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姆纳，毫不妥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是一位向旧思想发起进攻的斗士，也是一位在新思想面前捍卫阵地的勇士。吊诡的是，他似乎被时代抛弃，却未被历史淘汰。
必须清楚，我们走不出这个选择：一边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一边是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推动社会上行，偏爱所有最好的社会分子；后者推动社会下行，袒护所有最差的社会分子。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一
在美国，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萨姆纳不仅让进化论异乎寻常地适应了保守主义思想，而且通过其被广泛阅读的书籍和文章有效地传播了自己的哲学，还将他在纽黑文（New Haven）占据的关键教学岗位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讲坛。他为自己的同代人提供了一种综合体系，这个综合体系虽然没有斯宾塞的体系那么宏大，但其鲜明而坦率的悲观主义则比斯宾塞更加突出。萨姆纳的体系综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三大传统：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说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此相应，萨姆纳在美国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三个角色：一位伟大的清教徒传教士、一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古典悲观主义的鼓吹者、一名进化论的吸收者和普及者。(1)他的社会学在宗教改革所确立的经济伦理与19世纪的思想之间架起了桥梁。它假定勤劳、温和、像理想中的新教徒那样节俭的人，在生存斗争中相当于“强者”或“适者”；它用一种冷酷无情的、既是加尔文教的又是科学的决定论，来支持李嘉图的必然性原理和自由放任主义。
萨姆纳1840年10月30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Paterson）。父亲托马斯·萨姆纳（Thomas Sumner）是一位工作勤奋、自学成才的英国劳工，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导致自家产业难以维持，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教导孩子们敬重传统的新教经济伦理，他的节俭给儿子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若干年后，萨姆纳终于开始把那个总是往储蓄银行跑的储户称誉为“文明的英雄”。(2)这位社会学家后来如是写到他的父亲：
他的生活准则和生活习惯是最理想的。他知识渊博，精于判断，属于《米德尔马契》中凯勒布·加斯那类人。早年我从书本上和其他人那里接受了一些与他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现在在这些问题上，我站在他一边，不支持其他人。(3)
萨姆纳早年时期社会上流行的传统古典经济学说，强化了他从父亲那里获得的精神遗产。他开始把金钱上的成功看作是勤奋和节俭的必然结果，并认为，那时他生活于其中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追求自由竞争秩序的古典理想，而这种自由竞争秩序自然本来就是厚道的。十四岁那年，他就读了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系列通俗小书《政治经济学图解》（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该书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图解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大众了解自由放任的好处。萨姆纳正是通过这套小书知道了工资基金理论及其推论：“没有什么东西能一直影响工资率而不影响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劳动者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不能保证工资一直上涨，除非劳动力供不应求，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必罢工”。他在书中还找到了虚构的证据，证实“在整个商业交换系统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平衡力，对其放任自流的运行之结果的一切担心都是荒谬的”，“当资本偏离正常路线，转向用于在国内生产价贵质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准备在国外购买价廉质优的同样商品时，就是造了孽”。马蒂诺女士认为，慈善事业，不管是公共慈善抑或是私人慈善，永远都不会减少穷人的数量，而只会鼓励浪费，助长“侵吞、暴政和欺诈”。(4)萨姆纳后来称，他对“资本、劳动、货币和贸易”的概念“都是通过童年时代读过的那些书形成的”。(5)他对上大学时反复背诵的由弗兰西斯·韦兰（Francis Wayland）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标准教材似乎没有多少印象，也许是因为该教材只是证实了他所抱持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已。
1859年，年轻的萨姆纳进入耶鲁，学的是神学。在萨姆纳上大学期间，耶鲁仍然是正统观念的支柱，校长先是多面手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后由诺亚·波特牧师大人（the Rev. Noah Porter）继任。伍尔西当时刚从古典学术领域转向撰写《国际法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诺亚·波特则是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后者终有一天要同萨姆纳就新科学在教育中究竟该处于什么样的适当位置的问题，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萨姆纳当时是一个对人颇为冷淡的年轻人（他会一脸严肃地问人家：“读小说合情合理、无可非议吗？”），很多同学都反感他。不过，他的朋友虽然不多，对他却非常慷慨。其中有一位朋友威廉·C. 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说服自己的哥哥亨利资助萨姆纳到国外继续深造，萨姆纳在日内瓦、哥廷根和牛津继续从事他的神学研究期间，两兄弟还物色了一个人替他在联邦军（the Union Army）里服役。(6) 1868年，萨姆纳经推选成为耶鲁学院教师，开启了自己终身的教学生涯，其间只有几年做过一家宗教报纸的编辑和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教区牧师。1872年，萨姆纳晋升为耶鲁学院政治和社会科学教授。
尽管萨姆纳为人冷淡，上课直截了当、自以为是，但他的拥趸比耶鲁历史上任何一位教师都要多。(7)高年级学生在他的课程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满足；低年级学生则盼着升入高年级，主要就是为了能有资格选他的课。(8)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把上尽萨姆纳的每一门课程当作原则问题，根本不顾自己对这门课的兴趣究竟如何，他留下了这么一幅萨姆纳同一位意见相左的学生交往的难忘画面：
“教授，您难道一点儿也不信任政府对产业的任何支持吗？”
“不！谁拱到，谁全占；拱不到，就完蛋。”(1)
“是的。可是，猪不是有拱土找食的权利吗？”
“世上没有权利。这个世界谁都不欠，没有谁可以说这个世界该让谁活着。”
“那么，教授，您只信任一种体制，契约—竞争体制？”
“那是唯一正确的经济体制，其他的都是谬论。”
“呃，假如有某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抢走了你的工作，你不会气恼？”
“欢迎任何教授来试。如果他得到了我的工作，那是我的错。我只管把这门课上到极致，这样就没人能抢走我的工作。”(9)
萨姆纳早年接受的宗教教育和这方面的兴趣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虽然他的风格中神职人员的那种遣词造句很快就消失了，但从脾性上说他仍是一个说教者、道德家，一个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而没有兴趣区分对手是错还是恶的人。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头脑与其说是希腊人的，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的。他全凭直觉，粗犷，有力，具有强烈的、不屈不挠的道德色彩，喜好指责，总是像个先知。”(10)他也许会坚持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与伦理学无关的描述性科学，(11)但他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非难总是回荡着道德上的弦外之音。他的通俗文章读起来就像是在布道。
萨姆纳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搭在口诛笔伐的斗争上。他的智识活动经历了两个相互重叠的阶段，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工作方向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变化相对较小。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他借助通俗杂志的专栏和各种讲座场合，展开了一场反对改良主义、保护主义、社会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运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自扫门前雪——社会各阶级彼此应该为对方做什么》（1883）、《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1883）、《重造世界的荒唐努力》（“The Absurd Effort to Make the World Over”，1894）。不过，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萨姆纳将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学术性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全球饥荒》（“Earth Hunger”）一文的手稿，里程碑式的不朽名著《社会科学》（Science of Society）也在构思之中。萨姆纳一向是个做事不蹈旧矩的人，当他发现关于人类习俗的一章已经写到20万字时，便决定将其独立成册，单独出版。就这样，萨姆纳几乎不假思索地在1906年拿出了《民俗论》（Folkways）。(12)尽管萨姆纳年轻时深厚的伦理情感，到他的社会—科学阶段，已经让位于精密复杂的道德相对主义，但他的哲学根基依然如斯。
二
萨姆纳社会哲学的主要前提来自赫伯特·斯宾塞。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的几年里，萨姆纳对于创建一门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问题，“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1872年，当《社会学研究》在《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上连载时，萨姆纳紧紧地把握了斯宾塞的思想，社会科学的进化论观点深深地迷住了他。斯宾塞的建议似乎充分证明了他自己初步设想的潜力。那个对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无动于衷的年轻人（因为“我不相信自然权利和他的‘基本原理’”），现在发现《社会学研究》让自己无法抗拒。“它解决了社会科学同历史学的关系这个古老难题，把社会科学从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手里解放出来，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又壮丽宏伟的工作领域，我们有望最终从这项工作中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找到明确的答案。”数年后，O. C. 马什教授对马类的进化研究让萨姆纳完全信服了发展假说。他一头扎进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著作中，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浸透了进化论。(13)
就像在他之前的达尔文一样，萨姆纳也到马尔萨斯那里去为自己的体系寻找基本原理。他的社会学在很多方面就是沿着生物学和社会学的思路，只往前追溯那么几个阶段，即从马尔萨斯到达尔文，再经过斯宾塞到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说，人类社会的基础在于人地比例（man-land ratio）。人最终要靠土地谋生，他们求得了什么样的生存、以何种方式求得这样的生存，以及在此过程中彼此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都取决于人口与可用地之间的比例关系。(14)在人口少而土地肥沃的地方，生存斗争就不那么野蛮，民主就可能盛行。当土地的供应承受不了人口的压力时，全球就会出现饥荒，人类各种族便四处迁徙，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盛行，冲突肆虐；而在政府内部，则是精英阶级占据统治地位。
在人们努力使自己适应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争夺领导权。萨姆纳在一些通俗文章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生活的艰辛是人同自然斗争产生的不幸，“我们不能责怪我们的人类同伴，说是他们造成了我们的困苦。我的邻居和我都在努力使我们自己摆脱这些厄运。我的邻居在这场斗争中比我更胜一筹，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委屈的”。(15)他接着说：
毫无疑问，与一点儿资本也没有的人相比，拥有资本的人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对抗别人的优势，而是说，当他们为了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料而成为竞争对手时，掌握资本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资本就不会形成。资本只有通过克己才能形成。如果拥有资本不能确保社会高级阶层的有利地位和优越性，人们就绝不会甘心忍受要获得资本所必须满足的条件。(16)
因此，这场斗争就像一场赛狗，一条猎犬去追逐金钱这只没有感情的野兔，并不妨碍其他猎犬也这么做。
萨姆纳可能有这么一种愿望，即平息穷人对富人的怨恨，尽量减少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冲突。然而，他始终都没有回避把动物斗争和人类竞争进行直接类比。(17)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斯宾塞主义知识氛围里，把竞争性社会里的经济竞争看作是对动物世界斗争的反映，这在保守派人士那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自然选择更适合生存的有机体到社会选择更适合生存的人，从具有更强适应能力的有机形式到具有更多经济美德的公民，人们很容易通过类比说出个一二三来。竞争性秩序现在被标上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原理。竞争无上光荣。正如生存是力量的结果，成功乃是美德的回报。有些人主张给那些要什么没什么的人慷慨补偿，对于抱有这种主张的人，萨姆纳颇不耐烦。他在1879年的一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艰难时世对经济思考的影响）中宣称，许多经济学家
……似乎害怕地球上仍有穷困和苦难，而且只要人性的恶还在，穷困和苦难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自由，特别是害怕竞争形式下的自由，将其臆想为妖魔鬼怪。他们认为这是对弱者的无情压迫。他们没有意识到，这里的“强者”和“弱者”无可定义，除非把它们等同为勤奋者和懒惰者、俭约者和奢靡者。他们更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可用，那就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的法则；后者是反文明的法则。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继续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但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者心心念念的那个东西——一个既养育不适者又促进文明发展的计划，没有人找得到。(18)
按照萨姆纳的看法，文明的进步取决于选择过程，而选择过程又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活动。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无法消除”，(19)因此，人们对它佯装未见，只会徒增不幸。
三
萨姆纳在撰写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之前，早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了其哲学基本原理。他断言，人生面临的第一个事实就是生存斗争，这场斗争中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是资本的生产。资本的生产提高了劳动的成效，并为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原始人很早就退出了竞争性的斗争，不再积累生产资料，为此，他们必须以落后的、未开化的生活方式作为代价。(20)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说要靠世袭的财富，因为财富是对努力的奖赏，世袭财富使有进取心的、勤奋的人确信，他可以令子女保留他那些能够推动社会富裕的美德。任何对世袭财富的攻击都必定从攻击家庭开始，到终使人沦落为“令人讨厌的猪”结束。(21)社会选择的运转有赖于保持家庭的完整。生理遗传是达尔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的社会遗传，是对孩子进行必要的经济美德方面的教导。(22)
如果要允许适者生存，要让社会享受到高效管理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向工业巨头（the captains of industry）支付因其独一无二的组织才能而应得的报酬。(23)他们的巨额财富乃是从事管理工作获得的合法工钱，而在生存竞争中，金钱就是成功的象征。它是衡量问世的高效管理和被淘汰的废弃之物的价值尺度。(24)百万富翁是竞争文明盛开出的鲜花：
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然选择作用于全体人类，挑选出那些符合特定工作要求的人来……正因为他们就这么被选定了出来，因而财富——既包括他们自己的，也包括委托给他们照看的——便汇集到他们手中……他们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为某些工作而自然选择出来的社会代理人。他们拿着高额的工资，过着奢侈的生活，但这样的交易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他们的位置和职业，竞争最激烈。这让我们确信，所有能胜任这一职能的人都将受雇于此，这样，该项工作的成本将会降到最低。(25)
在达尔文的进化模式中，动物是不平等的，这样就能出现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生命形式，并将这种优势一代代传下去，从而带来进步。没有不平等，适者生存的法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与此相应，萨姆纳的进化社会学很是看重能力上的不平等。(26)竞争过程“根据各种能力的大小和级别来开发所有现存的能力”。如果自由占了上风，以至所有人都可以在斗争中自由发挥自己的力量，结果肯定不会到处都一样。那些“英勇无畏、积极进取、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富有才智、坚忍不拔”的人将脱颖而出，名列前茅。(27)
萨姆纳由此得出结论，这些社会进化原理否定了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平等与自然权利。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平等是荒唐可笑的；而且上过大自然这所学校的人比谁都清楚，丛林里是没有自然权利的。“我们只能从大自然那里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东西，没有可以对抗大自然的任何权利，这只是对生存斗争事实的再次陈述。”(28)在进化现实主义冷冰冰的分析当中，18世纪那种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看法，与事实截然相反；从平等状态出发、启程的大众，永远只能是在其身上看不到任何进化希望的野蛮人，除此之外，便什么都不是。(29)对萨姆纳来说，权利不过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的演变中的习俗而已。权利远非绝对的或是先于某一特定文化而存在——这些都是哲学家、改革家、鼓动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此时此地通行的社会竞争游戏规则”，才是其正解。(30)在其他时期、其他地方，盛行的是其他习俗，未来还会出现其他风俗习惯：
每一套观念都会为一个时期的民风民德着上颜色。18世纪关于平等、自然权利、阶级以及诸如此类的观念，造就了19世纪的国家与立法，不管是在信仰上还是在性情上，一切都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现如今，18世纪的观念正在消失，20世纪的民风民德，不会像过去一百年那样带有人道主义色彩。(31)
萨姆纳对美国传统流行语的抵制也明显表现在他对民主的怀疑上。在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安德鲁·卡内基等形形色色的人心目中活力四射的民主理想，这么个充满着巨大的希望、炽热的感情和无边的友爱幻想的东西，在他看来，却只不过是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倏忽即逝的阶段，是由有利的人地比例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决定的。(32)“作为这个时代人们钟爱的迷信，民主本身只是这场所有人都无法抗拒的运动的一个阶段。如果你有大量土地，又没有几个人与你共享，那所有人都会一律平等。”(33)他认可将民主设想为一种基于美德的进步原则，认为民主“具有社会进步性，对社会有好处”。他认为，将民主看成占有与享有方面的平等，这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理解，在现实中也完全没有可行性。(34)“工业可以是共和的，但只要人们在生产能力和工业美德方面不同，工业就永远不可能是民主的。”(35)
在一篇写于J. 艾伦·史密斯（J. Allen Smith）和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的相关研究之前，只是从未发表过的精彩论文中，萨姆纳对开国元勋们制定美国宪法的意图进行了推测。萨姆纳指出，他们害怕民主，并试图在联邦架构中对其施加各种限制。但由于整个天才的国家已经不可避免地民主化，由于其继承下来的信条和它自身所处的环境，美国的历史已经成为一部人民的民主倾向同他们的宪法框架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史。(36)
四
社会决定论是萨姆纳从斯宾塞那里借用的一个进化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他与改革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这个概念，社会是不知多少个世纪以来缓慢演变的产物，不可能通过立法迅速再造：
不管我们怎样，时间和尘世万物的洪流都将照样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产儿，逃不出那个时代。他自己就在那条小溪里随波逐流。他接受的所有科学和哲学都出自这条溪流。因此，潮流不会为我们所改变。它将会把我们和我们的各种实验一起吞没……就此，一个人竟然有本事坐下来，一手端着石板一手握着铅笔，去设计出一个新的社会世界，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37)
对萨姆纳和斯宾塞来说，社会是一个超级有机体，按地质节奏变化。由于《社会学研究》强调缓变，萨姆纳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本书。在他看来，那些爱管闲事的社会人士总是有种错觉，以为既然社会秩序没有自然规律，他们就可以用人为法则来彻底改变世界；(38)但有意思的是，他又期望斯宾塞的新科学能够消除这些幻想。
萨姆纳以进化论者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向善论和唯意志论所抱有的轻蔑态度，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他的社会主义同仁斥为微不足道的爱管闲事者、江湖郎中，指斥他们试图随便选个点，然后就从这里强行介入古老的社会发展过程，并按照他们那些短浅的愿望去改造它。他们从“人人都应该得到幸福”这个前提出发，并认为，由此就应该有可能使人人得到幸福。他们从来不问：“社会在向哪个方向移动？”或者“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些什么样的机制？”进化会教导他们，人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摧毁一个植根在历史的土壤之中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制度。历史会教导他们，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看看法国的经历就可知道，拿破仑时代给法国留下的切身利益，同1789年之前法国原来拥有的没什么区别。(39)
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贫穷属于生存斗争，而我们从一出生就都活在这种斗争中。”(40)果真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更加积极地从事这种斗争，通过社会动乱或者为某种新秩序制定纸面上的计划，都无法达到目的。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是道德的进步，而道德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美德的积累。“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勤奋、谨慎和智慧，并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几代人之后贫穷就会消失。”(41)
这样，进化哲学便针对通过立法来干预自然事件，提出了一条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萨姆纳主张对国家行为进行恰当限制的看法，虽然不像斯宾塞那样激进，但也十分严厉。“政府要处理的主要事情实质上有两件，那就是男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名誉。政府必须捍卫这两件东西，保护其不受犯罪侵袭。”(42)除了教育领域（在该领域，萨姆纳一直是改革派进步人士），在他活跃的那些岁月里，在美国被提议的改革中，没有受到过他的攻击的，可谓寥寥无几。在1887年为《独立》周刊撰写的系列文章中，萨姆纳攻击时下的几个改革项目是猖獗的压力集团在无事生非。他认为《布兰德白银法案》（The Bland Silver Bill）是少数几个公众人物精心策划的荒谬妥协，没有实质性地承诺向债务人、银矿工人或其他任何相关人群提供任何真正的援助。他谴责州法律限制囚犯劳动，是用草率的、毫无意义的立法来回应盲目的喧嚣。《州际商务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缺乏宗旨或者说缺少谋划。铁路问题“远远超过了任何提议的立法范围：铁路与如此之多的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立法者要介入干预，就不能不伤害到所有相关方”。(43)他拿出正统经济学的各种论据来攻击自由铸银运动。(44)他责备“所有济贫法和所有慈善机构与慈善开销”都是一种以资本为代价来保护人们的手段，这种手段让穷人更容易活下去，最终拉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了资本消费者的数量，同时弱化了对资本生产的激励。(45)他对工会要宽容一些，承认罢工如果不带暴力，也许是检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种手段。罢工所需的所有正当理由就是胜利，罢工失败就足以让我们谴责它是不正当的。工会可能也有助于维持工人阶级的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并方便随时通知工人。劳动条件——卫生设施、通风设备、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最好由劳工团体的自发活动来掌控，而不是由国家去强制规定和实施。(46)
那个时代吸引萨姆纳的，除了反对帝国主义外，还有另一大社会上的异见，即自由贸易。但是，在萨姆纳的脑海里，自由贸易并不是一场改革运动，而是一个认知上不言而喻的公理。虽然他在1885年写了一本题为《贸易保护主义：教导我们说浪费创造财富的主义》（Protectionism, The Ism That Teaches That Waste Makes Wealth）的小册子，详尽阐述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典论据，但他感觉开明人士对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没有异议——他觉得，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应该像对待其他江湖医术一样”。(47)他坚信，征收关税以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干预，最终或许会以社会主义告终，他认为，保护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同，社会主义就是“任何旨在通过‘国家’干预，使个人免于生存斗争和生活竞争的任何困难或艰辛的手段”。(48)他坦言，关税从未停止过激起他最强烈的义愤。他曾给报纸写过许多愤怒的抗议信，就因为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妇女每天为赚50美分的钱辛辛苦苦缝制紧身胸衣，竟还要为这衣服缴纳关税。(49)
五
对于他自己认定的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萨姆纳寸步不让，这便让他成了双方的靶子。萨姆纳死后很久，厄普顿·辛克莱还在《鹅步》（The Goose-Step）中称他为“财阀教育帝国的首相”。(50)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则指责他滥用才智、出卖灵魂。(51)这些批评人士对萨姆纳的性格或支配他思想的动机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他不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商用文人，也不觉得自己是财阀政治的代言人，而是认为自己在替中产阶级说话。他攻击经济民主，但并不支持财阀政治，因为他知道财阀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认为财阀政治要对政治腐败和保护主义游说团体负责。(52)意味深长的是，他对杰斐逊式民主奉行限制国家权力和地方分权赞不绝口。(53)那令人难忘的“被遗忘的人”，萨姆纳绝大部分通俗文章的主人公，就是一位中产阶级公民，像萨姆纳的父亲一样，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养活自己和家人，对国家没什么要求。(54)税收对这些人造成的致命影响，令萨姆纳最是焦虑，这也部分解释了他反对国家干预的原因。(55)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当他还在以哈丽雅特·马蒂诺和大卫·李嘉图提供的知识做武器，来为这个阶级的事业奋斗时，这个阶级却已经转向支持改革了。
在自己的思想同社会上公认的信念发生罕见冲突的那么几个场合，萨姆纳顶住了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压力，绝不让步。他和波特校长在使用《社会学研究》作为教科书的问题上发生的那场著名争执，本会让他丢了耶鲁教职，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辞职。由于在关税问题上直言不讳，他经常受到媒体的批评，但他从未动摇畏缩。纽约《论坛报》在指斥他有关贸易保护方面的文章时，曾把他的举止比作“纽约监狱里的粗鄙讼棍”。(56)共和党的媒体和耶鲁的共和党校友时不时敦促校方开除他，在他宣布反对美西战争时，这种呼声甚嚣尘上。(57)尽管萨姆纳一直没有被赶走这件事，让一位老派捐助人士确信，“在财产和文明受到无知者、卑鄙者、蛊惑人心的政客、公债老赖、造反派、铜头蛇、共产党、巴特勒们、罢工人士、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的威胁时，就财物的保管使用和文明的维系来说，耶鲁大学是一个既不错又安全的去处”，从而将他捐给耶鲁的钱加了一倍，(58)但由于萨姆纳坚持自主独立，很大一部分富人和正统人士总是不信任他，觉得他有问题。
萨姆纳的声望首先来自他的《民俗论》，其次是他的历史著作，而他的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文章相对而言反倒是不引人注目。(59)其观念王国中的自然选择对他一生的工作都造成了很大影响。最受推崇的《民俗论》的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格格不入。这部作品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把民俗看作“自然力量”的产物，看作进化生长出来的事物，而不是将其看作出自人类目的或者才智的人工制品。(60)评论家们经常认为，萨姆纳否认道德的直觉特点，坚持道德具有自己的历史基础和制度基础，削弱了他反对社会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立场。(61)任何一位打算采用《民俗论》奠定的那种与道德无关的、严格的经验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变革的一以贯之的进化论者，都不会像萨姆纳这样深受自由放任学说日趋衰落的困扰，或许他们都已经以一种稳健、谦恭的精神，将这种衰落视为道德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趋势，而予以接受。但是在自由放任和财产权问题上，萨姆纳是决不妥协且毫无保留的。在《贸易保护主义：教导我们说浪费创造财富的主义》中，我们看不到谦恭；在《重造世界的荒唐努力》中，我们找不到稳健。作为一名来自神学领域的社会学新兵，萨姆纳一直都沉浸在自己的扬基文化当中，对他来说，要做到完全始终如一的相对主义太不容易，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对于像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这样一个尚未被美国驯化的外地人而言，从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高超角度来对待美国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对萨姆纳来说，瓦旺加人（Wawanga）的婚姻习俗、达雅克人（Dyaks）的财产关系，始终处在一个与他自身文化中的习俗相分离的话语空间里。
作为现状的捍卫者，萨姆纳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自革命以来，启蒙运动的信条一直都是美国信仰的传统组成部分。美国社会思想一直都是乐观的（对这个国家非同一般的命运充满信心）、人道的、民主的。改革者们仍然信赖自然权利的约束。萨姆纳的作用就在于，以19世纪初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为工具，在如今达尔文主义巨大威望的加持力量下，来领导一场对针对意识形态中这些固有成分的批判性检视。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用19世纪的科学来挫掉18世纪哲学思辨的锐气。萨姆纳力图让他的同代人看到，他们的乐观主义只是对社会斗争现实的一种空洞的、没有实际价值的蔑视；他们的“自然权利”在自然界中无处可寻；他们的人道主义、民主和平等，都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属于社会进化一个阶段的已经逝去的道德观念。在一个忙乱的改革时代，他力图说服人们相信，他们对自己选择、安排命运的能力的那份信心，不管是在历史上、在生物学上，抑或是在任何经验事实上，都没有根据，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举措，就是向自然力量低头。他就像一位现代版的加尔文，跟人们宣讲，社会秩序是先定的，经济上的上帝选民是通过适者生存来得救的。
(1) 查尔斯·佩奇强调了新教传统的经济伦理在萨姆纳思想中的重要性，Charles Page,Class and American Sociology, pp. 74, 103。拉尔夫·H. 加布里埃尔（Ralph H. Gabriel）指出了萨姆纳时期其在美国人的思想中的重要性，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pp. 147–160. 在萨姆纳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阐释这一传统的段落，见Essay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 edited by A. G. Keller and M. R. Davie, II, 22 ff.，及The Challenge of Facts and Other Essays, pp. 52, 67。
(2) Essays, II, 22.
(3) Earth-Hunger and Other Essays, p. 3.
(4)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4), III, Part I, 134–135, and Part II, 130–131; VI, Part I, 140, and Part II, 143–144.
(5)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5.
(6) Harris E. Starr, William Graham Sumner, pp. 47– 48.
(7) 试比较阿尔伯特·加洛韦·凯勒对萨姆纳之影响的讨论，见“The Discoverer of the Forgotten Man,” American Mercury, XXVII (1932), 257–270。
(8) William Lyon Phelps, “When Yale Was Given to Sumnerology,” Literary Digest International Book Review, III (1925), 661– 663.
(9) Ibid. , p. 661.
(10) Starr, op. cit. , p. 322.
(11) 试比较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p. 155–156。
(12) 试比较the preface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 I, xxxiii。萨姆纳生前没有完成此部著作，后由阿尔伯特·加洛韦·凯勒完成，并于192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
(13) 参见其自传小记，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9。凯勒根据自己的估算，将对萨姆纳的社会学产生影响的主要人物作了一个排名，斯宾塞位列第一，尤利乌斯·利珀特（Julius Lippert）排名第二，古斯塔夫·拉岑霍费尔排在第三。“William Graham Sum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V (1910)，832–835. 利珀特是一位德国文化历史学家，其研究方法同《民俗论》采用的研究方法十分相像。参见其著作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enheit (1886)。该部著作由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在1931年翻译成英文，书名The Evolution of Culture。拉岑霍费尔是德国冲突学派的一位社会学家。
当然，萨姆纳并不是斯宾塞的忠实追随者。萨姆纳不接受斯宾塞把进化论等同于进步，斯宾塞的乐观主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对政府的适当限制，看法并不那么苛刻。试比较Starr, op. cit. , pp. 292–293。萨姆纳对自由的崇尚没有达到斯宾塞那般地步，他明白工业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Essays, I, 310 ff. 最后，他的伦理相对主义也不同于斯宾塞的伦理理论。
就斯宾塞而言，他衷心赞同萨姆纳捍卫自由放任和财产权的方式，并曾试图说服英国自由与财产保护联盟再版《自扫门前雪——社会各阶级彼此应该为对方做什么》。Starr, op. cit. , pp. 503–505.
(14) Science of Society, chap. i; 另比较参阅论文“Earth-Hunger”。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类似于工资基金学说，并可追溯到萨姆纳早年对哈丽雅特·马蒂诺的了解。
(15)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17; 另请比较参阅p. 70。“大自然是完全中立的；她屈从于最有力和最坚决地向她发起攻击的人。她把奖励给予适者……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自由存在的话，人们获得的自由是同他们的生存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成正比的。”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25.
(16)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76.
(17) 萨姆纳有时会把生存斗争与他所谓的“生活竞争”区别开来，将前者看作人与自然所作的一般性斗争，将后者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形式的竞赛，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结成一个个群体。试比较Folkways, pp. 16 –17, 和Essays, I, 142 ff. 。
(18) Essays, II, 56.
(19)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68.
(20) Ibid. , pp. 40, 145–150; Essays, I, 231.
(21)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p. 43– 44.
(22)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73.
(23) Essays, I, 289.
(24)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p. 54–56.
(25)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90.
(26) The Science of Society, I, 615. 另请比较参阅p. 328，萨姆纳在该处表示反对公有制经济，理由是它使变异成为不可能——“而变异乃是新的调整的起点”。萨姆纳认为群众对社会的改善无所作为，没有任何贡献。变异主要是上层阶级的性状。Folkways, pp. 45– 47.
(27)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67.
(28)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135.
(29) Folkways, p. 48.
(30) Essays, I, 358–362.
(31) Ibid, I, 86–87.
(32) Earth Hunger, pp. 283–317.
(33) Essays, I, 185.
(34) Ibid. , I, 104.
(35) Ibid. , II, 165.
(36) 参见“Advancing Organization in America,” ibid. , II, 34c ff. 。尤见349–350。萨姆纳在提到边疆对美国独特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时，似乎也预见到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理论。萨姆纳关于民主的看法，加布里埃尔和哈里·埃尔默·巴恩斯两人已经作过探讨，Gabriel, op. cit. , chap. xix; Harry Elmer Barnes, “Two Representative Contributions of Sociology to Political Theory: The Doctrine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 and Lester Frank Wa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XV (1919), 1–23, 150–170。
(37) “The Absurd Effort to Make the World Over,” in Essays, I, 105.
(38) Ibid. , II, 215.
(39) 参见“Reply to a Socialist,”收录于The Challenge of Fact, pp. 58, 219; 关于改革的各项立法措施之无效，参见War and Other Essays, pp. 208–310; Earth-Hunger, pp. 283 ff.; 以及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p. 160–161。
(40)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57.
(41) Essays, I, 109.
(42)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101.
(43) Essays, II, 249–253, 255.
(44) Ibid. , II, 67–76.
(45)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p. 27–28.
(46) Ibid. , p. 99;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p. 90–95.
(47) Essays, II, 366.
(48) Ibid. , II, 435.
(49) Starr, op. cit. , pp. 285–288; 试比较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 146。
(50) The Goose-Step (Pasadena, 1924), p. 123.
(51) Starr, op. cit. , pp. 258, 297.
(52) 参见《论文》中关于民主政治和财阀政治的论文，Essays, II, 213 ff. 。
(53) Ibid. , II, 236–237.
(54) “The Forgotten Man,” ibid. , I, 466–496; 另比较参阅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passim。
(55) The Challenge of Facts, p. 74.
(56) Starr, op. cit. , p. 275.
(57) Phelps, op cit. , p. 662.
(58) 引自Starr, op. cit. , pp. 300–301。
(59) 然而，萨姆纳这方面的思想一点儿也没有过时，证词见收录于《今日萨姆纳》中的一些评论。Maurice R. Davie ed., Sumner Today (New Haven, 1940)。
(60) Folkways, pp. 4, 29.
(61) 试比较乔治·文森特（Gorge Vincent）为《民俗论》写的书评，载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III(1907), 414–419; 另比较参阅John Chamberlain, “Sumner’s Folkways,” New Republic, IC (1939),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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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ot，hog，or die”，英语俚语，一般翻译为“苦干则全占，不然就完蛋”。萨姆纳用该俚语形象生动且极为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必须，事实上也确实像猪一样，自己拼命“拱土觅食”，“吃独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