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里最醒目之物是一个黑色大烤炉。此外还有一面大圆桌和一个壁炉，壁炉前放了两把摇椅。就是从那天开始，壁炉开始了这一季的低吟。
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妇人，白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网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她娇小灵活，像只矮脚母鸡。不过，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她的脸很特别，有点像林肯，像他的一样嶙峋，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色，可同时又有点娇气，骨骼匀细；眼睛是雪莉酒的黄褐色，目光惊怯。“哦天，”她欢快地喊道，气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她这句话是冲着我说的。那时我七岁，她六十来岁。我们是表亲，很远的那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从我记事起就是。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都是亲戚，他们比我们强大，经常弄得我们哭。我们呢，总的说来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1]，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死在1880年代，她那时还是个小孩。她现在仍是个小孩。
“我还没起床就知道了。”她说，从窗边转过身来，眼神喜悦而果决。“法院的钟声又冷又脆，听不到鸟叫，它们都去了温暖的地方。确实是的。哦，巴迪，别再往嘴里塞面饼[2]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找下帽子。我们要烤上三十个蛋糕。”
总是这样：十一月的某个清晨来临，我朋友被点燃了内心的火焰，想象力也因之欢腾，似乎是为了给一年的圣诞季节致以正式的欢迎辞，她大声宣布说：“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去找我们的小车。帮我拿帽子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浅顶宽檐大草帽，装饰着已经褪色的天鹅绒野玫瑰，是一个时髦的亲戚以前用过的。于是，我们一起推了小车，一辆很破败的婴儿车，出了园子，去到一个山核桃果园。这辆车是我的，就是说，是在我出生时为我买的。柳条编的，都快散开了，轮子颠得像醉鬼的腿。可它一直很管用；春天我们推着它去树林，装满鲜花、草药和野蕨，好插到前廊的花罐里；夏天我们在里面放上野餐的行头和钓鱼的甘蔗秆，推着它来到小溪边；冬天它也自有用场，作为货车把柴火从院子里运进厨房，作为奎妮一张温暖的床。奎妮是我们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㹴，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厨房，开始给那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去壳。我们捡得背都疼了，那些核桃好难找啊（大部分果实都被摇了下来，给果园主人拿去卖了，而果园的主人不是我们）：树叶会将它们掩盖，而霜打过的草也会混淆我们的视线。咔嘣！嘎吱！欢快的裂壳声像是一片微弱的雷鸣。很快，那香甜油亮的象牙般的核桃肉便在牛奶玻璃碗[3]里堆成了金灿灿的小山。奎妮过来讨吃，我朋友时不时悄悄地塞给她一小粒，可是坚持我们自己不能尝。“我们不能这样，巴迪。一旦吃起来就停不住。本来就不太够。要做三十个蛋糕呢。”厨房里暗了下来。暮色把窗玻璃变成一面镜子：我们在壁炉的火边干着活，而我们的影子和初升的月亮交融在一起。最后，月亮升得老高了，我们把最后一片壳扔进火里，一起打着呵欠，看它烧起来。小车空了，碗却装得满满的。
我们边吃晚餐（冷面饼、火腿和黑莓酱）边讨论明天的事情。明天要做的是我最喜欢做的：买东西。樱桃和香橼、生姜和香草、夏威夷菠萝罐头、干果皮、葡萄干、胡桃和威士忌，哦，还有那么多面粉、黄油，那么多鸡蛋、香料、调味料；噢，我们需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
但去买之前，还得解决钱的问题。我们俩谁都没有。除去家里的人偶尔给的一点零钱（一角都算是大数目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捣鼓各种营生赚来的：卖旧货，卖一桶桶手摘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和桃干，还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有一次我们在全国橄榄球赛上赢到了第七十九名，得了五元钱，并不是因为我们了解一丁点橄榄球，只是我们参加各种我们听说的竞赛。那时我们的希望集中在为一个新的咖啡牌子取名的五万元大奖上（我们提议叫“A.M.”，因为我朋友害怕这样会渎神，所以一番犹豫之后，才给出广告语：“A.M.！阿门！”）。说实话，我们真正赚钱的生意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后院木棚里开设的“妙趣与奇观博物馆”。“妙趣”是一台实体幻灯机，里面存有华盛顿和纽约风景的连续幻灯片，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用的原因后大为光火）；“奇观”是我们自己的母鸡孵出的一只三条腿小鸡崽。周围每个人都想来看看这个小鸡崽，我们收大人五分，小孩两分的参观费。等到博物馆因为主要参观对象的病亡而被迫关门时，我们足足赚了二十元。
我们每年都想方设法凑足了这笔圣诞节储蓄，水果蛋糕基金。这些钱我们藏在一个古老的缀珠钱包里，钱包在一块松动的地板下，地板上压着一个夜壶，夜壶上面是床。我们绝少把钱包从那安全的藏匿点拿出来，除了放钱进去的时候，或者每星期六的那次提款。因为星期六我可以拿一角钱去看电影。我朋友从来没去看过电影，她也不打算去：“我宁愿你讲给我听，巴迪。这样想象的余地更大。再说，一个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不知爱惜地用眼。上帝来时，我可以看清点他。”除去从没看过电影之外，她从未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出门五英里远，收发电报，阅读《圣经》和报纸漫画版以外的东西，化妆，被诅咒，诅咒别人，故意撒谎，让一条饿狗饿着肚子走开。而下面则是一些她做过，确实做过的事情：用锄头打死一条本县人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十六节）[4]；吸鼻烟（偷偷地）；驯养蜂鸟（试试而已），直到它们立在她的手指上；讲吓人的鬼故事（我们都相信有鬼），让人在七月天也感到寒意；自言自语；在雨中漫步；种出全城最美的日本山茶；知道每一种印第安老药方，包括一种神奇的除疣方。
现在，吃过晚饭，我们回到我朋友的房间，在房子比较偏的位置，里面她睡的铁床被漆成玫红色，她喜欢的颜色，上面盖了一床百衲被。我们默不作声，沉湎在密谋的快乐中，从秘密的藏匿处把缀珠钱包取出来，把其中的内容倾在被子上：紧紧卷裹的一元钞，绿如五月的苞芽；暗色的五十分币，重到可以压覆逝者的眼；漂亮的一角银币最活泼，响声真叫清脆；五分币和二十五分币被磨得像溪水中的卵石一样滑；可最多的是散发出苦味的一分币，堆了可恨的一堆。去年夏天这所房子里的其他人跟我们讲好，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他们付我们一分。哦，那场八月屠杀！飞去天堂的苍蝇们！这样的工作不会让我们觉得有面子。并且，我们数钱的时候，感觉像在数苍蝇的尸体。两个人都没有数字头脑。我们慢慢数着，数忘了，又重新开始。她数的结果是12.73元，我数到最后是整13元。“我真希望是你算错了，巴迪。我们不能在‘十三’上面含糊。蛋糕会散掉。要不就会把什么人送进坟墓。哎，我从来没想过要在十三号起床活动。”这是真的，她总是在床上度过十三号。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掉一分钱，把它抛出窗外。
水果蛋糕所包含的各种成分里，威士忌最贵，也最难弄到，因为州法律禁止酒类销售。但谁都知道哈哈·琼斯先生那里有卖。第二天，在采购完了那些较平常的原料后，我们出发去哈哈先生的店，那是河岸远处一个罪孽深重的（据公众看法）、供应炸鱼宴[5]的跳舞酒吧。出于同样的使命，我们以前去过那里；但前面几年我们只是找哈哈的妻子办事。她是一个紫棠面皮、黄铜色漂发、总是一副倦态的印第安女人。实际上，我们从未跟她丈夫照过面，只是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脸颊上有几道剃刀疤的巨人。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很阴沉，从来不笑。我们朝他的酒吧走去（一个大木屋，里里外外挂满一串串花花绿绿的裸灯灯泡，坐落在河边泥岸上的树荫里，灰雾一般的青苔浮漫在树枝间），脚步慢了下来。奎妮也黏在我们身边，不再欢蹦跳跃。哈哈的酒吧里有人被谋杀。被切成了块。头部遭袭。下月还有个案子要开庭。自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夜晚，在彩色灯泡涂抹疯狂图案、留声机发出凄厉哀号之际。白天哈哈的酒吧破败而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妮吠了几声，我朋友喊道：“哈哈夫人，太太？有人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都翻了个。那是哈哈·琼斯先生本人！他是个巨人，脸上确实有疤，也不笑。不，他那撒旦似的斜挑眼怒视着我们，大声发问：“你们来哈哈买什么？”
有一会儿我们吓得说不出话。然后我朋友终于出了点声，但也大不过耳语：“哈哈先生，如果可以，我们想要您一夸脱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挑得更斜了。你能相信吗？哈哈在咧嘴笑，又哈哈大笑。“你们当中谁是喝酒的那位啊？”
“我们要做水果蛋糕。哈哈先生。是出于烹饪需要。”
这让他冷静了点，皱起眉头，说：“绝不能那样浪费好的威士忌。”不过他还是转身进到酒吧的暗影里，几秒钟以后又出现了，手中拎着一瓶未贴标签的雏菊黄的酒。他在阳光下展示了它的气泡，说：“两元。”
我们一分五分一角地数给他。突然，他把一手的硬币像摇色子那样摇得哗啦响，脸色缓和下来。“你们听着，”他把钱倒回我们的缀珠钱包，提议道，“送我一个你们做的蛋糕就可以了。”
“哦，”我朋友在回家的路上评价说，“真是一个可爱的男人。我们要在他的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
黑色烤炉里塞了炭和柴火，燃烧得像一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茶匙在一碗碗的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美，生姜增加了它的香气。甘美的、挑逗鼻孔的香味浸透了厨房，弥漫到屋子里，又随着一阵阵炊烟飘向外面的世界。我们的活计四天就好了。三十一个浸润着威士忌的潮湿蛋糕，正在窗台和架子上晾晒着。
都是为谁做的呢？
朋友们。不一定是邻近的朋友，事实上，大部分蛋糕都是为那些我们也许只遇见过一次，或者素未谋面的人做的。那些讨我们喜爱的人。比如罗斯福总统。比如J.C.卢瑟牧师和他的夫人，他们是去往婆罗洲的浸礼会传教士，去年冬天来过这里布道。或者是每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磨刀匠。或是阿布纳·帕克尔，从牟拜尔来的六点钟班车司机，他每天嗖一下经过时都会从一团烟尘中跟我们互相挥手致意。或是年轻的温斯顿夫妇，一对加利福尼亚人，有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房子外面熄火，因此和我们在前廊上愉快地聊了一小时。（年轻的温斯顿先生给我们照了相，我们只照过那么一张。）是否因为我朋友在所有人—除了陌生人以外—面前都很害羞，因此只有这些陌生人，一面之交的人看来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用一本剪贴簿收集了白宫来信的感谢词、来自加利福尼亚和婆罗洲的一次次通信，以及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让我们感觉与厨房外那个风云变幻着的世界相连，虽然我们只能看到它一角停滞的天空。
一根十一月里的光秃秃的无花果枝丫擦刮着玻璃窗。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用小车运到了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我们破产了。这让我很沮丧，但我朋友坚持要庆祝，用哈哈的酒瓶里剩下的两寸威士忌。奎妮的咖啡里也加了满满一勺（她喜欢喝菊苣口味的浓咖啡）。剩下的我们用一对玻璃果冻杯分了。想到要喝纯的威士忌，我们都相当胆怯。它的味道让我们龇牙咧嘴，酸得打战。但渐渐地，我们开始唱歌了，两个人同时唱着不同的调子。我不知道我那首的歌词，只是哼哼：来吧，来吧，来到黑人逍遥舞会。但我会跳舞，而我想成为的人也是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我的舞蹈在墙上投下嬉闹的影子。我们的声音震动着瓷器。我们咯咯傻笑，就像有看不见的手在挠我们痒痒。奎妮仰躺在地上打滚，她的爪子在空气中抓耙，一种类似咧嘴而笑的表情拉伸着她的黑色唇吻。我觉得身体里面暖洋洋活泼泼的，像那些烧透将散的圆木；而且轻飘飘的，像烟囱里的风。我朋友围着烤炉旋转，手指拈起她那寒酸的棉布花裙的褶边，好像那是一件舞会裙装：指给我回家的路，她唱道，网球鞋在地板上吱扭响。指给我回家的路。
进来两个亲戚。非常生气。他们准备好了苛责的眼神、灼人的话语。听听他们要说的，那些随着愤怒的腔调滚滚而出的话：“七岁的孩子！满嘴酒气！你昏头了吗？给一个七岁的孩子灌酒！一定是疯了。自寻绝路！记得凯特表姐吗？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姻兄？可耻！丑闻！丢人！跪下，祈祷，请求主的原谅！”
奎妮钻到炉子底下。我朋友定定地看着自己的鞋，下巴哆嗦着，她撩起裙子擤了擤鼻子，跑进了自己的房间。镇子沉睡很久了，房子里很安静，只听到时钟的敲打声和快熄灭的火的噼啪声，她还在对着枕头哭泣，枕头已经湿得像寡妇的手绢。
“别哭了。”我坐在她的床脚下，一边说，一边在法兰绒睡袍里打着寒战，睡袍上还留有去年冬天的止咳糖浆的气味。“别哭了，”我恳求道，逗弄着她的脚指头，挠她的脚底板，“你太老了不能这么哭。”
“这是因为，”她打着嗝儿说，“我太老了，又老又滑稽。”
“不是滑稽。是好玩。比任何人都要好玩。听着。如果你不停止哭泣，明天会很累，我们就不能出去砍树了。”
她坐直了身子。奎妮跳上床舔她的脸颊（奎妮是不允许上床的）。“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漂亮的树。巴迪。还有冬青。上面的浆果和你的眼睛一样大。那地方在树林深处。我们从来没去过那么远。爸爸过去常从那里给我们带圣诞树来：扛在肩上。那是五十年前了。哦，现在我都等不及天亮。”
天亮了。凝结的白霜在草叶上闪亮，太阳圆得像个橘子，颜色也是暑天月亮那样的橘红，支在地平线上，装点着银色的冬日树林。一只野火鸡叫了。一只野猪在灌木丛中咕哝。很快，我们就到了山中深可没膝的急流边，不得不丢下小车。奎妮第一个下水，划动着，不时吠上几声，抱怨水流太急，水冷得能让人得肺炎。我们跟随着，把鞋和装备（一把斧子、一条麻布袋）举过头顶。接下来的一里路，到处都有刺人的荆条，刺果和棘木钩住我们的衣服。地上铺着锈朽的松针，点缀着艳丽的菇子和鸟类换掉的羽毛。这里一闪，那里一扑棱，一阵狂喜的尖叫声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鸟都飞往南方了。小路总是在一池池的柠檬色阳光和漆黑的藤廊中蜿蜒。又有一条小溪要穿过：一大群受惊的斑点鳟在我们周围把水搅得翻泡；大如盘子的青蛙练习着腹部弹跳；水工河狸正在修建一个水坝；对面的岸上，奎妮甩着身上的水，颤抖着。我朋友也颤抖起来，不是冷，而是兴奋。她仰起头，深深吸入松香浓郁的空气，同时帽子上的破旧玫瑰上脱落了一片花瓣。“我们就到了，你闻到气息了吗，巴迪？”她问，似乎我们就要到达的是一片大海。
可那的确也是一片海洋。连着几英亩芬芳的节日之树、叶上带刺的冬青。红色浆果像中国铃铛一样闪亮：黑色乌鸦尖叫着飞扑上去。我们先往麻布袋里装上扎成花环足够装饰一打窗户的青枝和红果，然后开始选择一棵树。“它应该，”我朋友沉吟着，“比男孩高一倍。这样他们就偷不到上面的星星。”我们选的那一棵有我的两倍高。那英勇而飒爽的小蛮子，挺过了三十斧之后，才在断裂时发出哭泣般的嘎吱声，翻倒在地。我们使劲拖着它踏上漫长的归途，像拖一头死去的猎物。每走几码我们就放弃挣扎，坐下来大口喘气。不过我们怀着猎人凯旋的心情，树上散发的冰凉提神的香气也使我们又有了精神，促使我们继续。黄昏时在通向镇子的红土路上，我们不停地听到赞美。多漂亮的树啊，哪里弄来的？路人表扬着横陈在小车里的宝物，可我朋友却躲闪着不愿意搭腔。“那边。”她含糊地咕哝。有一次一辆汽车停下来，有钱的磨房主的懒婆娘伸出头来嘀咕：“给你两毛五现金买那棵树。”一般情况下我朋友是不敢说“不”的，但这次她迅速地摇了摇头：“一元我们也不干。”磨房主的婆娘坚持：“一元，我的天。五十分。到顶了。天哪。大姐，你可以去再弄一棵。”对于她的说法，我朋友想了想轻轻地回应：“我怀疑。任何东西都没有替代品。”
到家了。奎妮一下躺倒在火边，一觉睡到第二天，鼾声大得像人在打。
阁楼里的皮箱里装着：一鞋盒貂尾（一个曾租过老宅一间房的奇怪女士的歌剧服披风上的）、几卷因磨损而变得金黄的陈年金属丝、一颗银色星星、一小段糖果状的灯泡绳（坏的，毫无疑问很危险）。可一旦派上用场，它们都是绝好的装饰，但还远远不够，我朋友想要让我们的树像“浸礼会的窗子”一样闪亮，并被大雪一样沉的装饰品压弯。但我们买不起“五分一毛店”里面那些日本产的光鲜玩意。于是就像往常一样，一连几天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手拿剪刀、彩笔和一沓沓彩纸。我在上面画画，我朋友把它们剪下来：许多的猫和鱼（因为它们好画），一些苹果和西瓜，还有几个长翅膀的天使，是用留起来的“好时”巧克力条里的锡箔纸做的。我们用回形针把这些小制作固定到树上，又在树枝上撒了些碎棉花（八月时特地摘的），作为最后一道工序。我朋友打量着成品的效果，两手紧握在一起：“现在说实话，巴迪。它看上去是不是好看得让人想吃啊？”奎妮想去吃一个天使。
我们为所有屋子前面的窗户编扎了冬青花环，并用带子绑好。接下来的工程是准备给家人的礼物。给女士们的是扎染围巾，给男士的是家酿的柠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浆，以备“打猎回来或者出现一丝感冒症状时”之需。当到互相准备礼物时，我朋友就和我分开来各自悄悄地忙乎。我想要给她买一把手柄镶珍珠的小刀、一台收音机、整整一磅巧克力裹樱桃（我们有次吃过，后来她总是起誓：“我能只吃这个活着，巴迪，主啊，是的我能—这可不是在滥用主的名字。”）。可实际上，我给她做的是风筝。她想要送我一辆自行车（她这么说了有好几百万次：“如果我能，巴迪。一个人在生活中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已经够糟糕了。可是很讨厌，令我气恼的是不能送给别人你希望他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会的，巴迪。给你一辆自行车。别问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偷的。”）。实际上，我相当肯定她也在为我做风筝—像去年一样，还有前年。大前年我们互相交换的是弹弓。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好。因为我们是放风筝冠军，像水手一样对风颇有研究。我朋友，比我放得还好，她在风轻得都吹不动云彩的时候，也能把风筝送上天。
平安夜那天下午，我们搜罗到五分钱，去肉铺买了给奎妮的传统礼物，一根上好的可供啃咬的牛骨。骨头被包裹在漫画报纸里，高高地挂在树上，银色星星旁边。奎妮知道那里有根骨头。她盘踞在树下用贪婪的目光盯着上面出神。上床时间到了，她拒绝移动一下。我自己也和她一样兴奋。我踢被子翻枕头，好像是在热浪灼人的夏夜。一只公鸡在什么地方叫起来，叫错了，因为太阳还在世界的另一边。
“巴迪，你醒着吗？”我朋友在隔壁她的房间里喊我。一眨眼她就拿着根蜡烛坐到了我床上。“哦，我一点都睡不着。”她说，“我心里像有只长耳大野兔在跳。巴迪，你觉得罗斯福夫人会在正餐时端上我们的蛋糕吗？”我们挤在床上，她捏捏我的手表示“我爱你”。“好像你的手过去要小很多。我猜我不喜欢看到你长大。你变成大人，我们还会是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可我感觉很糟，巴迪。我好想给你买辆自行车。我想卖掉爸爸给我的浮雕宝石。巴迪—”她迟疑着，似乎有点不自在—“我又给你做了个风筝。”然后我承认我也给她做了一个。我们大笑起来。蜡烛烧得只剩很短了，拿不住。烛火熄灭，星夜展开。星星在窗口旋转，仿佛一首看得见的颂歌，慢慢地，慢慢地，沉寂在黎明里。我们可能盹着了一会；清晨最初的亮光像冷水一样泼溅在我们身上，我们起来了，睁着眼睛走来走去，等待其他人醒来。我朋友故意让一个水壶掉在了厨房地上，我则跑到那些关闭的门前跳踢踏舞。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出现了，看上去就像要杀掉我们两个。但今天是圣诞节，他们不能。首先，是一顿美妙的大餐：你能想到的全都有，从薄煎饼、炸松鼠到玉米片粥和蜂窝蜜。吃得每个人都满心欢喜，除了我朋友和我。坦白说，我们那么焦急地想看到礼物，简直一口都吃不下。
哦，我很失望。谁能不呢？只是袜子、主日学校衫、几块手帕、一件二手毛衣和一年的儿童宗教杂志订单。《小小牧羊人》。我很烦这个。真的很烦。
我朋友的收获好过我的。一袋萨摩蜜橘[6]，这是她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可她最得意的是她出嫁的姐姐织的一条羊毛白披肩。她说她最喜欢的礼物是我给她做的风筝。它非常美丽，但还没有她做给我的那只好。那只是蓝色的，上面点着金色和绿色的幸运星。而且，上面还画着我的名字：巴迪。
“巴迪，起风了。”
风刮起来了，可这也没用，我们得跑到房子下边的草地上才行。奎妮已经溜出来把她的骨头埋在了这里（随后的一个冬天，奎妮也被埋在了这里）。就在这里，我们扎进齐腰高的茂草丛中，松开风筝线，感到线在手里被猛然抽动着，风筝像天空之鱼一样在风中游动起来。阳光和煦，我们心满意足地趴在草丛里剥萨摩蜜橘，看风筝在天上欢跃。很快我就忘记了袜子和旧毛衣。高兴得像在咖啡命名竞赛中得了五万元大奖一样。
“天，我好傻啊！”我朋友大叫着，忽然间警醒起来，就像一个女人很迟才记起烤箱里的面饼。“你知道我总在想什么吗？”她眼含微笑，望着上面的某一点而不是我，用一种发现的口吻问，“我原来总是想，一个人总要生病，垂死，然后才见到主。我想象主降临的光景，应该就像看见浸礼会的窗子一样，像阳光穿泻而过的那些彩色玻璃一样美丽。那种光亮让你不知道天已暗下来。想到这样的光亮会带走所有诡异的感觉，是一种安慰。但我现在打赌不是这样的，我打赌一个人临终时分会意识到主早就显现过。看到这些—”她的手打了个圈，把云、风筝、草地和往骨头上耙土的奎妮都包括进来—“他们总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看见了主。就我而言，我可以眼含着今天的情景离开世界。”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生活分开了我们。那些最通晓事理的人决定我应该去一所军事学校。因此接下来我便凄惨地经历了那些吹着军号的监狱、敲着可憎起床鼓的夏令营。我也有了个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没回去过那里。
她却一直在那里，在厨房里转悠。一个人和奎妮。后来又成了单单一个人。（“亲爱的巴迪，”她潦草难辨的笔迹写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马把奎妮踢得很重。谢谢天她没有受很大的痛苦。我用细麻布床单把她包起来，用小车推着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她的那些骨头在一起……”）后来那几年的十一月，她一个人继续烤水果蛋糕。没以前多，但烤一些，当然，她总是把“一批里最好的那个”送给我。她还会在每封信里用手纸包上一角钱：“去看场电影，写信告诉我故事。”但后来的信里，她渐渐地总是会搞混我和她另外的那个朋友，那个1880年代就去世的巴迪。越来越多的月份里，十三号不再是她在床上度过的唯一一天。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来临，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唤醒自己开心地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这事发生时，我是知道的。一条简单的口信证实了体内某根隐秘的血管已经接收到的讯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特别的十二月的早晨，走过一个学校校园时，我不停地在天空中搜寻。就好像我希望看见，如相偎之心，一对迷失的风筝正一路赶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