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自然没有追上他，大概也未曾有过能够追上他的念头吧。
六年后，我才又见到他，那是他从国外回来以后的事。这段时间正好是我的少年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它们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它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不分白昼或黑夜地飞进去寻找回忆，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油一样。换句话说，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整体。浮士德度过了两个童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非凡生活，这种生活只能用数学上的悖论来衡量。
他回国后，立即着手排练《狂喜之诗》。现在我多么想用一个较为得体的名称来代替这个散发着浓厚的香皂包装纸味儿的名称啊！排练是每天早晨进行的。福尔卡索夫斯基巷和库兹涅茨基巷浸沉在冰雪的泥泞中，去排练场要走过一段晨霭迷漫的道路。沿途死气沉沉，教堂钟楼上的钟锤高高地悬挂在雾中。每只钟每次都只发出一下叮当声。其余的钟则像在斋日里似的，清心寡欲，默不作声。戛杰特尼巷与尼基特斯卡亚大街的十字路口上是一片泥潭，很像酒店里用蛋黄加白兰地搅拌成的饮料。车夫吆喝着把雪橇赶进融冰的泥泞中。前来排练的演奏员拄着手杖，在石铺路上敲出得得的响声。
在这个时刻，音乐学院乱糟糟的，很像早起搞清扫的马戏场。半圆形梯形教室的一格格座位上空无一人，池座里却慢慢地坐满人了。音乐被强制地赶进棍棒中过了半个冬季，现在它用脚掌沿着管风的木壳吧嗒吧嗒地从那里爬出来。突然，听众开始像潮流般平静地涌了进来，是要把城市腾空后让给敌人。音乐被释放出来了。它是花哨的，音色丰满的、音量闪电般增大的，跃进式地散开在舞台上。它被调整好，它急促地趋向于和谐，在达到前所未闻的混响声后，突然旋风般地在低音度上戛然而止——所有的音全都静了下来，并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台前的脚灯前。
这是人类在瓦格纳[8]为虚构和乳齿象般的庞然大物所开辟的世界中的第一个居民点。在一块地上建起一栋抒情的虚拟房舍，这房舍的建筑材料完全等同于整个地块，是用宇宙尘埃烧制出的砖砌就的。交响乐编织的篱笆上升起了凡·高画笔下的太阳。窗台上放满肖邦的布满尘埃的文献。住户没有去触动这尘埃，然而却付出全身心去完成前人最良好的遗愿。
听到这部交响乐，我不能不潸然泪下。远在排成最初的铅版校样之前，它就已深深嵌在我的脑海中了。这情况一点也不意外。谱写这部交响乐的那只手早在六年前就相当有分量地落在我身上了。
这六年不是任其自然发展的生动印象进一步变化，又是什么呢？我在交响乐中遇到了一个幸福得令人生羡的同岁女人，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它为邻就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亲人、我的学业、我的整个生活。让我来说说这影响吧。
人世间我最喜欢的是音乐，音乐领域里我最喜爱的是斯克里亚宾的作品。结识他之前不久，我才开始在音乐方面咿呀学语。在他回国之前，我曾师从现仍健在的一位作曲家。我只要再通过一门管弦乐法就好了。当时人们众说纷纭，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大家都表示反对，我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游离于音乐之外的生活。
然而我没有绝对听觉，就是说我不具有听出随意取来的任何一个音的音高的才能。这一缺陷与总的音乐天赋毫无关系，但我的母亲却完全具有这一才能，这就使我心神不安了。如果说从一旁看来音乐好像是我的人生舞台的话，那我就不会关心绝对听觉了。我知道，现代的一些出类拔萃的作曲家就与绝对听觉无缘。有人认为瓦格纳和柴可夫斯基就可能没有绝对听觉。但音乐是我的崇拜物，也就是那个致命的要害点，其中聚集着我身上最迷信和最忘我的一切东西，因此每当我的志愿因傍晚时的某一个灵感而受到鼓舞，第二天早晨我便会因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上面提到的那个缺陷而急于去贬低它。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部正正经经的作品。现在该把它们拿给我崇拜的偶像看了。我们两家是有深交的，安排一次会晤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却怀着通常的极端态度去看待它了。这一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我觉得像是一种无理纠缠的行为，这次在我的眼里就快要变成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了。在约定好的那一天，在我出发去斯克里亚宾临时居住的格拉佐夫斯基巷时，我带去的与其说是自己的作品，还不如说是我对他的那种早就超越任何感情的爱慕之心，以及因我造成了想象中的失礼而须向他表达的那份歉意。我坐在拥挤不堪的四号马车里，我的这些感情被挤压着、颠簸着。马车毫不留情地在棕色的阿尔巴特街上行进，载着我可怕地接近我的目的地。毛茸茸、汗涔涔的大乌鸦、马匹和行人陪着我在齐膝深的水里走向斯摩棱斯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