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期的知识、科学、美术、文化与进步，本足以为荣；人事之成就，本足以自夸。然而当时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卢梭则极力抨击之。他以为当时的科学、美术是淫逸堕落的结果，道德败坏的本源。他主张返于自然之简朴。
第一章 启蒙的进步
第一节 18世纪
前面已经说过，近世的精神是推翻中古时期的社会及其制度与思想的革命精神，为人类理性在思想与行为中的自白。文艺复兴开始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6世纪及17世纪；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及英国、法国的政治的、社会的革命，都为此变化之征象。大陆上的思想，及英国的经验论为此种运动的煽动者；独立自由的研究精神，逐渐地、确实地改变了人生观。然而这些新思想，须得再加以通俗化，须得广播于人间，整个18世纪，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个时期，叫作启蒙时期。启蒙时期代表着全部理智运动的顶点，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时期有各种原理与宇宙观；极相信人类的理性能解决问题，人类的理性想了解人类的生活——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并想使其容易了解，不只对于人生如此，对于全宇宙亦作如是想。那个时期是哲学的独断时期，有勇敢的著作，如沃尔夫所著的《神世界中人类灵魂及万有论》一类的书。那个时期是思想自由独立的时期，能够大胆地发表言论，在法国尤盛。
18世纪的哲学，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努力，而且影响了当代人的行为。哲学跑出了学者的书斋，恰如苏格拉底时期，跑到市场上的群众中；哲学也不再使用学者所用的特殊语言、文字作为宣传的工具，而是使用人民所公用的语言做宣传的工具。在法国，因为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压迫太甚，启蒙的思想走入极端，其影响也最大。法国大革命即是宣传新思想的结果。崇拜人类理性与人类权利为近世最重要的哲学学说之特征，遍布于18世纪的人心中，而人道、善意、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四海同胞等类的名词，挂在每个人的口上。纵使是世袭的政府，亦当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其本分。中古的思想制度之革命，到了18世纪末期，获得了胜利，旧的人文制度被打倒了，新的社会成功了。近代精神所要求的，如信仰自由、机会平等、经济自由、代议政体、法律平等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第二节 伏尔泰
有助于唤醒新精神、广播新思想于法国及全欧洲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伏尔泰（1694年—1778年）与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两人都曾游历过英国，都极其羡慕英国的制度。伏尔泰是启蒙时期一个聪明多才的宣传家，运用洛克的思想，而使之通俗化。他由英国带回了洛克的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及英国的自然神教，把它们糅合一起而于1728年著成一书，名叫《哲学通信》，后来被出版检察官下命令焚毁。他本人是一个自然神教的信徒，但从来未放弃对于神之信仰。他说：“一切自然对我们来说有神。”他在早年的著作中也承认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但是到了后来，他就怀疑于死后的生命，而倾向于决定论。他说：“我若能做我所愿望的，我就是自由的，但我必须愿望我所愿望的。”他常常严厉地攻击迷信与教会的权威，他以为启示的宗教是无知与欺骗的结果，是聪明的传教士利用人类的愚昧与偏见来钳制人类的伎俩。他的宗教基于道德上不变的原理，他以为各哲学家的学说中俱是如此。他反对一切压迫，而争夺知识的、政治的、宗教的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他又为工商业上兴起的第三阶级要求政治的权利。他虽然持自由主义，但他不是民主主义的拥护者，他不相信下等阶级的自治能力。他说：“下等阶级中免不了无知暴徒，无知的暴徒一论政，万事都失败。”所以理性的时代，其所赐福者未尝想包括“仆从、鞋匠与雇女”。
伏尔泰的思想虽然受有培尔之《辞典》的影响（《辞典》几乎影响了18世纪的所有法国思想家），但其大部分表现的是洛克哲学的精神。英国的思想在解放改革法国的事业上，亦占有大部分的功劳。
在法国帮助发挥并宣传英国经验论的哲学家，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孔多塞、卡巴尼斯、沃尔尼、博内、拉·梅特里、霍尔巴赫，尤其是一班百科全书家。
第三节 英国的启蒙运动
英国的启蒙运动不如法国的启蒙运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大功告成，其影响表现得也不显著，因为它们的社会情形不一样。在英国，进步的新思想与新理想逐渐传入民众生活中。归本于洛克哲学的一班思想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家。自然神学家、道德家如休谟、哈特利、普里斯特利、伊拉斯玛斯·达尔文、戈德温、潘恩，都是促进独立思想的鼓动者。
第四节 德国的启蒙运动
德国的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的玄学，到18世纪中期还十分兴盛。那时候由于翻译了洛克、休谟、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弗格森诸人的著作，英国的思想已渐在德国产生影响了。其结果，在德国发生了理性论与经验论的调和，即所谓的常识哲学，以为宇宙与人类历史是合理的、有目的的秩序，能够使其完全为理性所了解，因为其是理性的表示。这种哲学的任务在于扫清神秘，破除迷信，用理性的光明，照耀万物。这种哲学贡献了一种合理的或自然的神学，证实并澄清了一切宗教所共有的根本教义——神之存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前面已经指出了在玄学上此种运动的主要人物。历史的研究上亦用这种理性论的方法，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宗教皆产生于人类的理性。例如语言是人们发明作为交换思想之用的；国家是组织为了保护其福利之用的。既然这些事物是理性之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不使其更为合理，而解除不合理的及偶然的成分；因为这些成分由历代加入而导致腐化了它们。这种思想之合理的态度，有助于改革德国的政治学说，并有助于化自然权利及平等——社会区别，有悖于自然及理性——之说为通俗的学说。
启蒙的、清明有用的精神也传入美术范围内，诗歌、雕刻、建筑、绘画都顺从理性论的态度。格勒特的小说，有人说是“道德哲学诗”；他的宗教诗，有人说是“有韵律的合理神学”。哥特瑟德所著的《诗的艺术》，说诗应该如何作，以便启发人类，而使之道德化。
这种运动，在1个世纪以前，英国洛克哲学中已有其呼声。反对此运动者，有使18世纪末期德国知识界光辉灿烂的文学界哲学界之大师。康德攻击启蒙运动中合理的神学，赫尔德攻击历史之理性论的解释，温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攻击理性论的美术。
第五节 唯物论与进化论
我们已经知道笛卡尔派的哲学后来成了马勒伯朗士的客观唯心论，英国的经验论后来变成了贝克莱的唯心论。这些大运动，到了18世纪，又变成了唯物论。笛卡尔原来把有机物界做了机械的解释，认为动物是一个完全的机械体。这种思想，暗示人亦是一个机械体，心灵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身体的一种机能。洛克的继承者——孔狄亚克、哈特利及其他诸人——想把一切精神作用悉归于感觉。这种想法不难变为“一切精神作用不过是脑髓的作用”之见解。莱布尼茨把物质解释为力，认为其与精神的活动相似；还有些人把精神的活动解释为物理的势力。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玄学中的精神本原，被近世科学放逐于自然之外，被哲学埋葬于其他世界之中；另有些哲学家想把它们完全消灭，并把一切现象解释为物质运动的结果，又何足怪哉？
唯物论的宇宙观，在18世纪的英国与法国中，占据思想界的上风，到了18世纪末期，竟然成了法国启蒙社会中的普通学说。约翰·托兰德（1670年—1721年）在临死的前一年所著的《泛神论》中，说思想是脑髓的功用，是“脑髓的某种运动”。舌是味觉之机关，脑是思想之机关。哈特利以为精神作用依赖于脑髓之波动，其活动遵循机械法则，心理学的关联紧随着生理学的关联。然而意识状态不属于运动。哈特利对于精神与运动的关系，到底是否为因果的关系，则未确定。但发现氧气的普里斯特利则把精神的程序与运动视同一样，因此大胆地承认心物问题之唯物论的解决。可他并不否认神之存在或灵魂之不死。他效法霍布斯，主张人类及灵魂之物质的见解，并不与基督教的神灵及人类灵魂的物质之概念不相容。
拉·梅特里受了洛克与笛卡尔的影响，根据笛卡尔的动物机体之机械观，主张唯物论。他说如果动物是一个机械体，人为什么不是一个机械体呢？德国的霍尔巴赫，把唯物论的学说构成了玄学之概括的系统，而著成了《自然的系统》（于1770年出版于伦敦）。万事万物皆以物质与运动来解释。没有什么灵魂，思想是脑髓的作用，唯有物质是不灭的。人类的意志是有严密规定的，自然界中或自然界外，无目的的无神。
其他宣传唯物论的人（虽然并不严格地属于唯物论），有狄德罗（1713年—1784年，《百科全书》的撰写者）、卡巴尼斯（以为思想是脑髓的作用，恰如消化是胃之机能，胆汁分泌是胆之机能一样）、特蕾西（1754年—1836年）。法国的生物学家布丰（著有《自然史》）及洛宾勒提（著有《自然论》），采用改变形式的唯物论（万物有生论）。布丰以为分子有生命，洛宾勒提（受了莱布尼茨的影响）以为物质的各细微分子都有感觉。拉·梅特里、狄德罗、博内一班人的著作中都有进化论的学说，而开拉马克与达尔文之先河。
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枝叶上虽有差异，但都同意于自然现象，无论其为精神的或物质的，都有法则统治之，都同意于人类之精神的与道德的生活，为自然之必然的结果。爱尔维修以此见解解释了人类的道德，经济学家杜尔哥及孔多塞以此见解发挥了历史哲学，孟德斯鸠以此见解研究了法律与制度。
第六节 科学
启蒙时期的学者，不仅尽力宣传前一个世纪所发挥的一般思想，而且热心于精神的与物理的科学之研究。当时的学者，在科学方面的成就颇不逊色。欧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在数学上大有成就；赫歇尔及拉普拉斯在天文学上大有成就；伽尔伐尼、伏特在物理学上大有成就；拉瓦锡、普里斯特利、戴维、阿羽依、贝采利乌斯在化学上大有成就；林奈、哈勒、毕克哈特、沃尔夫在生物学上大有成就；洪堡为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孟德斯鸠为政治学家及法学名家；魁奈、杜尔哥及亚当·斯密为新的政治经济学之开创者；鲍姆加登为美术学之开创者。至于心理学家、道德学家，前面已说过，不再重举。
第七节 卢梭
启蒙时期的知识、科学、美术、文化与进步，本足以为荣；人事之成就，本足以自夸。然而当时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卢梭（1714年—1778年）则极力抨击之。他以为当时的科学、美术是淫逸堕落的结果，道德败坏的本源。他主张返于自然之简朴。他以为人本来是天真烂漫、无往而不善的；人有保护自己、发展心能的冲动，而且受同情及宗教的感情之鼓动。道德与宗教不是推理的思想之事实，而是自然感情之事实。人的价值不在于其智慧，而在于其道德的本性，道德的本性根本上是由感情构成的。只有善意有绝对的价值。卢梭力言道德感情之重要，谓其为精神生活中的要素，而否认理性之发展足以完成人类。人本来是平等的，因为社会上有私有制度，使人不平等，因而有主仆之分，贫贱之分，有斯文人与下等人之分。由这种不平等的原则所发生的文化，腐化了人类的自然倾向，一方面产生了屈卑、嫉妒、恨憎，另一方面产生了轻侮、傲慢、残忍，而使人生变成矫揉的、机械的。这些见解与近世社会主义的理论多有相似，在社会的情形下，寻求道德与罪恶的根源，而谋求社会之改进，以完成人类。
卢梭主张人民的直接政府（创制权与复决权），来代替代议政府。他的政治学说是瑞士的民主共和国所实行的政治学说。他所说的人民，不仅包含第三阶级，而且包含第四阶级，劳工阶级——他自己即属于此阶级——而为这些阶级求平等的权利与社会的解放，恰如伏尔泰为中等阶级要求政治的平等权及思想与信仰之自由一样。卢梭极其赞成洛克的民主主义之思想。如果人要有自由与平等，及相同的权利与能力，则不应受特权阶级世袭的统治。法国1789年与1793年的《人权宣言》 ，多半是卢梭的思想。现今各国的立法，亦是根据他的思想而来的。
归返自然，足以解脱腐败矫揉的现状。欲达此目的，只有创造自然的社会状况，运用教育的自然方法。卢梭为了实现此目的，乃于1754年出版《社会契约论》，1762年出版《爱弥尔》。自然的社会是建筑在契约上的，在这种契约的社会中，各人依据民众的普遍意志或道德意志，限制其个人的自由，以换取大众的自由。自由是顺从自己所立的法律。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人民共同的意志——人民谋取共同福利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政府执行人民所委托执行的命令。
卢梭的教育学说是自然的教育学说，其目的在于自由地发展儿童之自然的、未被污染的冲动。未有知识的欲望时，不得使用教育。所以教育的功用大半是消极的，是解除不适宜的情形的。儿童的个性必须注意于研究，研究自然，亦有助于区别善恶的冲动。所以最好的教育是把儿童托付于私人教师之手，离开社会环境，遵循自然途径，来发展之。卢梭的教育学说，大有影响于现代教育，巴泽多、裴斯塔洛齐与福禄培尔即实行其学说。
卢梭的这些学说，并不与洛克哲学相冲突。如果心灵本来是一个白板，则人之本性是平等的，之后之所以不平等，是由于外界的一切原因，正如爱尔维修所说。教育与社会环境是完成人类的重要工具。
卢梭与伏尔泰一样，排斥唯物论与无神论，承认自然宗教。就此意而言，他是一个自然神学信徒。他以为宗教是感情的事，不是思想的事，虽然宗教的真理是可由理性证明的。心灵是非物质的、自由的、不死的；来世的生活是战胜现世罪恶所必需的。
卢梭对于德国学者——康德、赫尔德、歌德、席勒——大有影响。康德受了卢梭的影响而思想发生变化，他的下列一段话可为见证：“我自己天性上爱研究学问，我觉得探讨知识最有趣味；我热心地想增进知识，极端地以知识之进步为满足。有一段时期，我相信这足以增进人类的荣耀；我轻视无知识的下贱。待我遇到了卢梭的著作，我就改变了。往时气盖一世的夸张心思消失了，尊敬人类的心思产生了。我觉得若不尊重其他一切职业的价值，重建人类的权利，我便不如一个寻常的劳工有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