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过去了。一切都淡忘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了，革命爆发了。从前是物质原产地的那块地域现患了后方弄虚作假的坏疽病，变得像是抽象的不存在的那种闭塞的不毛之地。泥泞的冻土地带使我们感到疲惫不堪，国家级的哗啦啦地下个不停的连绵淫雨蒙住了我们的心灵。水开始侵蚀骨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测量时间的。在领略过独立生活之后，不得不放弃它，并在事物的威严劝诫下进入一个新的童年，久久地一直在那里待到垂暮之年。我回到了童年，在父母的请求下，像第一台私人压缩机似的住进了他们的家，从黑暗中踏雪爬进只有一层半高的昏暗的低矮住房。这时房间里响起了不识相的电话铃声。“谁呀？”我问。“格某某，”对方答道。这事是如此奇怪，可我甚至并不感到惊讶。“你在哪儿？”我从嗓子眼里挤出了几个字。他告诉了我。真蹊跷。他就住在我家近旁，隔一个院子就是。他是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宿舍里打来的电话，那宿舍原先是一家旅馆。一分钟后，我已经坐在他那里了。他的妻子丝毫也没有变。几个孩子我倒是没有见过。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原来这几年他也跟大家一样是在人世间度过的；尽管他住在国外，但还是处于那场为弱小民族求解放的战争的阴影之下。我得知他是不久前从伦敦归来的。他不是已经入了党，便是党的狂热的同路人。有工作。因为政府迁到莫斯科来了，所以他也跟着被调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相应单位。于是就成了我的邻居。情况就是如此。
然而，我是把他当作一个马尔堡人才急着跑去看他的。当然不是为了在他的帮助下以那个遥远的雾气腾腾的黎明为起点——当时我们伫立在昏暗中像两头来到浅滩前待饮的牛——重新开始生活，而且这一次要小心一点、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开始生活。噢，当然不是为了这一点。可是在事先就知道这种再现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我是跑去证实为什么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我是跑去看一看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的颜色，看一看它那特殊得不公平的色彩，因为走投无路的处境是共同的，是与大家一起平等地承受下来的，是无色的，也是不适合当出路用的。
一句话，我就是想去看一看这种活生生的走投无路的处境，因为认清这种处境或许会是我的一条出路。但是没什么可看的。这个人帮不了我的忙。他比我更多地受到时代潮气的坏影响了。
后来我有幸再次见到了马尔堡。一九二三年二月我在那里住了两天。我是带妻子一同去的，但是并没有猜到会让她去接近它。这样一来，我就既对不起妻子，也对不起马尔堡了。不过，我也感到很痛苦。战前我看到过德国，战后我又看到了它。世上发生过的那一幕以最可怕的缩影形式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鲁尔[36]被占领时期。德国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地像是在乞讨似的向时代伸出了一只手（这姿势不是它所惯有的），并且个个都拄着拐杖。使我惊奇的是房东老太太还活着。她们母女俩一看到我就惊讶得两手一拍。我走进屋时，她们俩正坐在十一年前的老位置上，仍在做女红。她们还在出租我住过的那个房间。她们给我打开了它的房门。要是没有那条从奥凯尔斯豪森通往马尔堡的大道，我真的就认不出它来了。那条路跟从前一样从窗口里就看得到。时值严冬。冷冰冰的空房间很不整洁，地平线上兀立着光秃秃的白柳——这一切都极不寻常。这景观以前过分关心那场卅年的战争[37]，结果却是自己给自己预报了一场战争。离开马尔堡之前，我到点心店去订购了一个核桃仁大蛋糕送给她们母女俩。
该谈谈柯亨了。再也见不到柯亨了。柯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