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给我的印象和影响。然而，没有伤痕和牺牲的爱是没有的。我讲述了马雅可夫斯基是以什么姿态进入我的生活的。要谈的只是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起了什么变化。现在我就来填补这一空白。
那天从林荫路上回到家里，我心情激荡不安，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毫无才华。这还算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自己有愧于他，而且又无法弄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如果当时我年纪稍轻一点，我会放弃文学的。可是年龄妨碍我这样做。在变过各种之后，我已下不了决心去第四次改行了。
发生了另一件事。时间和影响的一致性使我与马雅可夫斯基亲近起来了。我们有一些相同之处。我发觉了它们。我明白，如果我自身不采取什么行动，这些相同之处将来会越来越多。必须保护好他，使他免受它们的庸俗影响。由于我不会说出这一点，所以我决定放弃那种把我引领到他身边去的东西。我放弃了浪漫主义风格，于是就产生了非浪漫主义的诗作《超越街垒》。
然而，我就此不准自己使用的浪漫主义风格下面隐藏着一整套世界观。这是把生活看作是诗人的一生的观点。它是象征主义者传给我们的，象征主义则是从浪漫主义者，主要是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承袭下来的。
这种观点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支配过勃洛克[28]。凭它那为他所习惯的形式，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他或者要加强它，或者是抛弃它。他终于舍弃了这个观点。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加强了这一观点。
在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即在形象地与俄耳甫斯教[29]和基督教相通的一切东西中，在这个认为自己就是人生的标准并为此付出生命的诗人身上，浪漫主义的人生观是极其鲜明和毋庸置辩的。在这个意义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和叶赛宁那用任何修饰语都形容不了的、想要自残和逃离到童话里去的命运体现出一种不易消逝的东西。
然而，在传说之外，浪漫主义的这个计划是假的。被当作它的基础的诗人在没有非诗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个诗人不是一个沉浸于道义认识中的活人，而是一个可供人观看的传记的“标志”，它要求有一个背景来突出自己的轮廓。与那些需要有上天才能被人听到的耶稣受难曲不同，这场悲剧则需要有庸才的恶意才能被人看到，正像失掉小市民习气就会失掉自己的一半内容的浪漫主义永远需要有庸俗表现一样。
从供人观赏的角度来理解传记的这一观点是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我曾跟大家一样持有这种观点。它在象征派那里还是非必要地宽容随和的，它还没有提出英雄主义的要求，还没有散发出血腥味，就在它的这个阶段，我与它分道扬镳了。首先，我是在抛弃以它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手法的同时无意识地摆脱掉它的。其次，我也有意识地躲避它，就像躲避与我不相称的光辉一样，因为我让自己局限于干死板的手工操作活，害怕任何一种会把我置于一个不恰当的错误地位上去的理想化。
当《生活，我的姐妹》问世时，人们发现它表达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革命的夏季里展现在我面前的诗歌的现实问题，于是我便对写出这本小书的那种力量叫什么的问题处之泰然了，因为它比我和那些包围着我的诗学概念强大得无法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