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一定很难想到，在残暴的统治者统治期间，频频出现在埃及王室中的那些毫无节制的恶性事件，以及不计后果的施暴和犯罪现象，在社会大众中也普遍存在。但从总体上看，政府的内部管理，包括调节生产事务、维护和平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等事务还是由值得信任、忠于职守的人负责着。因此，尽管国王们肆意挥霍，但政府的日常事务、民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的整体秩序还算井井有条，国家基本还算平静、繁荣，人民还算幸福。在托勒密王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间，埃及的土地上处处都是繁荣、充满生机的生产景象，并且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中断过。每年，洪水在固定的季节到来，又有规律地退去。经洪水滋养的广阔的土地十分肥沃，到处都有人在耕种。人们犁地、播种、适时疏通运河水道及灌溉。当地民众忙于农事，所以没时间闹事。因为埃及很少有云和暴雨，所以天空总是很晴朗。因此，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总是葱郁、美丽的画面，令人心情愉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谷物成熟，粮食满仓。人们平整完土地后，等待下一年洪水的来临。
我们说民众善良是因为他们很忙。因为如果社会没有稳定而健全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相应地，这个社会的民众往往会闲散、懒惰、无所事事。闲散和懒惰的现象总是普遍存在于一些阶层中。这些阶层中的人可能因为有固定资产，不需要工作，也可能因为贫困潦倒得不到工作。当财富不固定且财富受其所有者支配时，只要财富的所有者愿意，他就可以让自己忙于管理财富。也许财富会使个别人变得邪恶，但不会让整体阶层堕落，因为财富不会让每个人都变得无所事事。但在任何培养贵族阶层的社会中，贵族的收入来源都是继承财产或永久固定的年金，因此，他们无须考虑自己的财富从何而来。这就势必导致这些人变得闲散、懒惰。最终，贵族阶层就会沉溺于享乐，放纵成性。事实上，娱乐并不是坏事。但按上帝的旨意，娱乐活动应该发生在人类生产活动的间隙，用于休息。但对那些把享乐作为生活目标的人而言，这远远不能满足自己。同样，也许是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也许是受到人类无法控制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如果某一阶层的人都道德沦丧、颓废、卑劣，无法感受到劳动对人的意义，那么这个阶层就必然会腐败、堕落。堕落在所有语言中都是邪恶的近义词。当然，这些普遍规律也不乏例外。忙碌、活跃之人中也可能有恶棍，而国王、贵族阶层中品德高尚的人也不胜枚举。但闲散是邪恶的温床，这一普遍规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邪恶多存在于社会的顶层和底层，因为那里经常被闲散等不良习性所控制。因此，整治邪恶的最佳方式就是去工作。想让整个社会的人都变得正直、善良，最重要的是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事可做。
根据这些规律，我们观察到，在托勒密王朝的权贵中长期、广泛地存在着可憎、极端的恶行，但朝中执事大臣及其他使政府运作起来的人仍能理性、忠诚地履行各自的职责。整个社会的主流氛围仍是勤奋、繁荣和幸福。这种繁荣的景象不仅出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农业区，也出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商业、航海业和手工业区。
实际上，亚历山大城建成后不久就成为一个重要、繁忙的城市。由于多种因素，它很快就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首先，亚历山大城是重要的商品出口仓库。埃及生产的所有谷物等农产品的盈余都储存在这里。这些农产品先被运到三角洲上游地区，此后河水在上游地区分流，这样农产品就可以一直顺着卡诺皮克支流被运到亚历山大城。事实上，这座城市并不在卡诺皮克支流旁，而是在大海附近一块离河道仍有一段距离的狭长陆地上。由于河水和海水长期相互冲击，入海口处就形成了沙洲和沙坝，所以直接进入海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亚历山大城的工程师发现，这座城市周围的海水较深，如果在那里设港，然后开凿通向尼罗河的运河，就可以轻松地连通尼罗河和地中海。
谷地的产品被载着顺流而下，经过运河被送到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里建有大型货栈和谷仓。谷地的产品可以安全地存放在这里，等到船舶入港，再运到别处。这些轮船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区的海岸。轮船上的商人从自己的国家带来农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卖给亚历山大城的商人，然后再采购各种埃及的货物运送回国。
亚历山大城就这样一直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景象，商船不停地来往、停靠。海员们有的升帆起航，有的起锚开船，有的驾驶着大帆船在水上穿梭。他们一边划桨，一边随着船桨的节奏喊着号子。城市里同样是川流不息的景象，成群的工人在船上装卸经尼罗河运来的货物。脚夫们把一捆捆商品和一袋袋谷物从仓库搬到码头，或将货物从一个登陆点搬到另一个登陆点。偶尔，军队列队在这里登陆。运送战士尸体的战船到达或离开时都会打断这些繁忙的工作场景。或许当时的人们会觉得这只是工作中的小插曲。偶尔，王室中兄弟倾轧或母子对峙引起的叛乱、内战，会使这里平稳有序的工作暂停一段时间。但这些干扰相对较少，一般也不会持续很久。尽可能地减少对商业和农业运作的阻碍，是对王室各派系利益的一种保护。实际上，农业、商业的繁荣也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者深谙此道。因此，不论两个王子多么势不两立，不论敌我双方有多想摧毁对方的军队，他们都尽可能地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和生命。只有这样，民众才能从事生产、创造价值，他们的劳动才能为互相争斗的人提供其争夺的财富。
因为埃及的很多任国王都是从这种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子民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王朝早期的几任国王在位时，都曾不遗余力地提升亚历山大城的商业价值。他们修建宫殿，也修建仓库。
其中，他们修建的最昂贵、最著名的大型建筑就是前文提到的灯塔。灯塔是由白色大理石建成的豪华塔形建筑。灯塔坐落在与城市遥遥相对的法罗斯岛上。浅滩形成的地峡和沙洲连接了海岛和城市海岸。在浅滩上修建的码头、堤道最终使这里变成了宽阔而宜居的海峡，但城市的主体部分还是建在大陆上。
地球表面的曲面性质要求海岸线上的灯塔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否则，海员在远处就很难看到地平线以上的塔尖。为了让灯塔达到一定高度，建筑师们通常会利用海岸附近的山丘、悬崖或高耸的岩石地形建灯塔。但在法罗斯岛，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因为这里和陆地一样，海拔低、地势平坦。因此必须用大型的砖石建筑来满足高度的要求，而建筑所需的大块石料必须从远处运到此地。亚历山大城的灯塔是在托勒密二世—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在位期间建的。建设这一工程历经艰辛，开销巨大。完工后，这一工程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之所以举世闻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灯塔矗立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心的入口。它白天像云柱，晚上像火柱，吸引着照射范围内的所有航船。船上的海员向它投来感激的目光，因为灯塔的灯光为他们指路，替他们驱散恐惧，同时也唤醒他们的感恩之情。
塔顶的光是由火产生的，而火是由一种能产生强烈光亮的可燃物燃烧形成的。可燃物在白天燃烧得很慢，在太阳落山后开始加速燃烧，并且在夜间还需要不断补充燃料。而在现代，人们采用更便捷、更经济的方法来满足照明的需要。灯塔上的灯笼中间有一个燃烧着的巨大油灯。油灯中火焰发出的光本应该自然地照到灯塔周围和灯塔后面的陆地上，但人们利用了神奇的反射器和多边棱镜的原理，经过巧妙设计和精确调试后，把光线聚集到了远方。又宽又薄的光片让光照射到那些需要照明的海面上。而在上述灯塔设计被完善之前，绝大部分从灯塔中释放出来的光亮，都白白地投射到了陆地上或消失在星空中。
当然，建造亚历山大城灯塔这样的巨型建筑，以及维持它的正常运行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问题自然会产生，那就是这份荣耀归建筑师，还是当时的国王。建筑师科学的设计使工程完工，而建筑师要依靠国王的权力和资源才有用武之地。灯塔的设计者是希腊人索斯特拉特。建灯塔时的国王，就是我们提过的托勒密二世，常被称作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下令在工程完工时，在接近塔顶的地方镶一块石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板上面。他想以建筑建造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然而，索斯特拉特更希望留下自己的大名。因此，他按吩咐做了石板并把它镶在塔身上，但用希腊文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板上，然后用石灰覆盖石板表面，并在上面人为地画了一些线条来模仿石头的自然纹理，再在石灰表面刻上国王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表面的石灰渐渐脱落，国王的名字消失了，而索斯特拉特的名字和宏伟的建筑一起流芳百世。
据说灯塔高四百英尺。它有过几个世纪的辉煌历史，但现在只剩下一些废墟。
除了从宏伟的灯塔上投射的灯光之外，亚历山大城还有其他灯光集中的地方。与灯塔相比，这些地方在某些方面更引人注目，也更有名气。这些地方就是由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修建并维护的大型图书馆、博物馆。在修建之初，博物馆并不像它名字的含义所表示的那样，是“奇珍异宝的收集处”，而是一个供学习和研究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是一群研究哲学和科学的学者。该机构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还有宏伟的建筑。设立机构的国王很早就收集大量书籍供这里的学者使用。维护这里的运转需要巨额开销，因为新增的每本书，都需要用笔小心翼翼、费时费力地誊写在羊皮纸或草纸上。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博物馆一直都在雇用大量的抄写员。那些对扩充博物馆感兴趣的国王会把本属于学者个人或存放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任何城市的书掠夺过来，然后命博物馆抄写员工整地誊抄一份，最后把书籍的原版留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再把手抄本还回去。同样，他们会向访问埃及的旅客“借”（用他们的话说）所有有价值的书。在归还时，同样是留下原版，归还手抄本。
当这里的书增加到四十多万卷之后，博物馆的建筑物中没有空间再继续存放书籍了。但在城市的另一边有一座为塞拉皮斯神建的神殿—塞拉皮斯神殿。这座神殿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建筑群。神殿的起源和历史都不同寻常，传说是这样的：塞拉皮斯是埃及最古老的神灵之一。亚历山大城建成，以及托勒密家族上台之前，埃及人一直崇拜塞拉皮斯神。同时，因机缘巧合，当时的大商业都市锡诺普有一尊与塞拉皮斯同名的雕像。而锡诺普城建在小亚细亚延伸到黑海的岬角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里是“北方的亚历山大城”。它是北边的商业中心，在世界贸易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人们认为锡诺普的塞拉皮斯神像能保护海员。因此，从这座城市进出的海员都祭拜它。海员们会献上祭品，求它保佑。因为他们相信在遇到暴风雨时，他们的安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一些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塞拉皮斯神的名字及相关的神迹故事带到哪里。因此，这位神的故事首先被传到黑海岸，然后被传到更远的地方。随着故事被传得越来越远，塞拉皮斯神的名气也变得越来越大。渐渐地，锡诺普的塞拉皮斯成了大家公认的海员保护神。
因此，在构思和完善亚历山大城时，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说他在梦中得到神的旨意，要把锡诺普的塞拉皮斯神像安放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神殿中。而塞拉皮斯神殿正是当时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以神的名义建的。很明显，这一计划如果能落实，会给亚历山大城带来诸多优势。首先，塞拉皮斯神殿在民众心中会成为新地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里供奉的神就是他们自己那个古老的塞拉皮斯神。其次，对崇拜塞拉皮斯的海员来说，如果他们的神被安放在专门修建的全新、宏伟的神殿中，那么亚历山大城无疑就成了宗教圣地，到时所有的海上财富都会流向这里。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城如果没有这座海神神殿，就不会成为如此重要的海港。
因此，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派人出使锡诺普，向其国王购买神像。但这次出使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锡诺普的国王拒绝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的提议，谈判持续了两年多还是没有好结果。后来，锡诺普沿海地区的异常气候引发了饥荒。最后，饥荒变得非常严重，民众不得不拱手将神像送给埃及来换取粮食。托勒密送去了粮食，接收了神像。然后，他派人修建神殿。完工后，这座神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宏伟、最气派的宗教建筑之一。
亚历山大图书馆没有剩余空间后，书籍就存放在塞拉皮斯神殿中。最终，亚历山大图书馆收藏了四十万卷书籍，这座神殿收藏了三十万卷。前者被称为“母馆”，而后者作为前者的藏书拓展地，被称为“子馆”。
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对收藏图书很感兴趣，他希望能够收集全世界所有的书籍。为了了解周边国家有哪些书籍，他雇学者阅读研究，雇旅行家广泛游历。一旦发现书籍，他就会不辞辛苦、不计代价地得到原版书或最完美、还原度最高的抄写本。他还派人到雅典寻找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的作品，然后让人做出最漂亮的手抄本。接着，他派人把手抄本送回雅典，同时送去一大笔钱用来补偿原版和手抄本之间的差价。
收罗周边国家书籍扩充图书馆时，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听说耶路撒冷的神殿中有一套圣书。它是由十分详细有趣的历史书、神圣的先知书与诗书组成的。实际上，这些书就是用希伯来语写的《圣经·旧约》。当时除了犹太人，世人对这些书一无所知。即使在犹太人中，知道这些书的也只有一些学者。这些书在耶路撒冷被奉为圣物，犹太人认为向“异教徒”展示这些书是对神明的亵渎。实际上，当时的犹太人把自己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离开，因此，在那个时代，除了犹太人和加利利人，他们的语言几乎没人能听懂。所以其他国家的学者根本不可能读懂这些书。
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很自然地想到复制这套经典将会使他的图书馆收获很大。这些书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文明，而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世界上最非凡的国度之一。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还构思了一个计划，他不仅要为图书馆添加一套原版希伯来文的手抄本，还要将其翻译成希腊文。如此一来，那些被图书馆和学术机构吸引来的希腊、罗马学者就很容易读懂这套经典了。但首先要得到比较权威的犹太人的同意，因为他们有可能不愿意交出这套经典的手抄本。
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认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拒绝他的原因，是在他之前的几位君主统治期间，两国曾发生过战争，并且埃及人带回了大量的战犯，还把战犯当作俘虏卖给当地人。现在这些俘虏散落在埃及各地成了奴隶。作为最卑微的劳动力，他们摇动着巨大的辘轳从尼罗河中抽水来耕种土地。这些奴隶的主人和其他奴隶主一样，都认为奴隶是私有财产。从某些方面讲，这在当时的观念中是正常的，虽然他们对奴隶个人没有有效的所有权证明，但这些奴隶毕竟是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花了不少钱从政府那里买来的。这在后来的释放奴隶的活动中给了他们合理的理由向政府索要赔偿。
对普通的历史读者而言，在这样的交易中以英镑或美元为参照是足够清楚的。当时一塔兰同相当于二百五十英镑或一千美元。但奇怪的是，尽管释放这些奴隶付出了如此大数额的赎金，但每个人得到的钱也仅仅只有五美元。—原注 为了与犹太人和解，让奴隶主们友好地接受自己的提议，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和大臣们—现在我们也不确定是谁—促成了这场交易并决定释放奴隶，把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向奴隶主支付了很大一笔钱作为赎金。据古代的历史学家记载，当时释放了十二万奴隶，向奴隶主的赔款达到六百塔兰同 。历史学家经常担心被叙述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总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上一点夸张。
然而，这也仅仅是为获得这套经典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而已。
在释放并归还奴隶之后，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派出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使团出访耶路撒冷，并且给那里地位最高的大祭司带去了一封充满敬意的信和一些体面的礼物。使团成员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应允，大祭司命人制作了所有经典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用金字装帧，风格极其华丽。在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的要求下，耶路撒冷政府还派了一队通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者前往亚历山大城，在图书馆里认真地把希伯来语的典籍翻译成希腊语。翻译的学者来自十二个部落，每个部落中有六个人，共计七十二人。他们的译作被命名为“Septuagint”（七十子希腊文本），源于拉丁语“Septuagianta”，其意为“七十”。
虽然除犹太教以外，没有人把这些希伯来典籍尊为神圣权威，但作为有趣、神秘的历史著作，它还是引起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希腊、罗马学者强烈的好奇心。接着，“Septuagint”译本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并被带到其他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抄本又被誊抄，最后这部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当教士和僧侣们在罗马推广基督教时，他们对这些早期译本的兴趣比古代学者更浓厚，这些早期译本便成为宗教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士和僧侣为神殿、修道院、大学制作了新的手抄本。最终，当印刷术出现时，这些译本成了最早使用活字印刷这种“神奇魔法”的印刷品之一。由七十二位译者翻译的原版手稿和一些早期的手抄本早已丢失或毁坏了，但现在成千上万册印刷版分散在各个基督教国家的公立和私立图书馆中。经历了两千多年后，“Ptolemy-Septuagint”版的副本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书店都可以买到。如果历史学家的记录无误的话，当时派出了级别最高的使团，花费了上万美金才得到的手抄本现在只需要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就可以轻松换取。
除了建灯塔、博物馆和塞拉皮斯神殿以外，早期的托勒密王朝还制订并实施了很多计划。制订这些计划和修建宏伟的建筑都只有一个目的，即从各个方面吸引人们对亚历山大城的关注，从而把它变成一个集商业、文化、宗教为一体的贸易中心，让它成为所有人向往的胜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开始通过对尼罗河流域生产的农产品征收重税来增加收入。每年一次的洪水泛滥造就了广阔、肥沃的土地，农民通过生产为国库提供收入。尼罗河源头阿比西尼亚的雨水使修建法罗斯岛变得可能，雨水带来的财富也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提供了资金。
为了给托勒密王朝提供资金，埃及民众承担了很重的赋税，广大的农业人口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因此，在赞叹这座城市辉煌、伟大时，我们必须记得这份荣光背后有着沉重的一面，那就是民众注定要承受深重苦难。为了用神殿和宫殿来装点这个国家，人们只能住在河边小村子破旧的茅草房里。为了让图书馆能收藏七十万卷昂贵的手稿供外来的哲学家和学者研读，当地民众只能在蒙昧无知中度日。从长远来看，托勒密·费拉德尔普斯的政策或许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终极利益，这可能是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追求。但在为他们的成就喝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忘记为获得这一切所付出的代价。今天，如果付出同样的代价，我们所获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他们。比如，那些住在山坡和平原上的舒适洋房中的农民，如果愿意放弃他们的房子、家具、地毯、书籍，以及孩子享有的特权，而在一年辛苦劳作之后，仅仅保留维持家庭温饱的物资，并且终年住在破败不堪的草房中过着贫苦、劳累的生活。最后甘愿倾其所有把创造的一切都交给那些住在大西洋海滨世袭的统治者，让他们修建金碧辉煌的首都，那样，他们肯定会建成另一个亚历山大城，而所建城市的辉煌程度和名气将远远超过古代托勒密王朝的首都。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他们极其壮观的城市付出的代价将和古埃及人为亚历山大城付出的代价一样巨大。
托勒密王朝经常慷慨、开明地花掉征税获得的钱财以达成各种目标。建灯塔、搬迁塞拉皮斯神像、资助博物馆和图书馆，伟大的构想都完美地成为现实。另外一些提升城市地位的项目也在科学、开明、慷慨精神的引导下完成了。人们拓宽了街道，建了华丽的宫殿，造了船坞、码头、防波堤，加固了堡垒和塔楼等军事工事。这个城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着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度的人聚集于此。托勒密王朝开出优厚条件吸引商人、工匠到此安家，欢迎不同国家、不同水平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学者，并且为这些人提供各种便利。所有计划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亚历山大城就成了一座重要的城市。埃及艳后就出生在这个辉煌而伟大的时代，并注定要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当埃及艳后登上历史舞台时，这个城市在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对手，那就是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