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充斥着殖民主义征服的18世纪，同时也是一个启蒙时代。在这期间涌现出了大批远征考察队，他们肩负学术使命，只为翻越千山万水去一探究竟。到后来，世殊时异，这些冒险行动时而会遭受抨击和指摘，但更寻常的结果，却是他们在经历过漫长的艰难险阻后，取得的考察成果以及留下的文字记载，已无人问津。至于那些参与者，有痴迷于此而求知心切的，有孜孜不倦而热情永不退减的，有愚钝无能而一味追求成功的，有野心人士，有业余爱好者，有才高八斗的饱学之士……无论哪一个，到头来人生结局还是一样的不公。波澜壮阔是过程，出人意料如戏剧，却都难以在生前得到应有的承认。
在第一批这样的冒险远征中，有一趟驶向阿拉伯的远航，满怀雄心而历尽悲苦。意外的是，它与大英帝国和法国都无关系：这趟远征萌发于一块弹丸之地——丹麦王国。它的动机是混杂的：一方面要进行科学研究，要测绘地图；另一方面又要去寻找传说中以色列人从埃及逃走后留下的那些神迹和铭文，要考察过红海时的潮汐变化。至于这场冒险的成就与荣耀，自然全部归于丹麦，以及作为资助者兼庇护人的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
远征队自1761年1月起程以来，备受瞩目与期待，欧洲各国政府和高等院校都十分密切地关注其进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远征队寄回的文件断断续续而逐渐减少至无，发起者的殷切关注也渐渐转为强烈的不祥预感，后来，他们就对远方的沉寂彻底习惯了。1767年，当唯一的幸存者蹒跚一路回到家乡，终于结束这场远征的时候，却发现，远征一事已被故国全然忘却。弗里德里克五世已经不在人世了。王位继承人尚且年少，他更感兴趣的是娼妓，而非文化。没有人在乎他们的远征成果，如此重要的调研发现在经过百般波折被运回丹麦后，已损耗巨甚所剩无几，但最终的结局却是被堆在杂物间里腐烂发臭。
1962年出版的《阿拉伯菲利克斯》（Det lykkelige Arabien，丹麦文版），便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讲述了这段非比寻常的远征之旅。故事的讲述者是对旅行和探险深深着迷的托基尔·汉森，以其个人作品——丹麦西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三部曲[1]——闻名于世，最终在加勒比海上去世，时年62岁。一直以来，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原始文件与手稿，在前人所作的相关记述的基础上，融以谨慎而合情合理的想象，从而以一种再创作的书写方式完成对历史的还原与再现。
可以这么说，前往阿拉伯的丹麦远征，几乎是一场连丹麦人自己都不了解的冒险考察，而为了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汉森则是一头扎进了丹麦国家档案馆，把与之相关的所有资料都找来阅读，包括往来信件、书面汇报，甚至是远征队成员的财务账目，以及他们发表的日记——与学术作品几乎没有分别。正是基于如此浩繁的素材库，凭借小说家对故事节奏和人物性格的感觉与把握，汉森创作出了这样一部生动的作品。该书问世后没多久，麦克法兰夫妇詹姆斯[2]和凯瑟琳[3]便着手翻译起来，而后就有了它的英文版，即《阿拉伯菲利克斯》（Arabia Felix），译文深入浅出，清晰易懂，于1964年出版。直到那时，这场充满戏剧与奇妙的远征之旅才被世人广为知晓。[4]
这趟远征的目的地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现在的也门 [5]——一个以香料、没药 [6]、乳香[7]（一种在当今欧洲几乎找不到的香料）而闻名于世的国度。当时，这个被称为“阿拉伯福地”的地方正处于疟疾的无边笼罩下，因此，探险者到访后也没能逃脱病魔的侵袭——他们相继不治身亡。
其实他们的旅途从一开始就是波澜起伏而险象环生的。他们乘坐的那艘“风帆战舰”[8]载着远征队从哥本哈根出发后，先是受到狂烈飓风的影响，竟向北驶去，差点儿就到冰岛了。后来轮船进入地中海区域，随着温和的南风向东航行，如此才有了一丝喘息休整的机会。谁知随后又遇上了虎视眈眈的英国私掠船[9]，“风帆战舰”终以威勇将对方逼退，抵达忒涅多斯岛[10]。小岛靠近小亚细亚海岸，远征队在这里登上了一艘人员超载的土耳其海船，以蜗牛速度驶向君士坦丁堡，到那以后便踏上了最终去往亚历山大[11]的航途。
接下来远征队在埃及待了一年。那是收获满满的一年，也是失意连连的一年：购买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手稿及抄本，收集早前不知名的花儿和种子，测绘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图，抄录古老的象形文字，甚至是测量金字塔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们也时常会面临各种威胁、危险，以及棘手难办的问题，比如会遇上劫匪强盗，会被疑心重重的当地民众妨害、干扰，还会在身临《圣经》中的圣地之后，眼睁睁地看着考察机会白白溜走而无可奈何。只不过，无论福祸怎样，阿拉伯半岛蒙着的面纱仍旧没有揭开，他们对那个地方仍旧一无所知。
回看这段历程，远征队的命运仿佛从一开始就已注定。甚至是在远征出发之前，由于阶级、性情、民族等多方面的差异，组队成员已经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这场远行最初是德国东方学专家约翰·大卫·米凯利斯向丹麦外交部部长提出的想法。前者同时对此行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提出了相关建议，甚至细化到列出了上百个问题，等待远征队实地考察以解决。但是由于队员们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他们并没有指定领队——他们希望这支队伍能有一个和谐的民主之旅。
远征队一行6人，其中有3名最重要的参与者：一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丹麦语言学家，徒劳无功而又狂妄懒惰；二是彼得·福斯科尔，瑞典自然科学家，绝顶聪明却争强好胜；这两人是冤家聚头，彼此之间的嫌恶很快就促使他们闹翻了脸，弄得整个团队都不得安生；第三位便是卡斯滕·尼布尔，德国地籍测绘员，谦逊冷静而又踏实坚韧，他后来觉得前面二人的明争暗斗行为十分可耻，宁可独善其身也不愿夹在中间。除了这三人之外，远征队还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德国画家，负责用绘画记录科学发现；丹麦物理学家（从一开始就被福斯科尔羞辱）；一名瑞典侍仆，先前曾做过骑军勤务。
看到了吧，还没抵达土耳其呢，团队氛围就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等到冯·黑文偷偷买砒霜一事败露之后，队友更是大吃一惊，惶恐不已。“他可是买了两大包砒霜，究竟要用来做什么？我们思虑再三，还是会不由地联想到他买这些毒药背后最可怕的那种打算”，后来，三位队员联名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丹麦大使写信道，“毫无疑问，一个瘟疫肆虐的国度里，定会有大量暴毙而亡的人，如果一行人突然死去，又何足为奇？世人都会觉得，那一行人死于非命的原因是疾病作怪——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了”。于是在这样的威胁之下，他们好歹勉强挨过了在埃及的那一年。
读者也许认为冯·黑文不大可能会谋杀队友。不过他看起来确实是个宠溺自我的家伙。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远征队所经之处最应当着重考察的地方，或许就是西奈沙漠 [12]里那一处偏远的小山：世人相信，那里的古老山岩上刻着的铭文是过去以色列人留下的，所以如此有价值的文字怎么也得抄录下来。按理说，冯·黑文责无旁贷，他应当留下来完成此任，但他太怯懦了，或者说太懒惰了，因此他就那样不管不顾两手空空地走了。（相反，尼布尔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并发现那里不过是古埃及人的一处墓地而已。）不仅如此，在西奈沙漠的圣凯瑟琳修道院[13]那里，还发生了更荒唐的事。冯·黑文作为远征队的语言学家，本可借此机会在世上唯一一座有着3500份手稿抄本的图书馆里展开研究的，但他却知难而退了，原因就是他在开罗时忘记事先取得这里的介绍信，导致人到院前却被拒之门外。然而此次错过的远不止这些。谁也没有想到，修道院墙上其实写有世界上最古老而完整的《圣经·新约》，即世人所称的“西奈抄本”——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发现。
远征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发现前人未曾有过的发现。自从公元前1世纪阿伊柳斯·加卢斯领导的罗马军团在阿拉伯腹地大片死去后，西方国家的远征考察队便再也没有深入其中。不过，丹麦远征队在抵达之初发现，阿拉伯菲利克斯还是名副其实的，当地居民热情友善，他们身处其中也仿佛被这种美好的氛围感染了一样，队友之间也都冰释前嫌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互相尊重，彼此配合，齐心协力实现考察目标；经过一番全面而深入的沙漠“刺探”之后，尼布尔测绘出了也门地图，那张地图在他所处的时代中算是最详尽准确的了；福斯科尔也完成了导师的心愿，给卡尔·林内乌斯[14]寄了那根树枝，此枝源自一种稀有的麦加香脂树，是福斯科尔在帖哈麦山麓上偶然发现的，是最伟大的植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好景不长。随着盛夏溽暑的侵袭、阿拉伯人的刁难猜疑，还有致命疟疾的形影不离，故事的发展进入残酷的高潮阶段，远征队也开始了漫长的磨难。到最后只有尼布尔一人活着回到了丹麦。本书的尾声阶段就算是那场远征故事的续集了，讲述的是尼布尔千里走单骑，惊心动魄的奇妙归乡历程。由于先前受疟疾困扰，他身体仍旧虚弱，这一路走下来并不容易：先是取道印度，继而波斯湾，随后前往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阿勒颇，每到一处都会了解收集信息，测绘地图，佐以星盘观测，甚至还在波斯波利斯把楔形文字铭文抄录了下来（为楔形文字的最终破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随后他便穿过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5]，经由瘟疫肆虐的布加勒斯特，抵达信奉基督宗教的波兰，最终于1767年11月回到了哥本哈根，耗时近7年的远征到此结束。
“如今”，汉森为那场远行的成员们写道，“距离远征结束已经有两百多年，他们几乎已被世人全然忘却”。回首往昔，两百多年前又何尝不是如此？那时，尼布尔总算回到了出发地，却发现自己历经艰辛不辱使命完成的这场冒险事业，早已被国家抛在脑后。大局已变，世风日下，故国不再：作为资助人兼庇护人的国王弗里德里克已经驾崩；没过多久，就连最支持这场远征的国家外交部部长，也是惨遭罢免，抱羞含恨地离开了丹麦。
尽管如此，尼布尔还是立即投身到写作中去了，很快他就用母语（德语）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这本书对阿拉伯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记述——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后来他又自费出版了自己的远征日记，共3卷，多达1500页——然而这3部也是一样备受冷遇。随后他又转向出版已故友人福斯科尔的手稿，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出版费用。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手稿没有遇到一个好编辑。当时不知道是哪来的一个水平粗劣不堪的瑞典人接手了这部心血之作，此人简直是闭着眼翻译的，把好好的一部拉丁文手稿弄得乱七八糟。再后来，远征队画家的作品也问世了。这次出版的是一本画册：对开本，全部着彩色，印刷精美，内含作品43幅——仍是尼布尔自己承担的出版费用。
等尼布尔的个人作品终于得到学术界认可时，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彼时他正在偏远的乡村地区担任地方议会的书记员。有生之年他终于被授予了极高的荣誉。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讲述过程中，对于这场远征的影响和意义，汉森时而会表示怀疑。但自从尼布尔开始得到认可之后，这场远征的名誉便如芝麻开花一般节节攀升。尽管远征成果在千山万水的颠簸运输中遭受诸多损毁，尽管在抵达祖国后又逢上社会败退的大潮，然而说到底，远征的考察成果总归没有白费。尼布尔绘制的地图，以及他收集的简明扼要的信息，都为后世人走向未来铺垫了基石，也将会一直流传下去；福斯科尔的研究成果准确无误，颇具首创性，无论是在动物学领域还是植物学领域，他都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的那本植物标本集至今仍为世人使用。针对这场远征，当今的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相关研讨课，举行大型研讨会议，建立了一座“卡斯滕·尼布尔-多元文化遗产中心”（Carsten Niebuhr 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Heritage），并以尼布尔的名义创办了一座学院研究所。此外，在2011年，丹麦还满怀自豪地庆祝了远征队起程250周年。
250多年的时间里，一场远征从播种、生根，到发芽、破土，最后茁壮成长。这般丰盛繁茂的景象，汉森在世时虽然没能亲眼看见，但他的辛勤耕耘却是重要缘起。正是这部在丹麦广受好评的著作，以生动的笔触还原了那场远行：充满英雄主义的光辉，也不乏时运弄人的荒诞。
科林·休布伦[16]
[1]奴隶贸易三部曲：《奴隶海岸》（Coast of Slaves）、《奴隶的船舶》（Ships of Slaves）、《奴隶岛》（Islands of Slaves）。
[2]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1920—1999），在牛津大学学习现代语言，后担任东英吉利大学的欧洲研究学院的首席院长。他是英国杰出的易卜生研究学者，编辑了八卷《牛津易卜生》，其中大部分作品是他自己翻译。1944年，他和凯瑟琳·克劳奇结婚。
[3]凯瑟琳·麦克法兰（Kathleen Mcfarlane，1922—2008），生于桑德兰，是翻译家、杰出的织物专家和艺术家。她有一幅雕塑织物艺术品在诺里奇城堡展出了30年。
[4]本书即由英译版转译而来。
[5]也门（Yemen），正式名称为也门共和国，位于西亚阿拉伯半岛的南端。
[6]没药（Myrrh），一译“末药”。芳香液状树脂，被用作香水、熏香、药物。犹太人用作药材，也用来涂抹身体。
[7]乳香（frankincense），一种贵重的香料，可作敬神之用，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亲友。
[8]风帆战舰（Man-o’-war），指大航海时期的主力战舰，在蒸气动力出现后逐渐退伍。
[9]私掠船（privateer），战时特准掠捕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
[10]忒涅多斯岛（Tenedos），希腊名称，土耳其名称为博兹贾阿达岛（Bozcaada）。该岛是土耳其第三大岛屿，相传希腊英雄特内斯（Tenes）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统治了该岛，“Tenedos”这一名称来源于此。后来，当奥斯曼帝国占领该岛，改称为博兹贾阿达。
[11]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最大海港、第二大城市；最早于331年4月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
[12]西奈沙漠（Sinai desert），指西奈半岛广大的干燥区域。
[13]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位于西奈山脚下，是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圣地区。
[14]卡尔·林内乌斯（Carl Linnaeus，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医生、动物学家，被称为“现代分类学之父”。
[15]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299—1922），为土耳其人建立的帝国，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自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且以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领有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之大部分领土。1922年，凯末尔领导起义，击退欧洲势力，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至此灭亡。
[16]科林·休布伦（Colin Thubron），皇家文学学会主席。他的作品包括《亚洲失落的心脏》《丝绸之路的旧影》，以及最近推出的《火之夜》。他和阿泰米斯·库珀合作编辑了帕特里克·利·弗莫尔的行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破碎之路》。
在命与运的裹挟中，他唇齿启合，他在诉说；倘若没有了声音，他会用文字诉说；倘若手不能写，他还有眼睛诉说；倘若双目失明，他的心脏，仍旧可以继续诉说。无论茕茕，无论比翼，无论隆冬盛夏，这一生都不会变。诉说，直到生命尽头。
——托基尔·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