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尔德和凯要举办一场聚会，庆祝哈拉尔德把剧本的制作权卖给了一位制片人。那天是华盛顿的诞辰，凯从百货商店请了一天假。她的闺密们特意穿戴上最好的冬装和帽子前来参加。根据波莉·安德鲁斯的说法，自从九月以来，哈拉尔德这个可怜的家伙似乎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工作了，因为一个导演骚扰了他。他们也好几个月没有付房租了。房地产经纪人一直在“关照”他们。他们把出售制作权的费用（五百美元）拿到手的时候，电话马上就要被掐断了。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尽管凯有一份工资。凯大笑着说，靠的是信念、希望和宽容：哈拉尔德自己的信念给了他的债主们希望，让他们更加宽容。而且她还提到哈拉尔德提出邀请一些债主来参加聚会：房地产公司的人、电话公司的人、国税局的芬恩先生，还有他们的牙医莫森索尔医生。这场聚会肯定会特别热闹，是不是？
凯带着所有第一次来他们新公寓的人参观。两个卧室，外加小餐厅和厨房，外加门厅，外加让凯格外骄傲和开心的迷人的小更衣室，空间非常紧凑，壁橱、柜橱和抽屉都是嵌入式的。纯白的墙壁，木质包边，一整排竖铰链窗，窗外是种着小树和灌木的阳光明媚的庭院。最新型号的炉灶、水池和冰箱，内嵌式的碗柜、清洁柜和衣柜。每一件家具都是最时髦的：小餐厅里的是淡黄色的瑞典椅子和折叠桌（用桦木制成，使用了天然漆）；客厅里有一张亮红色的现代沙发和与之搭配的扶手椅、一张铺着灰白条纹亚麻布垫子的情人沙发、钢质落地灯、一个只有一块玻璃的咖啡桌——是哈拉尔德自己在玻璃匠那儿切好然后装到钢脚架上的，还有嵌进墙里的书柜，哈拉尔德把它们漆成了淡黄色。房间里还没有地毯，而且，窗上只有白色的百叶窗，没有窗帘。没有花，但是有种在白色花盆里的常春藤。他们没有在卧室里摆床，而是把两个巨大的弹簧床垫叠放在了一起。哈拉尔德在床垫下面钉上了红色的楔子，让床垫不会直接贴在地面上。
凯没有穿正装，而是穿了一件桃红色的无袖天鹅绒居家长袍，那是哈拉尔德从本德尔精品店买给她的圣诞礼物。他们从哈莱姆区请来了一个黑人老女仆，她正端着一个时尚的开胃菜小餐盘，为客人们提供各色小吃。他们没有提供鸡尾酒，而是准备了用“一号匕首”牌朗姆酒调制的鱼屋宾治，放在一个宾治酒碗里，还配有二十四个成套的小玻璃杯。这是他们向普瑞斯·哈兹霍恩·克罗克特借来的，是普瑞斯九月份在牡蛎湾结婚的时候收到的结婚礼物。
她们这群人中只有四个人参加过那场婚礼。而今天，说来也怪，唯一缺席的只有莱基，她在西班牙。波姬·普罗瑟罗戴着头盔和护目镜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飞了过来；海伦娜·戴维森夏天和秋天都在欧洲，也从克利夫兰赶来了。多蒂·伦弗鲁从亚利桑那过来的，她的家人把她送到那儿疗养去了，她的皮肤晒成了棕色，戴着一枚订婚戒指——上面的那颗宝石和她的眼睛一样大。她即将和一个拥有半个州的矿业大亨结婚。
多蒂原本计划在波士顿老家定居，然后在慈善中心找份工作，如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会怀念音乐会和剧院的。”海伦娜冷冷地说。不过多蒂说，亚利桑那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他们因为得了肺结核移居到了那里，然后爱上了乡村生活——有音乐家、画家和建筑师，那里还可以骑马，沙漠里盛放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花，更不用说那里的印第安人，以及一些迷人的考古发掘现场，吸引了来自哈佛的科学家。
聚会快结束了，卧室里只剩下一件貂皮大衣。人最多的时候有五件——哈拉尔德数过。凯的主管一件，哈拉尔德的制片人的太太一件，康妮·斯托里一件，多蒂一件，还有一件貂皮衬里的厚外套，是康妮的未婚夫的，那个在《财富》杂志工作的圆脸男孩。现在多蒂的那件大衣孤零零地躺在那儿，旁边是海伦娜的豹皮大衣，以及一件用老灰狼皮制成的奇怪的衣服——那是诺琳·施密特拉普·布莱克的，她也是瓦萨的校友。哈拉尔德的制片人来了半小时就离开了，他的太太（也是他的金主）是和一个代替朱迪思·安德森在《如你所愿》里担任主演的明星一起走的。不过，瓦萨33届实际上算是举办了一次同学会，大家都有很多见闻要分享：莉比·麦考斯兰把一首诗歌卖给了《哈泼斯》杂志；普瑞斯怀孕了；海伦娜在慕尼黑跟莱基见了面，又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了桑迪森小姐；和丈夫（穿黑衬衫的那个）一起来的诺琳·施密特拉普去旁听了斯科茨伯勒男孩一案的审判；普雷克西（但愿他的心脏够强壮！）在白宫和罗斯福一起共进了午餐……
身为班级通讯员的海伦娜在脑子里简单地做了记录。“在凯·斯特朗·彼得森家里，”她想象着自己正在为下一期的《瓦萨校友杂志》撰文，“我见到了多蒂·伦弗鲁，她即将与布鲁克·莱瑟姆结婚并到亚利桑那居住。‘乘车远去的女人’——怎么样，多蒂？布鲁克是个鳏夫——详见‘班级预言’部分。凯的丈夫哈拉尔德已经把他的剧本《羊皮》卖给了制片人保罗·贝格勒——小心，哈拉尔德。这个剧本已经确定于秋天制作，沃尔特·休斯顿有望出演。诺琳·施密特拉普的丈夫帕特南·布莱克（威廉斯学院30届）成立了一家为劳工和左翼事业服务的独立筹款组织。志愿者请注意了。他的合伙人是比尔·尼克姆（耶鲁大学29届）。查尔斯·狄更斯注意了。波莉·安德鲁斯说，西丝·法恩斯沃思和利利·贝克成立了一项‘遛狗’的业务。这样她们就能够在室外工作，波莉说，很多已经没有管家的人纷纷发来申请，要求帮他们去公园里遛狗……”
海伦娜戳了戳自己小巧的额头。她有没有掌握《瓦萨校友杂志》上“课堂笔记”一栏的语言风格呢？她和多蒂正在客厅里等着拿上大衣离开。哈拉尔德和凯正在卧室里“说私房话”，她猜。用女主人的话说，这次聚会彻底失败了。黑人老女仆端着凯买来的礼物——一个华盛顿诞辰日蛋糕满脸笑容地出现时，大部分客人都已经走了。哈拉尔德满脸通红地把她赶回厨房，大概是不想让大家看出来他和凯本来希望他们再多待一会儿。不过一向更加直接的凯还是说漏了嘴。“可是哈拉尔德还要给大家读他的剧本呢！”客人们离开时她伤心地喊道。她承认，整个聚会都是围绕着这个环节策划的。现在，女仆背着小挎包回家了，剩下的客人除了海伦娜和多蒂，还有凑在宾治碗旁边喝个没完的广播剧演员、布莱克夫妇，以及哈拉尔德在酒吧认识的一位海军军官——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喜用坡道而非台阶的著名建筑师。那个留着鬈发大背头的演员正在跟诺琳争论着哈拉尔德的剧本。“问题在于，诺琳，这部戏的台词走向很悲观。哈拉尔德给我读剧本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他了。‘确实很有意思，你的这种写法，但是我不知道：这算是戏剧吗？’”他做了个手势，杯子里的宾治酒洒了一些到他的衣服上。“如果观众与一个角色产生了共鸣，他们想要感觉到这个角色是有机会赢的。但是哈拉尔德的人生观从逻辑上讲太黑暗了，没办法给他们那种慰藉。”房间另一边，帕特南·布莱克，这一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留着大学生发型、表情严肃、声音低沉紧张的年轻男人，正在跟那位海军军官解释他所谓的“罪恶感累积原则”。
“布莱克先生有一套办法，”多蒂两眼放光地说，“能够找到有钱人给劳工联合会捐款。他刚才正在讲这件事。听起来特别有意思。”她热情地补充道。两个女孩瞟了一眼手表，看了看诺琳和那个演员，又看了看依然紧闭的卧室门，索性凑上去听。帕特南无视她们的存在，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烟斗和那位海军军官身上。他说，利用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的《美国豪门巨富史》、普尔的《董事登记册》和孟德尔定律，他能够预测出一个富豪之家的“末日”。一般来说，没落会发生在第三代。“我所做的事情，”他说，“就是排除筹款中的偶然因素，并将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当然，我这样过于简明扼要，不过粗略地说，拥有金钱的罪恶感更倾向于隔代相传。或者，如果这种罪恶感在第二代里就出现了，像拉蒙特家族那样，你会发现它更倾向于出现在次子身上，而不是长子身上。而且它有可能会遗传给女性，但是在男性身上保持休眠状态。这就意味着这种罪恶感往往会与主要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因为主要财产通常都由上一代的长子传给下一代的长子。所以，罪恶感，作为一种隐性因素，比如蓝眼睛这种，很可能就这样被淘汰出一个富豪家族，不会给左翼带来过任何好处。”他的嘴角抖动了一下，露出诡秘的微笑。海伦娜心想，他似乎急于把这位海军军官转变为自己的心腹，就像是那种专利在手的疯狂发明家，而且他的原则似乎总是带有某种令人害臊的喜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他继续说道，“是关于富豪家庭里的智力缺陷和金钱罪恶感之间的关系。你最理想的捐助者（这一点是共产党人发现的），那些富二代，心理年龄只有十二岁。”他的表情还是那样，只是轻笑了一下。
海伦娜扬了下她淡褐色的眉毛，想到了《圣经》里的青年财主，漫不经心地想象着一群骆驼，驼峰上背负着累积的罪恶感，排着队从针眼里穿过。这个聚会上的谈话让她觉得有些奇怪。“读一下《共产党宣言》——文体很好。”她听到哈拉尔德告诉凯的主管（韦尔斯利学院28届毕业生）。她咧嘴笑了。“比如她，”帕特南突然用烟斗指了指海伦娜，然后对海军军官说，“她的家人靠他们收入的利息生活。她父亲是奥奈达钢铁公司的第一副总裁。白手起家——这是第一代。他女儿是个聪明的姑娘——独苗。他们不会回应针对工伤受害者的筹款。或许他们的慈善行为仅限于为红十字会捐款和购买结核病邮票。不过，如果她有四个孩子，你可以想到，其中至少会有一个有这种罪恶感……”
连海伦娜自己都惊叹不已，点了根烟。她和布莱克先生今天下午才初次见面，然而一时间她觉得他肯定有千里眼，像电影里那种会读心术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个算命先生。他的同谋当然是凯，真是讨厌。她很后悔那天把这事当作趣事告诉了凯，她坦率地对凯说她的父母“靠他们收入的利息生活”。可是凯却非要拿这事向人吹嘘。这个下午，海伦娜已经听到她告诉哈拉尔德的制片人说：“海伦娜的父母从来没有感觉到大萧条。”“叫什么名字？”制片人转身打量着海伦娜问道。他们总是这样。凯告诉了他海伦娜父亲的名字。“从没听说过。”制片人说。“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凯说，“但是华尔街那边的人都知道他，而且他非常热爱戏剧。不信你可以去问哈拉尔德。去年他的戏在克利夫兰上演的时候，他经常见到戴维森夫妇。她的母亲是当地一家妇女俱乐部的主席，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女人，总是为工薪阶层的女孩们组织课程和讲座。她鄙视青少年联盟这种不认真的团体……”
海伦娜吐着烟圈——她已经完美掌握了这项技巧，作为对抗自我意识的手段。从小到大，她一直被别人谈论，第一个就是她的母亲。她身材矮小，有着浅棕色头发，鼻子短平而上翘，非常吸引人。她看起来挺壮的，但其实很瘦弱。她很像她的父亲，一个身材矮小、长有浅棕色头发的苏格兰后裔，因为合金方面的知识，在钢铁行业赚了一大笔钱。他出生在密歇根州一个叫作铁山的小镇。海伦娜是她们中古怪滑稽的那个成员，她有着恶作剧般的幽默感，说话慢条斯理、有气无力的，而且她还有光着身子到处走的习惯，一开始把其他人都吓了一大跳。她的身体几乎没怎么发育，如果你在走廊里远远看到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去浴室洗澡，你或许会以为她是某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正要到林子里的水潭中游泳。她的腿有点弯，下身的那一小撮毛发是明亮的粉红色。她和凯在大一那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一起在湖后面的日落山上爬树，还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各种奇怪的实验，差一点把彼此炸飞。但是她们发现，海伦娜很聪明，而且在某些方面有超出年龄的成熟。她的阅读量非常大，特别是现代文学，她也能听她们大部分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现代音乐。她收集限量版的诗歌和稀有的多声部教堂音乐的唱片。她穿着整洁的设得兰毛衣和裙子，骑着她的自行车穿过校园，或者在莎士比亚花园用网捕蝴蝶的时候，她们都觉得她的存在非常重要，几乎成了个小吉祥物。
在海伦娜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她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什么吉祥物、水潭，还有自己拿着捕蝶网的样子。有太多“专家”过于认真地观察并且描述过她——所有人都带着宠溺的微笑，就像她们那群人一样。她一生下来就在瓦萨学院注册了。整个童年时代，她的母亲找人为她补习了所有能想到的学科。海伦娜（按照她妈妈的说法）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会吹笛子和小号。她在唱诗班里唱女低音。她当过夏令营辅导员，还拥有高级救生徽章。她网球打得很好，会高尔夫，会化学，还会花样滑冰。她会骑马，但从未涉足过马术障碍或者狩猎。她有一套真正的化学实验设备，一台小型印刷机，一套皮革工具，一个陶轮，一个收藏着野花、蕨类植物和鸟类书籍的图书馆，一套用大头针固定并且保存在玻璃罩里的蝴蝶标本，还有很多海贝壳、玛瑙、石英和红玉。这些有教育意义的纪念品现在仍然被存放在克利夫兰她家小客厅的柜子里，那里以前是她的育婴房——她的娃娃屋和玩具都送人了。她不仅会玩国际象棋、跳棋、麻将、飞行棋、字谜游戏、多米诺骨牌，以及各种纸牌游戏，例如拉米纸牌、惠斯特牌、桥牌和克里比奇牌戏等，她还会打曲棍球，写严肃的小论文，模仿鸟叫声，敲钟。圣公会和长老会赞美诗集中的大部分赞美诗她都烂熟于心。她上过舞蹈课，学过交谊舞、古典舞和踢踏舞。她参加过地质学的实地考察，参观过州立精神病院，在户外小屋里睡过觉，还在波基普西市看过《达奇斯县哨兵》的印刷机。她在华盛顿渡河处附近的瀑布游过泳，参加过位于米尔布鲁克的本内特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希腊戏剧演出。大一上卫生学的那段时期，她和凯是全班唯一真正到学校的奶牛饲养场去观察的人，其中一位工人还教了海伦娜怎么挤奶。她懂瓷器，还被母亲引导着收藏了一些鼻烟壶放在家里；她懂希腊语和拉丁语，能够毫不困窘地把克拉夫特-埃宾书里最难的部分翻译出来。她懂中世纪法语，也知道当时游吟诗人的作品，不过她的发音不太好，因为她母亲不赞成给她请法语家庭教师，她听说法语家庭教师会给小孩下药或者把他们的脑袋按在煤气炉上，好让他们入睡。在夏令营里，海伦娜学会了航海，还学会了唱古老的捕鱼小调和船夫号子，其中有一些是相当不雅的。她会用口琴即兴演奏，正在研究竖笛。她六岁起就开始上各种艺术课程，并且在绘画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赋。大四时，凯让大家列出跟自己关系最亲的朋友的名单时，海伦娜狡猾地说自己决定不了，并画了一幅巨大的彩色漫画，她称之为《帕里斯的审判》。画上的她们全都赤身裸体，像女神一样，而她把自己画得非常小，穿着无袖短上衣，头上戴着笨蛋高帽，手里拿着一个被虫蛀了的苹果。她们被这幅画逗笑了，于是把它挂在了宿舍的公共客厅里。毕业舞会期间，她们还为要不要把这幅画拿下来争论了好一阵子，因为她们会请一些追求者来喝茶。像多蒂和波莉·安德鲁斯这样比较羞怯的人，害怕被人当成随便的女生，因为这些肖像太逼真了，别人可能会以为她们亲自当了模特。
海伦娜在她们所有人住到一起之前和凯就是室友，也邀请凯到克利夫兰小住过，所以她母亲觉得凯是她“最好的朋友”，对此她也是接受的，不过自从性这件事进入了凯的生活，她们之间就不再像之前那样亲密了。海伦娜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性，但一直把它当成玩笑，就像她称呼你的排泄系统那样。她对于美好激情的态度，照她自己的话说，是一向冷淡而疏远的，凯对哈拉尔德的狂热也让她觉得很好笑。她淡定地称哈拉尔德为“哈拉尔德握手约”——暗指古英国人在结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习俗。在她看来，男人总体上是个奇怪的物种，像独角兽一样。特别是对哈拉尔德，她的看法相当谨慎，主要是他拼写自己名字的方式让她从心理上排斥。然而，她的父母却很喜欢他，并且认同凯的选择。去年冬天，他的戏在克利夫兰上演时，戴维森先生给了哈拉尔德一张他俱乐部的会员卡，他说他自己“是个简单的人”，所以不经常去。
海伦娜的母亲则格外喜欢凯。每次凯到海伦娜家小住，健谈的戴维森夫人都喜欢在早餐时，坐在装潢精致的早餐室里，喝着第二杯咖啡，和凯谈论海伦娜，而海伦娜本人此时还没起床，只有人形小水罐和戴维森先生收集的有着狐狸脑袋造型的英国骨瓷马镫杯在一边聆听（海伦娜这样说）。因为很了解这两个人，海伦娜在睡梦中也能知道她们聊了什么。“她拥有各种机会。”戴维森夫人强调道，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凯，凯则恭敬地喝着加了碎冰块的橙汁。“各种机会。”戴维森夫人这样强调并重复她自己说的话，而且单独说给凯听，让凯以为她在暗示海伦娜让她感到非常失望。但这其实是个误会，海伦娜的其他好朋友也都发觉了。戴维森夫人习惯了公开演讲，她总是会用停顿来加强语气，让自己的话被充分理解，即使只有一个听众也不例外。她真正的看法是海伦娜在大学里成长得非常出色，虽然她也跟凯说过，她感觉海伦娜在大学里似乎不太“适合”继续她的艺术追求。“如果海伦娜想当画家，”她解释说，“戴维·戴维森和我不会反对，在她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后。这里的老师认为她前途无量，天赋异禀，博物馆里的斯马特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之前考虑过让她在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学个一两年，而且给她在格林尼治村弄个画室。但是她上了瓦萨以后，爱好更广泛了，你也知道的吧。”凯表示同意。戴维森夫人同样想知道海伦娜为什么没能进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要我说，”凯后来告诉海伦娜，“只有那些特别拼命的人才能在大三就入选优等生荣誉学会。”“我也是这样跟戴维·戴维森说的！”戴维森夫人感叹道，“得是那些受过考前辅导和填鸭式教育的女生才行。”戴维森夫人谈到“填鸭式教育”时经常带着一种厌恶。
“我自己呢，没上过大学，”戴维森夫人继续说道，“这也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会一直埋怨戴维·戴维森，直到我咽气，他们在我的眼睛上放上硬币的那天。”这种表达有些含糊，跟戴维森夫人说过的很多话一样，她会把学习过的典故——比如这里提到的罗马丧葬习俗——和模糊的个人回忆糅合在一起。凯觉得她的意思是，戴维森先生娶她的时间“不合适”（这是戴维森夫人自己的话），可凯觉得这很难想象，因为，虽然凯很喜欢戴维森夫人，但是她想不出来戴维森夫人年轻时的样子。海伦娜的母亲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灰白的头发被烫成很老气的发卷，别在耳后，一双若有所思又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起来跟那张又大又软的普通面庞不太搭，她的脸很白，没什么棱角，像是罐子里的发面团被搋下去之后又膨起来的样子。她是加拿大人，来自萨斯喀彻温，说话时带有呼吸声。
实际上，她曾经当过乡村教师，而且日子过得一直很顺利，直到三十岁那年，戴维森先生在一个冶金学家的家里认识了她。如果说她没有拿到大学文凭，那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在萨斯卡通的第一所大学成立的那个重大之年（一九〇一年）——她很愿意给别人讲这个故事——她去拜访了那些教授，结果发现自己比他们懂的还多。“庙小容不下大菩萨。”她坦言。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对戴维森先生有着某种没来由的不满，埋怨他没有让她完成她所谓的学业。“金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要给你母亲买一个荣誉学位作为礼物。”海伦娜的父亲有时候会这样说。
戴维森先生和他夫人都特别讨厌炫耀。戴维森夫人什么珠宝首饰都不戴，除了她的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以及偶尔穿硬币印花或者波点裙子时，在胸前佩戴的维多利亚式的胸针，上面还镶着石榴石——她的诞生石。海伦娜有一套月光石的首饰、一枚猫眼胸针、一枚紫水晶别针和一条她十八岁生日那天完成的聚珠项链。当时，她母亲在家里举办了一个小型茶会，她家的房子被叫作“小别墅”，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里面种着英国的桂竹香。在那次茶会上，她被正式介绍给了社交界（其实就是介绍给她家的老朋友）。
戴维森家的宅邸——凯告诉过她们——几乎可以用神奇来形容，虽然坐落在克利夫兰，但看起来就像是那种童话里才有的房子。它距离一个有轨电车停靠站只有两个街区，但是被花园的围墙和高高的女贞树篱遮蔽了起来。那座房子不大，很紧凑，很安静，有摆放着印花靠垫的窗边座椅和摇椅，碗柜和柜橱里摆满了易碎且贵重的日用品，就像既能把玩又能长见识的玩具——乳白玻璃餐具、夹层玻璃杯、韦奇伍德瓷器、斯塔福德郡瓷器、洛斯托夫特瓷器、皇家德比瓷器。餐桌似乎永远都是布置好的，随时可以吃早餐、午餐和晚餐，上面还有烤面包架、松饼加热器、一个旋转餐盘（凯之前都没听过这种东西）、装满糖粉的调味瓶、漂着鲜花的洗指碗。但是，房子里并没有管家或者男仆来回巡视，让你因为害怕自己用错了餐具而紧张。总是最后一个下楼的海伦娜吃完早餐之后，黑人女仆会端进来一个放着漂亮的粉色玫瑰的大瓷盆，还有一罐子热水。戴维森夫人会在餐桌上清洗早餐用的碗碟（她说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古老习俗），再用一块绣花茶巾把它们擦干。晚餐时，用过主菜之后，女仆会端上一个用中国陶瓷制成的红绿相间的沙拉碗和一个调味瓶架，上面放着橄榄油瓶、芥末罐，还有很多小瓶子，里面是各种醋。戴维森夫人会站起身来，亲自调好沙拉汁并拌好沙拉，最后还总要撒上新鲜的香草来调味。凯说他们并不经常招待客人，家里的绝大部分朋友年纪都相当大了，不是单身就是丧偶，戴维森先生（他的名字是爱德华）和戴维森夫人都对那些被他们戏谑地称为“追随者”的人不感兴趣，但是海伦娜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有各种机会在她就读的那所优秀的日间学校里认识与她同龄的男孩女孩们，更不用说舞蹈学校和主日学校了。戴维森先生和戴维森夫人都不常去教堂（尽管戴维森夫人就布道而言是个行家，要求非常高），但他们觉得海伦娜必须知道《圣经》以及基本的基督教教义，这样她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日间学校毕业后，她又进入新英格兰的一所优秀的寄宿学校，那里教授的课程非常全面，而且都很合理。夏季，他们会住进罗得岛沃奇希尔、新斯科舍的雅茅斯和缅因州的比迪福德普尔等地方的小别墅里，海伦娜也总是会邀请她的朋友们到那些地方去找她，而且，据戴维森夫人形容，她年满十八岁且学会开车之后，还会开戴维森先生买来的第二辆车——一辆福特小汽车。
一九三〇年夏天，大学一年级结束时，他们还计划了一次穿越湖区（戴维森夫人非常崇拜多萝西·华兹华斯）的旅行，但是由于生意上出了点状况，所以他们觉得最好还是待在家里，这样戴维森先生就能够随时关注事情的发展。戴维森夫人已经打听清楚，瓦萨学院的其他女生也都不会去。
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突然宣布海伦娜需要改变的是戴维森先生。在毕业典礼上，他就觉得她看起来非常憔悴，并且把他的担心告诉了她的母亲。她正式去幼儿园上班之前最好独自到欧洲去待上几个月，四处看看，反正她那份工作也纯粹是胡闹罢了。海伦娜受过那么多教育，却选择到克利夫兰的一所实验小学去弹钢琴，实践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还要教手指画——戴维森先生听说她教的学生中有很多讨厌的犹太人的孩子。毕业典礼之后，在午餐桌上，他愤怒地问凯那样做有什么意义，戴维森夫人马上说：“行了，孩子她爸！”凯和海伦娜对视了一眼。“好吧，孩子她妈。”戴维森先生立刻平静了下来。凯怀疑他生气是因为海伦娜没有像很多犹太女孩那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明显戴维森夫人也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她现在清了清嗓子，然后说海伦娜的这种“优等生”才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在她的年代里被人称作“刻苦用功的书虫”的人。“我看着那些优等生上台领取学位，”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们脸上的表情。就像我跟戴维·戴维森说的那样，她们身上有一股灯油味。半夜苦读的灯油，你知道吧。”“哎呀，妈妈！”海伦娜扬起眉毛不耐烦地说。戴维森先生并不想就此罢休。“那份工作或许是某个女孩真正需要的，海伦娜又为什么把它夺走呢？你能告诉我吗？”他把炸鸡推到一边，质问道。他的小圆脸已经变红了。凯刚要回答，戴维森夫人发话了。“好了，孩子她爸，”她平静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女孩如果处在海伦娜的位置，就没有和其他女孩一样的权利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戴维森先生反驳道，“你真是一针见血。为了挣钱，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我这个地位的人”——他转向凯——“是有‘特权’的。这是我在《国家民族政坛》和《新共和》杂志上读到的。”戴维森夫人点点头。“很好，”戴维森先生说，“现在听我说。有特权的人要放弃一些权利，或者应该这样做。”“我似乎还是没明白。”凯说。“你肯定明白，”戴维森先生说，“孩子她妈和海伦娜也明白。”“我们举个别的例子吧，”戴维森夫人沉吟着说道，“比如说，海伦娜要画一幅画。如果别的艺术家身无分文，那她没有权利出售她的画吗？”“画和工作不一样，孩子她妈，”戴维森先生说，“海伦娜做的这份工作，克利夫兰有一百个女孩可以胜任。”就在这个时候，讨论被打断了，侍者拿来了账单，戴维森先生付了账。海伦娜本人几乎一言未发。
后来，凯表示，戴维森先生的想法极其不公，而欧洲之行是一种贿赂，会腐蚀海伦娜的正直。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而且今天她当着海伦娜的面又提起了这件事），海伦娜竟然真的乖乖地去了欧洲，并且一直待到圣诞节前。现在她回来了，但并没有努力找工作，而是说起要在克利夫兰学习铜版雕刻，还要去各个地方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杂技舞蹈课。她也不像其他一些女孩那样，只是在结婚前随便打发时间而已。凯说，海伦娜永远都不会结婚——她是个中性人，像是一头小骡子。所以如何挖掘潜力完全取决于她自己。这个下午凯告诉贝格勒先生，海伦娜和自己的性格完全相反。
“真的吗？”贝格勒先生说，“怎么会？”“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当导演。”凯回答。“过来，海伦娜，”她大声喊道，“我们正聊到你呢。”海伦娜不情不愿地凑了过去。她戴着一顶无边便帽，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连衣裙，前襟从上到下有一排纽扣，老式蕾丝衣领上戴着她的那枚猫眼胸针。“我在说，我一直想当导演。”凯继续。“是吗！”制片人说。他是一个朴素的犹太人，灰头发，皮肤白皙柔软，一双灰色的眼睛鼓鼓的。“所以这就是你和哈尔[1]的共同之处。”凯点点头。“我在大学里导过一出戏。这和制作课——就是哈莉教的戏剧制作课——不一样。哈莉·弗拉纳根，你听说过她吗？总之，那出戏是我在菲拉塞西斯——我们的学生剧社里导的，听起来跟集邮差不多。但它有着不同的意义——代表我对戏剧的热爱。在戏剧制作课上，哈莉是绝对不会让我当导演的。我和莱斯特一起负责灯光——莱斯特·兰，哈莉的助手，你可能没听说过他。而且我还设计布景。”“现在呢？”“我放弃了，”凯叹了口气说道，“现在我在梅西百货工作，目前还在实习。我想从事这个行当，但没有天赋。哈拉尔德看过我导的戏之后就是这样说的。那个戏叫《冬天的故事》——在户外剧场演出的。海伦娜演了奥托吕科斯。”
制片人的目光转向海伦娜。“我本来是要说这个的，”凯回想起来，继续说道，“我跑了会儿题。我想做，但没有天赋，而海伦娜有天赋，却不想从事这个行当。”“你对戏剧行业的工作有兴趣吗？”制片人俯身弯向海伦娜好奇地问道。“没有，”凯替海伦娜答道，“海伦娜擅长哑剧表演，但不是当演员的料。哈拉尔德是这样认为的。不。不过海伦娜还有很多其他天赋，她不知道选哪个——去开发。她会写作、唱歌、绘画、跳舞和演奏不知道多少种乐器。无所不能的女孩。我跟贝格勒先生谈到了你的父母，海伦娜。她有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父母。你妈妈‘阅读’多少种杂志来着？她妈妈是加拿大人。”她补充说。海伦娜手里拿着一杯新倒的宾治，陷入沉思。她意识到，凯正在要求她在贝格勒先生面前表现一番，而她会照做的，就跟她以前在母亲面前背诵文章或者演奏乐器那样，像是一个勤奋的发条玩具。她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探寻”的焦虑，现在正从她微红的眉毛下面向上望着贝格勒先生。
“呃，”她苦笑着，慢吞吞地开口了，“有《国家地理》《基督教世纪》《教会人》《戏剧艺术月刊》《舞台》《国家民族政坛》《新共和》《斯克里布纳》《哈泼斯》《文人》《论坛》《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经济学人》《旁观者》《布莱克伍德》《今日生活与文学》《十九世纪以降》《笨拙》《画报》《艺术鉴赏》《古董》《乡村生活》《伊西斯》《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柳叶刀》《美国学者》《大学理事年鉴》《名利场》《美国信使》《纽约客》和《财富》（最后四份是给爸爸订的，但是母亲也会‘翻着看看’）。”
“你还遗漏了一些。”凯说。贝格勒先生笑了，他应该是个共产党员。“《大西洋月刊》，这肯定得有吧。”他提出。海伦娜摇头。“不。母亲和《大西洋月刊》‘不和’。贾尔纳系列小说里的一些内容让她很反感，所以她就取消了订阅。妈妈特别喜欢取消订阅——这是一种痛苦的责任。她和《星期六文学评论》之间因为双十字填字游戏而‘不和’，这让她很难过。她想过用女仆的名字重新订阅，但是又怕他们认出我家的地址。”“听起来她真是一位很厉害的女士。”看到海伦娜微微咧着嘴笑，贝格勒先生说。“告诉我，她在《星期六文学评论》里发现了什么让她反感的内容。跟性有关吗？”“哦，”海伦娜说，“你误会我妈妈了。性不会触动她的神经。”住在楼下公寓里的一个出版公司的审稿员也上楼来听了，他还轻轻地捏了捏莉比的手臂。“我很喜欢那种内容，你呢？”他说。“妈妈反感的内容，”海伦娜冷静地继续说道，“都集中在她更高级的大脑中枢内。她有关语法和词语用法的‘脑部凸起’格外发达。不纯正的英语会极大地冒犯她。”“比如什么呢？”凯追问。“悬垂修饰语、介词使用不当。用‘令人恼怒’表达‘令人厌烦’，用‘贬低’表达‘降低’，还有‘险恶（sinister）’。”“‘险恶’？”出版社的审稿员重复道。“妈妈说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只是‘左撇子’，或者‘用左手完成’。她说如果你跟她说一个人险恶，她只能推断出那个人是个左撇子。但她觉得你可以说一种行为是险恶的，如果它是偷偷摸摸完成的或者‘在袍子下面’‘在暗地里’完成之类的。”“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波姬大喊着，好像有些愤慨。海伦娜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还有用‘推断’代表‘暗示’。”莉比提出，很想让海伦娜听见。“是的，”海伦娜说，“不过这个就太普通了，妈妈不会特意去分辨。‘一丝不苟’并不是‘一尘不染’的同义词。她非常重视拉丁语词根，但是讨厌英语结构中的独立夺格。”“哎哟！”哈拉尔德的朋友，在婚礼上拍照的那位西森先生说道。“哦，还有‘我忍不住感到’这句。”“这句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同声问道。“应该是‘我不禁感到’或者‘我禁不住感到’。”“再多说点！”出版社的审稿员说。海伦娜反驳他。“我不禁感到，”她说，“妈妈‘不能忍受的事情’说到这儿就够了。”
她母亲讲话时习惯强调和加重音，而在遗传给海伦娜的过程中，这一习惯发生了奇怪的变异。在戴维森夫人会着重强调的地方，海伦娜都会插入自己的话，还小心地用引号引起来，如此一来，当她用轻柔的声音说出那些从句、短语甚至还有专有名词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引用。戴维森夫人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带有一种权威性，而海伦娜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带有最深刻的怀疑。“我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了‘桑迪森小姐’。”海伦娜告诉凯和多蒂。她扬起眉毛，用干巴巴的语气缓慢地说出这两个词好像在表示“桑迪森小姐”是某种奇妙的代号，而“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幌子或者冒牌货。这种音调上的讽刺已经变成了她无意识的一种行为，像是在长号里插入了一个滑块。实际上，她非常尊重她以前的莎士比亚戏剧课老师和大英博物馆。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对于各种不同编目系统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对弗内斯集注的莎士比亚作品的熟悉程度。大学期间，她在“注释”这门课上成绩优异——桑迪森小姐也很喜欢这个科目。她还有很多木头盒子，里面整齐地装满了分类卡片，就摆在她书桌上的那台便携式打字机旁边。打字机是她大学三年级圣诞节时收到的礼物——戴维森夫人希望她先把手写体练好之后，再学习打字。在克利夫兰期间，除了上音乐课和骑术课，海伦娜还每隔一天就去上书法课，并学会了用羽毛自制羽毛笔。而且，在大英博物馆遇到她的老师——一位研究伊丽莎白时期文学的专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可海伦娜还是有条不紊地做了解释，好像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真的需要解释一样：桑迪森小姐在休假期间正在撰写一篇论文，是关于一个鲜为人知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叫“阿瑟·戈杰斯”，而海伦娜正在查阅“多萝西·理查森”早期的一篇文章，顺便去大英博物馆看“埃尔金大理石雕”。谈到这些“真实的细节”时，海伦娜压低了嗓音，严肃地皱起眉头，带着她妈妈身上的那种神秘兮兮的劲，仿佛是在告诉大家医院病房里一个共同朋友的独家消息。
“那姑娘挺可爱的，”制片人离开之前告诉哈拉尔德，“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赫本——被包装成明星之前的她。她的母亲也是个俱乐部的女会员。”海伦娜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这句“称赞”的最后一部分。“母亲确实是个俱乐部的女会员，”她温和地对凯说，因为凯觉得戴维森夫人被轻视了，“而且我不喜欢凯瑟琳·赫本。”她希望人们停止这种比较。第一个注意到她们俩有相似之处的是戴维森夫人。“她是布林莫尔学院毕业的，海伦娜，29届的。戴维·戴维森和我见过她跟简·考尔。她也留着跟你一样的短发。”
海伦娜疲倦地看着卧室的门。她想回家，或者和多蒂到第四十九街瓦萨俱乐部对面的隆尚餐厅吃晚餐。她知道，回到克利夫兰之后，她免不了要跟妈妈汇报她觉得凯和哈拉尔德“怎么样”，他们的新公寓怎么样，还有哈拉尔德的事业进展得怎么样。“我一直都很偏爱凯。”海伦娜叙述完毕之后，戴维森夫人会满意地如此表示。海伦娜很清楚，戴维森夫人有一种独特的性格，她就像皇室成员，坚持认为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正面的并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
当然，哈拉尔德的剧本要投入制作了，这是个很好的消息，然而凯和哈拉尔德似乎并没有太高兴。有可能，像多蒂说的那样，这份成功来得太晚了。多蒂听到的是一个痛苦的故事：哈拉尔德给一个木偶艺人当过助手，到俗气的有钱人家的聚会上表演。有人还见过他在那个可以移动的小型木偶舞台后面控制灯光，并且不被允许跟客人交流。凯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今天，她看起来紧张又疲倦，而哈拉尔德喝了太多酒。他是对的，这次聚会并没有“成功”。那位制片人和他的太太似乎对瓦萨学院感到格外困惑。海伦娜担心哈拉尔德的身价已经跌了。凯渴望着她们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但是中心不属于她们。就像哈拉尔德说的，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呈现”自己。今天下午在场的所有姑娘里，他和海伦娜都觉得——他们俩在宾治碗旁边达成了一致——只有凯是个天生的美人。然而她失去了生动的色彩，这一定会让戴维森夫人觉得难过，因为她一直非常羡慕凯脸颊上的那种“绯色”。
卧室的门开了。小情侣和好如初。凯的脸上露出了纯洁的微笑，哈拉尔德的烟斗歪出了俏皮的角度。凯说他做了一大碗辣肉酱，早上就做好了，所以大家都要留下来尝尝。之后，如果客人们愿意，他要为大家朗读他剧本中的一幕戏。没办法了，海伦娜和多蒂肯定是要留下来的，凯需要她们在。哈拉尔德往厨房走去，半途中顺便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宾治。他不会让凯帮自己倒——她累了，而且今天她放假。“是不是很感人？”多蒂喃喃地说。海伦娜并没有觉得感动。她猜，哈拉尔德应该像她一样了解凯，如果说凯讨厌什么，那就是被忽略在一边，她很希望自己帮得上忙。他们听到哈拉尔德在厨房里走动的声音，还有盘子碰撞在一起、抽屉打开又关闭的声音。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不能去帮忙煮咖啡吗？”她喊道。“不能！”哈拉尔德反驳道，“招待你的客人吧。”凯带着焦虑而挫败的笑容，环视着周围的人。“我去帮他吧。”听到厨房里持续发出餐具碰撞的声音，多蒂主动提出。“不，”诺琳说，“我去吧。我熟悉他们家的厨房。”她坚定地大步走了过去，关门时，厨房的百叶门颤抖了几下。“她会把咖啡煮得太淡的，”凯悲伤地对海伦娜说，“而且她还会用纸巾。”“算了吧。”海伦娜劝她。
广播剧演员转身面向凯。他喝得有点多了，手里的香烟晃动着。“给我点个火，好吗？”凯四下寻找，没有火柴，所有的火柴盒都是空的。帕特南默默地把自己燃着的烟斗递了过去。那个演员把烟插到烟斗里的时候，有一些冒着火星的烟灰落在了新打过蜡的地板上。“哦，天哪！”凯大喊着把它们踩灭。“我去厨房拿点火柴吧。”“我去吧。”海伦娜说。
在那间狭小的厨房里，百叶门的后面，她发现诺琳和哈拉尔德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同学又瘦又高，就像一只大山猫一样向后弓着腰，哈拉尔德则以一种野性的姿态猛地向前探着身体在吻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场面让海伦娜想起了一些德国的默片。诺琳黄褐色的眼睛紧闭着，她原本戴的东方风格的头巾——她自己的手工成果——已经散开了一部分。地板上有一条洗碗巾。海伦娜进去的时候，他们湿润的嘴唇分开了，两人都转过头来看着她。然后他们听到凯的呼叫。“找到了吗？哈拉尔德，把厨房的火柴给她，好吗？”海伦娜看到了放在炉灶上的那盒火柴。诺琳和哈拉尔德往后退了几步，她迅速地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让开。”她说。她捡起洗碗巾丢给哈拉尔德。然后，她拿了火柴，往客厅走去。她划着那一大根硫黄火柴并且举起来给演员点烟的时候，她的小手因为愧疚而颤抖着。火柴熄灭了。她又划了一根。她注意到，房间里充满了硫黄的味道。
几分钟之后，诺琳端着一个放着餐碟的托盘和一盒纸巾大步走进客厅，哈拉尔德拿着辣肉酱跟在她后面。大家都吃了。广播剧演员继续说起他对《羊皮》的评价。“一个正人君子的堕落是非常突然的。”哈拉尔德回答，并且用余光瞟了一眼海伦娜。他轻轻地打了个饱嗝，把盘子放下。“抱歉，我去方便一下。”“一个正人君子的堕落，”那个演员重复道，“哈拉尔德说得真棒。大学校长出场风头无两，政治家给他挖了一堆坑，让他一路跌到谷底。这是个大胆的设想，毫无疑问，但不是一个演员的构想。”“莎士比亚不也是个演员吗？”海军军官突然说道。“那又跟我要说的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演员说。“呃，我是说，《李尔王》，”军官说，“他出场时不也是风头无两吗？”“李尔王，”海伦娜说，“很难算是个正人君子吧。”他们听到厕所里冲水的声音。“而且《李尔王》里有令人宽慰的部分，”演员说，“考狄利娅、肯特、弄人。而哈拉尔德的戏里则没有。哈拉尔德声称那是矫饰。”
“克拉拉的蛋糕！”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凯喊起来，“哈拉尔德！我们一定要把克拉拉的蛋糕端上来。我答应过她的。我担心我们刚才没有让她把宾治酒和蛋糕一起拿给大家的时候，已经伤了她的心。”“是我刚才没有让她分蛋糕的，”哈拉尔德用一种悲伤的语调纠正她，“你为什么不直接表达你的意思呢，凯？”凯转身对大家说：“等一下你们看到就知道了。蛋糕是她为我们的聚会专门做的，而且还放在花边纸垫上，一路从哈莱姆区带过来的。克拉拉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她经营着一家高端丧葬店。泰格·弗劳尔斯的后事就是她的店负责的。你们应该听听她对他‘葬前供人瞻仰’的描述。而且我很喜欢听她谈论她的竞争对手们。‘那些不靠谱的殡葬师正在抢夺我们的生意。’”“去拿蛋糕吧，”哈拉尔德说，“你模仿黑人讲话模仿得太糟糕了。”“那你模仿一个看看啊，哈拉尔德！”“去拿蛋糕。”他重复道。他们等着凯回来。他们能听到她清洗餐具的声音。诺琳的舌头似乎打了结，而‘帕特南·布莱克’也不善言辞。多蒂又为大家倒了一轮咖啡。给帕特南倒的时候，他捅了海伦娜一下。“看啊，真正的奶油！”他说，他的那双奇怪的眼睛闪着光。海伦娜能看出来，这比聚会上发生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让他兴奋。
凯端来一些干净的盘子，还有一个放在粉色玻璃浅盘上、垫着花边纸垫的蛋糕。糖霜上装饰着一棵黑樱桃树和一把巧克力斧头。“哦，祝福她的好心肠！”多蒂说。“她上了年纪的黑人好心肠。”哈拉尔德说，斜眼瞧着蛋糕，“直接从哈莱姆区的一家蛋糕房买的。”他说。“哦，不！”凯说，“克拉拉不会骗我的。”哈拉尔德阴险地笑了。“一个非常邪恶的蛋糕。‘让他们吃面包吧。’你们觉得呢，朋友们？”他转身对海军军官说。“看看那糖霜，”演员说，“纯粹是漱口水做的吧。”
凯的双眼涌出泪花。她鼓起勇气，开始切蛋糕。“凯很习惯当傻瓜，”哈拉尔德说，“她心里单纯，天真地以为那个老黑娘们会快乐地为‘凯小姐’和‘男主人先生’烤蛋糕。”“我觉得挺感人的，”多蒂快快速接话道，“而且我打赌味道一定很好。”她接过一块蛋糕，开始吃起来。大家都纷纷效仿，除了哈拉尔德在托盘传到他手上的时候摇了摇头。“丢进垃圾焚化炉吧！”他挥舞着咖啡勺说。“就像是在吃盖了糖霜的吸水棉一样。”那个演员小声跟海伦娜说。海伦娜把盘子放到了一边。如果她是凯，她不会坚持让大家吃蛋糕——纯粹是从实际的角度考虑：这样那个女仆才不会再把自己的钱浪费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总体来说，她也并不觉得哈拉尔德的“插科打诨”很有趣。她感觉他是为了她才做出这副小丑般的模样，来告诉她他是悲伤之子。他是害怕她会把他的事情爆出来吗，可怜的魔鬼？海伦娜倒是很愿意让他放心。“我不听谣言，海伦娜。”如果她爆了同伴的料，母亲总是会这样告诫她。海伦娜并不“喜欢”她看到的场面，但她认为是酒精的原因，并且对哈拉尔德目前的苦恼感到同情。她觉得他对凯不好，因为如果他和蔼可亲，海伦娜会觉得他是个伪君子。
房间另一头，凯在谈论着他们收到的结婚礼物——海伦娜觉得她很吵。海伦娜对她的怜悯已经变成了极度的窘迫。凯不自知地站到了舞台上。海伦娜数了一下，有三个观众在嘲讽地看着她，听她说。她在说，最奇怪的东西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被邮寄过来——和克拉拉的蛋糕是一个级别的。“比如，看看这些。”她拿出一个难看的红色玻璃水罐和六个小甜酒杯，这些东西是她在盐湖城的一个发小寄来的（她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用这些东西干什么呢？寄给救世军吗？”“给克拉拉。”那个演员说。几乎所有人都笑了。“丢进垃圾焚化炉吧！”哈拉尔德突然说道。
他们拿起那个水罐举到灯光下仔细查看，争论着它到底是手工制品还是批量生产的，这时他们听到大门关闭的声音。粉色玻璃浅盘和剩下的蛋糕都不见了。哈拉尔德也出去了。“他出去干什么了？”海军军官说。“我以为他在厨房呢。”诺琳说。然后门铃响了。哈拉尔德把自己锁在门外了。“你去哪儿了？”他们问他。“给那个蛋糕办了一场维京式葬礼，这是行善积德，没错吧？”他向大家致意。“唉，哈拉尔德，”凯伤感地说，“那个蛋糕托盘是克拉拉的。”演员咯咯笑了起来。哈拉尔德一副下定决心的神情，拿起那些红色的小甜酒杯。“你拿上那个水罐，我的朋友。”他对演员说。演员照着做了，哼唱着《扫罗》（Saul）里的葬礼进行曲跟着他走。“他们是在打扫卫生吗？”多蒂低声问。海伦娜点点头。这次哈拉尔德没关大门，他们把那堆东西丢进走廊的垃圾桶里时，客厅里的众人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下一个？”哈拉尔德回来说。“什么下一个，亲爱的？”凯强颜欢笑。“我最好阻止他，”她对其他人说，“不然他会把所有家产都清理得一点不剩。”“对，让他住手，”帕特南也催促道，“这不是开玩笑。”“别扫兴嘛，”演员说，“咱们来玩个游戏。每个人都选一样想要丢进‘垃圾机焚化炉’里的东西吧。”凯跳了起来。“哈拉尔德，”她哄道，“不如给大家读一读你的剧本吧，你答应过的。”“啊，对，”哈拉尔德说，“而且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但你让我有了个想法。”他走进小餐室，从柜子上的一个灰色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手稿。
“把它丢进‘垃圾焚化炉’吧！”他那又高又瘦、肌肉发达的身形在书柜旁边停了一下，然后开始绕过其他家具往外走：诺琳喊着让什么人拦住他，帕特南和海军军官赶紧挡住他的去路。演员一跃而起去抢那份手稿，纸张被撕开的声音清晰可闻，哈拉尔德也挣脱了。他把手稿紧紧护在胸前，用空着的那只手推开追他的人，仿佛一个拼命奔跑想要触底得分的球手。在门口，一阵争执过后，哈拉尔德打开门冲了出去，并且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哦，好吧。”凯说。“他不会把自己也扔进垃圾桶里了吧？”多蒂悄悄地说。“不会，”演员说，“我想过这个问题。那个垃圾桶塞不进一个人的身体。”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可是他去哪儿了，凯？”诺琳说，“他没有穿外套。”“可能是下楼了吧。”凯实事求是地回答。“到拉塞尔酒馆喝酒去了。”这是出版社审稿员的声音。“我想你们应该回家了，”凯继续道，“他肯定要等到你们都走了之后才会回来。以前他像这样走掉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担心。我以为他会投河自尽，结果我发现他去了拉塞尔酒馆。要不就是去了诺琳和帕特[2]家。”帕特南点点头。“但他这次肯定不会去我们那儿，”他简洁地说，“因为我们在这儿。”他们都开始穿大衣。“那他的手稿怎么办呢，凯？”多蒂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哦，”凯说，“别担心。贝格勒那儿有一份副本。沃尔特·休斯顿那儿也有一份。哈拉尔德的经纪人那儿留了三份。”海伦娜第二次感觉到，凯确实一直是个有话直说的人。
出租车上，海伦娜和多蒂又分析了一下刚刚发生的一切。“你吓到了还是已经猜到了？”多蒂问。“我吓到了，”海伦娜说，“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彻底被骗了。”她咧嘴笑了。“除了凯。”多蒂说。“挺有意思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哈拉尔德一定知道凯知道，我是说，知道他有其他副本。”海伦娜点点头。“他还希望她一言不发吗？”多蒂感到好奇，声音里仍然带着赞叹，“可是她出卖了他！”“她可不是黑帮的姘头。”海伦娜没好气地说。“如果你处在她的位置，你会像刚才那样揭他老底吗？”多蒂追问。“会的。”海伦娜说。
她正在认真构思新版本的“课堂笔记”。“来自华盛顿诞辰日的报道。昨晚，我看到凯·斯特朗·彼得森的新婚丈夫和诺琳·施密特拉普·布莱克拥抱在了一起。两个人气色都不错，凯有望在梅西百货得到提拔。当晚的晚些时候，客人们还观摩了一次焚烧剧本手稿的仪式。凯用鱼屋宾治招待了大家，那是一个老配方。凯和哈拉尔德住在东五十街的一座非常优雅的公寓里，那里到河边很方便，这样哈拉尔德在婚姻‘触礁’的时候就能把自己投进河里去。关于这件事，主修考古学的多蒂·伦弗鲁认为，一些小事情，比如说谎，在婚姻中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她嫁给了一个撒谎成性的男人，她也会慢慢地被他同化。感觉怎么样，33届的同学们？写信告诉我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展开真正刺激的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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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拉尔德的昵称。
[2]帕特南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