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往事》动笔于中国事变发生不久后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秋，同年在《改造》十月刊上发表。出于种种原因，成书十分仓促，瑕疵百出。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日后若有机会，定要仔细修改一番。幸而得了这个机会，于是整个夏天都埋头于案前，总算使这份初稿改头换面，内容也充实到了原来的近三倍，我也终于达成了最初的计划。
数年来，我对敦煌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终于彻底释怀，单从这一点来看，此次修改于我而言算是一大幸事。关于作品本身，初稿中对英国探险队回程之前的记述较为详尽，对后来法日两国探险家的描述却十分粗略，尤其是对于日本探险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本粗糙至极、令人贻笑大方的拙劣之作。经本次修改，书稿终于初具雏形，本人甚感欣慰。
我对西域的兴趣始于日本学者堀谦德先生的《解说大唐西域记》。大家应该都有过学习东方史的经历，随着政权的更迭变化，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所在的中亚地区，如突厥斯坦等地区，其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光是这些名字就让人应接不暇，其对应的文字也十分生僻，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因为太过复杂，很多人学到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而堀先生的作品对玄奘三藏旅行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可以说是我的入门读物，它让我收获了梦想和知识，也激发了我对西域的兴趣，对此我感激不已。
后来我又从羽溪了谛先生的《西域之佛教》、渡边海旭先生的《欧美之佛教》等著作中受到了启发。坦白说，当时我只是把西域看作佛教东渐过程中途经的一个区域罢了。
我至今还记得，读了《大唐西域记》后，我对刻画了孙悟空形象的《西游记》，以及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等作品，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直到昭和初年（1926年），我第一次参观了正仓院，深受感动与震撼，也由此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这小小的日本，而应该放眼于灿烂的东方文化，用世界性的视角来认识日本的历史。
就这样，我的思绪跨越了半岛，飘向了遥远的长安，又穿过天山南北麓的“丝绸之路”，抵达更加遥远的印度，甚至近东、西欧。就像长崎曾经是日本接收近代欧洲文化的窗口一样，西域之门敦煌曾经也发挥了同样甚至更大的作用。我的目光最终聚焦到了这座城市。这里会不会有“法隆寺”，会不会有“正仓院”呢？……
当时我并不确定，现实中是否有这样的地方存在，但我开始萌生这样的期待。后来，在矢吹庆辉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斯坦因的作品。当时日本的第一轮敦煌热已经退去，矢吹博士的《三阶教研究》《大正一切经》中对敦煌出土经卷的描述所引发的“入藏潮”也尚未兴起，我这个“门外汉”却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
通过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作品，我逐渐认识了位于中国西北相当于“法隆寺”和“正仓院”的千佛洞，尽情地欣赏着千佛洞的照片。通读这些作品后，我又浏览了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学者的研究，此后又研习了羽田亭先生的《西域文明史概论》，至此才算正式入门。
直到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此前一直被自己忽视的《唐诗选》中很多诗歌都与西域有关，充满了异域风情。甚至还发现奈良附近的古寺遗物中有很多也与敦煌文物一脉相承，这些发现总是让我大受震惊、感触良多。
后来，我的兴趣几经变化，将目光放在了斯文·赫定、荣赫鹏等探险家撰写的各个年代的西域旅行记上。
就在这时，“中国事变”爆发了。早在前一年西安事变发生时，由于西安原是十三朝古都长安，又是红色路线（又名西北路线）的起点，我就对这片自己熟悉的土地格外关注。事变后不久，海鹫就对兰州的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这让我更加朝暮悬想。我想，我不能去前线，就在后方通过文化活动唤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敦煌的关注也至关重要，于是在匆忙之间编写了此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初稿”。
因为我本身习惯了写小说，所以这篇作品的文体更接近于小说。但它究竟是不是小说，或者说能不能称得上是小说，这就要交给各位有识之士来评判了。对于我自己来说，这部作品也算是小说的一种，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的分类，但我个人希望将它归类为“文化史小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今后日本小说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文体，所以特意在序文中加入了这段内容。
本书中英国探险家的部分主要参考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旅行记《中国沙漠中的遗址》及其研究报告《西域考古图记》，法国探险家的部分则主要依据伯希和所作图录中的序文、羽田博士的介绍文、石滨纯太郎先生的《敦煌石室的遗书》等著作撰写，日本探险家的部分则得益于《新西域记》，其中汇集了大谷探险队前后三次派往各地的各分遣队的探险记，另外，橘瑞超先生的《中亚探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橘瑞超是大谷探险队第二次、第三次探险的核心人物。他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五年时间全部在大漠探险旅行，在第三次探险时才去了敦煌。当我还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时，这位和我仅有两岁之差的青年僧人便完成了世界水平的探险。可惜的是，数年前的一场火灾将他当时的记录，也就是第一手资料全部付之一炬，仅有《新西域记》所载的三篇文章侥幸存世，其中两篇是对演讲笔记所做的整理，另一篇则对书信进行了整理。
我想在书中塑造一位能够代表新兴日本的杰出青年，所以借用了橘先生的故事并且刻意未使用先生的本名，特在此声明。
西域地区的地名历来十分棘手，比如，读出“乌鲁木齐”四个字并不困难，但根据读音写出“乌鲁木齐”四个汉字却并非易事。要查证古时候对应的名称，着实令人头疼。吐鲁番、库车、喀什、和阗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考证、确认它们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本书中，为了尽量避免混乱，统一用故事发生时的名称表示。
关于敦煌，既可以写作“燉煌”，又可以写作“敦煌”，两种写法均可见于中国的地理书中，而且大部分书籍都是两者并用。“燉”更具西域色彩，或者说更具有异域风情，我也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使用较为熟悉的汉字更能方便读者阅读，因此刻意使用了“敦”字。
每每著书，总要蒙受师友关照，此次更是给诸位师友添了很多麻烦。除了松本博士和青山为我提供的帮助，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石田干之助教授，因为这本书对于我这纯粹的学术门外汉来说的确比较困难，而石田教授在文献方面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在一高读书期间，石田曾是我的同窗，此次他愿意为我提供恳切的指导，不仅仅是因为昔日的交情，更是为了敦煌。而我从他的著作中也得到了很多启发。毫无疑问，若仅凭我一人之力，从茫茫文献中收集资料，结局必然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我这样的外行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致掌握文献信息，全仰仗于他的帮助。
外行的悲哀就在于仅仅对手头的书有所了解。而很多文献即便想尽办法搜集，也未必能入手。另外，由于很多文献属于珍贵典籍或珍本，所以连借阅都十分困难，这也是一大难题。这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圆乾治先生以及帝国图书馆司书冈田温怀着满腔热情，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帝室博物馆鉴查官秋山光夫、东洋文库主事岩井大慧同样也给予了特殊关照。绘画大师中村不折还让我参观了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向我展示了自己珍藏的数十卷敦煌经卷，让我对古代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本书的装帧、照片拍摄、书稿誊清以及其他出版相关事宜则全权托付给了青山、日下部兄弟、浅野一也、国安芳雄等人，特此附记，以示感谢。另外，此书写作过程中，还劳烦冈田详细调查了参考文献的出版社、刊行年份等信息，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松冈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