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本人而言，敦煌之旅曾是一道萦绕心头但难以实现的夙愿。好在随着近年的解禁，转机随之出现，敦煌热又开始持续地升温。
说到敦煌热，实际上这是战后的第二次热潮了。
昭和三十三年（1958年）的一月至二月，在东京和京都举办了“中国敦煌艺术展”，由此掀起了第一次敦煌热。那场展会上亮相的，除了极尽华丽的莫高窟西魏第二八五窟实物等比例大型仿制品，还有数量达三百余件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摹本和珍贵照片。作品的时间跨度也从北魏、西夏到元代，横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所有展品无一不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历时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壮观的展览，带给人们极大的心灵震撼。尽管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但是，那场“中国敦煌艺术展”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焕然一新和蓬勃朝气。而且，有这种感慨的并非只是我们日本人。在此次展览之前的1955年，北京举办的首场敦煌艺术展便吸引了近五十万观众入场观展。之后，敦煌艺术品更是相继在欧洲各国及印度等地举办巡回展，每到一处均博得当地民众的盛赞。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如今敦煌热再次以空前的力度席卷而来，只是世事难料，这期间又平添了几多波折。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但在此之前，中国发生了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各地佛教遗迹一度面临岌岌可危的险境。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恐怕也不会等来敦煌莫高窟的重新开放吧。
在时间的洪流中，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始终心无旁骛，倾力守护，默默地为我们守护着这份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早在日中战争爆发前，敦煌热便穿越时代的喧嚣与险恶，悄然兴起过。松冈让《敦煌往事》一书正是随着这股“敦煌热”问世的。它讲述的各国探险家们肆无忌惮地盗窃、骗取、抢夺莫高窟古籍文物的故事，堪称“文化侵略古战场”。
这本《敦煌往事》，松冈让最初起笔创作于这次战争爆发后不久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同年，初稿在《改造》杂志十月号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在增加了大量篇幅后，《敦煌往事》全新定稿单行本付梓。
值得一提的是，单行本由作者亲自执笔修订，在修订中对词句做了更加通俗的修改。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修订稿作为现代日本人撰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名作，与石田干之助的作品《长安之春》一道，被收录进平凡社版的《世界文化全集》第十八卷。本次面世的学术文库版，就是以此为底本的。
这本松冈让的《敦煌往事》，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应该说，之所以在今日热闹纷繁的丝绸之路话题中仍然独具积极意义，其秘密就在于作者对敦煌的深沉的热爱。正是这份深沉的热爱，让作者并未囿于作品的文化史小说体裁，它引领着作者广泛涉猎、深入研究海量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等相关文献资料，包括英国的M. A.斯坦因、法国的P.伯希和等西方列强探险家的研究报告，以及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各种典籍史料。因此作为一本通俗著作，此书更让我们感觉像是一本亲近敦煌、了解丝绸之路的入门书籍。
这就是为什么饱含深情的作者自己把本书称为“文化史小说”。在战后的今天，它仍不失为一本具有高度历史参考价值的书籍，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对历史事实的精准描述。
学界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敦煌学。它是以包括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盗取的敦煌佛教经卷、绢画等在内的所有敦煌文书、敦煌壁画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人们一度认为，斯坦因以区区四锭马蹄银换走莫高窟藏经洞内大量遗珍异宝的1907年具有纪念意义，因此将其作为敦煌学的肇始之年。
一直到近期，仍然有不少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人员，对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甚至对那些无情地剥取莫高窟壁画、肆意盗走洞窟佛像的兰登·华尔纳之流肃然起敬，不过，本书作者松冈让却并不认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开创敦煌学的肇始者。
松冈让对丝绸之路的兴趣，起源于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当然还有那本孙悟空横空出世、耀世登场的《西游记》及《唐诗选》等作品，这些作品孕育了他对滚滚流沙的向往。再进一步，昭和元年（1926年）第一次在正仓院观览皇室珍品时带来的感动和震撼，更是他对丝绸之路心生憧憬的直接原因。他透过敦煌的莫高窟看见了法隆寺，看见了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门户的敦煌，就这样成为松冈让注目的焦点。
松冈让不认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开创敦煌学的肇始者之说，因为他一直对斯坦因、伯希和以及华尔纳等人的盗贼行径持批判态度。这就是作者的敦煌感悟。今天，我们翻开《敦煌往事》，依旧会对松冈让的叙述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共鸣。
松冈让在讲述敦煌莫高窟历史时，提到刊发于清朝道光元年（1821年）由徐松所著的《西域水道记》。徐松是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便踏上了游历敦煌莫高窟的旅程。这要比斯坦因们足足早了一个世纪。如果要说敦煌学的肇始，无论如何绕不开徐松的名字，而不是归于斯坦因之流。
新时代的敦煌学，首先应当从还原真实的历史原貌出发。从这点来看，今天的我们更应当重新认识松冈让的这本《敦煌往事》。
上原和（日本成城大学教授）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