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领域的理论探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又将怎样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幽灵是否会借尸还魂？
除了可能向一种以效仿观念和身份观念为鲜明特征的文化状况复归外，从逻辑上讲，体现在基督教兄弟情谊原则中的古老的、在种族问题上的偏好，我们应该继续加以肯定，而放弃竞争性商业的金钱道德。
——托斯丹·凡勃伦
人生百态，生存斗争不过是其中倏然而逝的体验之一，此刻在许多人看来，它却是宇宙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事实。究其缘由，主要是大量有趣的解释，让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这一紧要之处，既然汇聚了大量前人，也就肯定会有诸多来者。
——查尔斯·霍顿·库利
一
进化论对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伦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却未能促使经济学发生类似转变。在众多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家的人物中，只有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一个人曾试图将进化论融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陆续提出自己社会哲学的基本原理时，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思考要传统得多。
大家一致认可，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灵活性，其最合理的解释是，它的那些代言人确信，他们的科学从生物学中几乎学不到什么。政治经济学的公认功能，就如美国大学里教的和舆论场合中宣传的那样，是辩护。它一直以来就是对竞争性的财产制度和个体企业制度下的经济过程的一种理想化解释；越出固有模式轨道的尝试，由于违背了自然法，一直都受到阻拦。正如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谈到美国经济学会成立之前那段时期的自由放任原则时所言，“在（美国）这里，它不仅仅是用来检验经济学的正统性，更是用来确定一个人究竟是不是经济学家”。(1)
萨姆纳所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正统经济学家所设想的自己这门科学的功能明显十分般配，而他们竟然普遍未能接受，个中缘由，同进化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解决是有一点关联，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巧合。更重要的原因是，古典经济学已经有了自己的社会选择学说。既然是古典经济学传统的一处伟大部分领着斯宾塞、达尔文和华莱士迈向了他们的进化理论，经济学家也许便有几分理由声称，生物学只是把他们早已掌握的一个真理普遍化了而已。
自然选择模式和古典经济学模式极其相似，(2)这说明达尔文主义只是增添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词汇，而没有增加实质性的内容。两者都假定，动物从根本上是以自我为本位的，按照古典经济学模式，动物追求的是快乐；按照达尔文的模式，动物追求的是生存。两者都假定，将享乐冲动或生存冲动付诸行动时，竞争是常态。在两者那里，存活下来的或兴旺发达的都是“适者”（通常都是用这个词的褒义含义）：要么是最令人满意地适应了环境的有机体；要么是最有效率、最节约的生产者，最节俭、最克己自制的工作者。这里应该补一句，经济学更适合用来对现状进行宽和的解释，因为它把当下的环境视为天然的论据并理所当然地加以认可；达尔文的那些一丝不苟而又洞察敏锐的追随者则看到，“适者”可能被理解为适合低劣的、有辱人格的环境。凡勃伦（写于1900年）发现，“对常态（normality）范畴和正当（right）范畴的识别，是斯宾塞先生伦理与社会哲学的首要特征，后来古典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很容易成为斯宾塞主义者”。(3)此外，古典经济学和自然选择理论都属于自然法学说。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古典经济学更有利于助长智识的稳定性，因为它的均衡概念是牛顿式的，因此是静态的；(4)而动态社会理论则提出，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具有各种可能性。
人口数量对生存的压力这个概念，在生物学同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中极其重要，它不仅在马尔萨斯的学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与经典的工资基金学说也密切相关。根据工资基金理论（该理论在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的极端支持者中甚是流行(5)），劳动报酬是从资本基金中支付的，资本基金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是由求职的工人人数与工资基金的总额之比决定的。按照工资基金理论的逻辑，无论是立法规制，还是劳动者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并由此示意要恪守默许之道。竞争通常被看作是财富分配的最佳手段。根据这一学说，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使有限的工资基金捉襟见肘，就像全部人口给生活资料形成的压力一样，无法摆脱。沃克道，该学说“为有关工资方面的现存秩序提供了充分的正当理由，这使得它颇受青睐”。(6)然而，在他1876年出版研究性著作《工资问题》（The Wages Question）后，工资基金理论的声望却急速下降。
美国经济学思想的内容并没有迅速改变。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最流行的大学教科书是弗朗西斯·韦兰牧师的修订版《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最初写于1837年。萨姆纳和凡勃伦都是用这本书来学习他们大学的经济学课程的。韦兰当初的目的就是把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的学说用条理化的方式进行重述。韦兰和古典传统的其他代表性人物，如弗朗西斯·鲍恩、阿瑟·莱瑟姆·佩里（Arthur Latham Perry）和J. 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在经济科学的基本前提这个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人是一种欲望动物，普遍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竞争机制如果自由、公正，就会把经济人的自我追求转化为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服务的行为。但这一机制很微妙，必须允许它在“正常”条件下运转，而且政府不能凌驾在它的头上进行干涉；要享受天生良善的自然经济法则的果实，就必须允许它不受阻碍地运转；人们必须勤劳、节俭、克制、自力更生；拯救经济的办法是自助自救，而不是软弱地求助于国家干预。(7)因此，就萨姆纳这一方来说，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把这种模式与达尔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匹配起来。
19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传统经济思想正在逐渐失去对年轻学者的控制力，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理查德·伊利刚从哈雷大学（Halle）和海德堡大学毕业，便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的过去与现在》（“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在文中，他抨击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主义和简单化，抨击它对自由放任的盲目信仰，抨击它坚信利己主义可以对人类行为作出充分解释。伊利称赞历史学派是一剂解毒的妙方，争辩说历史的方法不会导致这些脱离实际的极端情况。
……这种较为年轻的政治经济学不再允许科学成为贪婪之辈手中用来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它不认可以自由放任为借口眼睁睁看着人们忍饥挨饿而无所作为，也不允许将充分竞争作为压榨穷人的借口。(8)
第二年，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来自中西部的农家子弟西蒙·帕顿（Simon Patten）出版了一部批评性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The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对无限制竞争的社会效用提出了质疑，并表达了他对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工资基金学说的不满。帕顿说，一般认为达尔文证实了马尔萨斯的定律，但达尔文的理论在一个关键地方恰恰与马尔萨斯主义相左。马尔萨斯认为，人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属性，但达尔文认为人是可塑的，并且环境决定了人的特征。按照真正的达尔文学说的前提，人们不能假设有永久的自然增长率这么一件事物，因为人口的增长率会根据自身周围的环境和各种条件发生变化。(9)
1885年，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在伊利的领导下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其原则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机构，它的积极协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感谢昔日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但我们不太指望依靠推测，而是更期待通过对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进行历史研究和统计研究，来圆满地实现经济学的发展。(10)
经济学会的成员作为一个整体，绝不像伊利那样对传统持批评态度，而伊利本人也并不是竞争原则的激烈反对者。(11)这一声明表达的毋宁说是对墨守成规的辩护那种简单的教条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虽然达尔文学派对年轻的叛逆者比对大多数正统观念的代言人来说意味着更多；但对这些年轻的叛逆者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宽泛的变化学说或发展学说；他们的榜样是德国历史学派而不是达尔文主义。“我们头脑中有两样最根本的东西，”伊利写道，“一是进化论思想，一是相对性观念。”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比任何有关经济学方法的争论都更重要。“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到来，如果这个世界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有一种新的经济学与之相伴。”(12)
二
无论达尔文主义对经济理论的影响怎样微乎其微，人们无疑还是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附论。这些附论用萨姆纳式的方法证明，竞争是生存斗争的一种特殊情形。在这所有言辞中，最令人难忘的，恐怕是沃克对贝拉米反对竞争的批评。民族主义者认为适者生存是一项十足野蛮的准则，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对于这种说法，沃克嗤之以鼻。他评论说：“我必须认为，任何人对生活事实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他觉察不出竞争所蕴含的那种力量。这种力量正是人类的智力、道德力和体力从一个阶段提升到另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3)
这样的声明通常都伴随着更大范围的讨论而来，达尔文主义在这里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然而，有这么两位经济学家，西蒙·帕顿和托马斯·尼克松·卡弗（Thomas Nixon Carver），可不想如此漫不经心地使用达尔文主义，而是试图将经济学和生物学合为一体。帕顿首先从分析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入手，指出其首要的失败之处是对人类经济抱持静态观念：“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人的主体素质可以忽略不计。大自然是如此的吝啬，它留给人类的剩余是如此之少，以致社会关系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大自然看上去是很吝啬，直到经济环境随着人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新的阶层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们的心理特征。某一社会的法则不仅仅是自然法则；它们更是“由社会所利用的自然力量的特定组合而产生的法则”。
环境的改进，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每一次降低成本，就创造出另一种消费秩序，一种新的生活标准；而这往往又会诱发新的竞赛心，激发新的生产动机，鼓励采用新的设备，促进成本的再次降低。这就是动态经济的运行方式：进步是以稳定的、螺旋上升的方式发生的。(14)
在一篇名为《社会力量论》（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1896）的论文中，帕顿进一步详述了他对流行的社会理论的批评。当时的思考仍为18世纪的哲学所主导，几乎没有受到进化论的任何影响。在帕顿这里，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而非静止不动的理念，占据了其理论体系的中心位置。经济学中的商品理论实际上是对有机组织的环境研究。每个有机体所处的环境是其各种经济状况的总和，随着这些状况的改变而改变。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无数的环境。任何一种既定的环境，一旦有生物体在其中居住，很快就会塞满挣扎求生的生命。“逐步前进的演化取决于从一个环境转到另一个环境，从而避免竞争压力的能力。”一系列不同的环境会导致出现越来越复杂的各种状况，每次为了变迁，都需要来一趟新的心智演化。一个逐步前进的民族，即使其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变，也要经历一个完整系列的不同环境。在渐进的演化中，高级动物作出调整去适应新的环境；低级动物之间则为现存的有限资源进行滞态的竞争。因而，进步的本质就是摆脱竞争。
像沃德一样，帕顿也对生物学的进步和社会学的进步两个阶段作了明确的划分。除此之外，他自己还特地加了一个区分，即感觉才能占优的生物体和运动才能占优的生物体。感觉才能占优的生物体对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运动才能占优的生物体则“精力充沛，动作迅速”。在生物学的进步阶段，“生命被推入一个局部环境”，在这个局部环境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几乎不要求生物体具备什么思考能力。运动能力的发展决定了谁可以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而那些运动能力差的则被赶出这块土地。然而，这些运动能力差的生物当中，有些生物更适合居住在一个更一般的环境里。在这种环境中，高度发达的感觉能力更有用。被打败的一方找到新的地方生活，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里活下去，又需要具备各种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新社会的居民中，拥有更好运动能力的生物又将在这里生存下去，那些运动组织有缺陷但感觉能力变得更好的，又再次被赶入一个比这更加一般的环境。在那里，生物体又需要具备新的社会性本能，并形成新的秩序。与生物进步的特性不同，社会进步的特性取决于这种从一种环境转到另一种环境的突破能力。
帕顿把他的概念应用到现代社会，认为人类对环境的主宰、自身各项官能的发展，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两者推动人类走出了痛苦经济——李嘉图经济学所描绘的那种原始经济，步入了快乐经济。快乐经济的本质不是完全没有了痛苦，而是恐惧已经不复成为经济追求的主要动机。这样，人类慢慢失去了痛苦经济的本能，获得了最能适应新情况的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快乐经济的过剩人口将被诱惑、疾病和邪恶带走，从而孕育出一个“具有抵御被这些手段灭绝的诸本能”的人种——一个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真正卓越的人类种族。
与总体上强调消费的重要性相一致的是，帕顿认为，饮食多样、需求多的人比饮食简单、需求少的人具有明显优势。“后一类人需要大片土地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因而在经济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消费本身成为前进性演化的杠杆。(15)
帕顿未能使许多人接受他新颖的社会理论。出现这种情况也许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无论多么值得赞扬，他自己的实证理论总归是原创有余扎实不足。在方法上过度演绎，在区分上人为痕迹明显，他的含糊其辞令人恼火，他的心理学受制于享乐主义的种种局限。但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教师，给许多学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6)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进步主义时代的表征。他试图把进化论彻底吸收到经济理论中去，并据此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应的修正；他还试图开辟新的视野，去研究建立在丰裕而不是匮乏基础上的生活的可能性。(17)
如果说帕顿力图在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中为生物学寻找新的一席之地，托马斯·尼克松·卡弗的任务就是竭力维护早期的个人主义。卡弗的思想主要出现在威尔逊时期，就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由于萨姆纳的努力而为人所熟悉的那些学说的苍白回声。在一部名为《值得拥有的宗教》（The Religion Worth Having）的通俗小读物中，卡弗用传统的语言宣讲了富有美德的生活。他宣称，最好的宗教是那种最有力地激发能量，并最有效地引导能量的宗教。最适合为生存而斗争的人们的宗教将笑到最后，拥有这个世界，就像人生哲学中“工作台”哲学（“workbench” philosophy）注定要战胜“猪食槽”哲学（“pig-trough”philosophy）一样。生存斗争主要是群体斗争，但个体之间的斗争仍然继续存在，而且提高了群体在更大的冲突中的效能。奖励那些把个人主义竞争强化到极致的人，用贫穷和失败来惩罚那些最不能加强个人主义竞争的人，以此来规范个人主义竞争，这样的团体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团体。那种迫使人高效工作的最佳方法，就是严格筛选出来的竞争方法；而对有用的公民的最好奖赏，就是私有财产。卡弗断言：“自然选择法则无外乎是上帝表达其拣选和嘉许的常规手段。”“由自然选择的人就是被上帝拣选的人。”为了在生存这一根本事务上发挥些作用，教会应该宣扬通过追求高效的生活来服从上帝的律法。(18)在随后的著作中，卡弗继续站在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立场上为竞争辩护。(19)
托斯丹·凡勃伦比其他任何经济学家更关心后达尔文主义科学对经济理论的影响。凡勃伦将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的构想，在他那一代人中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是最持久的。虽然凡勃伦有几分像进化人类学家，他这方面的理论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和《技艺的天性》（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1914）中都表现得最是出彩，但他与自己研究主题最相关的成就，是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工业巨头就是“适者”的传统印象大加抨击，另一个是从进化科学出发对古典经济学展开激烈批评。
尽管，兴许也是因为，他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同萨姆纳多少有一些渊源，凡勃伦几乎从未使用过萨姆纳传授的那种类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凡勃伦曾在一篇关于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社会主义与实证科学》（Socialisme et Science Positive）的书评中评论道，菲利“以比通常为社会主义进行科学辩护的人更令人信服的形式”让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同生物学的事实并不冲突。凡勃伦还对莱斯特·沃德的《纯粹社会学》表示由衷的赞同，认为这部著作出色地把“现代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有效地带入了社会学研究”。(20)
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批评，断然反驳了萨姆纳所信仰的富裕阶层可以等同于生理学上的适者的观点。凡勃伦著作的大部分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推理的方式，对那种把个人的生产能力等同于获得财富的能力、把个人性格上的适合与否同其金钱地位相提并论的理论体系进行批评。在萨姆纳看来，积累是对个人成就的奖赏，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在凡勃伦看来，商业阶层不管是在观念上还是在习惯上本质都是掠夺者。他描述“理想的有钱人”的个体品质时所使用的术语，通常是专门用来描述道德上有问题的人的。(21)人们传统上认为工业巨头发挥的是一种生产性的作用，凡勃伦则把发达的商业社会所使用的方法描述为蓄意破坏的一种弱化形式；人们按常规把金钱的获取视为提供社会服务的报酬，凡勃伦则把工业的产品生产功能同商业本身的那部分欺骗特性作了区分，将前者看作技艺的表现，而把后者看成推销术和欺诈的表现。像萨姆纳、沃克和卡弗这类人，他们把竞争主要看作生产性行业中存在的一种较量，凡勃伦则认为只有在过去工商业没有分离时才是这样。竞争一度以生产者之间为提高工业效率而进行的较量为中心；但当商业凌驾于工业之上时，它就变成了主要出现在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角逐，其间还夹杂着大量的欺诈性剥削。(22)
《有闲阶级论》问世前不久，凡勃伦写了一篇对马洛克《精英与进化》的评论，预示了后来凡勃伦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凡勃伦说，他当初是想用“马洛克先生又写了一本蠢书”这样一则评论来驳斥马洛克的经济观点，后来他发现可以利用马洛克对工业巨头之价值的各种鼓吹，来进一步详细阐述自己的论题——商人不劳而获的特性。(23)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将制度、个人和思维习惯解释为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但商业社会中被选中去统治和支配别人的究竟是哪些类型的性格，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斯宾塞、萨姆纳很难说得上意气相投。凡勃伦申辩说，他无意进行道德判断，从事实角度看，野蛮文化那种纯粹的侵略品质已经让位于“精明的操作和欺诈这种公认的最好的财富积累手段”。这些已经成为进入有闲阶级的门槛。“对金钱生活的偏好，总的来说，就是保存野蛮人的性情，只不过是用欺诈和精明，或者说管理能力，来取代早先野蛮人钟爱的对身体的伤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选择的过程导致上层阶级拥有精英和资产阶级的美德——“也即破坏性的、金钱上的品质”；而工业的美德，也即和平的品质，主要存在于“已献身给机械工业的诸阶级”。(24)
凡勃伦对达尔文主义的使用，体现在一个更具根本性的方面，即他对经济理论方法的批评。他就此问题写的一篇最好的论文发表在1898年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题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凡勃伦问道，将后达尔文科学同前进化论科学区分开来的是什么？两者的差别不在于对事实的坚持，也不在于对增长或发展图式进行系统阐释的努力，而在于一种“精神视角的差异……在于为了科学的目的对事实进行评价的基础不同，或是鉴别事实的兴趣各异”。进化科学“不愿背离因果关系检验或定量序列检验”。去问“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现代科学家，要求用因果关系作答，拒绝越出因果关系的范畴去探讨任何终极体系、任何宇宙目的论概念。区别的关键就在这儿，因为早先的自然科学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机械的序列公式，而是力求在“自然法”的框架内，将事实进行某种终极的体系化。他们固执地坚持某种“精神上合法的目的”观念，认为这种“精神上合法的目的”存在于他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之中，并且构成这些事实的基础。他们的目标是“用绝对真理来阐述知识，而这个绝对真理乃是一个精神事实”。
凡勃伦坚持认为，主导现代经济学诸观念的，仍旧是这种前达尔文主义视角，而不是进化论科学。古典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的“终极法则”，是依据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一切事物在本性上都趋向于自身的目的”，来规定的何为正常或者说何为自然的那些法则；而这种先入之见“把事物归因于一种趋向，就是要得出那个时代被所教导的常识视为恰当或有价值的人类努力目标而予以接受的什么东西”。然而，进化自然科学只关注累积的因果关系，而不涉及对某种“正常情况”的构想——这种所谓的“正常情况”不是根据任何现有的事实，而是根据研究者对经济生活的理想构建出来的。传统经济学遵循先入为主的“正常”观念，将抽象出来的享乐主义者表述为“一个追求幸福的同质小球”，这个小球被痛苦与快乐两种刺激推来搡去。相反，进化科学把人看作“在一个逐渐展开的活动中谋求实现和表达自己的、由各种偏好和习惯连贯起来的一种结构”。真正的进化经济学不是在一个假想的、正常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的存在中去寻找正常的情况，而必须是“一种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文化成长过程理论，一种用过程本身来说明的经济制度累积序列理论”。(25)
其他经济学家此前在达尔文科学中只是找到了合理类比的来源，或者说支持传统假设与规范的新说辞，凡勃伦则把它看作一台织布机，整个经济思维结构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重新编织。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流派说，现存的就是正常的，而正常的就是对的，这种正常的过程是以一种有益的秩序朝着其内在的目的不断自然展开的，人类之所以出现各种问题，根源就在于干预这种正常过程自然展开的各种行为。
由于他们抱持享乐主义的先入之见，习惯了金钱文化的生活方式，公开宣称自然乃站在正义与真理一边这种灵物论信仰，古典经济学家确信，一切事物本性上趋向于达到的完美状态，就是那种没有摩擦、效果也好的经济体系。因此，这种竞争性的理想状态，足以成为绝对经济真理的正常状态，并且对照其各项要求，为绝对经济真理提供检验标准。(26)
经济学家以往尝试使用达尔文主义，只是强化了这一理论结构。既然制度的确在演化，从此以后，经济学应该抛弃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致力于发展出一种制度演化理论。
凡勃伦的批评，虽然也吻合整个社会抗议运动的普遍氛围，但却往往遭到误解；他的批评虽然也会奏效，但起效的速度很慢。有一阵子，他的作品竟在他不甚以为然的激进分子中最受欢迎。然而，在他有关经济科学中的进化论方法方面的诸论文发表二十五年后，凡勃伦的一位同事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自己的一大帮门徒；还有更大的一群人，在他毫不留情地颠覆正统观念的鞭策下，重新思考他们的前提假设，调整他们的努力方向”。(27)
三
虽然社会学仍在努力为自己在美国各大学争取一席之地，但社会学的方法和概念，已经经历了远较经济学广泛的转变。1890年到1915年间，社会学既受到了社会场景变化的影响，也受到了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领域变化的影响。社会学的发展异常迅速，文献也极其丰富，因此无法对达尔文主义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充分描述，只能指出其理论方面的主导趋势。
杰出的社会学家要么遵循斯宾塞—萨姆纳模式，要么遵循莱斯特·沃德模式。沃德本人在1893年以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06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首任主席，便是对他在该领域领导地位的承认。E. A. 罗斯和阿尔比恩·斯莫尔都认为自己是他的门徒。斯莫尔尤其关注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方法论，对推广沃德的著作特别感兴趣。罗斯娶了沃德的侄女，是沃德的热心追随者。
斯宾塞主义者的领导人仍然是萨姆纳。只是，他已经从自己的个人主义的说教转向从事大规模的研究，撰写出《民俗论》和死后出版的《社会的科学》（Science of Society）。萨姆纳的主要弟子阿尔伯特·加洛韦·凯勒（Albert Galloway Keller）将达尔文的变异、选择、传播和适应等概念用温和的方式应用于研究人类的民俗，从而拓展了老师的研究。凯勒的方法是制度化的而不是原子式的，反映了萨姆纳本人后期阶段的理论发展。凯勒和自己的老师一样，对各种急速的或激烈的社会重建建议甚感怀疑，同样醉心于严格的社会进化决定论观点。在对待适应问题的态度上，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得最明显。凯勒写道，“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即每一项确立起来的、固定的制度，作为对其自身环境的一种适应，是完全正当的，无可非议”，“在我看来，我们由此也就接受了把达尔文理论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28)
斯宾塞的分化和平衡概念以及类似的各种宇宙原理，早已被大多数作家抛弃，但富兰克林·H. 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在哥伦比亚大学却还在继续研究这些理论。(29)不过，他也欣然承认社会学是一门心理科学而非生物科学，并毫不犹豫地指出，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石，构成一切社会组织之基础的“同类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kind），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种生物过程。(30)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吉丁斯对社会中的选择原则抱持保守观点。尽管他认识到适者并不总是优者，但他认为社会进程的特征就是使之一模一样。然而，社会在择优时，也会看重同情和互助等品质。它通常淘汰“无能之辈和不负责任的人”。(31)自从政治经济学成为自己的主要兴趣以来，吉丁斯一直致力于研究竞争原则，他和斯宾塞一样认为，竞争原则在经济过程中的永久存在，可以从能量守恒定律和各种遗传事实中推导出来。(32)他引据生物学来支持有关一种所谓自然精英的古老学说，并因此主张对纯粹民主进行修正。(33)
在社会学方法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与生物学疏离，以及将社会研究置于心理学基础上的趋势。斯宾塞在完成《社会学原理》不久之后，这股潮流就开始席卷而来，对他发起了猛烈冲击，对其方法的各种批判是如此极端，甚至无视斯宾塞本人对自己的方法所作的各种限定。阿尔比恩·斯莫尔1897年写道：
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真是福祸参半，亦喜亦忧。……他可能比近代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建立一种半学术性的思想风格，但他却活着听到那些曾是其门徒的人宣布他已经过时。……斯宾塞先生的社会学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人们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就是扩大生物学原理的使用范围，将其覆盖到社会关系领域。但社会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今天的社会学家看来，是心理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34)
斯莫尔的这种态度就是当时的主流态度。西蒙·帕顿曾宣称：“我认为，生物学方面的成见导致了对社会现象的错误看法，并刺激了沿着徒劳无功的调查路线开展的活动。”(35)甚至斯宾塞主义者吉丁斯也动摇了，承认“所有对社会现象进行严肃调查的人，都放弃了用类比生物学的方法来构建一门社会科学的尝试”。(36)罗斯的《社会学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ology，1905）收录了对斯宾塞主义和相关倾向的专文评论。阿尔比恩·斯莫尔认为，社会学中方法论上的进步，其呈现出的总体路线是，“逐渐从对社会结构的类比描述转向对社会过程的实际分析”。(37)斯莫尔与乔治·E. 文森特（George E. Vincent）合编的《社会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ety，1894），曾适度使用了类比的表现手法。二十年后，斯莫尔坦承，“这类工作之空洞，令我现在咬牙切齿……”(38)查尔斯·A. 埃尔伍德（Charles A. Ellwood）在《物种起源》发表五十年后撰文，发现达尔文主义对社会学有极大帮助，但抨击斯宾塞将物理和机械原理引入社会的努力：斯宾塞的解释“从根本上说，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注定要失败”。(39)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对此表示赞同：
在斯宾塞的影响下，人们一度流行用物质性有机体的严格类比来解释社会组织，这种尝试……现在已经遭到了怀疑。只要考虑到最基本的心理学原理，这种观点便站不住脚。(40)
借助心理学而不是生物学的趋向，与沃德呼吁对文明中的精神因素给予恰当评价是一致的，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出现的。但社会理论领域最富成效的创新者此时采用的心理学，无论是与沃德的还是与斯宾塞的相比，都不那么传统。激发这种心理学的动力，主要来自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在詹姆斯和杜威之前，心理学一直受制于传统的享乐主义。斯宾塞式的和沃德式的人类动机观，就像凡勃伦所批评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一样，实质上是以快乐—痛苦、刺激—反应为自己的视域。新心理学——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杜威和凡勃伦——把有机体描绘成一种由诸多脾性、兴趣和习惯组成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架接受和记录快乐—痛苦刺激的机器。
此外，新心理学确切地说是一门社会心理学。杜威和凡勃伦强调个人反应模式的社会性条件作用；坚持认为与社会环境隔绝的个人心理不具有真实性，则是查尔斯·H. 库利（Charles H. Cooley）的社会理论和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心理学的中心原则。(41)老心理学是原子式的。譬如斯宾塞，就把社会多多少少看成是其个体成员的性格和本能带来的自动结果，这样，他的结论，即社会的改善必定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需要等着“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生活环境的那种个人品质逐渐增进，就显得更可信了。新心理学乐于见到个体人格与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摧毁老心理学的这种单向社会因果观念，并对构成其根基的个人主义展开批评。“个人，”鲍德温写道，“是其社会生活的产物，而社会则是这些个人形成的组织。”(42)库利的社会心理学命题是“人的整个心理无法被分割为社会的和非社会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完全就是社会的，完全就是普遍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43)约翰·杜威分析了这种人性观对社会行动的影响：
我们或许希望废除战争、实现工业正义、让所有人机会更加平等。但是，再怎么宣扬善意，再怎么宣扬黄金规则，或是再怎么宣扬培育爱与公平的情感，都达不到目的。必须在各种客观存在的安排和制度问题上作出改变。我们必须在外部环境上发力，而不仅仅是着眼于做人类心灵的工作。(44)
不过，我们也不应夸大社会理论变革的速度。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社会心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1908年问世后，多年来一直是该领域最受欢迎的著作，而麦独孤本人则是“思维固定结构论”最典型的倡导者。麦独孤从人类的本能推演出人类禀赋的显著特征，而本能则又可以一直追溯到种族的生物学过去。对许多受到麦独孤本能论影响的人来说，要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分析，与上一代聆听斯宾塞教诲的那些人一样困难。(45)
受当时的人道主义和平民大众在政治上的复兴的影响，新社会学也被进步主义潮流裹挟着一路向前。从业者不再认为这门学科是在用一种复杂的方式为自由放任辩护。罗斯和库利等人拒绝将穷人视为不适合生存的人，也不愿在适者生存的庙堂里念经拜佛。(46)最受欢迎的社会学代言人罗斯就是进步主义思想家的典范，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47)罗斯来自中西部地区，早年是平民主义拥护者，后来又是许多黑幕揭发者的朋友。在正式写作中，罗斯表达了自己锐意进取的抗争精神和改革精神。“我接受了莱斯特·F. 沃德实践主义的哺育，”他解释道，“我毫不在乎那种‘走着猫咪步’畏首畏尾的社会学家。”(48)在其早期作品中，罗斯逐条驳斥了自然选择和经济进程之间的类比，谴责它是“对达尔文主义的夸张歪曲，把它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证明商人残酷无情的做法是正当的”。(49)在其《罪孽与社会》（Sin and Society，1907）一书中，罗斯批评流行的道德准则未能穿透现代社会冷冰冰的企业关系的雾障，且把社会弊病归咎于缺席审判的“罪犯”。那门斯宾塞一直希望能教会人们对事物放任自由的学科，就在它的内部，掐住改革精神不放的手也终于松开了。
四
同样，在这些年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遭到社会理论家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时，又以某种新的表现形式在优生学运动（eugenics movement）的文献中重新上演了。在这项运动中，由于众多医生和生物学家进行了大量富有价值的遗传学研究，优生学更像一门科学而不像是社会哲学。但在大多数优生学提倡者的心目中，它对社会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需要认真对待。
自然选择理论假定亲代变异的代际传递，极大地促进了遗传学研究。人们对遗传特性的范围之广和种类之多的普遍轻信，已经到了几乎无边际的程度。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奠定了优生学运动的基础，并在达尔文主义被兜售给普通大众的那些年里，造出了“优生学”这个新词。在美国，理查德·达格代尔（Richard Dugdale）于1877年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朱克斯家族》（The Jukes）。尽管该书的作者比后来的许多优生学家更看重环境因素，(50)但这本书支持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疾病、贫穷和伤风败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遗传支配的。虽然高尔顿的首批遗传学研究成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1869）、《人类官能研究》（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1883）和《民族的遗传》（National Inheritance，1889）(1)—— 一直都大获好评，但直到世纪之交优生学运动才开始首先在英国，然后在美国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此后，优生学便迅猛发展，到1915年已经风靡一时。虽然自此之后优生学再也没有引起过如此广泛的讨论，但事实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数优生学最耐久。
1894年，阿莫斯·G. 沃纳（Amos G. Warner）在他的一项权威研究《美国慈善事业》（American Charities）中，曾就贫困背景下遗传与环境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进行了一番苦心孤诣的探讨。(51)世纪之交，人们对遗传特征的社会意义的兴趣显著上升。(52)1903年成立的美国育种家协会（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很快就设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优生学分部，到1913年，该分部已经举足轻重，改名为美国遗传学会（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1910年，一群优生学家在E. H. 哈里曼夫人（Mrs. E. Harriman）的资助下，在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创立了优生学档案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该室后来变成为优生学实验室以及优生学宣传的源头。
1914年召开的全国人种改良会议（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表明，优生学理想已经完全迈入医学界、大学、社会工作和慈善组织。(53) 1907年，优生学运动的诸构想开始付诸实践，印第安纳州率先正式通过一项绝育法令；到1915年，已经有12个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措施。(54)
毫无疑问，美国生活迅速城市化，滋生了大量贫民窟，在那里聚集着众多患病者、残疾人和精神病人，优生学的兴起与这种情况关系颇大。人们对慈善事业的兴趣越来越大，对医院和慈善机构的捐赠、对公共卫生的拨款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推动了优生学运动。1900年后美国精神病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推动了对精神疾病和精神缺陷的研究。随着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病患家庭和残疾人家庭引起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的注意，人们很容易把不断增加的大量现有病例与实际新增的病例混淆起来。大量涌入美国的中欧和南欧农业国家的移民，由于乡下的习惯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很难被同化，这让移民正在拉低美国智商水准的看法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至少在那些认为流利的英语是衡量智力的自然标准的本土主义者看来，情况就是这样。许多观察人士还认为，19世纪末出现的经济明显减速，是国家衰落的开始。从这种显著的社会衰落中，寻找与“美国样式”（the American type）的消失相关联的生物退化，符合达尔文主义化时代的习惯。(55)
生物学上的几项发现，令从事这一运动的科学家和医生备受鼓舞。魏斯曼的种质学说激发大家将一种遗传论研究路径用于社会理论。(56)德弗里斯（在1900年），以及其他人对孟德尔在遗传学方面研究的再发现，使遗传学家掌握了他们此前的研究中所缺乏的组织原则，并让他们对将自己的研究用于预测和控制的可能性增添了新的信心。
很少有优生学家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妄想成为社会哲学家或是提出一份完整的社会重建方案；他们有时还小心谨慎地谈到环境的作用，从而对他们与遗传论有关的命题加以限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采用生物学方法来进行社会分析——其时社会理论领域的领军人物恰正在摒弃这种方法。威廉·E. 凯利科特（William E. Kellicott）的下面这句话，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他说：“优生学家认为，在决定社会环境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方面，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赶不上种族结构的完整性和种族心智的健全性。”(57)
旧社会达尔文主义把“适者”同上层阶级画上了等号，把“不适者”同下层阶级画上了等号。早期的优生学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种做法。他们警告说，社会这架天平上，低的那一端低能儿越来越多；他们习惯于把“适者”说得好像都是土生土长、家境殷实、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公民。这些又反过来支撑了那种老观念，即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受制于生物学上的缺陷，而不是外在环境条件的压制。他们将关注点几乎完全聚焦在人类生活的身体和疾病方面，从而推动了公众对广泛的社会福利问题的注意力的分散。他们还要对下述问题负极大责任，那就是强调要把保存“种族血统”作为拯救民族的手段，与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真可谓十足地气味相投。(58)然而，与早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他们没能得出全面自由放任的结论。事实上，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计划还指望着国家来行动。尽管如此，他们在总体偏向上，同早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几乎一样保守；而他们的生物学数据看上去又非常权威，以致像E. A. 罗斯这样彻底否定斯宾塞个人主义的人也深为信服。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的社会成见没有遭到早期优生学家的严重质疑。高尔顿也像鲍恩、萨姆纳、阿瑟·莱瑟姆·佩里一样，假定了自由竞争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大家按能力分配回报。他深信，“那些到达显赫地位的，同那些天生就有能力获得这种地位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同一批人”。“如果一个人天生具有超乎寻常的智力，对工作充满渴望，又有工作的本领，”他补充说，“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人如何该受到压制。”高尔顿坚持认为，“社会障碍”无法阻止能力高超的人出人头地；此外，“社会优势也不足以让一个能力平平的人获得那种地位”。(59)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估计，人的全部能力中遗传占了十分之九，这就为优生学定下了基调。(60)亨利·戈达德（Henry Goddard）从对卡里卡克家族（the Kallikaks）的调查得出结论，弱智是穷人以及罪犯、妓女和酒鬼的“主要产生原因”。(61)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宣称，“贫穷、肮脏和犯罪”可以归因于人的质地不行，并补充说，“酿成剥削和暴政的，不是强者之强，而在弱者之弱”。(62)名医卢埃利斯·F. 巴克拉（Lewelys F. Barker）认为，国家的衰亡可以用适者和不适者的相对生育率来解释。(63)美国优生学领军人物查尔斯·B. 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对主导当时社会实践的环境论假说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当今社会科学进步，最紧要的是更多有关人的整套品质特征及其遗传方式的精确数据”。(64)
爱德华·李·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教育工作者中大力宣传优生学家关于智力遗传的观点。桑代克认为，人的绝对成就，或许受到环境和训练的影响，但他们的相对成就，他们在彼此竞争中的相对表现，只能由原初的能力来解释。(65)从根本上说，是种族血统的可靠性与合理性创造了环境，而不是相反。“改善人类环境的最可靠、最经济的方法，莫过于改进人的本性。”(66)就教育政策来说，这种观点要求开发那些拥有杰出才能的少数人士的心智，对平常人给予有限的职业培训即可。(67)
波普诺（Popenoe）和约翰逊（Johnson）在他们广受欢迎的教科书《应用优生学》（Applied Eugenics）中，花了很长篇幅来从优生学的角度阐述这种考虑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他俩支持的社会改革，有征收高额遗产税、回归农庄运动、废除童工和义务教育等。农村生活可以抗击城市社会带来的非优生后果。废除童工可以限制穷人生育。义务教育也会产生同样效果，因为这样一来父母就要承担孩子上学的花销；但这样的义务教育不得辅之以给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午餐、免费课本或其他可以降低儿童保育费用的补助。两位作者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会，理由是这两种做法都有利于次等的工人，在工厂里大家工资都是固定的，不考虑个人业绩，这是在惩罚优等的工人。他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坚信环境的改变会带来益处，并抱持人类平等信念；但就优生学所追求的社会目的要求将个人置于某种次要地位而言，两位也确实同个人主义决裂了。(68)
虽然优生学家沉湎于攻击杰斐逊主义者的自然平等学说，但很少有人愿意走得更远，去挑战民主政府理想。当以民主批评见称的阿莱恩·艾尔兰（Alleyne Ireland）在《遗传学杂志》（Journal of Heredity）上发表文章说，魏斯曼的种质学说排除了通过教育和训练使次等人一代一代得到改善的可能，从而削弱了民主的知识基础时，生物学家立即对他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自然不平等和民主政府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69)
有些生物学家对自己用科学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信心十足。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恺撒主义”（Kaiserism）的威胁推到聚光灯下时，研究皇室家族遗传问题的学者弗雷德里克·亚当斯·伍兹（Frederick Adams Woods）就曾指出，最暴虐的罗马皇帝一直以来彼此都是近亲。他总结说，如果暴君相当大程度上是遗传力量的结果，“那消灭暴君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暴君产生的源头”。只要暴君是在他们祖先的那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就可以通过控制暴君所从何而来的婚姻源头来减少他们的数量”。(70)
这场运动的观念形态，引起了社会学中那股文化分析潮流的代表人物们的猛烈抨击。莱斯特·沃德早就一直在反驳高尔顿。他看到了优生学的观念形态对自己理论所构成的威胁，因而在《应用社会学》中，用了大部分篇幅来攻击这位遗传论者的论点。沃德通过分析高尔顿用来证明天才来自遗传的案例，让大家看到，对这些天才来说，机会和教育也无处不在，无一例外。(71)
1897年，查尔斯·H. 库利受沃德本人早期作品的影响，(72)发表了一篇对高尔顿论文的批评性评论，指出其“遗传的天才”的所有个案，手头都有某些不折不扣的赖以成才的工具——识字、接触书籍。没有这些，再怎么天才也无法成功。说起19世纪中叶英国普通百姓中奇高的文盲率，库利问道，这群文盲当中的天才，无论天资多么聪颖，他们怎么能够成名？(73)阿尔伯特·加洛韦·凯勒也提醒优生学家，他们的建议涉及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的彻底转变，首当其冲的是影响强烈而又根深蒂固的各种传统的性风俗和性道德观念。(74)库利用一段最直言不讳的文字，总结了深思熟虑的社会学家对优生学家的社会因果观念的反对意见：
撰写优生学著作的，大多是生物学家或医生，他们从未学会从这么个角度看问题：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社会上存在一种有着自己生命过程的心理有机体。他们一直以为人类的遗传过程就是一种指向确定不变的行为模式的趋向，以为环境就是可能有助或有碍于这种趋向的某种事物，他们甚至都不记得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东西，即只有通过在某种程度上放弃预先规定的这个适应功能，在环境面前具有可塑性，遗传才能呈现出独特的人类性状。(75)
五
尽管根基是保守主义，但优生学狂潮在自己周围生成了一股“革新”的空气，因为在它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都喜欢把自己认作改革者。像那些改革运动一样，优生学接受了为实现共同目标采取国家行动的原则，谈的都是群体的集体命运而不是个人的成功。
进步主义时代思想潮流的大趋势也是这样。对生活集体性层面的日益重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模式发生转变的突出特点之一。新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不是社会主义式的，其基础是大家日益认识到社会中人们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关联。它在豪奢与赤贫的共存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上苍无意中的眷顾或贬斥。人们不再依靠个人的自我伸张作为适当的补救办法，转而采取集体的社会行动。
普通人政治风貌的变化，也导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基本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19世纪的形式主义思维一直建立在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之上。人们一直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个体的松散集合；社会的进步取决于这些个体个人品质的提高，以及他们增强的活力和俭省；这些人当中，最强、最好的升到了最高层，领导着其他人；他们的英雄业绩是历史的理想主题；最好的法律是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最大空间的法律；最好的国家是产生这类领袖最多的国家；拯救世界的方法是让自然进程畅行无阻——正是自然进程让这些领袖应运而生，并把这个世界的事务交到了他们手上。
这种思维模式是静态的；它似乎鼓励演绎式的猜测，而不是深入的调查研究；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对现存制度作合理化阐释。安于这种模式的人觉得，相对而言没有多少必要去进行具体调查，甚至没有多少必要去追求让自己的抽象概念有多大的新颖性。
在美西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美国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躁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思辨性思维的模式。那些赞成进步主义时代新精神的批评者们对老式的思维体系发动了再三攻击。由这种不满所引起的知识上的分歧与争执，点燃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领域新思想的能量，释放了这些新思想的批判才华。其结果是美国社会思想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复兴。在这场复兴中，查尔斯·A. 比尔德、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托斯丹·凡勃伦、约翰·R. 康芒斯、约翰·杜威、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路易斯·D. 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相对较短的几年内便崭露头角。
列举这次复兴的成就要比描述其各种理论假设容易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领军人物确实都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即社会是一个集体的整体，而不是单个原子的聚集。他们还都认识到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和精确描述，而不是用某个传统模型来浇铸理论推测。
查尔斯·比尔德对宪法起源的研究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从环境和经济方面来解释美国发展的探索，标志着历史学领域对祖先崇拜的彻底背离。布兰代斯起草的实际上是属于社会学的辩护状，旨在为国家立法规范私营企业的劳动条件进行辩护，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而为法学开启了新的可能。弗朗兹·博厄斯引领一代人类学家从单线进化论走向文化史，在对种族理论的批判上迈出了开拓性的步伐。约翰·杜威让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工具，将其卓有成效地运用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政治学领域。凡伯伦揭露了主流经济理论在知识上的贫瘠，并为对经济生活的实际进行制度分析指明了途径。
与这种时代精神相一致，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已不再把他们的主要目标定格为推动现存社会方方面面的合理化和永久化。他们力图精确地描述现存社会，用新的术语去理解它，并改进它。
(1) “Recent Progr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V(1889), 26.
(2) 约翰·M. 凯恩斯（John M. Keynes）作了一个比这更窄的类比，Laissez-Faire and Communism (New York, 1926), pp. 39–43。
(3) “The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IV (1900),257 n.
(4) 一个人不必是古典学派的正统追随者，就能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在知识上是安全的。“平心而论，完全竞争可以被视为经济世界的命令，就像引力是物质世界的命令一样，而且在运行中也是一样和谐、有益。”Francis A. Walker, Political Economy (3rded., New York, 1888), p. 263. 对已成俗套的自然法经济学的精心整理，参见Henry Woo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ural Law (Boston, 1894)，另请参阅比较John B.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07)。
(5) Francis A. Walker, The Wages Question, pp. 240–241 n.
(6) Ibid. , p. 142.
(7) Francis Waylan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ed. 1883), Aaron L. Chapin 改写，pp. i, 4–6, 174; Francis Bowe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ed. 1887), p. 18; Arthur Latham Perry,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80),pp. 52, 60, 75, 100; J. Laurence Laughlin,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1888), p. 349. 多夫曼的《托斯丹·凡勃伦传》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社会在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作了全方位的叙述。Dorfman, Thorstein Veblen, passim.
(8)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II (1884), 64, passim.
(9) The Premi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87–79.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也曾尖锐批评过古典经济学，参见The Philosophy of Wealth,尤见pp. iii, 32–35, 38 ff., 48, 65–67, 120, 147, 150, 186–196, 207。
(10) 引自Ely, Ground Under Our Feet (New York, 1938), p. 140。可将此处同伊利起草的原稿作一比较，p. 136。有关伊利对学会的描述，参见pp. 121–164。另请参见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 (1886), 5–36。
(11) 关于竞争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参见Ely, “Competition: Its Nature, Its Permanency,and Its Beneficence,” 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hird Series, II(1901), 55–70。多夫曼强调指出了“新学派”（New School）领导人本质上的保守主义， op. cit. , pp. 61–64。
(12) Ground under Our Feet, p. 154. 试比较“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II (1884), 45 ff. 。另请参见F. A, Walker, “Recent Progres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Pub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IV (1889), 31–32。
(13) “Mr. Bellamy and the New Nationalist Party,” Atlantic Monthly, LXV (1890), 261–262. 然而在其他地方，沃克却断言，家庭的团结阻止了适者生存在人们中间运行，Political Economy, pp. 300–301。关于生存斗争的其他用处，参见Arthur T. Hadley,Economics (New York, 1896), pp. 19–22; John B.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p. 274。赫伯特·达文波特对此持批评态度，具体见Herbert Davenport, The Economics of Enterprise (New York, 1913), pp. 20–21。
(14) The Theory of Dynamic Economics (Philadelphia, 1892), chap. i–viii, 尤见pp. 18, 21, 24,37–38。帕顿对消费作为经济变革源泉的兴趣，是由边际效用理论的主观态度激发的，参见pp. 37–38。试比较The Consumption of Wealth (Philadelphia, 1889)。
(15)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尤见pp. 5–17, 22–24, 52–53, 76–90。
(16) 参见Rexford G. Tugwell, “Not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Simon Nelson Patt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XXXI (1923), 153–208; Scott Nearing, Educational Frontiers, a Book about Simon Nelson Patten and Other Teachers (New York, 1925)。
(17) 参见其最受欢迎的书The New Bas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07)。
(18) The Religion Worth Having, passim.
(19) 参见Essays in Social Justice, pp. 18, 19, 91–98, 103–104, 259。
(2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 (1897), 99; ibid. , XI (1903), 655–656. 关于沃德和凡勃伦之间的关系，参见Dorfman, op. cit. , pp. 194–196, 210–211。
(21)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4), pp. 237–238.
(22) Ibid. ,chaps. viii–x. 凡勃伦对待企业的态度在另一本书中远不如此处苛刻，具体见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than in Absentee Ownership, 尤见chaps. iii–vi。另请参见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1921)。
(2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I (1898), 430–435.
(2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chaps. viii–x, 尤见pp. 188–191, 236–241。
(25) “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II(1898), 373–397. 试比较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pp. 363–365。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后期的经济学在凡勃伦的方法面前尤其易受攻击，其《经济理论精要》（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就是这种事物观念的极佳例证。在该书中，自由竞争即被克拉克视为“自然法”的一大特征。参见“Professor Clark’s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II (1908), 155–160。凡勃伦把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也看作是前达尔文主义的，尽管其预先形成的观念——该观念假设了事件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发展的内在趋势，属于“黑格尔左派”观念——从表面上看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凡勃伦认为，马克思关于自觉的阶级斗争概念其简明性，即因其同享乐主义之间的从属关系而起，因而具有与后者相同的效果；其基本观念即实现阶级团结这一“正常情况”以追求个体利益，与功利主义非常相似。参见“The Socialist Economics of Karl Marx and His Followers,” ibid. , XX(1906), 409–430, 尤见411–418。凡勃伦批评历史学派的成员“满足于列举材料和对工业发展进行叙述性描述”，不敢“就任何事物提出理论或是将他们的成果阐述成一个连贯的知识体系”，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的要求。Ibid. , XII, 373. 另请参见“Gustave Schmoller’s Economics, ibid. , XVI (1901), 253–255。本条注释参考论文均收入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9)。
(26) “The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Part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XIII (1898), 425.
(27) John M. Clark, “Problems of Economic Theor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V, Supplement (1925), 56.
(28) Keller, Societal Evolution (New York, 1915), p. 326; 试比较pp. 250 ff. 。
(29)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 (1904),172;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New York, 1922), 136–141.
(30)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 v.
(31) The Responsible State, p. 107;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pp. 16–17, 206–207, 226, 以及chap. xiv; The Elements of Sociology, pp. 234–235, 293–295; Inductive Sociology, p. 6。
(32) “The Persistence of Competi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II (1887), 66.
(33) The Responsible State, p. 108; The Elements of Sociology, p. 317.
(34)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I (1897), 741–742.
(35) “The Failure of Biologic Sociolog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IV (1894), 68–69. 然而很遗憾，帕顿的文章弄错了方向，他指责的不是别人，而是沃德，说沃德一直都在培育生物社会学。
(36) Democracy and Empire (New York, 1900), p. 29.
(37) General Sociology, p. ix.
(38) “Fifty Year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XI(1916), 773.
(39)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Soci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N. S., XVI (1909), 189.
(40) Darwin and the Humanities, p. 40. 另请参见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897), pp. 520–523。
(41) 参见Dewey, “The Need for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XXIV (1917);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尤见chap. i。库利对威廉·詹姆斯和鲍德温的指导表示感谢（p.90 n.）。试参阅比较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chap. i; Baldwin, 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 pp. 87–88;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chap. i。许多作家深受法国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的影响。对旧心理学和心理学新趋势的分析，参见Fay Berger Karpf,American Social Psychology, pp. 25–40, 176–195, 216–245, 269–307, 327–350。
(42)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p. 118.
(43)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p. 12.
(44)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pp. 21–22.
(45) 当然情况并非完全是这样。E. A. 罗斯就用了麦孤独的本能理论而又没有抛弃他自己以前的观点，参见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21), pp. 42–43。
(46) 试比较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pp. 120, 258–261, 291–296; Social Process, pp. 226–231。
(47) 据罗斯叙述，他的24本书已经售出超过30万册。Seventy Years of It, pp. 95, 299.
(48) Ibid. , p. 180.
(49)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p. 108–109;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pp. 341–343; Sin and Society (New York, 1907), p. 53; Seventy Years of It, p. 55.
(50) 参见The Jukes (New York, 1877), pp. 26, 39。
(51) American Charities, chaps. iii–v.
(52) 这一时期一种典型的大惊小怪的看法，参见W. Duncan Mckim, Heredit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899)。从环境主义者角度观察得出的温和看法，参见John R. Commons, “Natural Selection, Social Selection, and Heredity,” Arena, XVIII (1897), 90–97。
(53)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 (Battle Creek, 1914).
(54) 有关优生学立法进展的评论，参见H. H. Laughlin, Eugenical Sterilization: 1926 (NewHaven, 1926), pp. 10–18。
(55) 参见John Denison, “The Survival of the American Type,” Atlantic Monthly, XXXV (1895)。16–28. 参见Charles B. Davenport in Eugenics: Twelve University Lectures (New York,1914), p. 11。
(56) 参见Paul Popenoe and Roswell H. Johnson, Applied Eugenics, chap. ii。
(57) The Social Dire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p. 44. 对优生学理论中这种倾向的批评，参见斯皮勒（G. Spiller）这篇漂亮的文章，“Darwinism and Sociology,” Sociological Review,VII (1914), 232–253; 另有Clarence M. Case, “Eugenics as a Social Philosophy,”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VII (1922), 1–12。
(58) 继高尔顿之后的优生学领域国际领军人物卡尔·皮尔逊，在其撰写的一本小书《从科学立场看国家生活》（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London, 1901）中，勾画了自己的一种残酷无情的社会哲学，其严酷程度足以同德国军国主义者迸发出的那些最有害的强烈情感相提并论。
(59) Hereditary Genius (rev. Amer. ed., New York, 1871) pp. 14, 38–39, 41, 49.
(60) 转引自Harvey E. Jordan, Eugenics: Twelve University Lectures, p. 110。
(61) The Kallikak Family (New York, 1911), p. 116.
(62) The Heredity of Richard Roe (Boston, 1911), p. 35.
(63) “The Importance of the Eugenic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 Hygie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LIV (1910), 2018.
(64) “Influence of Heredity on Human Socie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XXXIV (1909), 16, 21. 试比较Davenport,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pp. 254–255和Edwin G. Conklin,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n(Princeton, 1915), p. 206。
(65) “Eugen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Popular Science Monthly,LXXXIII (1913), 128. 试比较桑代克的Educational Psychology (New York, 1914), III,310 ff. 。
(66) “Eugenic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LXXXIII (1913), 134.
(67) 关于遗传在桑代克教育哲学中的地位，参见Curti, The Social Ideas of American Educators, pp. 473 ff. 。另请参见桑代克对莱斯特·沃德的《应用社会学》的评论，“A Sociologist’s Theory of Education,” Bookman, XXIV (1906), 290–294.
(68) Popenoe and Johnson, op. cit. , chap. xviii, “The Eugenic Aspect of Some Specific Reforms”.
(69) Alleyne Ireland, “Democracy and the Accepted Facts of Heredity,” Journal of Heredity,IX (1918), 339–342; O. F. Cook and Robert C. Cook, “Biology and Government,” ibid. ,X(1919), 250–253; E. G. Conklin, “Heredity and Democracy, a Reply to Alleyne Ireland,”ibid. , X (1919), 161–163. 波普诺和约翰逊认为，生物学事实要求社会实行某种“亚里士多德式民主”，保留民主议会制，但要给予专家发挥技能和教育、培养人才的机会。op. cit. , pp. 60–62.
(70) Frederick A. Woods, “Kaiserism and Heredity,” Journal of Heredity, IX (1918), 353.
(71) Applied Sociology passim. 沃德的数据主要依赖阿尔弗雷德·奥丁《伟人的起源》，Alfred Odin, Genèse des Grandes Hommes (Paris, 1895)。该部著作以6000多位法国文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在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影响。
(72) Cooley to Ward, April 28, 1898, Ward MSS, Autograph Letters, VII, 8.
(73) “Genius, Fame, and the Comparison of Ra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IX (1897), pp. 317–358.
(74) Keller, op. cit. , pp. 193 ff.
(75) Social Process,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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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似应为《自然的遗传》（Natural Inheritance，1889）。——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