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特·沃德，率先向占主导地位的斯宾塞学说发起挑战的拓荒人，思想远远走在时代前列，对美国思想的解放阙功至伟。他的生命，恰似地底下的竹笋；等待他的宿命，则是拓荒者的困境。
人类真的最终会获得对除自己而外的整个世界的统治权吗？
——莱斯特·沃德
一
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都满怀激情，企图为宇宙确立秩序。两人都把各自的社会学体系建立在一元论的假设基础上，假定宇宙法则同样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他们的工作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之一，是力图将所有科学的题材，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从天文学到社会学，全都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体系之中，并利用迅速发展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成果，因为这两门科学也许可以给社会带来启示。依据这种一元论精神，孔德可以把社会学说成是“社会物理学”，而在达尔文之前他早就写道：“显然有必要把社会学建立在整个生物学之上。”(1)沃尔特·白芝浩依据同样的假设，将一篇社会理论方面划时代的文章命名为《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5）。赫伯特·斯宾塞对他的社会有机体类比作了详尽的阐释，他的社会学中到处都是分化、整合、平衡，以及其他种种严肃沉闷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斯宾塞甚至从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一条新奇的社会学原理：“城市的吸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2)
美国第一本综合性社会学专题论著的作者莱斯特·弗兰克·沃德，同这种一元论之间有着某种很是奇特的矛盾关系。像其他许多19世纪6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样，沃德在他接受的教育餐食里撒上了些许斯宾塞调料，并对斯宾塞版的普遍进化论甚是钦佩。对他来说，一元论教条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在《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一书中，他表示，希望“宇宙科学或真正的宇宙学将……在目前科学的异质状态基础上向前迈出一大步”。(3)“我在考虑每一事物时，自然而然就将它置于同宇宙的关系中。”他在其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如是写道。在谈到自己的《纯粹社会学》（Pure Sociology）时，他曾称：“这可不仅仅是社会学，这是宇宙学。”(4)沃德的研究方法中对一元论的健全，很容易得到《动态社会学》读者的认可，因为他们先必须钻研大约两百页的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和胚胎学，然后才能采掘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材料。
沃德虽然形式上接受了斯宾塞主义方法，但与斯宾塞迥异的是，沃德社会系统的形成，来自他对实用的偏爱，因而无论是在结构上抑或是在具体内容方面，都与斯宾塞截然不同。因为，沃德的社会学本质上是二元论。对沃德来说，在书写每一事物时至关重要的是，将身体性的或者说动物性的无目的进化，同经过有目的的行动而被毅然决然地修正了的精神性的人性进化，明确区别开来。沃德通过将斯宾塞体系分成两支的方式，将社会原理同简单直接的生物类比割裂开来。在他手中，社会学成为一门同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组织层面打交道的特殊学科。在对种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基于自然法的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乃是两面一体的假设发起攻击的思想家中，沃德是第一个，也是最令人敬畏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德对美国社会学家的批评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沃德在他的领域，发挥了一种类似于哲学领域工具主义者的角色，即：用适应改革需要的积极的社会理论来取代旧的消极决定论。
像其他许多美国改革家一样，沃德来自边远地区。(5)他1841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Joliet），父亲是一名四处奔波的技工，母亲则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尽管沃德年轻时穷困艰辛，为生计终日奔波，但他还是趁着在磨坊、工厂和田间劳作的空闲时间，研究生物和生理，学习法语、德语和拉丁语，最后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内战期间，沃德服了两年兵役，此间曾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Battle of Chancellorsville）中严重负伤。两年后，沃德于1865年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财政部谋了一份小职员的差事。二十六岁那年，他考上了夜大学，五年之内拿到了文学、法学和医学三张文凭。沃德的教育很多是自学完成的，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从无可能轻轻松松就学成名就。或许是受困于对自己卑微出身的极度敏感，他对那些虚华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派生词甚是钟爱，他的社会学中到处都是诸如“synergy”（协同增效作用）、“social karyokinesis”（社会有丝分裂）、“tocogenesis”（生殖起源）、“anthropoteleology”（人类目的论）、“collective telesis”（集体的目的性利用）之类的字眼，把男性的性选择（male sexual selection）称为“andreclexis”（雄性性选择），把爱情称为“ampheclexis”（两性性选择）。他在布朗大学的一门课程倒是取了一个很朴素的名称：“全部知识概览”（“A Survey of All Knowledge”）。
在政府部门当差的最初几年里，沃德为一份名为《反偶像人》（The Iconoclast）的杂志做主要编辑，更多时候是任撰稿人，其中大部分文章甚至是由他来捉笔的。这本杂志是19世纪70年代怀疑论风潮中冒出的一个小泡泡，满纸都洋溢着专业揭露者们的一种稚嫩的争强好胜，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他完全赞同新思潮的早期证据。沃德后来继续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终于成为声誉卓著的博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并于1883年担任美国地质调查局首席古生物学家。也就是在这一年，沃德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专题论著，历时十四载终告完成的划时代著作《动态社会学》。此后，这部作品的核心概念在其《文明的心理因素》（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1893）、《社会学大纲》（Outlines of Sociology，1898）、《纯粹社会学》（Pure Sociology，1903）和《应用社会学》（Applied Sociology，1906）等其他著作中，不断得到重申和拓展。这样，沃德在1906年终于被召到布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
沃德的《动态社会学》问世时，社会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虽然有几所美国大学在泛泛相关的学科中开设了一些课程，有些还把斯宾塞的著作用作教材，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可能是当时唯一使用“社会学”这个术语来称呼一门大学课程的老师。(6)这门学科的素材也才刚刚出现在“历史哲学”和“文明史”一类的课程中。尽管时代迫切需要一本系统的社会学专题论著，但这片土地还没有准备好来接受一位籍籍无名的政府公职人员的大胆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当他冒险挑战的对象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斯宾塞主义学说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令沃德非常失望的是，他的著作问世后，开始几乎无人理睬，之后立稳脚跟的速度也极其缓慢。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回忆说，这本书出版整整五年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只有理查德·T. 伊利（Richard T. Ely）一个人知道这本书，要不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们老早就警觉起来了。1893年，沃德告诉他，这本书勉强卖出了500册。(7)然而，1897年，阿普尔顿公司推出了《动态社会学》第二版，到世纪之交沃德已被广泛认为是社会学领域的第一流人物。至少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另两位拓荒先驱，阿尔比恩·W. 斯莫尔和爱德华·A. 罗斯（Edward A. Ross），均深受其作品的影响，而他也在1906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第一任主席。不过，尽管职业社会学家终于学会了尊敬他，尽管斯莫尔坚信，是沃德将职业社会学家从在“被曲解的进化论”这一了无新意的荒漠里多年徒劳无益的耕耘中解救了出来，沃德却从未在一般公众中获得像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或其他具有类似地位的学者所享有的声誉。(8)
沃德提出他的集体主义，在时间上早了将近二十年，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充分接受的听众。甚至在美国断断续续地采取一些极其初级的中央集权步骤，如制定《州际商务法》和《谢尔曼法》（Sherman Act）之前十年，沃德就在鼓吹计划社会。他的怀疑主义倾向也限制了他的影响力，那些本可以被他的社会理论吸引的基督教改革家，却发现他的自然主义令人反感，有些支持者也敦促他在语气上要妥协一些、再妥协一些。(9)直到其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他才在一所知名大学获得教职，并错过了与一流学术地位相随的公众声望和职业声望。沃德的正式著作，尤其是厚达1400页的《动态社会学》中，冗长乏味的散文和像野蛮人说话一样难懂的术语，也妨碍了他在公众中获得广泛声誉。然而，沃德也确实在通俗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具有可读性的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论坛》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深受欢迎。(10)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随着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声音越来越强，沃德的思想渗透到了普通读者这块战略要地，并对一些革新派团体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但部分由于他的“社会政体”（sociocracy）倡议从来就没有组织过信徒，在他1913年去世后，其声名就迅速消退了。沃德是美国思想史上，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学界史上最有才干、最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之一。但对他来说，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思想家，其最中肯的地方却正是他最否定的部分。他最大的成就，是对某些知识体系展开了批判。这些知识体系曾一度充斥着整个社会，极具影响力，如今则早已坍塌崩溃、被遗忘在角落里无人问津。沃德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些知识体系进行的尖锐抨击，虽然对美国思想的解放厥功至伟，却也逃不过随这些体系一道被忘在九霄云外的命运。
二
底层阶级的出身，一直以来都让沃德感到深深的刺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射的精英政治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抛头露面，冒犯了他对民主的情感。直到生命的尽头，他都还记得，当年他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书的时候，每当来自他那个阶级的衣衫褴褛的孩子能够击败有钱人家的儿子获得奖学金时，他是怎样地感到称心如意。(11)如果说他的童年经历与激励他充分信任普罗大众潜在的智识能力有关的话，那么，沃德在政府机构工作的长期经历则可能激励了他去反对斯宾塞主义对政府的不信任。早在1877年，在统计局工作几年后，他就为华盛顿《国家联盟》（Washington National Union）写了两篇文章，探讨政府统计资料作为立法依据的可能性，认为如果社会活动的诸法则可以用统计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话，那便可以作为“科学立法”的数据。(12)
接下来的几年里，沃德对政治的关注越来越急切。在写作《动态社会学》的过程中，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已经颇有进展。在1881年华盛顿人类学会上宣读论文时，他就对盛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进行了猛烈抨击。在这里，沃德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清晰而有条理地阐述了他晚年要为之殚精竭虑的思想。在指出日趋盛行的政府干预社会事务的趋势与当前的社会理论完全不一致后，沃德颇有先见地预言，在社会舆论领域，很快就将爆发一场危机。
科布登俱乐部（Cobden Club）和其他“自由贸易”团体正在挥舞自由之手，四处散发传单，希望能遏止这股潮流。维克多·伯默特（Victor Boehmert）发出了警告，奥古斯特·蒙格瑞丁（Augustus Mongredien）发出了吼叫，赫伯特·斯宾塞发出了咆哮。结果呢？德国的回答是，收购私有铁路，设置高额保护关税。法国的回答是，颁布法令建造1. 1万英里的国有铁路，并赏了法国船东一笔奖励金。英国的回答是，通过了一项义务教育法，政府收购了电报业，通过了一项电话业务归国家所有的司法决议。美国的回答是，通过了一项州际铁路法、一项国民教育法，以及一场以压倒性优势通过的保护国内制造商的全民公投。整个世界都受到了感染，所有国家都在采取积极的立法措施。(13)
沃德继续说，现在是学者们停止谴责这种不可阻挡的立法干预潮流的时候了，他们应该集中精力认真研究当下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在社会极力挣脱君主统治和寡头统治的年代，自然法和自由放任的信条一直都是管用的知识工具。当政府掌握在专制统治者手中时，反对政府干预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但在代议制政府时代，人民大众可以通过立法行动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时还要坚持反对政府干预，便是愚蠢。这些假设已经过时了。“自然法与人类利益之间并不必然是和谐的。”贸易法则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出身的巧合或卑鄙狡猾的举措，而不是高人一等的智商或胜过常人的勤奋。
自然法也不是阻击垄断的屏障。经典理论说，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但通常的情况则是，竞争“使商店的数量成倍增加，远远超过了需要，而每家商店又都必须通过交易来谋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有商店都必须卖得比本来的价格更贵”。在经销行业尤其如此。在其他行业，竞争催生了拥有危险的广泛权力的大型公司组织。拆散它们就将是摧毁“社会进化的综合有机体”这一“自然法的法定产物”。唯一建设性的选择是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实行管制。(14)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府管制或管理尝试从来就没有构成为个人主义者所指控的灾难。英国的电报行业和德国与比利时的铁路系统就是明证。在文明史上，社会控制的范围一直在逐步扩大，但
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的消极经济学派一直致力于阻碍这种进步。自由放任学派对科学进行分类的背后是掘壕据守，他们一方面实事求是地宣称社会现象同物理现象一样，彼此之间是统一的，而且受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与这种实事求是的宣称相伴的，则是一条虚假陈述和一个不从前提出发因而不合逻辑的推理：不管是物理现象还是社会现象，人类都无法控制；事实上科学带来的所有实际益处都是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和自然现象的结果，否则，这些自然力量或自然现象就会被浪费，或者成为人类进步的敌人。与此相对，积极经济学派只是要求有那么一个机会，完全按照人类利用物理力量的方式，来利用社会力量为人类利益服务。只有通过人为控制自然现象，才能让科学为人类的需要服务；如果社会规律真的类似于物理规律，社会科学就没有理由不能像物理科学那样得到实际应用。(15)
在一篇题为《积极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The Scientific Basis of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1881）的文章中，沃德继续攻击社会理论中的自然法。他断言，依照人类的标准，自然本身就是不经济的。自然的过程已经被证明是“所有可以想象的过程中最不经济的”，只不过这一事实被大自然运转的浩瀚及其结果的绝对庞大掩盖了而已。一些低等生物会释放出多达十亿个卵细胞，只有少数发育成熟，其余的则根本抵挡不住随之而来的生存斗争。生殖能力的浪费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人类之间的无序争斗，特别是以工业竞争形式出现的冲突，同样也是一种浪费。在这里，沃德区分了由人类意志和目的所支配的目的（telic）现象与作为盲目的自然力量之结果的遗传现象。在目的对遗传、人为对自然的巨大优势面前，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们对自然法经久不息的热情，就像是卢梭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或者还可能更糟，那就是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用进化的视角来看自然，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本性就是良善的，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16)人类的任务不是模仿自然法则，而是去观察它们，把它们拿过来为己所用，去指导、监督、管理它们。
正如存在两种动态过程一样，也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关于生命的动物经济学和关于思想的人类经济学。动物经济学，也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的繁殖超过了生存资料的供应导致的结果。大自然繁育了太多生物，并依赖风、水、鸟、兽来替她播种。而一个理性的人，则每隔一段适当的时间，去整地、除草、钻洞、种东西，这是人类经济学的方式。环境改造动物，人类则改造环境。
竞争实际上使最适者无法生存。理性经济学不仅节约资源，而且繁育更优秀的生物。这方面最好的证据是，当竞争完全消除时，比如说当人类通过人工方式培育出某种特定的生命形式时，这种生命形式立即便大踏步前进，很快就超过那些依靠竞争获得进步的生命形式。也就是这样才有了优质的果树、谷物、家畜。竞争即使采取最理性的形式，也是极其浪费的。我们在广告这种标志性的商业精明——“动物之狡猾的改良形式”的一个极好例证——那里，就见证了社会浪费。最后，针对一位论者激情澎湃地提出的关键论点，沃德据理力争，如果说竞争在人类事务中果真可能有什么价值的话，自由放任实际上也破坏了它，因为既然完全的自由放任允许合并乃至最终允许垄断，自由竞争就只能通过某种程度的管制才能得以稳固。(17)
沃德的《动态社会学》来自“一种日益增长的感觉”的激发，这种感觉就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在本质上都可谓贫乏之至”。该书的写作设计，就是要对那些“断言大自然怎么样人类就应该怎么样”的人作出回应。(18)因此，在《动态社会学》中，沃德把他反对自然法的所有论点聚拢在一起，并详细阐述了他对目的论式的进步的诉求。虽然他总是蔑视改革者这个名称，坚称自己是一位社会科学家，但《动态社会学》本质上就是在论证社会化的有组织、有引导的变革——沃德自己喜欢称之为“通过冷静的计算来改进社会”。沃德坚信，这种变革注定要取代迄今为止社会无意识的自动变迁。(19)因此，当初开始着手撰著《动态社会学》时，他曾计划将书名定为《伟大的灵丹妙药》（The Great Panacea）。
沃德对生物理论作了个让步，即同意认为，人类是由于自然选择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而人的智力则是其中最至高无上的产物。但他坚持认为，除非人类把自己的智力用于改进自身，从而以有目的的进步取代遗传的进展，否则人类就不能认为自己终于比其他动物高级了。(20)社会的进步在于整个社会快乐总量的增加和痛苦总量的减少。
到目前为止，社会进步都一直在以某种笨拙的方式自己照料自己，但在不久的将来，它必须由别人来照料。要做到这一点并始终保持动态状况以抗击所有阻碍势力——社会每取得一次新的进步，阻碍势力就会进一步增强——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21)
沃德在《动态社会学》第二卷中强调了感觉在社会动力中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情感是心智的基本组成部分，理智已经进化为情感的向导。社会心智是个体心智的概括或合成，由社会理智和社会情感两部分构成。发乎情感而不加制约的工作方法会导致冲突和破坏，但理智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设定理想来引导情感进入建设性轨道。随着其自身的成长，理智终将有能力规划出完美的标准，供作社会以及个人的指导。
那些带来进步的行动，沃德称之为“动态行动”。要采取这些动态行动，只有通过创造一种“动态意见”的状态才能办得到。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理智配备齐全，足以发挥指导作用。(22)如果整个社会要着手一项动态行动，则必须通过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传播，把人民装备起来，让他们作好准备。
才智虽然迄今依然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东西，但注定将成为批量生产出来的制成品。可以说，经验知识是一种遗传产物，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则是一种目的产品。知识的来源和分布不会再听凭偶然和自然了。它们将被系统化并由此升华为真正的艺术。通过人工方式获得的知识仍旧是真实的知识，所有人储存的，都必定始终主要是这种知识。人工供给的知识要比自然供给的丰富得多，正如人工供给的食物要比自然供给的充裕得多一样。(23)
在沃德那里，教育不仅仅是社会工程建设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平整工具，一种给底层人民带来机会并让他们得以发挥才干的手段。(24)在孩提时代，沃德就对接受了教育的人和未曾接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印象极其深刻，因而始终都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跨越的这条天堑，可以归因于天生能力上的差异。他慷慨激昂地强调教育，就源于他个人正是成功的典范。(25)
由于沃德相信教育是改进人类的一种长远手段，他不愿意放弃拉马克主义和斯宾塞主义所谓后天习得的性状可以遗传的观点。达尔文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最初并没有把它融为自己进化论的一部分。沃德则将其视为自己的乐观的社会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等新达尔文主义者在很多场合都进行过交锋。在1891年《论坛》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文化的传承》（“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的重要文章中，他认为后天获得的知识本身不能通过遗传来传承，但坚持认为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另一回事。有些明显是家族流传的艺术和才能，用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因为这些才能在生存竞争中没有价值；自然选择无法解释这些才能的代代相传。对于天赋才能的这种存续，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人类在某种特定的追求过程中，由于心智能力的训练和运用，从而获得了某部分的才能，那部分才能可能会被传下来，成为整个种族遗产的一部分。如果魏斯曼的追随者们是对的，而且也没有上述这样的继承关系，那么“教育便对人类的未来毫无价值，它的益处只限于接受了教育的那一代人”。沃德总结说，历史事实和个人观察到的事实都支撑了人们对这种“使用—继承”的普遍看法，在科学界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断定之前，我们最好“拥抱妄想”。(26)
三
沃德有时被归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后期的理论受到社会学领域冲突学派的影响。该学派最突出的代表是两位欧陆作家路德维希·贡普洛维茨（Ludwig Gumplowicz）和古斯塔夫·拉岑霍费尔（Gustav Ratzenhofer）。到1903年，沃德对他们的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种族斗争起源的解释给沃德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其为“截至目前对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27)他的《纯粹社会学》有一小部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该部分，他把组织化社会的起源归因于一个种族被另一种族所征服。首先是从这种征服中产生了各种社会等级系统，而后社会就先后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等级制度缓和，同时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通过加强法律巩固各种关系；国家（政权）起源；各群体逐渐胶合为同一民族；最后，爱国主义形成，社会组织发展为国家形式。(28)
进步往往是不同因素强行融合的结果。尽管人们可能会强烈谴责可怕的战争，但战争在过去一直是种族进步的必要条件，征服落后的种族在未来也是不可避免的。(29)在先进社会里，理性的、和平的社会同化形式可能会取代过去那种遗传的、暴力的方式。就像斯宾塞那种尚武社会让位于工业社会一样，一个友好的和平时代也可能会即将到来，但世界是否已经到了战争消弭的时刻，却令人怀疑。冲突的终止是否可取，对沃德来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30)
沃德在这些方面对冲突学派的依循，丝毫没有改变其向善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结构。在对冲突理论与他的集体主义两者进行调和的过程中，沃德看不出有什么困难——尽管事实上困难重重，他甚至成功地让贡普洛维茨归附了自己欢快的视角。(31)在沃德的著作中，确实可以发现冲突学派的思想，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且倏忽即逝，除此而外，其晚年的理论同1883年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通观他的全部作品，其中大部分著作都始终贯穿着一个目标，即摧毁生物社会学的传统。
沃德的社会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那就是同时与斯宾塞主义者令人错愕又使人麻痹的乐观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者同样令人错愕又使人麻痹的悲观主义进行持续争论。他认为，不管是马尔萨斯—李嘉图—达尔文这一脉的悲观主义，还是斯宾塞的乐观主义，都是在为一手造成社会压迫和社会苦难的上层阶级辩护。(32)他提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适用于人属动物（genus homo）。沃德说道，马尔萨斯揭示了一条基本的生物学定律，但是在他把这条定律同人类粘连在一起时，他只将这条定律应用到就这么一种动物身上，从而毫无成效。达尔文则有一种天才，能通过将马尔萨斯主义卓有成效地应用于动物和植物，从而阐明整个有机世界的过程。
尽管马尔萨斯主义在所有方面都失败了，但马尔萨斯主义是一条基本社会规律那种印象却流行起来了，而且时至今日仍然被人们普遍接受，当前的社会学就是建立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事实是，除了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人类和社会并没有受到那些控制动物世界其余部分的伟大的动态法则的影响……如果我们称生物过程为自然过程的话，则我们必须把社会过程称为人工过程。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是自然选择，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则是人为选择。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而这便意味着弱者的灭亡；甚至适者生存最好就称为弱者灭亡，这样倒更贴切一些。如果说大自然是通过消灭弱者来进步的话，人类则是通过保护弱者才进步的。(33)
沃德毫不犹豫地同斯宾塞或斯宾塞在美国的门徒萨姆纳和吉丁斯展开了交锋。萨姆纳《自扫门前雪——社会各阶级彼此应该为对方做什么》收到的评论中，沃德为纽约的期刊《人》（Man）撰写的可能是最负面的一篇。沃德说，该部著作是自由放任主义作家的“最后哀嚎”。这本书的利远远大于弊，因为它已经极端到成为一幅个人主义的讽刺画。
整本书基于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这个世界赐给人类的恩惠完全是按照人的美德来分配的。贫穷只是懒惰和邪恶的证据。富裕就显示出了富有者的勤奋和德行。该书的绝大部分是由马尔萨斯主义制成的，而人类的活动也被贬低到和动物活动完全处在同一个水平。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仅仅证明了他们适合生存；所有生物学家都清楚，适合生存与真正的优越性完全不同，作者自然是忽视了这个事实，因为所有社会学家都应该是生物学家，而他却恰恰不是。(34)
在一篇针对“赫伯特·斯宾塞的政治伦理学”（“The Political Ethics of Herbert Spencer”）的超长论辩中，(35)沃德巧妙地挑选了斯宾塞著作中的文字段落。在有的段落中，斯宾塞指望商人的仁慈，让他们克制自己不去毫不怜悯地讨价还价、不去赚取超额利润；在有的段落中，斯宾塞捍卫私人控制污水处理系统的权益，建议通过威胁关闭顽抗的房主的排水设施，来强制他们向污水处理企业付款；在有的段落中，他谈到失业者“一无是处”，工会就是“一群永久的流浪汉”；在有的段落中，他表达了对民主进程的精英式的蔑视，以及类似的个人主义式的诸极端主义。接着，沃德又继续用上了斯宾塞的个人主义同其有机社会观之间的自相矛盾。如果国家这个一体化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那么被斯宾塞视作一种进步标准的不断一体化，又会如何呢？沃德问道。社会有机体的逻辑结果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而是极端的集权。“即使是国家控制论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最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任何这类专制主义，就是由甚至可以说是已知后生动物中最低级的物种的中央神经节所施行的专制主义，也会避而远之。”(36)只有当它涉及社会的各心理方面时，有机体的比喻才是合理的；而即使在这个层面，它在逻辑上也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延伸，因为政府是公众意志的仆人，就像大脑是动物意志的仆人一样。(37)
斯宾塞主义者的另一个缺陷是，他们对“自然的”一词下的定义，其中加载的信息太多，他们对这个词的使用很是前后不一，因为他们不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可能发现的任何现象，而只是用来描述他们所认可的那些现象。然而，事实上，社会的惰性及其不能立即对变革的压力作出反应，“导致出现了合理合法的，同时也是社会所必需的社会改革者。不仅如此，他们也是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的自然产物。保守主义作家如此强调‘自然’一词，却无视这一事实，真可谓当今时代众多逗人发笑的荒唐之一”。(38)
沃德拒绝接受古典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这便驱策他去开辟一条尚未经过检验的思想路线，从心理学角度和制度角度而不是生物学角度和个体角度，去发展出一套社会理论方法。像其他大多数职业生物学家一样，他对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简单类比不感兴趣，这种类比倒是取悦了那些为竞争秩序辩护的人。由于无法在社会中找到他在自然界里看到的那种发挥作用的粗糙的变化过程，沃德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双重批判。他首先揭穿了自然本身的真相，展示了它的浪费，并将它从大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上拉了下来。其后，沃德又通过展示新兴的人类心智如何能够将自然界狭隘的遗传过程锻造成迥然相异的形式，摧毁了一元论信条的核心特征：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变化过程和社会中的发展过程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达尔文主义将重点放在跨越地质年代的缓慢变化上，把变化解释为各种“偶然性的”变异的结果，看来已经将目的论驱逐出了动物的世界。这样，对于那些在一元论信条阴影下工作的人来说，达尔文主义也将目的论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如果高等物种的出现，其背后没有更大的目的，没有宇宙指引之手，如果进化是随机变异的漫无计划的结果，目的性在宇宙中没有位置，那么社会也一定像其他生命一样漫无目的地生长和变化。然而，在沃德看来，从目的论而来的这种反应似乎走得太远。如果说没有宇宙目的的话，那至少还有人的目的。这种人的目的已经给了人类在自然界中一个特殊的位置，而且如果人类决心想要的话，还可能给其社会生活提供组织和方向。从此，有目的的活动必须被看作不仅是个体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一项正当功能。
四
沃德的兴趣一向是世界性的，他从一开始就把向美国人解读欧洲在国家干预问题上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的教训视为己任。除自己作为政府雇员的洞察外，国外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也令他印象深刻，特别是铁路归政府所有或受政府管制，这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都可以观察得到。(39)当他把欧洲的做法同美国的私人经营惯例进行比较时，结果是情况对后者不利。(40)在反对自由放任的问题上，沃德还受到了孔德的影响。孔德对自由放任持批评态度，沃德对他敬佩之至。(41)
当然，这并不是说，沃德只是又一位经济学领域的民族主义者。他倡导国家管理是出于下层阶级偏向的激发。他似乎将自己看成了学术论坛上替这群人发声的说客。他反对对个人主义作生物学上的论证，源于他的民主信仰；他摒弃萨姆纳和斯宾塞，部分动因是他嗅到了他们的精英偏好。和凡勃伦一样，沃德对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物和观点，总是感觉有些格格不入，这无疑加快了本就居于劣势地位的他成为最边缘的知识分子的步伐。他曾一度抱怨过芝加哥大学的“资本主义审查制度”。在1896年的那场运动中(1)，他还写信给因支持布赖恩而受到牵连的E. A. 罗斯，“我可能比你更倾向于平民主义。没有谁比我更急于掐死金钱权力”，其后他只是补充道，他认为自由铸银是一种糟糕的社会补救措施，他年轻时经历过一次通货膨胀，可不想再经历一次。(42)
沃德在1906年美国社会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期间，对他的社会偏向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陈述。当时，前面有一位发言者提出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主张通过各种方法，主要是优生学诸方法，小心仔细地淘汰掉那些身体不健康和依靠别人生活的人。在回应中，沃德称发言者提出的这种学说，是“以少数为中心的世界观的最彻底的例子。这种世界观在高层社会阶级正日趋流行，它将把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当中那几乎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一小撮人身上，而对其余部分佯装未见”。沃德继续说，他的工作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教育和保护精选出来的少数高层阶级这样一个如此之小的领域。“我想要一个足够宽广的领域去拥抱全体人类，如果我不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的话，我就会对它毫无兴趣。”未来，社会将会无限期地从基座那里吸纳新成员，并不得不从底层吸收大量未经加工的原料。他的对手也许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社会注定会无可救药地堕落。”然而，人们也可能持有另一种看法：
……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真相……就高等生命的天赋能力、潜在素质、“出息和潜能”而言，那些蜂拥来去、孕育着儿儿女女的无数大众，这些社会底层，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伐木担水之辈”，不仅如此，甚至还有贫民窟的居民，所有这些人，同现在主宰着社会、对他们鄙夷不屑、自诩为“有头脑的精英”的那些人，本质上都是相同之辈；除无法享有特权接受最开明的优生学教师的教育而外，他们在其他所有方面本质上都是同等之人。(43)
沃德虽然是社会规划的先行者，是人民群众的捍卫者，并受到那些读过他作品的社会主义者的称许，为他们所利用，但他本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甚是不感兴趣。他认为，自己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代替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个方案是从孔德那里借来的，他称之为“社会政体”（sociocracy），也即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来实施的有计划的社会控制。在社会政体下，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或“集体的目的性利用”，可以通过设计“有吸引力的法律法规”，用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和强制性的手段，来释放人类行动的活力、促进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从而与个人的利己主义相谐和。在个人主义造成人为不平等的地方，社会政体将废除这些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寻求制造人为平等时，社会政体将承认自然形成的不平等。一个社会政体的世界将会像个人主义者所要求的那样，依据人们的美德来分赐自己的恩宠，但它会通过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来取消那些拥有不应得的权力之人、由于偶然因素获得地位或财富之人，或者反社会的狡诈之徒所拥有的优势。(44)
在推动社会规划、对自由放任的局限性进行历史考察，以及掀起反对生物社会学的运动三个方面，沃德做了大量工作，以图将美国人的思想从满脑子都在毫无批判地盘算着19世纪科学的各种守旧用途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在社会心理学方面，他帮助其后来者更好地理解了情感在人类动机中的重要性。沃德在试图提供一些积极主动的方案时，是经不起批评的，因为他天真地相信教育可以促进社会重建，而且有些改革建议也含糊不清。在哲学上，他对一元论思维的批判，既算不上最坚定，也算不上最精致。在抽象层面，他给实用主义者留下了很多尚待完成的工作。虽然沃德的遗传二元论和目的论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威廉·詹姆斯所谓的斯宾塞“块体宇宙论”（block-universe），但斯宾塞主义病毒仍然在他的血液里流淌。在对社会学领域的自然崇拜者发动攻击的过程中，他把大的联合体描述为自然秩序的产物，从而不由自主地滑向了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他还曾经写道，仅集体的目的性利用就可以“再次将社会置于自然法的自由洪流之中”。(45)当他认识到自己体系中的缺口时，只是试图把这个窟窿遮起来，说有目的的行为是一种遗传产物。对于一个如此不断强调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的独特性和人为性的人来说，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学，并把这种社会学置于宇宙学体系的框架内，这种自相抵牾也很稀奇古怪。
沃德的批评固然在技术层面算不得怎么完美，但无疑属于一个大胆的开拓性举动。他遭到了太多不应有的忽视，部分原因恰恰在于他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你不光在时间上走在我们的前面，”阿尔比恩·斯莫尔在1903年给他的信中写道，(46)“而且我们都知道，你在科学的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从头到脚都是这样。你是小人国中的格列佛。”
(1) 参见路德维希·贡普洛维茨对孔德的讨论，Ludwig Gumplowicz, The Outlines of Sociology, pp. 28–29。
(2) 转引自Edward A. Ross,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p. 48。
(3) Dynamic Sociology, I, 6; 试比较pp. 142–144。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 2.
(4) Glimpses of the Cosmos, I, xx–xxi; VI, 143.
(5) 有关沃德的生平资料，可见于Emily Palmer Cape, Lester F. Ward; Bernhard J. Stern,Young Ward ’s Diary;并散见于6卷本的Glimpses of the Cosmos。
(6) 参见George A. Lundberg, et al. , Trends in American Sociology, chap. i。
(7) Howard W. Odum, ed., American Masters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1927), p. 95.
(8) 有关沃德未受重视的情况，参见Samuel Chugerman, Lester Ward, The American Aristotle (Durham, 1939), chap. iii。
(9) Richard T. Ely to Ward, November 22, 1887, Ward MSS, Autograph Letters, II, 35; Ely to Ward, July 30, 1890, ibid. , III, 48; “The Letters of Albion W. Small to Lester F. Ward,”Bernhard J. Stern, ed., Social Forces, XII (1933), 164–165.
(10) 参见“Broadening the Way to Success,” Forum, II (1886), 340–350; “The Use and Abuse of Wealth,” ibid. , III, (1887), 364–372; “Plutocracy and Paternalism,” ibid. , XX (1895),300–310。沃德手稿（Ward MSS）中有大量一手材料透露了沃德的影响范围。
(11) 参见其自传式的评论，载于Applied Sociology, pp. 105–106, 127–128。
(12) Glimpses, II, 164–171.
(13) Ibid. , II, 336–337.
(14) Ibid. , II, 342–345.
(15) Ibid. , p. 352.
(16) Glimpses, III, 45–47;另请参见VI, 58–63。
(17) Ibid. , IV, 350–363; 试比较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xxiii; Pure Sociology,p. 16。关于人类事务中竞争的价值限度，沃德的朋友、美国民族学局首任局长、陆军少校约翰·W. 鲍威尔（John W. Powell）也提出了同沃德类似的看法。此外，同沃德一样，他也主张人类的进化具有独一无二的理性特征。参见鲍威尔的“Competition as a Factor in Human Evolution. ”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I (1888), 297–323，及“Three Methods of Evolution,” Bulletin,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VI (1884), xlvii–lii。
(18) Dynamic Sociology, I, v–vi.
(19) Ibid. , I, 468.
(20) Ibid. , I, 15–16, 29–30.
(21) Ibid. , I, 706.
(22) Ibid. , II, chaps. ix–xii.
(23) Dynamic Sociology, II, 539.
(24) 埃尔莎·P. 金博尔（Elsa P. Kimball）在《社会学与教育学》（Sociology and Education）一书中对沃德在教育问题上的看法作了充分讨论。
(25) 参见Glimpses, III, 147–148。
(26) Ibid. , IV, 246–252; 另请参见沃德对拉马克和新达尔文主义的讨论，ibid. , IV, 253–295。
(27) Pure Sociology, p. 204.
(28) Ibid. , p. 204.
(29) Ibid. , pp. 237–240.
(30) Ibid. , pp. 215–216.
(31) Bernard Stern, ed., “The Letters of Ludwig Gumplowicz to Lester F. Ward,” Sociologus, I(1933), 3–4.
(32)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i;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27.
(33)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p. 134–135.
(34) Glimpses, III, 303–304. 另请参见沃德对吉丁斯《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所作的评论，ibid. , V, 282–305。
(35) Ibid. , V, 38–66.
(36)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61; 参见“Herbert Spencer’s Sociology”, in Glimpses,VI, 169–177。
(37)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pp. 298–299.
(38) Ibid. , p. 100.
(39) 参见“Politico-Social Functions,” in Glimpses, II, 336–348。
(40) Dynamic Sociology, II, 576–583.
(41) Ibid. , I, 104, 137, 50.
(42) Stern, ed., op. cit. , XV (1937), 318, 320; “The Ward-Ross Correspondence, 1891–1896”,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III (1938), 399.
(43) “Social Darwi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 (1907), 710.
(44) Applied Sociology, chap. xiii; Outlines of Sociology, pp. 273 ff., 292–293; The Psychic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chap. xxxviii.
(45) Outlines of Sociology, p. 293.
(46) Stern, ed., op. cit. , XV,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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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指“自由铸银运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