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一个夜晚，我参加了酒鬼协会“谢尔达尔达”的一次集会，那是十来个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我想起了我曾答应要给此前朗诵过戴默尔[11]诗作的优秀译文的尤利安·阿尼西莫夫带去另一位德语诗人的作品，我认为后者优于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这一次又像从前发生过不止一次那样，诗集Mir zur Feier[12]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落到了我手中，接着这本诗集又在雨雪泥泞中逃到了木板铺地的拉兹古利亚伊，藏身于杂乱地堆在一起的受潮的古书、传统书籍与青年人的新作之中，以便在被杨树下面的阁楼里的秃鼻乌鸦吓傻后能怀着新的情谊——即灵敏的嗅觉回家，再次回到城里的一扇门里去，当时那里的书并不多。现在该谈谈这本集子落到我手里的经过了。
事情是这样的。六年前，在十二月里的一个黄昏——那些黄昏连同那条到处都看得到雪花的神秘鬼脸的静悄悄的街道一起，已被我在本文中描述过两次，我也跪着爬来爬去，帮助妈妈整理父亲的书架。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已被揩布抹干净的、从四面被插进去的印刷品像内脏似的回到了已开过膛的书架上，这时从摇摇晃晃、最不听摆布的一摞书里忽然掉出来一本褪了色的灰皮小书。我纯属偶然地没有把它重新塞回去，而是把它从地板上拾起来，然后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很多时日过去了，我爱上了这本诗集，不久又爱上了同一只手签赠给我父亲的另一本与它结伴的书。但是过了更多的时日后，我才弄明白这两本书的作者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应该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个夏季里，我们在一个被人遗忘的林间小站的转圈子的路段上丢下的那位德国人。我跑去找父亲求证我的猜测，他证实是对的，可是却想不通此事为什么会使我感到如此激动。
我不是在写自己的传记。我是在别人的传记有此要求时着手写它的。我和它的主角都认为只有英雄才配有真正的传记，而诗人的经历根本就不适于采取这种形式。一定要写，就得搜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来凑数，而它们则会证明诗人对怜悯之情和强制手段做出了让步。诗人使自己的一生具有如此自愿地大起大落的坡度，因此它不可能被放在传记的垂直线中，而我们却希望在那里看到它。诗人的传记是无法在他自己的名下找到的，而是必须到别人的名下、在他的一群追随者的传记中去寻找。多产的个人越是孤僻内向，他的生平事迹就越具有集体性，而且毋需用任何寓意手法。天才作家的下意识领域是无法度量的。在他的读者身上产生的一切感受就构成了这一领域，但他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是他无从知晓的。我不是在用自己的回忆来纪念里尔克。相反，这回忆是他赠予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