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进化论在美国攻城拔寨的宏伟画卷。这里既有进化论与旧科学之间的较量，又有进化论与基督教之间的血雨腥风。最终的结果既有预料之中，亦有意料之外……
活在这个伟大的真理从提出，到大家对它争论不休，再到它最终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年代，是几个世纪以来罕有的一大幸事。看到昔日一团一团的迷雾消散，并显露出各科知识的汇聚，这种鼓舞，是后一代人，这个时代所挣下的一切财富的继承者，很难懂得的。
——约翰·费斯克
一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时，在美国并没有像它在英国那样立即引起怒潮。1860年6月赫胥黎同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之间那场赫赫有名的冲突在英国轰动一时，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却了无可能。彼时的美国，一场关键的选举正在拉开大幕，其结果将使联邦陷入分裂，并把美国拖入一场可怕的内战。《物种起源》在美国发行的第一版，虽然在1860年也曾得到广泛的评介(1)，但战争的到来掩盖了科学思想的新发展，除专业科学工作者和少数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外，在其他所有人那里，它都面目模糊。
然而，那些终将改变这个国家思想生活的观念，开始在各处远离政治光芒的零零星星的清冷研习中逐渐形成。达尔文的好友、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在收到作者寄给他的《物种起源》样书后，苦苦研读了一番，而后为《美国科学与人文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精心撰写了一篇评论，并以令人叹服的远见，备好了一系列文章，以捍卫进化论免受即将到来的无神论指控。几位熟悉前达尔文时代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猜想的人士，为一场代表进化科学的大众运动打下了基础。塞勒姆（Salem）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居民爱德华·西尔斯比（Edward Silsbee），试图激起美国人对斯宾塞创建系统哲学这一宏伟计划的兴趣。很快，他便在两个人那里找到了回应，这两位终有一天将带头重塑美国的思想。第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本科生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其人对科学和哲学文献的钻研已经比他的一些教授还要深入，他一看到斯宾塞那宏大的计划任务就心醉神迷。第二位是爱德华·利文斯顿·尤曼斯（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一位颇受欢迎的科普工作者，也是一本被广泛使用的化学教材的作者。他通过与D. 阿普尔顿公司（D. Appleton and Company）之间的联系，成为一名对斯宾塞作品极富好感的美国出版家。(2)当公众的注意力转向由达尔文主义引发的棘手问题时，费斯克和阿萨·格雷领导了这场让进化论变得备受尊重的运动，而尤曼斯则自命为科学世界观的推销员。
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骤增。宗教期刊和大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都显示，内战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读者很快就投入到进化大论战中。然而，进化的概念虽然在一般人那里极不寻常，但对文化人来说并不新鲜。比如说，像惠特曼（Whitman）这样的人，就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敏感如斯进化论哟，陈酿入新瓶，小酌骤变万人宴，其功皆曰达尔文。”很多美国人都熟悉思辨进化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在居维叶（Cuvier）、杰弗罗伊·圣—希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和歌德（Goethe）时代，已经到达了激烈争论的地步。(3)查尔斯·莱伊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那部为发展假说铺平了道路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2），在美国已经被广为阅读；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匿名出版的《创造的遗迹》（Vestiges of Creation，美国版，1845），以一种广受欢迎的宗教形式介绍了进化论，也获得了广泛关注。
圣经批评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兴起，自由派神职人员推动下原教旨主义信仰的普遍放宽，让众多美国人作好了接受达尔文主义的准备。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为各大世界性宗教所做的一项自由主义性质的研究《世界十大宗教》（Ten Great Religions）自1871年出版后，14年里发行了22版。与此媲美的另一次新式圣经学术的大规模普及，是1891年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出版《谁写了〈圣经〉 ？》（Who Wrote the Bible?）。(4)
我们在约翰·费斯克的早期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到令有主见的思想家接受进化论的各方面影响。费斯克虽然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一个传统宗教家庭，但其正统宗教观念已经被欧洲科学所削弱。在进入哈佛之前，他已经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多卷本著作《宇宙》（Cosmos），一本用自然主义语言写成的、对当时科学成就所作的百科全书式的回顾。对费斯克而言，这本书就是近乎宗教般的启示，让他产生了一种足以把内战纳入其中加以审视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体验。他在1861年4月写道，“当一个伙计把《宇宙》（Kosmos）放在书架上，把《浮士德》（Faust）放在书桌上时”，“战争又是什么？”(5)费斯克把洪堡和歌德放在一起，就他来说是恰当的。他比那个时代其他任何美国人都更具有一种浮士德式的强烈欲望，恨不得读尽天下书，把整个知识领域一网打尽。正是这种强烈的冲动，激发他刻苦钻研英国科学作家密尔（Mill）、刘易斯（Lewes）、巴克勒（Buckle）、赫歇尔（Herschel）、贝恩（Bain）、莱伊尔和赫胥黎（Huxley）的著作，驱策他进行最艰苦的语文学训练（他在20岁时即已掌握了八门语言，已经开始学习另外六门语言），并督促他跟上圣经批评学的最新进展。当达尔文主义问世，就物种之谜给出有力回答，斯宾塞有望对科学的含义给出深刻而权威的解释时，费斯克早就换了崇拜的对象。
达尔文主义吸引了许多不像费斯克那般热情奔放和对知识的追求变幻莫测的人。对那位被自己最近在内战期间的外交经历弄得大惑不解的年轻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来说，达尔文主义首先为近期发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清晰易懂的理论说明：
他感觉对进化论十之八九有一种本能的信仰……自然选择往回导出了自然进化，最终往回导出自然的整齐划一。这就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在划一的状况下发生的不间断进化会让所有人高兴——除牧师和主教而外。这是替代宗教的最好选择，它是安全、保守、实用并且完全符合习惯法的神灵。这样一个对宇宙行之有效的体系很合这么一位年轻人的心意，他刚刚帮着消耗了500亿或1000亿美元以及100万人左右的生命，来把完整和划一强加在反对它的人身上。这个观点如此完美，太诱人了，它散发着艺术的魅力。(6)
另一些人则对进化的乐观含意更有信心。在他们那里，《物种起源》成了一部神谕，翻阅时都带着通常只有对《圣经》才有的那份敬畏。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一位杰出的社会工作者和改革家，读了十三遍《物种起源》，并且确信进化确保了人类美德的最终成果和人的可完美性。“因为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自然选择法则就适用于全部自然史，同样也就适用于人类的全部道德史。恶在与善的斗争中，作为较弱的一伙，最终必定消亡。”(7)
进化论在能够控制公众的头脑并在大家普遍接受的思维模式中找到一席之地之前，首先必须在科学领域占得上风。甚至连科学家也发现适应进化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老一辈科学家中那些受到传统思维方式束缚的人身上，就尤其如此。达尔文在1844年首次跟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提起他相信物种的突变性时说，“这就像是在坦白自己杀了人”。查尔斯·莱伊尔爵士的地质学距离提出发展假说只有半步之遥，但他踌躇了将近十年，最后才决定冒险一试。(8)不过，在达尔文之前，科学家们就一直为物种固定性这一古老概念的不妥之处大伤脑筋，因为这一概念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的事实、同已知的化石标本、同种类繁多的物种以及同活的有机体的分类，都极不吻合。他们照例认为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创造行为。接受过训练的新一代科学家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去探索自然原因，因而，虽然特殊创造这一肤浅的假设也许一贯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但他们怀疑，所谓的特殊创造乃是知识界凑合出来的一个蹩脚的权宜认知。在这一代人中，发展假说和自然选择理论迅速传播开来，一批著名的达尔文主义倡导者很快出现在这个领域。
在美国那些杰出的博物学家中，只有刘易斯·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自始至终都在苦苦支撑，坚持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达尔文主义或进化论。(9)阿加西兹的老师乔治·L. 居维叶（Georges L. Cuvier）是19世纪初进化论的主要反对者，以前老师怎么反对拉马克，现在学生就怎么反对达尔文。对阿加西兹来说，达尔文主义是对那些永恒真理的一种粗暴侮慢的挑战，作为科学令人反感，在宗教方面又亵渎神明，令人憎恶。在他死后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阿加西兹认为，人类已知的所有进化都是个体发育，即个体的胚胎发育。除此之外，就不可能再往前一步了，因为完全没有证据表明后来的物种是从早期物种派生下来的，也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祖先是动物。阿加西兹说，动物的分类证明，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地质演替的历史表明，构造方面最低等的并不必定是时间上第一个出现的，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因此，人们所称的物种，更有可能是通过作为个体的不同有机体彼此不相关的逐次创造行为产生的，而不是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其他纯自然发展的模式产生的。(10)
阿加西兹确信，达尔文主义就是一时的风尚，就像他年轻时奥肯（Oken）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一样。阿加西兹唐突地断言，他会“活得比这种狂热时间久”(11)，但当他于1873年去世时，美国科学界失去了最后一位新理论的著名反对者。即使阿加西兹多活许多年，他是否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减缓进化论在科学界的传播，也值得怀疑。在他生前，他自己的学生都一个个离他而去。其中，约瑟夫·勒·孔蒂（Joseph Le Conte）认为，发展理论的轮廓潜藏在阿加西兹自己的动物形态分类之中，只需要对其进行动态的解释，便可产生一幅令人信服的关于进化往事的图画。(12)曾经同阿加西兹过从甚密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现在是他最辛辣的批评者。在1868年写给弟弟亨利（Henry）的信中，威廉·詹姆斯写道：“我越去想达尔文的各种想法，它们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虽然我的意见当然没什么价值，但我仍然相信，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继续替那个无赖阿加西兹擦鞋，都不值当。有了这种感觉，我竟找到了某种乐趣。”(13)阿加西兹死后不久，有位作家指出，阿加西兹在哈佛最杰出的八名学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都是相对比较早的进化论者。(14)1874年，美国地质学泰斗詹姆斯·德怀特·丹纳（James Dwight Dana）出版了其《地质学手册》（Manual of Geology）最后一版，在这版手册中，他终于放弃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抵制，也认可了自然选择理论。
阿萨·格雷很快发现，自己在美国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科学意见的解释者。格雷身上既有斗士的那种信念，又有科学家的那份慎重，特别适合领导达尔文主义者队伍。他对《物种起源》最初作出的评介，是一篇关于整个问题的精彩论文，对美国生物学家就达尔文的情况所给出的各种说法，作了一个称许但又非常有分寸的总结。针对自然选择理论，格雷诚心诚意地提出了一条他认为在科学上最具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但他称赞这一理论从严格的科学角度为生物学作出了贡献。他小心谨慎地写道，达尔文“提出了一个与以前的说法相比，不可能概率要低得多的（物种）起源理论……这样的理论与自然科学的既有学说相吻合，但在得到证明之前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在攻击阿加西兹的物种理论时，格雷的胆子则更大一些，直指其为“过分有神论”，并称赞达尔文的理论是针对它的一服解药。结尾处他以蔑视的口气谈到了可能出现的来自宗教方面的批评，宣称达尔文主义与有神论完美相容；他并承认，达尔文主义也与无神论相容，但“自然科学理论一般都是如此”。自然选择理论远非对自然意匠论（the argument from design）的攻击，上帝的计划如何实施，有各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把自然选择理论视为其中之一。(15)
到19世纪70年代初，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已经主导了美国博物学家的见解。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该会副主席爱德华·S. 莫尔斯（Edward S. Morse）对美国生物学家在寻找进化证据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了一番引人注目的回顾，这表明美国博物学家远非被动接受达尔文主义。(16)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耶鲁大学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1831—1899）教授的研究。马什认识格雷、莱伊尔和达尔文，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马什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寻找化石标本，以证实发展假说。到1874年，他已经收集了备受瞩目的一组美国马类化石，并发表了一篇论文，追溯了马类在各个地质年代的发展，达尔文后来称赞这是《物种起源》问世20年来出现的对进化论的最好支持。(17)
二
科学家们的转变有望在大学取得初步成功，在那里，空气中满是激昂的情绪。一场更加强调侧重设置科学类课程的课程改革运动正在进行，为满足国家对技术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所所理科院校正在纷纷建立。(18)在一个急需科学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而且完全负担得起科学事业发展的国家，对科学专业化的严重忽视（这导致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院出现了“自然哲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教授和动物学、植物学讲师”这样的异形巨物），现在已是一个明显的时代错误。
1869年，化学家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被任命为哈佛校长，哈佛成为大学改革的先行者。在艾略特的就职典礼上，约翰·费斯克私下表示，希望这一任命标志着哈佛“守旧”的终结。费斯克的这个愿望，其实现不仅在时间上比他期待的要来得更快，在方式上也更加贴近他本人。没过多久，艾略特就邀请他在哈佛主讲科学哲学方面的系列专题讲座。八年前，费斯克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曾遭到哈佛威胁，如果被逮住谈论孔德哲学（Comtism），学校就要开除他（彼时，孔德主义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无神论）。现在他则受邀在学校主办的讲座上详尽阐述实证主义哲学。费斯克早就抛弃了孔德，而选择了斯宾塞。因此，他现在肩负起了为斯宾塞辩护的任务，要替其洗刷剽窃孔德的罪名，但这并没有怎么减弱人们对其辩护的欢喜程度。这些讲座经报纸报道，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来听讲座的人数众多，而且都满腔热情。(19)若干年后，当威廉·詹姆斯把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作为哈佛的教材时，人们再也听不到兴奋的低语声。新哲学迅速打入了美国最古老的大学，而且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在耶鲁大学，引发争议的又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只不过直到1879年8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与诺亚·波特（Noah Porter）校长发生冲突，问题方才出现。波特是公理会的一名神职人员，但他并不是各种形式的进化论的坚决反对者。波特受马什教授发现的影响，又得考虑自身名望，并且耶鲁大学自己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里精心收藏的标本也令他印象深刻，因而在1877年已经对进化论作出了让步，他在一篇演说中声称，他发现“这个角落的博物馆里的结论同另一个角落的学院教堂里的教诲之间，没有不一致的地方”。(20)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大学应该“鲜明地、热诚地”保持“基督教本色”。当萨姆纳也因马什的工作信奉了进化论，试图在他的一门课上用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做教材时，波特对这部著作的反有神论和反神职人员调子提出了异议，坚持要萨姆纳放弃使用这本书。一场广为人知的争执随之而来，最终以波特代价高昂的胜利告终。(21)萨姆纳在严厉指责了波特之后，威胁要辞职，最后还是经好说歹说留了下来。此番争执过后，萨姆纳不再使用斯宾塞的书作为教材，理由是这场争执从根子上破坏了该书作为教材的价值。但在其他方面，他则继续我行我素。波特自己则开了一门课程“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来驳斥斯宾塞的思想。在这门课上，他也用了这位进化论者的一些著作。但令他沮丧的是，斯宾塞的著作对许多学生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波特煞费苦心要推翻斯宾塞的学说，学生们竟成了该学说的信徒。(22)
在其他一些高等学府中，一些名气稍小的学者和神学教师，既没有费斯克和萨姆纳那么安全，也没有两人那么成功。地质学家亚历山大·温切尔（Alexander Winchell）于1878年被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开除，其他学校也时有侵犯学术自由的事件发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出现了此类事件），吸引了整个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公众的注意。(23)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抵制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而是新思想在较好的学院和大学里开疆辟土的速度有多快。进化论不仅渗透到了教师队伍里，同样也渗透到了学生中间。“十到十五年前，”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1873年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一次演讲中称，“在我们这里，大家在学习时间之外，阅读和谈论的主题，基本上是英国的诗歌和小说。现在是英国科学。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赫胥黎（Huxley）、达尔文、丁达尔（Tyndall）已经取代了丁尼生（Tennyon）和布朗宁（Browning），以及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狄更斯（Dickens）。”(24)
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这是一所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机构，不受任何宗教派别的约束，它的创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为了表示对蒙昧主义的蔑视，学校首任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邀请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赫胥黎当时正在美国巡回演讲——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赫胥黎的演说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他的出现却引起了人们预料当中的“神学憎恨”（odium theologicum）。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对蒙昧主义做出了象征着反抗的举动。“邀请赫胥黎真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一位神学家写道，“还不如把上帝请到场，那样倒会更好。要是把他俩都请过来，那可真是荒诞不经。”(25)然而，诸如此类的公开反对，并没有阻碍这所新办大学的发展，它很快就跻身少数几所科学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大学之列。各种呼吁警惕的声音也没有盖住或是削弱赫胥黎的人望，讲座邀请数不胜数，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予以推辞，新闻界对他的行踪报道更是巨细无遗。
大众杂志迫不及待地为进化论论战开辟了专栏。十年的时间里，从敌对到怀疑，再到小心谨慎的赞同，最后到全面赞扬，在新英格兰知识分子的传统论坛《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各卷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过程。1860年，一位不具名的《物种起源》评介者认为，自然选择需要永恒的时间才能完成它的任务，他拒绝接受达尔文的理论，认为其“不切实际，异想天开”。(26)四年后，一位作家指出，发展假说作为一般性的概念，“对于锻炼人们的思辨很有裨益。知识界一直期望在自然界中找到某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就是对大家期望找到的这种秩序的一种抽象陈述”。(27) 1868年，自由思想家弗朗西斯·埃林伍德·阿博特（Francis Ellingwood Abbot）提出，尽管大家在发展假说的一些次要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该假说将极有可能在公认的科学真理中占有一席之地。(28) 1870年，查尔斯·洛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将自然选择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事件之一，它影响着每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第二年，该杂志发表了昌西·赖特（Chauncey Wright）的一篇论文，为自然选择辩护。这篇文章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人印成小册子的形式重新出版，供英国读者阅读。(29)
经尤曼斯提议（尤曼斯认为有必要创办一份以科学新闻见长的通俗杂志），D. 阿普尔顿公司于1867年创办了《阿普尔顿杂志》（Appleton’s Journal）。该杂志率先刊载了大量有关斯宾塞和达尔文的文章，并定期出版尤曼斯和费斯克撰著的普及读物。作为一本既非完全文学性质也非完全科学性质的杂志，《阿普尔顿杂志》读者寥寥。(30)相对而言，尤曼斯1872年创办的《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倒是更加成功。考虑到这本月刊某些主题的难度，其受到的好评还是出人意料，而且其销量很快就达到了每月11000册。为了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刊物会发一些颇具哗众取宠意味的科学小品文，如《大火和暴雨》（“Great Fires and Rainstorms”）、《动物中的催眠术》（“Hypnotism in Animals”）、《迷信的起源》（“The Gensis of Superstition”）、《地震及其成因》（“Earthquakes and Their Causes”）等；接着就是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对杰出科学家的称赞性介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谐和的讨论、反对蒙昧主义的论辩文章，以及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方面的报告。月刊编辑水平高，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是科学振兴在期刊方面的重大成就。此外，尤曼斯还做了一件事，也须书上一笔，那就是代表阿普尔顿组织出版了颇负盛名的“国际科学系列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这套丛书是由当时杰出的科学家编写的，几乎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知识的全部范围，撰稿人当中，有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约翰·W. 德雷珀（John W. Draper）、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斯宾塞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来自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约瑟夫·勒·孔蒂、达尔文和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来自自然科学方面的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以及其他人等。通过“国际科学系列丛书”、《大众科学月刊》以及对美国版斯宾塞著作的出版控制，阿普尔顿主导了这场新的知识分子运动，并踏着进化论的浪潮上升为出版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刊载了阿萨·格雷早期为达尔文主义辩护的一系列文章。(31)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为了保持对达尔文主义不置可否的调门，编辑们也曾刊登了阿加西兹的一篇反击文章来加以平衡。但在1872年，该刊就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拒斥达尔文之事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谈及自然选择理论已经
……在德国和英国迎接胜利的到来，在美国也差不多快要赢得胜利。如果说最高级别的科学头脑，是那种把开创伟大归纳理论的能力同验证这些归纳时无尽的耐心和谨慎结合在一起的头脑的话，自牛顿去世以来，还没有哪位比达尔文先生更完美地表现出了这种级别的头脑。这种说法并不为过。(32)
E. L. 戈德金（E. L. Godkin）的《国家》（Nation）给评介进化论作品的文章提供了一处并不引人注目但也算是蛮有利的地方。给它写这些评介文章的，都是第一批赞扬达尔文、华莱士（Wallace）和斯宾塞的人士。格雷不署名的短评也会时不时地光临它的专栏，他对倔强的自然主义者和自以为是的牧师进行的最强劲的攻击，有一些也刊登在这里。就在神职人员手下的杂志对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片哗然之际，《国家》将该书描述为“对有关人类的起源及其与低等动物的关系的科学研究现状最清晰、最公正的阐述”。(33)
对科学发展和新理性主义的巨大兴趣，最好的证明就是，报纸每天都有对科学或哲学讲座连篇累牍的广泛报道。在编辑曼顿·马布尔（Manton Marble）的建议下，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报道了费斯克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宇宙哲学》（“The Cosmic Philosophy”）。《论坛报》（Tribune）转载并讨论了赫胥黎在纽约的演讲，他在造访《论坛报》时受到的接待，其隆重程度不亚于王室。(34)乔治·雷普利（George Ripley）是新闻界那些更加直言不讳的达尔文主义拥护者中的一员，(35)他借《论坛报》新大楼落成典礼之机，对19世纪科学的形而上学含义进行了一番晦涩的讨论，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惊讶。(36)《群星》（Galaxy）的一位编辑被自然选择“普遍浸透”了纯文学和报章杂志给逗乐了：“新闻行业竟然被它浸染得这么深，头条文章最爱用的逻辑是‘适者生存’，最爱用的俏皮话是‘性选择’。”这位编辑还留意到，《先驱报》（Herald）驻华盛顿的一位记者最近为参议院画了一幅素描，用达尔文的表达方式把参议员画成公牛、狮子、狐狸和老鼠。在最近的新奥尔良狂欢节上，“缺失的一环”（Missing Link）已经被用作服装上的装饰图案。(37)
三
最后一批被攻陷的堡垒是各大教会组织。在那里，进化论在思想更为开明的新教教派中赢得了重大胜利。当然，大量虔诚的信徒，不管是来自新教的还是来自天主教的，并未被达尔文主义触动。布道家德怀特·L. 穆迪（Dwight L. Moody）可能是镀金时代最受欢迎的宗教领袖，他的追随者肯定对新科学提出的所有恼人问题一无所知。基督教基要主义直到迈入20世纪还在坚持，便是达尔文主义未能彻底征服基督教的凭证。然而，在19世纪晚期喜欢思考的会众中间，隐约存在着情绪上的骚动和智识上的不满，这种情况促使他们乐于去接受某种支持变革、拥抱进化概念的开明神学。(38)
达尔文主义从不止一个方向剑指传统神学的核心。近一个世纪以来，由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所推广的意匠论一直是证明上帝之存在的标准验证。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达尔文主义对这块神学基石的狂轰滥炸，必然导致无神论。新理论也打破了关于罪的传统观念和以往与之相随的道德约束。至少，它让人们不相信《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说法，明显损害了《圣经》的权威。这就是宗教正统人士的最初反应。(39)《人类的由来》（1871）的问世，令神职人员的愤怒更是火上浇油，(40)因为人类的尊严本身也公然受到了伤害。笃信宗教的读者惊恐万状地指出，达尔文竟然如此活灵活现地把人类祖先描述为“多毛的四足动物，长着尾巴和尖耳朵，习性可能是树栖的”。
达尔文的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起了不共戴天的仇恨。牧师们从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进行的论证，可谓相当可观。他们声称，只有当科学家可以从动物园取出一只猴子，并通过自然选择使之变成人时，达尔文主义才能成立。(41)他们的口吻，甚至让当时的一位神职人员，也即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W. N. 赖斯（W. N. Rice）教授都看不过去，以致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抗议他们对达尔文的态度，建议他们把批评的范围限定在科学问题上。(42)
神职人员方面最重要的反对理由，当然是达尔文主义同有神论格格不入。这是最受欢迎的阐述反达尔文主义观点的著作，查尔斯·霍奇（Charles Hodge）的《达尔文主义是什么？》（What Is Darwinism?）（1874）的中心主题。霍奇是一个老派牧师，写起文章来气势磅礴，那个时代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神学论文中，有一篇就出自他的手笔。此外，他还是《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编辑。因此，霍奇可以用权威的口气为一大批教徒说话。霍奇在他的论战册子中提醒读者：“ 《圣经》对那些拒绝它的人几乎不发慈悲。它宣判，他们要么丧失理智要么道德败坏，或者就是两者兼而有之。”(43)霍奇称，所有轻率地玩弄着进化论的人都面临着踏上凶险的无神论之路的威胁，并列举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大串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中包括达尔文、海克尔（Haeckel）、赫胥黎、毕希纳（Büchner）和福格特（Vogt）。霍奇几乎毫不顾及事实，(44)指责达尔文仔仔细细地把任何有关意匠（design）的迹象都从自然界剔除而根本不予考虑，最后以断言达尔文主义就是无神论的同义词为全书的收尾。(45)
天主教的批评家们往往也是同样决不妥协。尽管我们必须记住英国天主教徒、自然选择的有力批评者圣乔治·米瓦特（St. George Mivart）是位进化论者，但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在敦促对进化生物学采取不妥协的政策时，可能表达了天主教的普遍反应。布朗森对新教徒和许多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徒软弱无力的否定甚是不满，他呼吁无条件抛弃19世纪的地质学和生物学，称其代表着从阿奎那（Aquinas）科学的倒退。莱伊尔、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甚至阿加西兹，都遭到了他的猛烈抨击。他在对《人类的由来》一书所作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分析中写道：“在类人猿那里没有人的种差（differentia），因此人的种差不可能通过发展从类人猿那里获得。这足以驳倒达尔文的整个理论。”他最后说，《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说法依然稳如泰山，必须坚持，直到相反的情况被完全证实为止；因此，举证的责任在达尔文。(46)
最正统的教徒在绝望中挣扎，觉得自己的事业注定失败，但其他人相对有序地撤退到了防守位置。早在1871年，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美国长老会的半官方发言人詹姆斯·麦科什（James McCosh）承认他在《基督教与实证主义》（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一书中接受了发展假说时，毫不妥协地反对进化论这种情况就已经蒙上了最终崩溃的阴影。作为当时以苏格兰学派或者“常识”现实主义著称的宗教哲学的杰出倡导者，麦科什地位显赫，是一个公认的基督徒，诚实正直，普林斯顿大学专门把他从苏格兰引进过来担任校长。因此，当他在一本从意匠论出发来捍卫有神论的著作中接受了发展假说，并承认自然选择至少是真理的一部分时，这一刻便成了举足轻重的时刻。麦科什写道：
达尔文主义不能被视作已成定论……我倾向于认为，这个理论包含了大量重要的真理，我们看到，这些真理在有机自然界的每一个部分都表现出来了；但它并没有囊括全部真理，它所忽略的比它察觉到的还要多……自然界表现出了这一原则（自然选择），并且对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动植物的发展进步产生了作用，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没有其他原理在起作用。(47)
麦科什诚然不愿意将自然选择应用到人类身上，理由是一种特殊的创造行为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人类独一无二的精神特征，但现在他已经把正统观念挖开了一个缺口。尤曼斯在1871年致斯宾塞的信中写道：
这里的进展异常迅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人类的由来》已经印行了10000册，我猜这些也差不多都卖完了……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每个人都在寻求解释。牧师们心神不宁。麦科什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不管有什么发现，他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意匠，在它身后安放上帝。布鲁克林教区25位牧师叫我找个星期六晚上同他们见个面，告诉他们该怎样做才能得救。我告诉他们，可以在生物学中、在《人类的由来》里找到生活的道路。他们说“很好”，并请我下次再去参加牧师俱乐部的会议。我去参加了会议，又受到了盛情的接待。(48)
《独立》（Independent）周刊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宗教报刊，订阅者中有6000多名神职人员。该刊是第一批相对赞成进化论的报刊之一。其最初针对《物种起源》写的书评，暗示这本书倾向于把造物主从“生机勃勃的宇宙”中挪移出去，但也承认其中包含有宝贵的科学素材。文章接下来推荐说，这本书可供“神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细致研究”。这篇文章的立场虽然已经退却到认为达尔文主义不会影响有神论，从而一直都被人们用作撑开裂口的楔子，但文章下笔谨慎，并且依然处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阿加西兹的影响之下。然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化论与《圣经》之间开始出现微弱的和解尝试。“只要《圣经》没有明确肯定物种确实是由一项权威的命令创造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听听动物学家的猜想，而不必触动我们的神学神经。”一位评介者写道。(49)到1880年，《独立》周刊的立场完全转变了过来，开始发表声嘶力竭地为进化论代言的辩论文章。(50)其他刊物调整自己观点的步伐相对较慢，但在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20年后，即使是最保守的刊物，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51)《新英格兰人》（The New Englander），新英格兰“扬基佬”（Yankee）牧师把持的一个重要论坛，起初指控达尔文复活“一个已被推翻了的陈旧理论”，在1883年则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调和文章，承认了有些基督教辩护者的歇斯底里。作者声称：“我们对不朽的期待，多了一个新的信念之源。对于进化论者来说，否定一种更高级的未来生活之可能，是最无趣的自相矛盾。”(52)
在为使同道中人顺利接受达尔文主义的工作过程中，自由派牧师得到了来自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与安慰。阿萨·格雷孜孜不倦地试图证明自然选择理论对意匠论不会产生根本影响，并且达尔文本人是个货真价实的有神论者。(53)对于那些坚持认为物种的起源应该留在超自然领域的人，格雷回答说，他们是在任意限制科学领域，而又没有扩大宗教领域。约瑟夫·勒·孔蒂在他由查经班讲座集成的《宗教与科学》（Religion and Science）一书中，跟在格雷后面坚持认为，过去是否存在物种演变，或者说进化过程可能是什么样的，无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意匠论。他强调，科学不应被视为宗教的敌人，而应被看作是对第一因（First Cause）在自然世界中运行方式的补充研究。无论科学能认识到什么，我们永远都可以设想上帝作为第一因的存在。(54)自由派神学家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进化论的提倡者，如勒·孔蒂、丹纳和麦科什，都是对基督教无比虔诚的人。他们作为个人，象征着宗教与科学之间实现调和的可能。(55)
当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共同影响下皈依进化论时，美国最重要的基督教道坛也被纳入了进化论的行列。通过比彻的发行量曾一度达10万份的《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Union），和他在普利茅斯公理会（Plymouth Church）的继任者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编辑的《展望》（Outlook），比彻新神学的自由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刚刚从清教神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比彻，兴致勃勃地利用自己在全国的声誉、借助自己高超巧妙的修辞，为调和宗教与科学尽心竭力。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仔细阐述了神学科学（science of theology）和宗教艺术之间的区别，这样神学可以得到进化论的修正、扩充，被进化论所解放，但宗教作为人类品质中一种固定的精神事物，将依旧原封不动。(56)比彻宣称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进化论者”，公开承认斯宾塞是他知识上的养父。正是比彻将意匠问题（the design problem）的解决转化为商业文明的习惯用语，并提醒人们“批发的意匠比零售的意匠更伟大”。(57)莱曼·阿博特不仅对此表示同意，还发誓放弃传统的关于罪的观念，认为其不仅侮辱了人，也侮辱了上帝。他建议，用进化的看法取而代之，因为在进化论中，每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都被视为向动物性的倒退。这样，罪恶还是会像以往一样令人憎恶，但原罪论中所暗含的对上帝的诽谤，将随原罪论一去不返。(58)
到19世纪80年代，被吸收到科学与宗教的调和之中的论证方式已经清晰。宗教已经被迫与科学分享其传统的权威，美国思想界也极大地世俗化了。进化论已经进入教会自身之中，在新教神学中，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敢对此提出异议。但是，进化论已经被转换成神学议题，而且在老到的牧师手中，宗教注入了来自科学领域的权威思想，焕发出勃勃生机。(59)随着双方人马汇集到同一杆大旗下，共同向对美国生活前景抱有悲观主义或怀疑主义的队伍发起愤怒的反对，这对老冤家不久就很难被区分开来了。无神论的幽灵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对那些最有可能找到不信神者的大学的调查显示，没有信仰的人少之又少。美国不信神的人当中没有产生“一位享誉世界甚至是享誉全国的斗士”，(60)神职人员这么说，算不上夸张。菲利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对此解释道：“‘知其不可故而信之’（Credo quia impossible），发出如此呐喊的那种对信仰坚定不移的英雄般的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没有哪个世纪可以根除这种精神。”(61)之所以如此，按照比彻告诉他的普利茅斯公理会会众的话说，原因乃在于“人类心灵的道德结构中必须有宗教的一席之地”，难道不是这么回事吗？比彻接着说：
它必须拥有迷信，或者就必须拥有灵性的宗教。宗教之于人的必要性，即如人之必须拥有理性、想象、希望和欲望一样。对宗教的渴望，是构成人的重要部分。即便你拆掉所有神学体系——比如说，倘若你拆掉罗马教会，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扔材料；或是把新教信仰一个一个地拆得七零八落，然后扔得东一块西一块——人还是宗教动物，不仅需要，而且也不得不着手为自己建立某种宗教体系。(62)
对其一流神学家的这些看法，镀金时代没有异议。
(1) 参见Franci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 51, 99。参考文献部分（本书边码205—216）已经列出的作品，出版地和出版时间在注释中不再重复。
(2) 有关费斯克和尤曼斯的早期活动，参见John Spencer Clark,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Fiske, vol. I; Ethel Fisk, The Letters of John Fiske; John Fiske, 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
(3) Henry Fairfield Osborn, From the Greeks to Darwin,尤见chap. v。
(4) 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A Critical Period in American Religion, 1875–1900,” Proceedings,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LXIV (1932), 525–527。
(5) Clark, op. cit. , I, 237.
(6)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1), pp. 225–226.
(7) Emma Brace, The Life of Charles Loring Brace (New York, 1894), pp. 300–302.
(8) 参见Bert J. Loewenberg, “The Reac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to Darwin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VIII (1933), 687。
(9) 著名进化论者爱德华·德林克·柯普支持拉马克主义而非达尔文主义，参见H. F. Osborn, Cope: Master Naturalist (Princeton, 1931)。许多生物学家虽然相信用以支撑达尔文发展假说有效性的数据，但对其将自然选择理论作为对发展的一种解释持批评意见。在一般大众的争论中，并不总是把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区别分得很明确。
(10) Agassiz, “Evolution and Permanence of Type,” Atlantic Monthly, XXXIII (1874), 92–101.
(11) C. F. Holder, Louis Agassiz (New York, 1893), p. 181; 另请比较参阅Agassiz, op. cit. ,p. 94。
(12) Le Conte,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13), p. 287.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说法，”阿加西兹承认，“说是我本人已经为演化理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Agassiz, op. cit. ,pp. 100–101.
(13) Ralph Barton Perry, 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 I, 265–266. 但请参阅詹姆斯后来对阿加西兹的褒扬，Memories and Studies (New York, 1912)。
(14)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VI (1880)，558–559;另请参见爱德华·S. 莫尔斯教授的演说，Proceeding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XXV (1876), 140。
(15) Darwiniana, pp. 9–16; 另请参见格雷的文章“Darwin and His Reviewers,” AtlanticMonthly, VI (1860), 406 – 425。
(16) Morse, op. cit. ；莫尔斯的总结囊括了全国几乎所有杰出博物学家，如E. D. 柯普、约瑟夫·雷迪（Joseph Leidy）、O. C. 马什、N. S. 谢勒和杰弗里斯·怀曼等。
(17) Charles Schuchert and Clara Mae Le Vene, O. C. Marsh, Pioneer in Paleontology (New Haven, 1940), p. 247.
(18) Charles W. Eliot, “The New Education-Its Organization,” Atlantic Monthly, XXXIII(1869)，203–220, 358–367.
(19) Clark, op. cit. , I, 353–376; Fiske, Outlines of Cosmic Philosophy, preface, p. vii.
(20) Schuchert and Le Vene, op. cit. , pp. 238–239.
(21) Harris E. Starr, William Graham Sumner, pp. 345–369.
(22) Henry Holt, Garrulities of an Octogenarian Editor, p. 49.
(23) Schlesinger, op. cit. , pp. 528–530.
(24) “The Scholar in Politics,” Scribner’s Monthly, VI (1873), 608.
(25) Daniel C. Gilman, The Launching of a University (New York, 1906), pp. 22–23. 原文为斜体。
(26)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XC (1860), 474–506; 另请比较参阅置疑性文章“The Origin of Species,” ibid, XCI (1860), 528–538.
(27) Chauncey Wright “A Physical Theory of the Universe,” North American Review, XCIX(1864), 6.
(28) “Philosophical Biology,” North American Review, CVII (1868), 379.
(29) Charles Loring Brace, “Darwin in Germany,” North American Review, CX (1870),290; Chauncey Wright, “The Genesis of Species,” ibid. , CXIII (1871), 63–103; Francis Darwin, op. cit. , II, 325–326. 有关怀特在进化论论战中的影响，参见Sidney Ratne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America,” Philosophy of Science, III(1936), 104–122。
(30) John Fiske, Youmans, p. 260.
(31) 参见Gray, Darwiniana, passim。
(32) Atlantic Monthly, XXX (1872), 507–508.
(33) Nation, XII (1871), 258.
(34) New York Tribune, September 19, 21, 25, 1876; 比较参阅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1876), 236–240。
(35) 参见其文章“Darwinism,”重印稿，Tribune in Appleton Journal, V (1871), 350–352。
(36)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IV (1874), 636.
(37) “Darwinism in Literature,” Galaxy, XV (1873), 695.
(38) 参见“Is the Religious Want of the Age Met?” Atlantic Monthly, XV (1860), 358–364。
(39) 对正统观点的典型阐述，参见John T. Duffield, “Evolutionism Respecting man, and the Bible,” Princeton Review, LIV(1878), 150–177。
(40) 参见Bert J. Loewenberg “The Controversy over Evolution in New England, 1859–1873,”New England Quarterly, VIII (1935), 232–257。
(41) 参见John Trowbridge, “Science from the Pulpit,”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VI (1875),735–736。
(42) “The Darwinian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Englander, XXVI (1867), 607.
(43) Hodge, What Is Darwinism? p. 7.
(44) 参见阿萨·格雷Darwinian一书中的批评，同书p. 257。
(45) Hodge, op. cit. , pp. 52 ff., 64, 71, 177.
(46) Brownson, Works (Detroit, 1884), IX, 265, 491– 493; 布朗森论述宗教与科学之间冲突的著作，参见ibid. , IX, 254–331, 365–565。
(47) 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sm (New York, 1871), pp. 42, 63–64.
(48) Fiske, op. cit. , p. 266.
(49) Independent, February 23; April 12; July 16, 1868.
(50) “Scientific Teaching in the Colleges,”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VI (1880), 558–559.
(51) Bert J. Loewenberg, in “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1941), 339–368, 该文将1859年至1880年视为美国对达尔文主义的考察期，将1880年至1900年视为见证美国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发生直言不讳的转变的时期。
(52) Rev. J. M. Whiton, “Darwin and Darwinism,” New Englander, XLII (1883), 63.
(53) Gray, Darwiniana, pp. 176, 257, 269–270, passim.
(54)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1873), pp. 12, 25–26.
(55) Henry Ward Beecher, Evolution and Religion (New York, 1885), p. 51.
(56) Ibid. , p. 52.
(57) Ibid. , p. 115; 参见Paxton Hibben, Henry Ward Beecher: An American Portrait (New York,1927), p. 340; E. L. Youmans, ed., Herbert Spencer on the Americans and the Americans on Herbert Spencer, p. 66。
(58) Lyman Abbott, The Theology of an Evolutionist (Boson, 1897), pp. 31 ff.; 参见Beecher,op. cit. , pp. 90 ff. 。
(59) “Agnosticism at Harvard,”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XIX (1881), 266; 另请参见William M. Sloane, The Life of James McCosh (New York, 1896), p. 231。
(60) Daniel Dorchester,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888), p. 650.
(61) A. V. G. Allen, Phillips Brooks, 1835–1893 (New York, 1907), p. 309.
(62) Beecher, op. cit. , 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