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无需等待达尔文主义问世。尽管如此，达尔文主义还是被抬出来用作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的新工具。对抗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注定道阻且长……
所有国家发展的残酷性都显而易见，我们不为之辩解。掩盖它是对事实的否定，美化它则是为真相辩护。生活中除了我们的理想，几乎没有什么事是不残酷的。只要我们增加个体的人数及其集体活动的总量，我们也就在相应地加深其残酷程度。
——荷马李（Homer Lea）将军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把自己训练成不喜战争、与世无争、自我隔绝的民族，最终必然会在那些没有丧失勇武气概和冒险品质的民族面前败落。
——西奥多·罗斯福
一
1898年，美国发动了为期三个月的同西班牙的战争，通过条约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群岛，且正式吞并了夏威夷群岛。1899年，美国与德国通过协议瓜分了萨摩亚群岛（Samoan Islands），并通过“门户开放”照会（the “Open Door” note）表达了自己对西方在华利益的政策。1900年，美国参与镇压了中国义和团运动。到1902年，美国军队终于镇压了菲律宾的起义，是年，整个群岛被弄成了一个无人负责的地区。
随着美国登上帝国舞台，美国思想界的主题又一次转向了战争与帝国。反对或是捍卫扩张和征服的人士，各自都在为他们奋斗的事业搜罗论据。大家紧追19世纪晚期的思想时尚，从自然界中为各自的理想寻找更时髦也更能吸引人的合理解释。
利用自然选择来为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辩护，在欧洲或美国思想界都不新鲜。帝国主义者在祭出达尔文主义，为征服弱小种族辩护时，就可以拿出《物种起源》——该书副标题直接指称“在生存斗争中保存受宠的种族”（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达尔文一直都在谈论鸽子，但帝国主义者认为，他的理论没有理由不适用于人类，而且按照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整体论精神的要求，生物学各种概念的应用，要讲求彻底，要果断、要一以贯之。达尔文自己不是在《人类的由来》中洋洋自得地写道，落后种族会在高级文明前进的脚步下消失吗？(1)军国主义者还可以指出，消灭不适者这一残酷事实，是培养尚武美德和保持国家弹药干燥的紧迫事由。普法战争后，双方都首次援引达尔文主义作为对战争诸事实的解释。(2)“在所有鼓吹战争的人当中，最有权威的当数达尔文，”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89年在《北美评论》上解释道，“既然进化论一直在传播，他们就可以用达尔文的名义来掩盖他们天生的野蛮，并把他们内心深处的血腥本能宣扬为科学定论。”(3)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人们都很容易夸大达尔文对种族理论或军国主义的意义。无论是力量哲学还是强权政治学说，都不需要等着达尔文出现。种族主义严格说来也不是后达尔文现象。戈宾诺（Gobineau）发表于1853年至1855年间的《人种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是雅利安主义（Aryanism）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该书就没有运用自然选择思想。至于美国，一个在边疆地区轻车熟路地发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对南方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拥护奴隶制的论点也了若指掌的民族，已经完全扎根于种族优越论的土壤之中。当达尔文还在私下里迟迟疑疑地勾勒他的理论时，美国扩张主义者已经用种族命运来号召大家支持征服墨西哥。“墨西哥种族现在从北方土著人的命运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必然归宿，”一个扩张主义者写道，“他们必须合并起来，或是让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强大活力罩着他们，否则他们肯定彻底湮灭。”(4)
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信条成为帝国时代美国种族主义的首要成分；但一度对美国历史学家产生强大影响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这一神秘之物，无论是其发端还是发展，都未曾依靠过达尔文主义。诸如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1867—1879）或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sley）《罗马人与条顿人》（The Roman and the Teuton，1864）这类英国人撰著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丰碑之作，是否真的从生物学那里获得了许多借鉴，很值得怀疑；而约翰·米切尔·肯布尔（John Mitchell Kemble）的《撒克逊人在英国》（The Saxons in England，1849），当然也没有受到适者生存的启发。和其他各种类别的种族主义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是现代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生物科学顺乎自然的结果。即便是“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只能要么成长要么衰败，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种看法，虽然毫无疑问又被达尔文主义往前推了一把，但早在1859年以前就已经被“天定命运”的倡导者拿来支持自己的立场。(5)
尽管如此，达尔文主义还是被抬出来为满足帝国的欲望服务。尽管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末好战意识形态和教条种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但它的确成了种族理论家和斗争理论家手中的新工具。达尔文主义把自然描绘成一个战场，这与一个好战时代的盛行观念，实在是太过相似，无法逃脱人们的注意。比如，在这个年代，冯·毛奇（von Moltke）就可以这么写：“战争是上帝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没有战争）世界将停滞不前，并在唯利是图中迷失自我。”然而在美国，这种坦率而残暴的军国主义远没有那种为了和平与自由把世界交予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宰的良善观念来得普遍。在188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有好战的，也有和平的——在美国的帝国主义抽象原理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达尔文主义氛围使那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信念得以延续，让19世纪下半叶许多美国思想家对这种信念如痴如醉，念念不忘。“种族”取得世界支配权，似乎就证明了它是适者。此外，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许多历史观念，也开始反映生物学领域取得的进步和其他思想领域类似的进展。有一段时间，美国历史学家为科学理想的魅力所倾倒，梦想着逐步发展出一门可与生物科学相媲美的历史科学。(6)在E. A. 弗里曼的《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1874）中，可以找到他们信仰的基调。在该部著作中，弗里曼在比较方法和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观念之间建立起了链接。他写道：“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一个政治组织就是一份有待研究、分类和标记的标本，就像那些将建筑或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对一幢建筑或一只动物进行研究、归类和标记一样。”(7)
如果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像研究动物形式那样对政治组织进行分类和比较的话，某些民族的政治手段极有可能会比其他民族的政治手段更受他们喜爱。弗里曼受语言学和神话学，特别是爱德华·泰勒和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的工作的启发，试图采用这种方法，来追踪雅利安人的原始制度中——尤其是“具有这种共同血统的三大最辉煌灿烂的分支希腊人、罗马人和条顿人”中——最初的一致性的各种迹象。
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织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研讨班时，得到了弗里曼的公开赞许；从亚当斯的研讨班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历史研究成果，都醒目地印刻着弗里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前的历史”。从约翰·霍普金斯学派那里获得灵感的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可以和亨利·亚当斯一起说：“我乖乖地投入了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怀抱。”(8)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特别是新英格兰的市镇会议，可以追溯到早期日耳曼部落的原始制度。(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家对人高马大、满头金发、富有民主精神的条顿人和条顿人自治系统的描绘，尽管彼此之间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随着詹姆斯·K. 霍斯默（James K. Hosmer）《盎格鲁—撒克逊自由简史》（Short History of Anglo-Saxon Freedom）的出版，这一学派的观点在1890年找到了一种恰当的通俗表达方式。该书汲取了全部盎格鲁—撒克逊文献的精华，确立了“民有、民治”政府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古老传统的命题。霍斯默写道：
虽然欧洲除俄罗斯之外的每个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已经或多或少地部分采纳（也许说模仿更好）了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但未来这种自由的希望都取决于讲英语的人种。就是这个种族凭借一己之力，让自由在千难万险中得以保全；它也只同这个种族完全相合；倘若我们可以设想那个种族可能从各民族中消失的话，那种自由生存下去的机会将微乎其微……(10)
与霍斯默同时代的英国人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坚信，讲英语人种的人口将会大幅增长，并遍布整个新世界、非洲和澳大利亚。霍斯默也同样非常乐观。他最后得出结论说：“结果必然是我们将居于世界首位。英语人种的制度、英语人种的说话方式、英语人种的思想，将构成人类政治、社会和思想生活的主要面貌。”(11)在世界的政治未来中，就这样将写上四个大字：适者生存。
约翰·W. 伯吉斯（John W. Burgess）在政治理论上的做法，同霍斯默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方面的做法如出一辙。就在霍斯默的著作出版时，他的《政治科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也于同年面世。这部著作提醒我们，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热，不仅受到了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因为伯吉斯和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一样，其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大部分是在德国完成的。伯吉斯说，他的工作的独特之处在于方法。“这是一项比较研究。是把我们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此富有成效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科学与法学的一种尝试。”伯吉斯的观点是，不是所有民族都拥有政治能力，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才具有这种天赋。他认为，雅利安各民族一直都表现出了最高等的政治组织能力——当然，在内部，大家高低不等。在所有这些民族中，只有“条顿人确实凭借其卓越的政治天才统治着世界”。
因此，不能假定每个民族都必须建立一个国家。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评判的话，非政治性的民族在政治上隶属于或依附于那些拥有政治天赋的国家，同民族国家组织一样，看上去真的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我不认为，亚洲和非洲可以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是……这个世界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全部政治组织问题的最现代、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而这种办法乃是出自条顿民族的天才的政治创造这一事实，表明条顿民族是最优秀的政治民族，并赋予他们在世界体系中，建立和管理国家的领导角色。……条顿民族永远不能把行使政治权力看作是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这种权力必须以履行政治义务的能力为基础，而他们自己看起来就是迄今为止决定这种能力存在于何时何地的最佳人选。(12)
西奥多·罗斯福曾是伯吉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他也受到了这种充满激情的种族扩张的鼓舞。在其历史著作《西部的胜利》（The Winning of the West）中，罗斯福从拓荒者与印第安人斗争的故事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人的到来是阻止不了的，种族战争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到底。(13)“在过去三个世纪里，”这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写道，“讲英语的民族向世界上人烟稀少的地区扩展不仅一直都是世界历史最显著的特征，而且同所有其他重大事件比起来，不管就其影响而言还是就其本身的重要性来说，也都是意义最深远的。”他把这种规模巨大的扩张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那时日耳曼各部落走出他们的沼泽森林，踏上了征服之路。美国的发展代表了这段伟大的种族成长史的最高成就。(14)
约翰·费斯克是美国最早将进化主义、扩张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神话揉在一起的集成者之一，他的著作让大家看到，斯宾塞理想的进化和平主义与紧随其后的好战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界限，究竟是何等脆弱。费斯克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的思想以斯宾塞的从尚武到工业化的过渡理论为基础，他不是那种主张把暴力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人。然而，即便在他手里，进化论教条也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种族命运论的形式出现的。在他的《宇宙哲学大纲》中，费斯克也像斯宾塞一样，接受了冲突的普遍性（家庭关系之外），将其视为野蛮社会的一个事实，相信这是自然选择中的一个实际动因。(15)但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更优越的、内部更具差异性、各部分之间更加密切协调的社会逐渐战胜了更落后的社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力量集中到了“掠夺活动最少、工业活动最多的共同体”手中。因此战争或破坏性竞争便让位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性竞争。(16)随着尚武主义的衰落，征服方式为联邦方式所取代。
费斯克长期以来一直相信雅利安人种比其他人种优越，(17)他也接受了“条顿”民主理论。(18)该学说将伴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扩张而来的一切征服都神圣化了。18世纪英国在殖民斗争中战胜法国，是工业主义对尚武主义的胜利。对于美国战胜西班牙和占领菲律宾，费斯克将其解释为西班牙式的殖民和高级的英式方法之间冲突的高潮。(19)
1880年，费斯克应邀到英国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发表演讲，举办了三场系列讲座。讲座主题“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Ideas”）作为对盎格鲁—撒克逊命题的申述，从此广为人知。费斯克称誉古罗马帝国是和平的使者，但认为它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制度一直都不够健全，因为它未能成功地将同心协力的行动与地方自治结合起来。要解决这一古老的需求，可以采取代议制民主和体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城镇中的地方自治的办法来实现。通过保留美国的雅利安先祖们淳朴的乡村民主，美国联邦组织就会使众多彼此各异的州有效地联合起来成为可能。民主、多样性与和平就会实现和谐共处。世界历史接下来就是，这一高尚的雅利安政治制度在全世界扩散，战争彻底消除。
典型的达尔文主义者都特别强调种族的生育能力，费斯克也不例外。据此，他仔细探讨了英美民族的巨大人口潜力。美国至少可以养活7亿人；而英国人民则将在几个世纪内，连带着车水马龙的城市、兴旺发达的农场、铁路、电报以及所有文明设备一道，遍布非洲。这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种族的天定命运。地球上每一片尚未被纳入古老文明中心地带的土地，在语言、传统和血统上都应该成为英语世界。全人类将有五分之四的人可以把自家的世系溯源到在英国的列祖列宗。由于从旭日东升之地到夕阳西下之处，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布，这个种族将牢牢控制海洋主权和英格兰当初刚定居“新世界”时即已开始取得的商业霸权。(20)只要美国愿意放弃其可耻的关税，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它就会运用——当然肯定是和平地运用——强大的压力，使欧洲各国再也担负不起军备并最终看到和平与联邦的好处。根据费斯克的说法，由此人类终将渐渐走出野蛮，真正成为基督徒。(21)
即使是习惯了在讲台上大获成功的费斯克，也没有想到这些在英国以及美国国内发表的演讲竟激起了如此巨大的热情。(22)其1885年发表在《哈泼斯》（Harper’s）上的演讲稿《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在全美各地城市反复讲了二十多次。(23)应总统海斯（Hayes）、首席大法官韦特（Waite）、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霍尔（Hoar）和道威斯（Dawes）、谢尔曼将军（General Sherman）、乔治·班克罗夫特以及其他人等的要求，费斯克又在华盛顿发表了多场演讲，受到了政界人士的热情招待，并被引见给了总统内阁。(24)
然而，作为扩张的代言人，费斯克在乔赛亚·斯特朗牧师大人（Rev. Josiah Strong）面前，可谓相形见绌。后者的著作《我们国家：可能的未来与当前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于1885年出版，很快仅英文版就售出17. 5万册。斯特朗当时是美国福音派协会的干事，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教筹款。斯特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能力，能把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改得同美国乡村新教的先入之见一模一样。正是这种能力，使他的这部著作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启发性的文献之一。斯特朗为美国的物力资源欢欣鼓舞，但对其精神生活很不满意。他反对移民、天主教徒、摩门教徒、酒馆、烟草、大城市、社会主义者和财富集中，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这个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不过，对于普遍进步、物质与道德，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未来，他的信念依旧百折不挠。斯特朗从经济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论证。他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早十年，就从公共土地即将耗尽当中看到了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然而，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让他的热情高涨到了顶点。斯特朗说，作为公民自由和纯粹关乎心灵的基督教的承载者，盎格鲁—撒克逊人
……比其他欧洲种族的人口繁殖更快。它已经拥有了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一，随着它的成长，这个数量还会增加。到1980年，全世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人数至少应该达到7. 13亿。由于北美比小小的英吉利岛大得多，这里将成为盎格鲁—撒克逊领土的中心所在地。
如果人类的进步遵循这么一条发展规律，即“时间的后嗣中，最后出生的那位最高贵”，那我们的文明就应该是最高贵的，因为我们是“最重要的时间档案中所有年代的后嗣”；而且我们不仅占据了具有控制力的纬度，我们的土地也是在那个纬度带上被最后占领的。北温带再也没有其他可供垦殖的处女地。如果人类进步的圆满状态不在这里寻找，如果还存在一种更高级的文明有待绽放，那产生它的土壤又在哪里？(25)
斯特朗接着给大家讲解了比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更大、更壮、更高的这么一种新的、更好的体型是如何在美国出现的。斯特朗洋洋自得地指出，在《人类的由来》中写下这么一段话时，达尔文本人就已经从美国人更加充沛的活力中见到了自然选择在起作用的一个实例：
那种认为美国人的性格以及美国取得的惊人进步都是自然选择结果的看法，显然颇为真实，因为在过去的十到十二代人的时间内，来自欧洲各地那些相比留在老家的邻里更充满活力、更不愿满足、更无所畏惧的人，都移民到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并且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辛克牧师说：“所有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催生希腊精神文化的事件，促成罗马帝国建立的事件，只有将其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向西迁徙的奔腾巨流联系起来观察，或者更确切地说，将其视为这条大江大河的……支流，才能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展望遥远的未来，我认为他的看法并不夸张。(26)
斯特朗又回到他的主题，即世界上尚未被占领的土地正在被填满，美国的人口不久也将像欧洲和亚洲的人口一样，面临生存压力，他声称：
那时，世界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种族终极竞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接受教育训练，为这种终极竞争作准备。如果我没有预测错的话，这个强大的种族将往南向墨西哥、向中美洲南美洲，往外向海上诸岛、跨洋向非洲，乃至更远的地方迁移。而又有谁能怀疑，这一种族竞争的结果，将是“适者生存”？(27)
二
虽然在庄严的辩论场合，涉及的重要议题都是具体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如对华贸易和极度必要的海权等问题，但扩张运动是从更一般的意识形态概念出发去寻找依据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吸引力就反映在扩张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对它的坚持上。在参议员阿尔伯特·T. 贝弗里奇（Albert T. Beveridge）和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以及总统本人的观念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势不可挡的命运的理念。在吞并菲律宾的斗争中，当帝国政策这个更大的问题被抛出来公开辩论时，扩张主义者马上援引进步法则、扩张的必然趋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定命运和适者生存，毫不犹豫。1899年，贝弗里奇在参议院声嘶力竭地高呼：
一千年来，主让我们讲英语的条顿民族要作好准备，从来就不只是为了徒然的孤芳自赏。真的不是这样的！他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精湛的组织大师，好叫我们在混乱的地区确立制度。……他让我们成为娴于治国的行家里手，好叫我们统治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和垂垂老朽的民族。(28)
西奥多·罗斯福在他最令人难忘的帝国主义训词《奋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1899）中，就美国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被淘汰的可能性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回避我们在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责任。我们所能决定的仅是，我们是要以有助于提高我国声誉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新问题，还是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成为我们历史上黑暗可耻的一页。……胆小如鼠之辈，懒惰因循之徒，不信任自己国家的伙计，文明过度、丧失了斗争精神和驾驭能力的家伙，以及麻木鲁钝、灵魂无法感受到让“坚定不移的人们满脑子都是帝国”的那种强大的向上力量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都畏缩不前，不敢看到国家承担新的责任。……
那么，我来告诉大家，我的同胞们，我们国家呼唤的不是追求安逸自在，而是艰苦奋斗。20世纪赫然逼近我们眼前，事关许多国家的命运。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只追求虚浮懒散的自在，苟且偷安，如果我们在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和放弃自己所珍视的一切才能赢得胜利的艰苦斗争中临阵退缩，那些更勇敢、更强大的民族就会超过我们，并赢得对世界的统治。(29)
海约翰从扩张的冲动中发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宇宙趋势”的迹象。“没有哪个人、哪个政党，能够在同一种宇宙趋势的对抗中，获得哪怕一丝机会，取得最后胜利；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深孚众望，都抵敌不住时代精神。”(30)几年后，另一位作家呼应道：“如果说历史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国家也像个人一样，都遵循着自身的存在规律，在其发展与衰落的过程中，它们都是自身所处的条件状况的产物。在这些状况下，它们自己的意志只起着部分作用，而且往往是最小的作用。”(31)菲律宾问题有时被描绘为美国命运的分水岭，我们的抉择将决定我们是应该再来一次新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的扩张，还是作为一个垂垂老矣的民族向后退却而至衰落。前驻暹罗公使约翰·巴雷特（John Barrett）说：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美国应该绷紧每一根神经，全力以赴，在已经开始的争夺太平洋霸权的强劲斗争中保持领先。抓住了机会，我们可能就永远成为领跑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迟钝懒散，我们就将一直落后，直至世界末日也翻不了身。适者生存的法则既适用于动物王国，也适用于国家。这是列强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奉行的一条残酷、无情的基本原则。除非我们被训练得能够压不弯，摧不垮，并且足够强大，能跟上别人，否则这些列强将在我们身上踩来踩去，没有怜悯，也不会心生悔恨。(32)
著名记者、经济学家查尔斯·A. 科南特（Charles A. Conant）操心的是，“如果不想被社会革命动摇当前经济秩序的整个结构的话”，就必须为过剩资本找到出路。他认为：
……适者生存法则，还有自我保存法则，正在把我们的人民赶上一条无疑与过去的政策相背离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必然被当前新的条件和新的要求给标记出来。(33)
科南特警告说，如果国家不立即抓住机遇，就有可能走向衰落。(34)另一位作家则认为殖民扩张政策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已经殖民了西部。问题不在于我们现在是否应该着手殖民事业，而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的殖民遗产转入新的渠道。“我们不应忘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就是个扩张性的种族。”(35)
尽管神秘兮兮的盎格鲁—撒克逊是应强力扩张的需要而生的，但它也有自己较为和平的一面。其狂热崇拜者通常都承认它与英国之间有一条强有力的纽带；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历史学家们着力强调英美共同的政治遗产，在写美国独立战争这段历史时，要么将其写得好像是寻常的政治演变的历史长河中出现的一次暂时的误解，要么将其写得好像给委顿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打了一剂颇受欢迎的强心针。
盎格鲁—撒克逊传奇的一大分枝，是一场迈向英美联盟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世纪末迅速结出了果实。尽管该运动孜孜不倦地坚信种族优越性，但其动机是和平的而不是军国主义的，因为运动的追随者普遍认为，英美两国间的谅解、联盟或联邦将会开启一个普遍和平与自由的“黄金时代”。(36)没有任何可能的力量或力量组合能够强大到足以挑战这样一个联盟。这个参议员贝弗里奇所称的“主为当今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争取永久和平而让讲英语的人民形成的联盟”，将是世界进化的下一个阶段。英美联合的倡导者相信，斯宾塞描述的从好战文化到和平文化的转变，以及丁尼生梦想的“人类议会、世界联邦”，都将很快成为现实。
詹姆斯·K. 霍斯默在1890年即呼吁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顶住斯拉夫人、印度人或是中国人发起的任何挑战的“英语世界互助会”（English Speaking Fraternity），志趣相投的国家之间形成的这种联合，将是、也将只是向人类的博爱迈出的第一步。(37)然而，美国对英语世界联盟的兴趣，直到1897年才带来一场得到鼓吹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支持的重要运动。在美西战争期间，当欧陆国家对美国利益采取压倒性的敌对态度时，英国的友好态度令人欣慰。双方都对俄罗斯有所忌惮，都感觉到彼此在远东的利益一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种族共同命运观。美国政界人士中根深蒂固的仇英心理——仇英最激烈的人中，就有罗斯福和洛奇——大大缓和。反帝主义者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有个不甚成熟的看法，即，美西战争的最好结果之一，是反英情绪随之而逝。(38)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英美爆发委内瑞拉危机期间担任克利夫兰政府国务卿，彼时，他公然告诉英国，美国的法令就是西半球的法律。现在，他则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的国际孤立》（“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指出了同英国贸易的好处，并警告不要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推行反英政策。(39) 奥尔尼表示希望英美进行外交合作，辩称“家庭内部的争吵”是过去的事，并提醒读者：“既有国家的爱国主义，也有种族的爱国主义。”即便是海军至上主义者马汉（Mahan），也认可英国人，尽管他有一段时间觉得开展结盟运动还为时过早，但他非常友好地甘心让英国人保持海军优势。(40)在19世纪末相当短的一段时间里，盎格鲁—撒克逊运动在上流社会风靡一时，政治家们都在严肃地谈论着英美之间可能的政治同盟。(41)
然而，盎格鲁—撒克逊热需要同广大民众逆向而行。广大民众基于种族构成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宣传所动；甚至在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内部，这种狂热的蓬勃魅力也仅仅限于世纪之交兴奋的那几年。“盎格鲁—撒克逊”一词冒犯了很多人，在有些西方国家，甚至召集了抗议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会议。(42)美国政治中对英国传统上的猜忌是怎么也无法被克服的。海约翰1900年就抱怨说，“在报界和政客中普遍存在着对英国的疯狂仇恨”。(43)当盎格鲁—美利坚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复兴时，大家宁可用“英语世界”而不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排他性在其中也不再起到重要作用。(44)然而，战后美国强大的孤立底流，再次将这场运动一扫而空。
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政治不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作为一种民族自我伸张学说，它有其影响的鼎盛时期；但作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秩序学说，其影响可谓转瞬即逝。即使是“盎格鲁—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nglo-Americana）梦想家们的仁爱理想，也只是在现实政治需要的激发下，作为一个适时的、为那短暂和解辩护的正当理由，才找到了自己的现实意义。一个对自己的生物福祉和神圣使命充满信心的“高级”种族能够把世界和平强加于人的那一天，尚未到来。
三
由于缺乏强大的军人阶层，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那股浓烈的，以至于胆大到足以为自己的利益去美化战争的军事狂热。像罗斯福的演讲《奋斗不息》那样的迸发很是罕见。在美国作家中间，歌颂战争对种族的影响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尽管马汉的伯乐、海军少将斯蒂芬·B. 鲁斯（Stephen B. Luce）曾声称，战争是人类冲突的重要中介之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冲突似乎是有机世界中的存在法则。……若这种足可称为生命之战的斗争暂停片刻，毁灭便宣告胜利”。(45)大多数军事作家似乎都同意斯宾塞的观点，即，军事冲突在推动原始文明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它作为进步工具的价值早已过时了。(46)
主张备战的人通常并不认为战争天生有其可取之处，而宁愿引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欲求和平，唯有备战。”马汉承认：“我们确实要将和平作为人类肯定希望达到的目标来顶礼膜拜，但我们切不要像小男孩从树上生拉硬拽一颗没有长熟的果子那样幻想和平。”(47)
另一些人则认为冲突是事物固有的性质，而且必须将其视为一种不幸的必然性并早作准备。与西班牙的那场短暂的、轻轻松松的战争中出现的军事狂热一平息下来，从1898年到1917年，就这么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其人民的心理竟是令人莫名惊诧地惶恐不安，戒心满满。在优生学运动的鼓舞下，人们谈论着种族退化，谈论着种族自杀，谈论着西方文明的衰落，谈论着西方民族的暮气沉沉、衰弱无能，谈论着“黄祸”（Yellow Peril）。对衰败的警告通常都会再加上对复兴民族精神的劝勉。
悲观主义作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位是英国人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此人曾在维多利亚时代担任过英帝国的教育大臣，其充满哀叹气息的著作《国民的生活与国民性格》（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于1893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对西方文化的前景作出了令人沮丧的预测。皮尔逊认为，高等种族只能在温带地区生活，而且永远无法在热带地区进行有效的殖民活动。人口过剩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将会催生国家社会主义，后者将把触角伸向西方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公民对国家的依赖日益增加，民族主义就会滋长，宗教、家庭生活和老式的道德就会衰落。人民也会被整合进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因为只有这样的帝国才具备生存的能力。庞大的军队、超大的城市、巨额的国债，将加速文化的没落。竞争的下降，再加上公立教育，将使智力活动变得更加机械化，并剥夺它的主动性，而单是这主动性本身，就能够让人在艺术方面取得杰出成就。其结果将是一个老年人的世界，一个科学而非审美的世界，一个踏步不前、安常习故的世界，一个没有冒险、活力、光明、希望或是野心的世界。与此同时，其他种族也不会丧失活力，因为生物学表明，低等种族比高等种族更能生孩子。中国人、印度人、黑人不可能被灭绝，相反，他们可能会通过工业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挑战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种族来说，它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拿出勇气和尊严去直面未来。
说什么“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们的领头位置不会因此蒙受耻辱”，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注定属于雅利安人种和基督教信仰，注定属于我们从过去的黄金时代继承下来的文学、艺术和魅力十足的社会仪礼，而我们自己却正在为争夺这个世界的霸权相互斗争。我们应该清醒过来，发现我们自己相互之间都在你挤我推，也许甚至已经被我们瞧不起的那些奴颜婢膝的、我们以为一定会永远服侍我们的人，推到了一旁。唯一令人欣慰的将是，改变一直以来都是必然的。我们从事的工作一直就是组织世界、创造世界，把和平、法律与秩序带往世界各地，让其他人可以进入这样的世界、享受这样的世界。然而，我们中有些人的等级观念真的是太过强烈了，以至于他们这么想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过意不去：那一天到来时，我们早就死了。(48)
皮尔逊的担心开启了人们对19世纪80年代费斯克和斯特朗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的回应。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1893年的恐慌造成的震惊和随之而来的长期萧条带来的深深的社会不满，让他们踉踉跄跄、心烦意乱，因而皮尔逊的末日预言看上去颇有几分真实。这些预言特别投合19世纪90年代亨利·亚当斯的阴郁悲观情绪。在给C. M. 盖斯凯尔（C. M. Gaskell）的信中，他写道：
我确信皮尔逊是对的，黑种人数量正在赶上我们，他们在海地已经赶上了，在整个西印度群岛和我们的南部各州都正在逼近。再过五十年，白人种族将不得不通过战争和游牧入侵的方式，重新征服热带地区，否则就只能坐困在北纬40˚以北。(49)
对他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来说，悲观主义可不仅仅限于个人的绝望。在他的研究《文明与衰亡的法则》（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1896）中，布鲁克斯·亚当斯就社会变化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亚当斯下面这段话多少会让人想到斯宾塞。他说，力能法则（the law of force）是普遍存在的，动物的生命只是太阳的能量被耗散的一个出口。人类社会是动物生命的形式，其能量因其自然禀赋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社会都遵循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即一个团体的社会运动同它的能量和质量是成比例的，而其集中化的程度又是同它的质量成比例的。一个社会在日常的生存斗争中没有被消耗掉的多余能量物质，可以作为财富储存起来，而储存的能量又通过征服或是经济竞争优势，从一个团体输送到另一个团体。每个种族早晚都会达到战争能量的极限，进入经济竞争阶段。当剩余能量积累到超过生产能量时，就成为社会控制力量。资本变得专横了。经济与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以想象力、情感和军事艺术为代价的。一个静止不变的时期可能随之而来，直到战争或能量耗尽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才告结束。
然而，现有证据指向的似乎是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在经济竞争的压力下解体，只是因为种族的能量已经耗尽。结果便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幸存者缺乏重新聚集能量所必需的力量，因而可能必须处于没有活动能力的惰性状态，直到输入野蛮人的血液，获得新鲜的、能量满满的物质。(50)
在接下来的著作《美国经济霸权》（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1900）和《新帝国》（The New Empire，1902）中，亚当斯以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和经济学为基础，对社会作出了一个唯物主义解释。在考察了可以名垂青史的诸国的兴衰后，他将霸权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基本贸易路线发生了改变。亚当斯察觉出，经济文明的中心，又一次处在转移的过程中，现正在美国歇脚落户，但他警告说：“霸权总是在胜利的同时伴随着牺牲，而命运很少眷顾那些除了精力充沛和勤劳忙碌之外，没有被武装起来、没有被组织起来、还缺乏大胆冒险精神的人。”(51)
大自然往往青睐那些运行成本最低的有机体，也就是能源消耗最节省的有机体。铺张浪费的有机体，大自然是不接纳的，这样的有机体不是被征服，就是被商业给灭绝。亚当斯特别担心美国在东方同俄国发生冲突，并认为，美国应该为此把自己好好武装起来。(52)关于美国走向集权帝国的趋势，他如此写道：
此外，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殊死的较量——这场斗争不再针对单个国家，而是针对一个大陆。世界体系容不下两个财富中心，容不下两个帝国中心。一个有机体终将摧毁另一个有机体。弱者必须屈服。在商业竞争环境下，哪个社会运行成本最低，哪个社会就幸免于难；但对一个族群来说，被贱卖往往比被征服更加致命。(53)
比布鲁克斯·亚当斯更有影响的是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890）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海军至上主义吹鼓手。在《美国在海权中的利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1897）中，他敦促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不要再奉行当前的“消极自卫”。马汉指出：
我们周围现在充满了争斗：“生命斗争”“生命竞赛”，这些字眼是如此的熟悉，以至我们要是不停下来思考思考，都感觉不到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处都是民族对抗民族，我们民族和其他民族也是一样。(54)
对于皮尔逊和布鲁克斯·亚当斯预测的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些人极力鼓动全国人民加以反对，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对于皮尔逊的悲观主义，他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罗斯福虽然承认文明国家注定不会统治热带地区，但决不相信白人种族竟会灰心丧气或是被热带地区的种族给吓倒。当西方制度以及民主政府本身扩展到热带地区时，出现一场令人难以承受的工业竞争的危险就会小得多；而如果没有显著西化，那种高工业效率似乎也不太可能实现。罗斯福对自己友人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工作，好感总归要多一些，但那些悲观透顶的预言又一次激起他的反应。他不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尚武类型的人必然衰败。他以俄罗斯和西班牙为例，认为不应把国家衰落的现象同不断推进的工业主义联系得太过紧密。只是在亚当斯提到美国未能繁育足够多的健康孩子时，他才触及了我们社会面临的真正危险。(55)这才是罗斯福内心关切的主题。罗斯福大声嚷嚷着担心出生率下降带来种族衰落的危险，对生殖和母性主题乐此不疲。如果平均下来一对夫妇不能生育四个孩子，种族的数量就不能维持下去。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和大英帝国的种族衰落进程就这么持续下去，白种人的未来将落在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手中。(56)
与担心种族衰落和丧失战斗力相关联的是，1905年至1916年间人们大肆谈论起“黄祸”的威胁。(57)在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之前，西方对日本的态度，主流一直都是友好的。然而，随着日本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军事造诣，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像1871年德国胜利后他们对待德国的态度一样。(58)在美国，人们对日本人的担忧在加利福尼亚尤为强烈，那里的人对东方来的移民的怨恨，已经长达三十多年。(59)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界开始拿日本人的威胁作文章，乃至偶尔刺激大家对战争的恐慌。(60)
1904年，一向极力主张种族自我伸张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旧金山观察家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警告说，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日本人的组织能力和统治能力达到掌控数量庞大的中国人的巨大劳动能力的程度，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就可能面临着威胁。他认为，迫在眉睫的种族冲突，可能会在他自己所在的时代到达危急关头。
种族冒险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们身在其中。斯拉夫人正蓄势待发，随时准备开始。黄种人和棕种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来一次与我们自己的同样大而又更加独特的冒险呢？(61)
休·H. 腊斯克（Hugh H. Lusk）认为，日本人的威胁只是蒙古人种普遍觉醒的一小部分。由于古老的人口问题，他们迫切的扩张欲望可能很快就会把他们送上太平洋，并最终送到美国西南部以及经由墨西哥送到美国大门口。(6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黄祸”论达到了顶点，国会议员都在公开谈论太平洋地区不可避免的冲突。(63)
美国人当中最接近德国军国主义作家冯·伯恩哈迪（von Bernhardi）将军的，也许是荷马李将军。荷马李是一位人生经历煞是丰富的军事冒险家，曾参加过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顾问。他的军国主义直接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上。他坚信，国家就像有机体一样，依靠生长和扩张来抵御疾病和衰朽。
正如体力代表了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力量一样，军事力量也同样被算作国家的力量；理想、法律和组织都只是短暂的光辉，只有在这种力量生机勃勃时才是实在的。正如男子气概标示了人类身体活力的高度一样，一个国家的军事胜利也标示了这个国家肉身伟大的顶峰。(64)
战斗状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为生存而斗争的战斗、征服战斗，以及霸权战斗或维护所有权的战斗。正是在第一阶段，也即生存斗争阶段，一个民族的才智达到了自己的顶峰；这种斗争越是艰苦，战斗精神就越是发达，结果便是征服者往往来自人烟稀少的荒原或满是岩石的岛屿。斗争与生存的法则是普遍的、不可改变的，民族的存续取决于它对这些规律的认识。
盘算着阻挠它们、抄近路规避或是迂回绕过它们、欺骗它们、蔑视和亵渎它们，都是愚不可及的，搞得好像仅靠人类的别出心裁就可以做到似的。历史从未证明这么做是正确的——人类却总是这么做——而最后的结局都是无法收拾，终至毁灭性的灾难。(65)
荷马李对日本人入侵美国的可能性发出了警告，并争辩说，解决同日本之间的战争问题的办法是发起土地运动，为此，国家需要建设一支比当前强大得多的军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军事建制，西海岸将面临敌人入侵的致命危险。至于敌人的入侵策略，李早有具体翔实的推演。
李进一步警告说，撒克逊各种族竟然准许自己人民的战斗性下降，这是在藐视自然法则。他坚信，让个人欲望凌驾于国家生存所需之上的堕落倾向，对盎格鲁—撒克逊人遍及全世界的权力构成了威胁。被大量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淹没的美国，已慢慢地不再是撒克逊种族的堡垒。大英帝国因为有色人种已经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撒克逊时代即将结束。撒克逊人还没有作好准备来迎接德国人与撒克逊人之间即将展开的斗争。解决盎格鲁—撒克逊衰落的办法只有一个：加强战斗性。联盟在战争中不堪一击，但普遍义务兵役制兴许可以遏制已经令人担忧的下滑趋势。(66)
主张备战的人也从生物学角度提出了与李相似的呼吁。哈德森·马克沁（Hudson Maxim）是无烟火药的发明者，马克沁机枪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Hiram Maxim）的兄弟。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不设防的美利坚》（Defenseless America, 1914）的著作，该书被赫斯特国际图书社（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广泛发行。马克沁警告说：“自我保存是大自然的第一法则，这个法则适用于个人，同样也完全适用于国家。我们美利坚共和国（American Republic）除非遵守生存法则，否则就无法生存。”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斗争动物，人类的本性一直以来都差不多是相同的。不作好斗争准备，就有被灭绝的危险；而备战则可止战。(67)
在有组织的备战运动的战时领导人中间，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哲学。(68)国家安全联盟（National Security League）下设的建设性爱国主义大会（Congress of Constructive Patriotism）主席S. 斯坦伍德·门肯（S. Stanwood Menken）警告各位委员，适者生存法则适用于国家，美国只有实现全民觉醒，才可以声称自己是适者。(69)伦纳德·伍德将军（Leonard Wood）对抑制战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说这么做的“难度简直不亚于要让支配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即适者生存法则实际上归于无效”。(70)尽管从生物学方面对军国主义进行论证在美国领导人中还谈不上是主旋律，但这种做法确实为他们诉诸达尔文主义化的民族心理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
到1898年扩张问题已经出现时，反帝主义者一直都未曾力图对种族诉求作出回应，或是将这种诉求同其达尔文主义的框架脱离。他们宁愿忽视种族命运这一宽泛的主题，而将精力集中在呼吁回归美国传统上。政党联合事件无疑对有政治头脑的反扩张主义者不愿攻击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教条产生了影响，因为民主党——其力量在“团结一致的南部”（Solid South）最雄厚——是反对派的堡垒，另外，否认盎格鲁—撒克逊神话只会挑起种族问题，而回应不了扩张主义领导人的根本论点。然而，有些民主党人却将扩张的种族角度倒转过来，将其作为反对吞并海外领土的证据。国会中有人，特别是有些南方议员，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承担起统治菲律宾人的责任，就是把一个陌生的、性情不合志趣不投的、无法被同化的、可能也没有能力在民主自治方面达到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度的民族，纳入我们的政治结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W. 丹尼尔（John W. Daniel）1899年宣称：
有一件事是时间和教育都改变不了的。你可以改变豹的斑点，但你永远改变不了上帝创造的各种族的不同品质，因为上帝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不同种族在世界的教化和开化过程中完成各自单独的、截然不同的任务。(71)
那时候，接受科学训练的人还没有像现在人类学所鼓励的那样，在种族等势（racial equipotentiality）方面采取超前立场，这一观念在当时也没有广泛普及。当然也有例外。1894年，弗朗兹·博厄斯在他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人类学分会副会长发表的观点新颖且充满怀疑的演说中，就当时普遍存在的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批评。他指出，由于白人的文明程度“更高”，因而他们种族的天分也就更高，这种无凭无据的看法很普遍。人们很是幼稚地将白人的文化标准认作规范，只要和规范有偏差，这个偏差就被自动看作是某一低级文化类型的特征。博厄斯把欧洲人的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归因于他们的历史发展环境，而非他们自己内在的固有能力。(72)
威廉·Z. 雷普利（William Z. Ripley）的扎实研究《欧洲的人种》（The Races of Europe，1897）也向受过教育的读者介绍了种族观念的某些复杂性，并推翻了雅利安神话。然而，除了专家或是好奇的门外汉之外，人们对这些问题知之甚少；而且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在讨论中也会去偏护这种神话，除非诉诸其他偏见，否则盎格鲁—撒克逊神话那些自鸣得意的断语根本容不得争辩。学者中常见的，是袭自海克尔生物发生律（Biogenetic Law）的观念，即既然个人的发展是种族发展的重演，未开化的人就必须被看作是处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被管束的阶段——即如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言，“半是魔鬼，半是孩童”。(73)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在他的研究《青春期》（Adolescence，1904）中，接受了这种看法。虽然霍尔觉得落后民族的那种像孩子般的天真无邪，让他们有权得到他们种系发展中的“长辈”的亲切相待和同情怜爱，后者应该耻于向儿童发动战争，但作为重演说之基础的对原始文化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并不适合用来搅乱那些种族优越论的代言人。(74)
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对种族不平等的教条提出挑战需要一定的勇气。很少有人能像托尔斯泰（Tolstoi）的美国门徒欧内斯特·霍华德·克罗斯比（Ernest Howard Crosby）那样走得这么远。他不仅写出了“一个让世界庸俗化的盎格鲁—撒克逊联盟”这样的话，而且通过对吉卜林的颇负盛名的戏仿暗示，西方文明的种种好处，对偏僻的海岛上那些节奏缓慢的人群来说，并不是什么理想的事。(75)然而，即便很少有人能像克罗斯比那样，但威廉·詹姆斯还是表达了支持，后者就认为，我们“在吕宋摧毁了世界上唯一神圣的东西，一个民族生命的自发的萌芽”。(76)虽然很少有反帝主义者愿意挑战白人优越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论的基本假设，但还是有人怀疑通过征服或者兼并来传播文明有什么好处。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很有可能会同意派往菲律宾镇压阿吉纳尔多起义的部队中某一个团里的黑人士兵在厌战时刻的说法，他们说，“这副声名狼藉的白人重担一点儿也不像人们吹的那样”。(77)
对反帝主义者来说，最有用的争辩是诉诸美国精神的各项传统，这种惯常做法好在无需引入新的、人们不熟悉的概念。大家认为，扩张意味着接纳在语言、习俗和制度上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种族。这就意味着殖民官僚体制的开始。这种体制会去笨拙地模仿英国的方式。这就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结果便是沉重的税收负担。对无力无助的民族进行统治和剥削，将使美国民主最优秀的传统蒙羞，而这些优秀传统一直坚持，只有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才具有合法性。一个在自己的陆界内如此富有和伟大的国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迫切需要，扩张风险大收益小。开启帝国生涯将把美国完全直接带入世界政治游戏，包括其所有的军国主义性质的仇恨和穷兵黩武的行为。这背后隐藏着为保卫海外财产去不断发动战争的危险。(78)
反帝人物中最活跃的，是一度担任反帝联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副主席的威廉·詹姆斯。他时不时给波士顿《晚讯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去一封情绪愤怒的信，谴责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他控诉“白人重担论”“天定命运论”：
哪里还能找得到比这更加证据确凿的对整个臃肿的、被当作偶像加以崇拜的“现代文明”的控诉吗？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文明就是巨大的、空心的、发出轰轰回响、使人腐化堕落、催人矫揉造作、令人迷惑糊涂的，只有残酷的冲力和非理性而别无他物的湍流，它结出来的果实就是这个样子！(79)
在一篇驳斥西奥多·罗斯福演讲《奋斗不息》的强硬文章中，他断言罗斯福“精神上仍处在青春期初期的狂飙阶段”，在发表关于人类事务的演讲时，“只有一个角度，就是想方设法刺激大家的情绪，而且只讲这些事可能会给美国造成的困难”，还总是滔滔不绝地说战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至于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去做，罗斯福“不置一词……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就是，这个敌人和那个敌人别无二致。……他将一切都淹没在抽象的好战情绪的洪流之中”。(80)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也从反扩张主义者的武器库里捡出几乎所有武器来攻击帝国主义念头。那些熟悉萨姆纳在民主问题上干脆利落地打破旧习的人，要是看到这位毫不妥协的教导者为了向帝国主义者开战甚至准备放弃国家的民主原则，或许使劲地揉过自己的眼睛；但他的争辩带着一种无可置疑的真诚，特别是这么做又一次危及了他在耶鲁的处境。“我的爱国主义，”他高呼，“就是对下面的看法出离愤怒的爱国主义，这种看法就是：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直到它击败了西班牙，才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实上，美国只是在一场历时三个月的小规模战役中，击垮了一个可怜的、衰朽的、完全没有价值的旧国家。”(81)
在所有和平倡导者和扩张主义反对者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乔丹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的事，那就是在美国人心目中确立了战争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邪恶而非善行的观念，因为它带走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适者，留下了不那么合适的人。乔丹在南北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哥哥，1898年开始对裁军和国际仲裁运动产生兴趣。作为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和优生学运动的领袖，他把注意力转向战争的生物学方面。在美西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乔丹采用人体计测、伤亡统计、内战老兵的回忆以及其他生物学家的结论等各种广泛的证据，来阐述他的主题。乔丹指出，达尔文本人也赞同，战争会对人类产生不良影响，会导致种族退化。(82)乔丹成为爱国者、军国主义者和倡导作好战争准备的人士最爱的靶垛，他们指出，在以往时代，战争不断，种族也在持续不断地改良，这足以作为驳斥其命题的证据。(83)
虽然乔丹未能使这个国家接受自己的准和平主义观点，但他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一条深刻的信念：战争会导致人种的退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由于人们普遍反对军国主义，他的学说得到了巩固，也因着被那些最常见的书报资料不断复述而受到崇奉。比如《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编辑在1921年写道：
要么裁军，要么死亡。这是所有敢于探明事实的人都要面对的一种选择。不怕面对事实的人懂得，就像大自然灭绝弱者、不适者一样，战争会灭绝强壮的人、勇敢的人，夺走种族中最生机勃勃的血脉。(8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以反军国主义而非军国主义的名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战争时期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敌视生物军国主义。大家觉得，这是敌人的哲学。对知识分子而言，权力政治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他们与之斗争的哲学不可分割的部分。(85)战争文学在刻画残忍的德国军事领导人形象时，都会有一种想法，即赋予其形象这么一个特征：德国人的思想被一种刻意、任性、冷冰冰的非道德论哲学支配着。大家一直以为德国人崇拜特赖奇克、尼采、冯·伯恩哈迪以及其他军国主义者。这些人让德国人确信，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一个注定要征服欧洲或者世界的超人种族；这些人鼓吹强权带来正义，战争是一种生物需求，适者生存证明征服有理。人们一下子突然普遍对尼采和冯·伯恩哈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1914年10月，保罗·埃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就评论说：“拜每天的新闻所赐，在大街上的人们那里，尼采这个名字开始具有一种险恶的含义。”(86)
翻箱倒柜地搜尽德国沙文主义作品的英美学者，是不会放过具有毁谤性的证据的。“好的战争会把任何事体都神圣化”，以及从尼采笔端流溢出的其他类似话语，都可以添进一长串活该受到谴责的引文之列。克劳斯·瓦格纳（Klaus Wagner）在他的《战争》（Krieg，1906）中说：“古老的教士们宣扬战争是上帝的公正判决；现代自然科学家则在战争中看到了一种吉庆的选择模式。”(87)冯·伯恩哈迪在他一版再版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说：
战争……不只是民族生活中的必要成分，而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就是在其中找到力量和活力的最高表现。……战争给出了一项生物学上的公正抉择，因为它的抉择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它不仅是一种生物法则，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就此而言，也是文明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88)
这场战争带来了对德国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大量彼此类似的攻击言论。其中，最具学术含量的，是由华莱士·诺特斯坦（Wallace Notestein）和埃尔默·E. 斯托尔（Elmer E. Stoll）编写的《征服与文明：德国人是这么说他们的目标的》（Conquest and Kultur, Aims of the Germans in Their Own Words）。该书在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领导的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因此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威廉·罗斯科·塞耶（William Roscoe Thayer）尤其热衷于宣传这种对德国人心态的演绎，他宣称：
德国人四处看到的都是他们是上帝选民的证据。他们对进化论学说进行解读，以图从中为他们的抱负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进化论教导人们“适者生存”。
超人哲学的捍卫者们严重依赖生物学来支撑他们的信条。他们被“适者生存”这句话给引入了歧途。听到他们唧唧喳喳，你可能会推断，只有适者才得以生存；或者反过来说，你生存下来了这一事实证明，你就是“适者”。(89)
当那些真正读过尼采的人指出尼采对德国沙文主义唯有蔑视时，(90)便有人说，从连尼采自己都承认的自相矛盾中得出的核心观念，就是德国的外交理念和军国主义理念。(91)对于那种力图向大家表明尼采的思想来源于达尔文主义的倾向，J. 爱德华·默瑟主教（Bishop J. Edward Mercer）感到颇为震惊，他为英国《十九世纪》（The English Nineteenth Century）写了一篇捍卫达尔文的文章，阐述了达尔文的道德意识理论，并把他与尼采作了切割。(92)然而，达尔文的传统形象仍然顽固地存在，甚至为那些对德国非常了解的学者所接受。(93)
在这种与武力哲学作斗争的必要性的引导下，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Ralph Barton Perry）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所有作品发起了咄咄逼人的攻击。在其驳斥达尔文主义化的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所有作品中，《当前的思想冲突》（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1918）内容最扎实，影响也最广泛。这些反驳的顶点，就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些畸形怪物归因到冯·伯恩哈迪和尼采头上。(94)整个进化论信条，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步遗产，到约翰·费斯克的肤浅乐观，再到本杰明·基德的警告，最后到托马斯·尼克松·卡弗的自然选择经济学，全都成了佩里教授斧下之鬼。像他之前的威廉·詹姆斯一样，佩里指出了达尔文主义社会学本质上的循环性，即权力和力量是以生存来定义的，而生存反过来又是用力量和权力来加以解释的。在达尔文主义看来，生存者类型和适者类别的所有变化都与隐秘的价值观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价值问题，只有生存本身。罗马用军事力量征服世界，希腊用思想力量征服世界，抑或犹太用宗教情感力量征服世界，都是一样的。不可否认，这种看法由于其生物学的本源，而的确表现出一种“偏爱更残酷、更暴力的斗争形式的强烈倾向，因为它显然更具有生物性”。(95)
和平主义者还利用了武力哲学的反应来反戈一击。(96)应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之请，乔治·讷司密斯（George Nasmyth）1916年出版《社会进步与达尔文主义理论》（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arwinian Theory）一书，普及了克鲁泡特金和欧洲大陆最杰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批评家、俄国社会学家雅克·诺维考（Jacques Novicow）所做的工作。(97)讷司密斯声称，“知识界和公共舆论已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乎一致认为它是进化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遵照该理论实际的社会重要性的要求，对其进行深挖细究的分析”。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斯宾塞要负主要责任。社会达尔文主义最重要的生物学上的错误是，它习惯于忽视物质宇宙，习惯于认为进步的原因不是人与环境的斗争而是人与人的斗争，而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结不出什么果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错误是，将“适者”错误地解读为最强者，甚至是最残忍的人，而对达尔文来说，适者只不过意味着最能适应现有条件而已。斗争也同战败者的全部死亡混淆在一起，而事实是这种自然选择因素在人类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整个互助现象被武力哲学全盘忽视，而正是由于互助，人类才有了在宇宙中的统治地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全人类是一个联合体，所有战争都是内战；然而，武力哲学家从不主张把内战看作进步的源泉。(98)
除了有少数几部值得注意的重要著作外，社会学这门学科仍然完全处于松散的、没有条理的状态。生物现象与社会事实混淆在一起。那些自称是这方面专家的人，还会严肃地认为德法之间的各种关系等同于比如说猫和老鼠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因此严重损害他们的声誉，也不会因此招来多少揶揄或是奚落。(99)
反军国主义还连带产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意外结果。弗农·凯洛格（Vernon Kellogg）是一位生物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领导下在比利时服役期间，结识了几位德国军事领导人。在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中，凯洛格称，敌人的哲学是一种被冷酷无情地用于国家事务的赤裸裸的原生态达尔文主义。(100)凯洛格的书引起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关注，强化了他认为进化观念生性邪恶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信念，坚定了他讨伐这些进化观念的决心。(101)约翰·T. 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就不仅因达尔文的理论遭了殃，也吃了布赖恩的苦头。多年来，布赖恩一直对达尔文主义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忧心忡忡。1905年，彼时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执教的E. A. 罗斯就发现布赖恩在读《人类的由来》，布赖恩告诉他，这样的学说会“削弱民主事业，强化阶级自豪感和财富的权力”。(102)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这一点上，布赖恩的直觉——凭他的智识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约束自己——真的很准。
(1) 达尔文本人并不是一位确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个事实，并不影响这类诉诸达尔文的观点的貌似合理性。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达尔文应负多大责任的讨论，参见Bernhard J. Stern, Science and Society, VI (1942), 75–78。
(2) 参见Jacques Novicow, La Critique du Darwinisme Social (Paris, 1910), pp. 12–15。海斯和巴尔赞讨论了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中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Carlton J. H. Hayes,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pp. 12–13, 246, 255 ff.; Jacques Barzun, Darwin,Marx, Wagner, passim.
(3) “The Philosophy and Morals of Wa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IX (1889), 794.
(4) 普拉特在《美国扩张的意识形态》一文中引述了此话。Julius W. Prat,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Expansion,”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E. Dodd (Chicago, 1935), p. 344.
(5) Albert J.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chap. vii.
(6) 参见W. Stull Holt, “The Idea of 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 (1940), 352–362。
(7)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1874), p. 23.
(8) The Letters of Henry Adams, II, 532.
(9) Edward Saveth, “Race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LXIV (1939), 421–441.
(10) A Short History of Anglo-Saxon Freedom (New York, 1890), p. 308.
(11) Ibid. , p. 309.
(12) Political Science a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I, vi, 3–4, 39, 44–45.
(13) 参见A. B. 哈特（A. B. Hart）为《西奥多·罗斯福著作集》写的前言，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III, xiv.
(14) Ibid. ,VIII, 3–4, 7. 罗斯福意识到了许多常见的“种族”术语（如“雅利安人”“条顿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空泛无聊，但他无法摆脱种族主义魔障。参见ibid. ,XII, 40–41,以及他对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评论，ibid. , 106–112。1896年，他公开赞同勒庞（Le Bon）的种族主义，称其“非常好，很真实”。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New York, 1925),I, 218.
(15)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II, 256 ff.
(16) Ibid. , II, 263. 另请参见The Destiny of Man, pp. 85 ff. 。
(17)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II, 341.
(18) 参见Civi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xiii;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assim。
(19) A Century of Science, p. 222;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p. 43–44.
(20)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 135.
(21) Ibid. , pp. 140–145.
(22) Clark,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Fiske, II, 139–140.
(23) 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p. 7.
(24) Clark, op. cit. , II, 165–167.
(25) Our Country, p. 168.
(26) Ibid. , p. 170, 引自The Descent of Man, ed. unspecified, Part I, p. 142;达尔文参考的是辛克的Last Win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868), p. 29。
(27) Strong, op. cit. , pp. 171–175. 另请参阅比较斯特朗的The New Era (New York, 1893),chap. iv。
(28) Claude Bowers, Beveridge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Cambridge, 1932), p. 121.
(29) Roosevelt, op. cit. , XIII, pp. 322–323, 331.
(30) Tyler Dennett, John Hay (New York, 1933), p. 278.
(31) John R. Dos Passos, The Anglo-Saxon Century, p. 4.
(32) “The Problem of the Philippin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VII (1898), 267.
(33) “The Economic Basis of Imperialism,” ibid. , (1898), 326.
(34) “Can New Openings Be Found for Capital?” Atlantic Monthly, LXXXIV (1899), 600–608.
(35) A. Lawrence Lowell, “The Colon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bid. , LXXXIII(1899), 145–154.
(36) George Burton Adams, “A Century of Anglo-Saxon Expansion,” Atlantic Monthly,LXXIX (1897), 528–538; John R. Dos Passos, op. cit. , p. x; Charles A. Gardiner, The Proposed Anglo-Saxon Alliance (New York, 1898), p. 26; Lyman Abbot, “The Basis of an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VI (1898), 513–521;John R.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Forum, XXV (1898), 14–26.
(37) Hosmer, op. cit. , chap. xx.
(38) Schurz, “The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 Atlantic Monthly, LXXXII (1898), 436.
(39) Atlantic Monthly, LXXI (1898), 577–588. 试比较Dos Passos, op. cit. , p. 57。
(40) 参见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p. 27, 107–134。
(41) 参见Dennett, op. cit. , pp. 189, 219; Dos Passos, op. cit. , pp. 212–219, passim;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enry Cabot Lodge, I, 446;An American Response to Expressions of English Sympathy; Charles Waldstein,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Ideals and the World’s Peace (New York and London, 1899)。
(42) Waldstein, op. cit. , pp. 20, 22 ff.
(43) William R. Thayer,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oston, 1915), II, 234.
(44) 最好的讨论来自George L. Beer,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New York, 1917)。
(45) Stephen B. Luce, “The Benefits of Wa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III (1891), 677.
(46) 参见Merle Curti, Peace or War, pp. 118–121; Harriet Bradbury, “War as a Necessity of Evolution,” Arena, XXI (1891), 95–96; Charles Morris, “War as a Factor in Civilization,”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LVII (1895), 823–824; N. S. Shal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Warfare,”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II (1896), 328–340。
(47) Mahan, op. cit. , p. 267.
(48)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p. 85.
(49) Letters, II, 46.
(50)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pp. viii ff.
(51) 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 p. 192.
(52) Ibid. , pp. 193–222.
(53) “The New Industry Revolution,” Atlantic Monthly, LXXXVII (1901), 165.
(54) Mahan, op. cit. , p. 18.
(55)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op. cit. , XIII, 220–222; “The Law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 ibid. , XIII, 242–260.
(56) “Race Decadence” (1914), op. cit. , XII, 184–196. 试比较“A Letter from President Roosevelt on Race Suicid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XXXV(1907), 550–557。
(57) 参见J. F. Abbot, Japanese Expansion and American Policies (New York, 1916), chap. i。
(58) Payson J. Treat,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 Stanford, 1928), p. 187.
(59) 一位西海岸作家的观点，参见Montaville Flowers, The Japanese Conquest of American Opinion (New York, 1917)。
(60) Sidney L. Gulick, America and the Orient (New York, 1916), pp. 1–27.
(61) “The Yellow Peril,” 收录于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0), pp. 282–283。
(62) “The Real Yellow Peril,” North American Review, CLXXXVI, (1907), 375–383. 试比较一种更温和的观点，J. O. P. Bland, “The Real Yellow Peril,” Atlantic Monthly, III(1913), 734–744。
(63) Abbott, op. cit.; S. L. Gulick, The American Japanese Problem (New York, 1914), chaps. xii, xiii. 有关战后危言耸听方面的例子，参见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George Brandes, “The Passing of the white Race,” Forum, LXV (1921), 254–256。洛斯罗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担心，适者生存学说正开始让西方人自食恶果。参见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pp. 23, 150, 167, 181–182, 219–221, 307–308。
(64) The Valor of Ignorance, pp. 8, 11.
(65) Ibid. , p. 44; 试比较p. 76。
(66) The Day of the Saxon, passim.
(67) Defenseless America, pp. v, 27–41, 240.
(68) 尤见亨利·A. 怀斯·伍德（Henry A. Wise Wood）为W. H. 霍布（W. H. Hobb）的《伦纳德·伍德传》一书所写的序，Leonard Wood (New York, 1920)。
(69) Proceedings, Congress of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New York,1917), p. 16.
(70) Hermann Hagedorn, Leonard Wood (New York, 1931), II, 173.
(71) Congressional Record, 55th Congress, 3rd Session, p. 1424.
(72) “Human Faculty as Determined by Race,” Proceeding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XLIII (1894), 301–327.
(73) 参见James M. Baldwin, Mental Development in the Child and in the Race (New York,1895), chap. i。
(74) 参见Adolescence (New York, 1905), Vol II, chap. xviii, 尤见pp. 647, 651, 698–700,714, 716–718, 748。
(75) 参见Swords and Ploughshares (New York, 1902), p. 54, passim。
(76) Perry,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I, 311.
(77) Arena, XXII, 702.
(78) Merle Curti, op. cit. , pp. 178–182. 代表性的反帝论争，参见David Starr Jordan, Imperial Democracy (New York, 1899); R. F. Pettigrew, The Course of Empire (New York, 1920),参议院发表的讲话重印稿；George F. Hoar, Autobiography of Seventy Years (New York,1903), Vol. II, chap. xxxiii。另请参见Fred Harrington, “Literary Aspects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 New England Quarterly, X (1937), 650–667。左翼观点见Morrison I. Swift, Imperialism and Liberty (Los Angeles, 1899)。
(79) Perry, op. cit. , II, 311.
(80) 引自ibid. , II, 311–312。
(81) “The Conqu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pain,” 收录于War and Other Essays, p. 334。
(82) 参见The Blood of the Nation (Boston, 1899); The Human Harvest (Boston, 1907); War and Waste (New York, 1912), chap. i; War’s Aftermath (New York, 1914); War and the Breed (Boston, 1915)。
(83) 参见Theodore Roosevelt, “Twisted Eugenics,” op. cit. , XII, 197–207; Hudson Maxim,op. cit. , 7–18; Charmian London, The Book of Jack London, II, 347–348。
(84)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 Saturday Evening Post, CXCIV (August 20, 1921)，20.
(85) 参见William Archer, “Fighting a Philosopher,” North American Review, CCI (1915), 30–44。“贴切地说，我们斗争的对象是尼采哲学。”
(86) “The Lust of Empire,” Nation, XCIX (1914), 493.
(87) 引自Out of Their Own Mouths (New York, 1917), pp. 75–76。
(88) 引自ibid. , p. 151。
(89) Germany vs.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16), pp. 80–81; Volleys from a Non-Combatant(New York, 1919), p. 20; 试比较他为Out of Their Own Mouths写的前言，p. xv。另请参见Michael A. Morrison, Sidelights on Germany (New York, 1918), pp. 34 ff. 。英国人的一种看法，参见J. H. Muirhead, German Philosophy in Relation to the War (London,1915)。马克斯·伊士曼的《了解德国》是当时一部很有趣的为德国辩护的著作，Max Eastman, Understanding Germany (New York, 1916), 尤见pp. 60 ff. 。
(90) “Blaming Nietzsche for It All,” Literary Digest, XLIX (1914), 743–744; “Did Nietzsche Cause the War?” Educational Review, XLVIII (1914), 353–357.
(91) Archer, op. cit. , pp. 30–31.
(92) J. Edward Mercer, “Nietzsche and Darwinism,” Nineteenth Century, LXXVII (1915),421–431.
(93) 参见弗雷德里克·惠特里奇引用的G. 斯坦利·霍尔的话，Frederick Whitridge, One American’s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War (New York, 1914), pp. 37–39。另可参见Halls Morale (New York, 1920), pp. 10–14。
(94) The Present Conflict of Ideals, pp. 425–428。
(95) Ibid. , p. 145.
(96) Curti, op. cit. , pp. 119–121.
(97) 参见Novicow. op. cit. , and Les Luttes entre Sociétés Humaines (Paris, 1893)。
(98)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arwinian Theory, pp. 21, 29, 53–60, 64–68, 79, passim.
(99) Ibid. , p. 115.
(100) Headquarters Nights (Boston, 1917).
(101) 参见Wayne C. William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New York, 1936), p. 449。
(102) Seventy Years of It, p. 88. 试比较布赖恩的In His Image (New York, 1922), pp. 107–110, 12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