意价格需合理：2/5分配给语言学家，2/5分配给植物学家，1/5分配与你；购买种类：自然历史、历史、地理的笔迹，以及任何有关希伯来语《圣经·旧约》的古代手稿、抄本，阿拉伯语翻译的《圣经》抄本，尤其是那些最古老的、有别于现在使用的语言体系的文本。
各成员需要勇攀学术高峰，全力以赴解答疑难，无论是由米凯利斯教授提出的，还是其他欧洲学者寄过去的。解答的副本需和日记一起寄回。
所有成员一律平等；出现意见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
但凡走过的地区，你必须广泛收集数据，通过全面而系统的经纬测量及计算，绘制出相关地图，对于当地干湿季节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异也需要做好标注，要留心观察过去那些时代的各种遗迹、人口规模、国家出生率。此外，你还需要特别留心观察红海的潮汐变化规律、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比例、一夫多妻制对人口增减方面的影响、两性之间的关系、城乡女性人口的数量，等等。
克拉默博士需要专注调研所在地区的古怪疾病，并找出应对疾病的措施；要帮助生病的阿拉伯人，由此来赢得他们的信赖。
冯·黑文教授需要观察记录那里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圣经》和犹太戒律中有所述及的；需要设法广泛而深入地研究阿拉伯人、希伯来人、叙利亚人，尝试去了解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宗教服务与无宗教信仰者的习俗；需要誊抄古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手稿的任何变体文本；若遇到自己不能解释的手稿抄本，无论古阿拉伯语抑或东方语言，在誊抄时都需要格外小心严谨。
福斯科尔教授需要采集动物和植物标本，特别是《圣经》中提到的。
画家博朗芬先生，要保证远征队其他成员需要协作时，提供相应帮助。
最后，整个团队要一起从巴士拉[51]返回，取道阿勒颇[52]、士麦那[53]，而后返回欧洲。
由此，在经历了多年准备和激烈的争执后，丹麦远征队即将扬帆起航。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风帆战舰“格陵兰号”的指挥官菲斯克[54]先生。在新年之际，这艘大船即将拔锚起航；1761年的1月4日这天，六人已经乘着摆渡船，缓缓驶离收费站。一周之后，《哥本哈根邮报》头版刊登了这则新闻快讯：“时局动荡不安，陛下虽勤于朝政，日理万机，但仍不忘促进知识与科学之进步，为其子民谋求更辉煌的荣耀，陛下为此，殚精竭虑……”
尽管时局动荡不安。也许只有在如此动荡的时局，人们才会梦想远航去阿拉伯菲利克斯。1761年的丹麦，全国上下都弥漫着对战争的不安和恐惧。即便那时的丹麦政府正在执行着一个比以前——也是比以后——任何时期都要盛大的文化方案，但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却已无法遮掩。首当其冲的便是府库钱粮，国家财政赤字，这是与德国打仗的结果；为加固国防，伯恩斯托夫不得不派遣一个多达2.4万人的军团到荷尔斯泰因[55]驻扎。而另一边，俄罗斯帝国带来的战争威胁也迫使他外交活动频繁，焦躁不安；当时距离彼得三世[56]派军进驻梅克伦堡[57]已经不远了，那个君王还宣称他要将丹麦皇室赶到德伦格巴尔去。这些年来，丹麦几乎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此种威胁。放进历史长河里，下一个时代几乎可以被称作世界大战时期。腓特烈大帝并不满足于只在无忧宫里吹长笛。1761年，七年战争[58]的第五年，而在印度和美国，一场血战到底的英法殖民地争夺大战也已经进入第六年。所以对于丹麦国王来说，这应该才是他“勤于朝政，日理万机”的最主要原因吧——无论如何国库不能持续空虚下去。由于英国私掠船的横行霸道，丹麦商船在海域上颇不安全，贸易也就遭受到严重损失，为了保护商人，抵御大英帝国的威胁，丹麦政府不得不使用战舰来保商护航。
“格陵兰号”是一艘海军战舰，在1761年的新年之际即将出发前往地中海，护送丹麦的商贸船队从马赛到士麦那。没错，当时摆渡船上的六个人迎着阳光远望，映入他们视野的就是这艘大型轮船，也就是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冬日上午，他们集合到了一起，缓缓摆渡前行，静静凝视远方。只不过六人各怀心事，各自沉默：潇洒的冯·黑文——也潇洒不起来了——对自己的降级感到愤恨不平，充满悔怨；一丝不苟的福斯科尔一脸冰冷，就在四天前他还向林内乌斯抱怨那个“天大的笑话”，如今“笑话”作为自己的助理就在眼前；而“笑话”本人，这个不幸的克拉默，看着眼前这场趟即将展开且会持续多年的远征旅途，内心涌现的真实想法再清楚不过了——他从一开始就不想参加；还有那个敦厚诚实的乡村小伙儿，来自沼泽湿地的尼布尔，最初见面时福斯科尔表现出来的屈身俯就模样还历历在目，然而如今他更得面对冯·黑文每天家常便饭似的羞辱侮蔑；最后是亲切友善的博朗芬，在这个寒冷得连阳光都透着凛冽的冬日早上，他依旧十分平静地在思索着什么——他总是过于平静了；身处整个团队的缄默氛围中，瑞典侍从贝里格伦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陷入沉郁情绪的人吧，毕竟他经历过的战争比这糟糕多了。
所以他们一行六人，真的在路上了。他们最终将会抵达的那个国度，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一样，有着莫名其妙的名字。这是人类赋予它的充满魔力的名字。古往今来总是如此，名字的缘由寻究起来，不过是人内心的那份渴望与向往凝结而成的呼唤。对于那一片盛产焚香、没药和香脂的土地：“欢欣鼓舞的阿拉伯”，是亚历山大大帝给它起的名字，只因为他没能在有生之年将其征服；“阿拉伯菲利克斯”，是它的拉丁语名字（“阿拉伯福地”）；在冯·黑文优雅的措辞中，那里是“凤凰于飞的阿拉伯”；而在尼布尔的日记中，那里则被称为“幸福快乐的阿拉伯”，他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写的，直到有一天他真正抵达那里。而后他便只是将其简称为“也门”。但这看起来不过是个巧合而已——将“阿拉伯福地”简称为“也门”——只是换了个叫法罢了。
但或许，在这个突然转变的名字背后，有什么深意也不定。可再转念一想，如果这一切只是出于偶然性的决定呢，即便是有史以来第一支被派往那里的丹麦科学远征队，即便那是一片曾被亚历山大大帝赐名为“欢欣愉悦”的土地。那个地方，真如他们内心认为的那般独特吗，“那里真的会推动知识往更高更远处，真的是《圣经》更恰切的诠释地吗？”说到《圣经》，其实这方面我们可以不用考虑，透过历史的层层面纱，我们最终会发现，那不过是他们为奔赴这场异国他乡的奇妙历程而找来的一个借口而已。所以除此之外，必定还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没有人曾说起过，也不见哪封信里有提及——但它确实是一直在那儿。是了，他们就是想知道，那个国度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当然了，这个疑惑登不得大雅之堂，无法出现在任何一封请愿信里，只因它不是个足够严肃的问题。可即便如此，那个时代的人们依然好奇着。在那个冷冰冰的唯理主义时代，阿拉伯远征队就像是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北方乐土上的人，渴望在南方某处找到一片乐土——渴望在这个正处于酣眠的时代里激起一点点波澜。归根结底，他们是好奇的：那里究竟有什么，使它如此不同？即便是在那个唯理主义根深蒂固的时代，同样也是在那个最动荡不安的时代，每个人的身体里仍旧住着一个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对自己未能征服的那片“欢欣鼓舞的阿拉伯”之地，心心念念。
于是，向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彼得·福斯科尔，自然也开始好奇了，那个国家到底为何会有一个如此不寻常的名字呢。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上，他开始详尽记录远征队上船后的第一天，他问自己，“为什么阿拉伯菲利克斯被称作‘幸福之地’，就因为是‘幸福之地’，才要世人远渡重洋去探寻吗？”为什么叫“幸福快乐的阿拉伯”？我们闭上眼睛看到，1761年1月4日，在这个平静的冬日上午，他们六人沉默不语，乘着小船缓缓摆渡而去。于是我们也不禁重复着福斯科尔的疑惑，为什么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但谁也未曾料到，此行一去经年久，回乡不惑只一人。
[1]尼古拉·伊格维（Nicolai Eigtved，1715—1754），丹麦著名建筑师，在1730—1740年成为丹麦建筑中法国洛可可风格的主要支持者。他设计并建造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建筑，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存在。
[2]阿马林堡贵族宫殿（Amalienborg），是四座皇家贵族宫殿。
[3]斯卡恩（Skagen），丹麦最北部小镇。
[4]苏伊士（Suez），埃及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5]工兵上尉（Engineer-Lieutenant），皇家海军军官职称，指工程部门的工程师获得的类似于军事部门的职称。
[6]不包括英国和爱尔兰。
[7]J.H.E.伯恩斯托夫（J.H.E.Bernstoff，1712—1772），德国—丹麦贵族，丹麦首相，外交部部长。
[8]德伦格巴尔（Trankebar），或“Tranquebar”，位于今天的印度东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曾是丹麦殖民地，丹麦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620—1845）。
[9]汉诺威（Hanover）王朝，是在1692—1866年统治德国汉诺威地区和在1714—1901年间统治英国的王朝。由于在英国本土，最后三位斯图亚特君主均无子嗣成活至成年，但斯图亚特家族一位公主嫁到了德国汉诺威，她的汉诺威后裔因此拥有了英国王位继承权。
[10]里格斯达勒（Rigsdaler），也称国家硬币达勒，丹麦旧时货币（银圆），1625年首发，1875年废除。
[11]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1712—1786），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此处译作“弗里德里克”是为呼应下文。他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一名作家、作曲家。
[12]无忧宫（Sans Souci），18世纪德意志王宫和园林，位于德国波茨坦市北郊，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国凡尔赛宫所建。整个王宫及园林面积为90公顷，因建于一个沙丘上，故又称“沙丘上的宫殿”。无忧宫是18世纪德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全部建筑工程延续时间达50年之久。虽经战争，但从未遭受炮火的轰击，至今仍保存十分完好。
[13]克洛卜施托克（F.G.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最著名的作品是史诗《弥赛亚》。
[14]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厄德尔（Georg Christian Oeder，1728—1791），丹麦植物学家、经济学家。
[15]《丹麦植物志》（Flora Danica），一本综合性植物图集，1753年由厄德尔提出，从1761年到1833年，历时123年完成。
[16]夏洛滕堡（Charlottenborg），建于1672—1683年，是挪威总督Ulrik Frederik Gyldenløve的住所。然而，这座建筑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是以女王夏洛特·阿马利亚（Charlotte Amalie）的。
[17]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当皇家艺术学院于1753年搬入时，夏洛滕堡归属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起初，学院仅使用了建筑的一部分，大部分房间都被用作艺术家的家和工作室。
[18]菲英岛（Fyn），丹麦第二大岛，介于日德兰半岛南部和西兰岛之间，西濒小贝尔特海峡（Little Belt），东临大贝尔特海峡（Great Belt）。
[19]马龙派教会学院（Collegio Maronitico），成立于1584年。马龙派（Maronites），东仪天主教会，曾经是基督教的一个产生比较早的教派，早在叙利亚还是罗马帝国的行省时，（据说）为叙利亚人马龙（？—410）所创；该派保持古代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直至16世纪时，该教会才承认罗马教皇，与天主教会合一。事实上，16世纪的马龙派教会学院只是一个边境教堂，封闭在黎巴嫩的山脉之间，不仅与罗马相隔离，同时也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处于隔绝状态。在马龙派宗教学院，所有来自东方帝国的神职人员都会受到欢迎。
[20]先知那鸿（Nahum），也译作纳胡姆，那鸿。《旧约》中的生活在7世纪的希伯来先知。《那鸿书》是《旧约》的一卷，共3章。记载了尼尼微城倾覆的预告、景况、原因等。
[21]赫尔辛基（Helsingfors），芬兰的首都，也是最大的港口城市。
[22]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瑞典一所国际著名的顶尖大学，全球Top100名校，坐落于瑞典古都乌普萨拉市。
[23]沃尔夫主义（Wolffianism），莱布尼茨哲学中所蕴含的极端唯理主义因素在他的思想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著名的哲学心理学家、数学家）那里被进一步系统化，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
[24]德国国家科学院（German Academy of Science），源于1652年成立的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院，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命名，是德国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联合会，也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
[25]萨维乌斯（Lars Salvius，1703—1773），瑞典出版商、记者。萨维乌斯一直是瑞典图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前，书籍印刷是小规模的，书店由德国人主导。
[26]《内梅西斯·迪维纳》（Nemesis Divina），林内乌斯于1758—1765年运用其自然理论知识为其子卡尔（Carl）创作的一部道德典训。林内乌斯在这本书中将自然描述为神圣启发的和谐系统，其中的每个生物体都在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从而维持整体的平衡。书中探讨了“神学实验”，即“经验神学”对人类生活的神秘操纵和影响。
[27]彼尔·劳弗令（Pehr Löfling，1729—1756），瑞典的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林内乌斯的十七使徒之一。
[28]库马纳（Cumana），委内瑞拉东部重要城市，加勒比海岸港口，苏克雷州首府。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畔，始建于1520年，为南美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
[29]弗里斯兰省（Friesland），位于荷兰北部的一个省，毗邻欧洲最重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瓦登海和瓦登岛。
[30]克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ästner，1719—1800），德国数学家。
[31]B.G.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丹麦—德国的政治家、银行家和历史学家，德国最先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专家，也是现代学术史学的创始人。
[32]迈耶（Tobias Mayer，1723—1762），德国天文学家，格丁根大学的地理、物理、天文学教授，自学成才的数学家。
[33]象限仪（quadrant），又称地平纬仪，天文学家通常利用象限仪测量太阳和行星的子午线高度，进而确定纬度、黄道倾斜角和观测地点的恒星坐标。
[34]“星盘”（astrolabe），一种构造精密而复杂的磁倾计，白天或夜间都可使用，历史上是天文学家和航海人员用以测量可视天体地平纬度的仪器。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相关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确定本地时间和经纬度，三角测距等。
[35]米迦勒节（Michaelmas Day），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节日，西方教会定于9月29日，东正教会定于11月8日。其日期恰逢西欧许多地区秋收季节，节日纪念活动十分隆重，尤其在中世纪，许多民间传统习俗都与它有关。
[36]阿斯卡涅斯（Peter Ascanius，1723—1803），挪威生物学家，林内乌斯的学生，于1759—1771年在哥本哈根教授动物学和矿物学，于1755年当选为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员。
[37]厄德尔（Georg Christian Oeder，1728—1791），德国—丹麦的植物学家、医学博士、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后来于1753年领导出版了那本造价高昂的《丹麦植物志》（Flora Danica）。
[38]普赖斯勒（Johan Martin Preisler，1715—1794），德国雕刻家，其绝大部分作品是在丹麦完成的。
[39]克莱门斯（Johan Frederik Clemens，1749—1831），著名蚀刻版画家。
[40]奥尔登堡1108年首见于史籍。12世纪初为伯爵领地，1345年建市，是德意志境内的一个邦。从该邦的统治家族中产生了北欧（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奥尔登堡王朝。1448年奥尔登堡的克里斯蒂安伯爵被选为丹麦第一任国王。
[41]腓特烈堡（Frydensberg），又叫水晶宫，始建于1560年。
[42]伊弗·罗森克兰茨（Iver Rosenkrantz，1674—1745），丹麦政治家，丹麦、挪威、瑞典的贵族。
[43]A.G.莫尔特克（Adam Gottlob Moltke，1710—1792），丹麦的朝臣，政治家、外交家，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的心腹。
[44]克拉岑施泰因（Christian Gottlieb Kratzenstein，1723—1795），生于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是那个时代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从1753年起，他在哥本哈根大学任教，曾四次担任校长。
[45]法尔克（Jonas Peter Falck，1732—1771），瑞典植物学家，林内乌斯的使徒之一。在乌普萨拉大学跟随林内乌斯学习植物学的同时，担任后者的儿子卡尔·林内乌斯的家庭教师，1762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
[46]来航（Leghorn），一译里窝那，意大利城市。
[47]这里的“×”是原文符号。冯·黑文在“晚到”后面划了个“×”，表示他有思考过，也清楚晚到是不对的。
[48]梵蒂冈图书馆（Vatican Library），建于1475年，藏有大量手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
[49]吉达（Djidda），17世纪起作为朝觐者的中转港而兴盛，每年约有15万以上的海外穆斯林在此登岸前往麦加朝觐，是麦加的主要进出口岸。
[50]穆哈（Mocha），即摩卡咖啡的盛产地，也作“摩卡”（Mokha），也门西南部非常重要的港口城市。
[51]巴士拉（Basra），伊拉克巴士拉省省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交汇的夏台·阿拉伯河西岸，伊拉克第一大港及第二大城。建于635年，曾被战火摧毁，891年重建。
[52]阿勒颇（Aleppo），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省省会，占据了幼发拉底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关键位置，是古代商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
[53]士麦那（Smyrna），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米尔（İzmir）的旧称。
[54]菲斯克（Fisker，1753—1819），丹麦海军军官。
[55]荷尔斯泰因（Holstein），北邻丹麦，南接德国的汉堡市、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和下萨克森三州。历史上的荷尔斯泰因包括今天的荷尔斯泰因和丹麦的南部。
[56]彼得三世（Peter Ⅲ），俄罗斯帝国的第七位皇帝。
[57]梅克伦堡（Mecklenburg），德国东北部历史地区名。
[58]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1754—1763年，主要冲突集中于1756—1763年，当时欧洲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