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后，在业余诗人A家，马雅可夫斯基使我想起了这场电话中的争吵。当时在座的有巴尔蒙特、霍达谢维奇、巴尔特鲁沙伊基斯[31]、爱伦堡[32]、薇拉·英贝尔[33]、安托科尔斯基[34]、卡缅斯基[35]、布尔留克[36]、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别雷[37]和茨维塔耶娃。当时我自然不可能知道茨维塔耶娃将来会成为一位无与伦比的诗人。尽管我还不知道她那时已经有了像《里程标》那样的优秀作品，可是由于她那显眼的朴实，我本能地对她另眼相看了。可以感觉得到她身上有一种使我感到很亲切的性格，即随时都愿意放弃一切习惯与特权，只要有某种高尚的东西使她感到兴奋和心醉。于是我们交换了几句坦率、友好的话语。那次晚会上，屋里拥挤着两派人物——象征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她成了我对付这些人的一尊活的智慧女神像。
开始诵诗了。诵诗的顺序是按照年龄排列的，没有收到什么情感上的效果。轮到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他站起来，用一只手抱住沙发靠背顶端的一块空搁板的边缘，开始读他的《人》。他像一幅浅浮雕作品似的（我在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他是这样的）高高地伫立在坐着和站着的那些人中间，时而用一只手支着他那漂亮的脑袋，时而用一只膝盖抵住沙发的长圆形扶手，朗读他那篇深邃而充满激越之情的诗作。
安德烈·别雷和玛格丽塔·萨巴什尼科娃坐在他的对面。战时别雷客居瑞士，革命后他才回国。很可能他是初次见到马雅可夫斯基和听他的朗诵。他听得入了神，丝毫也没流露出欣喜之情，然而他的面部表情却更清楚地说明了问题。那张脸惊讶地和感激地对着朗读者。一部分人我看不见，其中包括茨维塔耶娃和爱伦堡。我观察着其余的一些人。大多数人都没有摆脱令人羡慕的自尊的框框。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名人，大家都是诗人。只有别雷一个人在忘情地倾听，他的思绪已被一种喜悦之情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喜悦是不会吝惜任何东西的，因为在它觉得自己在那里像在家里一样自如的那种高峰上，除了牺牲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在这次集会上，两个已竭尽全力的文学流派的两种天才的自我辩护当着我的面冲突了起来。有别雷在近旁，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可是我却双倍强烈地感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在场。他的本质给予我初次相会的新鲜感。那次晚会上我是最后一次感受到这一点了。
那次集会后，很多年过去了。一年后，我把他当作第一个听众，给他朗读了《生活，我的姐妹》中的片断，从他那儿听到了十倍于我指望从别人口中所听到的称赞。又过了一年。他在一个狭小范围内朗读了《一亿五千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什么话可对他说的。又过了很多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在国内和国外见面，曾试着友好相处，试着在一起工作，可是我对他越来越不理解了。这一阶段的情况还是让别人去叙述吧，因为在那些年里我遇到了我的理解力的极限，看来是不可逾越的极限。硬要我回首那段往事的话，那么这回忆将会是苍白无力的，也不会给我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增添上任何东西的。因此我将直接转入我还要说完的那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