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
这本书的起源极为不同寻常，其过程也颇为有趣，和本书的内容以及主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大家这本书是如何问世的。
那是1959年春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BBC)邀请我对卡尔·荣格博士进行一次“深度”的电视专访。我那时对荣格以及他的著作已经有所了解了。于是，我随即就去了荣格在瑞士苏黎世的家中拜访。他当时住在苏黎世附近的一处风景优美的湖边别墅中。这次拜访也正式开启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而这份友谊对我影响巨大，我也希望这份友谊可以给荣格的晚年生活带来些许快乐。当时电视采访的内容在此不赘言，自然是很成功的。本书的问世，便是那次采访带来的机缘巧合的成果。
奥尔德斯图书公司(Aldus Books)的常务董事沃尔夫冈·福格斯(Wolfgang Foges)先生当时就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荣格。福格斯从小就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非常感兴趣。他曾经就住在维也纳，离弗洛伊德的家不远。当他看到荣格在电视节目中讲述自己的生活、著作还有理论观点的时候，一种颇有遗憾的感觉油然而生：当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时，荣格却不为普罗大众所熟知。他的著作和理论一直被认为是艰深晦涩的，不太适合大众阅读。
事实上，福格斯是《人类与象征》这本书的缔造者。他从电视节目上看出来我跟荣格的私交不错，于是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来说服荣格，用更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描述他那些重要、核心的观点，这样那些非专业人士也可以读懂他的思想。我欣然同意，随即再次来到苏黎世拜访荣格，自认为可以让荣格相信这样一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荣格在他自己家的花园里听我一直说了两小时，几乎没有打断我。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的提议。他拒绝得十分委婉但不乏坚决。他说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著作写成大众通俗读物，现在也不确定就能做好这件事。毕竟，他当时年事已高，深感疲惫，无心去做这样一件十分费神费力而且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荣格的朋友们也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荣格是非常决绝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权衡问题的轻重，而一旦给出答复，那就是最后的决定了。我非常失望地回到伦敦，确信荣格的婉拒就是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了。要不是有两个出乎我预料的事件发生，事情也许真的就到此为止了。
其中一件事是福格斯的坚持不懈，他坚持鼓励我要在认输之前再去拜访荣格一次。另一件事则是让我至今回忆起来都仍然震惊不已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对荣格的这次电视采访节目播出后效果很好。随后，荣格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来信，在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没有任何医学或心理教育背景的普通大众。然而，他们深深地被这位温文尔雅、谈吐幽默又谦逊和蔼的智者所吸引。人们从荣格的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中得到了有益的启迪。荣格本人也非常高兴，不仅仅是因为他收到了众多来信（其实他的信件往来数量一直都很大），更是因为这些信件是来自那些与他素未相识的陌生人。
就在这个时候，荣格做了一个对他来说意义深远的梦（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将会明白这有多重要）。他梦到自己不是坐在书房里跟那些自世界各地前来拜访他的名医和精神病学家谈话，而是站在一个公共场合，向众人做着演讲。而人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讲，也能理解他所讲的内容……
一两周后，福格斯再次请求荣格暂且抛开临床或理论研究的角度，写一本让普通大众可以读懂的著作。这次，荣格欣然同意了，但他同时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这样的一部著作不应该由他自己一人完成，而是应该由他还有那些可以继承并发展他的学说和方法的亲密追随者共同完成。第二，要由我来协调统筹，负责解决作者和出版商之间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为了让引言部分显得更谦虚些，我想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荣格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很快我就发现荣格选择我的理由，他觉得我足够聪明但不超常，同时对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不甚了解。因此，我本人就是荣格这本著作的“典型读者”(average reader)：我能理解的，其他人只要感兴趣，也都能读懂；我读不懂的，就说明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艰深晦涩的。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作用而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一丝不苟地坚持，让书中的每一个章节，在必要的时候，都撰写得尽量简单明了（有时，我甚至也担心这样做会让作者们烦恼不已）。这样一来，我就能够自信地说，这本著作就是面向普通大众读者的，它使用极其平实、简单的语言把一些本来深奥的内容解释得通俗易懂。
经过多次的研究讨论，我们达成共识，将这本书的标题定为《人类与象征》(Man and His Symbols)。同时，荣格亲自指定了本书的合著团队，其中有苏黎世的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博士(Dr.Marie-Louise von Franz)，她应该是荣格心理分析事业上最亲密的职业伙伴和朋友了；旧金山的约瑟夫·L.亨德森博士(Dr.Joseph L.Henderson)是美国荣格派学者中最杰出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苏黎世的阿尼拉·亚菲夫人(Mrs.Aniela Jaffé)不仅是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师，而且是深得荣格信任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荣格传记的作者；还有约兰德·雅各比博士(Dr.Jolande Jacobi)，是继荣格之后，在苏黎世的荣格心理分析圈子里最有经验的作家。荣格之所以会选择他们四位作为合著者，是因为他们对各自负责的那部分专题都非常精通；另外，作为团队成员，荣格完全相信他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指导，在一起无私地工作。荣格本人除了负责本书的整体架构设计，监督和指导团队工作之外，还亲自撰写本书中最关键的一章——《探索无意识》。
荣格在人生最后一年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这本书上。1961年6月荣格去世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负责撰写的章节（事实上，他在写完书稿十来天之后便一病不起了），并审阅通过了团队其他成员负责的书稿。荣格辞世后，法兰兹博士挑起重担，她按照荣格生前的明确指示，负责将本书编著完成。因此，《人类与象征》这本书，从主题到框架都是由荣格亲自设计的。而且本书的第一章由荣格本人独立完成（力求通俗易懂，后期我们进行了部分编辑）。本书正好是用英语写成，其余的章节也都是在荣格的监督和指导下，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而成。法兰兹博士完成了整本书的最后编辑工作，她在工作中的耐心、理解和幽默让出版商和我本人都心存感激。
最后大致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
荣格的思想使当代心理学领域变得丰富多彩，这远非那些只有浅薄知识的人所能认识到的。比如，“外倾”“内倾”和“原型”这些熟悉的专业术语，其实都是别人从荣格学派引用来的概念，有很多都被人给误用了。但是，荣格对心理学领域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无意识(unconscious)的理解。荣格认为，无意识不仅仅［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subconscious)那样］是存储被压抑欲望的地下室，而是跟意识同样丰富的世界，也是个体内心世界中极为重要和真实的一部分。作为自我(ego)的“反思”(cogitating)空间，无意识是无限广阔和丰富的。象征(symbols)是无意识领域的语言兼“民众”，梦则是其沟通方式。
因此，对“人类与象征”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人与自己无意识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在荣格看来，无意识是意识的重要向导、伙伴和顾问，所以这本书是以最直接的方式来论述人类及其精神的相关问题。我们了解无意识，并主要通过梦与之沟通（一种双向的交流过程）；另外，你会发现本书通篇（尤其是荣格亲自撰写的那一章节）具有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非常强调个人生活中梦的重要意义。
从我的角度来向读者解释荣格的著作，会有些不太合适。因为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一定可以理解得比我更深刻。请记住，我的作用仅仅是一个“理解的过滤器”，而不是一个解释者。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外行人，我还是想冒昧地提出两个建议，这可能对那些非心理学专业人士有所帮助。首先是关于梦。在荣格心理学领域，梦并不是一种可以用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术语来解读的标准化信息。梦被看作整体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是个人的个体无意识部分的表达。它同个体身上的任何其他现象一样“真实”。梦者的个体无意识内容仅仅与他本人产生交流，与此相关的象征也仅仅对其本人有意义，不适用于他人。因此，在荣格学派看来，对梦的分析工作，无论是对分析师还是对梦者本人来说，都是非常个人化和个体性的事（有时也是试验性的、非常漫长的过程），这绝不是仅凭经验就能完成的。
与此相反的是，跟自己的无意识进行沟通对梦者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很自然，因为无意识部分至少占个体全部存在的一半——而且，无意识还能经常带给个体一些无法从别处获得的建议或指导。因此，当我前面谈到荣格那个在公开场合向公众做演讲的梦时，我指的并不是神奇的魔法，也不是在暗示荣格涉足算命行当。我是在用生活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荣格如何被自己的无意识“说服”，从而重新考虑了自己通过意识部分做出的不充分的判断。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适应良好的荣格派分析师绝不会把做梦这一现象视为偶然事件。相反，与自己的无意识建立沟通是一个健全的个体所不可或缺的能力，荣格派分析师就会“教导”（我想不出更好的词语来说明了）他们自己要善于接收梦的意义。因此，当荣格本人面临是否要写这本书的关键时刻，他就可以综合利用意识和无意识的资源来帮助自己做出决定。你会发现，本书自始至终都把梦看作梦者本人直接的、个人的、意味深长的沟通过程——这其中，虽然沟通使用了全人类共有的象征，但象征的每次使用都是个体化的，所以个体性是对梦相关的象征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关键。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本书中颇具特色的论证方法。这是这本书的全体作者所共有的——也许是所有的荣格派分析师所共有的。那些完全把自己限制在意识生活领域里的人，那些拒绝与自己无意识部分交流的人，他们其实是被意识和规范化生活的条条框框所束缚着。他们习惯于使用万无一失的代数方程式逻辑工具（但往往毫无意义可言），从假设前提一路论证到看似无可争议的结论。在我看来，荣格和他的同事们（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跳出了这种论证方法的局限性。这并不是说他们忽视逻辑，而是他们一直在综合考量无意识和意识两方面的力量。他们的论证方法本身就是象征性的，具有曲折迂回的特点。他们不局限于视野狭窄的三段论推理，而是综合使用迂回、重复、视角切换等方法，反复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分析同一主题，以便呈现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使很多读者不需要经历论证的决定时刻，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现并吸收一些更广泛的真谛。
在本书中，荣格将自己的观点（连同其他合著者的观点）围绕在他的核心主题之上，就像是鸟儿围绕着树盘旋上升一样。起初，在低空的地面上，只看到一片混乱的树叶和树枝。渐渐地，当它盘旋而起，不断升高，树的各方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并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种“螺旋式”的论证方式会显得晦涩难懂，甚至一时感到困惑——但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这便是荣格论述的特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方式会带自己踏上一段打动人心、引人入胜的精彩旅程。
本书的各个章节部分不言自明，不需我做太过详细的介绍，只需要简单概述即可。荣格负责的那一章向读者介绍了无意识，并介绍了构成其语言的原型和象征，以及作为与无意识沟通桥梁的梦。亨德森博士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阐述了几种存在于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原始仪式中的原型模式(archetypal patterns)。法兰兹博士在《个体化的过程》一章中，描述了个体内在的意识和无意识部分如何学会相互了解、尊重和适应彼此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章内容不仅包含了本书的核心主旨，也许更是荣格人生哲学的本质：（只有）个体化完成之后，当意识和无意识这两部分可以和谐共处，人才会变得完善、统合、平静、富饶和幸福。亚菲夫人和亨德森博士一样，他们二人的章节内容，都致力于利用我们所熟悉的意识结构，来呈现人类一直所钟情甚至近乎痴迷的无意识的诸多象征。对人类来说，象征具有深远的意义，无论是在亨德森博士所分析的神话和童话中，还是在亚菲夫人描述的视觉艺术中，它们都呈现出一种滋养和持久的内在吸引力，它们通过不断地借助于无意识部分来满足我们，给我们带来愉悦。
最后，我必须简要介绍一下雅各比博士撰写的这一章。她的这一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于本书的其他章节部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有趣且成功的临床心理分析案例。本书中有这样一章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正如法兰兹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代表性的荣格心理分析个案这一说。这绝不会有。因为每个梦都是个性化的、独立的沟通过程，没有哪两个梦中所涉及的无意识象征意义会完全一样。因此，每一项荣格派的心理分析工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雅各比博士的这个临床案例（或其他任何案例）当作“代表”或“典型”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工作来看待，这会给人以误导。关于案例中的亨利以及他那些骇人听闻的梦，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荣格派的心理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这个特定的临床案例。其次，即便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临床案例，其完整的个案史也需要一本书来讲述清楚。所以，书中亨利的分析案例难免会因压缩简化而受影响。例如，案例中引用《易经》的部分内容，因为缺乏完整的上下文情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人以模糊不清和不太自然的感觉（我对此不太满意）。尽管如此，基于以上的这两点告诫，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而且我相信读者们也会同意，抛却我们人性对读故事的天然喜好不说，光是作者对亨利案例清晰明确的分析描述，就极大地丰富了本书。
在引言开始部分，我讲述了荣格是如何开始写《人类与象征》这本书的。最后，我要提醒诸位，这是一部意义非凡，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著作。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医生之一，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帮助人们（包括男人和女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知和自力来获得充实、富足、幸福的人生。在荣格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中，他的生活比我所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充实、富足、充满幸福感。他决心用尽他所余之毕生气力，向更广泛的公众普及他的思想智慧。在最后的这一个月里，他完成了这一使命，生命也走到了终点。这本书便是荣格留给广大读者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