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讨论了训练思维的习惯所能得到的价值,及其发展上的障碍。可是没有潜能,即没有发展;没有种子,即没有生长。思维必须依靠固有的知能,不会自发地思维的动物,我们无从强授以思维的能力。不过我们虽不能凭空学会思维,我们却能学会思维的好方法,特别是怎样获得一般思维习惯的方法。这种习惯既然是从固有的倾向发展出来,便必须知道这些固有倾向的性质。否则不知因势利导,便是在徒然浪费气力和时间;更坏的是不知引导固有倾向的生长成熟,反而强制地造成不自然的习惯。

教学若用买卖来比喻,没有人买,便没有人能卖。世间没有绝无顾客而自夸为善贾的商人。然而竟有绝不问学生学习了什么而自诩为善教的教师。教学之值相等,正和买卖之值相等一样。要增加学生的学习,只有增加教授的质和量。学习,要学生自己做,为自己而做,动力在于学生。教师是一个引导者,他掌着舵,学生们用力把船向前划去,教师越了解学生的过去经验和现在兴趣与希望,他越能了解所需引导的倾向。这些倾向的数目和品质,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能一一列举。但是每个常态的人必有几种倾向,可以被善用、利导而发展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一 好奇

任何动物在醒着的时候,和它的环境有不断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这是一种取和予的作用,它对事物有所施为,也从事物有所接受(即印象、刺激)。这种交互作用构成经验的间架。我们生来就有一种倾向,使我们避免遭受外来的有害势力。但同时也有若干倾向,是向前向外伸张的,是常在寻求新的接触的,常在发现新事物而尝试改变旧事物的,是常在为经验而要求经验的丰满,常在积极地扩大经验限度的。这些倾向,总称为好奇。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说:

“耳要听;

目要视;

身体要感觉,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

他的话尤其适用于儿童期。

我们在醒着的时候,一切感觉和动作的器官对于环境中的事物,有所施为,有所接受。对于许多成人来讲,这样的接触是已经固定了,变成呆板了,他们的经验有了窠臼且愿意生活于这窠臼之中了。但是儿童的整个世界是簇新的,每一次新的接触,都想激动地去探求,不是消极地等待和接受。每一个常态的感觉和动作器官,都是敏锐的;并没有一个所谓“好奇”的心能。每一个器官,都有动作的机会,都要有事物可与它发生交互作用。这些倾向的总和,便是好奇。它是经验扩大的基因,是反省的思维发展的种子。

好奇的三级

(一)好奇的最初的表现,离思维是很远的。它只是一种生命的盈益,一种“生物力”的流露而已。小孩感到一种生理的不安,就要伸手取物,要摸它,抓住它,观察它。研究动物行为的人,也说动物都有一种“强烈的玩弄的倾向”。霍布豪斯说:“鼠的奔窜、嗅、啮、挖,狗的搔和跳,猫的跑和抓,獭的乱窜,象的盲摸,猿的乱扯,都不是有所为的”[(6)]。我们观察婴儿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有不断探查和实验的动作。他对于事物口吮、指弄、手摩、拉和推、取和舍,一直到这些事物没有什么新感觉才停止。这种活动,不能说是理智的,但没有了它们,则理智的活动没有可以运用的材料,就薄弱而不能持续了。

(二)在“社会的”刺激势力之下,好奇发展到较高的一级:小孩子学会语言而能探取别人的经验。到这时,如果事物不给他有兴趣的反应,他便向别人去求得有兴趣的材料,一个新时期到来了。儿童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出“那是什么?”“为什么?”的问话。起初,这种发问也不过是以前对事物的拉和推、开和合的好奇,向社会关系的伸展。小孩子连续地问:“什么支持着屋子?”“什么支持着支持这屋子的地?”“什么支持着这地球?”他这样发问并不表明他意识到合理的关系。他的“为什么”不是对科学解释的要求。背后的动机只是急切地要对于他所存在的神奇世界得到更多的认识。他所求的不是定律或原则,而只是更多的事实。虽然这种好问的习惯,有时流于一种语言病,而他的欲望却也不限于积聚不相联络的事实。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接触到的事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后面总还有些什么,前面还会有些什么。而这种感觉,便是理智好奇的萌芽了。

(三)好奇转变为对于人事接触中所引起问题的解答兴趣时,便超出“生物的”“社会的”层级,而达到“理智的”一级了。在所谓社会的一级里,小孩所感兴趣的是问而不是答,答案他不是很注意,就是问,也没有一个问题注意得长久;一个一个连续地很快地转换,没有一个是发展为连贯的思想;他的好奇就表现在那样随问随答之中。教育者(无论教师或父母)的问题,就在于将生物性的试探,社会性的好问,引导到理智的发展上去。这个方法在于给予较远的目的,使小孩有搜寻和穿插别的事物和观念的需要。一个较远的目的控制着探究和观察的过程,约束着他们,使他们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means to an end),能够到什么程度,好奇便比照着这程度而具有确定的理智性。

好奇的消失

倘若好奇不能转变到理智的一级,它便会萎缩或散发掉。培根说,我们只有变成小孩子一般,才能进入科学的王国,因为儿童期这种虚心的好奇和这种天赋很容易消失。人们失却好奇的倾向或由于漠视或由于轻浮,即使不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又会流于硬性的独断,独断又是同样危害于好奇的。有人只循惯例,蹈常习故,使新问题、新事实无从发生。有人只谋私利,使所求的新问题、新事实不出于自己的职业以外。更有许多人好奇的只是关于邻里琐事或别人的得失毁誉,以致“好奇”一语,俗人便用以指对人私事的窥探了。所以教师对于儿童的好奇,自己所要学的多,而所能教的少。他很难引发或增加这个好奇的倾向;他的责任只在于供给材料和情境,使生物性的试探渐导入有目的、有结果且能增加知识的研究,使社会性的好问,渐变为向人探问,而不止于问人事,且问到书籍上问题的能力。教师要预防没有积累效果的新奇刺激,以免儿童只追求刺激,或对刺激也失兴趣。他也要避免教学上的硬性独断,以免儿童得到一种错误印象,以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什么再需探究。当儿童的好奇形成了求知欲望时,他要知道怎样授予知识;当儿童还缺乏发问的态度,知识过多压抑了好奇的精神时,他也要知道怎样将可以授予的知识暂且保藏起来。

二 暗示

观念自然地发生

许多小孩,尝试着停止自己的“思想”,阻断自己的观念流动。但是这种简单的、非控制的“思想”的必须发生和“身体在感觉,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样。无论观念或感觉,我们不能自己做主说要或不要。我们只能置身于(或被置于)某种情境,让自己有“有价值的观念或感觉”,让这些观念或感觉获得有价值的结果,最终我们能凭借它们而继续发展,不致被它们刺激到疲困。

暗示是什么

在它的原始的意义上,观念是一种“暗示”(suggestions)。我们经验里的事物,每个都不是单独孤立的。每个都带来了别的事物或质量。不过一个事物占据着中心而格外明显,其余则或深或浅地渐渐模糊罢了。例如儿童正注意着一只鸟,占着他意识的中心的,当然只有这一只鸟,但实在的经验却包括以外许多的物和事。鸟必存在于一空间,在地上还是在树枝上,鸟也必在做着一件什么事,它在飞、啄,还是在叫。所以对于鸟的经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感觉,而是本身很复杂,也包括许多相关事物。这能说明:为什么儿童下次看见鸟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之前看不见的其他事物。他现在经验的一部分,有像他过去经历过的那部分,这样一来便会引起或暗示过去全经验中所有相关的物和事;而这被引起或暗示出来的物和事,又会暗示和它们有关的物和事,不但是“会”,而且是“必”会这样,除非另一新事物,又引起了思维的另一条新线索。在这原始的意义上,观念的产生,我们无从自主。就像我们睁开眼,就要看一样,观念起了,就要使我们过去的经验发生作用,但这或许并不是现在的意志和意向。这样的“思想”,与其说“我在想”,不如说“它在想”。只有到了一个人能够控制暗示,到了他担负起运用暗示推测未来责任的时候,提出“我”来才有意义,“我”才能当作思维的主体。

暗示的三向度

每个人得到暗示的能力不同。暗示就像物体有长、宽、厚一样,也有着三个“向度”(dimensions)。这三向度无论在自身上还是在组合上,都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易和难(easy)、广和狭(range)、深和浅(depth)。

(一)易和难

我们平常把人分为聪明和愚笨,其根据来自人们遇到事物所得暗示的易和难,快和慢。有的人遇到事物,只会被动地吸收或者机械地反应,事物也不再发生其他作用。有的人(聪明的人)便会反省,会对事物表达各种看法,而反应出来的这些看法增加了事物的意义。愚笨的人,要有强烈的震动,才会发生暗示;聪明的人则敏捷机警,容易从现在事物得到将来结局的暗示。

然而教师不应当以儿童对于教科书的反应迟缓作为愚笨。在功课上称为“没有希望的”学生,一旦遇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如课外运动或社交一类的事,他会很敏捷地反应。就是功课也能够激动他,只要教材放在另一关系上,用另一方法来提示。在几何学很迟钝的学生,假如在手工的关系上学习几何,便很灵敏;在历史上很迟笨的女子,遇着自己所认识或小说里描写的人物事迹,也很会判断。除了生理缺陷或健康损碍以外,在一切方面都迟笨的人是比较少见的。反应迟缓不一定是愚笨;有思想的人,要有时间给他去想。

(二)广和狭

不管人们对于事物反应的易和难,快和慢,暗示还有一个广和狭或多和少的分别。平常所谓“思如泉涌”,或者说思想枯竭,便是指着这种分别。有的时候,外表的反应迟缓,由于意思的太多而互相牵制,以致造成一种犹豫的状态;反之思想过于敏捷者,也会“先入为主”,阻碍思想的发展。暗示太狭太少,表示一个干枯贫薄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和勤学再联结了起来,便成了一个学究。学究的思想是干瘪的,他的知识是烦琐的;他和一个圆融的,成熟像新鲜多汁的水果般的思想家不同。

只考虑少数意思就确定了结论,这结论在形式上或许是对的,但没有考虑很广很多的暗示而获得结论那样有充分丰满的意义。反之,暗示太多太杂,也会妨害最好的思维习惯的养成。思绪纷繁,而无从抉择;仔细察看,而莫知适从;正反两面的意思,循环起伏,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这样“想得太多”,意思太复杂,就使行动受了牵制。而且,暗示太多也会使它们的论理关系变得混乱,使一个人只以事实构成可喜的幻想自娱,逃避了寻求事实关系的困难工作。所以最好的思维习惯,在于维持暗示的广狭和繁简的平衡。

(三)深和浅

除了反应的难易、广狭外,我们也从反应的质量上,分别它的深浅。

一个人思想深沉,另一个人思想浅率;一个人会探索事物的根源,另一个人却只会看到它的外表。在这方面,思维是最难靠学习而得到进步的。不过教材之于学生,在某种状况下能迫使他去深思,而在别的状况下,只让他浅尝而已。寻常的假定,以为只要学生思想,便什么思想都有训练上的价值;又或以为只要学生积聚知识,便达到了学习的目标;这两种假定,都会助长浅薄的思想。有些学生在实际事务上能够敏锐地辨别本末轻重,但是一旦遇到学校的功课,便分辨不出事实的轻重真伪,把所学的视为没有轻重真伪之分。即使有理智的努力,他们的努力也只用于语言文字联络的构成上,而不用于事物的辨别上。

有时,反应的深与慢,有密切的联系。要融合许多印象而转化为明白的观念,不能没有时间。敏捷,或者只是昙花一现;“慢而稳”才能使印象较为沉着,思维较为深澈。许多儿童,因为对答得慢,便被指为迟钝,其实他们是在集合所有的能力应付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不给予充分的时间,徒然助长了粗率浮浅的思维的习惯。问题感觉得深,思维才能渗透得切。任何教学,仅为报表记忆、夸示娴熟、奖励学生,而把问题轻轻掠过,不去深刻思维的都违反了真正的思维训练的方法。

我们都读过许多名人的传记,他们往往在童年学校生活中被视为愚笨,到成年却成就了伟大的功绩。对于他们童年的错误判断,有时由于他们所表现的能力,不符合当时所认的标准。如达尔文(Darwin)对虫、蛇、水蛙的兴趣;有时由于他们思维的程度,比别的学生(或教师)还深。在对答敏捷上头,并不能表现其能力;有时也由于他们思维的习惯,正和课本和教师所采的习惯相冲突,而人们只用后者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思维是个别的——任何学科可成为理智的

无论怎样,教师要先去掉一个错误观念,即把思维当作一种单独的,不可变的“心能”。他要知道思维表示个人对事物取得意义的各种不同的样子。教师也要去掉另一个错误观念,即把某种学科当作是理智的且有训练思想的幻力。他得知道,思维是“个别的”(specific);它不是一架现成配合于各科的机器,像一盏普照一切的明灯。它是个别的,那就是说,每个事物暗示它们独有的意义,而暗示于每个人又有不同的样子。就像身体的生长依赖于食物的消化,心智的生长也需要知识的组织。思维不是一架机器,会把各种材料照一个模型制成一种商品。它是一种能力,会把个别的事物所引起的个别的暗示,探索到底而联络起来。因此,任何学科,从希腊文到烹饪,从图画到数学,都可以成为理智的;并不是在固定的内部结构上,而是在它的引起思维的功用上是理智的。一个人可用几何学训练他的思维,另一个人尽可用科学、实验、音乐或商业训练他的思维。

三 秩序

反省的思维含有暗示的连贯或秩序

单有观念或暗示的发生,虽是思维,但不是反省的思维,不是引导到一个有证据而可确信结论的一种思维。观念没有连续的秩序,便是胡思乱想。暗示要转变为反省还需另一种质量——连贯性。本来没有“观念的相联”(association of ideas)就没有思维,可是观念的相联并不能构成反省。唯有把这观念的相联控制了,把一个秩序从以前的观念引导到以后的结论,这才是反省的思维。所谓“理智的力量”就指观念的秩序形成了可靠的信念的力量。

我们把暗示的“易”“广”“深”三个因素平衡起来,调整得当,就得到了思维的秩序。太迟缓和太轻率不合适,太广泛和太狭窄也都不好。思维的连贯或秩序在材料的丰盈灵活中,有方向的单一和确定。一方面不是机械的整齐,一方面也绝不是断续的蚱蜢似的跳动。有一种聪明的儿童,反应真的非常快,很多教师们常说,“只要他们定性下来,什么事他们都能做。”但不幸,他们可能就是定不下来。

另一方面,思想的连贯不止于不分歧,呆板的一贯并不是我们的理想。思想集中,不是固定或暗示的停顿萎缩,它是丰富灵活的观念,向着一个结论而组成的一个持续的活动。我们集中我们的思想,像将领指挥他的军队作战一样,不是要它们静止不动,而是要它们向着一个目标去动。也好像驾驶船只一样,船的位置常在变动,而方向却只是一个。一贯的、有秩序的思维是要有在一个方向上的变动。所以连贯不只是没有矛盾,集中也不只是没有分歧。各种繁复的和不调和的观念都可以自然发展,只要每一个观念与要达到的总结果相联系,那思维便是一贯的,有秩序的。

思想的秩序是行动的秩序的间接伴随

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在有秩序地发展,依靠的主要资源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理智的组织是从达到目的的行动组织中发起的,并且在一个时期内,是伴随着发展的。达到思维以外的目的而引起思维的必要,比专为思维而思维有力得多。由于行动的秩序而达到思想的秩序,所有人在起初都是如此;而多数人是终生皆如此。成年人平常都有一种职业,就是他们的知识、信念、思想环绕着组织起来的中心。凡有关于职业效能的观察,是渐渐扩充而求得正确的;凡有相关的知识,不仅是积累,而且是分类收藏的。他们思考推论不是为玄想的动机,而是因为职务上有效的行动所必需的。所以他们的推论,常受事实结果的试验:无效的、散漫的方法自然会减少;有秩序的行动因报酬而自然增加。事实结果本是思维想要得到的,但也是思维的永恒的束缚。除了科学的专家以外,一般人的思想秩序就受着行动效能的束缚——当然这是指智慧而非机械的行动。

儿童的特殊困难和机会

成人生活里训练思想的这一力量,在青年的思想训练中,也是不容轻视的。从很小的年龄起,儿童要选择动作和事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有选择,就有整理和适应,这些又都需要判断。适宜的生活情境,无意地造成了适宜于思维的态度。可是从他们活动的组织性上看,儿童和成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差别在教育的应用上需要慎重考虑。(1)成人活动结果的必要,比儿童迫切得多,所以在他的思维训练上更加有效;(2)成人活动比儿童活动专一得多。

(一)儿童活动的选择和组织比起成人来困难很多。成人活动的大部分受到生活情境的限制。他的社会地位——公民、父母、职业等规定了他动作的范围,几乎是必然地取得了相关的思想方法。至于儿童就没有这样地位、职业的束缚。他没有什么可以确定他动作的选择;别人的欲求、自己的好恶、周围的情境都只引起一种孤立而暂时的活动而已。这种持续的动机的缺乏,加上儿童内在的可型性的丰富,一方面加重了教育上训练的责任,一方面也增大了选择适当活动的困难。这种选择会听命于独断的因素、学校的成规、教育上的时髦,社会里的各种错综的趋向,等到结果不满意的时候,便来一个反动,又排斥任何儿童的活动,最终仍旧回到书本的功课上去。

(二)但就是这一困难也指出在儿童生活里,要选择含有教育价值的活动机会也比成人生活里多得多。多数的成人受外界情境的迫压,职业活动中教育的价值——即对于智慧和品性上的影响——即使是真切的,也不过是偶然,而常是意外的儿童和青年的问题,是怎样选择有秩序、有价值的活动,使得这些活动虽同时是成年生活的预备,而其自身对于思维习惯的养成上有影响。

教育上关于活动的极端意见

教育的方法在儿童活动这一问题上常在两极端之间摆动。

一个极端是完全忽视活动。其理由是儿童活动是无秩序、无定向的娱乐,只诉诸不成熟的好尚和偶然的任性;即使不是这样,那也不过就是成人生活里职业化活动的模仿。学校假如容许这种活动,不会被说是调剂理智工作疲劳的必要,会被批评是因为受到外界功利主义的影响。

另一个极端是完全信仰活动。把活动当作有神秘的教育效力,什么活动都好,只要不是静止的书本材料的吸收。凡游戏、表现、自然生长等概念都来说明任何自发的活动一定有思维训练的价值。

什么是q有价值的活动

在这徘徊两端之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倒被忽略了,这问题是:怎样发现和组织有价值的活动。有价值的活动是:(1)最适合于儿童发展阶段的;(2)最能为成人社会责任的预备的;(3)最有利于灵敏观察和连贯思考习惯养成的。活动的秩序,虽然本身不是理智的,却与思想的秩序有关系。

四 教育上的结论

希腊最伟大的哲人说“惊疑”(wonder)是一切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好奇不等于惊疑,但好奇达到了理智的程度,那就是惊疑了。惊疑的仇敌是外部的动作整齐,和内部的思想机械。刺激惊疑的,是新奇,是意外。大家知道动的事物比静止的事物更易引起注视;身体的活动的部分比固定的部分更敏于感觉的辨别。可是奉了纪律和秩序之名,学校的状况,却力求其单调一致,课桌课椅是排列固定的;学生是受军事管理的;教科书是念来念去而不许有课外读物的,除了教科书上的材料,其他都是不许讨论的;教学方法上的秩序,也是不许有新奇和变化的。在较优良的学校里,情形或不至于这样。但以机械的习惯和行为的整齐为理想的学校,实在不会有刺激惊疑而培养它活力的机会。

对于这种机械的教育办法的反动,只是一个反动。这就把新奇当作自身的目的,而不知新奇仅是观察思考的刺激而已。这就将变化弄成零乱,反而妨碍连贯性的思维了。为了秩序和外部的整齐划一联系起来,就连有效的行动所需的秩序也忽视了。而且学校中多数活动时间太短,不够让连贯的观念徐徐发展;也就不够引起反省的思维。说到要记忆事实的正确,便徒然使节目繁多,纲领又失掉了。说到要获得知识的丰富,便误以为是零乱堆积,融会贯通又没有了。我们有一句老话,真正的艺术必定有“变化中的统一”(unity in variety)。教学的艺术,何尝不应该如此呢?我们只要回忆到那些遗留下永久理智的教师,便知道这些人尽管违背了教学法上若干固定规则,而在他们的教学中,看起来像是超出范围的闲谈,却始终保持思想的一贯,这些人虽然以新奇、变化刺激活跃的注意,但其实是利用新奇和变化来发展和丰富他们的主要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