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书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果真是守护世界的天使？19世纪最后三十年，时代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答题者没有精到的理论，手中握有的法宝是汹涌而深刻的民情。
我们可以远远越出斯宾塞先生的边界，同时又远离社会主义。
——华盛顿·格拉登
真诚坦率的改革者不再认为民族的“应许”注定会自动实现。改革者们……宣称，他们坚信国家的未来无可怀疑，光明美好。但他们决不相信，也绝不能相信，这个未来会管好自己。作为改革者，他们一定会断言，国家机构的当务之急是提供大量医疗服务。他们中许多人预计，即使在医生停止了每日出诊后，患者仍然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的指导。
——赫伯特·克罗利
一
整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都在混乱和不满的长期困扰中无法自拔，针对自由竞争秩序百利千益的各种说法，掀起了一股异议浪潮。在这几十年的最先一段时间和最后一段时间里，两次经济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而令人倍受煎熬的萧条，折磨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在这期间，几乎不存在一个不间断的繁荣时期，并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劳工暴动和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劳工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的壮大，和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与干草市场事件（the Haymarket affair）为高潮的80年代的罢工，让劳资冲突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在9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农业方面的抗议活动加上劳工骚乱，造成了1896年的全国政治动荡。
除直接的劳工队伍外，在城市社区里也弥漫着改革情绪，其中一个清晰的源头是社会福音运动。如今许多新教牧师纷纷批判工业主义，就像他们的前辈当年批判奴隶制一样，他们的抗议给内战后时期的异议增添了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城市里的神职人员对工业的弊端有着直接的经验观察。他们看到了工人的生活条件，看到了他们居住的贫民窟、他们那点可怜的工资、他们的失业、他们妻女的强迫劳动。由于教会与工人阶级之间没有直接接触，许多牧师对此甚是费神，并意识到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泯灭人性的环境中，去谈什么道德改革和基督徒行为是不现实的。他们不仅被工业界发生的景象给震惊了，而且对此感到惶恐不安。尽管他们同情工会，特别是其作为防御性组织的一面，但他们对工业领域可能发生令人不快的暴力甚是忧虑。他们当时正在了解欧洲社会主义的学说和方法，并且从一开始就至少是害怕它们在美国传播。因此，他们力图在竞争秩序的刺目的个人主义和可能的社会主义危险之间，寻找妥协方案。虽然国家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是与农业问题相关的各种不满，但神职人员几乎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劳工问题上。在那里，威胁与希望并存。(1)
大多数社会福音派领袖就是在这种城市环境中开展工作的。这其中最著名、最活跃的，是能说会写的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1836—1918）。格拉登在几个城市担任讲道员，有一段时间还是《独立》周刊编辑部的一名作家。与格拉登同在一个时代，和他一样主张温和改良主义的还有：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当时最有影响的神职人员之一；A. J. F. 贝伦茨（A. J. F. Behrends），一位会去预测各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建议，希望借此说服基督徒早作准备预先阻止社会主义威胁的牧师；以及在哈佛大学教授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的弗朗西斯·格林伍德·皮博迪（Francis Greenwood Peabody）。除上述几人之外，其他社会福音鼓吹者更接近社会主义。波士顿的威廉·德怀特·波特·布利斯（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1856—1926）组织了一个新教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改革团体——教会劳工权益促进协会（Churc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ests of Labor），并发行了一份激进的出版物《拂晓》（Dawn），支持各式各样的左翼运动。乔治·赫伦（George Herron，1862—1925），著名演说家，爱荷华学院应用基督教（Applied Christianity）教授，1889年加入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社会福音运动的卓越宣传家。沃尔特·劳森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另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福音运动人士，通过自己的著作对进步主义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场运动中，最成功的文字作品出自中西部人士之手。乔赛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我们国家》（Our Country），名列19世纪80年代畅销书榜单。来自堪萨斯州的查尔斯·M. 谢尔登（Charles M. Sheldon）牧师，以粗糙的小说形式写了一本宗教小册子《追随他的脚步》（In His Steps），描述了一个小镇的教堂会众按照耶稣的戒律来养成自己行为模式的社会经历。该书自1896年问世至1925年，英文版销量就高达约2300万册。(2)
受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激发而兴起的诸种运动，与社会福音运动是一个整体。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两位都出身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因而都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气息，他们的著作满是社会福音文学的读者们再也熟悉不过的道德申辩。社会福音跟乔治和贝拉米的追随者有着共同的见解，这一点从许多心系社会的牧师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单一税运动忠贞不渝的支持即可看出。此外，社会福音又同那些开始批评个人主义的学院派经济学家站在一起。诸如约翰·R. 康芒斯（John R. Commons）、爱德华·贝米斯（Edward Bemis）和理查德·T. 伊利这些进步经济学家，在教会人士和其他职业经济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度有60多位神职人员出现在美国经济学会成员的名单上。(3)
社会福音运动兴起之时，正值进步的神职人员皈依进化论的时期，而且由于在社会观上持自由取向的牧师在神学观上也几乎总是持自由态度，故而这场运动的社会理论深受自然主义对社会思想的影响。思想的日益世俗化，加速了神职人员将自身的关注从神学抽象转向社会问题的趋势。神学的自由化打破了宗教的狭隘性。进化论的视角在时间上既打开了对发展的不断展望，也打开了对发展的连绵追忆，这一点也启发了社会福音领袖。进化论教条强化了他们的这一信仰：人世必然向着更好的秩序——上帝的王国——迈进。沃尔特·劳森布什写道：
把进化论的各种理论翻转为宗教信仰，你就有了关于上帝的王国的教义。同科学进化思想的这种结合，让王国理想摆脱了灾难性的场景和魔鬼信仰的背景，并由此也使其适应了现代世界的风气。(4)
斯宾塞把社会解释为有机体，也启发了进步的神职人员，尽管他们通常把它用在斯宾塞肯定会坚决反对的用途上。对他们来说，社会有机体概念意味着此前单个个体的得救已经没有了意义，未来人们将跟着华盛顿·格拉登去聊“社会的得救”。这也意味着不同阶级在利益上的和谐一致，而这种利益上的和谐一致则构成了他们坚决反对阶级冲突、强烈呼吁扩大国家干预的基础架构。(5)莱曼·阿博特则认为社会有机体观念为缓慢、渐进的改良提供了论据。(6)有些社会福音作家不再受到人性完全堕落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也接受了应该通过改变个体的品质使社会秩序得以改观的看法，他们的这一观念接近于斯宾塞和其他保守派人士。
社会福音的先驱们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依照进化论流行的社会用途行事：他们厌恶、害怕自由竞争秩序及其一切产物。无论个人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多么深远，无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多么畏怯，他们总体上都一致认为，有必要调整竞争的自由运行机制，有必要摒弃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和斯宾塞学派的社会宿命论。A. J. F. 贝伦茨牧师写道：“基督教不能承认‘自由放任’哲学的恰当性，不能承认完美和永久的社会状态乃是自然法和无限制竞争的产物。”(7)他引用社会主义诠释者、比利时人埃米尔·德·拉维勒耶（Emile de Laveleye）的话说，达尔文的追随者和自然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是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真正的、同时也仅仅只是逻辑上的敌人”。贝伦茨接着说：
我们的观点是，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无意识的，也无需负任何责任的存在的哲学，我们不予反对。它在纯生物科学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理性和良知才能、自觉和自决力量，让人超越了动物和植物而成其为人，并由此赋予了人以调整和控制自然选择法则的能力，赋予了人以缓和生存斗争激烈程度的能力。……
现在，穷苦人民和受压迫者应该明白，他们要获得解救，救星永远不会来自同海克尔和达尔文学派结盟的政治经济学。它不知道仁慈这项义务，它只承认适者生存这项权利。(8)
华盛顿·格拉登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经常公开反对斯宾塞和一切美化物竞天择的人。格拉登警告说，弱小阶级将会联合起来，向一个使他们受到毁灭威胁的竞争制度发起进攻，资本与劳工的超大敌对组合，是把冲突法则作为工业社会的规范加以接受的自然结果。(9)他敦促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工业伙伴关系”，以免灾难来临。假若用具有约束力的自然法来管理经济行为，则敦促雇主听从其基督徒道德心的劝导，对工人更加慷慨一些，就只能是徒费口舌。(10)他祈望工会成长壮大以制衡大型工业联合，期望仲裁将取代争斗作为解决双方之间问题的手段。适者生存这种竞争原则，是植物、野兽和畜生一般的人的法则，但它不是文明社会的最高法则。友善、互助这种高级原则已经开始在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随着种族的进步，生存斗争不复存在。(11)
乔治·赫伦对将自利和倾轧视为社会组织基础的观念发起了更加激昂猛烈的抨击，公开嘲笑萨姆纳和斯宾塞诉诸自利。(12)在他看来，那种认为竞争是生命和发展的法则这样平淡无奇的看法，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致命错误”。赫伦宣称，该隐一直以来就是“竞争理论的创造者”。(13)
在这些领导人的心目中，用来抗衡竞争原则的最常用的法宝，是基督教伦理原则和有关基督徒道德心的格言。正如赫伦所言，“‘登山宝训’就是关于社会的科学”。(14)不过，他们也欢迎像费斯克和德拉蒙德这样的人努力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寻找依据，来证明他们的信仰，即，限制竞争是人类生活的一条规则。(15)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福音越来越热衷于市政社会主义或者说对基础工业的公共管制，这一点在许多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的社会福音人士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对于美国思想中日益增长的团结主义趋势，社会福音功不可没，聆听其演讲的盈千累万，阅读其著作的比比皆是，加入其组织或参加其郑重其事的会议的更是不计其数。作为一种经常被美国社会文献史学家忽略和低估的批评思潮，社会福音为好几个宗教团体提供了持久的改革方向，并为日后所有具有社会关怀的新教运动铺平了道路。最重要的是，它为进步主义时代破了土，奠了基。
二
城市不满情绪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言人亨利·乔治和爱德华·贝拉米认为，必须对进化社会学的保守论点予以驳斥。亨利·乔治与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理论家不同，他认可竞争是经济生活的必要手段。(16)然而，像大多数持不同看法的人一样，他也发现自己不得不同进化社会学的宿命论进行斗争。乔治觉得，如果要让社会接受他的单一税主张，将其作为通往进步、富裕新世界的芝麻开门，必须首先驳倒马尔萨斯主义对苦难的解释和斯宾塞主义对快速发展的反对。乔治认为，许多经济思想家仍然处在马尔萨斯的牢牢控制之下。因此，其巨著《进步与贫困》第二编，专门针对马尔萨斯展开了驳论。乔治指出，匮乏与最发达的生产力共存，证明马尔萨斯主义所论的人口对生存的压力至今还未开始发生作用。
他最后作出如下结论：
当前的理论将匮乏和苦难归咎为人口过剩，我敢说，社会的不公而非大自然的吝啬，才是导致匮乏和苦难的原因。我敢说，因人口的增长而必然出现的那张新的嘴巴，并不比以前的嘴巴需要更多的粮食；而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他们长出来的双手却能比以前人们的双手生产出更多的东西。(17)
在《进步与贫困》的最后一部分，乔治直面当时盛行的进化保守主义。他写道，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所推行的进步学说，其实际结果“是一种抱希望的宿命论，目前的文字作品中到处都是这种宿命论玩意”。
照这种看法，进步是各种力量为了人类的提升而缓慢、稳步、无休无止地发生令人不快的作用的结果。战争、奴隶制、暴政、迷信、饥荒和瘟疫，还有现代文明中愈益恶化的匮乏和苦难，是进步的动因，它们通过消灭衰弱类型和逼使高级类型竭尽全力这种方式驱迫人类前进；通过世袭获得的传承是一种力量，进步就系于其上，以往的进步也由此成为新的进步的立足点。作为个体的人是各种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印压在世世代代的个体身上，并通过他们永远保持下去；而社会组织则从组成它的个人那儿获得它的形式。
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学研究》中说，这种有关社会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激进的，其激进超出了当前激进主义的所有想象”，因为它期盼着人性本身发生变化；乔治说，但它也是保守的，其保守超过了当前保守主义所构想的任何理论，因为“它认为除了人们的本性发生的缓慢变化而外，没有任何变化是有益的”。这一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主流观点的理论，(18)既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民族没能取得进步（这是白芝浩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民族在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不能维持其文明水平。历史表明，文明是以波浪般的节奏起伏兴衰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即每个民族或种族的生命中都储备有供它消耗的能量，一旦能量耗散殆尽，该民族就会衰退。但乔治认为他有更好的解释：“导致进步最终停止的障碍，是由进步的过程引起的；摧毁所有先前文明的，一直以来都是文明本身的进步所产生的环境。”(19)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条件是联合与平等，而社会现在则面临着自己孕育出来的分裂与不平等的威胁。破坏现存秩序的种子可以在它自己当中的贫困里找到；在它那肮脏的城市里，已经孕育了可能会压倒它的野蛮人群。文明要么为一次新的飞跃作好准备，要么就跌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20)
在写《进步与贫困》时，乔治熟悉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表达的反对土地私有的论点，他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也许能借助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权威，来为自己的运动压阵。斯宾塞对寄给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只字不提，这也许已是斯宾塞将令乔治大失所望的先兆。1882年，乔治在不列颠群岛旅行期间，在H. M. 海因德曼（H. M. Hyndman）家里遇到了斯宾塞，他们之间的交谈刚开始，话题便转向了此前博得乔治同情的爱尔兰土地同盟（Irish Land League）的骚乱。斯宾塞开口就对乔治说，那些被捕入狱的土地同盟煽动者罪有应得，乔治对这位哲学家的看法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十年后，斯宾塞点头通过的删节版修订本《社会静力学》出版发行，删除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攻击。乔治以《茫然的哲学家》（A Perplexed Philosopher）为题发表了对斯宾塞的长篇抨击，以讨公道。虽然该卷著作主要是针对斯宾塞撤回原先立场的所谓可耻动机而写的一篇评论，但乔治也抨击了在《人对国家》中表现出来的斯宾塞政治哲学的那份冷漠无情。他声称，在这些文章中，“斯宾塞先生就像一位坚决要求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游过河的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被人为地绑上了软木，而另一些人则被人为地捆上了铅块”。(21)
在1888年贝拉米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出版后兴起的国家主义运动，其集中火力对准的不是土地问题，而是竞争性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私有财产制度本身。当《回顾》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在2000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生活在贝拉米的机械式的乌托邦中时，他有这么一个第一反应：“人性本身一定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此，东道主李特博士回答道：“一点也没有，只是人类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行为动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已。”(22)随着合作秩序不断展现出各种奇迹，朱利安·韦斯特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核心变化是废除了冲突。在谈到19世纪的人们时，李特博士抱怨说，“自私是他们唯一的科学”，“在工业生产中，自私就等于自杀。竞争是自私的本能，是能量耗散的另一种说法，而联合则是高效生产的秘诀”。(23)
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运动（Nationalist movement）“原则宣言”（其名称来源于他提出的工业国有化［nationalize industry］）开头如下：
“人类手足原则”是支配世界进步的永恒真理之一，它把人性与兽性区分开来。
竞争原则仅是谁最强谁最狡猾谁就活下去这一兽性法则的应用。
因此，只要竞争继续成为我们工业体系中的主导因素，个人就无法达到最高成就，人类最崇高的目标就不能实现。(24)
在对波士顿听众的一次演讲中，贝拉米宣称，“当今任何形式的暴行，最后的托词往往是适者生存；而推出这一托词来维护现存制度，也就是所有暴行的总和，真是太恰当不过”。他接着说，如果最富有的人实际上真的是最优秀的，那就不会有什么社会问题，人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忍受条件方面的各种悬殊差异；但是竞争性制度显然导致的是不适者生存，这并不是说富人比穷人坏，而是说这种制度会去助长所有阶级的品质中最坏的那部分。(25)
类似的对竞争或个人主义的攻击，在国家主义文献中甚是常见。(26)当莱斯特·沃德发表《社会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Social Economics”）一文——文中阐述了动物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的区别——时，贝拉米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其深表赞同，并建议设法让这篇文章广为流传。随后，他在他的第二本国家主义杂志《新国家》（New Nation）上刊载了该文的大部分内容。“它值得好好研读，”贝拉米建议他的读者，“可以为回应反对国家主义的‘适者生存’论调提供最佳武器。”(27)
美国社会主义作家坚持不懈地试图证明，进化生物学为竞争性个人主义提供不了正当性。劳伦斯·格隆朗德（Laurence Gronlund）曾一度与国家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后来成为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一名官员，他煞费苦心地把合作性联合体中将会出现的健康的“竞赛”同资本主义的不健康的竞争区分开来。在他的著作《合作联合体》（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1884）中，格隆朗德借力打力，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念来驳斥斯宾塞的个人主义。他论证道，社会生活的有机特性要求日益集中化，要求不断加强管理。(28)格隆朗德的作品现在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在了某个角落，当年可是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广为传阅，他们似乎在他偶尔的宗教式措辞、温和的语气和理论权威的气场中感到了欣慰。社会福音的先知们也从他那里借鉴甚多。格隆朗德在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上以删节版形式发表的著作《我们的命运》（Our Destiny，1890），对斯宾塞及其追随者所构想的竞争伦理发起了抨击。格隆朗德用同沃德别无二致的语言——他读过沃德的《动态社会学》——写下了他的坚持意见。自觉的进化将与过去未经修正的自然进化迥然不同，人类的干预必须在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格隆朗德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断言，托拉斯的兴起正在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工业的不断“托拉斯化”证明了联合比竞争更优越。虽然格隆朗德一直批评斯宾塞社会理论中“宿命论”的一面，但他极力说服读者相信，结合是社会进化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一步，他们只能在垄断资本主义和集体化社会秩序之间作出抉择。(29)
三
20世纪初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环境中驾轻就熟。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本人信奉宇宙的“辩证”法则，一直都是个一元论者，在对一元论的坚持上同孔德或斯宾塞没有分别。1860年读到《物种起源》时，他告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后来又对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重要，我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30)在德国社会主义书店的书架上，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并排立列。美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科学知识领域的最新成果，芝加哥克尔（Kerr）出版社源源不断地出版的绿色封面的小册子上，经常会意地点缀着来自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海克尔的引文。阿瑟·M. 刘易斯（Arthur M. Lewis）在加里克剧院（Garrick Theater）所开设的关于科学与革命关系的讲座备受欢迎，每次都座无虚席；以《社会进化与生物进化》（Evolution, Social and Organic，1908）为题结集出版的讲义，出了三个版本，而且在所有美国本土社会主义出版物中，其预售额也是最高的。(31)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则反映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早期出版的卷册当中。其刊出的内容表明，社会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个人主义是当下人们极为关注的一种重大学说，对其加以驳斥很有价值。其中有一位学者将自然选择称为“个人主义要塞仅存的最后一座堡垒”。(32)
正如马克思在生存斗争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基础”一样，美国社会主义者居然在斯宾塞的著作中也发现了对他们的事业有所帮助和支持的内容。他们赞同社会有机体的概念，并像格隆朗德一样，也把它拿过来为自己所用：他们称赞斯宾塞对伟人史观的抨击，赞同他的不可知论，感激他帮助说服了这个世界，使人们相信社会与其他有机生命一样处在不断变化之中。(33)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的个人主义同他的科学教诲的主体部分不相一致；他们试图在进化论的斯宾塞和个人主义的斯宾塞之间钉入一根深深的楔子，前者是构想出社会有机体的斯宾塞，后者则是构思了《人对国家》的斯宾塞。(34)
对于生物学理论中的后达尔文主义趋势，社会主义者发出了热情的欢呼，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方法是有效的。沃德和斯宾塞各自指望把教育和渐进的性状发展作为社会改良的中介，拉马克主义的用进式遗传理论（use-inheritance）被社会抛弃，令两人灰心失望；但希望重塑经济环境的社会主义者，却发现魏斯曼的理论更合时宜。刘易斯写道：
如果贫民窟里的居民所遭受的恶劣环境给自己带来的可怕后果，果真通过遗传传给了他们的子女，直至几代人之后这些后果成为固定的性状，社会主义者期望的新生社会将更加难以实现。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不幸的人几代下来都将会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无论他们的周遭环境已被社会的协同行动改变成何种模样。不管怎么说，魏斯曼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他已经用科学摧毁了那个谎言。(35)
更合他们心意的是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Vries）的突变论（Mutationstheorie）。德弗里斯是一位荷兰生物学家，他指出了“运动”或者说突变——即，个体生物中出现突然而剧烈的变异——在个体生物适应过程中的作用，解决了自然选择理论中的一大难题。德弗里斯的理论给生物学家带来了新看法，原来进化过程是剧烈的、突然的；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缓慢的、连续的、微小的变化形成了强烈对比。在社会理论领域，达尔文的看法支撑了“渐进的必然性”论点，这在斯宾塞和萨姆纳的保守主义中极为突出。“半个世纪以来，”刘易斯解释说，“这种缓慢进化论的论点作为对抗社会主义的手段发挥了巨大影响，现在的统治阶级希望永远保留住它。”然而，突变理论清楚地表明，大自然的条理是，突然而“革命性的”短时爆发同渐进的进化时段交替出现。这在社会上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社会经济基础突发而剧烈的重建。(36)刘易斯还充分利用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莱斯特·沃德的著作。(37)
社会主义者善于抓住对19世纪“进化”社会学的权威性的批评意见并能够熟练地加以综合，不过，他们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或原创性的东西值得一说。社会主义的批评意见听起来可能一贯都是正确的，但它们都是从19世纪马克思和斯宾塞均为之寝食不安的同一个一元论模子里倒出来的模式化观念。只有当生物学看上去符合他们对社会的先入之见时，他们才准备在生物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门社会学。他们乐于用生存斗争来验证阶级斗争，而不是个人主义竞争。他们反对作为保守理论基础的达尔文主义，但都认为，以生物学为中心的社会理论观，如果能够同自身的体系相结合，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方面最无偏见的社会主义著作，是威廉·英格利希·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191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面面观》（The Larger Aspects of Socialism）。沃林和他的同志们一道，拒绝接受基于生物社会学推测得出的保守结论，但他的论证形式与众不同：他信赖詹姆斯和杜威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试图把社会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融合起来。他的目标是确立一种新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途径，来推翻19世纪自然哲学家的绝对主义以及从他们的一元论假设中衍生出来的所有论点。
其他社会主义者只是认为，当下把生物学应用到社会学的各种保守的做法拙劣不当；沃林则以一种更加彻底的、横扫一切的方式，对把社会理论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普遍趋势发起了进攻。他不仅反对斯宾塞的“乐观宿命论”和从自然选择角度来为竞争主张进行的论证，而且拒绝接受社会有机体类比。他认为，这种做法鼓励人们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去强调种族或国家，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不相一致。相反，他坚决主张把社会进化的各过程看作彼此之间存在质的不同，坚决主张把重点放在由人的创造性的能动作用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上，而不是放在对环境——环境固定不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被动适应过程上。他最后总结说：
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自然界的“物种起源”，而是人类手下物种的命运；不在大自然的“创造性进化”，而是人类更具无限创造性的进化。我们关心的事务不在生命的进化及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而是人的进化以及生命对自身目的的适应。甚至，我们对我们周围生命的把控，也没有对自己生命的把控来得重要；我们对自己生理进化的把控，也没有对自己心理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把控来得重要。(38)
四
当然，改革派从来没有心满意得地看到他们的计划付诸实施，但他们对不加限制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前提发起挑战的努力，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果说并没有乌托邦正在酝酿形成的话，至少存在一个偏离自由竞争秩序的转向。斯宾塞—萨姆纳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正在发生转变，社会争论的战线也在向前推进。这倒并不是说赞成个人主义的那些老论点已经得到了令人们普遍满意的解答。相反，是一股比社会理论家的任何精到之处都要更加深刻的民情浪潮将它们一扫而光。随着新的参赛者登场亮相，辩论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
平民主义者、基督教布赖恩派（Bryanites）、黑幕揭发者（muckrakers）、进步主义人士、“新自由”追随者、那些大大超出社会主义影响的人和运动、单一税鼓吹者以及乐善好施的传教士，都投身于改革事业。19世纪相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落和穷苦人家度日如年的艰难困境，在不断加速这种变化。(39)人们察觉到一种不同的秩序正在缓缓出现。虽然他们几乎无法形容它、描述它，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口号和称谓说出了这种秩序：他们谈起了“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公平交易”（Square Deal）、“新自由”（New Freedom）、“新竞争”（New Competition）、“新民主”（New Democracy），以及，迟早终有一天——“新政”（New Deal）。
以前的改革和抗议运动一直都只限于工人和农民杂乱无章、缺乏通盘考虑的抗争，现在中产阶级也被拽入了这场斗争。中产阶级市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开始感觉到了垄断的增长，也开始担心自己会在资本的大联合和劳工的大联合之间被碾得粉碎。由于中产阶级对维持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水平惴惴不安，伟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形象，此前还闪耀着英雄般的熠熠光辉，现在已经黯然失色。人们谴责他剥削劳动者、敲诈消费者，抨击他是不诚实的竞争者，揭露他是政治生活的蛀虫。在一个到处讲集体观念的社会里，传统上对个人壮举勋绩的强调已经失去了许多吸引力。抵挡来自左翼的批评、捍卫竞争这个老问题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今人们面临着一种更加迫在眉睫的威胁，那就是竞争生下的后代对竞争本身构成的威胁——“大企业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在“新抗议”的第一份重要文献中控诉，“我们的工业”
……是一场人人皆为自己的斗争。我们给予适者的奖赏就是由他们来垄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我们让这些掌握生死大权的胜者，用从我们这里攫取的“私利”，来支配我们、操纵我们。……商业的黄金法则是，“我们谁也没有希望，但弱者必须先滚”。在人类交往的其他领域，没有哪一个领域容许这样的行动规则。倘若有人把这种生意场上确实信奉和运用的“适者生存”理论，用于他的家庭或是用在他的公民身份上，那他就是一个怪物，而且会被迅速消灭。(40)
最不可信的，是作为一种政策的自由放任。虽然那种老式的、简单的竞争已从完美的巅峰状态滑落，但很少有人完全不再相信它。事实上，中产阶级奋起反抗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恢复竞争性商业的原始状态。但是，正如莱斯特·沃德老早以前就已经预测到的那样，(41)很明显，即使要保留竞争的所谓好处，也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管控来限制垄断。伍德罗·威尔逊在附和那个小个子的控诉时，称：
美国的工业并不是畅通自由的，虽然它曾经畅通自由过。……只有一点资本金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可能同大佬竞争。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并不阻止强者去压碎弱者。(42)
这样，小企业主及其支持者试图去改变法律，纷纷支持1904年至1914年间旨在要么进一步强化《谢尔曼法》（Sherman Act）、要么限制联合进程的各种议案。沃尔特·维尔（Walter Weyl）解释了这种个人主义视角的变化：
矮小的个人主义者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意识到自己甚至连用来反对他老大哥的道德判断的基础都没有，于是开始变换角度和方式。他不再指望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来纠正所有事情。他转向了求助于法律、政府和国家。(43)
不管是信守威尔逊—布兰代斯—拉福莱特（Wilson-Brandeis-LaFollette）视域，认为竞争天然就令人向往的人，还是坚持罗斯福—克罗利—范·希斯（Roosevelt-Croly-Van Hise）命题，主张集中不可避免的人，都接受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正如布兰代斯1912年系统阐述政府问题时所言：
……为了保护竞争权，就必须限制竞争权。因为过度竞争导致垄断，正如过度自由导致专制一样。……
因此，问题只在于：接受有规制的竞争还是接受有约束的垄断。(44)
在热衷于通过立法来改变商业结构的各种努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缓解工人阶级状况的法律也由此不断涌现。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和社会工作者都站在劳工一边，并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可不希望看到工业压迫最终导致左翼集体主义。越来越多的州议会通过了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的法律、给予工人赔偿补偿的法律以及类似的改革措施法案。(45)知识分子对工会活动的同情越来越强烈。一丝不苟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马萨诸塞州任职后期作的一项判决，宣布罢工是“在普遍的生存斗争中使用的合法手段”，一举扭转了同进化论者论战的形势。虽然他坚信劳工组织是以牺牲无组织的工人为代价来获得经济利益，但他认为，没有根据可以宣布这种活动不合法。各阶级和人民大众都必须经由这种普遍斗争的公断，接受公正的裁决。(46)
在所有改革者的构想中，政府都是新的重建不可或缺的工具。《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1909）是反映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进步主义思考的主要著作。在该书中，克罗利强烈呼吁放弃传统美国的“乐观主义、宿命论和保守主义的混合思想”，转而支持一种更积极的努力，以实现国家的希望。他敦促美国人，学会从目的而非命运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敦促他们不要害怕政府集权，要学会通过国家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同事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唱响了这种崭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积极基调：
我们不能再把生活当成是滴流到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它，设计它的社会组织，改良它的工具，制订它的方法，教导它，掌控它。我们利用一切手段把目的和意图投入一直由习惯支配的地方。我们打破常规，作出决定，选定目标，挑选手段。(47)
沃德期待而萨姆纳坚决反对的管理型社会正在成为现实。难怪斯宾塞在垂暮之年心情沮丧。对他来说，没有活到见证国家干预的充分发展，也算是一件好事。尽管其间中断了二十年，但社会凝聚的趋势仍在不断增强。(48)为斯宾塞喝彩的那代人的子辈们，见证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其强大程度足以同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者最可怕的噩梦中出现的国家机器相提并论。(49)无论这台机器对人的潜能是好是坏，关于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央集权社会的理想日益压倒了个人主义全盛时期的理想。虽然个人主义并没有消失，但它已日益处于守势。正如一位新政领袖在斯宾塞去世三十年后所言：
新时代的宗教基调、经济基调、科学基调必须是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认识，即人类拥有强大的心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及对自然的控制能力，为生存而斗争的学说毫无疑问已经过时，并被比它高级的合作法则所取代。(50)
(1) 本章着重强调城市里的运动和思想家，并不是想要贬低农民抗议活动对美国激进主义的重要性。不过，有组织的草根运动对任何类似系统性社会理论的东西都不太有兴趣。
(2) 关于社会福音运动的历史和思想观念，作者从查尔斯·霍华德·霍普金斯《美国新教社会福音的兴起，1865—1915》一书中受益尤深。Charles Howard Hopkins,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1865–1915. 另请参见James Dombrowski, The Early Days of Christian Socialism in America,该书包含有对社会福音思想的分析（第一章）。同时代内容充实、富有教益的讨论，见Nicholas Paine Gilman, Socialism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London, 1893)。
(3)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p. 9.
(4) Ibid. , p. 90.
(5) 参见George Herron, Between Caesar and Jesus (New York, 1899), p. 45 ff. 。
(6)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Problems (Boston, 1896), p. 133.
(7) Behrends, 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 p. 6. 另请参见Lyman Abbott, op. cit. , p. 120; Gladden,Social Facts and Forces (New York, 1897), p. 2; Tools and the Man (Boston, 1893), p. 3;Josiah Strong, The Next Great Awakening (New York, 1902), pp. 171–172.
(8) Behrends, op. cit. , pp. 64–66.
(9) Applied Christianity, pp. 104–105; 试比较pp. 111–112, 130。格拉登所相信的那一套基督教道德体系的全部目标，就是抵消适者生存所造成的伤害。Gladden, Tools and the Man, pp. 275–278.
(10) Ibid. , p. 36.
(11) Ibid. , p. 176; 试比较pp. 270, 287–288。另请参见Ruling Ideas of the Present Age(Boston, 1895), pp. 63 ff., 73–74, 107; Social Facts and Forces, pp. 93, 220; Recollections(Boston, 1909), p. 419。
(12) The Christian Society (New York, 1894), pp. 103, 108–109.
(13) The Christian State (New York, 1895), p. 88;The New Redemption (New York, 1893), pp. 16–17. 劳森布什对竞争的态度，参见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 pp. 308 ff., 及Christianizing the Social Order, passim。
(14) The New Redemption, p. 30.
(15) 参见Gladden, Ruling Ideas of the Present Age, p. 107; Tools and the Man, p. 176; Herron,The Christian State, p. 88; Josiah Strong, op. cit. , pp. 171–172。
(16) 参见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97), pp. 402–403。
(17)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1879), p. 104.
(18) Progress and Poverty, pp. 342–343.
(19) Ibid. , pp. 344–349.
(20) Ibid. , pp. 349–390.
(21) A Perplexed Philosopher, p. 87. 参见Henry George, Jr., The Life of Henry George, pp. 369–370, 420, 568 ff. 。
(22) Looking Backward (1889)，pp. 60–61.
(23) Ibid. , p. 244. 贝拉米在他的《平等》(Equality)一书中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作了更加详细的分析。
(24) Nationalist, I (1889), inside cover page.
(25) Edward Bellamy Speaks Again! pp. 34–35.
(26) 参见 Nationalist, I (1889), 55–57; II (1890), 61–63, 135–138, 155–162。
(27) Ward, Glimpses, IV, 346. 参见the letter from M. A. Clancy,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ist Club of Washington, to Ward, February, 23, 1889, Ward MSS, Autograph Letters, III, 18。
(28) The Coöperative Commonwealth, pp. 40, 77–83, 88.
(29) Our Destiny, pp. 13–14, 18–22, 36–37, 73, 86–95, 113–114; 试比较The Coöperative Commonwealth, pp. 171–172, 179, 220。在随后的一本著作中，格隆朗德回顾了布赖恩竞选的错误，并再次呼吁接受托拉斯并将托拉斯集体化。The New Economy,passim.
(30) The Correspondence of Marx and Engels (New York, 1935), pp. 125–126.
(31) 参见刘易斯的Ten Blind Leaders of the Blind (Chicago, 1909)一书前言，p. 3。
(32) Raphael Buck, “Natural Selection under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I (1902), 790. 另请参见Robert Rives La Monte, “Science and Socialism,” ibid. , I (1900),160–173; Herman Whitaker, “Weismannism and Its Relation to Socialism,” ibid. , I (1901),513–523; J. W. Sumners, “Socialism and Science,” ibid. , II (1902), 740–748; A. M. Simons, “Kropotkin’s ‘Mutual Aid,’” ibid. , III (1903), 344–349。
(33) Robert Rives La Monte, Socialism, Positive and Negative (Chicago, 1902), pp. 18–19; A. M. Lewi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p. 173–187.
(34) . 参见A. M. Lewis, Evolution, Social and Organic, chaps. vii和ix。美国国内和欧洲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量借鉴了恩里科·菲利的《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Socialism and Modern Science）。另请参见Ernest Untermann, Science and Revolution (Chicago,1905), chap. xv。试比较A. M. Lewis, op. cit. , chap. vii, “A Reply to Haeckel,” 另请参见Anton Pannekoek, Marxism and Darwinism (Chicago, 1912)。
(35) Lewis, op. cit. , pp. 60–80, 尤见p. 78。另请参见Herman Whitaker, op. cit。
(36) Lewis, op. cit. , pp. 81–96, 尤见pp. 93–95; W. J. Ghent, Socialism and Success (New York,1910), pp. 47–49。
(37) Lewis, op. cit. , pp. 97–114, 168–182. 试比较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passim。
(38) The Larger Aspects of Socialism, p. 86. 沃林在这些问题上的全部论点，参见chaps. i–iv。
(39) 对这种变化最敏锐的早期判断是根特的《我们乐善好施的封建主义》，W. J. Ghent,Our Benevolent Feudalism。
(40)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pp. 494–495.
(41) 参见前文，第四章注释17。
(42)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4), p. 15.
(43) The New Democracy, pp. 49–50.
(44) “Shall We Abandon the Policy of Competition?”重印收录于The Curse of Bigness, p. 104。
(45) 著名社会活动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从人道主义出发，表达了对从科学角度为消灭不适者辩护的不满：
科学于是带着庄严的神气出场，向我们展示社会法则，
用纯粹的自然原因解释穷人如何在这。
无论寒门还是贵胄，都须竞争和奋斗；
差的死去好的活着，自然就是理由。
吞下这整片安慰剂，不假思索就会预设
倘若我们心肠够硬，穷骨头很快就会死绝。
但是啊，我们徒劳地把他们挤压，把他们挤到剩下的空间连灯都会灭——
到头来发现，所有置人于死地的工作，却没能把他们赶尽杀绝！
我们越是斗争，他们就越能生存：子孙似雨后春笋，人口与日俱增！
死去的穷人啊，盈千累万；活着的穷人只多不少，有似劳苦的蜜蜂！
每当我外出散步，就看到那么多人捉襟见肘，
又还有多少人呆在屋里，四壁家徒！噢，主啊！这种事还须多久，多久！
In This Our World (Boston, 1893), pp. 201–202.
(46) 参见不同意见，Plants V. Woods, 176 Mass. 492 (1900), 引自Representative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s (New York, 1931), p. 316。
(47) Drift and Mastery, p. 267; 试比较Wilson, op. cit. , p. 20。
(48) 威尔逊援引社会有机体来证明国家根据宪法进行干预的正当性，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声称，“在一个‘发展’‘进化’成为科学词汇的时代”，“进步主义者所要求或渴望的……是可以依据达尔文主义原则来解释宪法。他们的全部要求只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不是一台机器，是有生命的”。Wilson, op. cit. , pp. 44–48. 威尔逊的著作《国家论》深受达尔文主义诸概念影响，Wilson, The State (Boston, 1889)。
(49) 对20世纪30年代国家机器之强大的生动呈现，参见Louis M. Hacker, American Problems of Today (New York, 1938), pp. 276–281。
(50) 引自Ralph H.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p. 306，转引自Henry Wallace, Statesmanship and Religion (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