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论点是：社会变革与社会性格的变化相互作用；“宗教”的冲动能为男男女女提供必要的能量，推动他们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因此，只有当人的心灵发生根本变化，即当人们放弃现在的追求，转而投身于新的人生目标，崭新的社会才有可能到来。(1)
社会性格的基础
这些反思的出发点是，普通个人的性格结构与其作为一分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我把个人心理领域与社会经济结构融合的产物称为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早在1932年，我曾用“社会的力比多结构”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塑造其成员的社会性格，使他们把不得不做的事当作自己希望去做的事。与此同时，社会性格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它既可以是一种凝聚力，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也可以在特殊情况下成为炸药，摧毁这种社会结构。
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关系
社会性格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因为二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一个的变化势必引起两者的共同变化。许多政治革命者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作为随之而来的必然步骤，人的思想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建立，新人类几乎同时产生。但他们没看到的是，新的精英们由于仍然受旧的社会性格驱使，他们将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的社会政治体制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状况。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失败，社会经济发展胎死腹中，革命胜利并没有成为给社会经济发展铺平道路的历史阶段。法国和俄国大革命就是教科书般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最初以为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对于其革命职能影响不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列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斯大林的性格缺陷：他在遗嘱中要求，斯大林由于性格缺陷，不能做他的继任者。
一些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首先要改变人的本性，即人的意识、价值观以及性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类历史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只停留在个人领域，局限于极有限的范围。若是宣扬一套精神价值，实际却奉行另一套价值准则，那么纯粹心理上的变化就丝毫不起作用了。
社会性格与“宗教”需求
社会性格除了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对某种性格类型的需求以及满足社会成员在这种性格影响下的行为需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内在的宗教需求。需要澄清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宗教”不一定与上帝的概念或偶像或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宗教体系有关，而是指一个群体所共有的任何思想和行为体系，这个体系给个人提供方向感和人生目标。从这一词的广义上说，不论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没有哪一个文化是不包含宗教的。
“宗教”的这一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具体内容。人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动物、树木、用黄金或石头打造的神像、看不见的神、一位圣人或恶魔般的领袖，也可以是他们的祖先、国家、阶级或政党、金钱或成功。宗教既有可能助长人的破坏性，也有可能增加爱意；既有可能加强统治，也有可能促进团结；既有可能使人们的理性力量得到发展，也有可能使之瘫痪。人们也许会把他们的思想行为体系看作与世俗领域截然不同的宗教体系，或者自以为没有宗教，把他们倾力追求的东西解释为某些所谓的世俗目标，如权力、金钱和成功，认为这些不过是对现实和权宜的考量。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宗教，而在于这是哪一种宗教？它究竟是能促进人的发展、展现人的各种能力，还是阻碍人的成长？
某个特定的宗教，只要它能有效激励人的行为，就不完全是教条和观念的集合。它植根于个人特定的性格结构之中，并且鉴于它是某一群体的宗教，也就植根于社会性格之中。因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宗教态度看作我们性格结构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而我们所追求和笃信的则激励着我们的行为。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追求和笃信的是什么往往一无所知，他们把自己“官方的”信仰与其真正的、隐秘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比方说，一个人崇拜的是权力，但他公开宣称信仰的是爱的宗教，那么对权力的信仰则是他的秘密宗教，而他所谓的官方宗教，例如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的需求根植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境况。就像黑猩猩、马和燕子一样，人类是独立的种属。每一种属都是根据其特定的生理和解剖特征来划分的。关于人类这一物种，人们已在生物学意义上达成广泛共识。我曾建议对人类，即人的本质做出心理上的定义。在动物王国的生物进化中，人类出现在两种动物进化趋势的交汇点。一种趋势是，本能对行为的决定力量不断减少（以往对本能的理解将学习因素排除在外，此处“本能”的意义不同，指的是官能的冲动）。尽管关于本能的本质存在许多有争议的观点，但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动物进化的程度越高，它的行为受种系发生史上依序出现的那些本能的支配就越少。
我们可以把行为受本能支配程度逐步降低的过程绘制成一条连续轴，为零的一端是动物进化的最低形式，受本能支配的程度也最高。随着不断进化，本能的支配程度逐渐降低，到了哺乳动物已经降到了一定水平；到了灵长动物那里，本能的支配程度更低，但我们仍能看到猴子和类人猿之间的巨大差别（R. M. Yerkes和A. V. Yerkes于1929年的经典调查曾指明这一点）；到了人类这里，受本能支配的程度降至最低水平。
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趋势是大脑的发展，特别是大脑新皮质的发展。这里我们也可以画一条连续轴，一端是最低等的动物，它们具有最原始的神经结构和较少的神经元；另一端是智人，他们的大脑结构更大、更复杂，特别是他们大脑新皮质的大小，是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的三倍，而且神经元间的联结数量惊人。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把人类定义为一种在进化史中最低程度上受本能支配、脑的发展达到最高程度的灵长动物。最低限度受本能支配和最大限度的脑部发展，二者的结合在生物进化史上前所未有，成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全新现象。
人类不再受本能驱使，同时又具有自我意识、理智和想象力，这些新的特质是即使最聪明的灵长动物的工具性思维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人类为了生存下去，需要有一个价值取向框架和人生追求目标。
如果没有一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地图，即一张关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位置的井然有序、中心明确的图纸，人们就会茫然困惑，无法采取目标明确、前后一致的行动，因为他会失去方向，无法找到一个固定的点让他组织他所接收到的所有不同印象。我们通过与周围的人达成共识来理解世界的意义，从而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把握。即使我们的地图是错的，它也发挥着心理上的功能。但地图从来不会完全错误，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它始终足够接近对现象的解释来服务于人生目的。只有当我们的实际生活摆脱了种种矛盾和不理智时，这张地图才是符合现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种文化不包含这样的价值取向框架。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个人可能宣称自己没有这样一张总体图纸，自以为是凭着自己的判断，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不同现象和事件。可是很容易看到，他只不过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当作理所当然，因为这对他不过是常识罢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所有的观念都基于一个广为接受的信仰参照系。当这些人遭遇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时，便认为它是“疯狂”、“不理智的”或“幼稚的”，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我们尤其可以在儿童那里清楚地看到人们内心深处对这种参照系的需求。到了一定年龄，儿童会用他们所能获取的少量资料，巧妙地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价值取向框架。
然而，仅靠一张地图来指导行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目标来告诉我们去向何方。动物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们的本能为它们提供了地图以及目标。但我们是不受本能支配的，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想象出许多可供选择的方向，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人生目标，它既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焦点，又是我们实际（而非口头上的）价值观的基础。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生目标来凝聚所有精力朝一个方向努力，来超越我们孤独的生存境况，摆脱所有的疑虑和不安，以及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社会经济结构、性格结构以及宗教结构，三者密不可分。如果宗教体系与盛行的社会性格不符，如果它与社会生活实践相冲突，那么它就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我们必须看到隐藏其后的真正的宗教结构，即使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性格中宗教结构所固有的人类精力成为炸药，试图摧毁现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然而，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格来说，总有一些人是例外。同样，在某种宗教性格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是例外。这些人往往是宗教革命的领袖或是新宗教的创立者。
“宗教”取向是所有“崇高”宗教的体验内核，但几乎都被这些宗教在发展过程中腐蚀败坏了。一个人如何有意识地看待自己的个人取向并不重要，他可能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但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抑或他虽然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实际上一点宗教信仰都没有。除了概念和结构方面，我们无法用言语描述一种宗教的体验内容。因此，我用加引号的“宗教”来表示这个词语经验的、主观取向上的意义，无论这个人用以表达自己“宗教热忱”的概念结构是什么。(2)
西方世界信仰基督教吗？
根据历史书籍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欧洲开始信仰基督教始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而后在公元八世纪，北欧的异教徒在“日耳曼使徒”卜尼法斯（Bonifacius）等人的传道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欧洲真的曾经完全信奉基督教吗？
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欧洲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假象。十二至十六世纪的情况充其量只能说是有限地皈依基督教，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人们皈依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对教会或多或少的屈从，人们的心灵并没有发生变化——即性格结构没有改变。当然，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基督教运动，但这些都是例外。欧洲在这四百年中才开始真正信仰基督教。在处理财产、物价和济贫等问题上，教会努力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出现了许多持部分异教观点的领袖和教派，他们主要受神秘主义的影响，要求重归基督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对财产的谴责。神秘主义在埃克哈特教士那里达到了顶峰，在反专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妇女成为让人瞩目的神秘主义教师和学生，这点绝非偶然。很多基督教思想家都提出要建立世界性宗教或一种简单的、非教条化的基督教，甚至连《圣经》里上帝的概念也都成了问题。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非神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和乌托邦理想承袭了十三世纪的路线。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中世纪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为了说明文艺复兴高峰和晚期的时代精神，我引证阿尔茨（Frederick B. Artz）的一段总结性的话：
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们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劳动是尊严而不是堕落的根源，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职能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及其施行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的义务基础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管理者，这些领导者必须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上帝的神圣意志。总之，中世纪的理想包含这样一个强大信念——即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正如歌德所说：“国家之上是人类。”1915年，在被处决的前夜，卡维尔（Edith Cavell）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事实上，如果欧洲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科学知识和个人主义以革命性的方式慢慢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更为有利。只可惜，理性开始退化为操纵他人的智能，个人主义演变为利己主义。短暂的基督教化时期结束了，欧洲又回归到之前的异教信仰。
不管思想差别有多大，所有基督教派别都有一个共同信仰，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出于对人的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力的英雄，他不使用暴力，不想统治别人，不想占有任何东西。他是存在的英雄、给与的英雄、分享的英雄。这些品质深深打动了罗马的穷苦人以及一些对自己的自私忍无可忍的富人。耶稣呼唤人的心灵，尽管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他最多只能被认为是天真幼稚。对这位爱的英雄的信仰使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或自己成为了殉道者。
基督教英雄就是殉道者，因为与犹太教传统一样，基督教的最高目标就是为上帝和同胞献出生命。这些殉道者与非基督教的英雄，如希腊和日耳曼的英雄截然不同。非基督教英雄的目标是征服、战胜、毁灭和掠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荣誉、权力、名望以及超凡的杀戮技巧。（圣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历史比作一群强盗的历史。）对于非基督教的英雄来说，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获取和保有权力的能力，因此在夺取战斗胜利的时刻，他会含笑而死。荷马的《伊利亚特》是部宏大的诗歌作品，描述的就是这些光荣的征服者和强盗。殉道者的特征是存在、给与和分享，而非基督教英雄的特征是占有、剥削和强制。（还应当注意，非基督教英雄的形成是与父权制战胜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对妇女的统治是最初的征服行为，也是首次运用暴力进行剥削。男人胜利之后，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这些原则就成为男人性格的基调。）
这两种模式是互不相容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发展至今天，其中哪一种模式盛行于欧洲呢？倘若看一看我们自己，看一看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我们的政治领袖，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善和价值的榜样是非基督教的英雄。尽管欧洲和北美洲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历史是征服、傲慢和贪婪的历史。我们的最高价值是：比别人强、成为胜利者、征服他人和剥削他人。这些价值正好与我们的“男性气概”理想相吻合——只有能够战斗和征服的人才算得上是男人，不会使用暴力的人是软弱、“无男子气概的”。
欧洲历史是征服、剥削、暴力和压迫的历史，这一点无需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这样，也没有一个种族和阶级除外。历史还常常包含种族灭绝（如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甚至一些宗教行动（如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由经济和政治原因驱动？那些奴隶贩子、印度的统治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强迫中国开放口岸进口鸦片的英国人，以及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人，他们在内心里都是基督教徒吗？或者说，只有那些首领才是掠夺成性的异教徒，而大多数群众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也就倍觉轻松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首领比其追随者更贪婪成性，因为他们能得到的更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对征服和成为胜利者的期望不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人们是以怎样的狂热投身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数百万人甘愿冒着国家被毁灭的风险，只为了维护“最强国”的形象或者“荣誉”和利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想人们在观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奥林匹克运动会宣称为和平事业而举办。实际上，奥运会比赛广受欢迎，这本身就是西方异教信仰的象征性表现。人们为非基督教英雄而庆祝，尊崇胜利者、最强者和独断者，却忽视了在仿效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当代奥运会中，商业与宣传肮脏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受难剧，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最著名的耶稣受难剧在德国的上阿默高（Oberammergau）上演，这个地方现在却因此成了旅游胜地。
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何不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称其不合时宜呢？原因有多种。比如，为了防止人们因缺乏纪律而威胁社会凝聚力，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坚信耶稣是伟大的仁爱者、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的人，能把这种信仰通过异化的方式变为一种体验，让耶稣代替他们去爱。于是耶稣就成了一个偶像，对他的信仰代替了人们自己爱的行动。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代替我们去爱了，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救赎，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基督‘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效仿”。不言而喻，基督教还是一个廉价的幌子，掩盖着人们的贪欲。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人类天生就有爱的需求。如果我们的行为像狼一样，我们必然会有罪恶感。丝毫没有爱会让人无意识中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会带来痛苦。我们宣称自己信仰爱，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麻木，从而感受不到这种痛苦。
“工业时代的宗教”
中世纪以后的宗教和哲学发展非常复杂，本书无法详加论述。这种发展的特点可概括为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种是体现在各种神学或哲学形式中的基督教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偶像崇拜和非人道的异教传统，它形式多样，随着所谓的“工业主义和控制论时代的宗教”发展而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沿袭中世纪晚期的传统，是中世纪结束之后“宗教”精神的第一次繁荣。人的尊严、人类的统一、普遍的政治和宗教统一等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又一次高峰。贝克尔（Carl Becker，1932）指出，启蒙时期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十三世纪神学家的“宗教态度”一脉相承，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我们处处都能发现他们受惠于中世纪的思想遗产，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启蒙哲学催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在方式和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如同伊斯兰教和新教的革命，它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通过传教和宣传不断扩散”。
至于十九、二十世纪的激进人道主义，我后面在说明人道主义如何反抗工业时代的异教时还会谈到。但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来看看这种新的异教，它与人文主义同时发展起来，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威胁着要将我们毁灭。
路德将母爱的成分革出教门，从而为后来“工业时代的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虽然显得有点儿离题，但我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新的宗教以及新的社会性格的发展。
社会组织原则有两种——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父权制），或是以女子为中心建立（母权制）。以女子为中心的原则其核心是慈爱的母亲，关于这一点，巴霍芬（J. J. Bachofen）和摩尔根（L. H. Morgan）首次做出了说明。母爱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亲之所以爱她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给她带来了快乐，而是因为这是她（或另一位妇女）的孩子。因此，孩子不会因为行为良好而赢得母爱，也不会因为恶行而失去母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在希伯来语中，“怜悯”（rachamim）一词的词根是“子宫”（rechem）。]
与之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能否赢得父爱要看孩子的成就和表现。父亲偏爱与其最相似的孩子，并希望由这个孩子继承遗产。一个人可能失去父爱，但通过悔过和再次屈服又可重获父爱。父爱就是公正严明。
女性、母亲的原则与男性、父亲的原则不仅仅分别对应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女性气概和男性气概，还尤其对应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对恩惠和公正二者的需求。人类最深层的渴望似乎是两极的合一（慈母和严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恩惠和公正、感情和思维、本性和理智），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两极都不再具有对抗性，并且相辅相成。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融合无法完全达到，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里。一方面，圣母马利亚和教会像慈爱的母亲，代表慈母般的、无条件的、包容一切的爱；另一方面则是严格的、父权制的等级制度，教皇作为其首脑执掌一切，这些都是代表父亲的元素。
与宗教体系中代表母亲的元素相对应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的关系。例如，农夫的耕作和工匠的劳作都不是对自然界敌对性的掠夺和侵略。他们与自然界合作，而不是践踏自然，他们遵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去改造自然。
路德在北欧建立了纯粹由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统治者。这一新社会性格本质上是对父权制权威的屈从。为了获得爱和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劳作。由这样的基督教装点门面，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其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性格结构，尽管人们不把它视为一种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不相容，它让人沦落为经济和人们一手打造的机械的奴仆。
工业时代的宗教建立在新的社会性格基础上。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包括：对强大的男性权威的恐惧和屈服；培养人们因不服从而产生的罪恶心理；以及让自私自利和互相敌对占上风去消解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尽管工业时代的宗教在其总的原则框架内促进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在这种宗教中，“神圣”的是劳动、财产、利润和权力。基督教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父权制的宗教，因而仍然可以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工业时代的宗教。
“营销型性格”和“控制论宗教”
要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性格和隐秘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从资本主义早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服从权威的强迫性囤积型性格形成于十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末期都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主导性格结构，后逐渐与营销型性格（Marketing Character）融合或被其取代。（我在《自我的追寻》一书中对不同性格取向的融合做过描述。）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营销型性格”，因为其基础是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把自身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人类成了“个性市场”上的商品。个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前者待价而沽的是个性，在后者是商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虽然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技术和人的素质与个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会有变化，但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个性因素。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好卖”还是“不好卖”，看他是否能推销自己的个性，看他的“包装”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开朗”、“健康”、“有冲劲”、“可靠”、“有雄心”，以及家庭背景如何，是哪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否认识“对路”的人物，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哪种个性类型更受欢迎，要看他所处的职业领域。不论是股票经纪人、推销员、秘书、铁路职员、大学教授还是饭店经理，不同的职业要求他们拥有不同的个性，但无论差别有多大，他们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满足市场需求。
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仅仅有本事去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成功推销自己的个性”。如果为了谋生，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就够了，那么与他的自尊成正比的是他的能力，即他的使用价值。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是否“畅销”，于是他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说得更确切些：既视自己为销售商，又视自己为待售的商品。一个人关心的不是自身的生活和幸福，而是自己的销路。
营销型性格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适应性，以便在个性市场的各种条件下都能成为抢手货。这种性格的人不似十九世纪的人那般拥有自我，他没有自己的支点和稳定的属性，因为他不断地改变自我，依循的原则就是：“你想要我怎样，我便怎样。”
具有营销型性格结构的人没有目标，只有不断地运动，并尽可能高效地把事情办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迅速，为什么要把事情办得这么高效，他们无法给出真正的回答，只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如“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既不感兴趣甚至也不好奇：比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走。他们有巨大且不断变化着的自我，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没有一个核心，没有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其成员都变成了没有真正自我的工具，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依靠的是加入大公司或其他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像原始社会成员的身份来自于所属的氏族。
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这些“过时的”情感与仅在头脑层面运转、避免一切善恶情感的性格结构格格不入，因为它们阻碍了这些人实现其主要目标——销售和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阻碍了这些身处“庞大机器（megamachine）”中的人按照机器的逻辑运行。这些人除了关心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运行状况，不会问任何问题，若能在体制内得到升迁，就表明运行良好。
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无论与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多深的情感联结，于是他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他与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都很淡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他们知道核技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却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似乎毫无畏惧，也许称得上是勇敢和无私，但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无所谓的态度又排除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源于他们情感纽带的消失，哪怕是跟他们“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事实上，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跟谁都不亲近，包括他自己。
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今天人们虽然乐意购买和消费，但对自己购得的物品却没什么感情。对这一问题的有力解答可以从营销型性格现象中寻找。由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具有建立感情联结的能力，所以他对物品也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在意的是物品给他带来的气派和舒适，而物品本身无关紧要。物品完全是消耗品，朋友与情人亦然，因为并不存在与这些人和物的深厚纽带。
营销型人格的目标——在既定条件下“正常运转”——使得他们对世界的回应方式大体是头脑层面的。“理解”意义上的理性是智人独有的素质；作为达到实际目标的工具，操作性智能（manipulative intelligence）则为动物和人共有。这种操作性智能如果不通过理性加以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不受控制的操作性智能越高，危险也就越大。
像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就曾指出，纯粹科学的、异化的智能可能给人们造成悲剧性的后果。他在自传中写道，三十岁以前，他对音乐、诗歌和绘画艺术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后来很多年他对这些东西兴趣全无。他说：“我的头脑好像变成了机器，用来把大量的事实碾碎，从而提取出一些普遍性规律。[……]丧失了这些爱好就等于失去了幸福，并有可能对智力造成伤害，更有可能对道德品质造成损害，因为它削弱了我们本性中的情感方面。”（转引自E. F. Schumacher）
达尔文所描述的变化过程自他的时代起发展得越来越快，理智与心灵几乎完全分离了。有趣的是，在最具挑战性和革命性的科学领域（如理论物理），顶尖的研究者并没有经历理性的退化，并且深切关注哲学和宗教问题。这样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海森堡和薛定谔，等等。
头脑层面的操作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情感生活的衰退。因为不被社会需要，得不到培植，甚至会阻碍社会的最佳运转，感情生活遭到扼杀，或者仅仅停留在幼儿的发展水平。因此，营销型性格的人在感情问题上格外幼稚。他们常常被“感情充沛的人”所吸引，但由于自身的幼稚，他们无法判断这些人究竟是真诚的还是伪装的。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精神和宗教领域那么多骗子能够成功。这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表现出强烈情感的政治家能够吸引营销型性格的人；以及为什么这种性格的人无法辨别哪些人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哪些人是公共关系运作的产物，他们貌似强烈的宗教情感只是假象。
“营销型性格”一词并不是描述这类人的唯一词汇，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概念将之称为“异化的性格”，因为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工作、他们自身、其他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都是疏离异化的。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营销型性格的人是精神分裂人格。但这个词可能会有些误导，因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若是与其他患者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获得成功，他就会完全摆脱在“正常的”环境里因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产生的不安感。
在对本书的手稿进行最终修订时，我有幸读到了迈克尔·麦科比即将出版的著作《运筹学家：新的企业领袖》的手稿。在这本书里，他对美国经营状况最佳的大公司中的两家进行了调查，深入研究了二百五十名执行官、经理人和工程师的性格结构。书中的许多发现都印证了我所描述的控制论型人格特征，尤其是头脑占主导地位、情感发育不足的现象。考虑到麦科比所描述的这些执行官和经理人都是或将是美国社会的领导人物，他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麦科比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群人中的每一位都进行了三至二十次面谈，他所列出的数据勾勒出这一性格类别的清晰图像(3)：
其中有两个突出特点：（1）对理解事物（理性）缺乏浓厚的兴趣；（2）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激励不是自发的，或者工作本质上只是获取经济保障的途径。
此外，麦科比还给出了一个所谓“爱的标度”，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
在被调研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爱得深沉，尽管5%的人“内心温暖，关爱他人”。其余所有人都被归结为对他人的兴趣一般，或是遵循习俗地关心他人，或是内心没有爱，或是完全排斥生活——这确实是一幅鲜明的图像，其中情感发育不全与头脑占主导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营销型性格所信奉的“控制论宗教”与这种性格的整体结构相符合。隐藏在不可知论和基督教伪装之后的是彻底的非基督教信仰，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难去描述这种非基督教信仰，因为它只能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推断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对宗教有意识的思索或教会的教条为依据。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特征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具有对世界进行“再创造”的能力，进而取代了传统宗教中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把机器奉为神明，并通过操纵机器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选择何种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完全无能为力的现实状态中想象自己凭借科技而变得无所不能。
控制论宗教在这方面理应对应更有希望的发展时期。但当我们日益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缺乏对世界的情感反应，同时日益感到灾难性的结局无法避免，这种新宗教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技术曾经是创造力的关键因素，现在却显露出另一副嘴脸，成为了印度教卡利女神（Kali）一般的毁灭之神，人们为了她甘愿牺牲自己和后代。虽然人们在意识里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仍抱有希望，但控制论崇拜使人类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已经成为毁灭女神的膜拜者。
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但有两点最为重要：（1）那些大国（甚至是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不断制造毁灭力越来越强的核武器，并且无法就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销毁所有核武器以及为制造核武器提供材料的核电站；（2）为了解除生态危机，人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简而言之，人们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以确保人类能够存活下去。
人道主义的抗议
社会性格的人性丧失、工业时代和控制论宗教的兴起，这些因素导致了抗议运动和新人道主义的出现。这种新人道主义来源于中世纪晚期至启蒙运动时期的基督教和哲学人道主义。抗议的表达方式既包括一神论的基督教阐述，也包括泛神论或者无神论的、哲学的表述。它来自截然相反的两方：一方是政治上保守的浪漫主义者，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右派还是左派都批判了工业制度及其给人造成的危害。在表述这一类问题时，德国天主教思想家弗朗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以及英国保守派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马克思使用的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关于如何解救人类以使其免于物化的危险，这两大派别持不同意见。右翼的浪漫主义者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遏制脱缰的工业“进步”，恢复到以往的社会秩序，其中当然伴随一定的修正。
左翼的抗议可以被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尽管它有时采用有神论的表述、有时采用无神论的表达。社会主义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不可停滞，人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社会形态，唯一的救赎之路就是向前走，去开创一个新的社会，将人从疏离、从机器的奴役、从非人化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既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又接受了后文艺复兴的科学思维和政治行动。它与佛教相仿，是大众性的“宗教”运动，虽然它使用的是无神论的世俗语汇，但目标也是把人从自私和贪婪中解放出来。
至少简短地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改良派西方社会主义已经将它歪曲为一种为每个人争取财富的物质主义。正如赫尔曼·科恩（Herman Cohe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其他几位学者在过去几十年所言，社会主义是宗教救世学说的世俗化。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最好引证犹太哲学家迈穆尼德斯（Maimonides）在其《法典》中对弥赛亚时代的描述：
那些智者和先知们所向往的弥赛亚时代不是让以色列人主宰世界或是统治异教徒，高高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寻欢作乐。他们的愿望是，以色列人可以自由地投身于对神圣律法及其智慧的追求而不受压迫和打扰，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那个时代将没有饥饿与战争，也没有妒忌和争夺。大地上物产丰富，舒适的设施唾手可得。人人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上帝。这样，以色列人将会成为极有智慧的人，去认识那些隐而不见的事物，以人类的最大能力去理解造物主。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那样：“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Isaiah，11：9）”
这样的描述告诉我们，历史的目的是使人类能够全然投身于追求智慧以及认识上帝，而不是追求权力和奢侈的生活。在弥赛亚时代，世界充满和平、没有嫉妒、物质富足。这一描述与马克思对人生目的的理解十分相似，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写道：
为满足生活需要和外部实用需求而进行的强制劳动结束之后，自由王国才有可能到来。从本质上说，它超脱于严格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就像野蛮人必须与大自然搏斗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并繁衍后代，文明人也需要这样做，只不过他们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并且发展各种可能的生产模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的需要增多，人的自然需求领域不断扩大，但同时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这些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要想在这一领域获得自由，那么社会化的人——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必须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将这种交换置于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一些盲目的权力来进行统治；同时，在完成任务时尽可能减少能源消耗，并使工作条件符合人的天性、配得上人的本性。但这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在这之上，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它只有以必然王国为基础才能兴盛起来。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缩短工作日。
不同于基督教和其他犹太教的救世学说，马克思与迈穆尼德斯一样，并没有提出一个末世论的最终拯救方案。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依然存在，尽管人类尽可能地控制住了必然王国，“但这仍然停留在必然王国”。人类的目的是“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穆尼德斯认为“所有人都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认识上帝”，与马克思的“人的力量以自身为发展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占有和存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是马克思新人类思想的核心。通过探讨这两种生存模式，马克思从经济范畴转向心理学和人类学范畴，正如我们在对《旧约》《新约》和埃克哈特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范畴在根本上是“宗教的”。马克思写道：“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于我们要把一个物体视为自己的就必须拥有它，使它作为我们的资本存在，或者直接食用、饮用、穿戴抑或居住于它，等等。简言之，就是以某种方式利用它。[……]于是，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异化了，都被占有的感觉所取代。人必须返璞归真，让自己处于绝对匮乏的状态，才能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关于“占有”这一范畴，见《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 Bogen）文集中赫斯（Hess）的论文。](4)
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存在和占有这两个概念：“你的存在越微弱，你的生命表达越稀少，你就占有得越多，你的生命也就异化得越厉害。[……]经济学家从你那里拿走的所有生命和人性，他都会以货币和财富的形式补偿给你。”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占有的感觉”，也就是埃克哈特教士所说的“恋我”，即对物和自我的渴求。马克思这里指的是占有型生存模式，而不是指占有财富本身，也不是指非异化的私有财产本身。目的既不是财富和奢侈，也不是贫穷，事实上，它们在马克思眼中都是罪恶。绝对的匮乏是催生出内在丰盈的条件。
究竟如何催生出内在的丰盈呢？那就要求我们的官能对外界事物做出积极且非异化的表达。马克思继续写道：“人同世界的一切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观察、感受、渴望、行为、爱——简言之，个体的所有器官[……]都通过与客观事物的联系发挥着作用；对客观物体进行挪用，对人的实在进行挪用。”这种挪用是存在模式下的，而不是占有模式下的。马克思在谈到这种非异化的活动形式时说：
让我们假定人就是人，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爱就只能换取爱，信任只能换取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真正能够鼓舞和激励他人。你同人和自然的每一种关系都必须是具体的表达，对应的是你意愿的客体、是你真实的个人生活的客体。如果你去爱，却无法唤起爱的回应，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展现为一个充满爱的人，却没有能力让自己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但马克思的思想很快就被歪曲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活了一百年，而未能见到后来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坚信，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因此革命即将来临。但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所说，他们全错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巅峰时期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从而未能预见到距离资本主义的衰败和最终危机还需要一百多年。在资本主义高峰时期提出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它只有浸透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才能大获成功。事实发展正是如此。
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死敌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纯粹的经济概念，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消费以及使用机器。赫鲁晓夫的“土豆炖牛肉式共产主义”概念以一种简单朴素的方式道出了真相——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体人口都享受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消费乐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被置于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遭到贬低，被认为整体上存在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错误，但其中的一些语汇却被视为圭臬，引用它们就像在西方国家援引《福音书》一样。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这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即作为一个生长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他难免也接受了中产阶级思想和实践中的某些态度和概念。比如他的性格和著作中的某些权威主义倾向，与其说是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中产阶级父权思想的影响。他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思维模式。古典经济学家们宣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受制于人的意志。马克思也想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结果他的某些表述往往被误解为一种决定论的东西，因为这些表述没有足够重视人的意志和想象力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无意中对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这些妥协，加速了人们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曲解，以至于这一理论体系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开始加速走向没落的今天提出他的思想，那么他思想的真正要旨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取得胜利（假如我们能做这种历史假设的话）。然而现实是，就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都变得暗淡无光。不管怎样，每一个声称能够代表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都必须坚信一点，社会主义与一个官僚主义、以物质为中心、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系统是不相容的，与物质主义和头脑至上也是不相容的。
某些社会主义的腐败变质解释了为何真正的激进人道主义思想往往来自那些不认同甚至反对马克思思想的群体和个人，而且这些人有的还曾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成员。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后马克思时代的所有激进人道主义者，但下面我将对他们的思想举例说明。尽管这些激进人道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但他们都持有以下观点和态度：
● 生产应该服务于人的真正需要，而不是经济体系的需求；
● 必须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一种合作而非剥削利用的关系；
● 用团结来取代相互间的对抗；
● 一切社会组织的目标是人的幸福，以及避免人的痛苦；
● 应该追求有助于幸福的合理消费，而不是最大限度的消费；
● 鼓励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避免消极被动。(5)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思想有着激进的前提，那就是西方文化的危机即将来临。他说：“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正处于自我毁灭的过程当中。我们仅存的文化也不再牢靠，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还没有暴露在毁灭性的压力之下，而我们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向这种压力屈服了。我们的文化危如累卵，再有一次崩塌就会毁灭殆尽。[……]现代人的文化能力低下，因为他所处的环境限制了他，损害了他的心灵。”(6)
施韦泽认为工业时代的人“不自由……精神涣散……不完整……有丧失人性的危险”，他继续写道：
社会形成自己的一套组织，给人施加一种至今未知的力量，使得人对社会极度依赖，几乎丧失了精神上的独立性[……]。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在普遍意志的作用下，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为很多人放弃了作为自由的个体去思考，一切以所属的集体为指导原则。[……]我们出卖了思考的独立性，也就必然丧失了对真理的信念。我们的理智和情感生活混乱不堪。公共事务的过度组织化发展到顶点时，就是组织的无思想化。
在他看来，工业社会不仅缺少自由，还存在“努力过度”的问题。“两三个世纪以来，很多个体仅仅是作为劳动者而活着，而不是作为人。”人的本体枯萎了，让这样的父母去教育子女，下一代人的人格发展就缺少关键的因素。“成年后，一个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他日益需要外在的消遣。[……]绝对的消极被动、转移对自身的注意以及忘掉自己，这些都成为他的身体需要。”因此，施韦泽呼吁缩短劳动时间，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的生活。
施韦泽作为新教神学家，跟多明我会的修士埃克哈特一样，强调人在精神上不应退缩到自我中心的小圈子里，从而脱离世事；而应该过一种积极的生活，努力使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更加完善。“如果在现代人中间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维持着完整的人的、伦理的情感，那是因为人们不断在祖国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个人道德，而不是与集体进行积极互动，为集体日臻完善贡献力量。”
他总结道，当前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正导致一场灾难，随之而来的将是新的复兴，一种“比文艺复兴更为伟大的复兴”，我们必须以新的信念和态度改造自己，否则我们将走向灭亡。“这一复兴的关键是积极性原则，我们通过理性思考把握这一原则，它是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唯一合理和实用的原则。[……]我坚信，如果我们决心成为积极思考的人，变革就会发生。”
可能因为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他为人熟知大多是因为他在哲学上把“崇敬生命”当作伦理的基础，因此人们往往忽视了他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工业社会当中进步和普遍幸福的假象。他意识到工业化的生活和实践导致人类社会和世界的衰落。早在二十世纪初他就看到了人的软弱和依赖性、强迫性工作的破坏作用以及减少工作和消费的必要性。他提出必须进行改革，以团结精神和崇敬生命的态度来组织人们的集体生活。
关于施韦泽的思想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与基督教形而上的乐观主义不同，他是一位形而上的怀疑论者。这也是他对佛教思想有着强烈兴趣的原因之一。按照佛教思想，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力量所赋予和保证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只看世界的表象，就不可能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从而使人和人类的目标及宗旨说得通。”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就是积极地投入这个世界。这里的积极不是很笼统的意思，而是特指慷慨给予和关爱他人的积极活动。这就是施韦泽在著作中所写和他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的东西。
在佛陀、埃克哈特、马克思和施韦泽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共通之处：他们都要求人们彻底放弃想要去占有的倾向，他们都坚持人要完全独立，他们都持形而上的怀疑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7)，他们也都要求人们本着关爱和团结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然而，这些导师往往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些因素。比如，埃克哈特教士就没有意识到他的无神论思想，而马克思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宗教热忱。对这些问题进行阐释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对埃克哈特和马克思来说尤其如此。本书无法对这种宣扬积极关爱他人的无神论宗教作足够多的说明，但正是这种宗教使得这些导师们开创了一种新的宗教热忱，足以适应新人类的需要。我想再写一本书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导师的思想。
有些作者称不上是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我们这个时代的超个人、机械论的态度（如做出调查报告的两位罗马俱乐部成员），但他们也认识到，为避免一场经济灾难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心态是唯一选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要求人们树立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有关物质资源使用的新伦理……对待自然界的新态度，即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非征服自然……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情感认同……在地球人类史上头一遭，人被要求不要去做他所能做到的一切；要限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或至少改变现今这种发展方向；地球上的子孙后代要求人们与不幸的人分享财富，这样做不是出于慈善精神，而是必须使然；人类还被要求关注整个世界体系的有机成长。但凡一个人有良心，他能够说不吗”？两位作者的结论是：如果不做出这些根本上的改变，“人类注定灭亡”。
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忽视了阻碍变革的政治、社会和心理因素。仅仅一般性地指出必要的改革趋势是没用的，还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的实际阻碍。（希望罗马俱乐部能认真研究社会和政治变革问题，因为它们是实现总体目标的前提。）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作者首次提出了全球视角下的经济需求和资源问题，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写的那样，他们首次提出要改变人的伦理观念，不是依据伦理道德信念，而是通过合理的经济分析得出的结论。
过去几年，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了大量书籍，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使经济服从人的需要：这首先是纯粹的生存需要，而后是为了人的幸福。（我读了大约三十五种这类书籍，但书店里这类书的数目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绝大多数作者都认为：物质消费的不断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的增长；必要的社会变革离不开人们性格和精神的转变；如果我们继续浪费自然资源、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那用不了一百年，灾难就会到来。下面，我简要地介绍几位人道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
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其《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成功造成的，我们的技术必须服从于人的真正需求。他写道：“把经济当作生活的内容是致命的疾病，因为无限的增长不适用于有限的世界。经济不应成为生活的内容，人类所有的伟大导师都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被今天的现实证明了。如果想进一步描述这种致命的疾病，那么可以说，这种疾病就像酗酒和吸毒那样，是成瘾的。不管这种瘾是通过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表现出来，也不管这种瘾是通过低级的物质享受来满足还是通过较高级的艺术、文化和科学上的追求来满足，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否包裹上了银纸，毒品就是毒品。[……]如果忽视了精神文化，即人类内心生活的文化，那么自私自利就会成为主导人的力量；而像资本主义这样自私自利的体系，就会比一个充满爱的社会体系更适合这种趋向。”
为了将他的原则变为现实，舒马赫提出了适用于非工业化国家的小机器的构想。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读者一年比一年多，并不是靠图书广告，而是靠读者的口口相传。
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安妮·埃利希（Anne Ehrlich）是两位美国作家，他们的思想与舒马赫很相似。在著作《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生态问题》（Population，Resources，Environment:Issues in Human Ecology）中，他们针对“当前的世界形势”得出了以下结论：
1.根据当前的技术水平和人的行为模式，我们这个星球如今已经人口过剩了。
2.解决人类问题的障碍在于庞大的绝对人口数和过快的人口增长率。
3.人类利用传统方式生产食物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食品的供给和分配问题已经导致全世界约半数人口吃不饱或营养不良，每年约一至两千万人死于饥饿。
4.人们试图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这将加速环境恶化，并会反过来降低土地出产粮食的能力。对环境的毁坏是否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程度，现在尚不清楚，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星球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受到了永久的损害。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科技上的“光辉成就”，如汽车、杀虫剂和无机氮肥的发明和使用。
5.有理由相信，人口的增长会增加致命的瘟疫在全球蔓延以及热核战争爆发的几率。两者都能以提高死亡率的方式来“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两者都有摧毁人类文明甚至灭绝人类的潜在可能。
6.对于人口、食物和环境的综合危机，没有技术上的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但在诸如缓解环境污染、通信和节育等领域，适当地使用技术会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巨大的帮助。基本的解决办法在于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特别是对生育、经济增长、科技、环境和如何解决冲突问题上的态度。
E.埃普勒（E. Eppler）最近出版的《终结还是转变》（End or Change）一书也是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埃普勒的观点与舒马赫类似，只是没那么激进。他的观点也许会格外有意思，因为他是联邦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我在《健全的社会》和《希望的革命》两本书里表达的也是同样的立场。
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限制生产的思想始终是禁忌。然而，一些作家现在也开始发声，主张无增长的经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哈里希（W. Harich）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静态的经济平衡，既可以保证平等，又可以避免给生态圈造成无法修补的损害。此外，1972年苏联一些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举办了一次以“人与他的环境”为主题的会议，议题包括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受到与会者的理解和重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认同，但他们指出了其中的巨大价值。[关于此次会议的报告，请参阅参考文献中“技术与政治”（“Technologie und Politik”）一文。]
所有这些重建社会的尝试都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而在当代对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人类学和历史的表述可以在L.芒福德（L. Mumford）的《五角大楼的权力》（The Pentagon of Power）和他之前的所有著作中找到。
* * *
(1)这一章是在我以前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逃避自由》（1941）和《心理分析和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在这两本书中，我引证了关于这一课题的大量重要文献。
(2)关于无神论的宗教体验问题，布洛赫（Ernst Bloch）进行了极为深刻和大胆的论述。
(3)经允许后复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可参阅伊格纳西奥·米伦（Ignacio Millan）所著的《墨西哥经理人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Mexican Executives），此书即将出版。
(4)这里以及下面的段落都来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英文翻译可以在我的《马克思论人》（Marx’s Concept of Man，1961）一书中找到。
(5)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观点请参阅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Socialist Humanism）。
(6)这里以及下面的段落均来自施韦泽的Die Schuld der Philosophie an dem Niedergang der Kultur，撰写于1900年至1917年，于1923年首次出版。
(7)施韦泽在写给E. R. Jacobi的信中说：“即使没有一个统治世界的人物，爱的宗教也能存在。”（Divine Light，2，No. 1[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