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放者沙皇：大改革的时代

你赢了，伽利略。

——《钟声》，1858年2月15日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终于等来了改革，俄国将会和自己以及欧洲和解。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1 遗产

上层崩裂，下层腐坏。

——保罗·瓦卢耶夫

尼古拉一世驾崩的消息一经宣告，万众欢腾。1855年3月4日，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在给莫斯科的同事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个半神半人的卡尔梅克人，如飓风一般呼啸而过，他就是个祸害，是压路机，是锉刀，整整三十年，贻害了整个俄国，他阉割思想，使数以千计的风骨之人凋零……这身着军服的文化人，集俄国最卑劣的本性于一身，如今终于归西了……如果现在没有那么恐怖、灰暗，如果未来没有那么神秘，令人迷惑，大家都会喜笑颜开，陶醉于幸福之中。”当时有个人说，这封信口耳相传，让所有人都凝聚在了一起。

卡维林说，未来充满神秘，令人迷惑。确实，新皇帝内心也很忐忑。谁都知道他欣赏农奴制，喜好军事操练，那可是祖辈遗传下来的癖好。不过，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仍试图说服他那些斯拉夫派的朋友，说沙皇将会成为改革者。他之所以如此乐观，乃是基于历史经验。他半开玩笑地解释道，在俄国，好皇帝和坏皇帝彼此相继：彼得三世——坏皇帝，叶卡捷琳娜——好皇帝，保罗一世——坏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好皇帝，尼古拉一世——坏皇帝，新人就会是个好皇帝。霍米亚科夫理论的推论核心可以在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中找到：每个新登基的皇帝统治之初，都会对遗留下来的境况进行修正。前任的政策若是导致危机，皇帝就会做出改变。杰出的政治家尼古拉·布恩盖也验证了这个趋势，他后来就积极参与了“大改革”，他在写到亚历山大三世的时候说：“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初正是动荡之时。”换句话说，套用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想只“对表面修修补补”，然后把“动荡时代”遗留给后人。

尼古拉一世留下的遗产特别沉重。

1854年，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在一首名为《俄罗斯》的诗中勾勒出国家凋敝的可怕景象：

肮脏龌龊的不公，令人恻然，

它的封印就是农奴制，

是渎神的谄媚，有毒的谎言，

是无所作为、卑鄙可耻的懒惰，

是无数无耻的行径。

诗人也是斯拉夫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他认为上帝爱俄罗斯：“啊，你根本就不值得被选上！”而被选中者的那副面孔也确实不怎么好看。

米哈伊尔·波果金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引用了霍米亚科夫的诗，他说：“要把‘有毒的谎言’从你的御座边赶走，要让苦口的、赤裸的真理走上前来。”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在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说：“所有人都在撒谎，谁都知道，但仍然继续撒谎，大家都在扪心自问撒谎究竟要撒到什么时候。”库尔兰省省长、后当上大臣的保罗·瓦卢耶夫是改革时代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在尼古拉一世死后说，现行国家组织的一个特点是“在各个层面上都见不到真理……在我国，行政管理讲究的就是形式，官方普遍都在撒谎”。他还采用我们引用过的一句话来归纳了自己的观点：“上层崩裂，下层腐坏。”

谎言成风导致了领导阶层的分化解体，这不可能对社会没有任何影响。1869年9月29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政治和道德皆已沉沦，我们就套着这枷锁成长……我们弯腰弓背，只能听天由命。”米哈伊尔·波果金提到了谎言成风所导致的一个主要结果：“君主受漂亮报告的蛊惑，对俄国的真实现状并无正确的概念。”尼古拉·布恩盖说得更厉害：“……尽管皇帝很想了解真相，但他对国家现状的了解很不准确，更不用说了解知识界和人民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思潮了。”

被尼古拉一世任命为负责农民事务的参谋长帕维尔·基谢廖夫将军是那个时代最为睿智的高官，呼吁让他担任大臣的呼声很高，他于1828年1月写道：“一个国家既无资财，又无实业……那和泥足巨人也就没什么两样了。”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经济上的落后状况也就凸显了出来。帕维尔·基谢廖夫提到了亚历山大一世二十五年的统治期留下的遗产。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期，局势恶化得更厉害。赤字一路上涨。1849年，赤字超过了2800万卢布，1850年是3800万，而预算只不过是2000万多一点。那一年，财政委员会决定向参政院隐瞒赤字，使之“不致损害国家信誉”。东方战争期间，赤字的增加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很大一部分预算（多达42%）都用在了军队身上。从战争可以看出，俄军的武器装备和对手的根本没法比。舰队大部分都是帆船，面对英法两国的蒸汽船根本不堪一击。克里米亚战争还暴露出帝国的另一个弱点。屈斯汀早已注意到俄国的惨败正是因为双方差距过大。事实上，差距过大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俄国缺少公路。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建造了963俄里的铁路。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修建了8500英里的铁路。不算芬兰、波兰沙皇国和高加索地区，俄国只拥有5655俄里的公路。

结果就导致从佩列科普运送粮食到辛菲罗波尔需耗时一个月之久：车队每小时的行进速度是四俄里。从莫斯科派往克里米亚的增援部队有时要走三个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而英法两国的援军经由海路到达前线仅需三个星期。还有一个数字很可怕，那就是战争大臣车尔尼雪夫在一份名为《1825至1850年陆军行政管理历史检视》的报告中提供的士兵病亡数目，从而让人对吞噬了俄国很大一部分预算的陆军的状况到底如何有了一定的了解。尼古拉一世在位二十五周年发布的这份文件指出，二十五年间，1062839名“下级士兵”死于疾病。同时，还有30233人在波斯战争、土耳其战争、高加索战争、镇压波兰叛乱、干预匈牙利的战争中阵亡。那时候，军队共计有2600407名士兵；40%的“下级士兵”因病死亡。显然，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阵亡士兵和病亡士兵会占有这样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让整个社会都知道了这个数据。

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得不可思议。从数字来看，绝对值是在增长；所以，铁的产量是在翻倍。但相对值则揭示了所谓增长明显的不足之处：在同一个时期，英国的铁产量增加了三十倍。尼古拉·布恩盖在呈递给皇帝的文件中解释了落后的原因：“政府只能勉强容忍社会在实业和商贸上的主动性，它更倾向的是国有企业。尼古拉一世皇帝在位末期，只有三十家股份公司。”

比统计数据、对尼古拉一世所作所为的指责更有说服力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俄国输了这场战争。俄国并没有被占领，也没有四分五裂：它的对手体量还不够大，而且，它们也没有这样的计划。战败也证明了俄军身上存在弱点，这是俄国大军唯一的属性，对这个体制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一旦战败，专制体制就丧失了其合法性。”这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俄国（以及非俄国的）历史上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都能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这个说法表明了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缺乏仁政，突出了亚历山大二世推行改革的内在动机。

一旦战败，作为专制体制典范的专制君主也就丧失了合法性。1831年，费奥多尔·秋切夫在他那首名为《夺取华沙之际》的诗中并未意识到其中的可疑之处：“上帝会将”俄国托付给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乃是“宇宙的命运，大地的轰鸣，是天空之声……”但我们知道，1855年，皇帝在诗人面前声望扫地：“你不是沙皇，而是丑角。”身为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的大诗人无法因战败一事原谅皇帝：“我觉得自历史出现以来就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只因某些白痴愚蠢的行为，帝国和整个世界便坍塌和崩溃了。”

尼古拉一世当然不是白痴。秋切夫话里满是爱情失望的苦涩之感。在十二月党人的火光映照下登基的皇帝设定了两个大目标：保持政治体制原封不动，如有必要，压制所有社会自治的诉求；以及做好准备，实施农民改革，但社会绝不能参与其中。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体制和这个世界的资源已经彻底耗尽，用秋切夫的话说，就是崩溃了。

遗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遗产让他别无选择：皇储必须通过最终导致他死亡的那个体制，坚决采取措施补救。没人能预知明天如何，也极少有人感受到时间紧迫。从尼古拉·布恩盖档案中那份文件的命运来看，可知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份文件是写给亚历山大三世的，布恩盖在他手下担任财政大臣，之后又任大臣会议主席一职。亚历山大三世突然病故，也就无暇阅读大臣的评注了。尼古拉·布恩盖于是将文章稍作整理，又呈递给了新登基的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后来他又当了皇帝的老师。罗曼诺夫王朝末代皇帝也就见到了这份文件。

2 上层革命

革命最好起于上层，而非下层。

——亚历山大二世，1856年3月30日

皇帝的这句话指的就是解放农民。还要再等五年，俄国才会废除农奴制。农民解放之后，也将实施其他改革，以期改变俄国的面貌。尽管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都一致承认改革的重要性，但对改革的评论却观点各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归纳了指责亚历山大二世的那些说法：“他施行的所有大规模改革都已行之晚矣，本意是想施行仁政，制定却过于仓促，执行的时候又无多大诚意，或许，司法和军事改革是两个例外。”1906年4月24日，也就是在20世纪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克柳切夫斯基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个观察。

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缺陷看得一清二楚。20世纪80年代末，另一位俄罗斯史学家主要关注这些重要改革的政治层面。纳坦·埃杰尔曼是这么写的：“从革命和民主的观点，以及农民的观点来看，改革无疑要能，而且必须做好；但同时也应该认为同样会变得很糟。”对纳坦·埃杰尔曼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的时代犹如一面镜子，能让人隐约瞥见当时实施的改革前景。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有两个基本要素，即由专制权力启动“上层”革命，年轻人和老人（使之突然改变社会职能的旧贵族）同时参与革命，就像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那样。

亚历山大二世三十七岁的时候登基，他坚信必须发生变革。不过，这时候他还摸不着头脑。1856年3月30日在莫斯科，皇帝对贵族大会讲话，这么解释了自己的立场：“有传言说我想要宣布解放农民。这个流言毫无根据……并不能说我绝对反对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农民改革需要时间。我认为你们都赞同我的意见：革命最好起于上层，而非下层。”

亚历山大二世很清楚，时代要求解放农民。他受过广泛而且多样的教育，受莫尔德船长的指引，时人普遍认为莫尔德是一个品德高尚之人，思维清晰，善于求知，而且意志坚定。未来皇帝的文化通识教育则托付给了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后者忠于职守，是这样解释自己的课纲的：“陛下不必是学者，但必须开明……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指涉猎广博的同时，也应该拥有极高的道德感。”而且，尼古拉一世也习惯于让自己的儿子熟悉国家事务，为他坐上皇位做准备。因此，皇储是有统治经验的。

1856年3月18日，在巴黎签订和平条约，为东方战争画上了句号。这次战败严重削弱了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影响力。条款包含了黑海中立化这一条，也就是说严禁在黑海拥有舰队，不得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对俄国人来说都特别难以接受。

亚历山大二世发布声明，宣告战争终结，并公布了和约的条款，这么做也在谨慎暗示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这些国内问题。霍米亚科夫的《俄罗斯》一诗就像是一份变革纲要，诗中列举了许多体制沉疴：农奴制的桎梏，法庭缺乏正义，谎言肆虐。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农奴制。我们知道，1761年彼得三世解放贵族阶层之后，曾想找到解决办法。但亚历山大二世所面对的问题，和亚历山大一世与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设立的无数秘密委员会所遇到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必须解放农民，如果要这样做，那么是解放有地农民还是无地农民？作为专制政权基础的地主由于丧失了生存手段，应获多少补偿？

农民改革最杰出的参与者尤里·萨马林仔细研究了1806年战败之后施坦因和哈登贝格在普鲁士实施的改革。萨马林写道，被拿破仑打败之后，普鲁士成了法国的卫星国，于是着手实施“艰难的自我修复过程”。当然，并不能将塞瓦斯托波尔战败和耶拿战败相比。俄国也不是普鲁士，但对尤里·萨马林而言，两者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克服战败所致的后果。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和苏联于1950年以及之后启动的改革之间有很多重要的类同点。因为改革的定位始终保持不变，所以类同之处就更令人信服。他们始终在想方设法解决农民问题，将中央权力和地方自行管理相结合的方式仍然是当日议程，司法改革、言论自由的边界等其他许多议题也莫不如此。这些时代相距也就一个世纪多一点，对这些时代进行比较，让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了解到亚历山大二世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改变速度之快也令人咋舌。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六年，签署了农民解放宣言，照鲍里斯·契切林的说法，“俄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功业”就这么完成了。皇帝只有顽强执着——当时的人讲的是执拗——才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将改革落到实处。不过，也不能贬低前任皇帝对这个问题所给予的关注，他先期也做了准备工作。

其中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将贵族阶层也纳入进来，对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实施的改革，这个社会群体是大力反对的。1857年8月18日，秘密委员会的决议中写道：“准许内务衙门不仅向各省负责人——省长、贵族大会会长——经验丰富的地主，以及拥有实际知识的全体人员征求信息，也征求其观点建议，一方面用来确定大的方向，另一方面用来调整过渡措施的细节……”于是经过选举，设立了省委员会，对解放农民应取何种方式与形式进行讨论。所有的建议都会提交给专门设立的“编辑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有十一名政府代表，再从支持解放农民计划的贵族当中遴选出二十名专家来协助政府代表。

对1861年的法律的指责情有可原，毕竟该法律是个半成品，不够严密，有许多缺点。但毫无疑问，法律也只可能是现在的这副模样，因为它是妥协的结果，需花费大量努力，克服极其猛烈的抵抗。农民改革包含四个基本点。第一点就是2200万个体得解放，不得再被地主赎回。依据1858年的“复核”，俄国人口当时有7400万。第二点就是农民有权回购庄园用地（建有住宅和围场的土地）。第三点涉及的是小块土地（耕地、饲料场、牧场）：只要地主同意，这些皆可被回购。最后一点涉及的是地主回购的土地所有权，这些土地不再属于农民个体，而是属于村社，也就是米尔集体所有。一旦地主被剥夺权利，农民自治的体制便可在乡村得到确立。还创建了一所农民银行，银行可放贷，年限为四十九年。米尔的中间人设法使农民和地主能达成一致。

村社之所以保存下来，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前又活了四十五年时间，主要是因为俄国社会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它能让俄国走上一条特殊的发展之路。斯拉夫派认为村社是理想的社会组织，可以解决所有严重的经济困境，西欧便是因这些困境而动荡不定的。鲍里斯·契切林(1828—1904)精通俄国法律，他写道：“我国如今的村社根本不是自古以来俄国人民的一个属性，而是农奴制和人头税的产物”，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情况造成了“极其混乱的状态”。但村社并不仅仅吸引了斯拉夫派。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也大加赞赏。在论及欧洲村庄的时候，他举了俄国的村庄为例，“一排排黑乎乎的小枞木屋紧密相接，要着火一起着火，坍塌倒是不可能”。对村社的欣赏也影响到了社会主义者。彼得·特卡乔夫(1844—1885)是列宁的老师之一，他在一封给恩格斯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能领略财产公有的原则；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他们就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权理念深深地扎根于俄国人民的世界观之中，以至于今日的政府逐渐明白这样的理念有悖于‘组织良好的社会’所需的原则，为了这些原则，他们要向人民的意识和生活之中注入私有财产的理念，但他们只能借助刺刀和鞭刑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卡尔·马克思并不怀疑俄国通信者的说法，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进行了谴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在1861年的道路上，就会错过历史赋予人民的美好机遇，经受资本主义体制的种种不幸。”

如果村社如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所想，能守护俄国人民的特殊品质，那农民就会成为天选人民的化身。颇为讽刺的是，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论及庄稼汉的时候写道：“如果他们没把收成喝掉，那我对庄稼汉倒是会存有敬意的。”但他又另辟蹊径：不用去考虑他们对酒精的态度，反正再怎么样都应该尊敬庄稼汉，必须得敬重他们。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指农民阶层的某某代表，而是指庄稼汉这个群体。这个观念也表达在了法律之中。

1861年的改革给农民赋予了特殊的地位。法律首先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农民耕种的土地（他所用的围场、村社地块）并非其私产。他既不能出售、遗赠，亦不得继承。另一方面，他也无法放弃自己的“土地权”。他可以不去耕种土地，可以去城里安家。农民只能得到五年的通行许可，村社完全可以取消该许可。同时，农民永远不会失去其“土地权”，他即便长时间不在村里，但如果决定返回村庄，也有权利要求得到自己的那份土地，而且他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农民的土地权和地产权截然不同，而其他所有社会阶层都可享有地产权。这个概念就是俄国农民阶层特殊法律地位的根源。针对他们的还有一套不同的刑罚：某些罪行，相较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受到的惩罚并不严厉；但有些行为即便无可厚非，他们也仍然会受惩罚。比如，农民必须为开支过度或酗酒行为受罚。其他阶层老早就取消的一些刑罚，对他们却仍然适用。乡里的法官（由农民选出）可以实施体罚，也就是笞刑，受罚者不得超过六十岁；这个刑罚一直沿用到了1904年，但1898年维特给沙皇写了一封信，说必须废除这种刑罚，因为“笞刑……通过人冒犯了上帝”。维特还说乡法官的特殊权力违背了法律意识和全国适用的法律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省长命人鞭打一个农民，那他就会受到元老院的质询，但如果在乡法庭打官司，大家却认为理当如此。”

这种特殊地位可以通过农民所处的不同地位、农民对国家而言具有的特殊价值这一点来解释。授予农民的土地被认为是“一种为国家利益考量而确保其生存的财产”。还应该保护农民，因为农民接近大自然和上帝，至少这是有教养阶层的观点。“从这种想要保护他们的愿望当中可以看出，人们坚信农民都是很单纯的人，也就是说不会受到侵蚀，很纯洁……他们身上具备精神与道德的特殊价值。”因此，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家长制作风的鞭刑就具有了道德和教育意义。

国家在解放农民的时候，采取措施，使之仍以耕种为业，但也要使其成为特殊价值的守护者。农民，乃人民。有教养阶层则被称作“公众”。《俄国自由主义史》一书的作者写道：“有观点认为，国家的各个阶层可以在不同的法律层级上存在，其法律关系可以基于截然不同的司法体系确立，农民解放之后也仍然存在这样的法律关系，因此可以设立一个基础，扩大农民阶层的法律意识和俄国其他社会阶层的法律意识之间的鸿沟。”

1857年12月22日，亚历山大·尼基坚科(1804—1877)在日记中写道：“公众最担心的就是解放诏书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农民的混乱。今年夏天，许多人都不敢去乡下了。”从他的这番话可以听出他很焦虑：“……我们现在就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如今没人能精确地预测改革的规模会有多大。我们直接被冲入海浪之中，海浪把我们冲向谁都没去过的地方。”尼基坚科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政论家、审查员，也是农奴的孩子，他发现“海浪”这个词是个很好用的表达法。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停滞不前”，如今，俄国却被海浪裹挟而去。

为了评估改革的现实状况和重要性，就必须相继讲述这些事件，却又必须知道这些事件都是同时酝酿的。1861年秋，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加速改革审判制度；1862年1月，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呈递了军队改革计划；1864年1月1日，地方行政改革正式生效；同年11月20日，启动司法改革；1865年4月6日，颁布了关于媒体的临时法律，改变了该国印刷文字的地位。

关于省级和县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在俄国三十四个省确立了地方自治的体制。九个省被排除在外，一部分是西部省份，当局担心“波兰因素”会造成“可疑的”影响（1863年1月，波兰沙皇国燃起的叛乱火种仍在蔓延）。各县和各省设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机关由议会（资政和管控机关）和执行机关构成。议员（代表）均经选举产生，共分三类：地主、城市社团、乡村社团。代表的人数依群体不同而不同：贵族占40%，农民占近39%。地方事务，如教育和医疗服务之类的行政管理事项都成了地方自治局的职权。政府（省长和内政大臣）起监督作用，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法律是否得到了遵守。

地方行政改革和其他所有的改革一样也都遭到了批评，理由是对自治范围施加了限制，以及政府机关行事太过吹毛求疵（在随后一任皇帝统治时期，这个状况会更严重）。人们指责改革半途而废：在俄国全境确立地方自治局是斯佩兰斯基提出来的，但遭到了严词拒绝，因为地方自治局太像议会，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愿意只让贵族自治”，却又“不想让整个社会都得到自治”。

尽管地方改革并不彻底，也有缺点，但自治将在俄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1995年2月17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的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论述地方自治，就提到了地方自治局，他呼吁再次施行这项政策，认为地方自治是“关乎俄国命运的核心问题”。

1870年，各阶层自治扩展到了城市。对代表和选民有多少财产进行了调查：只有有房产的人才有权选举他人和当选。市杜马四年选一次，成为主要的城市自治机关。

法院改革是国家机制革新之途上的重要一步。历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司法改革最成功，也最严谨。确实，各阶层的冲突并没有阻碍司法改革，这点和其他改革不同；而且，司法改革准备得也最充分，特别成体系。1864年11月20日，沙皇发布诏书，宣布“人人均可享有快速、公平、仁慈、平等的”司法体系。此后，司法权就与行政权区别开来，法官终身任职（其待遇也大幅提高，年金从2200卢布增加到了9000卢布），诉讼的书面化让位给了公开讨论和辩驳，被告均配设律师，刑事案件还会设立陪审团。县市两级由地方自治局大会或市杜马选举的治安法官负责不重要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亚历山大二世建议聚焦司法改革，他命令 “以科学和欧洲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对这个领域进行必要的改革。1969年，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在日记和作品中都提到了改革时代杰出的法学家阿纳托利·科尼的文章和回忆录，他写道：“科尼是公义者和殉道者。他为至今存在的这些审判形式做斗争，为国家的福祉和不公不义做斗争。但命运开了个玩笑，他那些高贵典雅的著作在今日出版，就是为了教育当今时代的那些法学家们。”

1865年4月，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可笑至极的扼颈的审查制度终于有所放松。后来长年担任审查员的阿列克谢·尼基坚科说，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也“遭到了删减”。他特别引用了一句话：“亚当·斯密让企业自由成为人民致富的基石。”审查员划去了“基石”一词，因为“基石就是基督，所以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这个修饰词”。1857年，费奥多尔·秋切夫向参政院成员和外务大臣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亲王提交了一份名为《论俄国审查制度》的文章。费奥多尔·秋切夫既是诗人，也是外交官，而且常年在外国文学领域担任审查员，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法。他写道：“审查的职能是限制，而非引导。但对我们来说，文学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问题不在于压制，而在于导向。”

在为审查制度订立新的规定时，秋切夫的意见得到了考虑。对书籍（小册子不在列）和某些报纸的出版发行不再进行预先审查。此外，还设立了“编辑负责制”来应对出版事务。

1863年6月18日，有关大学的新规定相当程度上拓宽了学院自由的空间，赋予学生自行解决科学问题、组成圈子、组建协会的权利。取消了入学考试，但期末考试变得更严格。大学水准得到了提高。

对帝俄至关重要的军事改革进行了整整十年。1861年被任命为战争大臣的德米特里·米留京着手重组军队系统，我们知道，东方战争暴露了俄国军队的种种缺点，令人心服口服。甚至在改革之前，政府就关闭了军垦区和征募十二岁以上儿童服役二十五年的各区学校。1859年，陆军的义务兵役制改为十五年，海军为十四年。

德米特里·米留京也改革了中央行政体系：战争部不再负责军队生活的细节问题。国家被划分成各个军区，军区是中央和部队之间的中间链条。这个结构在俄国一直延续至今。训练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设立了专项训练制度。军事改革的顶峰之作是1874年1月1月引入了所有人均需参与的军队义务兵役制。服役时间固定为十五年，其中六年为现役，九年为后备役。我们说过，司法改革已经取消了针对平民的体罚制度。军队改革则废除了笞刑，使用“猫鞭”（三尾鞭）来惩罚军人。1864年，基于司法改革原则，设立了军事法庭。

3 普遍不满的情绪

解放农民的那一刻很重要，因为它种下了针对政府的第一颗普遍不满的种子。

——摘自宣言《致年轻一代》，1862

尼古拉一世之死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大家都确信接下来再糟也不会糟到哪儿去了。因此，大家都在期待局势得到改善。希望的时代就这么来临了，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确信“解冻”将会带来春天，之后是夏天，果实丰饶。18世纪可以分为好几个时代：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时代。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他自己也成了时代人物。之后，时钟速度加快，人们不再仅仅根据谁当皇帝谁登基，而是依照开明社会思想精神的演变来计算时间。换言之，人们开始用年代当作计算的标尺。19世纪20年代的人向往改革，1825年12月经历了失败。30和40年代的人投身于哲学之中，发展出了各种观念，形成了思想运动，后来这些都成了整个19和20世纪政治和道德辩论的基础。50年代的人发现尼古拉一世的体制甚嚣尘上，审查制度也到了可怖的地步，而俄国文学却又出现了伟大的代表人物。也就在这时候，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踏上了文学之路。无情的审查制度（荒诞不经）和文学的长足发展（散文，也有诗歌和报纸）这一悖论，如今倒是可以使我们比那时候的人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

60年代的人都在期待变化，他们知道改革必不可少，所以也都参与了改革的制定与运作。“60年代的人”显得更自豪，他们用进步主义的理念来指导民众，希望推动俄国，使之能够位列发达国家。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一百年，苏联“60年代的人”也都相信他们是在追随先祖的脚步而行。

充满期待、改革氛围浓厚的年代开心地扭头看去。但最初的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都很令人失望，之后就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弥漫开来，最终波及了每一个人。有些人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财产，比如地主，而有些人是因为付出的代价太高，获得的东西又太少，比如农民。相当部分的官僚机构都认为变化来得太快，而许多人却又认为变化来得太慢。

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铁路热”兴起：1857年的铁路共计979俄里，到1863年就变成了3071俄里。1881年，俄国共有21900俄里的铁路。60年代每年都会建造500俄里的铁路，到1870年则是1400俄里；建造铁路的几乎都是私人企业。

俄国的电报网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覆盖了2000俄里；1880年就达到了74863俄里。1865年，（美国）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俄国签订协定，架设电报线至欧洲，穿越整个帝国，途经白令海峡、堪察加半岛、西伯利亚，一直抵达西部边境线。为这条未来的电话线确定路线的乔治·坎南报告说万事俱备，但这个项目并不会上马，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的一家竞争企业先前就已在大西洋底成功架设了连接美洲和欧洲的电缆。他还特意证明了俄国财政的稳定性：11金美元可兑换15银卢布。

自1856年起，先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上，随后在俄国的其他内海上出现了航运公司。铁和生铁的产量、煤炭的挖掘都有了增长。四分之一的工场和工厂都设在圣彼得堡。

和西方国家相比，这些成功都很有限。但对俄国而言，对经济的推动却相当巨大。这就是人们所谓的20世纪经济现代化发轫之初的情况，那是国家体制现代化的直接结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封建制的日本也在进行现代化。原因和俄国一样，都是因为战败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在19世纪50年代后五年，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逼迫日本人打开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内战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的支持者推翻了幕府将军，将权力交回到了天皇手上。1868年明治维新打开了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通路。改革随后开始实施，与俄国的改革处于同一时段，但日本的目标很清晰，就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比如确立土地的私有化，所以根本不会受到俄国法律中类似条款的约束。

最大的差别在于日本社会并没有形成对改革者的抵制。但在俄国，不满情绪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都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人民大众（农民）的不满并非毫无根据。农民期待“黄金时代”的到来，皇帝在宣言里说会把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免费发放给他们。所以他们都认为1861年的宣言是个骗局，是贵族地主准备好的文本，扭曲了君主的意志。农民骚乱层出不穷，需要军队介入，这也是失望情绪的有利证据。1859年，还只有61起骚乱，但1861年2月19日宣言公布之后，大家都在讲“解放”，却爆发了1859起农民起义，规模大小不等。后来起义数量下降，到1863年跌到了509起。解放农民的这五年间，总共爆发了3579起暴动。二十年后，也就是1878至1882年间，只爆发了136起。苏联历史学家经过计算之后，将之与同一时期爱尔兰的农民暴动数量进行了比较。英国议会一份特别报告提及爱尔兰农民暴动的数量是10654起。

农民阶层最终只能逆来顺受，接受改革的实际结果；但不满情绪却烙印在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将在20世纪初发挥巨大的作用。

地主的不满情绪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可以用土地来交换金钱（其中的许多人不懂耕作，身无分文，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失去了权力和地位，毕竟他们是俄国唯一一个自由的社会阶层。

官僚阶层也觉得不满，虽然他们已做好实施改革的准备（但只有其中少数人充满了激情，绝大多数人与之相反）。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突如其来的改革要比彼得大帝的改革更重要。俄国的第一位皇帝发展且强化了专制权力，亚历山大二世则严重削弱了专制体制。农奴制被废除之后，专制体制也命不久矣：要么转变成议会君主制，要么踏上黄泉路（后来正是如此）。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保罗、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都是俄国的主人，但他们没在统治……”

统治要比成为主人困难得多，无论是对皇帝本人，还是对服务于他的官僚机构来说都是如此。亚历山大二世在扮演改革者的角色时觉得很艰难。一天，在一份写给他的呈文中，有“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个说法，皇帝便在页边作了批注：“您讲的是进步！！！我请您千万不要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这种措辞。”很快，“进步”这个词就在媒体上遭到禁用。亚历山大二世克服了内心的抵制，痛苦地走上了改革之路，因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惨败，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恢复帝国的权威，恢复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地位。最上层的官僚机构都屈从于皇帝的意志，他们很清楚只有这样做，他才能亲手打破模范的专制体制。

相比具体的现实，普遍的不满情绪对意识形态助力更大。玛门令所有人都畏惧三分。玛门源自希腊语，在教会的语言中指利润、贪财、贪婪，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语汇中指放弃俄国特殊的发展道路。服侍玛门遭到了斯拉夫派的谴责，他们历来都在强调俄国人民清一色的同质性，却突然发现“物质利益、银行、特许权、股份、股息”在人民中间造成了分裂，富农同样也在腐蚀农民村社，而那是俄国精神的基础和精髓。

尼古拉·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在俄国写的《致年轻一代》堪称第一篇革命宣言，它于1861年在伦敦出版，又在自己国家传播。文章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无法给人民以希望，那就打倒他们！”随后便要求权力经过选举，必须受到约束，废除审查制度，发展自治原则，审判公开，废除警察，无论是否秘密警察，均需废除，作者还特别强调“人不能像卖土豆或卷心菜那样出售土地”。我们在这份宣言中读到，解放农民之后在俄国出现的经济方针“使人变得更冷酷，导致了社会分裂和特权阶层的形成”。作者心惊胆战，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人们想要把俄国转变成类似英国那样的国家，要我们强行吃下英国那些甘甜成熟的果子。不，我们不要英国的成熟经济，俄国的胃没法消化。”

1856年，斯拉夫派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在一封写给儿子伊万的信中提到西方文明的缺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我们至少还有未来，欧洲没有未来。”1861年，革命者尼·舍尔古诺夫和米·米哈伊洛夫写道：“我们的人民是落后了，但这拯救了我们。我们应该感恩，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毫无出路的状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教训。我们不想要他们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贵族精神、他们的国家原则，也不要他们的皇权。”照《致年轻一代》作者的意思，1861年之后，皇权将资本主义引入了俄国，这样的责任自然也落到了欧洲身上。

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名为《致陌生人》的随笔（1880年至1881年发表于《祖国纪事》上）中对亚历山大的改革作了总结。这位俄国作家住在外国，他对俄国与西方之间、资本主义和俄国发展道路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听见两个少年争论不休。一个穿着短裤，一个什么都没穿。前者是德意志人，后者是俄国人。两人差别很大：穿短裤的少年活得有滋有味，干净卫生，饿了就吃，国家和他所住的村庄都很有秩序；没穿短裤的少年生活得很糟糕，肚子饿得咕咕叫，还被人揍得不轻。但后者还是认为，首先，“我们国家的生活更让人心动”：其次，德意志人“为了一个铜板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就是资本主义；为了一个铜板，为了利润，为了玛门，抛弃了自己的灵魂，把它卖给了魔鬼。穿短裤的少年反驳道：“别人把你们说得更糟：说你们出让自己的灵魂，连一个子儿都不要。”俄国小子对此的回答用的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典型说法：“既然什么都不要就给了别人，那我也能再拿回来啊……”

1861年1月，《图书阅览室报》在增刊上刊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1865年，这部著作在巴黎出版后不久，书评就已刊登在俄国媒体上。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分析了改革旧制度的种种尝试，结果却以革命作结，他还认为不可能通过拯救君主制来让臣民的命运得到改善，除非国家由天才型的人物来领导，而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水深火热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又再次流行了起来。

19世纪60年代，对这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感兴趣倒是完全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帝似乎完全没有能力来实施改革。既然每个人都还记得他的父亲，那这一点就显得更为准确了。1857年6月24日，普鲁士驻彼得堡的大使秘书库尔特·冯·施吕策尔在日记中写道：“人们用闻所未闻的方式诋毁皇帝……尼古拉一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少在1854年之前，他还戴着权力的光环，大家都很欣赏他的力量，认为他精力充沛，还说他采取如此严厉、如此残酷的措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一切都变了。人们现在说的是温柔、和气，因为皇帝也确实温和、和善。可只要他有一次显得专断，命令下得粗暴了一点，大家就会面面相觑，心里纳闷：有谁招惹他了？可老皇帝就能这么做。而他呢？”1858年1月2日，库尔特·冯·施吕策尔写道：“不满情绪很普遍。皇帝不再是精力充沛、残忍暴虐的，军官们还给现在的君主起了个绰号：‘老女人’。”

4 “新人们”

革命，血淋淋的，而且残酷无情，必须无一例外地彻底改变当代社会的所有基础，消灭现有秩序的拥护者。

——摘自宣言《年轻的俄国》，1862年

1862年5月，彼得堡和该省的大城市中出现了一份名为《年轻的俄国》的宣言。宣言开头是这么说的。“俄国进入了革命时代。”这次不再是“上层革命”，而是残酷无情的人民革命。宣言说：“你要记得，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凡是反对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警方并未找出该文的作者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后者是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因宣传革命获刑，在莫斯科的监狱里被关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在牢房里，用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达了大学生小圈子里争论的那些理念，一个名叫谢尔盖·涅恰耶夫的人也会参加这些讨论，十五年后，涅恰耶夫举世闻名。英国历史学家蒂博·沙穆里认为，扎奇涅夫斯基毫无疑问能预见到自己的这份宣言会对俄国激进圈产生轰动效应，对革命运动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创造了一种革命趋势，也就是所谓的‘俄国的雅各宾主义’。”彼得·扎奇涅夫斯基对革命先辈记忆犹新，但他也发出了警告：“……我们将会更加紧密结合，不仅1848年可怜的法国革命者，还有1792年了不起的恐怖主义者，都会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为了推翻现有秩序，就必须流比法国雅各宾派多三倍的血，那我们也不会畏惧……”因此，俄国的雅各宾派发誓要比法国同行提高至少三倍的效率。

一年后的1863年，《当代人报》发表了小说《怎么办？》。作者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但监狱的审查官还是让这本书流了出去，因为他觉得这书写得很糟糕，枯燥乏味，不会有什么读者。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没有任何一本书会对社会产生如此强有力、如此持久的冲击。《怎么办？》真真正正地成了革命圣经。列宁后来也承认“它彻底改变了我”，由此让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书名所提的那个问题给出了回答：必须发动革命。而且，他还列出了哪些人可以用，还对他们发号施令。这本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俄国弥漫着普遍不满的情绪。民众各阶层对改革均持悲观态度，所有人都想让改革变得更好。只有一个群体彻底抛弃改革，倾向革命。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要给自己找一个名称。首先，我们发现出现了一个词，叫作raznotchintsy（各等级）。指的是某个在19世纪50年代形成的社会阶层。该阶层集合了在大学就读的教士、商人、小资产阶级家的孩子。19世纪下半叶，大学生大多出身于贫民家庭。他们享受着四分之三的政府奖学金，或慈善机构拨付的助学金。1866年，行文极其冗长啰唆的作家彼得·波波雷金很快就在小说和剧本中对时下的主题做出了回应，他发明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阶层）这个词，以及由该词派生的intelliguent（知识分子）、intelliguentny（知识分子特色的）这些词。后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编纂的《袖珍词典》将这个词当作了“精神的、心灵的”一词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阶层”这个词还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社会阶层，激进的文学批评家德米特里·皮萨列夫(1840—1868)认为该阶层是历史的发动机。知识分子阶层由“各等级”构成，他们和“悔悟的贵族”、在人民面前意识到自己“犯错”的地主家的孩子成为盟友。教育并非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具备的属性，比如，该阶层就从未完成过学业。相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属于该阶层。一方面，他们没有这个意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抱持反动派的观点，所以该阶层也不会接受他们。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是“宗教人士”，终其一生的目标就是解放人民。为此，发动革命就是绝对必须的。

知识分子阶层成员的出身分属于各个“等级”，并没有归属感；他们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却游离于外。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差异”，便开始将自己称为“新人”。其中一人尼古拉·舍尔古诺夫提到宣告尼古拉一世死亡那一刻在自己心中引发的情绪：“在这个时代必须活着才能理解‘新人’的激情和欢愉。要相信天空在他们的头顶上是张开的，要相信一普特重的石头落到了每个人的胸口；他们突然间就拥有了高度、气魄，他们想要飞翔。”

1862年，伊万·屠格涅夫给俄语语库又添加了一个新词：虚无主义者。他给自己的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巴扎罗夫就冠以这个称号。作家认为巴扎罗夫就是极具影响力的激进的文学批评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的拙劣翻版，巴扎罗夫成了虚无主义者的典型，他要摒弃一切，摒弃整个世界。巴枯宁有一句格言：摧毁的精神就是创造的精神。这句话成为“新人”、虚无主义者、知识分子阶层的纲领。1860至1870年间，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领袖德米特里·皮萨列夫将这个纲领概括成了几个要点：“……必须砸碎能砸碎的东西；能承受住打击的就有价值，碎片四溅的就只不过是些旧物，不如丢弃；不管怎么说，必须抡圆了砸，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会是坏事。”

自19世纪初起，约瑟夫·德·迈斯特便警告说，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大学里的普加乔夫”。后者是在该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人”猛然脱离国家组织，摆脱国家，以解放人民为己任。他们丝毫不曾怀疑自己拥有领导的权利：一方面，因为他们希望人民过得好；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给人民想要的东西，即便后者并没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的库尔兰省省长彼得·瓦卢耶夫在《俄国的思想》一书中写了尼古拉一世死后许多书里都在说的话：“……我们这儿处处都弥漫着想要用武力来播种善的欲望。”这位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当政时期担任大臣的瓦卢耶夫此处影射的就是国家机关。但敌视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观察到了这种趋势。伊万—拉祖姆尼克写道，“俄国社会思想史就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而且说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面旗帜”。

别林斯基的崇拜者都把他称作“愤怒的维萨里昂”，照列宁的说法，他是“这方面的先行者，用我们解放运动中的各等级人士将贵族彻底排除了出去”。别林斯基曾定义过作家在俄国社会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别林斯基写道，我们的公众认为俄国作家就是向导、捍卫者和拯救者，使之不受邪恶的专制政体的毒害。这位批评家得出结论：所以，作家书写得不好，公众是乐意原谅的，而书写得有害，公众就不会原谅。

涅克拉索夫用诗句表达了别林斯基的话：“你不可能成为诗人，但你必须成为公民。”换言之：艺术占第二位，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占第一位。

这个美学观念便赋予了文学批评家拥有对读者的精神评头论足的权威；只有他们能决定什么书好，什么书坏，什么书有害。甚至由此还引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状况：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向导从此以后就都成了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之后是皮萨列夫，皮萨列夫之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后则是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当中确立了“新人”的等级制：他们是领导阶层，从中产生了领导人，也就是所谓的“俄国大地上的盐”。作家承认他只遇见过“该种族的八个典范人物”。其中一个就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此人全心全意想从知识层面和身体层面对俄国施加影响。对此还有令读者瞠目结舌的训练方法，比如强制睡钉板之类。《怎么办？》的作者知道自己有志于成为领袖。他在一封从彼得保罗要塞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人做过我想做的事，在漫漫的世纪长河中，我也将成为如亚里士多德一般的人类导师……”

有向导、领袖，那就会有大众、人民、被领导的人。米哈伊尔·巴枯宁发出了这个警告：“我们的精神必须学会理解人民的精神，我们的心灵要习惯于和人民伟大的心灵同时搏动，但我们对人民的心灵却仍旧懵懂无知。我们千万不能把人民的心灵当作一种手段，而是要当作一种目的，千万不能认为那只不过是符合我们理念的革命材料，是‘用作解放的肉体’……”人民就是“用作解放的肉体”这个理念在“领袖们”当中传播甚广。1841年6月28日，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一封给同道的信中写道：“我开始像马拉那样爱上了人类：我觉得为了让人类当中的少部分人幸福，就得用刀剑和烈火把其余人等全部消灭干净……”二十年后，《年轻的俄国》宣言的作者宣称，为了实现纲领，就必须消灭十万个地主，连手都不会抖一下。《年轻的俄国》提出建议：“让我们想象某一天，风和日丽，各部大臣、全体贵族、全体地主都消失不见的景象。俄国对此丝毫不会察觉。”1819年，圣西门在谈论法国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提议。他建议要让三万个无用的人消失。俄国革命者说的是十万个。

俄国的人口密度是否过大并不重要。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激进主义日渐增长。十七岁的特卡乔夫是“新人”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造物，他宣称，如果把帝俄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居民的脑袋全部砍下来，革命肯定会成功。文学界也记录了革命的景象，他们或赞同，或詈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让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成了“向导”的榜样。尼古拉·列斯科夫在小说《走投无路》（自由主义批评界把这部小说从俄国文学史中剔除了出去）里，借虚无主义者比奇科夫之口说：“要让俄国血流成河，凡是给自己裤子缝口袋的人全都给割喉宰了。五十万，一百万，五百万……然后呢？消灭五百万人，还会剩下五百五十万人，他们就会过得很幸福。”1871年，列斯科夫之后七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群魔》。正如作者所说，书中对“爱人类的狂热分子”所作的描述要比列斯科夫的作品生动得多，但两者的说辞并无区别。其中一个主要的“魔鬼”奇加廖夫说：“天堂，地上有天堂，那是因为再也没有其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消灭十分之九的人类。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类才能抵达天堂。

19世纪60年代，已开始着手废除农奴制，打开改革之路，让俄国充满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尼基坚科所谓的“极端进步主义者”，列斯科夫所谓的“不耐烦的人”，都想要来一场革命。1861年9月，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帕甫洛夫教授遭到辞退一事，他在课上讲的俄国千禧年让审查机构很不满。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罢课。绝大多数教授也都支持罢课。

阿列克谢·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从此以后，批评政府的行为就流行了起来。赫尔岑的《钟声》，整个俄国的开明人士，甚至宫廷本身也都在读，而且读得还特别仔细，《钟声》扬扬得意地写道：“……我们广袤的祖国，从顿河到乌拉尔山，从伏尔加河到第聂伯河，哀鸿遍野，汹涌的情绪蓬勃兴起：这是海浪澎湃的第一声轰鸣，宣告暴风雨即将来临……”

学生群情激愤，于是这位身在伦敦的流亡者便写了一篇名为《第三滴血》的文章：“波兰人在流血，农民在流血，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优秀年轻人也在流血。”亚历山大·赫尔岑略显夸大：大学生的血还没流。罢课者遭到逮捕后很快便被释放，或被判流刑，或遭大学开除。当局一片混乱，根本不知如何行事。赫尔岑呼吁学生要不惜流血。“你们的伤口是神圣的，你们正在开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有了你们的帮助，俄国就会踏入第二个千禧年，很快就会将瓦良格人打发到大海另一边……”《钟声》的编辑在此指的是留里克王朝的后继者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城市，包括首都在内，经常会成为纵火的目标，大家对此都已习以为常。但1862年5月28日，当彼得堡的主要商业场所阿普拉克辛市场着起大火的时候，所有人都相信已经开始了。更何况《年轻的俄国》宣言还在城里流传，呼吁杀人放火。“当局彻底没了方向。以前，在彼得堡根本就没人纵火。”彼得·克鲁泡特金回忆道。每个人都很确定：有人在帝国的都城纵火。上头坚信纵火者就是虚无主义者和波兰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前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和许多人一样都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作“新人”的向导，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请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呼吁纵火者停手。始终都没找到纵火者：也许是恐怖分子，也许是警方的挑拨，也有可能是商人干的：把自己的店铺烧了，再找保险公司拿钱。

政府采取了措施。他们认为宣言的作者，那些虚无主义者，才是始作俑者。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审判就是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后者被控撰写名为《致老爷希望你们好的农民……》的宣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份宣言对农民说，1861年的皇家宣言没法给他们任何自由，在某些国家，比如法国或英国，沙皇都要听命于人民的权力，因为人民选了他们，如果对他不满意，可以把他给换掉。最后，作者请“老爷手下的农民”私下统一意见，为自己获取自由，并出于这个理由，把依附于国家和皇家的农民以及士兵全都团结起来。等到全都准备妥当之后，就发出信号，发起总攻。

1864年5月17日，尼基坚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警方日志《圣彼得堡市警方新闻》宣布，5月19日上午8点，在海关广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公开判决。”《怎么办？》的作者“被判处七年劳役，之后流放西伯利亚。法庭本来是想判十四年苦役的，但皇帝给他减了一半刑期”。四天后，尼基坚科写道，他问了有关系的一名元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法律上是否有罪，这次审判他有何感想。元老回答道：“他们没找到法律上的证据，但道德上自然对他是完全不利的。”

历史学家如今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认为有极大的可能，宣言的作者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就是给赫尔岑写匿名信的那个人，这封信于1860年发表在了《钟声》上。”信的作者试图说服报纸的总编辑，“只有斧子才能拯救我们”，并要求赫尔岑“呼吁罗斯拿起斧子”。

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参政院缺乏证据，但他们坚信必须让这个令政权惶惶不可终日的“新人”的向导得到惩罚。

政治审判，新规出台之前关闭圣彼得堡大学，暂时关闭成人主日学校，激进报纸《当代人》和《俄国之语》暂停出版八个月，甚至就连斯拉夫派机关报《日子》也都被禁四个月，该报从1855年创刊至今已有十年，现在关停了。改革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导致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由各等级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宣称有权引领人民走向幸福，和他们视为仇寇的当局进行竞争。

1860至1870年，《英国文明史》作者亨利·托马斯·巴克尔对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影响甚巨，他发现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都已成为“智识革命”时代的先行者。60年代对俄国来说是一个相似的时代，但称之为“知识分子阶层的革命”更为适合。“碎布改良”的支持者、“改革者”、“不耐烦的人”的支持者都想要马上向前跳跃，不管会有多少人成为牺牲品，但最后总归会以“极端进步主义者”落败收场。这些人都会被罚服苦役、坐监、流放。但“智识的”胜利还是站在他们一边。革命观念仍然活着。只是，“序幕的序幕”已经落下。1861年1月波兰沙皇国内部爆发的叛乱让俄国社会团结在了当局周围。亚历山大·赫尔岑支持波兰人，再次喊出了那句口号“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但他很快就在俄国失去了威望。

1866年4月，皇帝在彼得堡的夏宫散步时，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向其开枪射击。苏联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幸的是，他没打中。”1这名激进分子开枪没中，当时一个名叫科米萨罗夫的工匠碰巧在那儿，便推开了刺杀者的手。卡拉科佐夫被拽到亚历山大二世的面前，皇帝便问了一个理所应当的问题：“你肯定是波兰人吧？——不是，我是纯种的俄罗斯人。——那你为什么要杀我？”皇帝问道，他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俄罗斯人想要把俄罗斯的沙皇给杀了。刺杀者的回答是：“那你给了农民什么自由？”卡拉科佐夫的枪声使俄国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N. Troickij,《Podvig Nikolaja Ključnikova》, Prometej, no 9, p. 59.

刺杀之后一个礼拜，尼基坚科写道：“让俄国沉浸于悲伤之中的这项大罪……表明我国社会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恐怖的弑君行为无疑诞生于虚无主义的巢穴之中，而且会在这巢穴里日渐成熟，具有排他性的唯物主义只知道砸碎一切，那些受到唯物主义污染的人对任何道德准则都嗤之以鼻……”

阿列克谢·尼基坚科是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赞成审查制度的自由派教授，他搞错的是：年轻的俄国将会扩大知识分子阶层的队伍，只会对遭其领袖谴责的那些道德准则嗤之以鼻。各等级的道德准则完全是以为民众服务为宗旨的。卡拉科佐夫被处死。谢尔盖·涅恰耶夫遭审判，被控杀害与之密谋的同伙，被判二十年苦役。年轻人对彼得·拉夫罗夫(1823—1900)提出的纲领踊跃响应，所以这些事件在这些年轻人的内心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彼得·拉夫罗夫有上校军衔，在军事学校教书，他追随革命运动的时间相对较晚。他于1868年遭到逮捕后被流放至沃洛格达省，便开始在彼得堡的报纸上发表《历史书简》，后来这些书简经过审查，于1870年结集出版。那个时候，作者已逃往国外。

1861年，赫尔岑呼吁学生“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向人民！”彼得·拉夫罗夫给知识分子阶层的纲领制定了理论和科学的基础。他给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批评方式进行思考的个体。拉夫罗夫以农民革命为目标，认为只有人民大众达到很高的觉悟，农民革命才会到来。1869年8月，涅恰耶夫从瑞士进入俄国的时候，身上带了一张并不存在的“世界革命联盟”的会员卡，署名者是巴枯宁。除此之外，他还带了《革命者教义》一书，书上盖有秘密组织“人民正义”的印章，但该组织同样也不存在。他身上还有一份趁1870年2月19日农民解放九周年之机组织革命的计划。半个世纪之后，列夫·托洛茨基说服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将德国革命的日期定在1923年11月7日，那一天正好是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

彼得·拉夫罗夫丝毫没有冒险家的特质。他的纲领的关键字就是“宣传”。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都能理解他的呼吁。《历史书简》的成功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与之媲美。大学城出现了自学圈：年轻人准备“走向人民”，他们学习各种手艺，可以让他们在农村有用武之地。这位民粹主义历史学家写道，“走向人民的渴望（就是）集体卢梭主义的行为”。

1874年夏被称为“荒唐之夏”，年轻人“走向人民”，前往农村。这些宣传员对人民毫无概念，也丝毫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虽然其中有些人是地主家的孩子），所以他们很快就被农民扭送给了当局。在一份呈递给皇帝的报告中，司法大臣帕伦伯爵提供了一组数据：770人被捕，其中612人是男青年，158人是女青年。265名嫌疑分子遭到拘留，其余人等交保之后获得释放。只有53名宣传员没有遭到逮捕。

彼得·拉夫罗夫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是米哈伊尔·巴枯宁，后者长期从事宣传，倾向于煽动，目的是引发即刻的行动，而彼得·特卡乔夫则呼吁夺取权力。拉夫罗夫对他们都很提防：占据权力可以，但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革命，没法实现社会转变。

“走向人民”的失败标志着彼得·拉夫罗夫的理念失败。年轻革命者重新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新兴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以及“人民意志”，其核心是由“乡村十字军运动”的参与者组成的。

1878年1月24日，二十七岁的薇拉·扎苏里奇开枪刺杀彼得堡省省长特列波夫将军，将其击伤。她很快就遭到了逮捕。1878年8月4日，同样也是二十七岁的谢尔盖·克拉夫琴斯基（假名是谢·斯捷普尼亚克）在首都相当热闹的大街上用匕首刺死了宪兵队首领梅赞采夫，且成功逃离。

革命恐怖浪潮由此开始。在好几个城市，宪兵、检察官、大臣遭到枪杀，或者被匕首刺杀，有时也会得手。随后，炸弹上台。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该团体的首领是尼古拉·伊舒京，团体名为“组织”。占据其核心地位的是一个内部党派，名字同样简洁生动，叫作“地狱”。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组织都想要转型成政党。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运动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参与者都会学涅恰耶夫，用虚构的名字来制造恐慌。宣布恐怖主义行为的宣告上会签上“革命民粹党执行委员会”的大名，再盖上左轮枪、匕首、斧头的大印。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在日记中写道：“秘密社团想要恫吓整个行政管理体制，这些狠毒的计划开始奏效。”

薇拉·扎苏里奇之所以向特列波夫将军开枪，是因为他下令鞭打一个遭到逮捕的名叫博戈留波夫的大学生。她知道，法律禁止对贵族使用体罚。因此，开枪就成了一种对违背法律的行为奋起抗议的方式。薇拉·扎苏里奇遭到审判，但陪审团宣判其无罪。主持庭审的阿纳托里·科尼汇报说，审判前夜，司法大臣帕伦伯爵得知陪审团会判恐怖分子无罪而备感错愕。“这起事件很可恶，政府仍然有权期待法庭和你们提供特殊的服务。”科尼回答道：“伯爵，请允许我提醒您注意阿格索对国王说的那句话：‘陛下，法庭只提供判决，不提供服务。’”

作为俄国法学教授和最耀眼的法学家，科尼并没有忽视扎苏里奇的罪行“在英国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全体英国人的法律意识发展得很不错……”陪审团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社会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和土耳其的战争俄国惨胜，欧洲诸国迫使俄国息战又剥夺了它好不容易获得的战果，于是俄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科尼写道：“我们的陪审员对社会的趋势都极其敏感。”无罪判决一经宣布，法庭一片欢腾：“太好啦！乌拉！太不可思议了！”人们甚至还说要“夺取巴士底狱”。

70年代后五年，恐怖主义行为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具备了相当活跃的反对运动的特征，从而使民众对激进分子抱有某种好感。各种运动消停下来之后，适应了改革之后的生活，正如1879年6月彼得·瓦卢耶夫向皇帝说的那样，对政府打压一小撮犯罪团体的行为，社会上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完全不予支持。

鲍里斯·契切林提到了当时的氛围，他是这么说的：“(……)反对思想始终都能指望自己获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这儿，必须得有胆识，独立的个体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支持政府的导向。因为作家一旦带有官方印记，瞬间就会在社会上失去所有的影响力。”契切林教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的观点代表的是相反的舆论，故而激起了“灵魂主子”的愤怒。鲍里斯·契切林还说，除了政府的审查制度之外，还出现了“自由宪兵”，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亲政府和反革命的观点打入冷宫。我们发现在虚无主义刚诞生的时候，出现了具有“反虚无主义”倾向的小说。这些小说作者当中，不乏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如尼古拉·列斯科夫、阿列克谢·皮先斯基、帕维尔·梅尔尼科夫—佩切尔斯基，但这些人都完全被从文学史上抹掉了。

保守主义报纸《新时代》极具影响力的经理和所有者阿列克谢·苏沃林使用秘写法将1880年2月20日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交谈的内容记在日记本中，这一天又出现了一起恐怖主义行为，就是希波利特·穆罗捷茨基刺杀“高等执行委员会”主席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理由是后者与革命运动作对。《群魔》的作者大受震动，便问苏沃林：如果您和我偶然走在街上，听见有人正在酝酿炸毁冬宫，那我们是否应该向警察告发，阻止密谋者的行动？苏沃林回答道：“不行，我不会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我也不会。”作家解释说，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向警察告发的理由很充分。“动机有理有据。”但不去告发的理由就微不足道了：“只是因为担心被人当作是告密者……自由派是不会原谅我的。他们会折磨我，而我也会生不如死。”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提到冬宫有可能会爆炸。事实上，1880年2月5日，皇帝一家人穿过餐厅的时候，餐厅就发生了爆炸。大量近卫军士兵被杀，伤者更多。卡拉科佐夫的枪声成了刺杀解放者沙皇的第一枪。1867年6月8日在巴黎，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别列佐夫斯基的波兰人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射击。薇拉·扎苏里奇的枪声和谢尔盖·克拉夫琴斯基的匕首刺杀之后，恐怖行为日渐增多，于是，军事团体就像20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决定发动一场“总攻”：刺杀沙皇。三十岁的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以前是名老师，因“走向人民”失败而悲愤失意，1879年4月2日，在亚历山大二世像往常那样穿越彼得堡闲逛的时候，他开枪射击。这名被逮捕的激进分子这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我读的书都是纯科学内容，其中就有巴克尔和德雷珀，对这些书经过思考之后，我最终否认了上帝，认为他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刺杀陛下的想法是因为受到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教导而在自己内心产生的；我属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党……”

1863年，出现了一个“反政府组织”（该组织的宣言里是这么自称的），名为“土地和自由党”。它只存在了极短的时间，但1877年又开始从事各种活动。1879年夏，它内部又分裂出一个支派：宣传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加入了一个名为“黑色分享”的组织，恐怖活动的支持者则组建了“人民意志党”。该党的“执行委员会”对皇帝判处了死刑。从1879年4月2日直到1881年3月1日，也就是亚历山大遇刺的那一天，他们可以说是对沙皇发起了名副其实的大围捕。他们人数很少（约二十名成员），但都狂热地忠实于自己的理念。该组织实施了多次暗杀：炸冬宫，在皇帝的专列里放置爆炸物，在亚历山大途经的地方埋设炸弹。沙皇似乎被包围得严严实实，就像一头被围猎的熊。

研究俄国秘密警察的专家罗纳德·欣利发现，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年轻人”为什么对刺杀皇帝这件事这么投入。有些人毫无疑问地认为，沙皇之死会成为人民起义的号角，另一些人则天真地希望继任者实施自由主义改革。但这位历史学家观察到，对大多数激进分子而言，这种刺杀皇帝的执念并不理性，这是一种情感冲动，因革命者无力影响社会而起。

“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解释说：“恐怖主义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政府威权的魔力，事实证明和政府作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以此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增加人民对事业必胜的信心，最终形成适合战斗的力量。”这个观点表达得更为果断。

亚历山大二世的政体比尼古拉一世的要温和得多，但正如托克维尔的论点所示，这种温和反而使对手的怒火越来越大。在改革和体制解放的氛围中，第三处在和反政府力量斗争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往日的效率。卡拉科佐夫刺杀皇帝之后，宪兵队和第三处的首脑多尔戈鲁科夫亲王引咎辞职。代替他的是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在几年时间里，他成功遏制了恐怖主义的上升趋势。不过，1874年，沙皇不满于宪兵队对国家事务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人们都称舒瓦洛夫为彼得四世，于是沙皇就将他“流放”到了伦敦当大使。四年时间里，第三处三易其主。国家和皇帝的安保事务首先被委托给了波塔波夫将军，这人就是个“鸡脑子”，瓦卢耶夫在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继任的梅赞采夫将军作为秘密警察头子，却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被人在街上刺死了。之后上任的是亚历山大·德连捷尔恩，但他既无法阻断索洛维约夫的枪击，也无法阻止冬宫被炸。激进分子趁着德连捷尔恩在场，让尼古拉·克列托奇尼科夫渗透进了第三处，使之可以在秘密警察的核心地带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情报。克列托奇尼科夫将第三局特工的名字全都交给了革命者，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遭到杀害。

不过，第三处并没有坐以待毙。政治审判还在进行。比如，从1876年9月到1877年9月，仅仅一年当中就进行了17场审判。被告的名单不断增加：1877年2月是50人，1878年10月18日就召开了“193人的审判大会”。被告都是年轻人（介于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女性不少。在“50人审判大会”上，有16个相当年轻的女革命者受到了审判，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少女。

薇拉·扎苏里奇的枪声表明，俄国女性并不只从事宣传工作。

“人民意志党”的首领安德烈·哲里亚波夫(1851—1881)判处了亚历山大二世死刑，他自己就是农奴的孩子。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组织者，在同志们中间拥有很高的威望。他被捕后，身为贵族又是省长女儿的女友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1853—1881)接手了他的判决。1881年3月1日，她带着投掷炸弹的人走遍了皇帝有可能会走的不同路线，一直掌控着行动，直至最后一刻。

一系列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刺杀行动背后的推动力，和1865年4月15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背后的推动力完全一样。俄国忽视了一点，即杀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在枪杀总统的时候也在高喊：“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当然，亚伯拉罕·林肯跟暴君完全沾不上边儿。世袭君主亚历山大二世也不是暴君。命运，或者说恐怖行动的运气（若无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的意志力，1881年3月1日的刺杀行动绝对不会成功），使皇帝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登上皇位之后始终在实施的改革戛然而止。

冬宫爆炸（1880年2月5日）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让哈尔科夫总督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将军来彼得堡，他是最后一次俄土战争的英雄。他先是担任“高级执行委员会”主席，负责国家和君主的安保工作，之后被任命为内政大臣。第三处同样也要依靠他。因此，他将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都掌控在了自己手中，但不管对外政策。但他很快就成了刺杀的牺牲品（1880年2月20日）；只是，运气救了他的命。

亚历山大二世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将国内的权力托付给了一个亚美尼亚籍的俄国贵族，此人意志相当坚定，但也理解改革的必要性。米哈伊尔·洛里斯—梅利科夫很快就被称为“天鹅绒独裁者”；据说他的政策“虎头蛇尾”。“天鹅绒独裁者”的计划包括扩大自治，放松审查制度施加在某些领域的限制措施，通过强制回购土地完成农民改革，让反动的公共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退休。

这些做法尤其令人想到了鲍里斯·契切林在媒体上所立的那份纲领，他将这纲领称为“例外自由主义”。这位法学教授写道，“例外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将自由诸原则同权力和法律的原则相协调。从政策计划层面上来看，其口号如下：自由主义措施和强势权力。自由主义措施允许社会采取自治行动，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人身，确保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强势权力让公民确信国家的领导是坚定可靠的，民众是可以依赖它的，但同时这又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它会保护社会的利益，而与无政府主义力量的逼迫和反动党派的叫嚣做斗争”。

洛里斯—梅利科夫这项庞大的计划只是让参政院外围的乡村和城市得以进行极其有限的自治，参政院内部获得部分自治。他想创建一个混合委员会，让政府官员和地方自治局及城市的代表参与进去，由他们来检视改革计划。亚历山大二世拒绝了制宪这一想法。洛里斯—梅利科夫伯爵逐渐引导他，使之承认制宪有其必要性。3月1日，签署完毕之后，打算颁布创建混合委员会的敕令时，亚历山大二世对儿子说：“我同意这个表述，必须承认我们正走在立宪的道路上。”定于3月4日审查由各大臣参与的参政院制订的这个计划。

1881年3月1日，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遭到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和平民妻子叶卡捷琳娜·尤里耶夫斯卡娅—多尔戈鲁卡娅打了招呼，说要出门，妻子求他今天别出去，但皇帝向她保证自己不会有事的。一个茨冈女人曾预言他会在第七次遇刺时身亡，可现在还只是第五次。

第一颗投向皇帝的炸弹就在皇家马车边上炸了开来。护卫队的切尔克斯人被炸伤。亚历山大二世从四轮马车上下来，向护卫说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这时候，第二颗炸弹击中了他，这颗炸弹要了他的命。

激进分子达到了目的。领导“上层革命”的沙皇遭到了刺杀。解放者沙皇的横死标志着两股彼此对立的力量获胜了：坚决反对改革的官僚主义，以及“新人”、知识分子阶层，后者梦想着发动一场革命来摧毁“旧世界”。马克·赖耶夫写道，“在生产力提高、物质福利增加之后，两边都不希望社会得到有机的发展。”对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而言，“这次无意识的联合有一个深层动机”，就是他们对“很大的未知数”，也就是人民感到畏惧。刺杀沙皇并没有导致激进分子所希望的人民起义。弑君使人民感到恐惧，他们相当崇敬“老爹”，憎恨“开明的”革命者。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一事对世界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皇帝死亡之后几个月，“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在美国总统詹姆斯·A. 加菲尔德遇刺之后发布了宣言。执行委员会以俄国革命者的名义，“抗议查尔斯·J. 吉特奥刺杀总统的暴力行为。在一个个体拥有自由、诚实地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将政治谋杀作为战斗的手段，和我们誓要在俄国消灭的那种专制主义属于一丘之貉……暴力只有在反抗暴力的时候才合法”。

1882年2月，谢尔盖·克拉夫琴斯基在欧洲用俄语写道：“我们最终只能采取俄国革命者血腥的措施来和欧洲和解，一方面展现在俄国环境中这是无可避免的特征，另一方面显示像他们这样的恐怖分子并非食人者，而是充满了人性的个体，拥有很高的道德感，对任何暴力的展示都充满了厌恶之情，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只能约束这种暴力。”

对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处以死刑，引发了西方对激进分子的同情。对“人民意志”执行委员会的二十名成员和该组织的积极分子进行审判，导致了无数次抗议。其中十名被告被判处极刑。当时最知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向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发起呼吁。他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俄国政府请注意了……它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势力的威胁。但它必将害怕先行者，害怕每一个经过的人，害怕低声要求仁慈的声音。”

维克多·雨果认为，激进分子的炸弹所蕴含的并不是什么“政治势力”，他的这个论点最终成功说服了遇刺皇帝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宽恕了十名死刑犯当中的九名。只有一个名叫尼古拉·苏哈诺夫的军官因为是军事恐怖组织的创建者而遭到枪决。

5 帝国向东进军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最终将自己的历史命运同整个高加索地区连在了一起，那是中亚地区最广袤、最富裕的地方，俄国在近东和阿穆尔河流域得到了强化，成为最为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尼古拉一世时期并未做到这一点。

——叶甫根尼·塔尔列，1944年

这些所谓的征服，所谓的暴力都是历史上从未完成过的最为有机、最为合法的功业。

——费奥多尔·秋切夫，1844年

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政策极受欢迎，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具有很奇妙的现实性。显然，历史学家叶甫根尼·塔尔列在其专著《克里米亚战争》的末尾所唱的赞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由。1944年，全世界都发现，最初在和德国的战争中惨败的苏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和克里米亚战争进行比较的想法就这样冒了出来。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胜利，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也可以证明，俄国即便失败，也仍然能重建自己的力量。

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受欢迎，同他对现实的分析并没有关系，而是和继涅塞尔罗捷之后担任外交大臣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的方法有关。东方战争失败之后，新任大臣在阐述自己的外交纲领时写道：“人们声称俄国很生气。不，俄国没有生气，是在集中精力。”这话所要表达的是，先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积聚力量，再去处理涉及外国的问题。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的计划形成于1856年8月21日发给驻欧洲各国的俄国大使和使团的一份通告，他的主要理念借用自涅塞尔罗捷男爵于1856年2月写的《论俄国政治关系》一文。该文就是外交官涅塞尔罗捷的遗嘱，他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里，领导着帝国的外交事务衙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使他这个神圣同盟的建筑师相信，“（为俄国着想）就必须立刻致力于国内事务，使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得到发展。这项内部工作是国家的头等需要，凡是阻碍这项工作的外部行动都必须加以排除”。

涅塞尔罗捷认为必须投身于“国内事务”，亚历山大二世事实上也确实实施了他的改革计划，只是国内事务并不涉及成为帝国组成部分的异族人。费奥多尔·秋切夫在提到“所谓的征服”时，表达的是有教养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以苦涩的嘲笑口吻写道：“从摩尔达维亚人到芬兰人，语言各异，却缄默不语，那是何等的幸福！”他被认为是反俄派。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俄罗斯思想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1947年在移居国外时写道：“我们不想见到俄国纷繁复杂的多民族性……照这种天真的理念来看，俄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俄国的构建靠的不是暴力，而是和平扩张，不是征服，而是殖民化，这种理念深深地烙印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还有部分革命者的精神之中。”

1858年，俄国计有7400万居民。人口统计学者将俄国分成了六大区域：欧洲部分，波兰沙皇国的总督辖区，芬兰的大公国辖区，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中亚地区。依据1870年汇总的信息来看，帝国有70.8%的人为东正教徒，1.4%为分裂派教徒，0.3%为东仪天主教徒，0.3%为遵奉格里高利礼拜仪式的亚美尼亚人，8.9%为天主教徒，5.2%为新教徒，3.2%为犹太人，8.7%为穆斯林，0.7%为异教徒。如人口统计学家所说，从“人口的民族构成”来看，72.5%的人为俄罗斯人；但帝国境内也同样生活着6.6%的芬兰人，6.3%的波兰人，3.9%的立陶宛人，3.4%的犹太人（在此被视为民族实体），1.9%的鞑靼人，1.5%的巴什基尔人，1.3%的德国人，1.2%的摩尔达维亚人，0.4%的瑞典人，0.2%的吉尔吉斯人，1.1%的卡尔梅克人，0.06%的希腊人以及同样多的保加利亚人，0.05%的亚美尼亚人，0.04%的茨冈人，最后还有0.49%的其他民族。统计人口全貌的作者指出，帝国欧洲之外部分的民族构成“还没有做过定义，连估算都做不到”。他自己认为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占约19%，在高加索占18%。

有一个观点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提交的统计表中没有列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从俄国1897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来看，“小俄罗斯地区”计有11921086名居民，而“白俄罗斯地区”计有6908148人。东正教人口自动被认为是俄罗斯人。

19世纪末有一个理念，即“民族和种族及语言无关，而是和人民的意识有关”，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认为“面对西方”，“小俄罗斯”无疑“和大俄罗斯一样都属于俄国”。不过，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认为两者有一个集体性差异：“由于气候较为温和，东方专制主义也没那么酷烈，所以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相比大俄罗斯人拥有更多的尊严、更多的独立性、更多的个体性；他们不太积极正面，更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想象力更丰富，更喜欢做梦，更具诗意。”但他也坚信，要想将小俄罗斯变成如同俄国或波兰那样的独立国家，“在小俄罗斯人那里也找不到太多的回响”，这和“1870至1871年法国南部”类似的梦想不相上下。他还说：“亲乌克兰人中最坚定的人从没超越联邦梦这个范围，由此可见仅仅联邦制就能让庞大帝国来源不一的众多人口感到满意。”

虽然缺乏支持独立的运动，但彼得堡当局仍然禁止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学，以及他们对过往历史的回忆。1863年，外交大臣下令严禁“向公众”出版乌克兰语的书籍，尤其是学校课本。几年后，这些指令遭到取消，但1876年，亚历山大二世的一道敕令又禁止出版乌克兰语书籍（虚构作品除外）或从国外引进。这道禁令一直执行到1906年。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就成了乌克兰文化的中心。1866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立宪君主制。除了维也纳议会之外，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选出了两个议事会：一个在利沃夫，一个在切尔诺夫策。历史学家米哈伊尔·德拉戈马诺夫(1841—1895)因揭露俄罗斯化的政策而遭基辅大学开除，于是他移民国外，住在日内瓦，宣扬联邦制。

俄国欧洲部分是帝国的中心，也是一道围墙。芬兰的统治平静如水，那里的居民都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对议事会也很满意，而在西伯利亚，土著人口不多，无法抗衡殖民化。但在高加索地区，1859年8月沙米尔投降之后，战争就没停过。西高加索地区切尔卡斯人一直都在抵抗，1864年初，车臣人臣服之后，又拿起了武器。我们说过，1864年5月，俄军对最终占领该地区进行了庆祝。叛军山民来到土耳其，那些投降的人都被从山里撵了出去，迁移到了平原地区。19世纪的一位俄国历史学家不无满意地发现：“从那时候起，尽管高加索各地不时爆发叛乱，但现在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镇压下去了。”

中亚地区丝毫不用帝国担忧。那儿一直是19世纪60至80年代俄国扩张领土的基地。

除了俄国划分的六个区域（可以视为相应的地缘政治区域）之外，波兰沙皇国的总督辖区是帝国身体上一道并未愈合的伤口。1863年1月，波兰发生暴动，很快就蔓延到了立陶宛。鲍里斯·契切林回忆道：“整个俄国都在骚动不安。”传来的各种信息没人能够证实，但所有人都选择相信，比如义军残忍暴虐，指导他们的是天主教神职人员。1863年夏初，当局集中了6.3万人，带着马刀和刺刀，去打叛军。和1831年的暴动不同，波兰人没有武器；他们只能和俄军硬扛，有些战斗部队虽没受过什么训练，但意志都很坚定。因此，战斗并不对等，可以说相当残忍。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军队首领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不惜采取各种严酷的措施，用极短的时间征服了西北地区，而他也得到了“绞架穆拉维约夫”这一称号。在波兰沙皇国，军事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864年3月。

波兰起义突然就让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和政府和解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自由派和反动派全都异口同声地谴责“叛徒”，支持当局的行动。他们首先指责波兰人忘恩负义。自由派和西方派人士鲍里斯·契切林写道：“我从来就不是波兰的敌人。”他承认俄国参与对波兰的瓜分，“这样的不义令人作呕”。但这位法学史专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想要“减轻自己祖母犯下的不义罪行”，所以允许波兰人政治自治，军队和行政独立：“在周边的所有民族当中，只有他们拥有自由的制度。”可是，“他们对提供给他们的东西不知感激，也没有用理性的行为巩固自己的所得，反而还想要更多……”结果就是1831年的起义，尼古拉一世拿走了“亚历山大一世赠予的礼物”。鲍里斯·契切林认为，“三十年的桎梏是他们刚愎自用应得的惩罚”。

在俄国人看来，波兰人的第二大罪状就是拒绝接受“历史的判决”，拒绝承认自己战败，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费奥多尔·秋切夫用诗意的形象对他们的情感进行了阐释：“我们血流至踝，向死人发起战斗，死人复活，却又是为了新的葬礼。”尤里·萨马林讲的也是同样的话，只是对政治的分析更冷静、清晰。在他眼里，波兰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民族，讲究个体性，他们有权从各个层面来自由表达人民的生活：信仰自由，使用民族语言处理内部事务和有关习俗的事务。但萨马林相信，并不能认为“波兰必须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波兰已经死亡，因为它所表达的就是波兰文化，以及侵略性的天主教原则。拉丁文化向它灌输了要用不自然的方式来和其他斯拉夫人做斗争的思想，而这就导致波兰走向了灭亡”。历史已做出最终判决，历史不会开恩。

第三宗罪直接源自其他两宗罪，那就是叛国。向来激动的费奥多尔·秋切夫是这么写波兰人的：“我们身边的犹太人。”波兰义军背叛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俄国，波兰沙皇国是俄国的一分子。“波兰叛徒”成了内部敌人的同义词。“波兰阴谋”这个表达法特别流行。波兰（拉丁、天主教）阴谋反俄的第一个迷思早于犹太世界阴谋的迷思。“波兰阴谋”说明了很多问题：革命行动，恐怖主义（所以亚历山大二世才会问卡拉科佐夫是不是波兰人；确实，只有“波兰阴谋”才有能力将左轮枪的枪口对准俄国沙皇的胸口）。“虚无主义”文学同时也是反对波兰的文学。二流流行作家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写过不少小说，如《巴汝奇的羊》(1869)和《两股力量》(1874)，统称为《血淋淋的玩笑》，这些小说是反波情绪的浓缩。有个老农民，也就是民众所谓的智者，很有信心地宣布：“我们打波兰人，是因为他们不安分……波兰人很久以来就想让俄国动荡不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去打它……我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打它。”

波兰人最不可原谅的叛国罪行就是呼吁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与波兰暴动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英国、法国、奥地利大使提交了抗议照会，要求对波兰人实行大赦，恢复1815年宪法，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这些都是西方各国良好的意愿，他们根本就不想通过武力来满足自己。俄国对再来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西方各国再次结盟对战东正教帝国）毫不惧怕。许多人都认为路易—拿破仑是反俄阵营的主要鼓动者。尼基坚科就在1863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凡是愿意听的人，他都会说：“为了欧洲的安全，必须消灭俄国。”5月12日，阿列克谢·尼基坚科遇见了外交官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向他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战争还是和平？”——“毫无疑问是战争。”秋切夫回答道。

温和自由派尼基坚科教授无法理解西方激烈的反俄情绪。“如果那样的话，那俄国相比波兰，对人类来说更必不可少。”

我们说过，亚历山大·赫尔岑逆势而为，捍卫波兰，认为波兰人是在为自由而战斗。他在《钟声》里的文章都会题为：“波兰万岁”“悲伤圣母”……他向投入义军阵营的俄国军官致以敬意。1858年创立的《钟声》在改革的头几年具有很大的威望。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甚至都递到了皇帝那儿。但我们发现，这份威望因波兰暴动而削弱了。由于失去了全部读者，报纸于1868年关闭。在尼古拉·列斯科夫名为《走投无路》的虚无主义小说里，头号虚无主义者比奇科夫认为，为了五千五百万人的幸福，完全可以杀死五千万人，还到处宣扬，要肢解俄罗斯帝国：“但愿和我们不投缘的人全都离远点……但愿不想和我们在一起的人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比奇科夫此处模仿的便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观点。

俄国政府采取激进措施镇压起义，但它很快就发现这么做根本不够。在解放农民的筹备工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尼古拉·米留京被从国外召回彼得堡，亚历山大二世想听听他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波兰的上层阶级是不可能打垮的，为了俄国的利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农民改革，以此来吸引底层阶级。受召参与制定这方面法律的尤里·萨马林认为这样会削弱“什拉赫塔的影响力”，但他指出，这项改革，“波兰人完全不能参与”。在尤里·萨马林看来，改革的目的是“把新的保守因子注入波兰社会当中……”尼古拉·米留京有一个更具爆炸性的说法：“面对革命形势，只能采取革命措施。”

1864年2月19日，农民解放宣言发表三周年之际，亚历山大二世签订了向波兰农民免费发放土地的法律。和俄国农民不同的是，波兰农民无需回购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其唯一的义务就是缴清土地税）。国家负责和波兰贵族地主结账，尤里·萨马林着重指出“这么做有利于他们”。

从本质上来看，这项措施确实具有革命性：事实上，法律是以起义军“革命政府”的决策为基础的，由于还在打仗，这项决策并未起效。沙皇政府想以此为契机，建立自由农民阶层（著名的“保守因子”），削弱已丧失物质基础的什拉赫塔。尼古拉·米留京向鲍里斯·契切林解释道：“压制波兰，让它归附俄国，是一个难以完成的梦想；相反，借助农民改革，就能安宁二十五年，也许更久。身为政治家，夫复何求？”

波兰将会安宁四十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正如尼古拉·米留京所预测的那样，“让它归附俄国”根本不可能。削弱了乌克兰的波兰贵族地主权力之后，沙皇政府便赋予了乌克兰农民回购土地的权力，比1861年宣言所定的价格要低得多。如尤里·萨马林所指出的，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西部省份和乌克兰之间，将所有波兰文化的根切断，确保俄国的势力和东正教牢牢地掌控住拉丁—波兰因素”。法国历史学家达尼埃尔·博夫瓦有一本著作专门写1831至1863年乌克兰的波兰人，他认为：两股力量你争我夺，都在争夺掌控乌克兰的霸权，在这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对立当中，俄国永远都在占上风，将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壕沟越挖越深。

军事和社会措施之外，还有一个互补的因素，那就是行政措施：波兰沙皇国被剥夺了所有的自治权，变成了所谓的“维斯瓦省”。波兰的领土此后就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两者拥有相同的权利（和相同的义务）。

还有一个问题与波兰以某种形式关联了起来，打破了帝俄的统一，那就是“犹太问题”。俄国除了继承了瓜分时夺取的那些波兰领土之外，也把这个问题给继承了下来。我们说过，179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了居住区，以此来限制成为女皇臣民的犹太人可居住的地区的数量。她手下的大臣加甫里尔·杰尔查文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问题”的方案，建议将犹太人转变成农夫。但他又很快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在亚历山大二世自由改革的头几年，尼古拉一世当政时期处境极其艰难的犹太人稍微轻松了一点。但1863年的起义成了一个借口，使政府又强化了对犹太人的限制措施，到70年代，改革重启，于是犹太人的地位又得到了改善。亚历山大三世继位，标志着新一轮的反犹措施再次开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06年。

犹太人政策的不断变化无伤本质。只是，两个民族群体在帝俄正式成了外来者：大北方地区的土著和犹太人。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利——居住区，教育机构限制他们入学的人数，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等——根源主要在于宗教。大北方地区的人民都是异教徒，因此就是“他者”“外来者”。按照法律规定，犹太人皈依东正教，可获得俄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但犹太人宗教上的“威胁”并不仅仅同他们的信仰有关，还因为他们自称是“天选之民”。

1877年，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委屈地写道，“一段时间以来”，他收到犹太人的“信”，指责他攻击、憎恨犹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缺点，而纯粹是因为他们的种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断然拒绝了这样的指控，说“俄国人民并不仇视犹太人”。他指出，他个人支持“全面扩大犹太人在立法上的权利，只要可能，他们应该和土著完全平等”。但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人才是天选之民，犹太人说他们和神拥有特殊的关系，他认为那是在渎神。对犹太人的仇视源自两者的对立：国家就一个，所以不可能存在两个天选之民。而且，拥有特权的只可能是土著，“外来者”必然是篡位者。

憎恨犹太人、反犹主义并非只和宗教上的考虑有关。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打开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也给居住区开了一条门缝，以此来换取硬通货。俄国的商人按重要性和资本多少分成三个行会。第一个行会的犹太成员有权住在居住区之外，无须皈依东正教。闭锁的犹太世界不断碎化，犹太人都住在西南各省的小村子里，这都是撼动俄国的改革造成的结果，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新的价值和人生的目标。革命运动都很欢迎这些年轻人（男孩和女孩）的加入，丝毫不操心民族或宗教问题。

资本家和革命者中间出现了令人畏惧的人民代表，这种现象皆因外来者（正是因其外来性而遭人蔑视）而起，从而引发了声势日益浩大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在犹太人数量众多的地区。帝国中部各省几乎没有犹太人，反犹主义仍只具有抽象的宗教特征。但在西南各省，反犹主义就极其活跃。近代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发生于1871年的敖德萨。大屠杀是由希腊商人组织的，他们决定自行解决，找犹太竞争者算账。在其他地方，要找到其他理由也很容易。因此，1881年8月，革命运动“人民意志”（其中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的成员便在乌克兰组织了一场犹太人大屠杀，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波兰领主和犹太佬！”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波兰地主和为其服务的犹太人不满就成了借口。

除了“波兰问题”之外，帝国内部的形势丝毫没有引起当局的不安。俄国还很稳固，能确保安宁。改革的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改善帝国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这是农民解放所引发的新情况。改革对于恢复俄国的力量是有必要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国是不可能不对世界各国发挥影响力的。

“集中精力”作为戈尔恰科夫（他认为必须休整之后再积聚力量）以来俄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帝国的力量和威望只有在盟友的帮助之下才能得到恢复。寻求盟友也就让俄国踏入了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1799年，尼古拉一世时期领导外交事务的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伯爵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除了贸易之外，俄国不应和外国保持任何关系。尽管局势时时在变，会产生新的关系和新的关联，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偶然所致，只会是暂时的情况。”皇帝在页边写道：“神圣的真理。”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在帝国的使命方面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战胜拿破仑之后，他制定的政策是为了捍卫“道德和秩序的永恒原则”，这个政策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尼古拉一世的外交政策的行动半径还有点小。在欧洲，这个政策就是恢复秩序，在俄国边远地带清除革命的温床。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显示了俄国的弱点，它在欧洲的利益范围巴尔干地区日益缩小。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也有地盘，这样一来，它的那块地盘也就变得更为脆弱。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人数众多，似乎是东正教斯拉夫帝国的天然盟友。由于被克里米亚的联军打败，黑海实施中立化政策，俄国便丧失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

寻求盟友的俄国转向了克里米亚冲突的煽动者法国，战争期间，法国是俄国人主要的军事对手。巴黎也表达了想要接近的愿望。塞瓦斯托波尔已化为灰烬，双方很明显是利益共同体。东方战争的借口是是否要扣留伯利恒圣殿的钥匙，无论对法国还是俄国，这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借口。战后，巴黎和彼得堡立刻达成协议，共同保存这些不祥的钥匙。从想要在东方发挥影响力的方面来看，英国是俄国真正的对手。至于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瞧不起：俄国仍然记得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奥地利的“忘恩负义”和“背叛”行为。而奥匈帝国这一边（半数人口是斯拉夫人），则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占据不利地位的“救世主”。

俄法能走近，有着坚实的基础，那就是和英国的对立、对巴尔干地区拥有共同的利益。拿破仑三世希望削弱多民族的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所以支持民族运动，这个政策和俄国的利益可以说完美契合。厌恶奥匈帝国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坚定支持俄国和法国联合起来。

巴尔干地区的共同政策导致了第一个明显的结果：1859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合并了起来。亚历山大·库扎成了亲王。1861年，苏丹被迫同意成立独立的政府。由此便诞生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仍然受土耳其的保护，但这纯粹只是形式上的保护。在塞尔维亚，法国支持奥布列诺维茨家族的王朝，承认其获得王位继承权。1858年，法俄舰队出现在了亚得里亚海，迫使土耳其中止和黑山的战争，同意让后者扩展领土。1857年9月，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三世在斯图加特见面，向欧洲全境展现两个前不久还是敌人的国家衷心谅解了对方。

亚历山大二世不像外交大臣那样亲法。皇帝对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颇感担心，在彼得堡看来，拿破仑三世是在将革命之火越煽越旺。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始终倾向于“思想正统”的国家：普鲁士，以及背叛过自己的奥地利。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和法国结盟有助于俄国大致恢复在巴尔干地区的威望。

波兰暴动让法俄协定破裂了。“克里米亚各国”都支持波兰起义军。法国完全站在他们一边：民主派以自由之名保卫“不幸的波兰”，神职人员则以宗教之名支持波兰的天主教徒。英国同样支持波兰，因为暴动可以削弱俄国，破坏法俄协定，还因为波兰人在英国，特别是爱尔兰更受欢迎。奥地利政府1846年曾无情镇压过加利西亚的波兰人起义，此时也几乎公开支持起义军。

“克里米亚各国”的目的并不是恢复波兰。伦敦并没有忽视，复苏的波兰立刻就会和法国结盟，这样就会让法国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奥地利也很清楚恢复波兰国对斯拉夫人来说根本无法接受。法国知道自己凭一己之力是没法恢复波兰的。而且，支持叛军的任何一方都没想真正帮助它。1863年6月，各国致信俄国，建议它停止军事行动，宣布全面赦免义军，恢复1815年的“宪章”。戈尔恰科夫亲王的回答是，想要谈判，就先让暴乱者投降。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只能进行讨论。

英法两国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针对波兰的谈判之外，但普鲁士没有。我们说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了。但战胜者只是到了后来才出现。其中一个就是参与冲突的皮埃蒙特，意大利就是以它为中心统一起来的。普鲁士是另一个战胜者，虽然它没出兵打过仗。和俄国结盟，普鲁士便得以形成日耳曼帝国，这和以前的方式完全一样，那时候，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之下，从勃兰登堡开始，普鲁士由此形成。

普鲁士是欧洲唯一一个支持俄国政府镇压波兰起义军的国家。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采取了友善的中立政策。但俄国战败之后，普鲁士的政府人士当中就出现了拆解帝俄的计划：波罗的海诸省（连同彼得堡）在普鲁士和瑞典之间瓜分，恢复纵贯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大波兰”，其余地方则在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间分配。博文广识的哈克斯豪森男爵大力支持这些计划，斯拉夫派就从中得到了启发。作者讨论了俄国（一亿人口）的发展前景。英国的盟友普鲁士则致力于让欧洲远离这个危险。

拆解俄国的计划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普鲁士政策中那些持之以恒的趋势，后来这些趋势成了德国的政策，到了20世纪40年代，德国还设法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这些趋势还让人可以了解对另一项政策的抵制程度有多厉害，提出这项政策、后又加以实施的正是奥托·冯·俾斯麦。照俾斯麦的说法，若想以普鲁士为核心，“用铁与血”统一德国的话，就必须同俄国确立友好的关系。他写道：“和法国，我们根本不可能会有和平；如果自由主义的废话或王朝的那些蠢事不会歪曲这场游戏的话，那和俄国，根本就不需要战争。”

外交政策的两个概念也在彼得堡发生了冲撞。俾斯麦提到自己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大使的那个时期，他特别指出了“年轻一代的反德趋势”，他指的就是尼古拉一世之后的那些外交官，特别是戈尔恰科夫亲王。这些反德情绪并不仅仅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如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说的那样，“半数俄国官员和所有药剂师清一色都是德意志人”。斯拉夫派再三声称德意志人是斯拉夫人的敌人。这话主要是指奥地利，但普鲁士势力的增强也开始让外交官和军人坐立不安起来。

亚历山大二世即便在和法国亲近的那段时期，也仍然是“亲德”的坚定支持者。1860年，俄国驻法国大使基谢列夫伯爵向皇帝提出了正式和法国结盟的计划，亚历山大二世在页边写道：“反对谁呢？”普鲁士和奥匈帝国似乎是欧洲安宁的壁垒。而且，俄国沙皇对自己的舅舅威廉王储相当尊敬，1861年，威廉王储登上王位，十年后，又成了德意志皇帝，名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再三说道：“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众多臣民及高官不同，他对我们有好感……我们可以认为在他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当中，不太会让俄国来反对我们。”离开彼得堡之前，普鲁士大使向沙皇道别，他对沙皇说很遗憾要离开这个他很喜欢的国家，亚历山大二世立刻就建议他转而为俄国服务。但俾斯麦另有打算。

对俄国外交政策定位问题的讨论到1863年就结束了。当时，只有普鲁士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军。亲身见证这些事件的奥托·冯·俾斯麦认为他在彼得堡的使命之一就是对抗他所谓的戈尔恰科夫的“亲波”政策。沙皇向这位普鲁士大使解释说，波兰作为叛乱的温床，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支持，所以存在一个想要恢复到1815年局势的计划。但又不可能让波兰人俄国化，因为他们信仰天主教，俄国行政部门也缺少这样的经验。“俾斯麦说他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普鲁士大使说到了自己反对俄波关系正常化的理由，说得很简洁：俄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关系好，就会使俄法关系得到强化。

1863年初，普鲁士将军古斯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在彼得堡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普鲁士不得对波兰起义军提供直接或间接的任何援助，如有需要，需从边境一侧积极参与对叛军的镇压。对俾斯麦而言，阿尔文斯莱本协议（最终定名）不具军事价值，而有外交价值。“铁血宰相”承认，俄军若无普鲁士的援助，仍可打败波兰叛军。对于这一点，俄国政府内部反对和普鲁士接近的人，尤其是戈尔恰科夫亲王和康斯坦丁大公都很清楚。签订协议的决定是亚历山大二世做出的。俾斯麦得出结论：“协议可以说是虽败犹胜，赢了一局。”俄国政府内部两种趋势，即反波君主制一派和亲波泛斯拉夫一派之间的冲突，以前者胜出而告终。

在没有普鲁士援助的情况下，俄军镇压了波兰的叛乱。但普鲁士获得了俄国的同意，夺取了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省，作为签订阿尔文斯莱本协议的报酬。1864年，普军冲入丹麦，以援助同胞之名，向少数族裔德意志人伸出援手，这些德裔民众都生活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很久以来，普鲁士就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这两个丹麦省份的诉求。戈尔恰科夫激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俄国完全无法忍受环带成为第二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但他没法直接反对皇帝的意志。同样，普鲁士和丹麦之间古已有之的友谊和亲缘关系也不会成为他们和普鲁士发展亲密关系的障碍。

1864年，普鲁士战胜了丹麦，踏出了通往帝国之途的第一步。1866年，又跨出了第二步：普军击败了奥军。这次，除了俄国保持友善的中立态度之外，法国也持中立态度，普鲁士便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但1870年，法国就因此成了普鲁士的牺牲品。战胜奥地利使普鲁士可以创建北德意志邦联，囊括了位于美因河一线以北的所有国家。1815年战胜拿破仑的那些国家对欧洲所作的划分此时发生了改变。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强大的邻国出现在了俄国的西部边界地带。在俄国的领导层，许多人对此都很恐惧。但有一小批由外交官和军人组成的有影响力的群体却认为，和普鲁士走得近可以确保俄国边界的安宁，使俄国可以采取积极向东推进的政策。

19世纪末确立的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的大事记还记录了1856年（签订巴黎条约，俄国失败）之后的事：1858年，吞并阿穆尔河地区；1859年，占领高加索东部；1863年，波兰起义受挫；1864年，占领西高加索。之后就是向中亚地区成功推进：1865年，夺取塔什干；1868年，夺取撒马尔罕和布哈拉；1873年，征服希瓦；1875年，吞并浩罕汗国；1881年，夺取盖奥克泰佩阵地。此外，大事记还记录了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

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所说的“集中精力”政策在该部的亚洲事务处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该处负责俄国在巴尔干地区、亚洲、远东地区的政策，同样采取抵制措施的还有战争部。中亚受到了扩张主义政策支持者的关注。俄国很久以来就对这个方向感兴趣，只是当时还不认为那儿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但19世纪50年代末，中亚的作用急遽增长。到1850至1861年，彼得堡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专门讨论中东地区的政策问题。1861年，拥有二十八年外交经验、少将军衔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被任命为亚洲处处长。1856年起，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就在伦敦担任武官一职，他坚信英国是俄国的头号敌人。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对英国实施打击，就能解决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一直到70年代末，伊格纳季耶夫都将在俄国外交政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如1864年起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亚洲处处长得到了奥伦堡和东西伯利亚的军事首长的支持，他提议马上向中亚地区发动攻势。伊格纳季耶夫的计划是安娜·约安诺夫娜在位时期的伊万·基里洛夫计划的延续，基里洛夫建造了奥伦堡(1736)，还梦想“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分隔开来的诸多省份统一起来”。

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人前仆后继地涌入中亚地区。1853年，占领浩罕汗国的大型要塞阿克—梅切特（相继更名为佩罗夫斯基堡、克孜勒奥尔达）之后，俄国又夺取了锡尔河下游河道，边界也从奥伦堡迁至土库曼斯坦的边缘地带。夺取巴尔喀什湖南部盆地（1854年创建了维尔内城，后来成为阿拉木图）之后，边界又迁至七河地区。伊万·基里洛夫的梦想成真了。

19世纪初，中亚地区相继成立了布哈拉、浩罕、希瓦诸汗国。它们都成了俄国扩张政策的靶子。俄国以生活在俄国领土上的商队和土著部落遭劫掠为借口。两个动机形成了俄国政策的底色：政治上，要阻碍英国在亚洲的计划；经济上，俄国工业界对贸易发展感兴趣。

6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支持戈尔恰科夫亲王的观点，也就是使欧洲成为外交领域的主要战线，拒绝恶化和英国的关系。1863年的波兰起义使局势发生了变化。英国在外交层面上果断加入义军。1864年11月，皇帝在向中亚地区推进的计划书上签了名，这个计划是外交部和战争部联合筹划的。其间开始了军事行动。1864年7月至9月，俄军沉重打击了浩罕汗国的军队，后者是俄国最强劲的对手。第一次进攻失败之后，切尔尼亚耶夫将军于1865年6月夺取了塔什干城。这是中亚最重要的城市，有十万人口。希瓦汗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从而成了俄国的保护国。1866年5月，布哈拉埃米尔的军队遭到歼灭。这次皇帝又签署了一份敕令，使埃米尔成了俄国的附庸。

从这些轻易得来的胜利来看，俄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征服高加索之后，与山民作战的老兵集结起来，并配备了线膛枪，克服了彼得堡政府内部最后的抵制。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军队装备差，训练差，无法阻挡“白色沙皇”的军队，他们就是这么称呼俄国皇帝的。不过，俄军在穿越沙漠的时候，炎热和疾病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1867年，设立突厥斯坦省，确保俄国牢牢地掌控中亚地区两条大河（锡尔河与阿姆河）的河谷地区。省长将军权和民事权全都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获此职位的就是那个时代俄国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专家考夫曼将军。

考夫曼省长在中亚核心地区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和战争部通力合作，向希瓦和土库曼部落发动攻势。1869年，夺取克拉斯诺沃茨克。1873年，俄军向希瓦进发；5月，攻陷希瓦汗国。大汗签了条约，承认作为彼得堡属国的地位。1875年，浩罕汗国的民众起来反对可汗，遭俄军无情镇压。这次，年轻的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8)突然就在整个俄国成了名人。他被任命为费尔干纳地区（之前的浩罕汗国）的军区司令。

70年代中期，中亚的一大部分地区成了各种形式的俄国属国：有些地区成了帝国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地区暂时成为附庸。战争大臣米留京在报告中写道，俄国胜利的“回响远远超出了中亚边界。丝毫无法容忍我们在这片地区得手的英国人对此倍感忐忑”。

眼看“俄国熊”快要接近印度边界，英国自然很警惕。俄国发现英国人忐忑，它自己也开始忐忑起来。彼得堡要寻找盟友。当美国的北方和南方发生战争时，俄国断然支持林肯政府。为了展现帝俄对美国共和人士的热烈情感，彼得堡还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参战。公开支持蓄奴制的英国从这个举动看出俄国对英国的政策颇为不满。卡拉科佐夫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于1866年4月向俄国致函，内容颇为特别，信中说，美国人得知亚历山大二世性命无虞，皆欢欣鼓舞。参议院的特使前往彼得堡，想要亲自将这封信交到皇帝本人的手上。

当时，针对将“俄属美洲”卖给美国人一事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谈判。1842年，罗斯堡经由俄美公司出售给了约翰·塞特，阿拉斯加问题于是浮上了水面。1858年，俄国驻华盛顿大使收到指示，要求他谨慎行事，让美国人知道俄国是不可能同意出让阿拉斯加的。美国内战一旦停止，谈判就会进入更具体的阶段。

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有必要放弃这块遥远的海外领土，他这么想是有不少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俄国确信自己是个欧陆强国。这也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观点。1812年，夏威夷诸岛提出想要受俄国的保护，拿破仑的战胜者予以了拒绝。俄国并没有适于劈波斩浪的舰队，也不想建造这样的舰队。帝国向远东推进也让俄国的利益点发生了偏移，从美国海岸转移到了中亚和满洲地区。

美方也有许多人反对收购阿拉斯加，这片冰天雪地似乎完全没什么用处（要到1896年才在那儿发现黄金）。这个想法本身就被称作“苏厄德之蠢”，这个名字取自国务卿苏厄德，他一直坚持己见，想要让这事尘埃落定。俄国大使斯托克列男爵要价一千万美元，威廉·苏厄德的报价是五百万。1867年，美国同意支付七百二十万美元将“俄属美洲”买下。

这笔生意谈成的时候，俄国正在向中亚地区推进。亚历山大二世正“集中精力”，想巩固向东扩张的计划。为了使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稳固，彼得堡于1875年将和日本关系正常化。1855年，普嘉金将军出使日本（借助佩里准将的美式炮舰“发现”这个国家之后），签订条约，确定了库里尔群岛位于伊图鲁普岛和乌鲁普岛之间的两国边界。因此，日本获得了哈伯迈岛、施科坦岛、库纳西尔岛和伊图鲁普岛。萨哈林岛被宣布为两国“共有”。二十年后，俄国同意向日本出让库里尔群岛，条件是日本放弃对萨哈林岛南部地区的主张。

俄国的舆论并不同意这样的协议，因为这样减少了帝国的领土面积。《呼声报》是彼得堡有影响力的媒体，也是温和自由派的机关报，该报由于批评出售阿拉斯加而遭审查迫害。“用库里尔群岛交换萨哈林，俄国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还在这场闹剧中受了骗上了当，因为如果日本在库里尔群岛上修建坚固的港口，由此切断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之间的联系，那俄国就会丧失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成为笼中之鸟。但如果它留下这些岛屿，那太平洋就会永远向它敞开。”

移民国外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基·维尔纳茨基在1927年写道：“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将俄国一部分领土这么轻易地出让给邻国，着实令人震惊。能如此轻易，可见俄国政府和舆论内部对实力的认知已经崩塌。”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政府和社会都太过于操心国内事务。1995年，同样的国内事务正持续受到社会和政府关注的时候，研究俄国远东政策的一位专家深信不疑地写道：“1867年将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卖给美国，割让库里尔群岛给日本，可以说是沙皇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误，对俄国在太平洋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一直到20世纪末，库里尔群岛问题始终都是俄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人们刻板地认为帝俄扩张领土是自然而然的运动，和欧洲各国的征服政策毫无共同点。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和欧洲》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客观公正地审视这件事，就会发现俄国的所有领土都不能视为是靠征服得来的，不能认为具有反民族的意义，从而遭到人类的憎恨。”亚历山大二世同意不战而失地，是经过冷静计算的，这在俄国的历史上也堪称独一无二。

俄国在欧洲的成功可以减轻因丧失“俄属美洲”所引起的痛苦。1855年俄国战败所签订的巴黎条约遭到废除，这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之后俄国外交政策上的一大任务。他等了十五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向唯一“忠心耿耿的盟友”表达善意，俄国帮助普鲁士成了强大的帝国。

普鲁士与法国发生战争，在俄国看来，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趁机宣布无须遵守巴黎条约限制其黑海权利的条款。法军在梅斯投降，承认法国战败之后，1870年10月，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向欧洲各国发了一份通报。英国和奥匈帝国激烈反对俄国单方面做出的这个决定，但它们没有任何手段来加以阻止。美国支持俄国。更重要的是普鲁士的支持。俾斯麦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1870年，我们自愿加入俄国这一方，就是为了摆脱巴黎条约的种种限制。这些限制很不自然，禁止在自己国家的沿海地区周边自由流动，对像俄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实在太羞辱人，始终觉得不可忍受。”德国首相毫不讳言：“此外，我们对俄国大军向东进发毫不介意。”换言之：俄国向东，而非向西推进，对德国而言是好事。

1871年初，经俾斯麦倡议，欧洲各国齐聚伦敦开会。会上同意撤除加诸俄国、土耳其以及沿海诸国的限制。俄国因此就能在黑海拥有自己的舰队，建造军事基地。事实上，俄国之前就已经在建造战舰了。签署伦敦协定之后，俄国七年时间没有造出一艘军舰，虽然戈尔恰科夫的通报特别提到新型军舰——铁甲舰——的出现，使得巴黎条约的限制对俄国来说更为难受。但重要的并不是铁甲舰（和土耳其发生冲突期间，缺乏战舰尤为明显），而是大国的威望。这种威望会重新得到确立。费奥多尔·秋切夫在写给戈尔恰科夫亲王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俄国外交上的这一大胜利欢欣鼓舞之情：“没错，你们信守承诺，既没有开炮，也没有花一个卢布，心爱的俄国土地就又拥有了自己的权利。”

这确实是外交上的胜利：没有发生战斗，只是利用欧洲有利于自己的局势，便在1855年战败之后拿回了失去的东西。但这十五年里，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普鲁士成为帝国。伦敦会议期间，普鲁士的威廉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自己是“德意志皇帝”。俾斯麦说威廉想要成为“德国皇帝”。但首相由于担心德国的许多君主会表示不满，便说服他选择“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这个名号。

1872年9月，亚历山大二世前往柏林，俾斯麦也邀请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前来。首相计划和最近被打败的奥匈帝国结盟，同时也吸收俄国加入这个盟约。三国于是签订了条约，欧洲后来称之为“三皇协议”。事实上，皇帝们并没有真的签订协议，它们只是在1873年交换了对三个问题的看法：欧洲边界如何维系；东方问题；共同采取措施抵制威胁皇权的革命风潮。这似乎又回到神圣同盟的传统路子上去了，只是这次德国占了主导地位，完全将奥匈帝国和自己的政策捆绑在了一起。1949年，针对三个皇帝在柏林会晤一事，叶甫根尼·塔尔列认为“协议”只不过是“俾斯麦最擅长的托词和障眼法，而这完全触犯了俄国的利益”。

这位苏联历史学家是在纳粹德国战败之际表达了这个观点的，但“三皇协议”的许多同时代人也都支持这个看法。负责俄国外交政策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认为普鲁士变成一个大帝国对俄国而言是个威胁。但最后拍板的是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像是喝了柏林的迷魂汤，认为他舅舅的帝国是个抵制革命、解决东方问题的忠实盟友。

在俄国社会，克里米亚战争激发了人们对外交政策的浓厚兴趣。自由主义改革使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无需和官方观点强行保持一致，而其中涉及的观点首先就和外交事务有关。分析国际局势的报章变得更具影响力。法国大使发现了俄国媒体的这个新角色，他在《呼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人批评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政策。报纸（印量达到两万份，在当时那个时代算很多了）收到了政府的“警告”。米哈伊尔·卡特科夫(1818—1887)先是从1856年起担任《俄国信使报》编辑，后又自1863年起担任《莫斯科新闻报》编辑，后者同样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起到了主要作用。卡特科夫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同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成了好友，随后他又致力于文学批评，在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认为英国是国家组织的典范。波兰起义促使他重新思考起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后来无法原谅他的“叛变”、他的过渡，他的那些对手后来说他站在了“蓄奴制的反动阵营里”。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成了古典教育的狂热支持者（支持增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学习时数），反对学习自然科学，认为那是“革命者”的发电机；他发声支持专制君主，成了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使命就是解放斯拉夫兄弟。以前，俄国从来没有一个政论家对国家政策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后来也很少有记者会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力。卡特科夫在和瓦卢耶夫大臣辩论的时候，声称会停办《莫斯科新闻报》。亚历山大二世于是当起了“和事佬”。1866年夏，住在莫斯科的沙皇和卡特科夫见了面，要他恢复报纸出版。1870年初出版的一份小册子列举了这位《莫斯科新闻报》编辑的功绩：“谁在领导整个俄国？谁让大臣们上上下下？……谁将俄国人从波兰人的手中拯救了出来？……是米哈伊尔·尼基弗里奇·卡特科夫。”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是因为他在字里行间支持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一旦发现皇帝有悖于他所理解的俄国的利益，政论家就会批评皇帝。这儿所涉及的首先就是外交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舆论大多都站在了他的一边。这一点在1863年尤其明显，当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其社论中呼吁粉碎波兰起义，还指责赫尔岑，我们说过，赫尔岑在伦敦的《钟声》上发声，支持波兰人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当国家和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俄国舆论选择国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则紧随其后，抛弃了赫尔岑。不过，卡特科夫认为波兰叛乱只是一场战斗，和自由无关，而和权力有关，“从叛乱的起源和特征来看，这就是一场耶稣会的阴谋”。

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斯拉夫倾向源于他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认为，和斯拉夫的敌人德国发展友谊对帝俄很危险。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观点反映了俄国大多数人的看法。1870年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支持普鲁士（尽管官方态度是保持中立）。舆论则站在法国一边。忠于事实的编年史作者阿列克谢·尼基坚科在1871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有机会走过的所有社会当中，都表达了对旗开得胜的普鲁士人的敌视，对法国遭遇不幸的同情。无论男女，无论普通人还是受过教育的人，一律都持此观点。”另一个同时代的人言简意赅地归纳了当时的局势：“在法国战败，德军得胜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和舆论从未出现过如此龃龉的情况。”

普鲁士得到增强、变成帝国，使俄国旧有的敌视之上又多了一层恐惧。观点各异的人都表达了反德情绪。米哈伊尔·巴枯宁痛斥“德国沙皇”，即罗曼诺夫家族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他讲起了“两百年的德国桎梏”，认为“最好和德国人开战”，甚至还说“斯拉夫人必须这么做”。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将军(1843—1882)是中亚战争和土耳其战争中战功赫赫的英雄，他也兴致勃勃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白色将军”的诸多肖像来看，这位身着白色军服的年轻指挥官骑坐于一匹白色骏马上，1917年之前，这些肖像一直装点着俄国的住宅。这位英雄广受欢迎，所以他的观点也就有了分量。对斯科别列夫将军而言，一切都很清楚：“没错，我国到处都是外国人！他们的手伸得到处都是。我们成了其政策的玩偶，阴谋的牺牲品，武力的奴隶……如果你们问我这些外国人、滑头货、阴谋家、敌人当中，哪些人对俄国人和斯拉夫人最危险，我会对你们说……是德国人。我要再三向你们重复，我们的敌人就是德国人，你们千万别忘了！”1

1：Général M. D. Skobelev,《My ne xozjaeva v sobstvennom dome》, Istočnik, Nos 5—6, 1993,p. 59.

1875年春，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对法国恢复得这么快感到惴惴不安，于是着手准备接下来的冲突，正如俾斯麦所说，这么做是为了让“病恹恹的法国恢复不了健康”。一旦德法爆发战争，俾斯麦就会悄悄地通知和自己相同立场的那些大国。奥地利觉得这对威廉一世的帝国并没什么好处，但它自己又太弱，没法反对柏林的计划。虚弱的意大利就更是如此了。现在就剩下俄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俄国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坚决反对和法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在这一点上，战争大臣米留京支持他的看法，宫廷里的人都称之为“敌德派”。1875年5月，戈尔恰科夫给俄国大使们发了一封通告，宣称经过俄国的努力，欧洲的战争威胁消失了。英国不愿让彼得堡政府独占和平的荣耀，便表示反对预防性战争的计划。

在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时，俾斯麦把所有的过错都扔到了戈尔恰科夫身上，如德国首相所写，戈尔恰科夫毫无理由地指责他想要和法国开战的企图。俾斯麦解释道：“唯一可以确保俄国友谊牢不可破的就是正在统治的皇帝本人。”当戈尔恰科夫成功让亚历山大二世了解到德国政策的危险性时，俄国的政策便开始发生了改变。俾斯麦亲王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于是向戈尔恰科夫发出了如下警告：“我坦白地对您说，谁是我的朋友，那我就是他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那我就是他的敌人。”

戈尔恰科夫被列入俾斯麦的敌人之列。亚历山大二世则是潜在的盟友。德国首相千方百计将俄国的政策导向东方。叶甫根尼·塔尔列写道：“聪明的俾斯麦竭尽所能想点燃俄土战争，而后来愚蠢无能的威廉二世则想推动俄日战争。”俄国政策的东方战略不仅将彼得堡的注意力从欧洲事务上引了开去，还让俄国和奥地利对着干，而且俾斯麦也同样让奥地利转向东方，向后者承诺会帮助它夺取巴尔干的土地，以此来抚慰奥地利丧失意大利土地之痛。炮制“三皇协议”的俾斯麦让其中的两方彼此争斗，自己则抽身事外，同时表明自己会支持俄国和奥地利。俾斯麦灵活的外交手腕使得在俄国人的口中，“德意志”成了专门指称奥地利的词语，从而让奥地利成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直接对手。

俄国的舆论出其不意地倒向俾斯麦一边。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想法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后者认为那是解放战争，可以让被穆斯林压迫的斯拉夫人获得解放。但在斯拉夫派看来，冲突所要达成的那些目标实在太过庞大。19世纪60年代的后五年，《俄国与欧洲》一书的作者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坚信：“或迟或早，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和欧洲的战争（或至少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战争）都难以避免，因为事关东方问题，也就是说事关斯拉夫人的自由和独立，事关对沙皇格勒的占领，而在欧洲看来，这都是俄国的狼子野心，而在每个名副其实的俄国人看来，这是他们历史使命的绝对要求。”

这位斯拉夫派的理论家挑明了这个难题：一定要解决东方问题，如此才能解放遭受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人，夺取君士坦丁堡。既然欧洲不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决，那战争就不可避免。对达尼列夫斯基和其他斯拉夫派而言，解决这个地缘政治难题具有神秘的价值感：这样做，就能达成俄国的“历史使命”。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将东方问题视为欧洲和亚洲、海滨地区和大草原的战斗。但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并不认同这种阐释。他断言这并不是东方和西方的战斗，而是罗马—日耳曼世界和希腊—斯拉夫世界的战斗。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将使俄国成为未来“泛斯拉夫联盟”的核心，以此来和“解体的”罗马—日耳曼文明抗衡。俄国有志于创造斯拉夫人民年轻的崭新文明。达尼列夫斯基写道，到了那个时代，土耳其人由于占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所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不遗余力抵挡“罗马—日耳曼的压迫”和“西方的异教”。在出现斯拉夫人天然的捍卫者俄国之前，奥斯曼帝国还是有用的。

米哈伊尔·巴枯宁所梦想的“伟大自由的斯拉夫联邦”囊括了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的自由人民，他的这个目标和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联盟”的目标完全一致：就是“帮助我们惨遭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土耳其桎梏的斯拉夫兄弟”。1862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只要还有一个斯拉夫人仍然受到德国、土耳其或其他国家的桎梏”，我们就不会插剑入鞘。

自1864年起即派往君士坦丁堡担任俄国特使，后又于1867年起担任大使（在奥斯曼帝国的都城待了近十三年）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就是斯拉夫派计划的现实版。他认为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地区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即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就能确保俄国南部边界的安全，在黑海发展贸易。俄国的这位外交官将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视为削弱奥斯曼帝国政策的可靠盟友。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的计划的要点是这样的：恢复俄国的威望，强化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影响力，和英国、法国、奥地利的影响做斗争，对最高朴特施加影响力，弱化俄国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盟友关系。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计划与外务大臣戈尔恰科夫所主导的俄国的官方政策相左，而后者受到了沙皇的支持。但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还是保住了位子。而这得益于宫廷、战争部以及媒体对他的支持。

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的高光时刻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1875年夏，巴尔干人起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人民起义，该地位处奥斯曼帝国的西北部。翌年，起义军打到了保加利亚。1877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入了反抗土耳其的战争。

这场巴尔干人点燃的火灾当中，每一处着火点之所以越燃越旺，都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土地属于土耳其人来到之后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耕作的农民或是东正教徒，或是天主教徒。穆斯林占了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因此，暴动首先具有社会特征，是一场反对地主横征暴敛的起义。苏丹新课税种等于是在火上浇油。洛多皮山区的保加利亚人暴动遭到了令欧洲震惊的残酷镇压，也是属于同一种性质。巴什波祖克这个词也就成了土耳其野蛮残暴的同义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土耳其军队并没有压制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义军。俄国那时候并不认为有必要和奥斯曼帝国开战来解决东方问题：只要说服塞尔维亚和黑山参战，为其提供物质支持，让志愿军援助即可。1876年，黑山和塞尔维亚相继向土耳其宣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对塞尔维亚人说：“你们只要宣战，俄国就会跟进。”

19世纪60年代初在莫斯科创建的斯拉夫委员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目的是推动泛斯拉夫主义的理念。其行动多次和官方政策相悖，但得到了政府内部斯拉夫派圈子的支持。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的暴行，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入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对斯拉夫委员会的行为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斯拉夫委员会对“十恶不赦的恐怖暴行，女孩子们被活活烧死”，还有巴什波祖克的肆意掠夺提出了指控，说这一切都是“在古老伟大的东正教沙皇国废墟上安营扎寨的亚洲人”，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杰作，都是因为“整个西欧合力”，才得以让奥斯曼帝国存在下去。

捐赠物资像雪片般飞向斯拉夫委员会，以援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但官方禁止地方自治局用自己的钱支援南部的斯拉夫人。教会组织筹款，公务员也捐出了一定比例的薪水。委员会仅靠自己（其他捐赠物资直接寄往黑山、塞尔维亚、黑塞哥维那）就筹得了一百五十多万卢布，以解决巴尔干人暴动之需。

俄国始终都和土耳其保持和平，但在莫斯科邻近委员会的地方开设了一处征兵办公室，志愿者们（基本上都是退役军人）都在此报名参加塞尔维亚的军队。参战军人数量达到六千。中亚战争英雄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将军也亲自前往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米兰亲王任命他为军队统帅。很快就发现，人数不多、训练差、装备差的军队（塞尔维亚并无常规军）根本不敌作战经验丰富的土耳其士兵。必须拯救塞尔维亚。

“巴尔干暴动”有好几个着火点，但没能连成一片。俄国的斯拉夫派没有明白的是，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反抗土耳其压迫的全国性的东正教运动。巴尔干半岛的两大主力民族，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两者之间的敌对关系有时不亚于和土耳其人的敌对关系。保加利亚人对希腊人的憎恨胜于对土耳其人的憎恨。1873年，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31—1891)继达尼列夫斯基之后，在一篇名为《泛斯拉夫主义和希腊人》的文章中说，保加利亚的教员向学生灌输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牧首的憎恨之情，对学生说“苏丹的政府如慈父一般，将保加利亚人从希腊人手中拯救出来”，因此要对苏丹政府效忠。

巴尔干地区的动荡为“东方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篇章：奥斯曼帝国崩溃再度成了一种威胁，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1875至1876年，欧洲各国的外交行动相当密集，目的就是维系奥斯曼帝国，并迫使其进行有利于基督徒的改革，也就是说让最高朴特放松对巴尔干地区的压榨。他们要求土耳其人赋予当地人自治权，扩大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领土。让保加利亚独立的计划正在拟定之中。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显得特别活跃：他代表俄国参加了君士坦丁堡的会议，且在欧洲多方走动，试图让西方各国明白，必须对土耳其“实施牵制”。

“欧洲各国协调一致”（“六大国”指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大多支持压制土耳其，迫使其在巴尔干地区实施改革。法国新生的共和国尽管仍然动荡不定，但也做了很多工作。意大利并没有自己的东方政策。普鲁士支持俄国。1876年夏，亚历山大二世在赖希施塔特和弗朗茨—约瑟夫会晤，最终和奥匈帝国达成了谅解。

而英国则反对俄国的政策。俄国的舆论对此义愤填膺。1876年8月25日，阿列克谢·尼基坚科写道：“这项任务最棘手之处就是如何驯服英国，英国就是一头狂吠的狗，只想着扑向俄国。”巴尔干危机日益严峻之时在瑞士游历的尼基坚科发现到处都是敌人：“如今，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竟已成了同义词，我总是能时时处处看见许多英国人，这让我很害怕。我就对自己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冒出一个巴什波祖克或切尔卡斯人，向我扑来。”

俄国对英国的不满是有根据的。托利党党魁迪斯雷利通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千方百计反对削弱奥斯曼帝国的提议。俄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对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后者遭到废黜和杀害。政变的谋划者就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米德哈特帕夏，他坚决不愿对基督徒作出让步。1876年5月坐上皇位的穆拉特五世在当年8月遭到推翻。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反对改革。被任命为大维齐尔的米德哈特帕夏制定了宪法，并于1876年12月颁布。令欧洲震惊的是，土耳其竟然成了议会君主制国家。因此，正如苏丹政府所指出的那样，对扩大基督徒民众的权利进行讨论就没了方向：帝国内的所有人自此以后都拥有相同的权利。

1877年3月起，伊格纳季耶夫将军在欧洲兜了一圈，去了柏林、维也纳、罗马、巴黎。他的提议处处都受到了欢迎。只是，伦敦并没认可。但由于大多数国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伊格纳季耶夫便召开了一场会议。他向土耳其提议的改革计划再次获得采纳。苏丹得到国会的支持，否决了这项提议。亚历山大二世对此的回复就是宣战，他在宣言中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考虑受压迫基督徒的呼声。

只有俄国投入了战争，它只和罗马尼亚签订了盟约。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过去了二十二年。在这段时间内，俄国已进行了改革，军队的指挥官是战争大臣德米特里·米留京。军队得到了重组（1874年，六年服役期和所有人义务服兵役的规定得到了确立），装备现代化，依照欧洲式样设计了新军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以为俄军可以轻易击败土军。但许多事情仍然未变，尤其是对冷兵器的信奉，刺刀也仍然是步兵的主力武器。著名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米哈伊尔·德拉戈米洛夫将军认为“火器为自保之用，而白刃对应的是个人的牺牲……牺牲的象征就是刺刀，唯此一家”。受这种流布极广的观念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教士兵射击射得远、射得快就是道德上的堕落之举。

俄国的军事干预受到了普鲁士的欢迎，奥地利对此也并不怎么害怕。但担心俄国人征服浩罕的英国已不再恐惧，他们认为对土战争会让俄国的注意力从中亚转开。对土战争获得了俄国社会的热烈赞许。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仍然是俄国历史上的英勇篇章，但这场由尼古拉一世发动的东方战争的意义仍晦暗未明。1877年战争的目标就要高尚得多了：俄国是为了拯救斯拉夫兄弟。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战争，他说：“从俄国一方来看，斯拉夫民族突然出现的利益超越了纯粹的政治利益……”

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在广播里宣布对德战争胜利，他特别宣告：“斯拉夫人民为自身的生存和独立所进行的百年战斗，以对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的胜利而告终。”伟大的卫国战争因此不仅是民族的要求，还将占据和19世纪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同等的地位。1995年，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断言：“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在19世纪只发动了一场战争，那就是巴尔干地区的解放战争。”在他看来，征服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不能算是战争。

挑起与奥斯曼帝国敌对态度的俄国统帅和舆论坚信，这场冲突短时期内将会以俄国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他们没把土耳其军队当回事。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开启：高加索地区和多瑙河诸省。在高加索地区，由洛里斯—梅利科夫指挥的军队于1877年5月占领了阿尔达汉要塞，阻断了土属亚美尼亚的道路，并继续向埃尔祖鲁姆进军。7月，俄军失利，被迫撤退，解了卡尔斯之围。6月底，俄军主力部队越过多瑙河，匆忙穿越保加利亚北部地区，陷入巴尔干地区的山口，与土军展开了血腥的战斗。

土军之顽强并非是令俄军震惊的唯一原因。保加利亚的那些富农比解放者过得要好得多，和这些人遭遇也令俄军很吃惊。进入崎岖难行的山区，俄军身后还带着大量的辎重，他们本以为土耳其人已经使保加利亚满目疮痍（官方宣传就是这么说的），什么都找不到。可是，他们发现这个亟待解放的国家竟然仓廪实，牛羊多，完全可以确保军队的给养。自此之后，保加利亚人不群起反抗土耳其人（战前的俄国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事实上，也只有少数人自愿加入俄军。

哈森坎普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相信在高海拔地区，到处都是蜂拥而来的志愿者：得花时间组建新的分队。我们现有六支部队，可是，直到今天，一个保加利亚人都没来加入。”

6月，俄军快速推进，但8、9两月，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俄国对土耳其的要塞，比如希普卡、普列夫纳都耳熟能详，于是派出步兵强攻要塞，结果损失惨重。官方的情报——“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静”——显得颇为讽刺。1月，局势发生变化：在极端严酷的冬季气候之下，俄军士兵发动三次进攻，夺取了普列夫纳，迫使土军的奥斯曼帕夏投降。巴尔干地区的最高峰从此以后就被抛在了身后。俄军士兵面前的这条路径直通往沙皇格勒。先头部队在距君士坦丁堡10至15公里处停了下来。军队司令部迁往圣斯特凡诺。1月19日，在哈德良堡决定休战。1878年2月19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圣斯特凡诺签订和约。此时，还在集结兵力的洛里斯—梅利科夫再次包围卡尔斯，夺下了这座要塞，这样就可以再次向埃尔祖鲁姆进军。

军事史学家亚·克列斯诺夫斯基在对战争进行总结的时候写道：“俄军的指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惨不忍睹，到第七个月则光彩迸发。”胜利确实辉煌，还带来了和约，可谓意义非凡。签字的是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巴尔干地区的地图发生了变化。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获得了完全独立，扩大了版图。保加利亚得到了马其顿，成了自治公国，向土耳其交贡赋，而土军则会离开该国领土。土耳其着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行政改革。俄国收复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失去了该地；在高加索地区，俄国获得了巴统、卡尔斯、阿尔达汉、巴耶济德这几座城市。

这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不啻一场沉重的打击：和约几乎把领土的欧洲部分与帝国的亚洲部分完全切断。仍受帝国管辖的欧洲诸省，其国族发展观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但胜利也让俄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军在战场上损失了两万多人，近六万人受伤。如将伤重而亡或病重而亡的人加上去，损失数字将会达到近二十万。

俄国的胜利规模，圣斯特凡诺条约所定的条件虽然解决了“东方问题”，有利于彼得堡，但也只是激发了欧洲各国的不满。英国的抗议特别激烈：哈德良堡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舰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目的是阻止俄军夺取君士坦丁堡。奥地利也大敲警钟，认为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有成为俄国专属保护地之虞。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俄国就成了孤家寡人。其唯一的盟友罗马尼亚则对损失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反应激烈。俄国对罗马尼亚提供了补偿，将三倍大的多布罗加让给了后者。这样就只存在一个难题：这是保加利亚的土地。

俾斯麦担当起了“诚实中间人”的角色，邀请欧洲各大国和土耳其的代表齐聚柏林。柏林大会（1878年6至7月）修订了圣斯特凡诺协定的条款。

照柏林条约的提法，俄国保留它在高加索占领的地区（只将巴耶济德交还土耳其）和多瑙河入河口。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二：北部成为自治公国，南部仍旧是土耳其的一部分，但施行行政自治。塞尔维亚的领土大大缩小。同时，未参与战争的英国和奥匈帝国也都得到了补偿：伦敦得到了塞浦路斯，维也纳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行政管理。俄国派往柏林的特使是戈尔恰科夫和舒瓦洛夫，后者反对任何妥协：伊格纳季耶夫没有被纳入代表团。

俄国的舆论对柏林条约的条款倍感愤懑，报纸都在说这是俄国的奇耻大辱，俄国遭到了德国人的背叛。斯科别列夫将军在内心中大声呼喊：“我向你们再三重复，请你们别忘了：我们的敌人是德国！斯拉夫人和条顿人之间的战斗不可避免……”这位英雄对塞尔维亚的学生如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1882年2月，这些学生还去巴黎拜访了他。半个世纪后，这位俄国军事史作者谴责俄国的外交界，说他们“不敢挺身而出，让欧洲和俄国作对，因胆小怯懦而终不敢走出这一步……俄国还跑去柏林，为自己打了胜仗道歉”。

亚历山大二世很清楚，以一国敌欧洲诸国，俄国是没法保留住圣斯特凡诺的胜果的。国家已因战争而心力交瘁。大臣赖滕说，战争前夕，财政状况已惨不忍睹，已在相当危险的边缘。但还有另一个形势同样可以解释俄国外交界息事宁人的态度。

和奥斯曼帝国作战以获取领土的可能性，即便在冲突之初，对俄国而言也其实很有限。人们对俄国外交官大张挞伐，说他们签订了柏林条约，将斯拉夫土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了德国人，也就是奥匈帝国。但没人知道，187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赖希施泰特和弗兰茨—约瑟夫会晤时，就已对如何瓜分“病夫”土耳其达成了谅解。特别是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完全忽视了这份协议。协议的内容要到1887年布达佩斯议会辩论时才为人所知。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前夕，彼得堡接受了伦敦的条件：既不碰埃及，也不碰苏伊士运河，既不占领君士坦丁堡，也不占领海峡地区。

土军战败和俄军神速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推进，让人以为圣斯特凡诺条约的签订会使前景发生激烈的变化。柏林条约的签订则让大家都清醒了下来。俄国没有遂其所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得到了自己能得到的东西。俄国人认为“诚实中间人”俾斯麦是在背后捅刀子，怒火中烧的俾斯麦则指责俄国报纸在进行反德宣传，他指名道姓地说：“《莫斯科新闻报》对国际关系一窍不通。”

对俾斯麦而言，从对土战争的角度来看，俄国获得的利益不可和柏林大会期间所获的利益相提并论。理论上来讲，德国首相说得有道理。但俄军胜利所激发起来的希望实在太过巨大，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土军又似乎不堪一击，柏林大会的成果就会被认为是失败，被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欧洲外交诡计打败。

战败的幻觉使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的俄国所取得的真实成就黯然失色。尼古拉一世的儿子继承的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国家，他实施了大量改革，为俄国打开了一条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从对土战争的胜利也可以看出军队得到了恢复。帝国的疆界继续向南方和东方扩张。

但恐怖分子的一颗炸弹骤然终结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影响力。

6 改革之后

皇帝亚历山大继承的是一个形势极为不利的俄国，他极大地提升了俄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却又没有流一滴血。

——谢尔盖·维特

俄国皇位的嬗递始终伴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沙皇所继承的国家的复杂局势。之前就是这样的状况，在19世纪，这样的形势也特别突出。亚历山大一世在位的二十五年期间，无休止的战争让俄国疲惫不堪，他的儿子尼古拉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下接掌皇位的。尼古拉一世在位三十年，留给儿子的是一个打了败仗，所有人都认为必须实施，却又无法实施改革的国家。在位二十六年，因恐怖分子的一颗炸弹而殒命的亚历山大二世尽管实施了改革，留给儿子的却是一个处于交叉路口的国家。提议改革的财政大臣尼古拉·布恩盖写道：“皇帝亚历山大三世是在动荡时期坐上了皇位的。”

第一个因素引出了第二个因素：每个新沙皇开始的时候，都会推翻前任做的事。只需想想尼古拉一世政策变动如此之大，亚历山大二世剧烈改变其父政策的做法即可，当然这种现象仍只限于19世纪。

通常来看，俄国的局势鲜有在皇帝统治末期恶化的。但皇位的嬗递可以让人从中得出结论，由此揭示新沙皇何以打开通路，使其进行改善。

还需提到第三个因素，我们可以将此看作一个常量：继承者经常都未做好准备，就突然坐上皇位。亚历山大一世是在父亲遭谋杀之后成了皇帝的，尼古拉一世是在其兄、合法的继承人康斯坦丁放弃储君身份后坐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二世是在父亲骤然病亡后上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则是其父遭刺杀后登台的。

俄国皇帝所享有的专制权力让每一任新沙皇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用自己的眼睛（或心腹的眼睛）来丈量俄国。因而，新沙皇的性格也就成了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7 反动

反动：用意欲废除的相反行为对某行为作出回应。

——词典定义

亚历山大三世三十六岁的时候登上皇位。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幼子，直到二十岁之前从未想过会登基，因为合法继承人是他的长兄尼古拉。但后者于1865年4月暴毙。未来的沙皇成为正式的储君之后，也没想到会很快戴上皇冠。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庆祝其六十三岁生日，身体还很好；他还刚娶了深爱的平民女子为妻（储君对此颇为愤懑），还准备统治更长时间。

亚历山大三世的老师都很不错：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教历史，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教法律，德拉戈米洛夫将军教战略，科学院院士格罗特教俄语。对土战争期间，储君指挥的是鲁斯楚克分队。他衷心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军统帅，但亚历山大二世则倾向于他的兄弟尼古拉大公。鲁斯楚克分队在俄军的战略计划中并没占据关键的位置，但可以让指挥官了解真实的战争，这是一场“噩梦”般的战争，未来的沙皇在信中如是说。人们会认为1877年至1878年间的战争留下这般苦难的印象，正是亚历山大三世不愿让俄国卷入军事冲突的根源。他在位时期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1883年，亚历山大三世加冕称帝。他的形象让大家议论纷纷。身形巨大，比所有人都要高出一头，须发金黄掺红棕，双眼湛蓝，在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看来，他是“人民真正的代表”。这位艺术家还不忘加上一句：“他的体内蕴含着崇高。”谢尔盖·维特也注意到了皇帝高大魁伟的身形，说：“即便亚历山大三世出现在不知他为皇帝的人群之中，所有人仍会注意到他的长相。”维特还说，威廉二世在和俄国沙皇会面之后，留下了深刻印象，说：“确实，专制皇帝就是这个样。”

关于年轻皇帝的头脑，大家倒并没有达成如此一致的看法。1865年12月，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在日记中记道：“今天，给皇储亚历山大上完最初几节课之后，我想问问大公我们今天学的内容，看看是否还记在他的脑袋里。但他什么都没记住，他知识之贫乏，尤其思想之贫乏，令人震惊。”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后来说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提出了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所以这个判断就更有意思了。

亚历山大三世的大臣谢尔盖·维特同样也很了解皇帝，他这么写道：“……毫无疑问，他的头脑很普通，能力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还进一步说：“……可以说他的头脑低于平均水准，他的能力和学识也是如此。”不过，在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做总结之后，维特是这么完成这幅肖像的：“……他受教育相对较少，可以说学识很普通。不过，经常有人说皇帝亚历山大不是聪明人，这种说法我并不同意……皇帝亚历山大三世或许在论证方面并不是特别聪明，但他心灵的智慧却相当突出；这种形式的智慧，尤其是在必须用聪明才智来进行预测、预感、预先决定的官员当中，有这样的智慧要远比论证方面的聪明重要得多。”

战争大臣凡诺夫斯基将军持不同的观点，作为真正的战士，他说得很简洁：“他是个拿了棍子的彼得。不，说得准确点，他就是根棍子，没有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三世近期的传记得出结论，认为“尽管缺少学识，但（他）无疑具备天生、实用、健康的智慧，只是没怎么发展起来，也很有限”。

国家的经济状况一团糟。对土战争花销巨大，伏尔加地区爆发饥荒(1880)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民众和政府对“暂时的困难”都已经习惯了。大家都已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方法。选择一条道路则要棘手得多。登上皇位后，亚历山大三世和俄国一样，都站在了十字路口：要么继续其父的事业，进行改革，改变俄国，虽然有种种不足之处；要么摒弃传承。对新皇帝来说，拯救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就是其政策出现错误的标志。

对改革的功用性产生怀疑，对变化会限制沙皇的权力感到恐惧，早在1881年之前，皇太子内心里就已出现这样的想法。确实，他先前的老师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1827—1907)是民法教授，1880年被任命为至圣治理会议的高级检察官，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圣治理会议的高级检察官并不仅仅是俄国东正教会的行政领导人，实际上还是宗教大臣。帝国领土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均受其管辖。在无数封来往信件和私人交谈中，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向皇太子解释说，国家所面临的所有困难都源于“波兰的阴谋”，犹太人四处插手，削弱俄国世界的根基，他们都是很好用的工具。

谢尔盖·维特评价同事时，写到波别多诺采夫（被任命为内阁要员，至圣治理会议高级检察官的地位与此无关）：“在我与之共事的所有国务要员当中……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波别多诺采夫才华横溢，或如人们所说，他的智慧和学识要比才华更突出。”维特还记得自己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后，和亚历山大三世有过一次交谈，皇帝提醒他不要屈从于波别多诺采夫的影响力。维特就皇帝对他说的话进行了总结：“总体而言，波别多诺采夫特别好，特别博学，也是他之前的老师，但长年的经验使他相信波别多诺采夫是个很出色的批评家，但他自己什么东西都创造不出来。”沙皇承认“波别多诺采夫给他带来了很多东西，帮助他暂时结束了1881年的动荡，让俄国的精神得到了恢复”；但亚历山大三世又说，“我很久以来就不再考虑他的意见了”。

上述对话发生于1892年。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后的那段动荡时期，新皇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推荐的道路。在3月1日之后一星期召开的各部大臣委员会的会议上，亚历山大三世宣布，尽管亚历山大二世已经签署，已故的皇帝已许诺听从各部大臣的意见，再批准实施计划，但召集地方自治局和城市代表的问题并未最终敲定。两周后，再次召开会议，其间大多数人都支持继续改革。在希望继续实施亚历山大二世政策的人当中，有洛里斯—梅利科夫、战争大臣尼古拉·米留京、财政大臣亚历山大·阿巴扎、另外几名大臣以及两名大公，他们分别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公开坚决反对召集意见代表开会。这位至圣治理会议高级检察官本身自有一套逻辑。他不久前给皇太子写过：“在人民中间，这样的思想到处都已经成熟：宁愿发动一场俄国革命，随之而来的就是剧烈的动荡，也不愿要一部宪法……”

4月21日的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三世给波别多诺采夫去信，说他已领会了老师所教的课和理论：“我们今天的会议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堪的印象。洛里斯—梅利科夫、米留京和阿巴扎对先前的政策持正面态度，希望以各种方式将我们引向代议制政府。但只要我还无法确定这么做是否必定能让俄国幸福，是否不会有任何结果，那我就不会同意这么做。我很难让自己相信这种措施的有效性，我只相信这么做会导致不祥的结果。”

4月29日，发布了一份由波别多诺采夫拟定且签名的宣言，亚历山大三世对此未做任何改动。各部大臣没理会宣言的内容。新皇帝在宣言中宣布：“上帝的声音命令我们积极踏上政府指定的道路，将我们的希望寄托于神意，坚定不移地相信专制权力的力量和正义，而我们正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以加强和保护它们不受任何侵袭。”

选择已经做出：亚历山大三世抛弃了父亲的遗产，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皇帝告诉波别多诺采夫，有一封匿名信给他造成了很糟糕的影响，未知的写信者写道：“你的父亲既非殉道士，亦非圣徒，因为他并不是为教会或十字架，也不是为基督教或东正教信仰受难的，他的死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他让人民放纵，而正是这堕落的人民杀了他。”

在加特契纳就任成为新皇当政的标志：亚历山大三世选择此地的城堡当作居所，保罗一世为躲避敌人就藏匿于此，而他被杀也是在此。处决五名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恐怖分子，五具绞刑架，令人想起了尼古拉一世当政之初的风景。

我们说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政策被认为是“上层革命”。亚历山大三世的政策并不是“上层反革命”，因为他这么做并未触及1860年至1870年间俄国突然出现的根本性变化：废除农奴制。或许，我们可以说那是“上层反改革”，如果革命同样可以来自底层，那改革以及“反改革”就只能由“上层”来启动。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是一个反动的时代，就这层意义来说，新皇帝的政策就是对亚历山大二世行为的反制。照遇刺沙皇之子的观点来看，他有很多证据表明专制体制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力，权力正在从沙皇手上逃脱。

亚历山大三世在宣言中宣告他要“加强和保护”专制体制，宣布他要重新恢复对国家的绝对掌控权。1884年，为了向标志新皇当政的第一项法案（替换1863年即开始实施的大学法规）致意，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概括了亚历山大三世政策的大体导向：“起来，先生们，这就是政府！政府已掉转船头。”

宣言发布之后，支持继续改革的洛里斯—梅利科夫以及其他大臣都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便纷纷提出辞呈。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继洛里斯—梅利科夫之后担任了内务大臣。照波别多诺采夫的说法，这名老外交官是个“天性活泼的俄国人”，精力充沛，亚历山大三世亦为之折服。新任大臣首先改组治安机构。1881年8月出台《维护国家秩序和公共安全法规》。该法规被认为是暂时性的措施，但其生效期一直延续到了1917年。反改革的进程开始了。

司法改革第一个挨刀：《法规》给行政部门提供了大量可能性，使之可以插手干预司法部门的领域。在所有规定可用强化监控或特别监控的场景中，司法机关都直接听命于行政部门。地方当局有权采取特殊措施，如未经审判、不上军事法庭、不采取闭门审讯，行政部门即可判处流放。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在地方的警务管理部门近旁设立特别审讯处，以此来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这些机构名字起得很普通，叫作“安全部门”。它们的任务是对政治罪进行预审。照合作者之一列昂尼德·缅什科夫（他后来揭露了这样的行为）的说法，这些机构取代了“古老的第三处”。

亚历山大三世毫不迟疑地批准了维持秩序的措施，而对于如何解决萦绕该国的政治问题，他又显得不够果决。皇帝在宣布坚决维护专制权力之后，于1881年9月将由三十二人构成的委员会召至彼得堡，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其官方的称号是“廉洁者”），此行的目的是讨论两个难题：搭建销售伏特加的体系，以及如何帮助流动农民。他们很清楚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优先权，但亚历山大三世想要咨询“廉洁者”，却让人不免以为舆论今后也会参与进来，为解决国家的困境出力。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从这个假设出发，再次阐述了斯拉夫派理论家伊万·阿克萨科夫所传达的一个理念，那就是召集全俄缙绅会议，这是一个极具俄国特色的机构，如此“便能让世界各国所有的制宪会议蒙羞，（因为全俄缙绅会议）比制宪会议更广泛、更自由，同时又能让俄国牢牢地站定在历史、政治和民族的基础之上”。这个由伊万·阿克萨科夫提出，并由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采纳的计划鼓吹通过纳税选举制遴选出四千名各个等级的代表（其中包含一千名农民）。

亚历山大三世摒弃了宣言中由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制订的召集全俄缙绅会议的计划。皇帝宣称：“我坚信代议制原则荒唐无稽，完全无法容忍俄国有一天采取欧洲通行的那种形式。”即便是全俄缙绅会议这样的形式，对他而言，“代议制原则”仍然是难以接受的。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于是被迫提出辞职。犹豫不决的时期过去了。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成了内政大臣，几乎就是政府的首脑。

谢尔盖·维特指出，亚历山大三世亲自任命每一个大臣。皇帝在位的前半时间，深受波别多诺采夫的影响，最终决策始终都由后者来定。也正是他选择了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1823—1889)。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新闻报》上写道，“托尔斯泰伯爵的大名本身就是一份宣言、一个纲领”。英国历史学家休·塞顿—沃森是这样归纳的：“托尔斯泰是俄国历史文献中的名人，是19世纪最伪善、最具影响力的反动分子。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激进派，所有俄国人都对他憎恨不已。契切林确切地说是个保守派，他后来就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少会有人在俄国引发这么多的错误。’”

任命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担任内政大臣标志着他开始再次为国家服务。1866年，卡拉科佐夫枪击案发生之后，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占据了教育大臣一职，同时也是至圣治理会议的高级检察官。要等到1880年，洛里斯—梅利科夫才成功说服亚历山大二世将托尔斯泰伯爵打发回了自家的领地。亚历山大三世认为他有能力“解开改革之结”，那是皇帝继承下来的遗产。自此之后，皇帝就能依靠这套“三驾马车”了：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内政大臣的儿子娶了《莫斯科新闻报》出版人的女儿，这样也就更加强化了“三套马车”之间的黏合力。

1882年5月30日，德米特里·托尔斯泰被皇帝召入宫内，皇帝宣布了对他的任命。返回家中后，德米特里伯爵讲述了这次会见。他对皇帝提议由他担任内政大臣一职，也就是让他领导政府的举措做出了回复，他说，陛下，臣已老朽，观点已成，难以变易。当沙皇问他都有哪些观点时，托尔斯泰说他坚信俄国的历史乃是围绕贵族阶层而成的，但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里，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削弱这个阶层的作用。亚历山大三世回答道，他也完全持这种看法。

会面的另一个版本出现在瓦卢耶夫伯爵的回忆录中，瓦卢耶夫说这是他从德米特里·托尔斯泰那里亲耳听到的。我并不承认“农民的俄国”，托尔斯泰伯爵对沙皇如是说。他还说：“您的祖先创建了俄国，但那是我们自己用手建起来的。”听了这席话，沙皇脸红了，说他不会忘记这一点。

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性格左右逢源，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所以招沙皇的喜爱，却引得所有体面人的厌恶”，从这一点来看，会见的第一个版本更贴合真相。不管怎么说，谈话涉及了俄国的贵族阶层，这一点毋庸置疑，新沙皇的计划中，贵族阶层占据了核心。1993年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由副官奥东·里希特写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便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里希特都在负责皇家居住区的事务，所以是皇帝的心腹，而这份便笺就提到了这个说法。1883年3月，里希特将军（他是个军人，并不负责国家事务）递交了一份政府行动纲要，对三个问题作了阐明：经济、行政和社会各阶层的问题。他的便笺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建议：“必须善待贵族阶层，他们是皇家最亲近的支持力量，必须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受到重视……”

里希特将军指出了“前代在位时期”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但他也认为改革是出自“好心”，亦是“生活最深层的要求”所迫：改革“减少了贵族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姑且先不说消灭”。这不仅涉及被剥夺了农奴的地主物质条件发生的变化。贵族阶层觉得自己已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阶层。一旦破裂，约束俄国的那根“大链条”就会断裂，用涅克拉索夫的话来说，大链条的“一端是老爷，一端是庄稼汉”。庄稼汉们惯于打人，而地主则只能痛苦承受。但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专制体制。里希特将军解释道：“国家政体这一概念变成了‘沙皇和人民’这个说法，换言之，如果用图画来表现的话，就是‘有一根高高的柱子，柱顶坐着沙皇，而柱础则是芸芸众生，被称为人民’。眼下，大众都很平静，这很好，但谁又能保证大众再也不会动起来？”奥东·里希特还展现了另一个几何形象，来呈现俄国的国家政体：金字塔。“塔顶是沙皇，中间层介于他和人民之间：贵族阶层（军队）、神职人员和商人。”

将军的话当然无甚新意。他的便笺只是表明了那时候对亚历山大二世针对贵族所作的改革的普遍看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其生命的终点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从1730年2月25日起，每一任皇帝都和贵族阶层订有契约，若契约遭违背，责任方就得受到另一方的迫害，比如流放、阴谋和谋害。”亚历山大三世的现代传记作家认为皇帝从其当政之初就制订了反改革的计划，他“想要清除19世纪60年代专制君主制内部的机构和决策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之处”。亚历山大三世的这个“总揽计划”有几个要点：专制权力实施掌控，和专制政体的柱石贵族阶层订约。皇帝在里希特将军的便笺上写道，转呈托尔斯泰伯爵：“请阅读这份便笺，等您前来汇报时，我会对您就此说上几句。”

新皇帝想要一切重来。变化首先涉及军队。1882年夏，推出了新制服。“解放者沙皇大军的优雅军服不适合硕大魁伟的新君。亚历山大三世并不在乎审美，对他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实用和民族风的剪裁。”俄军军史学家不无忧伤地写道：“军队变得难以辨认……军官看上去就像火车站站长，近卫军的步枪兵就像便衣警察……”改军服并不复杂。但反改革的重要举措仍需假以时日。

反改革者的举措从三个方向铺开：教育体系，自治，司法。1863年的大学法规从1884年起发生了变化。谢尔盖·维特指出了专制权力遭遇困境的理由：“教育导致社会革命，但民众的蒙昧无知又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败。”我们说过，德米特里·托尔斯泰在卡拉科佐夫枪击案发生之后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大臣，任务是确保年轻人接受“正确的教育”。斯捷潘·哈尔图灵炸弹袭击冬宫案之后他遭到辞退，证明他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1885年，在和德国年轻的外交官伯恩哈德·冯·比洛交谈时，托尔斯泰伯爵解释道：“我们首先必须消灭虚无主义。”19世纪70年代的恐怖活动因“核心行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画上了句号，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有多危险。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教育；大学是传染病的温床。从19世纪80年代的一份传单上可以读到：“我们的大学大约有12600人，我们这些‘俄罗斯大地之盐’难道就无法通过共同施压来做出一些事情吗？”

纯粹从数据来看，俄国大学的学生人数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除了美国。1875年至1885年的这十年间，学生数量翻倍，从5679人变成了12939人。1863年的法规让大学成了“共和组织”，也就是说使大学拥有了很大的自治权。1884年的法规取消了大学自治，由机关和公共教育部来指导教学，从而强化了督学对学生的管控：1885年引入了强制穿着的校服，使学生在大学校园之外的行为也受到监督。联谊会遭到禁止，审查得到空前强化，特别是图书馆里的藏书。

极其出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瓦西里·马克拉科夫1884年后入大学就读：他这时候已经穿起了校服，而他的那些年长的同学则避而不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改革’时代的学生和‘反动’时代的学生，通过服装就能加以区分。”马克拉科夫指出，1884年的法规“对教授及其自治权的打击，其痛苦程度超过了学生”。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还回忆道：“对我那一代人来说，大学，尤其莫斯科的大学就是一片希望之地，是死寂沙漠里的一座绿洲。”大学似乎成了中学之后的一座绿洲。中学教育体系是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手笔。从1871年起，中学教育的基础就是学习古老的语言。41%的时间都用在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上。该体系的支持者认为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学校将47%至48%的时间花在了学习古老的语言上面。后来，大家都明白了，学习语法（照托尔斯泰伯爵的说法，那是“智力体操”）并不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俄国在这些科目上缺乏教师，于是就到斯拉夫国家招人，却没有考虑到通常情况下，这些老师对俄语的了解很有限。结果就是，在1872年至1890年间，一百个学生当中，仅有八到九人在规定的年龄段内，也就是八年内学完中学课程。最终真正完成的不超过37%。帕维尔·米留科夫归纳道：“学校似乎不是为学生开的，而学生是为了学校而存在的。”

除了可以通往大学校门的中学之外，还存在技术学校，即学制为六年的以德国为蓝本的学校。前四年专门学习宗教（神律）、俄语、数学、地理、历史、书法、制图以及两门外语；后两年学习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机械。经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都准备积极投身于工商业等领域。

1875年，改革时期，托尔斯泰伯爵说：“我国政府既没有在学校内部突出信仰的重要性，也没有突出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我国的学校应该培养出贵族，可他们人在哪儿？……精神的贵族，知识的贵族，工作的贵族。”1885年，公共教育大臣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继任者伊万·捷里亚诺夫满脑子都是反改革的语言：中学教育有害于“底层”。1887年6月，捷里亚诺夫签署了一份通函，让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通函建议各中学校长要“坚定不移地遵守规则”，而这所谓的规则就是指若父母“无法充分监管家人”，他们的孩子就不得入学。“不受欢迎者”的名单囊括了“马车夫、仆役、厨子、洗衣工、小店主以及其他同属这一范畴的人的孩子”。结果惨不忍睹。数字反映了学生构成上的变化，这是政府“刻意行动”所导致的结果。1883年，78%的中学学生都是贵族，17%为市民，2%为农民，2%为神职人员。1884年，变化很明显：49.2%、33.1%、6.9%、1.5%。1892年，趋势翻转：贵族占56.2%，市民占33.1%，农民占5.9%，神职人员占1.9%。同样，反改革之后，技术学校内贵族孩子的数量变少，而城市和农村阶层的学生则有所增长。

1881年3月22日，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三个星期之后，波别多诺采夫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看法。这位至圣治理会议的高级检察官说有必要建设中等学校，“让底层民众接受简单却扎实的培训，这样做虽对科学无益，但对生活有益”，他认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从神职人员和教会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在民间创办初等教育”。

地方自治局对学制为三年的基础教育网络的财政投入越来越多。初等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农民对读写的兴趣日益增长，他们明显具有这方面的要求。1874年，政府又推了一把，规定服役新兵退役时都需掌握读写，或入校接受教育。地方自治局成功办学令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内心颇为忐忑，他坚信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并不适合。1884年，他决定创建依附于教会的小学。就法规来看，这些学校的任务是“加强对人民传授东正教信仰和基督教道德，将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向外传递”。

创办郊区学校是为了和地方自治局的学校竞争。这些学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来自教师：教士和修士没有受过任何适应性的培训，觉得当老师就是份“第二职业”，是主业的补充。不过，在当局的眼里，这样的学校有相当大的优势：若是长期受到农民的严密监控，政治或宗教上的“可疑人士（就不能进行什么）活动”。对农民，政府还是信任的。

竞争有利于提升教区学校的水准：19世纪90年代，学制为三年（一开始是两年）。当局对这些学校的持续关注也不容忽视：1885年，政府向它们拨款5.5万卢布，1896年拨款3454645卢布。

我们说过，里希特将军在便笺中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涵盖了三个亟须关注的问题：经济问题之后自然就是行政与社会秩序问题。反改革政策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局这个难题，里希特提出的后两个问题就包含在了地方自治局这一难题之中。这两个问题也同样囊括了经济领域，从而构成了一个经常无解的大难题，那就是：农民问题。亚历山大三世刚登基之时采取了前任制定的政策：纠正1861年改革的缺陷，改善农民的状况。回购土地价格得到降低，农民必须获得一小块土地（地主不得予以反对）。农民贷款银行的设立对这样的动作有很大的帮助。最后，1886年取消了人头税（人头税是农奴制的后遗症），代之以土地、动产和遗产税。

关于自我管理的独立的地方自治局的存在，皇帝和“三套车”认为其会削弱专制权力。1889年7月，皇帝在下达给元老院的敕令中，阐述了自己签署《地方长官法规》的动机：“……（缺乏）坚强有力、亲近人民的政府权力，而这样的权力可以减轻农村居民的担心，完成已开始的工作，使之义务遵守乡村地区的公序良俗，保障个体之安全和权利。”

与地方长官有关的法律由托尔斯泰伯爵制定，遭到了参政院大多数成员的否决（39票对13票）。亚历山大三世站在少数派这一边。这项法律主要是要在地方贵族阶层当中挑选一名总督担任“地方长官”的首脑，来行使其所在地区的权力。谢尔盖·维特解释道，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受到了这种想法的诱惑，即整个俄国可以被划分成小片的乡村区域；每个区域都会存在受人尊敬的贵族……而这个地产贵族会保护农民，对其进行司法裁判和严密监管”。维特反对这项提议，对他而言，这部法律的缺点就在于“行政和司法权力混淆在一起，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不能这么做”。

1889年的法规使作为社会自治组织的地方自治局纯粹成了国家的附属品，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从地方上来讲，如维特伯爵所指出的那样，行政和司法权被转到了贵族手中。19世纪80年代前五年，亚历山大三世采取措施，改善贵族的物质状况，特别是创办了贵族银行，向地主提供长期信贷。《地方长官法规》使地主不仅掌握了乡村权力，还获得了农民解放以来所失去的威信。地主成了官员，也就有了威信；地方长官认为这其实是国家所给予的一种待遇。

乡村的行政官员有权惩罚农民：可以对其进行判决，处以罚款（五卢布），将之关押七天时间。看得出，刑罚不算太重，故被视为“慈父般的”惩罚。正如《地方长官法规》的制定者所言，“你们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你们的孩子”，这些制定者这么做就能成就乡村父老的理想关系，这里面包含了斯拉夫派的梦想。1881年，伊万·阿克萨科夫在自己主办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份由其父亲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写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便笺。斯拉夫运动的意识形态吹鼓手从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宏大理念：俄罗斯的人民并不是国家的人民，他们无意参与权力和对国家的管理。他们并不需要西方的自由，在专制沙皇长袖善舞的庇护之下，他们会感受到充分的自由。

谢尔盖·维特在1905年革命之后的回忆录中认为，《地方长官法规》是“皇帝亚历山大三世所犯的一个错误”。在他看来，“确立以父权制的形式来保护农民这一原则，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后者将永远保持一种畜群的精神与道德状态”。《地方长官法规》的效力一直维持到了1917年。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谢尔盖·维特预言这么做“会对俄国的生活造成极具灾难性的影响”。维特是他所在时代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说这源于“农民的无组织，其司法关系的无序，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与我们不同”。

农民其实占人口绝大多数，他们被置于一种特殊的状况之下，其权利也受到了限制。“父”与“子”、“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分割昭然若揭，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反改革时期的同代人、法国历史学家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写道，“未来的秘密”就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公开斗争”。

反改革的第三个定位（前两个是教育体系和地方自治局的自治问题）就是司法。公共教育大臣捷里亚诺夫很清楚，所有必须发生变化的领域都是彼此嵌套起来的。1883年12月25日，他给波别多诺采夫去信：“如若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因司法问题而误入歧途，则我们两人为矫正学校所做的努力就成了无用功。”公共教育大臣在一份专门的通函中，禁止中等教育机构的全体学生参加法庭庭审。但再怎么样，还是会进行审判，报纸也会报道庭审的情况。19世纪80年代投入革命行动的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回忆道：“1881年对弑君审判都会出特刊，我们最爱看这些内容。和报纸对其他恐怖分子审判的报道一样，在俄国是不能谈论这些事情的。”

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坚信必须对司法审判进行“反改革”。他收到一位通信者(1881)写来的便笺，对后者说：“对我们而言，所有这些‘庙会高手’都是叛徒：审判扎苏里奇的主审法官科尼，为扎苏里奇辩护的亚历山德罗夫，谨慎提出指控的检察官，判其无罪的陪审团，莫不如是。”这位至圣治理会议的高级检察官完全持此观点。

我们说过，司法改革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所有改革当中堪称最严密、最成功。由于在参政院内部遇到抵抗，他便缓慢地推进改革。反改革在三个方向上获得了成功：1885年，法官不可罢免的原则遭到动摇（可以将之免职或换人）；1887年，公开审判受到限制；1889年，陪审团参与检视的罪行种类大大减少。

参政院大多数人始终反对这样的限制，但皇帝坚定地站在由波别多诺采夫领头的少数派这一边。

对1864年经过改革的司法体系予以迎头重击的是1881年颁布的《维护国家秩序和公共安全法规》，以及1889年颁布的《地方长官法规》。“维护秩序”的“临时性”法规被一年一年延长，颇具反改革的特色：不经审判的任意判决越来越多。

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激烈地，也很聪明地抨击了陪审团做出的判断：嘲笑他们没做好什么准备工作，无知愚昧，律师不守原则，检察官煽风点火，还谴责某些罪行根本未受惩罚。他枉费心机地想要废除对社会阶层不加区分、独立于行政部门、实行公开审理、确保辩护权的法院。结果这样一来，未经审判的镇压行动便急遽增长，最明显的就是只下达行政命令，即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情况大幅增加。

与专断措施增多相伴而来的就是恐怖活动暂时停了下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造成极大的冲击，政府部门便私下里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以期休战。但政府很快就明白因首领被捕而遭到削弱的“人民意志”已不再是谈判协商的真正合作方。警方的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样就能更好地同革命运动做斗争。《帝国宪兵针对国事罪执行主要调查工作之概述》展现了警方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887年的报告写道：“鉴于警方行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完善，近年来已几乎没有必要和革命网络确立并维持这样的联系……现已知道，所有想要建立某种依附于某个‘党’的整体性‘革命事业’的尝试并不会长久成功……”

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民意志”成员受审17次，154人被判罪。而在70年代，只有一起审判涉及193名被告。从1879年4月至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正是恐怖主义肆虐之时，其间共组织了40场政治审判。80年代的审判作出了74次死刑判决，其中17人被处死。对“人民意志”所作的最后一场审判也是19世纪最后一场重要的政治审判，发生于1890年9月。彼得堡的最后一次公开处决发生于1881年4月3日，5名参与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人遭到处决。

在“人民意志”被消灭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格里高利·苏捷伊金中校巧妙运用的一把全新武器，他负责在彼得堡进行有关煽动教唆方面的政治调查。苏捷伊金招募了“人民意志”的一名领导人谢尔盖·杰加耶夫，这样就能对革命者造成沉重的打击，对之实施大规模逮捕。他还策划了刺杀警察局局长普列维、内政大臣托尔斯泰的行动，以期当场抓获恐怖分子。但1883年，杰加耶夫幡然悔悟，组织了刺杀苏捷伊金的行动。亚历山大三世惊闻此事，倍感伤心，在向他呈递的报告中写道：“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谁还能担当这样的职责？”

皇帝这样担心没有必要，因为从来就不缺志愿者。谢尔盖·祖巴托夫也是一个颇具才能的挑拨煽动者。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革命者，被捕后转换阵营，踏入警界，甚至一路做到了保卫部莫斯科处处长一职。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专事揭露渗入革命者队伍的特工，他将谢尔盖·祖巴托夫视为“挑拨煽动领域的祖师爷”。警方渗透进入革命运动队伍、党派和革命团体之中，努力掌控其行动。警方的策略家会透过这些特工让各党派互相攻讦，创造有利条件方便特工顺利行动，无情地追捕敌对分子。

归根结底，保卫部各处将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既想清除革命分子，也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考虑，希望能一直这么干下去。和警察局的外国特工合作行动成功之后，保卫部下属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处长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和谢尔盖·祖巴托夫向巴黎发了一封电报，提请负责俄国境外常驻特工事务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注意：“昨天（1894年4月21日），夺取一座印刷厂，截获数千本书籍和‘人民意志’的52名成员。一些人可自由行动，成为燃料。谢尔盖和尼古拉。”

“成为燃料”的革命者就会形成新组织的骨干，继续煽风点火。

我们说过，司法反改革领域最令人震惊的做法就是大力推行未经审判的镇压行动，首先就是只需发布行政命令即可实施流放。1879年4月，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便开始大规模采取这种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从19世纪80年代起，流放的理由不再仅仅是反政府宣传、扩散或拥有禁书、窝藏或不予揭发，也包括“有害的思想方式、关系可疑、属于有害家庭”等。弗拉基米尔·布尔采夫被捕的时候二十二岁。当时他是大学生，就上了可疑者名单。对他家进行搜查之后，发现了有关平民学校和教育、地方自治局方面的书籍。宪兵军官对这名被捕的年轻人的父母说：“放是不可能放的……我们要知道这些书都会去哪里！”

1885年，美国游客乔治·坎南长途穿越西伯利亚，参观了监狱、转运站和流放地。他之所以走这么一路，是因为他认为移居国外的俄国革命者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琴斯基、彼得·克鲁泡特金夸大了西伯利亚监狱体系极其恐怖的说辞，以及虚无主义者会受到严厉惩罚的说法。他了解了当地的状况之后，明白自己受了骗，移民说得没错。流放者未经审判即遭处罚的做法让他尤为震惊。他的震惊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面，他见了有教养的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政府才是俄国不平等的典范，没有授权即进行逮捕，未经审判即进行惩罚，只要法庭的决定有利于犯人，就恬不知耻地蔑视法庭的决定，对怀疑其同情革命运动的公民的金钱和财产予以没收，把年仅十四岁的少男少女送往西伯利亚……”

乔治·坎南列举了一长串当局非法行动的清单。他并未仅限于表达感情，还提供了以他所获得的官方文件为基础的数据。每一年，来西伯利亚的人数为1万到1.3万人，有犯有普通刑事罪的罪犯、流放犯、放逐犯（被米尔判处流放的农民）、游民。研究沙皇监狱的历史学家热内教授计算过，截至1900年1月1日，流放犯占犯人人数的比例为8.36%。

亚历山大三世的现代传记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他在位期间，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和极权制相近，传记发现了几个基准点，镇压体系的残忍程度相似度不太高，但在某些基本原则方面更接近。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极权制的主要原则就是“对任何形式的异见不予容忍”。

无法容忍异见其实是极权体制的一个原则，但并非基本原则。极权制是一种违背自身的法律，无法可依。亚历山大三世的体制，其基石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的绝对掌控，其头号任务就是维护专制体制，完完全全走在了极权制的道路上。俄国军官最喜欢的命令就是：“齐射！”齐射就表明军队受到了掌控和良好的训练。一位专家是这么说的：“这种‘装饰性’射击的精准度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欧洲军队早已转向单兵射击。

8 走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犯人夸大了真自由的概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每个囚犯内心固有的概念。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反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和同时代人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比较了两件同时发生的事：美国的解放黑奴和俄国的解放农民。他写道：“在美国，解放黑奴是以血腥暴力的战争为代价换来的，既没有仲裁者，也没有调停方，暂时将昔日的白人主子扔到得解放的黑人脚下，在墨西哥湾边缘地带，确立了一种几乎和奴隶制同样令人悲伤和危险的状态。”而俄国恰好相反，这位历史学家说：“解放农民没有引发任何形式的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也没有出现；既没有引起憎恨，也没有引发敌对状态，社会的和平没有受到搅扰，但这两个国家，最志得意满的，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最满意的，或许并不是北方帝国。”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对“北方帝国”普遍感到不满的情况所作的解释，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释几乎完全一致，但他所强调的是俄国的性格。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因为“相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俄国人的希望过分极端，想要超越现实”，因为“欲望太多，总是想要占有，所以才会受到欺骗。和无知的农奴一样，政治家和作家、公众和舆论本身也滋养了这些幻象”。

这位法国历史学家从中得出的结论应用到了改革之后的整个时期：“有教养的俄国人从自己的梦想之中隐约见到了尘世的伊甸园，和庄稼汉梦想的黄金之城同样虚幻；他们见到了自由、崭新的俄国，和农奴制的俄国截然不同。可是，变化并不会像他们想的那样快速，那样深远；变形并没有突然出现。”

这样的观察清晰地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社会的走向。60年代是改革激发梦想的时代，之后是70年代的恐怖时代，同时也是既令人恐惧又令人憧憬的有可能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80年代的反改革似乎使对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时代的不满有了合理性：一切似乎都取决于皇帝的良好愿望和心血来潮。昨天的改革，今日的反改革，一切都流动不居，显得毫不真实。

当时的人以及随后的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80年代犹如“死水一潭”。亚历山大·勃洛克写道：“在那遥远、死寂的年代，困顿和黑暗统治着心灵：波别多诺采夫在俄国的上空张开了他那猫头鹰的翅膀。”

审查制度，压制的政策，反改革并不能完全解释对80年代的那种负面看法，更何况尽管政府制造了许多障碍，但改革的成果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地方自治局一直都在活动，设有陪审团的法院也已为人熟知，律师获得了威望，平民学校和图书馆网络也在扩大。英国人D. 麦肯齐·华莱士游历了俄国北部，惊讶地发现一个农民的家里有一本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乔治·坎南详细描述了流放者的图书馆，除了俄语书籍之外，里面还有法国、英国、美国作家大多译成俄语的著作（审查机关会进行删减）。

80年代的特征就是丧失了宏大的理念，缺失了可以达成的最高目标。民粹主义已江郎才尽。革命知识分子阶层所要为之奋斗的人民拒绝跟随他们行进。人民对“走向人民”时代的呼吁无动于衷，强烈谴责刺杀皇帝的行为，而在恐怖分子的头脑中，刺杀皇帝就等于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保守派对1881年3月1日的事件感到惊恐莫名，于是纷纷投向政府的阵营，寻求政府的保护，来抵抗“人民的原始力量”，这力量始终让他们恐惧，尽管在捕杀沙皇的时候，他们也可谓忠心耿耿。

19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大举闯入俄国，成了团结俄国社会的一种方式。西方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平等导致了资本主义，于是群起反抗这一新的威胁；斯拉夫派也模仿他们，认为那是对“俄罗斯精神”，也就是对集体性的威胁。

有教养社会的知识精英出于伦理上的原因，想要抛弃资本主义文明，他们认为该文明“摧毁了农业理想”，而审美上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消灭了人类的完整与和谐”。他们给出了一个有名的解决方法：“必须将俄国冷冻起来，免得其腐烂”。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1831—1891)也持反对意见，他希望“西方狂暴轰鸣的火车绕过我们，驶向无政府主义的深渊”。伟大的讽刺作家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是反对者。一位文学史家认为：“如果必须指出19世纪后半叶所有俄国作家中最邪恶的反对分子，那毋庸置疑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列昂季耶夫”。讽刺作品《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戈洛夫廖夫家族的老爷们》的作者、《祖国纪事》的编辑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站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在这两端之间，就是整个俄国社会，他们从意识形态层面出发，齐声谴责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有些声音怯生生地说有必要“小步走”，他们倾向的是“渐进式运动”，而非“革命式跳跃”，但这样的声音遭到了恶劣的指责，说那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前著有《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断然说：“19世纪80年代树立起了自我完善原则、小步走以及渐进式运动的理论，并使之成为奠基石，却因此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沉沉黑夜之中。”

我们要记住的是，小资产阶级是叶卡捷琳娜二世起的名，指的是那些拿不出五百卢布、不能算作商人的市民。19世纪中叶，“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具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照《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指的是“见识有限，视野狭隘，具有只追求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抱负，对集体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的人。该词是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这层意义的。从那个时代起，对小资产阶级皆持谴责态度，因为他们不愿“闹革命”。

资本主义涌入乡村，遭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敌视。头脑活络、精力充沛、大胆鲁莽、最有闯劲的农民在不顾其他村民的情况下迅速致富，融入商人阶层，成了资本家，遭到了忌妒和憎恨。人们给他们起了各种各样瞧不上眼的诨名：敲竹杠的贼人、把别人弄穷的人，说富豪这个词的时候着重强调第一个音节，将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概念翻译成用坑蒙拐骗的手段取得财富的意思。

亚历山大三世的政府有发展国家经济的计划。其中心任务就是让财政步入正轨，以此来保护国家，对国家进行掌控。铁路、商贸和工业部门都听命于财政部。后者也就掌管起全国的经济事务。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三任大臣相继领衔财政部。这三人性格迥异，观点迥异，实施的却是相同的政策。

1881年，皇帝任命杰出的经济学家尼古拉·布恩盖担任财政大臣，他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校长。当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政府正在准备实施反改革计划的时候，财政大臣却在着手进行改革。他对税制特别感兴趣。1863年的敕令取消了人头税，这并不仅仅和财政有关：农民也拥有了可自由通行的可能性，得以避开在米尔盛行的“连带担保”体系。尼古拉·布恩盖的目的就是确立一个平均主义的税制。他着手确定了白银资产的税额，增加了土地税额，还实施了其他措施。他还为此专门设立了地方财政机构，进行查税。

我们说过，为了促进信贷，财政大臣还设立了农民银行(1883)和贵族银行(1885)，农民银行帮助农民回购土地，贵族银行则向贵族提供相当优惠的贷款。

尼古拉·布恩盖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采取措施增加关税，以此来保护工业。关税不仅有助于俄国的实业，也是收入来源。

最后，尼古拉·布恩盖在铁路领域实施了一项新的国家政策。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铁路建造相当无序，无数企业家都在做这事，他们经常会互相使绊子。1882年，财政大臣动用国库买下了第一条铁路线。随后，国家开始买入不赢利的铁路线，再建造新的线路。

伊万·维什涅格拉茨基(1831—1895)于1882年领衔财政部，担任此职一直到1889年。维什涅格拉茨基是知名的数学家，综合工科学院教授，同时也是一系列股份公司的创建者。他遵循前任的保护主义政策，支持工业，增加关税。新任财政大臣的目的是使纸卢布的流通保持稳定，确定货币汇率，故基本都是以此来弥补预算赤字，强化卢布的。

增强俄国粮食，尤其是小麦的出口，可使伊万·维什涅格拉茨基获得贸易出超，通过从国外购买黄金这种贵金属来大力扩充黄金储备。1891年农业歉收，对财政部的这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民无力缴税，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来征收欠缴的税款，从而使乡村的不满情绪日增。这就是维什涅格拉茨基这套政策不足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就是没有赤字，卢布走强。财政大臣成功从国外获得了大量贷款。俄国第一次掉转船头，开始面向新兴的金融市场：法国市场。这是俄国外交政策即将发生改变的信号。

1885年伊万·维什涅格拉茨基着手进行的改革，要到1902年才正式结束：他引入了国家对伏特加的专卖制度。向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标志着数世纪以来所确立的习惯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只卖伏特加的小酒馆被饭馆所取代，后者销售伏特加的时候还搭配售卖一些食物。随后，允许零售伏特加：1895年之前，只能买桶装伏特加，瓶装伏特加只存在于外国进口商店；那时候，俄国的酒杯产业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变化来得太猛烈，所以向伏特加征收消费税也就需要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

继维什涅格拉茨基之后担任财政大臣的谢尔盖·维特(1849—1915)与两位前任不同，他是铁路专家。在敖德萨大学念完书之后，他就开始在这个领域开展事业。亚历山大三世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是西南铁路的负责人，当时正是他陪伴皇帝在南方游历。1888年，谢尔盖·维特提请当时也在皇帝专列上的交通大臣注意，说运送皇帝的火车速度过快，容易发生事故。喜欢快速赶来赶去的皇帝大为光火：“我走过其他线路，没人敢限制我的速度；如果你们这儿做不到，那很简单，你们的线路被犹太人渗透了。”维特解释说，皇帝记得经营这条铁路的公司负责人是犹太人布洛赫。

不过，维特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另一条铁路线上，负责人不敢多言，皇帝专列就脱了轨：只是发生了奇迹，才救了皇帝及其家人的性命。事故之后没多久，谢尔盖·维特便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几个月后又成了财政大臣。

维特在大政方针上遵循了前任的财政政策，但抛弃了维什涅格拉茨基在经济上的倾向性，他认为那样的政策太过了。新任大臣认为，在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方面，过度节制只会带来不利的后果，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不仅应对此有所了解，相反，还应以合理推动经济，使国家的生产率得到发展为己任。

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采取各种手段。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亚历山大三世一下子给他指派了两个任务：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将铁路线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确立“饮料专卖制度”，也就是说要让国家控制伏特加的贸易。皇帝认为后面那项措施可以减少醉酒现象。维特便在全俄各地实施酒精专卖制度，获得的部分资金就用于大力建造铁路线。

维特的前任在一个方面相一致：关税构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从1891年起，维什涅格拉茨基便制定了具有严格保护倾向的关税税率。新任财政大臣和德国打了一场关税战。当时，俄德两国的关系极好，两国甚至都没有签订商贸协定。但当德国人对所有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课以关税的时候，同时确定了两种税率，即最高税率和最低税率，俄国人于是陷入了麻烦。由于没有贸易协定，德国向俄国人课的其实是最高税率。维特排除了其他大臣（战争大臣除外）的建议，得到亚历山大三世的授权，对德国产品课以最高税率。谢尔盖·维特的算计很简单，他自己就这么解释过：比起工业化程度更高、经济关系水准更高的国家，尚不发达的国家在关税战争中受到的损失和不适更少。德国同意给予俄国极其优惠的税率：两国签署了第一份贸易协定，确立了所有的经贸关系。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的俄国无疑属于极为封闭的大国俱乐部。其面积（在这位醉心于和平的沙皇统治时期仍持续扩大），人口（据1897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是1.29亿人），都是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改革之后的时期，该国的工业水平得到快速发展。1860年至1913年，产量平均增长了5%；1890年代，达到近8%。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经济得到强有力的刺激，开始腾飞，在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时期，经济增速也不遑多让。1914年，俄国成为第四大工业强国，对外贸易为世界第六。

从数字可以看出，19世纪末俄国的经济发展相当惊艳。铸铁产量：1894年为7900万吨，1898年为1.13亿吨；巴库的石油提炼：1894年为2.97亿普特，1897年为7亿普特，1901年产量相等。煤炭产量从1892年的6500万普特增长至1900年的1.77亿普特，钢产量从6100万普特增至1.24亿普特。1886年，共计有462家股份公司，资金达5.94亿卢布；1898年，股份公司达到990家，资金达16.86亿卢布。

这幅令人欢欣鼓舞的画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全面的发展数据并没有展现俄国遭到诟病的落后状态。俄国是个农业国。1897年，仅有12.9%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农产品占据出口量的77.7%。主要的工业门类是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绝对数和相对数之间的差异出现在铁路领域。19世纪90年代，与十年前相比，铁路网增速翻倍。这是一个相当瞩目的成就。但在19世纪末，从百万人口铁路里程来看，俄国欧洲部分位列全球第20名（总共27个国家）。

俄国经济有一个特点，边缘地带发展得更快：南部（小俄罗斯）成了煤炭工业的重要中心；在谷物出口方面，铁路使小俄罗斯的肥沃土壤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高加索地区（巴库），诞生了石油工业。世纪末，突厥斯坦为纺织业提供了三分之一的原材料。最后，铁路将西伯利亚变成了黄油和其他奶制品的大宗出口基地。

帝国的中部地区一直都很落后。当时出现了“中部贫困化”的问题，到20世纪末，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从俄国快速却不平等的发展进程来看，国家存在着种种可能性，几十年前，俄国还刚踏上“现代化”的道路，还在“确立资本主义”。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尼古拉·布恩盖、伊万·维什涅格拉茨基以及最重要的谢尔盖·维特所实施的那些计划的影子。后者说得很中肯，即便全面的君主制有种种好处，但从经济层面来讲，农业国注定只能成为工业国的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工业国就是农业国的宗主国。维特说：“创建我国自己的工业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任务，这是我国国防体系的基础和奠基石。”

谢尔盖·维特在亚历山大三世的政府中供职两年多时间，直至皇帝驾崩，但他在尼古拉二世时期仍然担任了九年财政大臣。在这些年里，他在推行自己的计划时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我们将这个计划同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推行的快速工业化政策做了比较。俄国从农业国转变成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国，与维特伯爵的理念息息相关。

9 “俄国人的俄国”

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很清楚他是所有臣民的皇帝。在他的臣民中间，他最爱的当然是全体俄罗斯人……

——谢尔盖·维特

亚历山大三世对俄罗斯人的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后者在整个帝国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沙皇内心里觉得自己就是俄罗斯人，尽管在他的血管里没有流淌哪怕一滴俄罗斯人的血。不过，这种对皇家子民的偏爱表明皇帝并不喜爱其他民族。俄国扶植了巴滕贝格亲王为保加利亚国王，当得知亲王获选之后采取亲德政策时，亚历山大三世立刻就领会了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理由：“母亲是波兰人。”巴滕贝格的母亲确实是波兰人，但他父亲是玛利亚皇太后的兄弟，也就是说，巴滕贝格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在亚历山大三世给予其支持的时候，这层关系还是很重要的；但最后，还是“不纯的血统”占了上风。

比起波兰人，亚历山大三世对犹太人就更爱不起来了。他也不信任小俄罗斯人，还蔑视外国人。列夫·托尔斯泰写道，尼古拉一世将所有波兰人都视为恶棍，他对波兰人的恨同“他自己做的恶旗鼓相当”。亚历山大三世不像其父那样对波兰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他只是将波兰人视为混乱的因素，因为波兰人努力想要脱离彼得堡的掌控。

1911年1月30日，俄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于去世之前在记事本里写下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俄国人种构成的矛盾之处同西欧和东亚的边远地区密切相关：那儿所囊括的地区和民族拥有远比我们优秀得多的文化，而这儿一切都处在极低的水平；那儿我们无法和那些被我们降服的民族和谐相处，因为我们无法提升到他们的水平，而这儿我们不愿和他们和谐相处，因为我们蔑视他们，而且也无法将他们拉低到我们的水平。那儿和我们这儿一样，他们和我们并不平等，因此之故，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

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敌视登峰造极。皇帝对俄国境内的非俄民族充满厌恶，与之伴随的是波别多诺采夫的弥赛亚民族主义，想要保全帝国完整性的德米特里·托尔斯泰的唯理论，以及边远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他在行政机构和学校大力推进俄化政策，想要和日耳曼化以及德裔贵族，亦即波罗的海大贵族的特权做斗争。俄化政策在维斯瓦河两岸地带推进得更为厉害。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做斗争，内政大臣认为这些神职人员就是波兰民族主义的主要源头。托尔斯泰伯爵很清楚这个问题：他年轻时用法语写过一本名为《俄国的罗马天主教》的著作，揭露梵蒂冈那些阴险奸诈的渗透俄国的计划。

俄国与梵蒂冈的和解协议，是在1845年12月尼古拉一世和教宗格里高利十六世见面的时候确定下来的，1863年波兰起义之后，又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1864年，俄国境内197家天主教修院中的114家被禁，理由是藏匿起义军。当时设立了灵修院，由忠于彼得堡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领导，处理帝国内部天主教会的事务。1866年，教宗庇护九世向俄国提供了一个俄国与梵蒂冈断绝外交关系的理由。

1878年当选的教宗利奥十三世采取了和彼得堡宫廷接近的政策。当时俄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被派往梵蒂冈。利奥十三世在与之交谈的时候，向他做了解释，说为了和那些破坏性很大的理论做斗争，梵蒂冈“必须援助保守力量”。他特别指出：“我对俄国给予的支持特别看重。”伊兹沃尔斯基向彼得堡汇报说：“利奥十三世想要向我们证明欧洲关系紧张之际他的友谊所具有的莫大价值，教宗还提到了波兰问题，他说他的权威可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说完这些话，便继之以行动：1889年3月，利奥十三世向波兰各主教发送信息，呼吁他们与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当局合作。教宗特意让俄国的天主教徒走合作之途。俄国、波兰、立陶宛以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对教宗的信息作了评价：“从此以后，上帝在波兰的真正代表就是俄国的鞭刑。”

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后，便在基辅对犹太人进行了屠杀。照当地宪兵队长在回忆录中的证词来看，大屠杀得到了德连杰恩总督的纵容和支持。内政大臣伊格纳季耶夫对反犹人士表达了同情。继他之后担任内政大臣的托尔斯泰伯爵也不喜欢犹太人，但对混乱无序更为憎恨。行政机器开始启动。1882年5月，通过法律，缩小犹太人居住区，限制犹太人迁至居住区之外的权利；1887年，设立了犹太孩子入读中学的人数限额（居住区10%，首府3%，其他城市5%）。1891年，将一万多名犹太人（技工、匠人）赶出莫斯科，此前自1865年起他们就被准许居住在那儿。1892年，犹太人不得在市政管理机构任职。数百条法律、敕令和指令对俄国的犹太人实施管理，既禁止其占用土地，也禁止在犹太学校教授俄语。这些针对犹太人的法律文本厚达一千多页。

19世纪末，反犹主义成了欧洲最时兴的意识形态。1873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反犹主义在德国大爆发，此后便不断扩展。1894年，反犹浪潮击中法国，德雷福斯上尉遭到了审判。

俄国的反犹主义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急于恭维内政大臣的谢尔盖·维特说：“托尔斯泰伯爵从不会走极端，既不会刁难犹太人，也不会迫害波兰人和外国人群体。”同时，司法大臣马纳塞伊涅“展现出我们所说的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无故进行压制，对外国人的利益丝毫不予考虑”。迫害和刁难是现行的政策，其具体形式取决于大臣，尤其是皇帝的脾性。亚历山大三世的反犹立法被认为极不公正，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完全剥夺了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期赋予犹太人的那些权利。

19世纪末，西南欧的反犹主义具备了“科学依据”，也就是种族主义理论。法国人戈比诺、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推出了雅利安种族“最优秀”的理论。在俄国，这些观点根本没有市场。俄国的反犹主义属于宗教范畴：皈依东正教就能去除障碍，去除禁令。但改变种族是做不到的。不过，拥抱另外一种信仰还是可期的。当然，对新皈依者还是会存有疑问。但这属于心理层面，与法律无关。亚历山大三世最喜爱的女儿克塞妮娅爱上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后者的父亲是皇帝的心腹，也是他的叔叔。对这位姑娘的父亲来说，障碍在于未婚夫的母亲、大公夫人、巴登公主奥尔加·费奥多萝芙娜的出身有些含混不清。谢尔盖·维特说得很明确：“其实，她很喜欢说闲话，像是犹太人的类型……父系这一脉和卡尔斯鲁厄的犹太银行家太近。”不过，爱情还是胜出了：亚历山大三世同意了这场婚姻。

1903年，特奥多尔·赫茨尔前往彼得堡，准备向沙皇的各部大臣提交犹太复国主义计划。他和谢尔盖·维特的谈话最有意思。财政大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向对方解释说，犹太人本身要对他们所引起的敌意负责：皆因其“狂妄自大”；犹太人大多数都很穷，所以很脏，做的都是一些令人鄙视的工作，等等。而且，革命运动当中犹太人的数量很多。赫茨尔问：“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谢尔盖·维特回答道，他认为“还是我国政府的失策所致。我们对犹太人刁难太甚。我曾时常对已故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说：‘陛下，如果我们能在黑海里淹死六七百万犹太人，我会全力支持这个做法。但如果做不到，那就必须让他们活下去。’”“您对俄国政府有何期待？”维特问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给些鼓励。”赫茨尔回答道。维特颇为赞同这个说法：“我们也在鼓励犹太人。我们鼓励他们移民。比如，在他们的屁股上踹上一脚。”特奥多尔·赫茨尔评论道：有这样的朋友，我们能拿敌人怎么办？

1881年至1882年的屠杀导致了第一波移民潮。每年都有五六万人离开。1891年，犹太工匠被逐出莫斯科之后，11万人移民，1892年移民人数为13.7万。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就是使之改宗东正教。这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19世纪下半叶，约有936名犹太人投入了基督教的怀抱。

俄国大多数人信奉东正教。但帝国还有穆斯林（19世纪末，穆斯林的人数达近1200万）、天主教徒（近1100万人）、路德宗教徒（四五百万人）、犹太人（近400万人）、不信教者（近700万人），以及其他信仰的信徒。非东正教徒之所以备受刁难（程度不同），乃是帝国中央集权和强化统一的政策所致。

对这项政策最好的描述可以看他们对“旧教徒”的态度，官方将旧教徒称为分裂派。旧教徒分成不同的群体，据1895年至圣治理会议的报告来看，旧教徒的人数达1300万。官方数据将他们纳入了东正教。主要的群体（占75%）由“圣职人员”构成，他们的组织类似于东正教会，也有自己的教士。“圣职人员”的核心所在就是莫斯科的罗果日斯基公墓。在公墓所在的范围内，他们有自己的祭礼、自己的医院、自己的济贫院。资本主义让其中许多人踏上了成功之路，这些人头脑活络，精力充沛，惯于克服困难。1883年的敕令允许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祷告和生活，只要他们不公开与官方教会唱反调即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得到了官方同意其秘密生活的授权。

处境更为艰难的是其他团体的“旧教徒”。无数教派都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末日”教派（鞭笞派）受到了特别残暴的镇压，所有的洗礼运动也是如此。内政大臣宣称洗礼派教徒是“福音—路德宗教会的支派”；因此，“俄裔人士”无权加入该教派。1900年，禁止俄国人用该派名称指称自己。

农民得到解放，对精神的渴求也就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为社会经济的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寻求答案。官方东正教会无法满足他们，于是大量俄国人加入各种教派，或创建新的教派。国家采取行政手段加以遏制，以此来帮助教会同“与东正教原则不相符的宗教因素”做斗争，正如至圣治理会议所言，这涉及了“相当数量的俄国人”。

两股狂热的激情迎头相遇。信徒们操心精神问题，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来信仰，即便遭到镇压，也要保护自己的信仰。当局则在每种“错误的”信仰当中感受到国家和帝国的统一性受到威胁，于是加强了镇压。

10 有望“衷心和解”

从万事万物中获取俄国所需要的、有益于俄国的东西，对获得这样的好处无须设太多限制，只要以直接、果断的方式来行事。

——亚历山大三世

尼古拉二世在登基宣言中说，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是“崇尚和平者”。所有的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通常比较谨慎的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说，亚历山大三世犹如“和平天使”。百年之后，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热情洋溢地写道：“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十三年时间里，和所有人保持了和平，死后获得了‘崇尚和平者’的称号。”很难反驳这样的判断：“和平天使”或许并不会和整个世界保持和平，但在他的治下确实没有发动过大型战争。不过，正如官方传记所言，“皇帝亚历山大三世不希望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也不想得到什么东西，在东方遇到对抗时，他只能被迫将俄罗斯帝国扩张214854.6平方俄里（等于429895.2平方公里），而且没发动一场战争……”。

皇帝“被迫”获取的这些领土都在中亚。斯科别列夫战胜土库曼部落(1881—1882)之后，后者便成了俄国的臣民。夺取梅尔夫绿洲后，面前就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一直通往喷赤河，那是同阿富汗的界河。这一步相当奇妙：1880年，帝俄和阿富汗之间还隔着一千俄里。那片虚空（当地部落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似乎让俄国魂牵梦绕。元老院秘书长伊万·基里洛夫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1728年向女皇安娜·约安诺夫娜提交了一份夺取中亚的计划书，此后这些计划纷纷得到了落实。亚历山大三世的军队就驻扎在阿富汗边境地带。英国人为此坐立不安，两大殖民帝国之间便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

俄国那时候既无意愿，亦无手段来跨越喷赤河。英国也没有征服中亚的计划。冲突最后以两方各自和平划界作结：阿富汗仍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中亚则是帝俄的构成部分。1892年，帕米尔地区发生冲突，俄国、英国、阿富汗也同样和平瓜分了这一地区。从此以后，俄国便占有了与中东地区的天然边界。要等到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才破坏了“崇尚和平”的沙皇在位时期确立起来的边境地区的安宁。

英国外交界、文学作品（想想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社论作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俄国“熊”的帝国主义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说英国、法国或意大利具有帝国主义野心，也同样有根有据。德国也急不可耐地想要跻身殖民帝国的行列。1885年冬，柏林召开各国大会，主要目标是瓜分非洲。俄国对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兴趣，但作为大国，也参与了殖民国家发起的这场激烈的竞争。在和英国的纷争当中，俄国全面支持法国。

在中亚地区，俄国唯一的潜在对手就是英国，1885年，英国吞并了缅甸，却声嘶力竭地抗议俄国进入喷赤河地带。俄国占领殖民地和西欧诸国征服政策的根本差异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帝国横跨亚欧大陆。其他大国则要去远海和大洋寻找殖民地。

巴尔干地区很久以来就是俄国扩张的主攻方向。柏林会议并未回应彼得堡外交界的所有期待，只是满足了其中一小部分要求。我们说过，保加利亚被分成两个部分：北部和南部（鲁米利亚）。在北部地区，受到俄国喜爱、曾率领俄国枪骑兵团参与对土战争的黑森亲王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被选中。柏林会议同意保加利亚公国（仅北部，南部的鲁米利亚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将会制定宪法，享有媒体自由和其他“愚蠢”的自由，这是当时俄国外交官的原话。

承诺的宪法由公国的最高委员、俄国人顿杜科夫—科尔萨科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制定。国民大会在塔尔诺沃召开，尽管政府由俄国的将军们主导，但巴滕贝格亲王仍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他忠于自己的表兄亚历山大三世；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的保加利亚”这个理念在他的臣民中间很受欢迎。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亲王解散了国民大会，但他的继任者（亲王没法通过自己的权力来取消宪法）也好不到哪里去。

铁路成了俄国和保加利亚之间冲突的根源。其必要性无可置疑。有两个计划：一个是“西部计划”，将保加利亚中部的农业区和黑海相连；另一个是“北部计划”，从该国中部通往多瑙河。“北部计划”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会耗费巨大。1890年俄国的《百科词典》专门写了一篇有关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生平的文章，就说得很直白：“亚历山大亲王并不会听从俄国的指令，俄国会给保加利亚种种好处，但结果保加利亚就会成为牺牲品，处境会相当艰难。”亲王被推翻。但他很快又重新坐上了王位。1885年，他联合保加利亚两派，抵制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对表弟倍感失望，不愿再支援保加利亚。于是局势显得有些吊诡，角色反了过来：在柏林反对“大保加利亚”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现在开始支持它，而不久前亲近保加利亚的俄国却提出了抗议。

俄国同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尽管亚历山大亲王驳斥了塞尔维亚和希腊要求因保加利亚重获统一而获得补偿的说法，但他还是下台出国了。《百科词典》的解释是：“由于失去了俄国皇帝的保护，亚历山大觉得还是有必要放弃王位……”亚历山大三世的传记作者说，巴滕贝格亲王请求皇帝援助，但“亚历山大三世对此予以了拒绝：他无法原谅巴滕贝格亲王的背叛”。亚历山大亲王的悲剧源于他不愿成为俄国在保加利亚的附庸：他想要成为拥有全权的保加利亚君主。

和保加利亚断交标志着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影响力的衰落。英国人在土耳其发号施令。1881年，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私下签订了联合条约。1883年，罗马尼亚投入了明显反俄的“三国同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巴尔干地区的局势让斯拉夫派倍感失望，也证实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悲观失望的结论：“南部和西部的所有斯拉夫人无一例外都是民主派和宪政派。”

亚历山大三世得到的教训相当悲观。1899年，皇帝向“俄国唯一忠实的朋友，黑山的尼古拉亲王”祝酒。可是，在其他情况下，崇尚和平的沙皇说的是，俄国只有两个朋友：军队和舰队。小小的黑山是巴尔干地区的忠实盟友，军队和舰队则始终都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1887年1月，保加利亚代表团前往巴黎，请求援助，以抵制俄国人，并支持萨克森—科堡的斐迪南作为保加利亚王位的候选人。斐迪南亲王得到了奥地利和英国的支持，但亚历山大三世反对他。法国外交大臣弗卢朗要保加利亚人必须感激俄国人让他们挣脱了土耳其的桎梏，故而拒绝援助。法国寻求接近俄国，所以坚持认为感激可以作为政治的基础。俾斯麦持激烈的反对态度。这位德国首相在其垂暮之年写道：“俄国的传统政治是建立在宗教和血缘关系上的，他们的理念是必须将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甚至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塞尔维亚人这些生活在奥匈帝国边境两侧名称不同的人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们和俄国绑在一起，这并不合理。”俾斯麦亲王说出了真相，一个世纪之后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被解放的民族并不感激，而是苛求。”但俄国的外交界并没有放弃这种传统的观点，一成不变地要求“被解放的民族”感激涕零。

在巴尔干地区的失败表明了俄国外交的孤立状态。它的传统盟友——德国和奥匈帝国（尤其是奥匈帝国）——所实施的政策也不能被认为是友好的。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了“三皇同盟”，但他并没有什么信心。而“三国同盟”即所谓的“和平联盟”，清楚地表明了它们想要在欧洲事务上发出决定性的声音。俾斯麦认为必须始终都做两手准备，1887年，他向俄国建议签订“互保协定”：双方中的一方若同第三方开战，双方需遵守“友好性中立”。俄国签订了这份协定，为期三年，虽然它也觉得这份协定写得不清不楚。德国为了不致遭受俄国的进攻，便与维也纳和罗马结盟，还和俄国签订协定，“保障”自己不受法国的进攻。从彼得堡这一方来看，它也只能从德国首相那里得到良好的建议。

俾斯麦提出这些建议，目的是将俄国的注意力从西部边境引开。首相极度担心德国会两面开战。他一刻不停地要求德国的政治家提防这样的危险。俾斯麦将法国当作头号敌人，认为必须说服彼得堡，它的利益在东方。他写道，打开俄国这栋房子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一旦关紧大门，俄国就会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

亚历山大三世当时的外交大臣是尼古拉·冯·吉尔斯(1820—1895)。1882年3月，吉尔斯获此任命，其实，1878年起他就是实际上的领导者，因为戈尔恰科夫此时已经病重。维特写道：“吉尔斯是个很谨慎的人，一个外交官，能力中庸的公务员，眼光放得不够远，但经验丰富。”他还说：“在像已故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那样的君主手下担任外交大臣，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皇帝总有一天会说：‘我自己才是外交大臣。’”

吉尔斯的外交观念建立于这样一个信念之上：“首先必须避免做出无用的、不合时宜的决策。”对他而言，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让国家休养生息。和土耳其打了一场恶仗之后，俄国需要重获财政上的平衡，重组军队。他还看出西部边境的威胁越来越大。维特回忆道：“从完成大学学业起……之后作为……交通大臣、财政大臣，最后担任大臣会议主席，近年来，而不是近几个月，我不停地听到有人说我们会和德国开战。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就铁路、财政、军事事务做出决定，总是梦想着和西方开战……”

谢尔盖·维特是在1870年完成学业的。因此，在俄国看来，普鲁士战胜法国之后，德意志帝国的创建就等于西部边境地带出现了一个危险的敌人。

1888年登基的威廉二世年轻（二十九岁）、高傲，急于在军事上建功立业，想要推动使俄国修正其外交政策的基础定位。1890年，威廉二世让俾斯麦下台，这样的需求就显得很明显了。新任首相卡普里维认为延长“互保协定”毫无用处。

法国当时是欧洲唯一一个想要接近俄国的国家，它认为两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德国。俄国在这条路上走得颇为谨慎。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有求于法国的金融市场，而法国的金融市场也很快成了俄国借款和信贷的主要来源。但彼得堡在这条通往巴黎的道路上并不缺障碍。法国是共和国，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专制的俄国对接近法国的想法接受得很慢。米哈伊尔·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报》社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读的人不少，和吉尔斯的通函受到同样的关注，有一天，他声称俄国只能成为君主制法国的盟友。不仅是议会共和国，还有政体的不稳定性也激起了俄国的不信任感。彼得堡算了算，从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起到1890年为止，巴黎总共经历了十四任内阁。

俄国要求法国保证自己的忠诚。共和国给予了保证。1890年5月29日，法国警方执行内政大臣贡斯当的命令，搜查了二十名俄国移民的住所，发现了炸弹和制造炸弹的工具，以此表明俄国的“虚无主义者”正在准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密谋者和法国警方没料到的是，整件事都是从事煽动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从头至尾编造出来的，1885年至1902年间，拉奇科夫斯基担任巴黎警察局外国情报处的处长。

法兰西共和国由此证明，涉及棘手的政治问题，俄国还是可以依靠他们的。“和平联盟”这一方则表现出了它们好战的意图：1891年4月，彼得堡获悉“三国同盟”早早地续了约。俄国和法国于是着手拟定互保协定，以免“三国同盟”中的一方开始调动军队。巴黎和彼得堡对英国有可能倒向“同盟”一方颇感担心，至少那个时代是这么想的。1891年8月，俄国和法国签订了政治协定，类似于协商性质的条约。协约写道，俄法两国政府“为了互表衷心的谅解，携手共进，希望以此维护和平”，现“针对每个有可能威胁普遍和平的威胁而互相协商”。协约极端保密，但在签署之前，法国的一支舰队就已驶入喀琅施塔得。克里米亚战争早被抛到了脑后！民众对着法国水手欢呼。有人发现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在听《马赛曲》，这表明当局是支持俄法两国结成友谊的。

法国想要走得更远，缔结盟约。俄国的外交大臣吉尔斯认为先前的协约犹如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觉得没有必要过于亲密，尤其是让两国总参谋长签署军事协定就更是不必了。一方面，吉尔斯生怕急于复仇的政府在法国掌权，这样就会将俄国拖入徒劳无益的战争；另一方面，他觉得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同德国的关系，和法国走得太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亚历山大三世有反德情绪，再加上其丹麦妻子的怂恿，便决定强化其扩张政策，让“衷心的谅解”进一步得到巩固。

1892年8月，经亚历山大三世同意，奥勃鲁切夫将军和博瓦斯德弗尔将军签订了军事协定。从条款来看，“如果法国遭受德国或得到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攻击，俄国将动用一切兵力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受德国或得到德国支持的奥地利的攻击，法国将动用一切兵力进攻德国”。第二条保证若“三国同盟”或其中一方调动军队，则俄军和法军亦需立即且同时调动军队。二十二年之后的1914年，这项条款和其他条款一样，都变成了现实。从1888年起，一份类似的军事协定也将“三国同盟”的签署国连在了一起。

俄国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将军坚决支持同法国签署军事协定。1863年，时任上尉的奥勃鲁切夫便拒绝“参与手足相残的战争”，当时，他在近卫军步兵师服役，被派去镇压波兰起义。不过，他坚强的性格、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及军事才能仍使他的军事生涯大放异彩。亚历山大三世信任他，虽然也知道他有“自由主义”倾向。奥勃鲁切夫将军认为，在解决俄国外交政策中的棘手难题（加利西亚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过程中，俄国的主要敌手将是英国、奥匈帝国和与之相关的德国。从他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只能经过军事层面。因此，最好还是为下一场冲突做好准备，重新装备军队，训练舰队，建造防御工事和铁路。结盟也同样必不可少：俄国和法国理当结盟。亚历山大三世也持这个观点。

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战争做准备，比如增加兵员，扩建铁路网，1893年2月出台快速调动所有部队的法律，“以期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尽快予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种做法也证实了俄国的担心。

1893年秋，俄国舰队驶抵土伦，作为对法国拜访喀琅施塔得的回应。法国水手受到热烈欢迎，那俄国水手也有权在法国得到同样的待遇。

造访土伦也公开表明，两国会继续接近。在外交使领馆这一秘密世界里，两国正在就俄法两国防御性结盟的条款进行微调。1894年春，两国签订条约，“衷心的谅解”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俄国走出了政治上孤立的局面。自此以后，它就有了盟友，在欧洲成了“三国同盟”的障碍。但1894年8月，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尽管他的健康状况甚佳，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将由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将俄国领入一个新的世纪了。

11 末代皇帝

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从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三任亚历山大，专制权力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一个大帝国的崩溃首先会引发一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崩溃。1913年，俄罗斯帝国庆祝罗曼诺夫家族三百周年，似乎正处于其全盛时期；它在大国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飞速发展。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逊位，俄国成了共和国。这些事件的同时代人及其后人、历史学家和历史小说的作者对俄罗斯帝国为何崩溃这个问题给出了数不胜数的答案。

答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不一致。同时代人及其后人、帝国居民和隔岸观火的人也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俄国的特殊现象。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故事里的主人公皮埃尔·梅纳尔难道不认为历史真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吗？这个观点让无数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发现了绝对真理的说法站不住脚。

时至如今，已过去两百多年，我们仍在争论法国旧制度崩溃的成因，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对俄国旧体制的讨论，和对沙皇夫妇所起作用的讨论，便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这些事件更为晚近；另一方面，尤其是这方面，过去属于国家，所以国家对历史的判断是不容置喙的。

苏联的骤然崩溃使局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整体性的转变：人们开始对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过去有了不同的看法。事件“有了另外的判断”。一部专写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大作名为《崩溃的二十三级台阶》。1972年，作者马克·卡斯维诺夫完成了描写尼古拉在位二十三年的历史著作，带着明确的谴责：“……‘平民’和沙皇制度在算总账，算他犯下的所有罪行，这样的清算是无法避免的，具有法律无懈可击的特性。就像罗曼诺夫王朝的结局一样合法。”

末代皇帝的第一本传记在苏联崩溃之后面世，书中提到了尼古拉二世加冕日出现的那场灾祸（在莫斯科霍登卡校场举办庆典，向民众分发赏赐，在人群的拥挤推撞下，两千人遭到踩踏身亡）：“拂晓时分，受害者的尸体被装上四轮大车。二十二年后，拂晓时分，人们也会将他们的尸体装上四轮大车。”皇室家庭的死亡似在为其在位时期发生的所有事件赎罪。

12 循着父亲的足迹

霍登卡校场成了一个不祥之词，让统治初期就显出了凶兆。巧合和非理性的爱好者把那些事件全都记在账上：1888年10月17日，皇家专列脱轨，尼古拉和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侥幸逃过一劫；1894年5月17日，人群涌向霍登卡校场，想要祝贺年轻的沙皇登基；1905年10月17日，签署限制专制权力的宣言；1916年17日，拉斯普京遇刺；1917年，帝国终结；最后，就是1918年6月16日至17日夜，皇帝全家遇难。

任何一个皇帝在位时期都没有这么多的征兆和预测，没有一个统治者会笼罩在这神秘主义不透明的帷帘之中，从未有人用如此绝望的尝试来洞察未来。1897年，对帝国人口进行了普查（也是最后一次）。对“职业”这个问题，尼古拉二世的回答是：“俄国大地的主人。”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对这一点从未有过丝毫怀疑。他对自己必须遵循父亲政策的做法也没有丝毫的犹疑。尼古拉二世替换了大部分旧臣，他从来就不喜欢导师神气活现的样子，但他仍然保留了谢尔盖·维特的财政大臣一职。后者粗暴的语气、直截了当的判断、自信的神态并不讨皇帝的喜欢，但他仍然批准了他提出的要大力推进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维特想要完成始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财政改革，确保货币汇兑平衡。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全俄能思考的人几乎都反对这项改革：首先是对物质的愚昧无知，其次是习惯使然，最后就是某些阶层的特殊利益在作怪。”维特身边只有一股力量，但那是“最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皇帝的信任”。大臣的结论是：“俄国货币的汇兑平衡必须归功于尼古拉二世。”

1897年1月3日，设立金卢布。主要货币是帝国金币（15卢布）。还铸造了一半面值的金币（7卢布50戈比）。信用票据可自由兑换金币。票据上饰有这样的铭文：“国家银行用金币兑换信用票据，没有数额上的限制。兑换官方信用票据以国家财产作为保障。”

财政体系的秩序得以恢复，工业发展便再次得到了推动。财政大臣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首位，这样可以保证国家的独立。在彼得堡及其周边地区，冒出了巨型冶金企业，如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工厂，还有涅瓦河畔的造船厂。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成了纺织工业的中心。铁路网也在不停地扩增。

经济领域的发展引发了社会运动，俄国的文化也突飞猛进，20世纪最初十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白银时代”。尼古拉二世对自己所支持的经济政策结了什么果并不感兴趣，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确保专制权力的基础不受触犯。

目标没有变：地方自治局希望获得更多权利，能更多地参与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梦想在核心权力机构内部占有一席之地；边远省区的少数民族也开始谈论自身的权利；大学受到越来越多的管控。风平浪静的时间已经够长，乡村开始出现动荡。俄国南部的工人开始罢工。

亚历山大三世的反改革政策是可以不受任何抵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还没从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冲击下缓过劲来，“人民意志”被消灭也对革命运动造成了重大的打击。俄国社会到1891年才开始活跃起来。萨马拉省爆发大饥荒，涉及近一百万人，引发同情浪潮：该省拨付大量资金进行援助，但缺口仍然很大。于是，当局决定向公众募捐，建立补给点和治疗场所。列夫·托尔斯泰亲身前往萨马拉，在那儿设立了补给点。地方自治局的机构参与了救助饥民的行动。公众因此发现，在没有政府出面的情况下，民众齐心协力也能办成事。

尼古拉二世发布的第一份公开宣言一下子扑灭了扩大地方自治局发挥更大作用的希望（“荒诞不经的美梦”）。地方自治局的代表被控具有自由主义思想，遭到迫害。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政策也越来越具有挑衅性。作为边远省份，芬兰历来最太平。亚历山大三世说过：“我一点都不喜欢芬兰宪法。我不允许将这宪法扩展开来，我的先祖给予芬兰的东西对我而言就是一种义务，好像我也同意这么做一样。”

1898年，尼古拉二世任命了芬兰总督尼古拉·博布里科夫，此人不仅违背了宪法，还要将民众俄国化：“强迫使用俄语，芬兰到处都是俄国间谍，辞退元老，换上和芬兰毫不相关的人，之后又把那些反对这种专断做法的人驱逐出芬兰领土。”芬兰开始骚动起来。维特设法让尼古拉二世相信，“在彼得堡门口，创建第二个波兰，那实在是太危险了……”1904年，博布里科夫总督被芬兰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表明俄化政策已经失败。

1897年，格·戈利岑将军被任命为高加索总指挥。他“向高加索地区所有的民族开战，因为他想让所有人都俄国化”。总指挥特别仇视亚美尼亚人，这项政策得到了彼得堡的全力支持。1903年6月，政府颁布敕令，没收亚美尼亚教会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这一打击甚至还波及了亚美尼亚文化界，因为教会的一部分资产是用于教育和济贫的。在许多城市，包括大教长驻地埃奇米阿津，教会的财产都被军队没收。地方当局怂恿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之间发生冲突。维特写得很简洁：“当局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斗争变成了亚美尼亚人反穆斯林的斗争。”

尼古拉二世遵循其父的足迹，大力强化反犹政策。谢尔盖·维特指出了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反犹立法的特点：所有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并不是经过现行的立法体系和参政院，而是经由内阁通过的，因为里面有大量例外条款。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要将犹太人转变成第三等级公民的意愿遇到了激烈的抵抗。正如维特所言：“这些法律对俄国人和俄国来说有很大的危害性；我一直都在思考，持续不断地在思考犹太人问题，但不是从有利于犹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有利于我们其他人，俄国人，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角度来看待的。”

末代皇帝时期，俄国最杰出的政治家除了斯托雷平，就是谢尔盖·维特，而后者是个热忱的君主主义者；他认为，若要让俄国紧急实施改革，就必须依赖专制政权。他还是帝国坚定不疑的拥趸。他常常语带讽刺地说，比起“真正的俄国人”，他对帝国更操心。维特批评多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他认为，这个政策的根本性错误在于，“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以来，我国并不是俄国，而是俄罗斯帝国。当外国人在总人口中占比近35%，俄国人分成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时候，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策就不可能忽视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忽视成为俄罗斯帝国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的特性、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等等。这样一个帝国的口号应该是：‘我让所有人都成了俄国人。’”

谢尔盖·维特的洞察力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民族问题以及农业问题成了帝国崩溃的两大主因。

20世纪前夕，俄国罕有政治家能像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的财政大臣那样对过去和未来看得如此清晰。但成为不平等牺牲品的帝国境内的“外国人”只不过构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更严重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缺乏公民权。20世纪初，1861年改革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已经枯竭，农民阶层开始骚动：他们很快就受到了镇压，其严酷程度和政府对“外国人”的镇压不相上下。1902年，农民骚动在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使拥有近五万居民的一片地区燃起了熊熊大火，当时派出了一万名多士兵和军官镇压暴动。领头者就像孩子一般受到笞杖。要记得当时俄国只有针对农民还存在体罚。

对从亚历山大三世那儿继承下来的这项政策，抵制越来越厉害。整个社会都变得越来越激进。1901年2月14日，第一把火在彼得堡燃起，此前已经平静了很长一段时间。曾是莫斯科大学学生的彼得·卡尔波维奇前去听公共教育大臣波格列罗夫讲话，结果把大臣杀了；他这么做是要抗议对参与示威活动的学生进行惩罚的行为。前战争大臣凡诺夫斯基因其极端保守的立场而为人所知，于是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大臣。一年后，1902年4月2日，内政大臣德米特里·斯皮亚京遇刺，行凶者是他昔日的学生斯捷潘·巴尔马切夫。

尼古拉二世任命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1846—1904)担任内政大臣，他的任务是恢复帝国内部的秩序。作为洛里斯—梅利科夫时期警察局的局长，普列维对宪政理念颇有好感。但后来成为伊格纳季耶夫伯爵的合作者之后，他就实施起了更为保守的政策。他在德米特里·托尔斯泰手下当差的时候，也仍然终于这样的政策。谢尔盖·维特认为，君主必须依靠人民（照普列维的说法是，依靠贵族阶层），发现新任内政大臣有个重要的缺陷，后者有很短一段时间被称为俄国独裁者：这实在是“大逆不道”。维特相信波兰人出身的普列维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改宗东正教的。

维特解释普列维的政策时，说他是个“叛徒，不是俄罗斯人，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肆意压迫陛下的非东正教臣民，展现自己是个俄罗斯人，真正的东正教徒”。

帕维尔·米留科夫是这么谈论尼古拉二世在位头十年的：有两个俄国，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俄国，一个是普列维的俄国。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有两条政府路线：一条是维特的路线，一条是普列维的路线。尼古拉二世让维特有了“单腿跳舞”的可能性，让他可以采取措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普列维“用另一条腿跳舞”，采取极端激进的措施让骚动不安的帝国恢复秩序。

我们说过，尼古拉一世死后，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说服朋友，下一任沙皇会更好。这位诗人、哲学家发现这就是一条铁律：好君主和坏君主轮流交替。亚历山大二世后来也证明了霍米亚科夫的理论。亚历山大三世也是如此，他是反改革者，而其前任就是改革者。尼古拉二世一下子打破了这个传统，这本是俄国所有君主所遵守的传统，无疑也是霍米亚科夫“体系”的基础。每个皇帝（无论男女）都会废除前任的政策，修正之，完善之。尼古拉二世用下面的宣告开启了自己的统治期：“每个人都知道，我会为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我会毫不动摇地坚定维护专制政体的原则，我那令人缅怀的已故父亲也是这么做的。”在同一篇讲话中（年轻的沙皇对前来庆祝其加冕的贵族阶层、地方自治局、城市、哥萨克部队代表的讲话），我们发现这些话会在整个俄国都引起回响：“我知道，近来，在地方自治局的某些大会上，回响着一些说法，那就是有些人做着荒诞不经的美梦，想要加入地方自治局，来引领国内事务……”皇帝的这篇讲话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个美梦如无根之木”；但不习惯公开讲话的尼古拉二世当场说出了“荒诞不经”，大大强化了他要继续像父亲那样，坚持当个专制君主的印象。

在俄国良好的传统中，尼古拉二世登基令人始料未及。尼古拉是正式的继承人。从这个层面来看，没有任何疑问。但亚历山大二世当时还很年轻，年富力强。谁都没料到他会死，尼古拉更没料到，所以他压根没做好承担领导帝国重任的准备。

尼古拉二世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受教育的时间长达十三年。古代语言、基础体操被自然科学基础取代。除了法语、德语之外，他还学习英语。他最后三年专门学习了军事技艺，以及法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他的老师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专家。但皇储对知识的兴趣不大。谢尔盖·维特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当了好多年的大臣，他是这样说皇帝的：“毋庸置疑，他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能快速领会和理解所有问题。”同时，这位昔日的财政大臣还回忆道：“在我们时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出身良好家庭的近卫军上校的平均教育水平相当。”问题显然不出在教育上。谢尔盖·维特承认，论能力，尼古拉二世“大大超过了他威严的父亲。但亚历山大二世有其他能力，使之成了一位了不起的皇帝”。

尼古拉二世有运动员的体格，但个子不高，和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相继坐上俄国皇位的巨人毫不相像。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做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我国的第一个朝代由瓦良格人所建，末代王朝又毁于瓦良格人之手。这个朝代不会等到政治上的死亡才寿终正寝，它会凋谢枯萎，直到不再有用，被赶出舞台。”《俄国简史》的作者说这话的时候，想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丹麦的达格玛公主。

对末代皇帝性格的讨论时至今日仍未停歇。对当时的人来说，尼古拉二世毫无疑问是个弱者，意志力不足，经常受他人，特别是其妻子的影响，他对妻子爱得热烈，可谓矢志不渝。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分析了俄国的过去，他采纳了事件同时代人的观点，说：“尼古拉二世虚弱，缺乏意志力，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近期出版的末代皇帝传记认为，尼古拉二世的一大特点就是固执。“这很悲惨：执拗的他不懂得如何当面对求他的人说‘不’。他太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无法粗略地做出决定。通常而言，他不愿拒绝，宁愿沉默，而有求于他的人都会将他的缄默看作同意。于是，尼古拉会等待下一位与他持相同观点的来访者，然后才会快速做出决定。”

皇帝的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因为他是个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缺乏意志力，又很敏感，无法“粗略地做出决定”，就给人留下了虚弱或奸诈的印象。归根结底，重要的并不是现实中的尼古拉二世，而是他被别人看待的方式，以及他自己展现出来的样貌。他和皇后的关系很好地体现了现实和感知之间的这种差异。尼古拉年轻时就爱上了黑森的艾丽丝，经长期等待之后与之成婚。我们提到过的彼得大帝那份著名的伪遗嘱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即俄国的第一任皇帝给后人提出的婚姻建议：“要永远娶德意志公主为妻。”除了亚历山大三世之外，所有俄国皇帝都是这么做的。尼古拉二世也遵从了这个传统。但改宗东正教之后起名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艾丽丝至少既有英国血统，又有德国血统。她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黑森公主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英国的王宫中度过的。

历史学家的说法是，经过一系列王朝间的通婚，罗曼诺夫王朝血管里俄罗斯的血液实际上已不多了，但尼古拉二世的传记作者认为：“‘俄国沙皇’本身只代表国籍。”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说法。毕竟，17世纪初，莫斯科的波雅尔将波兰王储放上俄国王位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俄国的女沙皇。但这说法只能用在沙皇身上，没法用在其配偶身上。皇后被视为德国人，她的血管里俄罗斯的血液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古拉二世根本无法改变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形象，她在宫中就是这样的形象，很快，整个俄国社会也会这么看。

对新沙皇而言，加冕典礼期间出现了第一个考验。由于霍登卡校场公共部门的忽视，用来训练莫斯科戍军的大片空地有许多空洞、堑壕、壕沟，都大张着口子。数十万民众聚在一起，涌过来接受加冕赏赐时，你争我抢，许多人掉入了壕沟内。从官方数据来看，1389人挤压而死，1301人受伤。皇帝在日记中写道：“1896年5月18日。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今天犯了一个大错……大约1300人遭到踩踏。我在九点半的时候得知了此事。这个消息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我们去妈妈那儿用早餐。再去蒙特贝罗家参加舞会。”法国大使蒙特贝罗的舞会列在加冕典礼的节目单上。但许多人都建议尼古拉二世让伯爵取消舞会，至少别在那儿现身。“皇帝坚决不同意。”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向谢尔盖·维特汇报说。对他而言，“这场灾祸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但不能让加冕典礼暗淡无光；所以，最好还是忽略霍登卡校场灾祸这件事”。

尼古拉二世的母亲很清楚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是怎么一回事，建议儿子惩处这场灾祸的责任人，首先就是拿莫斯科总督来杀鸡儆猴。但年轻的皇后介入进来，坚决支持后者：谢尔盖大公娶了她最喜爱的妹妹。新沙皇听从了妻子的意见。

13 第一场战争

我们需要打一场小小的胜仗。

——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做法比尼古拉二世的大臣的做法更为优雅，她向路易十六建议，在处理国内的问题时，要把“在国外绷紧的绳子松一松”。面对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想要打一场“小”仗，而且显然应该是胜仗的想法，自然会冒出来。普列维希望尼古拉二世身边的那些人也是那样想的。

亚历山大三世的意外死亡让世界陷入了不安之中。记者说那是1870年以来欧洲出现的最严重事件，俄国皇帝是欧洲大陆和平的柱石。国际媒体希望年轻的君主继承其父意志，追随他的和平政策。尼古拉二世的第一个外交行动也证明了他想要追随父亲足迹的意愿。1898年8月，他建议各国参加裁军会议。1899年5月，第一场国际会议在海牙召开，会上提出，即使部分裁军也是利大于弊的。

这个概念颇具创新性。不过，这在俄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议程上都不怎么重要。尼古拉二世的第一个具体计划仍然属于俄国外交的传统范畴。1896年末，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涅利多夫写了一份简报，说在不久的将来，奥斯曼帝国会发生严重灾难，因此建议尽快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战争大臣凡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都准备采取行动。奥勃鲁切夫将军甚至还拟订了进攻计划，指出部队可以乘坐木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从官方的咨询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说“国务秘书维特”提出了警告：“没有其他大国的同意，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今日的现实条件下太过冒险，会引发相当不利的后果。”于是就放弃了向南推进的计划。1897年，俄国退役军官、尼格斯梅内利克二世的军事顾问康·列昂季耶夫从阿比西尼亚返回彼得堡。一项计划出笼，那就是夺取阿比西尼亚，将其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俄国官方向埃塞俄比亚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代表团。

痴迷通常都不具现实性的计划是尼古拉二世的一个特点。他感兴趣的是在白令海峡上建桥，或在帝国边境地带竖立电栅栏之类的东西。他外交政策的总体定位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固定下来。外交大臣轮流当这种事在俄国并不常见，从中可见皇帝内心的犹豫。1816年至1895年间，三任大臣（在各个皇帝巨细靡遗的掌控之下）领导帝国的外交事务。1895年至1900年间，竟然也有三位外交大臣。

当普列维说“打一场小小的胜仗”时，他心里已经很清楚敌人是谁了：日本。这个选择不能仅从轻易获胜的角度来看，因为打胜仗是毋庸置疑的。被任命为战争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将军和前任凡诺夫斯基将军在一个观点上不和。库罗帕特金认为前线的比例应该是一个俄军士兵对阵一个半日本士兵。凡诺夫斯基则认为是一个俄国兵对两个日本兵。

自南部边界直抵阿富汗之后，远东仍然是帝国唯一开放的边界。而且，海峡问题是一个将所有西方国家连在一起的特别难以解开的结，很难一次性解开。而在远东地区，扩张的前景相当美妙。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派皇储前往日本游历。这场游历差点以悲剧告终：一个疯狂的日本警察用刀砍伤了尼古拉。未来的皇帝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在日记本里没说日本人，而是用“丑八怪”称呼之。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亚历山大三世派皇储前往“日出之国”，并不是仅仅想扩大儿子的地理知识。从1891年起，建造西伯利亚铁路的速度就加快了。1894年，铁路造到鄂木斯克，翌年，造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说，“铁路犹如利刃”，让俄国深入“国际经济和政治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区域”。1894年，日本和中国开战，这场冲突于次年结束，日本大胜，通过《马关条约》获得了辽东半岛和旅顺港。换言之，日本从此以后就能进入大陆，在陆地上与俄国相邻了。

维特公开写道：“我觉得（《马关条约》）对俄国极其不利……日本进入我们拥有极大利益的大陆，因此问题来了，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有两种解决办法：和日本瓜分中国，或迫使后者离开大陆。谢尔盖·维特支持后一种方案。他觉得，“俄国更愿意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而非僵化的中国”。因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中华帝国的完整性和不受侵犯”。和所有回忆录的作者一样，维特也倾向于略微美化一下自己的观点。他不愿让日本染指中国，认为俄国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渗入清王朝。

得到法国和德国支持的俄国迫使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1903年12月，尼古拉二世提到了八年前的这些旧事：“那时候，俄国坚决地对日本说：‘退后’，日本就听从了。”1896年，维特的政策有了结果：5月，俄国和中国签订秘密协定；日本若入侵，双方便互相协助，“动用一切海上和陆上力量”。8月，签订了建造和开发中东铁路线的合同，铁路大大缩短了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距离。公里数的缩短更是可以加快建造铁路的步伐，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和平融入俄国的势力范围，这样就会出现在那儿发展经济的前景。为了资助铁路建设，俄中两国创建了银行：八分之五的资金由法国银行团提供，剩余资金则由彼得堡的国际银行提供。不过，法国人在行政委员会只占三席，而俄国人占了五席。委员会的俄国委员由财政大臣任命，事实上，财政大臣才是银行事务的领导人。

对负责远东委员会事务的海军准将阿巴扎来说，“俄国的铁路类似于一面庄严展开的国旗，之后，俄国才会旗开得胜地穿过这片终将会被征服的外国领土”。

朝鲜也是俄国很感兴趣的地方。1896年，俄日两国代表签署了《汉城备忘录》，承认俄国人在朝鲜的主导地位。被日本人监视甚紧的朝鲜国王受到了俄国使团的保护。俄国拒绝分享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认为，“以签订条约的形式，将朝鲜半岛南端让给日本，俄国一劳永逸地正式放弃朝鲜在战略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地区和舰队，从而也就在未来自愿束缚了自由行动的能力”。

之所以会以建造铁路的方式，放弃在中国和平推进的“维特路线”，是因为德国人夺取了山东省的胶州湾。尽管俄中两国签有和约，但俄国并没有抗议德国入侵，而是决定从现状中牟利。

当代一位专门研究日俄战争成因的专家写道：“沙皇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欲望，他特别想向远东推进，占领那儿的国家，从而让俄国控制太平洋。”“难以控制的欲望”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尼古拉二世对远东地区魂牵梦绕。皇帝在同大臣和心腹交谈听取意见的时候，再三强调：“整整一年来，俄国无疑需要一座自由开放的港口。”他第一次是在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报告书的页边提到了《马关条约》。尼古拉二世倾向于瓜分中国和朝鲜。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之后，他重申了自己的决定：“要尽可能在中国海和日本海获取不会结冰的港口。”库罗帕特金向维特汇报自己和皇帝的交谈：“皇帝头脑里有恢宏的计划：俄国获取中国东北，让朝鲜亲近俄国。他还想夺取西藏。”库罗帕特金将军还提到了尼古拉二世的其他“恢宏计划”：“他想夺取波斯，不仅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要占领达达尼尔海峡。”

俄国历史足以表明，对大帝国的构建者们来说，这些梦想具有很强的功用性。深藏于皇帝头脑中的梦想和奇思妙想的计划仍然传承自其前任，即便后者并没有将之落实。

未来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在日本逗留期间的游伴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在其旅行日记中说得滔滔不绝，而且也颇有深度：“俄国鹰的两翼在亚洲上空伸展得太远，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有机联系就是对未来的保障，亚俄将会是整个亚洲的名称。”

1900年10月出版的这部著作，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不无担忧的心情，也可以特别看出英国人正是因此离开了印度。但该书所谈的对象还是日本。

德国获得了青岛港和胶州湾周围区域九十九年的租约，还获得了在山东修建铁路的特许权，这让尼古拉二世觉得现在有必要加快脚步。反对直接入侵中国领土的维特提出签订条约。但他很听话，通过贿赂中国官员，终于签订了协议，让中国将日本失去的辽东半岛租借给俄国，租期为二十五年，并扩大授予中东铁路公司的特许权，以期建造一条通往大连湾和旅顺港的铁路线。

继德国和俄国之后，英国和法国也扑向中国，获得了“各自”港口的租约和铁路修建特许权。俄国的索求使之和日本的关系紧张起来。沙皇手下的外交官在朝鲜做出了让步，放弃了俄国先前获得的利益。1899年，俄英两国就中国铁路修建的划分问题达成了谅解：长城以北，俄国获得特许权；长江流域内，英国获得特许权。

根据1901年所签的条约，中国被迫向征服者赔款，俄国所获甚巨。占领中国东北之后，俄军并没有很快离开。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尔夫提请注意日本的好战意图，建议撤离中国东北，在他看来，这样可以让东京息怒。但战争大臣库罗帕特金则认为需长期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让北部地区倾向于俄国，或成为俄国的附庸，如同布哈拉那样。

日本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也在筹划如何落实这些计划，于是它在1902年1月和英国签订了条约。俄国外交界做出回应，同意分三个时间段从中国东北撤离。1902年3月签订了协议。秋天，第一阶段撤军落实。战争大臣激烈反对，俄国的撤离遭到阻止。和日本的关系日益紧张。但彼得堡拒绝看到这一点。“不会发生战争，”尼古拉二世对德意志皇帝说，“因为我不想打。”

俄国的外交孤立状态还在加剧。威廉二世千方百计怂恿俄国皇帝推进其在远东的计划。他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称其为“太平洋海军元帅”，落款是：威廉二世，“大西洋海军元帅”。但1902年，英日签订条约之后，柏林便告知日本，1895年的局势不会重演。换言之，德国不会阻止日本获取大陆领土的行为。但法国明确反对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征服性政策，因为法国认为这么做等于将彼得堡的注意力从德国边境移走了，从而使威廉二世可以在欧洲称霸。

在众多促使俄国和日本开战的因素当中，“别佐布拉佐夫人”的行动是其中一个，他们是撤退骑兵军官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手下的队员。由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推荐给尼古拉二世的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用他的计划成功感染了沙皇，别佐布拉佐夫的计划异想天开，说是能让俄国成为满洲和朝鲜的主人，“而且不用流一滴血”。库罗帕特金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别佐布拉佐夫把沙皇彻底“催眠了”。

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黑手党”这个词史无前例地流行了起来。毫无疑问，黑手党确实存在。但该词被用来解释一切难题，回答一切问题。“黑手党”是阴谋的同义词（其构成根据谈论它的人的意见而变化），目的是消灭俄罗斯。而在20世纪初，最流行的解释不是“黑手党”，而是“朋党”。一开始，这个词指的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1784—1833)的秘密顾问，他们通过揭发和使诈的手段对国王发挥影响。19世纪下半叶，自由派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1818—1859)谈到俄国宫廷时写道：“特权太多，使得大家都在说‘朋党’这个词，而这就形成了一种障碍，让有理性的诚实人无法接近君主。”在那个时代，这个单词还是用拉丁语写的。到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人们开始用西里尔字母写，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个词的意思。尼古拉二世宫廷“朋党”的构成一直在变，但本质不变：对政治发挥强大、秘密的影响力，那些人唯一的价值就在于皇帝将他们吸引到了自己身边。

原则上，俄国放弃了对朝鲜的主张，和日本签订了条约。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制订了“非官方的”渗透计划。1897年，他从朝鲜政府那里获得了鸭绿江两岸的森林开采特许权。1903年1月，尼古拉二世下令，向别佐布拉佐夫拨款两百万卢布，建立木材开发公司。一支“伐木工”队伍由六百名退役士官组成，被派往鸭绿江。有传言说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利亚·费奥多萝芙娜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都是公司的股东。

1903年5月，皇帝表明森林开采都是些小问题，现实中如何选择政治路线才是大问题。事实上，亚历山大·别佐布拉佐夫被任命为国务秘书。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尼古拉二世有时召开会议做出重大决策），尽管遭到了兰姆斯多尔夫和维特的抗议，他仍然决定将满洲纳入俄国政治经济的势力范围，加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兰姆斯多尔夫和维特拒绝在登有会议结果的官方记录簿上签名。远东政策自此以后就成了别佐布拉佐夫的特权。当普列维成为“朋党”一员，他的地位也就得到了强化。1903年6月，阿列克谢耶夫海军元帅被任命为远东地区总督，指挥所有军队（海军和陆军）。

1903年8月，谢尔盖·维特不再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被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这一荣誉职务。兰姆斯多尔夫在一封写给沙皇的信中抱怨：“如果别佐布拉佐夫此后可以撤大臣的职，任命大臣，那他就会成为俄国最臭名昭著的大臣。”他表达了想要辞职的愿望。皇帝给他的答复是：“我们生活在俄国，不是外国……所以，我丝毫无法容忍辞职的想法，不管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兰姆斯多尔夫于是留了下来，但此后，远东事务将不再属于外交大臣的职权范围。

尼古拉二世正在走向对日战争，但他相信战争不会发生，因为他不想打。和他所有将军一样，皇帝坚信日军“根本算不上一支真正的军队，如果我们必须和他们打一场的话，那请原谅我的说法，我们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沙皇就是这么让他的外交大臣放心的。乌赫托姆斯基亲王自诩很了解远东，他向德国作家保罗·罗巴赫解释道：“自从日本打败中国，我们欧洲就高估了日本的军事能力。日本人还没有和欧洲军队交过手。”

彼得堡还丝毫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事态就已在加速发展了。1903年12月31日，日本在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中，要求俄军从满洲撤军。彼得堡没有回复。1月24日，东京断绝了和俄国的外交关系。海军元帅阿列克谢耶夫向彼得堡发去电报，要求准许动员，进入战争状态。沙皇命令他和日本政府“交换意见”。翌日，兰姆斯多尔夫伯爵向总督发去电报，对他说：“断绝外交关系绝对不意味着战争的开始……”

日本对局势则另有看法。1月26日至27日夜，日军鱼雷艇向旅顺港的俄军舰队发起进攻。1月26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八点，我们去戏院；上演《水仙女》；很出色。一进入戏院，就收到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告知我今晚，日军鱼雷艇已发起进攻……还真是不宣而战。上帝会帮助我们的！”翌日，皇帝写道：“四点，去教堂参加赞美颂，穿过拥挤的客厅。在返程途中，乌拉声震耳欲聋！到处都是热情洋溢的感人宣言，大家同声谴责日本人的傲慢无礼。”

尼古拉二世一如往常地在日记中显示出高效和谨慎。事实上，他可以通过出现在冬宫的窗户旁来激发大家真正的激情。“日本背信弃义”，“丑八怪”蛮横无理侵略俄国，发动进攻的行径让爱国主义瞬间爆发，照当时的报纸所说，这种爱国主义，迄今为止在本国从未见过：我们从未见过各阶层民众热情如此高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没见过，对土战争时也没见过。

随后，传来战败的通告。陆上和海上都战败了。是库罗帕特金将军指挥的军队。出发上前线之前，他去拜访了维特，后者给了他这个建议：一到总指挥海军元帅阿列克谢耶夫的驻地奉天，就立马将他逮捕，送回彼得堡。“要让人相信，我们所有的军事失利都是因为存在双重权力之故，你们一到那儿，就发现了这种情况。”

维特说得没错，库罗帕特金很快就相信战争当中出现“双重权力”有很大的危害性。但甚至在任命库罗帕特金将军担任统帅之后，局势也没有发生变化。对日战争彻底失败。对敌人的轻视，目标之模糊，军事行动战略观念的缺失（反而认为可将日军引入满洲，再次实现“拿破仑大溃败”的场景），军队准备不足，武器装备比日军差，所有这些条件都让开战之初的欢欣黯淡下来。1904年秋，库罗帕特金的军队在辽阳会战和沙河战役中失利。俄国人创作的歌曲充满忧伤，讲述了俄军在满洲的两座山丘上作战时死伤惨重。在1905年2月的奉天决战中，库罗帕特金再受重创，一时引发轰动。他的统帅一职由利涅维奇将军取而代之，后者率领俄军前往防御工事处，等待战斗的后续进展。1905年5月，俄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海军元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从利巴瓦出发，绕过欧洲、非洲和亚洲，前去增援旅顺港，结果在对马海峡被日军歼灭。旅顺港遭围困达239日之久，于1904年12月投降。为了纪念这次失败，出现了一首名为《骄傲的瓦良格人》的歌曲，歌颂俄军宁愿打开底阀而死，也不愿投降敌人。

在外国的土地上打败仗并不意味着战争也会失败。运送士兵和武器的列车经由西伯利亚铁路驶出。强大的帝国有能力打败敌人。但帝国的内里已经病了。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最初十年积累的燃料在该国各个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已经燃尽。战败就成了起爆器。

既然物资还有，那战争还需要继续打下去吗？是应该缔结和约，承认从未和欧洲人交过手的“亚洲佬”“丑八怪”胜利了吗？尼古拉二世选择了第二种解决方案。他不想打仗，只想要胜利和扩大帝国的版图。谢尔盖·维特抱怨：“我们的波兰人、芬兰人、德国人、拉脱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等等，还不够多，我们还想把蒙古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土地添加进来。正因如此，我们经历了一场撼动俄罗斯帝国的战争……”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充当“忠实的信使”，尼古拉二世便利用罗斯福提出的建议，同意进行和谈。从他对特使的选择上来看，他也确实希望缔结和约：前往商谈的重任就交给了反对对日作战的谢尔盖·维特。他接到的指示是“四不”，四个条件不可接受，其余事情均可讨论。俄国拒绝割让领土、支付战争赔款、取消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以及清除太平洋舰队。

经过外交层面的激烈交锋，1905年8月23日终于签订了和约。俄国失去了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范围，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主导地位。彼得堡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让给了日本，连带交出的还有旅顺港军事基地和大连商港，及其特许权和财产。日本免费获得了满洲南部的铁路，那是西伯利亚通往旅顺港的支线。最后，俄国将萨哈林岛南部地区割让给了日本（北部仍属俄国）。

从《朴茨茅斯和约》可以看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已大大削弱，日本作为欧陆、朝鲜和中国的强劲对手出现了。俄国不得不快速签订条约：若无条约，各个金融大国就会拒绝向其提供大量贷款，而俄国因战争耗费使国库空虚，所以亟需这笔钱。而且，革命之火也正在帝国大地上燃烧：为了战胜革命，就必须和平。

为了对皇帝的密使谢尔盖·维特展现的外交才能（竭尽所能拯救了俄国，通过谈判获得了贷款）进行补偿，他被赐予了萨哈林伯爵的头衔。很快，自由派人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萨哈林半岛伯爵。萨哈林岛南部是俄国唯一因战争失去的领土，人们不会忘了这一点。

四十年后，斯大林恰好就在1945年9月2日向同胞宣布日本投降，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于1904年战败，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悲痛的记忆。那是我国身上背负的黑色污点。我国人民永远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他们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日本战败，污点抹去的那一刻。到今天，我们，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已经等待了四十年之久。”

帝国的绝大多数居民对战争的责任人感受到的是耻辱和愤怒。军事失败的苦涩感引发了对政府的不满，人们不禁问：谁要对这场冲突负责？谁是战败的罪魁祸首？

14 第一次革命

专制政体不成功，也就不再合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所有战争中最具灾难性的战争，作为最直接的后果，警察、宫廷和朋党的体制长期筹备的革命就会爆发。

——谢尔盖·维特

军事失败剥夺了专制君主的合法性。作为国家唯一的庇护者，他没有权利在战争中失败。尼古拉很清楚这一点，死的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而无论自己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尼古拉二世认为自己不用为战败负责，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想打仗。通常，大家也都接受如下的解释：沙皇很弱，都是因为他受到了别佐布拉佐夫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的怂恿。在维特论及俄国确立的“警察、宫廷和朋党的体制”时，就能找到这种解释的回响。值得注意的是，维特的这种说法指的是日俄战争和第一次革命，但也完全适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阴谋是这些事件的最好解释。它并不需要过多的细节，因为黑暗势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不可见的，而且它刀枪不入。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心腹生活的时代氛围，皇帝的性格，法师和江湖医生在宫中的出现，秘密警察在该国扮演的角色，都会为散播阴谋的人提供梦寐以求的养料。维特讲过“朋党”的阴谋。但也存在“革命阴谋”，那是警方悉心培养起来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揭露”了对国家致命的经济政策，说那是“犹太人的阴谋”，它所针对的就是谢尔盖·维特的政策及其推进的俄国财政改革，亨利·罗兰对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确立货币汇兑平衡，酒精专卖，大力修建铁路，采取有利于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这一切成就都被说成是“锡安长老会”达成的。维特于1901年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了解到了《纪要》，这篇文本后经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者克鲁舍万加工，其俄语版于1903年被刊登在《旗帜报》上。1905年，任大臣会议主席的维特将这篇文本交给警察局长洛普欣，供其分析，他很清楚自己不为犹太人工作，但他本人也认为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中心，为所有犹太人制定政策。警察局长没能说服首相，即“这个组织只存在于反犹主义的传说”之中。后来，正如回忆录中所说，维特还是采纳了洛普欣的观点。

有传言说存在威胁帝国和专制政体的阴谋、邪恶的秘密势力，这样的谣言和说法越来越多，四处扩散，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军事失败使局势达到了爆炸的临界点。

谁都知道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1906年出版了强烈反俄的《俄国的未来》一书，其德国作者断言：“俄国的未来和俄国的农业紧密相关……俄国的未来就在乡村。”1905年8月，商谈《朴茨茅斯和约》的时候，帝国统计处的国家顾问鲁道夫·马丁博士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俄国与日本的未来》，他在书中宣称日本会胜利。俄国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出版的第二部著作认为俄国没有未来，因为俄国的农业毫无前景。1969年，极具官方性质的《苏联经济史》一书的作者弗·钱图洛夫认为：“农业问题是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1898年，谢尔盖·维特给年轻的沙皇写了一张便笺，上面写了两句话：“我深信农民问题在今日就是俄国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必须恢复农业秩序。”

财政大臣的话说得很谨慎：“恢复秩序。”不能用革命的说辞来吓唬皇帝。他提到1861年的改革使俄国农民摆脱了农奴制，还提到有必要恢复乡村的“秩序”，解决农民解放之后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问题。谢尔盖·维特从财政角度说：解放之前，预算是3.5亿卢布；解放让预算达到了14亿卢布。俄国的人口是1.3亿。而法国的预算相当于12.6亿卢布，人口是3800万，奥地利的预算是11亿卢布，人口为4300万。

财政大臣解释道，俄国需要资金大力推进工业化。作为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的农业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

1861年的劲头已经没有了。维特将农民当作纳税人，所以才会对农民感兴趣。税一直在上涨，但国家仍需要越来越多的税。农民贫困化使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不再有效，乡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而演变成了革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比较平稳，但进入20世纪就不太平了。造成这种动荡局势的主要原因当中，有一个就是乡村人口的增加和新一代人的出现，这些人都是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出生的。

农民的暴动，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都喊出了一个口号，那是乡村人口的主要目标：要更多的土地！1917年，布尔什维克获胜，是因为除了立即结束战争之外，他们还选择了“土地归农民！”作为口号。20世纪头几年，俄国的政治生活飞速发展：出现了大量党派，反映了极端多样的倾向。大多数都是革命党，自由派和中间派也都支持农民的诉求。

农民承受缺少土地之苦，从贵族地主手中夺取土地来加以弥补的做法，是20世纪俄国最先出现的一个迷思。尽管所有事实都在驳斥这种做法，但这迷思仍然存在。理性的争论一如既往无法撼动现实的神秘化呈现方式。当这迷思有益于政治党派，使之为自己的利益各取所需之时，迷思就更为厉害。

1906年出版的彼得·马斯洛夫的著作《俄国的农业问题》讨论了各个因素，以期终结这个迷思。作者采用了官方数据。数据首先显示，俄国不缺地，认为存在普遍的“缺地”现象这样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去除不适合农业耕作的三分之一俄国土地（北部和东北部），每人可获得2.1俄亩（一俄亩相当于1.092公顷）适合耕作的土地，法国是0.82俄亩，德国是0.62俄亩。就其后果而言，更严重的是，迷思还说地主占据了所有的土地。事实上，贵族从1860年起就在不停地卖地。1905年，农民占有近1.64亿俄亩土地，贵族占有5300万俄亩（其中很大一部分还都是森林）。1916年，80%的可耕种土地都属于农民，他们还将部分剩余的土地出租给贵族。每个农民获得的土地从0.1俄亩（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维亚特卡各省）到0.5至1俄亩（彼得堡和萨拉托夫省）不等。

农民主要诉求的迷思性质受到了各政党的支持，对真正的现实问题根本于事无补，这个问题就是：农民阶层中有很大一部分相当贫穷。维特对尼古拉二世说：“不到一半的人活着，其他人都在苟活着。”俄国农业的落后可以从其极低的产出上看出来。农民的产量仅为欧洲国家农民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鲁道夫·马丁骄傲地宣称：“如今，德国农民从土地上所获的收入要比俄国庄稼汉高三倍。”为生产大量谷物，俄国农民需要用地2.6俄亩，而“法国人只需要半俄亩”。

鲁道夫·马丁注意到，1800年，俄德两国农民间的差距没这么大。“俄国农民的工具尽管原始，但不可能比德国农民的工具原始太多。”

一个世纪过去了，照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俄国农民还保留着16世纪的农业技术。直到20世纪初，还一直在大规模使用摆杆步犁。三年轮作制仍是主导体系。

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便笺中，谢尔盖·维特认为有必要采用财政措施来解决“农民问题”；不过，他认为俄国农业落后的责任主要在于意识形态，因为有村社的存在。他还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将农民转变成“真正自由的个体”。他写道：“农民是乡村等级和农村行政部门的奴隶。”

村社对农业发展的负面冲击似乎算是一个证据。在土地没有俄国中部优良的波罗的海地区，收益更好。但贵族阶层仍然惧怕农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国家始终觉得维持村社有利可图，因为村社可以作为管控的工具。最后，意识形态争论还在如火如荼。维特在其论述农民的著作中有一章写道：“有人宣称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色，削弱村社也就意味着磨灭了俄国精神的特殊性。有人对我们说，村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它是俄国人民生活的黏合剂。”谢尔盖·维特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集体产业（村社的产业）只不过是文化和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声称必须“变成个体主义，存在个人财产”。

维特向尼古拉二世建议“使农民成为真正自由的个体”，让他们可以离开村社，赋予其其他社会阶层享有的所有权利。维特的结论是：“这封信对皇帝造成何种效果，我不知道，因为皇帝后来就不再和我谈这个话题了。”

1906年实施的改革以1898年提出的计划为基础。另外，维特认为，斯托雷平从他那儿“偷走了”这个计划。我们可以认为，彼得·斯托雷平所在的阵营相信，土地的共有性质（村社）和自由农民、个体化地主的缺失，乃是俄国农业落后的原因。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表明这种解决俄国生活最重要问题的方式有极多的反对者。

他们想要掌控和引导普遍的不满情绪，但各式政党还是出现了，由此可见日益严峻的危机是如何影响了国家的。20世纪之前，俄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秘密社团、地下组织自然是存在的。“人民意志”就是最早出现的所谓“党派”。其成员有时自称“分部成员”。但要等到党派真正诞生，才会出现partiïsty这个词，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称，意思是积极分子。

1898年3月，社会民主派的圈子出现在俄国的各大城市，第一次尝试进行整合。在明斯克，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九人参加了大会，但立刻就被警方逮捕。当年夏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者之一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1856—1918)参与创建了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他提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做出了这个预言：“只有作为工人革命运动，革命运动才会在俄国胜利。我们没有其他出路，也不可能有出路。”1903年7月在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人统一召开了他们所谓的第二届大会，决定正式创建组织。

在那个时代，社会革命党已经开始运转，该党由各团体和协会组成，秉承“人民意志”的传统。社会革命党党员将赌注押在农民阶层身上，他们认为农民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提出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是这样的：“土地的社会主义化。”他们想彻底消灭私人土地所有制，由整个社会来支配土地。对社会革命党人而言，对群众采取行动，最好的工具就是恐怖行为。但学生彼得·卡尔波维奇刺杀公共教育大臣博戈留波夫只是孤狼行动，是一种报复行为，因为法律要求参与“破坏”活动的学生要么参军成为普通士兵，要么最终被驱逐出大学。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99年至1902年，博戈留波夫镇压学生动乱，由此出现了大量牺牲品：这些人其实都是被逐出大学的学生。结果就是，参与这些动乱的人很快构成了“1905年革命期间所有革命组织的指挥层，无论社会革命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是如此”。

彼得·卡尔波维奇被处死，针对学生的法律没有废除。1901年，至圣治理会议革除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教籍，诅咒这位不抵抗运动的使徒。

1902年4月，因参与骚乱而参军的斯捷潘·巴尔马切夫用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击毙了内政大臣斯皮亚京。这是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第一次行动。军事法庭判处刚刚年满二十一岁的激进分子绞刑。为此，战斗组织实施了新的刺杀行动，称之为“死刑执行”。曾严厉镇压波尔塔瓦农民的奥博连斯基亲王遭到刺杀，下令朝兹拉托乌斯特的罢工工人开枪的乌法总督博格丹诺维奇也被杀。

俄国倒退了三十年。这波新的恐怖浪潮被认为是对当局实施无情政策的回应。1904年11月14日，《新时代》编辑写道：“我们扪心自问政府是否还有朋友。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白痴和傻子、抢劫犯和小偷会有什么朋友？”当然，亚历山大·苏沃林对专制政体忠心耿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就连他也对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不满。自由派的约瑟夫·黑森说过，斯皮亚京遇刺后，他和司法部高级官员、后任内政大臣的伊万·谢格洛维多夫见过一次面。谢格洛维多夫问相熟的黑森：“您对此怎么看？”后者回答道：“很恐怖。”他听见对方说：“恐怖！恐怖啊！这何止是以牙还牙。”内政大臣甚至在政府圈内都不受欢迎。

俄国这个新出现的螺旋上升的恐怖浪潮颇具特点，和警方脱不了干系。

斯皮亚京遇刺后，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当上了内政大臣。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被普列维任命为保卫部彼得堡分处处长，他在移民国外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的老板：是个有识见的领导，太自我，很强悍，威望高，把国内政治的所有脉络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格拉西莫夫写道，普列维“只认准一个观念：国内不会有革命。所有这一切都是头脑想象出来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内心里都是君主主义者。必须毫不犹豫地压制煽动者、清除革命者”。

保卫部莫斯科分处处长谢尔盖·祖巴托夫(1863—1917)计划以普列维的理论为基础解决这两个问题，至少计划的制订者是这么说的。内务部新任大臣任命祖巴托夫担任警察局特别处处长，让他负责处理革命问题。他声称有人纵火，才会有优秀的消防员。在俄国，警察之所以有效率，都是因为有些人年轻时倾心于各种理论，想要削弱政体。谢尔盖·祖巴托夫就是其中之一。

祖巴托夫的妙招就是不要把革命看作一个治安问题，而是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让工人归附专制政体，帮助他们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来对抗资本主义者。彼得·扎瓦尔兹涅是俄国最有名的一个宪兵，后继祖巴托夫担任保卫部莫斯科分处处长，他写道：“谢·祖巴托夫不仅相当强悍，而且性格也异于常人。”扎瓦尔兹涅言简意赅地对局势作了一番概述：“俄国没有健全的全国性组织，祖巴托夫的梦想就是设法创建这样的组织。从这个原则出发，他的想法就是在工人组织内部，以专制政体、东正教和俄国的民族精神为基础，将社会主义者在其纲领中宣扬的政治和经济学说的极少部分内容予以合法化。”

谢尔盖·祖巴托夫所谓的“警察社会主义”计划比扎瓦尔兹涅所说的要宽泛得多。1901年，在保卫部莫斯科处，也就是祖巴托夫的秘密保护下，创建了“机器制造业工人互助协会”。同年，在明斯克，祖巴托夫手下的特工组建了“犹太独立工人党”。“煽动挑拨的祖师爷”认为除了工人运动之外，还需控制民族运动，他先从犹太人身上入手，20世纪初，犹太人在革命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1904年4月，祖巴托夫理念的支持者在彼得堡设立了“俄国圣彼得堡工厂工人联盟”，其中，保卫部特工加邦神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和革命做斗争的过程中，谢尔盖·祖巴托夫的政治纲领是其中一个侧面。他特别关注如何与革命党派作斗争。祖巴托夫首先是个很出色的警察。他在技术上作了创新，很快就使警方改变了落后状况，赶上了西欧的同行：对所有遭到逮捕的人都拍照，研究指纹，将任何一个被捕的人进行系统化的登记造册等。在对革命组织、团体和联盟进行渗透方面，他甚至大大超越了其他国家的警察。在他看来，秘密警察是制胜的关键。他派往革命组织内部的特工并不只是进行观察。他向招募来的犯人解释说：“我们会让你们去追踪恐怖行为的蛛丝马迹，再把他们碾碎。”祖巴托夫是个相当出色的招募官，他还会向年轻的宪兵传授自己的技艺：“先生们，你们必须将搭档看作自己深爱的女人，你们和搭档有一层秘密关系。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自己的搭档。一步不慎，你们就会抬不起头。”

“搭档”或“秘密搭档”这个词指的是警方的秘密特工，一直使用到20世纪。

谢尔盖·祖巴托夫在保卫部保守派圈内遇到了抵制，但他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叶夫诺·阿泽夫名为“猎物”，在警方的帮助和控制之下，成了社会革命党人战斗组织的领导人。

身为警方秘密特工的两名煽动者渗透入革命组织，从而为组织煽动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可能性。执行保卫部各处处长命令的恐怖分子堪称强有力的武器，于是人们开始使用这些特工来推广政治理念，将有碍于推进工作的官员革职，让各行政部门之间争吵不再。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维特别醉心于使用“煽动方案”，结果自己反倒成了牺牲品。他同意保卫部的特工阿泽夫担任战斗组织负责人。1904年7月28日，该组织的成员叶戈尔·萨佐诺夫向内政大臣的马车扔了颗炸弹，把他杀死了。

任职两年的第二任内政大臣普列维遇刺，让舆论为之震惊，让人觉得恐怖分子无所不能，当局虚弱不堪。被任命为内务部负责人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宣称政府想要和社会确立“互信”关系，这个说法受到了欢迎，让人以为“春天”马上就要来临，似乎证明政府害怕了，准备做出让步。

新任大臣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敕令草案，以期有利于“使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他准备将其他社会阶层享有的所有权利都赋予农民，废除所有针对“旧教徒”的限制。维特提到，1904年11月，皇帝召开了一场咨政会，讨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这项计划，他指出，皇帝的“政治观”取得了进步。事实上，维特以前对皇帝说过：“这就是社会舆论。”皇帝的答复是：“社会舆论有什么好在乎的？”

费了好大劲，沙皇才承认有必要考虑公众舆论。1904年12月9日，《政府咨文》称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主席给皇帝发去一封电报，针对“一系列与国家整体秩序有关的问题”提出请求。皇帝摩挲着电报：“我发现切尔尼戈夫地方自治局主席的这个行为有些蛮横无理，不知好歹。国家的问题和地方自治局大会无关，其活动和权利领域受到法律的明确限制。”阿列克谢·苏沃林将决议文本记在了日记里，说决议“给人留下痛苦和不舒服的印象。就像是在重复‘荒诞不经的梦想’这个著名的说法。”大受欢迎的右派报纸《新时代》的编辑惊恐地发现尼古拉二世的理念从1894年以来就没变过，那年他登上皇位之后，就把地方自治局想要参与国家行动的诉求全都摒弃了。

但环境发生了变化，尼古拉二世也只能承认这一点。报纸都在讨论激进的改革计划。1904年10月，自由派运动和革命党派的代表齐聚巴黎，决定协调行动，反抗专制政体。同年11月，彼得堡召开地方自治局温和派人士的大会，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农民和社会其他阶层平等，召开“自由遴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立法工作、制定预算、掌控行政部门的活动。

1905年1月9日，星期天，彼得堡的工人发起请愿，排成队列，向冬宫进发，请求沙皇满足他们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增加薪水。示威活动的组织者是“俄国工厂工人联盟”，我们知道领头者就是格里高利·加邦神父，他是保卫部的特工。“社团”的倡导者、加邦的庇护者谢尔盖·祖巴托夫坚信，有必要将工人和沙皇联合起来。可以确定的是，多亏了专制政体，俄国才有可能进步。祖巴托夫喜欢再三重复的是：“伊凡雷帝时期，用的是磔刑和劓刑。尼古拉二世时期，我们已踏上了议会制的门槛。”

“血腥星期天”好似一面放大镜，将那个时代的特点都放大了开来：保卫部组织的抗议活动；秘密警察特工领导诉求温和的工人运动，工人宣称忠于君主制；当局令人匪夷所思的严厉态度：向和平示威的人群开枪射击。依据官方资料，计有96人被杀，333人受伤（其中34人伤重不治）。非官方的来源说有数百人被杀（介于800至1000人之间）。尼古拉二世不在彼得堡。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艰难的一天！工人想向冬宫进发，彼得堡相当混乱。军队不得不在城市各处开枪，许多人死伤。”为什么军队不得不“开枪”？这件事始终是个谜。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主要认为是反尼古拉二世的“朋党阴谋”，目的是用“强有力的沙皇”将他取而代之。近期出版的末代皇帝传记认为这个版本“吸引人”，但空想成分太重。书中写道：“在俄国，大家都喜欢阴谋论，但一般情况下，所谓的阴谋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有些人既没有去核实某件事情，也没有去通告某个人……有些人想要自保，就让军队进来，把沙皇带离彼得堡……通常情况下，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愚蠢和怠惰，可怕的大事件才会发生。”1993年，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也是这么来思考“血腥星期天”的。当时有人说，手无寸铁的人群举着圣像，唱着圣歌前去找沙皇的时候，竟然遭到扫射，这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开枪射击表明政权在力量上超过了手无寸铁的人群，但其政权的根基也已开始动摇。”

1904年12月底，得知旅顺港陷落，反政府的趋势便愈发明显。1905年初就发生了“血腥星期天”，2月4日在莫斯科，谢尔盖·亚历山大多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叔叔）被战斗组织的一名成员暗杀。激进分子伊万·卡里亚耶夫很快便遭到了重判：5月10日被绞刑处死。对普列维、叶戈尔·萨佐诺夫的刺杀没被判处死刑，但被判处终身苦役。从量刑上的区别可以看出，政权已不知该如何选择一项政策来抵御革命了。

1月9日之后，内政大臣“自由派”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遭辞退，取代他的是亚历山大·布雷金。同时，“为了维持国家秩序和公共安全”，还设立了圣彼得堡总督一职，赋予其特殊权力。尼古拉二世让资历老的莫斯科警察局长德米特里·特列波夫将军担任此职。帝国的所有警力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特列波夫将军是以一道命令进入历史的，他命令警察驱散示威的工人：“不要吝惜子弹！”

特列波夫将军获选表明他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但重要的并不是这个维持秩序的人个性如何，而是同时任命两名内政大臣这件事；照同时代人的解释，重要的是一个大臣和一个独裁者。1905年2月18日这一天，颁发了三个自相矛盾的政府法令：帝国发布声明呼吁“各阶层、各行业的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政府消灭暴乱分子，对动乱说不；元老院的一则敕令命令大臣会议审视和研究由各协会和个人提交的国家改革计划；皇帝颁布诏书，命令内政大臣必须邀请人民代表参与“筹备工作，检视法律提案”。

在这份诏书中，皇帝第一次公开表示同意召开代表大会。但声明却又断言专制权力不可触犯。2月底传来消息，俄军在奉天遭遇惨败。

革命不停地将各阶层群众聚集起来。

农民焚烧贵族的产业，也就是所谓的“乡村动乱”。工人组织罢工，街头发生示威游行，转化为和警方的冲突。1905年夏，“塔夫利波将金亲王号”装甲舰发生兵变。军舰上升起了红旗，后来成了1905年革命的象征。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快速“左转”。整个俄国诞生了大量职业联合会：工程师联合会、技术员联合会、律师联合会、医生联合会、农学家联合会、统计师联合会等等。1905年5月初，莫斯科召开职业组织代表大会，建立了“联合会之联盟”，并制定了一项政治纲领：要求召开制宪大会。政府六神无主，忽而右转，忽而左转。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特列波夫将军突然同意恢复大学自治，从而满足了教师和学生的诉求。大学此后就享有了治外法权（警方无权入校），成为城市革命运动的中心。

边远地区，如波兰王国、波罗的海诸省、西南地区（小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加索、芬兰、中亚都有火情。在其中的任何地区，革命运动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我们说过，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解释，俄国的领土扩张是出于政治需要，他认为和日本的冲突是“俄国最具灾难性和最难以令人忍受的战争”；但他认为满洲北部“对于包围东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地区必不可少”。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清晰地看出了帝国的软肋。

西部和东部的边远地区革命运动的性质差异巨大，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波兰、芬兰以及波罗的海诸省部分地区，民族主义口号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和小俄罗斯及中部地区一样，农民问题最重要。

与革命做斗争的一个好用的技术就是挑起民族纷争。警方就组织了屠杀犹太人。1905年8月，巴库和舒沙发生了真正的大屠杀。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冲突，导致两地共有数百人死亡，后者当时被视为鞑靼人。这些血腥的冲突，因死亡人数众多，引发时人震惊，也同样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

边远地区和中央一样，反击革命的重要武器就是军队。芬兰大公国恢复自治之后，便获得了平静。谢尔盖·维特在描述该国的局势时列举道：“波罗的海诸省……几乎被包围在内，维尔纽斯军事地区的军队已做好开战的准备……高加索的全部地区和城市都在爆发骚乱……波兰王国几乎全国都在暴乱，但革命尚未成气候，只局限于外围某些地方，因为那儿的军队还相当强大，斯卡隆总督还在那儿，他尽管算不上能力出众，但表现得很英勇……”

这位政治家得出的结论是：有的地区权力还掌握在做事坚定不动摇的总督手上，革命运动就不会扩散开来；有的地区，权力握在优柔寡断者的手上，就会发生起义。“因此，在高加索地区，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采取的政策就会导致反革命措施和极端自由的措施一直交替出现。”

1905年10月，革命党派和职业联合会组织了俄国历史上第一场政治层面的总罢工，铁路将他们联结在了一起。10月19日，尼古拉二世给母亲去信：“……当然，你对1月份我们在皇村一起度过的日子还有记忆……可是，和今日相比，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再。莫斯科周边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很快就扩散到了整个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内部诸省隔断……铁路工人罢工之后，又扩展到了工厂工人罢工，随后，甚至城里的行政机关也开始罢工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到处都在罢工，城里的警察也有问题，哥萨克和士兵被杀，一片混乱，处处都在骚乱……”

尼古拉二世还可以加上一笔，即彼得堡诞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了总罢工，第二个权力开始崭露头角。当时的政治语汇中出现了“阿刻戎河”这个词，那是借用自希腊神话的词汇。俄国的政治家和政论家认为革命运动是一条地狱之河，波浪有可能会淹没一切，淹没整个世界。革命转变成了两种恐怖力量，即专制权力和“阿刻戎河”之间的冲突。尽管害怕后者的波浪会拍打到他们身上，但自由主义浪潮仍然视专制政体为自己的大敌。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回忆道：“自由主义便认为自己不得不依靠……阿刻戎河。”

移民国外的自由派人士约瑟夫·黑森提到1905年的事件，勾勒出革命甚嚣尘上的可怕图景：“遭遣散的部队使远东地区一片混乱，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该上绞架的坏蛋受地方政府的资助，在城里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知识分子。革命党用炸弹和左轮手枪袭击警察和宪兵。如今可以看出，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挑拨煽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很难想象罢工的组织，还有莫斯科12月军队的起义，若是没有他们插手，竟会成功。”

1905年12月莫斯科爆发的军队起义达到了革命的最高点，将会长时间撼动国家，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其效力。尼古拉二世做了一个将会让他付出惨重代价的决定，两天后，他写信给母亲：“这几天来，特别难熬，我一直在和维特见面。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晚上，夜色漆黑。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要么任命一名能干的军人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暴乱；要么赋予民众公民权，也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建工会自由等等。此外，还必须通过国家杜马通过所有的法律草案……这就等于是在制定宪法了。维特坚决支持走这条路。我交谈过的所有人也都给出了和维特相同的答案。”1905年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声明，标志着俄国的专制政权寿终正寝。

尼古拉二世在信中讲述了声明的内容：公民权利和召集议会——杜马。大众先是欣喜若狂，但很快就陷入失望。革命党人发现他们获得的东西很少，专制政体的支持者则对政府对“议会制”做出如此大的让步愤懑不已。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对这部从他手中夺走权力的“宪法”感到愤怒。

15 设立杜马的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是唯一一种和平改变国家的方式。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

1905年10月，俄国第一个合法注册的政党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立宪民主党。很快，该党就改名为人民自由党，但人们仍然称其为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的党首是历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法学家瓦西里·马克拉科夫为该党右翼领导人。而对米留科夫而言，1905年的革命党人则是“左翼”，马克拉科夫觉得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在不动用革命手段的情况下，将俄国转变成立宪君主制。在该国持此种观点的人并不多。

尼古拉二世发布的声明同意创建大臣会议。主席是维特伯爵，他也是俄国历史上首位首相。维特政府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备杜马选举，在军队的协助下镇压“叛乱”。他求助于军队来压制莫斯科的起义，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大城市以及波罗的海诸国都有惩戒队在行动。在波兰，维特判断必须确立战时状态，因为他认为波兰王国正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

在首相看来，时局已到一触即发的状态：对日战争将军队都集中到了远东地区，尽管边远地区尚有一些部队，中部却兵力虚弱。必须将外贝加尔山脉的部队紧急转运至中部各省，但铁路工人罢工阻断了部队的调动。1905年12月26日，维特给西伯利亚军区军队指挥官苏霍金将军发去电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西伯利亚铁路秩序，消灭西伯利亚各大核心区域的革命组织。”

莫斯科起义令谢尔盖·维特相当震惊，但他仍然始终不慌不忙，认为必须对义军采取极端措施。1906年1月23日，他向沙皇汇报：“陛下，缪勒—扎克梅尔斯基将军派人传话说，赤塔已不战而降。但事情怎么能就到此为止了呢？在下谨请您注意，我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将犯罪分子送交军事法庭……”

首相的请求让尼古拉二世陷入了困惑之中。他给母亲去信：“自莫斯科事件（皇帝指的是1905年12月的暴乱）以来，维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现在想把所有人都给枪毙了！”但维特所谓要悉数惩罚让皇帝难堪的革命者的说法并不果决。对想要恢复国内秩序的人，尼古拉二世向来都会热烈支持。只是，尼古拉对谢尔盖·维特丝毫没有好感，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继续说道：“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变色龙，没人能像他那样信仰说变就变。多亏了他这个性格，现在已经没人，或者说几乎没人会相信他了，或许除了国外的犹太人，在所有人的眼里他都已经破产了吧……”

谢尔盖·维特想要压制革命，认为必须这么做，他也认为可能的话，有必要实施改革，使国家现代化。政府委员会正在着手准备实施农业改革，但真正实行则要到下一任首相任上了。维特政府还制定了选举法，1905年12月11日通过了该法。相比于1905年8月6日的法律，新法稍微扩大了“民众代表”的人数。10月17日的声明承诺“让事实上被完全剥夺选举权的民众阶层……参与至杜马中来”。新法信守了这个承诺，除了设立有产者、城市、农民议团之外，还设立了工人议团。选举既非直接选举、平等选举，亦非普选。但第一次，相当数量的民众还是将自己的代表送入了立法大会。

对谢尔盖·维特而言，政府准备的法律文本并没有对8月6日法律存在的大“缺陷”（他用的就是这个词）作出任何修正，所谓的缺陷就是指该法的农民特色。立法者很清楚尼古拉二世的想法，照后者的说法，“权力不能仅依赖农民阶层，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忠于专制政体的阶层”。最终选出了一个极“左”的杜马。1906年4月15日，沙皇指责维特：“我有种感觉，如果杜马太极端，那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压制，而是因为……当局完全没有参与至选举运动中，而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关于“选举运动”这一点，尼古拉二世说得完全没错。但他对谢尔盖·维特的指责遮蔽了他对“人民”的失望以及对首相的恼怒之情，而后者也已濒临崩溃。4月16日，维特从皇帝的手中接过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现有职务”。维特担任政府首脑六个月，引发了所有人的不满。领导层认为他是“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庇护者。舆论指责他是因为他强力镇压革命者，因为他对反动团体毫不作为，而动荡时期，这些反动团体的重要性却在与日俱增。

但维特遭解职的主要原因还是尼古拉二世对他的不满。维特伯爵不是自由主义者。作为政治家，他很清楚实施某些改革的必要性，但他是强力政府的支持者。他在提到当时国家面临的形势时说：“如果亚历山大三世还活着，这些事一概都不会发生。”维特从财政大臣的位置上下来之后，尼古拉二世还会请教维特，因为皇帝需要他。但两人交谈时，他无法忍受这位大臣学究式的、高高在上的语气。当维特准备向沙皇提建议的时候，后者就会回道：“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您忘了我已经三十八岁了吧。”

皇帝及其首相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大超越了个人之间普通的厌恶之情。维特政府时期担任内政大臣的彼得·杜尔诺沃是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和右派，他认为尼古拉二世是个“虚弱无力的专制君主”。

维特下台几天之后，沙皇在1906年4月27日批准通过的“国家基本法”上签了名。其实，“国家基本法”就是宪法，但是没用这个词，因为用了宪法，就意味着限制了专制权力。“基本法”宣称“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为皇帝所有，但该法也提到了国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同时“基本法”也同意设立国家会议和国家杜马。第44条，“若无国家会议（类似于‘上议院’）和杜马的批准，任何新法均不可生效”。

“基本法”将俄国转变成了设有杜马的君主制，专制权力必须学会和议会共存。后者的存在让皇帝最心痛。美国历史学家马丁·马利亚认为谢尔盖·维特及其继任者彼得·斯托雷平都是“小俾斯麦”或“没有威廉一世的俾斯麦”。

皇帝在给维特的告别信中只写到了首相的一次胜利：“借款处理得很好。”尼古拉二世写道，这是“你的行动中最美丽的篇章。政府在道德上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保证了俄国的未来安宁与和平发展”。

对日战争和革命的震动对俄国的财政造成了相当严厉的打击。必须要有钱。对俄国而言，法国就是个庞大的市场。银行业的“基督徒群体”由巴黎银行和低地国家银行领衔，其负责人是E.奈茨兰，谢尔盖·维特找他们谈了话。第二个群体是“犹太人”，由罗斯柴尔德领衔，他们准备贷款给俄国，条件是犹太人的境遇必须得到改善。维特不愿将金钱上的生意和“犹太问题”联系起来，他也知道尼古拉二世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法国银行家亲自出面将英国、荷兰、奥地利、德国、美国及俄国富翁吸引进外国金融家的“银行团”内。

获取贷款这个难题当然属于金融领域，但尤其属于外交范畴。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召开的讨论摩洛哥的大会上，俄国坚定支持法国，反对德国。作为报复，威廉二世下令不得向俄国贷款，德国银行家也都谨遵其命。美国的摩根也随后跟进。德国统计学家鲁道夫·马丁的著作预测俄国会在对日战争中落败，俄罗斯帝国会不可避免地垮台，而这也就成了德国银行家拒绝贷款的理论基础。

鲁道夫·马丁的论点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他提到了德国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创建者威廉·罗谢尔的政治经济观点，对后者而言，向外国贷款只会增强贷款国的实力。1894年，他写道：“在向外贷款的情况下，国家已经拥有优势，国内资本仍然以储备金的形式原封未动地存在着。”罗谢尔还说俄国的债权人大多都在其国境外，因此俄国在遇到财政困难时，有可能会宣告破产，由此就会对同意发放贷款给它的那些人造成沉重的打击。马丁深信俄国肯定会破产，他的第二个论点是法国会受到打击，因为法国有一百多亿法郎由俄国国家担保。

鲁道夫·马丁认为：法国会同意借款给俄国！这对法国人和俄国人而言都不是好事，对德国而言则是好事。

谢尔盖·维特想要获取275万法郎，但由于“德国和摩根的背信弃义”，只得到了222万法郎（843750000卢布），年息为6%。但维特自豪地指出，“从各民族历史上来看，这是外国获得的最大一笔贷款……可以使帝国政府熬过1906年至1910年的所有波折，有了这笔储备金，再加上外贝加尔山脉的部队返回，就能用实际行动恢复秩序，让政权重拾信心”。

时年六十七岁的伊万·戈列梅金在被任命为首相，取代维特之后，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无能。随后尼古拉二世让当时的萨拉托夫省省长彼得·斯托雷平负责“恢复秩序”。斯托雷平花了五年时间，让俄国渐渐习惯了这一新的国家体制：设有杜马的君主制。

这位大臣会议新任主席比起前任都要年轻：正好四十四岁。他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和维特不同的是，他虽然被人认为是“自由派”，却属于宫廷人士，而且他虽然担任政府首脑，但却没在彼得堡当过官。他先在彼得堡大学的数学和物理系学习，后写了一篇农业论文，进入内务部任职。在1889年至1902年的十三年间，他当过贵族长，在帝国西部边远地区的科夫诺担任调停者大会主席。1902年，他被任命为格罗德诺省省长，一年后，转任萨拉托夫省省长。他从而成了该国最年轻的省长。

萨拉托夫省是乡村动荡的主要发源地。彼得·斯托雷平展现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才能，而且勇气可嘉；他相对快速地让自己负责管理的地区平静下来。萨拉托夫省的事态吸引了沙皇的注意。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戈列梅金政府的内政大臣，旧官僚遭辞退后，他又担任了大臣会议主席，同时继续留任内政大臣一职。

有人将一句话放在了其实没说这句话的斯托雷平身上：“先平息，再改革。”事实上，这句话也确实是新任政府首脑的方针，但过于简化了。虽然革命未曾意识到自己已被战胜，但实情就是如此。斯托雷平在自己的第一份公开宣言中，提到了国家的形势：“二十年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从今年春天起，革命愈发得到了强化。”大臣会议主席列举道：“塞瓦斯托波尔、芬兰堡、列瓦尔港、喀琅施塔得的兵变，先是杀害官员和警官，再发动袭击，进行劫掠。”斯托雷平上任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多数派”就炸毁了首相在阿普杰卡尔斯基岛的别墅：其女儿和儿子身受重伤，此次刺杀造成二十七死、三十三伤。“平息”看来得再加大力度。

于是，他开始镇压暴乱。做法很简单，“先平息，再改革”，事实上，斯托雷平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与革命做斗争的时候，调整改革计划，准备落实改革。

当时大部分人都对彼得·斯托雷平的政策持负面态度。社会上的左翼认为他是革命的敌人，右翼认为他是激进的改革者。瓦西里·马克拉科夫是第二和第三届杜马最为杰出的演说家，他宣扬立宪民主党的理念，从而成为斯托雷平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后来过了很久才官复原职，1954年，他写道：“用今天的话来说，通常可以这么看待斯托雷平的政策，即‘用右手实施左翼政策’。”

马克拉科夫所说的“左翼”政策指的是改革政策。不过，斯托雷平的大名后来很久仍被等同于反革命恐怖行为。他所领导的政府，其所作所为都被描述成“血腥的旋风”。斯托雷平的名字主要还和1906年8月19日颁布的军事法庭法相连，若出现“相当明显的犯罪行为，无须再做调查，也无须在可进行抗辩的军事法庭上控告被告，（总督）即可在战时适用本有效法律”。

特别法庭后来运行了七个月，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极深远的印象。亲历了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写道：“1906年，人们还没返回到这样的野蛮状态，死刑仍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列出了1824年至1917年俄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判死刑并被处死的人的名单。他的计算结果是，“斯托雷平及其小集团”（“大臣—刽子手”一章）“处死了5000多人(1906—1911)”。但还有另一个数字也必须考虑进去：1906年至1907年，激进分子杀害且毁伤致残的有4500人。1905至1907年间，“左翼暴行”的受害者总人数超过了9000人。

“右翼暴行”导致局势更为恶化。1905年10月创建，由杜布罗文博士领导的俄罗斯人民联盟组织了屠杀犹太人，对“俄国的敌人”搞政治暗杀：第一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代表赫尔岑斯坦和约罗斯都遭到了暗杀，还有一起针对维特的暗杀。

受害者如此众多，却并没有刷新公众对革命的希望：后者会满足社会各阶层最微小的诉求。革命被认为是一种善行，革命者之死乃是必要的牺牲，让未来更美好，也可以让代表反动势力的内在的恶昭然若揭。革命英雄主义弥漫在时代的空气里。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七个被绞死的人》颂扬了激进分子以及死于当局之手的受害者的深刻人性。保卫部彼得堡处处长格拉西莫夫将军逮捕了一群激进分子，其中有两名女性。他在回忆录里援引了检察官的话，而检察官的职责就是帮助处死激进分子：“必须了解这些人会怎么死去……没有一丝叹息，没有一丝悔恨，没有一句祈祷，没有丝毫的脆弱……他们登上绞刑架，嘴角扬着笑容。这都是真正的英雄。”

当时另一个受欢迎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也讲到了英雄们的英雄主义情怀。人们到处都在说着《猎鹰之歌》里的话：“我们为勇者的癫狂唱诵赞歌！勇者的癫狂乃是生活的智慧！”高尔基大声宣称癫狂就是智慧，成功地表明“猎鹰”英勇的死亡远高于“游蛇”在尘世上卑微的生存。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建功立业，这样的英雄行为和革命相近。

190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一届杜马让选举法的制定者大为失望，他们和沙皇一样，以为农民会成为君主制的有利依靠。杜马太“左”，连进步主义媒体都称之为“人民公社杜马”。社会民主党抵制选举（后来承认这是一个错误），胜利的党派是立宪民主党，在478个席位中占据179席，之后是农民党团，占据97席。

约瑟夫·黑森说过，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是这么说杜马的召开的：“历史会留存俄国人民光辉时刻的光辉记忆……这是我国生活新时代的最初时刻。”但他也承认，“从明天起，杜马和政府之间将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公开战争”。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轻易就夺取了权力。他们在写给尼古拉二世的计划书中，要求废除“第二院”（国家大臣会议），创建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他们没用“立法院”这个说法，而是用了“立法权”一词。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评估了党内同志的行为之后观察到，在第一届杜马中，他们是反对宪法（“基本法”）的。立宪民主党坚持将“人民意志”放在法律之上，但又接受专制政体的原则，将沙皇意志放在了法律之上。这两种倾向都想要创建俄国的法制。可是，1906年春，如马克拉科夫所说，尼古拉二世想要“忠实扮演立宪君主的新角色”，而立宪民主党也受到胜利的激励，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身上的责任。彼得·斯托雷平以戈列梅金政府的名义，和立宪民主党党首帕维尔·米留科夫进行协商。他提议杜马议员进入政府，但对战争大臣、海军大臣、宫廷大臣和内政大臣的任命仍是皇帝的职责。斯托雷平毫不掩饰，说自己将会负责内政事务。米留科夫对此断然拒绝。

前内政大臣特列波夫被任命为宫廷元帅，也站在他这一边进行磋商，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斯托雷平及其提议失信。他同意政府完全由杜马议员构成的观点。特列波夫将军之所以提出这个阴险的计划，是因为他确信立宪民主党内阁将会和皇帝发生激烈的冲突，皇帝会被迫任命一名军事独裁者。他曾说过“别吝惜子弹”，现在他就准备担任这个职务。

协商不成，杜马和政府无法合作，导致议会在成立之后不到三个月便被解散了。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回首往事，这样概括了当时的形势：立宪民主党作为胜利者，要求政府投降。解散杜马和任命彼得·斯托雷平担任首相一职是当局做出的回应。立宪民主党似乎在国内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力。失去委任之后，议员们便齐聚维堡，草拟“维堡呼吁书”，促使人民进行“消极抵抗”。马克拉科夫写道，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不幸、更无用的举措了。这一招既无法激励任何人，也无法吓唬任何人……”

新的选举让杜马变得比第一届更左。社会民主党人脱颖而出，占据了65席；与社会革命党人（有37名代表）关系密切的“劳动党”则有104名成员。“左翼集团”在杜马内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共占518席。但对只占99席的立宪民主党来说就是个挫折。“右翼集团”，如“十月党”的保守分子和“黑色百人团”，占据54席。余下的席位则由小党团的代表占据，这些小党团会随心所欲地改变观点。

第二届杜马和第一届一样，弥漫着不耐烦的气息。第二届杜马和政府再次发生冲突，这届杜马认为自己才代表了“人民意志”。阿列克谢·苏沃林在日记中写道：“杜马里根本就没人。匪徒，搞破坏的人如云，但没人能够统治……”《新时代》的编辑在论及被人民选出的人的精神状态时说：“杜马喜欢大肆羞辱各部大臣。有个议员说：‘我不害怕城里的警察，对大臣就更不怕了。他们才应该感到害怕。’”

解散第一届杜马和选举第二届杜马将彼得·斯托雷平放到了俄国舞台的台前。一方面，他担任的是大臣会议主席；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他是俄国唯一一位拥有出色演讲口才的大臣，这让他能挑战杜马里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由于感觉到“左翼集团”的压力，再加上立宪民主党对前者的推波助澜，斯托雷平觉得有必要让那些议员对城市警察和大臣感到畏惧，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大胆给出了回应：“你们吓不倒我们！”

首相的警告针对的是杜马内大多数中左派议员，后者千方百计想要阻挠改革，认为改革来得太迟，而且也不充分。但激进的反动派也在大力反对斯托雷平的政策和他本人。其中一个就是由杜布罗文出版的机关报《俄国旗帜报》。面对首相的挑战，杜布罗文的报纸宣称：“但愿斯托雷平知道俄国的东正教人民对他说的‘你们吓不倒我们’这句话只会报以嗤笑。我们再也不能允许用承诺的外国宪法和立宪民主党的胡言乱语来让俄国公民昏昏欲睡了。不，一切都已表明，和现在的斯托雷平政府进行政治大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

如果“右翼”并未出其不意地得到皇帝的支持，《俄国旗帜报》在面对“左翼”的攻势时，也只能站稳脚跟而已。1907年6月4日，尼古拉二世给俄罗斯人民联盟主席杜布罗文发去一封电报：“谨向俄罗斯人民联盟的主席和所有成员宣布，他们向我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我对他们想要辅佐皇室，为亲爱的祖国着想的忠诚和热忱之心聊表谢意。我保证，如今，所有真正忠诚于我、深爱祖国的俄国人都会紧密地团结在皇座的周围。通过不断地扩大队伍，他们就能帮助我让我们伟大神圣的俄国再次恢复和平，改善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命运。但愿俄罗斯人民联盟能真正地支持我。但愿你们能为全人类服务，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合法和秩序的楷模。尼古拉。”

这篇写给“黑色百人团”组织的赞词太出其不意，颂扬得太过分，结果使得阿列克谢·苏沃林认为那是份伪作，虽然他是个君主主义者，但并没将这封电报刊登在他主办的《新时代报》上。他在日记中不无悲哀地写道：“我们的君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美好的政党。”

第二届杜马解散之后，尼古拉二世给杜布罗文寄去了这份电报。第二届杜马也没比第一届杜马持续的时间长：1907年6月3日，由于违反10月17日宣言，政府禁止了这届杜马。尼古拉二世一下子又不喜欢这届杜马了。彼得·斯托雷平还在想着怎么合作，而“子弟党”没有这个意愿。因此大多数议员不愿谴责革命，却都愿意去谴责右翼的暴行，或者说是“政府的恐怖暴行”。解散杜马的借口是杜马拒绝将社会民主党议员交给警方，警方此前在军队中遇见该政治组织的代表，于是就逮捕了他们。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联系，但为了推动警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部彼得堡分处便命人去煽动挑拨，把议员们来了个“瓮中捉鳖”。

第二届杜马议员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对当局的这次“夺权行动”（指解散议会）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议会并未如斯托雷平所愿，它拒绝处理俄国的大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

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并不意味着俄国“议会制”的终结。已经确定会进行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新议会必须于1907年11月1日召开。但前两届议会的经验让政府吸取了教训，从而修改了选举法。政府在逐渐适应议会体制，试图在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找到合作之道。第三届杜马内部，右翼既有大地主代表，也有最极端的民族主义代表，共获得33.2%的票数；10月17日党捍卫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占34.8%；立宪民主党失去了在前两届议会中的领导地位。新的选举法大大限制了少数民族的权利。革命党派在第三届杜马也有代表，其中就有布尔什维克（其中四人加入了社会民主党）。

马丁·马利亚是如此概述当时局势的：“1907年之后，俄国就有普鲁士类型的议会存在了，议会由保守分子领导，可以和仍然相对开放的专制政体合作。”当时有一个心怀敌意的人作了一些预言，但没有成真。1906年，《俄国的未来》一书的作者是这么写的：“俄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国家杜马后来很快就成了疯人院……在接下来几年，俄国国家杜马的会议会令人想起制宪会议，着实让人震惊。”

第三届杜马一直持续到其委任期结束，之后就开始了第四届，直到1917年才选出这一届。之后，要到1993年才会成立杜马。

广泛全面分析俄国革命的十卷本《红轮》的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讲到了1907年6月3日的“夺权行动”：“……为了保存杜马，就必须(……)修改选举法。即便是下达敕令要求修改，但这么做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宣言还在。但这是唯一一种可以让议会运转起来的方式。”

第一次发表政府讲话时，斯托雷平提出了一个庞大的改革计划，如取消加诸各群体身上的限制，不得对其刁难，转变自治方式，设立地方法庭、收入税等。在所有这些改变当中，彼得·斯托雷平将解决农民问题放在了最核心的地位。无论是第一届杜马还是第二届，都不愿去操心这个事，只是提出建议，要求没收贵族土地。

趁着第一届杜马解散、第二届杜马选举之间的当口，斯托雷平采取了一些措施（基本法第87条赋予了他这项权利），改变了农民在俄国的状况。1906年10月5日，颁布敕令，将农民放在了和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地位上。1906年11月9日的敕令赋予农民离开村社的权利，但同时又保留他们当下拥有的土地。其他所有的敕令都涉及了农民问题的方方面面。但第二届杜马拒绝将这些特别敕令转变成法律。

杜马农业委员会成员、立宪民主党党员切尔诺科夫和斯托雷平交谈之后，向该党的代表进行汇报：“斯托雷平对农业问题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他说：‘以前我只相信，若想拯救俄国，就必须取消村社；现在我更坚信这一点。若非如此，任何宪法对俄国都不会有任何用处。’”在第二届杜马开会期间捍卫11月9日法律的彼得·斯托雷平宣称该法“只是取消农民对村社的强制依附关系，由此将个体从与人的自由概念和人的劳作概念不相容的奴役状态中抽取出来”。杜马的左派多数派拒绝批准这项法律，右派少数派也是如此，但理由不同。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是到第三届杜马才通过的，1910年6月14日获尼古拉二世批准。左派议员、立宪民主党和右派大多数议员表达了反对。大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律的议员都是“十月党人”，他们得到了温和右派和民族主义团体（如波兰“科沃派”）的支持。

当时的文件、同时代的亲历证词、历史学家的分析都可以让人一窥俄国“农民问题”不可思议的复杂性。20世纪末的事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纪初的那些事件。从1906年至1916年这十年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农民都想摆脱村社的束缚，获得自由耕作者的地位。1916年，近两百万家庭离开米尔，前往农庄，即村庄外的农场，或作为独立的地产主，仍然留在村庄的外围地带。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未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消失。后继者也丝毫没有鼓励耕作者进入个体耕作的世界。当时出现了势力强大的游说集团，由集体农庄的主席和国营农场的经理组成，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制定农业改制的法律，不愿意让耕作者以个体的形式劳作。杜马中农业党的一个领导人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言简意赅地讲述了自己的纲领：“不应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不能成为商业的对像。”这个声明是写给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此人是周报《明日报》的出版人，与之相比，阿列克谢·苏沃林的《新时代》简直就像左派出版物。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阐述了土地的“俄罗斯概念”：“土地属于上帝，土地属于人民，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属于国家，很神圣，人类在上面休养生息……”

1995年，土地私有制的反对者一字一句地复述了九十年前彼得·斯托雷平的无数敌人所持的论点。1907年11月16日，斯托雷平在陈述自己的农业改革计划时，对所有“俄罗斯概念”的支持者（无论什么时代）作出了回答：“只要农民仍然贫穷，只要他们还无法享受到土地为个体所有，只要他们还被村社的钳子紧紧钳住，那他们就仍然是奴隶，任何成文法都无法让他们享受到公民自由的好处。”

身为君主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的彼得·斯托雷平认为，只要将公民自由、国家意义、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出现“真正的自由”；而传达这种“真正自由”的就是“小地主……劳动者，他们拥有个人的尊严感”，为村庄带去“文化、教育和满足感”。

将没有土地的农民转运至乌拉尔山以外（西伯利亚、远东、中亚），是斯托雷平农业改革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1906年至1913年间，约350万农民就这样越过了乌拉尔山脉。

首相成为右派和左派的攻击目标，因为他的计划“着重于强者”。斯托雷平的反对者援引了1908年12月5日他在杜马的讲话。面对有人说农民嗜酒，把全部土地都喝没了，以此来散布恐慌情绪的说法，斯托雷平是这么回答的：“当我们在为整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时候，头脑中所想的必须是强者和智者，而非弱者和酗酒者。”左派由此声称斯托雷平着重考虑的是“富农剥削者”，右派则说他“在乡村引发分裂”，意思就是说他反俄罗斯、反国家。

彼得·斯托雷平提出反驳，指出“强者在俄国占大多数”。毫无疑问，农业改革所提供的可能性首先吸引的就是最活跃的人，他们拥有主动性，是最“强”的农民：必须要果断，拥有强大的个性，才能挣脱米尔束缚，放弃自己的小块土地，前往一万公里外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开始新的生活。法国经济学家埃德蒙·泰利1913年前往俄国，他提到这个国家在六年的时间里(1906—1912)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指出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给农民分摊土地、向农民贷款方面。这位法国观察者认为：“还要再等上二十年，1861年解放农民期间授予村社的1.3亿公顷土地才会最终转变成私人财产……不过，如今推动的力度很大，改革全面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能排除的是，埃德蒙·泰利已听说过彼得·斯托雷平那些有名的话：“给我二十年，我就能改变俄国的面貌。”

斯托雷平的行动结出了果实；1907年，最后几处火源熄灭了；第三届杜马采纳了农业法，吸纳了议会生活的规则；对日战争和革命之后，俄国开始医治伤口。同时，彼得·斯托雷平也逐渐失去了尼古拉二世的信任和支持。1909年，首相提到格拉西莫夫将军，说革命已遭镇压，皇帝可以想去哪儿去哪儿。听闻此言，尼古拉二世气不打一处来：“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革命……我们确实有过混乱，但那不是革命……再说了，如果掌权者精力更旺盛，胆子也大，混乱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年来，我身边要是有像敦巴泽上校那样的人，局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皇帝夏宫雅尔塔的指挥官敦巴泽上校因其对犹太人的疯狂镇压而名声在外。这样的比较只会让斯托雷平不悦。他对格拉西莫夫将军说：“皇帝怎么会这么快就忘了自己经历的那么多危险？可他当时还想尽办法要避开危险，让国家摆脱艰难的处境。”

1911年9月1日，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剧院受伤，伤情危重。尼古拉二世也在那儿看戏。9月5日，首相去世。杀手德米特里·波布罗夫是社会革命党党员，也是保卫部的特工。他和犹太人的关系让他的恐怖主义行为又多了一层现实性。波布罗夫立刻受到审判，并被处死。彼得·斯托雷平遇刺的情况一直都没彻底弄清楚。他的敌人数量众多，从而使各式各样自相矛盾的传闻显得亦真亦假。革命党人对这个“平息”国家，使之走上改革之路的人相当痛恨，因为这样会使革命变得毫无用处。右派认为斯托雷平这么做是有意要削弱君主政体。中间派，尤其是立宪民主党担心大臣会议主席会阻止他们获得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也是斯托雷平不共戴天的敌人帕维尔·米留科夫回忆说，保护首相最力的就是“沙皇，他不喜欢受到外界意志的左右”。他的结论是：“他受召前来，使俄国摆脱了革命，如俄国的托马斯·贝克特那样，度过了自己的岁月。”

1917年革命之后，帕维尔·米留科夫才提到了这位英国大法官(1118—1170)，恼怒的国王亨利二世没料到没人愿意帮他摆脱掉这个胆大妄为的顾问，于是就将他杀害了事。但波布罗夫开枪刺杀斯托雷平之后，皇帝参与杀害首相的传言就出现了，只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些怀疑罢了。

对彼得·斯托雷平所起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表达了想要理解20世纪俄国历史的强烈意愿。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这么不停地擦拭着革命之镜，他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蕴藏着许多可能性，而斯托雷平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象征。他的主人公乃是命运的宠儿，他为这位主人公绘制了一幅肖像：“黑色礼服，排扣一直扣到下颏，身体挺拔好似大理石雕像，身上洋溢着一股神秘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信，因为他既非腐朽不堪的老头，亦非魔鬼、低能儿，他英俊帅气，知道自己有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说得斩钉截铁：“斯托雷平……是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尽管他的两个潜在对手斯佩兰斯基和维特拥有过人的才能，但斯托雷平拥有的特质他们并没有，治国的智慧和政治才干在他身上结为了一体。”派普斯援引了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的说法，后者将斯托雷平视为“欧洲最杰出的人物”。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论述尼古拉二世两位名臣的时候，找到了更好也更简洁的表达方式：“维特能拯救专制体制，斯托雷平能拯救立宪君主制。”

去世之前不久，斯托雷平制订了一项改革计划，以期为法制国家、君主立宪制确立牢固的基础。这项计划中的法律可以保障公民权利（废除通过行政命令将人流放的做法），进行警界改革、自治改革（特别是对地方自治局赋予很多权利），设立社会保障部、健康与劳动部。1956年，斯托雷平的计划第一次公之于世。我们将此视为“上层革命”的计划。但要实行的话，还必须有个“上层”。索尔仁尼琴是这么写斯托雷平的：他拥有“当沙皇的品质”。但合法的沙皇是尼古拉二世。立宪君主制的潜在拯救者像维特一样，开始让皇帝不堪重负，也就变得没什么用处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斯托雷平遇刺之时，另一个“拯救者”出现在了宫廷内，此人好商量得多，而且似乎更有效率，这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他的出现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沙皇和人民之间有了直接的联系。

16 十字路口

钟声响起，俄国黯淡，

沙皇冠冕坠落。

群氓会忘记冠冕之

背负

许多人将会以鲜血和死亡

为食。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30

年轻的诗人对这个传奇的王朝作出了可怕的预言：当时，文学作品中时见这样阴郁的预感和预言。20世纪初，“颓废之风”盛行，所有人都看破了未来的红尘。大家都在说结局会很悲惨：1905年的革命和“血腥星期天”，1908年的地震将墨西拿夷为平地，恐怖暗杀，处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说得毫不含糊：斯托雷平遇刺是一条分界线；从那一刻起，俄国必将走向革命。

苏联历史学家坚信马克思给了他们一把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钥匙，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不可避免，这就是历史法则的要求。

既无法证明，也无法驳斥这样的论断。思考什么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没有多大意义。只有事实才值得关注。从中可以看出，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经历了一段相当繁盛的时期。

如今，这段时期被称为俄国文化上的“白银时代”。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西方世界第一次跟着俄国，借用它的风格、品味和精神的价值。”

在艺术、音乐、文学、绘画、戏剧领域，勘探出了新的道路，对新的形式进行了实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就亲历了这段正在成型的改变过程，他抱怨“公共道德水准的降低”；他哀叹道：“夸张的场景和情感供不应求，紧紧攫住了大众，廉价剧院、藏污纳垢之所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准提高的结果和象征。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拿薪水的人有了通过工会、合作组织、保险公司等更多的可能性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教育同样有很大的进步。最好的证据就是军队新兵的文化水准大幅提高。1875年，21%的士兵会读写；1913年，比例达到73%。

经济持续发展。当然，和欧洲各国相比，俄国始终落后。但由于主要的障碍已经排除，农业改革为新的经济前景打开了一条通路。

俄国生活的活力让对手颇感意外。1904年，奥地利人胡戈·甘茨出版了一本名为《俄国衰落》的书。一个不知其名的俄国领导人对奥地利人说，俄国的衰落不可避免，“虽然肌肉发达，但得了治不好的心脏病”。1906年，德国人鲁道夫·马丁得出结论：“俄国对革命的谋求，很长时间以来使之被排除在了……有影响力的大国之外……”他还不无满意地说命运有利于德意志帝国，“使之意外获得机会，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

法国人埃德蒙·泰利对俄国的未来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有一个假设，认为“1912年至1950年，‘欧洲大国’的发展与1900年至1912年相似，而‘到本世纪中叶，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俄国都将控制欧洲’”。

从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来看，统计数据都展现出俄国巨大的活力。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数据即可：1902年至1912年的十年间，该国人口从1.393亿增长到了1.711亿。人口和面积（占欧洲的54.1%，尚未包含在亚洲所占之地）在欧洲排名第一。在世界的眼里，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大国，会有伟大的未来，但由于政治问题太多，前景黯淡。

一个国家要实施激进的改革，从“旧体制”进入新时代，自然会存在困难。但俄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难题，那就是宫廷，宫廷抵制变革，依靠的是自感权力渐少的土地贵族阶层中最为保守的人士。

卡尔·波普尔指责哲学家——柏拉图、卢梭——没有很好地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实，这位英国思想家认为要扪心自问的不是“谁应该统治”，而是“政治体制该如何确立，才不至于让无才无德之人犯下太多的错误”。

俄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体制。斯托雷平遇刺之后，由当过十年财政大臣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措夫领导政府。尽管他没有维特或斯托雷平的魄力，但也算是个经验丰富的官员，懂得如何很好地领导官僚机构。杜马同样也在如此运转。人们指责杜马秉持保守主义，右派议员过多，这说得没错。但杜马并不仅仅是要限制专制权力，它还要培养公民的政治意识。

在政府体制内部，沙皇占据了中心地位。他所签署的声明改变了权力的性质，权力已不再专制。尼古拉二世内心里是拒绝承认这一点的。皇后断然否认对专制体制的任何限制。沙皇的性格、皇后的性格始终都与宫廷格格不入，两人于是被迫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求建议和慰藉。

亚历山大一世对神秘学和通灵术很感兴趣。尼古拉一世对有关俄国伟大前景的神秘预言也有很大兴趣，波兰数学家和通灵者赫内—弗龙斯基(1778—1853)曾在一封信里向他阐述过这个问题。亚历山大二世将大量时间耗费在通灵术和占星术上。他对德国通灵者兰姆斯多尔夫男爵兴趣不小。亚历山大三世以及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皇太后玛丽亚也是如此。20世纪初，对星宿的兴趣变得愈来愈疯狂。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特征，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前夕卡廖斯特罗的巨大成功。所有人都想一窥未来，向亡者求告，洞察东方的秘密，当时，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布拉瓦茨卡娅夫人（维特的侄女）的《裸露的伊西斯》以及其他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乔治·葛吉夫（高加索人）的魔力，以及布里亚特人彼得·巴德马耶夫具有魔力的秘药也莫不如此。

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对法国江湖医生和催眠术士菲利普特别痴迷。阿列克谢·苏沃林回忆了他们相遇的情景：“黑山的阿娜斯塔霞在尼斯的时候对通灵喜欢到痴迷。她把菲利普推荐给了皇后。皇后将他召来，让他令通灵桌动起来，于是亚历山大三世的幽灵现了身，开始给尼古拉二世提建议。”讽刺的语调反映了苏沃林对通灵桌的看法；讽喻皇帝和父皇幽灵“对话”，表明在沙皇的近臣中间，有人想要让广大的公众一窥宫廷的秘密。

杜马解散之后，1907年6月3日，苏沃林写了这则日记，那时候，对君主大肆贬低还挺流行。菲利普和尼古拉二世及亚历山德拉的见面发生于1901年9月的贡比涅，皇帝夫妇在法国的时候就住在那儿。俄国宫廷早已通过有名的法师帕普斯，听说过江湖术士菲利普无边的法力，帕普斯写过许多深奥难懂的论文。在彼得堡，帕普斯大获成功，对师父菲利普大肆吹捧。

和菲利普的见面几乎持续了整整一晚上，给皇帝夫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得知菲利普因非法行医而和法国司法部存在纠葛之后，尼古拉二世便请求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向这名法师发放执照。部长想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便向共和国总统卢贝提出请求。但即便有共和国总统的保护，如果不通过必要的测试和考试的话，菲利普似乎还是无法成为医生。

没关系！尼古拉二世邀请菲利普去了皇村。法国的江湖郎中就这样获得了军医的职位和上校军衔。他给皇帝夫妇提供的鼓励和慰藉不会没有价格。皇后信法师信得五体投地。法师向皇后宣布说她怀孕了，她对这话深信不疑，身体还真的开始发福。但九个月之后，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这并不会动摇他们对菲利普法力的信奉。

国内对沙皇和皇后痴迷法师的反应可以反映出尼古拉二世在俄国的状况。秘密警察是反对菲利普的。保卫部驻巴黎的代表拉奇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他是个江湖郎中，是坏蛋。彼得·斯特鲁威在斯图加特发行的革命报纸《解放报》说他是“催眠士和秘术师”。当国家正陷入深重危机之时，“在宫廷的幽深迷宫之中，俄国沙皇竟将国际秘术师揽至膝上，期待着听取秘术师的启示”。这份革命报纸对皇后客厅里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宫廷同样也反对这名“法国江湖郎中”。

由于公愤太大，菲利普在彼得堡实在待不下去了。但直到1905年他去世之前，他仍然和皇后保持着密切的通信，皇后在信中称他为“亲爱的朋友”。缺了法国人的慰藉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补偿；俄国的慰藉者出现了，此人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亚历山德拉也称之为“亲爱的朋友”。

俄国历史上无疑没有哪个名号能比拉斯普京更响亮了。也许只有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可与之媲美。悲剧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在了此人的身上：他是西伯利亚的农民，却一路直达皇庭，还有权力、性、阴谋、暴死，以及不久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无数著作、电影都在专门描绘拉斯普京，描绘他的秘密、天分、欢宴。不过，秘密依旧。

尼古拉二世近期的传记作者在论及他的时候写道：“作为20世纪的术士，他早已在使用电话和电报”；书中还说：“他无疑拥有某些超人的天赋。”

1905年11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认识了一个天选之人，格里戈里，托博尔斯克省人。”拉斯普京的传记作者提到，1903年，他第一次在彼得堡逗留期间，结识了许多人，所以第二次旅行时就遇见了皇帝夫妇。“天选之人”说明他给皇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拉斯普京照料患血友病的皇太子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能力惊人，竟能通过电报远距离止血，仅凭这一点，西伯利亚农民最终就和整个王朝联系在了一起。

拉斯普京在皇帝夫妇生活中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有一个解释是这么说的，即尼古拉二世从中得到了满足，他认为拉斯普京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沙皇和人民之间直接联系的化身。拥有魔法的西伯利亚庄稼汉乃是俄国人民的象征，他全身心忠于沙皇，成为君主制的强大力量。

尼古拉二世向宫廷大臣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解释了拉斯普京出现的理由：“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他宗教信仰虔诚，因为真诚，所以很讨皇后的喜欢，她相信拉斯普京为我们家和阿列克谢祈祷所具有的力量……”皇帝还说：“但这件事完全属于我的私事。我很吃惊的是，竟然有人这么喜欢干涉和他们无关的事情。”

斯托雷平向皇帝呈递了一份有关拉斯普京投机冒险的便笺，皇帝也是这么回复斯托雷平的：“皇后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游历四方，遍游圣徒之所，对《圣经》了如指掌，通常也过着圣徒的生活。”对所有有关拉斯普京的指控，皇帝一概否认，还对首相说：“他到底有什么地方能让您感兴趣？毕竟，这是我的私事，和政治完全没有关系。我妻子和我难道不能拥有私人关系吗？我们难道不能去见让我们感兴趣的人吗？”

直到最后，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都坚信拉斯普京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研究神秘学的专家都说起过皇后身上的神秘主义倾向、她神经质的性格，这些都能解释她为什么会受到西伯利亚法师的吸引。1914年战争期间，亚历山德拉写给尼古拉二世的信都在表明，她认为拉斯普京就是一名政治顾问，只有他的建议才最公道，这和她对菲利普的看法一样。对她而言，拉斯普京就是帝国的拯救者。1915年6月10日，她给沙皇去信：“他们必须学会在你面前颤抖；你要记得菲利普先生。格里戈里说得一模一样。”皇后提到菲利普和拉斯普京，是要求她丈夫表现得坚定。她提醒沙皇，菲利普曾说：不应该接受宪法，这会要了沙皇和俄国的命。1916年12月4日，亚历山德拉再次发起冲锋：“要让他们知道你才是主人。”她要求尼古拉二世成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保罗皇帝！

法国术士和俄国巫师先后让皇后确信，她的政治观念，也就是专制君主制，得到了神秘力量的赞许，这股力量会保护俄国。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丈夫的时候，提到了神秘主义权威，说那是天体世界的使者：“格里戈里总是对你这么说，菲利普也是如此：如果我能了解你的事务，我就能即时通知你。”她还说：“你要记得菲利普先生给我圣像和小铃铛的时候说的话（1916年12月的信）：既然你如此宽容和轻信，那我就应该在你身边当个警钟，让怀有恶意的人接近不了你。”

尼古拉二世的传记作者对拉斯普京荒淫无耻的行径、在首都餐馆里烂醉如泥的丑闻、狂欢宴饮的行为（所有人都说宫里的贵妇也参加了那些宴会）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拉斯普京之谜：他狂欢不辍，烂醉如泥，对皇帝家庭甚是难听的闲话，这一切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挑衅行为。拉斯普京似乎把自己当武器，交给了自己的敌人。可一旦使用这把武器，那些人就会从宫中消失不见。”年轻女大公们的老师秋切娃夫人是大诗人的女儿，她就遭到了辞退，因为她犯了个大错，不让拉斯普京进入女孩子的闺房。尼古拉二世和首相斯托雷平不和的原因之一就是后者对这位“长老”充满敌意的态度。他的继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向沙皇提到了拉斯普京逗留宫中的危害性，所以也遭到了解职。拉斯普京的一句话就能让权势熏天的大臣倒台，让他自己选中的人上台。

尼古拉二世的传记作者认为，之所以会有“拉斯普京之谜”，是因为他成功地让皇后相信自己承担了宇宙间所有的恶，在堕落过程中净化自己。这个神秘主义的解释，来自鞭笞派的武器库，让皇后很满意。她读了名为《俄国教会之圣愚》一书，用彩笔标出段落，那些段落说，对于某些人，圣洁是通过性的堕落来彰显的。

临时政府的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沙皇整体崩溃”时的状况，委员会仔细地研究了“拉斯普京档案”。大量证人受到询问。他们还巨细靡遗地检视了警方二十四小时保障 “恶魔圣徒”安全的报告，警方就是这么称呼这个“长老”的。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有关拉斯普京狂欢的说法都夸大其词，其中包括所谓宫廷贵妇参与狂欢的说辞。宫廷贵妇安娜·维卢波娃是庇护拉斯普京的皇后的贴心闺蜜，有人指责她是西伯利亚庄稼汉、沙皇、皇后的情人，结果从委员会的记录中却发现她还是个处女。

可是，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真正的关系却少有人关心。1912年，整个俄国都听说拉斯普京是皇后的情人。1914年，全国都“知道了”这件事。

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真正角色仍然是个谜。从战争开始，他对宫廷的影响力就变得无比巨大。他只要写张便条，或是口头推荐，大臣就能得到任命，或被赶下台。至圣治理会议分裂成了“拉斯普京派”和“反拉斯普京派”。但拉斯普京并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爱嘲讽，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突然把对方拔得很高，之后却又骤然把无数挤在他家候见厅内的求财求职者赶走。他对大臣的选择也全凭本能行事，要么有人送他礼物，要么有人为他祷告。他举荐的那些人也都有自己的性格、观点、生活方式、不同的习性。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受到了拉斯普京的吸引。

“长老”巨大的权力源于皇后对他的无边信任。俄国军队和舰队的最后一位随军神父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在回忆录里写道：“和拉斯普京作对的困难之处在于，和他作对，就等于在和皇后作对。”

皇后自有其政治主张。她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专制政体，让皇太子顺利登基。亚历山德拉深居后宫，对“庄稼汉圣徒”拥有神秘的信仰，因为这位圣徒直接同人民和未来有联系，所以她会聆听“朋友”的建议，从中获得启示。她还恳请拉斯普京寻找忠诚可靠之人来辅佐政府，负起重担，让沙皇乾纲独断。皇后做事果断。皇后很清楚1905年镇压革命最厉害的时候遭逮捕和遭处决者的人数，她在日记中写道：“无数农奴的尸体也不及皇家的一滴血。”

尼古拉二世坚信，他和拉斯普京，以及他妻子同拉斯普京的关系都是私事，和政治无关，而且亚历山德拉及其对宫廷和世界的看法都不是什么大事。当格拉西莫夫将军向斯托雷平提交警方针对拉斯普京所作的最初的调查报告时，当时还不知道“长老圣徒”存在的首相大为震惊。他说：“皇帝的家庭生活必须如水晶一般纯净。如果民众意识到有一块阴影落到了沙皇家庭身上，那专制君主的道德权威就会轰然倒塌，最坏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见证过拉斯普京最后“功绩”的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得出结论：“沙皇政权最邪恶、最卖力的敌人也根本找不到更有效的方法来诋毁皇室了。”

俄国的宠臣会利用君主对他们的信任来制定国家政策。拉斯普京有时会“制造”大臣。但他的主要心愿是帮助迷失在这可怕世界里的皇后和沙皇。权力无边的拉斯普京手握国家的缰绳，循着模糊不清的目标而去，他的身上充满了谜团，有人说他是德国间谍，有人说他是犹太人，是撒旦，这个谜团和所有的谜团一样，都很牢固，令人无从反驳。

拉斯普京在宫中的出现适逢第一次危机，也就是第一次革命，这是政体内部虚弱的表征，也是皇帝夫妇心理缺陷的表征，从俄国专制体制的背景来看，这是一个关键点。“拉斯普京”“拉斯普京小集团”“拉斯普京派”犹如强效毒药，腐蚀着专制权力。在想要克服危机的那些年里，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正在进步，拉斯普京于宫廷里的存在让人恼恨，而且慢慢蚕食着专制君主身上不可或缺的光环。等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战争打响，“拉斯普京因素”就成了王朝和帝国崩溃的一个主因。

尼古拉二世继承了父亲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的工具就是和法国保持融洽的关系。彼得堡和巴黎的接近是在回应一个现实问题，也就是俄国的敌人是德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二世很难承认这一点。俄国所有的外交传统都与之相左，家庭关系和两位君主政治上的亲和性（两者都是民主体制的敌对者）也是如此。

1905年7月，两位皇帝在比约尔克群岛周边的芬兰水域见了面。尼古拉二世在“极星号”游艇上，威廉二世则坐着“霍亨索伦号”前来见他。威廉在外交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轻易说服尼古拉签订了协议，从条款来看，一旦和法国开战，俄国就需保护德国。整整三个月，没人知道这份协议。当俄国外交大臣兰姆斯多尔夫和大臣会议主席维特得知此事后，两人吓得不轻。法俄两国已经签署军事协定，一旦德国入侵，俄国就必须援助法国。比约尔克签署的文件则让俄国反其道而行之。兰姆斯多尔夫向皇帝解释：“如果比约尔克协议让巴黎知道，很有可能德国政策就会达成其长期目标：俄法联盟彻底破裂，我们和英国的关系也会恶化，俄国重返孤立，只和德国保持联系。”维特也断然反对比约尔克协议。长期以来，尼古拉二世一直不愿听取大臣们的理由。

和德国皇帝见面之后，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返程途中，和威廉一起度过的时光让我愉悦。”1916年，战争正酣之际，尼古拉向当时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解释：“我设法对任何事都不执着，发现这是统治俄国的唯一一种方式。”对有些历史学家而言，皇帝这是在自责：比约尔克充满了风险，是威廉耍的花招欺骗了他那天真的表弟。但尼古拉二世并没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1906年1月，兰姆斯多尔夫伯爵交给皇帝一份秘密备忘录以及一份“世界犹太共济会阴谋”的详细说明文件，这是以俄国外交官搜集的情报为基础写出来的，该阴谋的目的是让“敌基督、反君主的犹太人取得普世胜利”。外交大臣指出，“阴谋”的中心就在法国，提议俄国、德国、梵蒂冈建立“三国同盟”。这个新“三国同盟”的想法和当时法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冲突有关。尼古拉二世在备忘录上写了这样的话：“立刻着手谈判。我完全赞同您此处表达的观点。”想要和德国同盟的那个梦想仍然充满了生命力。

备忘录成了兰姆斯多尔夫伯爵制定的最后一份文件。彼得·斯托雷平政府的外交大臣一职被职业外交官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占据，后者并不认同前任所谓的必须和德国同盟的观点。兰姆斯多尔夫的备忘录就这么一直保存在秘密档案中，直到1918年，此时，想要揭露帝国主义国家阴谋的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好几卷在外交部档案中找到的“秘密文件”。兰姆斯多尔夫的备忘录放在第六卷，几乎没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但它仍然值得注意，因为文件反映了尼古拉二世的立场。

1907年1月，皇帝在和格拉西莫夫将军交谈时又将“世界阴谋”旧事重提。保卫部彼得堡分处处长将皇帝的话汇报了上去：“他想说的是革命者和共济会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要我向他证实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况如何，但在俄国，我觉得并没有共济会分会，通常情况下，共济会员也没起到任何作用。”将军的结论是：“不过，我的情报显然并没有说服皇帝，因为他还是让我告知斯托雷平，说有必要对俄国和国外的共济会提交一份巨细靡遗的报告……”

20世纪初，俄国在外交领域处在一个相当令人羡慕的位置。边境没有任何严重的威胁，还是彼此敌对的集团的盟友，19世纪末，欧洲就开始形成了这些互相敌对的集团。同时，由于战争失利以及革命的因素，俄国也遭到了削弱，大国的威信丧失殆尽。伊兹沃尔斯基获得任命后，抱怨“（与各国人士见面时，）别人都把他看作土耳其和波斯的密使”。

担任外交大臣之后，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就注意到，俄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比较紧张。俄国虽和日本签订了和约，但关系远谈不上和谐；放弃比约尔克协议之后，和德国的关系也日渐恶化，德国对俄国在阿尔赫西拉斯支持法国的作法也相当不满；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加紧活动，支持德国，并在奥斯曼帝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后就是和英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在中亚的推进，对俄国的立场主要是在波斯方面采取强硬态度，所以两国的关系远非融洽可言。

只有当俄国解决国内问题，重新恢复其大国地位，才有可能制定在两个集团之间迂回行驶的政策。因此，身处当下的环境，选择一条政治路线，就等于是在两个集团间择其一。

伊兹沃尔斯基提出了一条路线，和斯托雷平制定的“国家大计划”相一致。对首相而言，俄国需要一段二十或二十五年的“修养期”。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发现了一种可以保持十年和平的可能性。他的外交纲领首先就是承认俄国无法在远东、中亚和欧洲同时采取积极政策。必须从中做出选择。因此，外交官认为远东政策“超前了五十年”，目前最好选择欧洲方向。此后，俄国就必须面对欧洲。

伊兹沃尔斯基之所以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是因为他将皇太后的一封信带给了尼古拉二世，皇太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出生地丹麦，未来的外交大臣就在那儿当大使。由于尼古拉二世从自己的“外交”行动，如对日战争、签订比约尔克协议中发现了自己决策的不专业，所以也就愈发信任伊兹沃尔斯基。

伊兹沃尔斯基的一个主要决策就是设法和英国结盟，再说这也是解决对日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和阿列克谢·苏沃林交谈的时候，外交大臣、俄国对外政策负责人很清楚报纸的重要性，1907年8月，他解释了自己的政策：“有十年时间，日本不会来冒犯我们。何况，我们也不会去那儿打仗……欧洲会有事情发生。在这块，我们必须可以腾出手脚，所以，必须保障后方无虞。”苏沃林提到海峡问题时，大臣作了回答，对“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本人，而非对记者说”：“英国会支持我们。”苏沃林在笔记中还记道：“他在撒谎吗？还有德国。”

伊兹沃尔斯基没撒谎。1907年8月，和英国签订了协定。谈判进行了一年半时间。波斯被划分成三个势力范围：北部（“俄国”）、南部（“英国”）和中立区，两国具有相同的机会。俄国承认阿富汗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作为本次让步的交换，俄国得到英国人的承诺，即解决海峡问题时，他们会给予支持。

伊兹沃尔斯基必须战胜宫廷里和政府圈内许多人反对与英国同盟的想法。反对他的有德国路线的支持者，还有许多丝毫不愿向英国让步的人。“让步”“势力范围”这样的想法对俄国外交界来说是新鲜事。伊兹沃尔斯基政策的反对者断言，俄国不应接受划界，这样，“俄国就能无视界限和势力范围，将自己的影响力扩散出去……”

和英国签订协议，俄国就进入了反德阵营，使之威望尽失。

在外交领域成功之后一年，外交大臣就经历了一场失败，当时的记者称之为“外交海啸”。1908年夏，伊兹沃尔斯基与奥地利同行见面，伊兹沃尔斯基同意可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自俄土战争以来，奥地利就一直想这么做。对伊兹沃尔斯基而言，这只是一份临时协议，接下来会召开大国会议。奥匈帝国却认为那是最终协议，宣布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帝国。

事实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的处境并无变化。但一切又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奥匈帝国踏出了扩张领土的关键一步。75%的人口是塞尔维亚人，约23%为克罗地亚人。宗教划分也很重要：约44%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徒，约30%为塞尔维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都是天主教徒。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合并，同样表明维也纳正在加紧努力，以期占据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俄国对这些土地也有觊觎。我们说过，保加利亚宣布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科堡的斐迪南宣布成为保加利亚国王，并未设法掩盖其亲奥匈的倾向。

俄国不得不“自行消化”这场外交失败，因为它还没有做好和受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眼见维也纳得势，巴尔干地区的民族情感瞬间爆发。“新斯拉夫运动”出现了，这从布拉格斯拉夫人大会(1908)和索非亚斯拉夫人大会(1910)可以看出。其主要组织者是捷克的政治领导人卡雷尔·克拉马日。他的这场运动得到了俄国的倾力支持，“新斯拉夫”趋势激发了俄国社会的兴趣。

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斯拉夫民族爆发的民族情感（也具有反德情绪）犹如肥沃的土壤，1912年从中诞生了斯拉夫阵营。俄国外交界在斯拉夫阵营的创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形成联盟，同年5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又形成联盟。9月底，黑山宣布对奥斯曼帝国开战，立即就获得了“斯拉夫阵营”的支持。土耳其遭到惨败。从1913年5月在伦敦缔结的条约来看，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由巴尔干各国人民共享的欧洲领土（除了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一个小口子）。很快，昨日的盟友又彼此吵翻了天，它们都想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1913年6月，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在奥地利的支持之下，与塞尔维亚和希腊开战。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同保加利亚发生冲突。1913年7月底，保加利亚失败，承认失去被占领土和几块旧有的领地。

无论战败者（自然如此）还是战胜者都不满意。保加利亚想要复仇。塞尔维亚想要扩张领土，吞并克罗地亚人、作为奥匈帝国臣民的斯洛文尼亚人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对希腊的诉求心存恐惧。当时报纸上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巴尔干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没过多久，“火药桶”就爆炸了。

俄国外交界乐意求助于“民族主义的”武器来削弱对手，也就是民族众多的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希腊人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出身，马其顿或罗马尼亚人的民族主义诉求，总是可以成为借口，来激发民族主义情感，民族主义在各民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19世纪不断高涨，到20世纪就形成了一股相当特殊的力量。

俄国外交界更乐意利用各种机会来唤醒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感，它并不认为“民族问题”对帝国内部构成严重的威胁。刚进入20世纪的俄国，其天职观和历史使命丝毫未变：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对抗亚洲蛮子和沙漠的壁垒……”1907年11月16日第三届杜马召开期间，彼得·斯托雷平发表讲话，驳斥了波兰代表抱怨其“二等公民”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俄国的民族政策：“我们先从自己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承认最高的善就是成为俄国公民，这是一个很高的头衔，等同于古代的罗马公民，所以你们可以称自己为一等公民，也会得到所有的权利。”

波兰人抱怨，从比例上来看，1900年波兰王国的学校数目比1828年更少。彼得·斯托雷平对此并不否认。他甚至还说：你们连一所高等学府都没有。但这是因为你们并不愿“在高等学府里讲全国通用的俄语”。

大臣会议主席宣称，地方分权“只能从权力过多的地方开始”。对那些想要“从根源上斩断”，想要“将帝国、中央和边远地区连接起来的线”拗断的人，俄罗斯帝国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彼得·斯托雷平认为帝国统一性不可触犯是有根据的，因为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引发的一些担忧之外，“民族问题”并没有在俄国出现。改革之后的半个世纪，社会运动规模已变大，并通过各个秘密组织的行动加以表达处来。彼得·扎瓦尔金是和革命做斗争的出色专家，也曾经是保卫部基希讷乌、顿河、华沙、莫斯科各分处的负责人，所以在该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都活动过，他的说法是：“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最擅长搞阴谋的党派都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作为示例，他只提到了犹太人的“崩得”、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苏狄翁”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尽管我们承认警方认为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程度很高的看法没错，但这些党派人数之少还是令人惊讶。而且，“崩得”只要求自治，“达什纳克—苏狄翁”的目的是将土耳其和俄国的亚美尼亚人联合建国，依附于俄国，只有波兰由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的社会主义党人想要成立拥有主权的波兰。

波罗的海诸国内部并不存在正儿八经的民族运动：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传统意义上的反德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想让该地区保持平静而已。1900年，利沃夫出现了一本由米可拉·米什诺夫斯基写的乌克兰语的小册子《独立的乌克兰》。书中有支持独立的运动纲领。其响亮的口号是：乌克兰属于乌克兰人；喀尔巴阡山的乌克兰属于高加索；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和我们作对。在该纲领的基础上诞生了民族政策的第一个党派：乌克兰革命党。两年后该党消失。大多数党员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使民族主义成了久远的往事。但在奥属波兰地区，维也纳政府支持乌克兰人，所以民族运动可谓风起云涌。1911年，在加利西亚创建了西奇狙击兵协会，这是一个准军事民族主义组织。

1863年，时任内政大臣的彼得·瓦卢耶夫提到“小俄罗斯大多数人的观点”时说，并不存在独立的小俄罗斯语言，也不可能会有。1906年，撤销了对乌克兰语的禁令，但官方的教学语言仍然是俄语。

在1905年颁布声明之后的那段时期，犹太问题的尖锐性和认为对犹太人实施限制并不公正的舆论有关。瓦西里·马克拉科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彼得·斯托雷平的行为，他说：“为了能更全面地理解斯托雷平的目的，最好要记得那些正在酝酿之中，却并未问世的法律。”他引了其中一项法律，认为这项法律本可以达成目标，引领一个新时代。事实上，政府采纳了这项法律，还拿给皇帝签署；这就是“犹太人平等”法。弗拉基米尔·科科夫措夫参与了对该法的讨论，他记得大多数大臣都赞同取消“对犹太人多余的限制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只会激发犹太人对俄国的愤怒，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真正的好处”。

政府拟定的法律撤销了部分限制（并非全部）。彼得·斯托雷平在将计划呈递给尼古拉二世时，其论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0月17日声明之后，“犹太人要求完全平等的权利完全没错”。他给出了一个常见的解释：受到侵害、刁难的犹太人都倾向于革命。如果与19世纪60年代相比，那时候“犹太问题”已成俄国的政治难题，所以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层面：俄国需要外国的贷款。犹太资本在世界金融史上的角色自然是无法忽视的。美国、法国的犹太银行家均支持俄国犹太人争取平等的诉求。

尼古拉二世摒弃了这项法律提案。他在给彼得·斯托雷平的信中写道：“尽管要求正面解决此事的论点颇具说服力，但内心的声音始终坚持要我不要做出这项决策。”皇帝向大臣会议主席解释道，他遵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良心禁止他赋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这个针对“犹太问题”的神秘而又非理性的特点，是在围绕俄美贸易协定的讨论中出现的。1832年签署的俄美贸易协定特别指出，美国人应在俄国自由行事。美国人在居住于帝国期间，也接受一定的限制，但拒绝将这些限制和宗教信仰挂钩。事实上，俄国政府并不会给美国犹太人发放签证。多年协商之后，美国于1911年宣布废止与俄国的贸易协定。

半个世纪之后，“犹太问题”在苏联和美国关系的大背景下重现。美国人以批准苏联犹太人移民为条件，以期建立更为有利的关系。

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主要的保守派政论家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是犹太人平权的支持者，他认为犹太人不构成对俄国的威胁，因为他们没法和帝国分离。这个状况和波兰人截然不同。20世纪初，波兰成立了两个党派，代表政治思想的两股主要潮流，分别由20世纪波兰的两位杰出人物领导。我们说过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党首是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民族民主党的党首则是罗曼·德莫夫斯基(1864—1939)。

据说约瑟夫·毕苏斯基对自己的生平说过很简单的一句话：“我离开了社会主义这趟列车，在‘独立’站下了车。”罗曼·德莫夫斯基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两人都是坚定的波兰爱国者。他们的主要分歧出现在1905年革命时期。约瑟夫·毕苏斯基领导该党搭路障，设街垒；他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榜样，创建了战斗团，进行激进主义活动。1908年，毕苏斯基亲自指挥，在贝兹丹车站（维尔纽斯附近）袭击了一辆将钱从华沙运往彼得堡的邮政车。

罗曼·德莫夫斯基对革命持完全负面的态度。他认为毕苏斯基的社会主义活动对他所创建的“民族有机体”是一个可怕的威胁。他将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无政府主义归结为犹太人对毕苏斯基及其亲密战友的影响，德莫夫斯基对革命的敌视相当强烈，导致他向彼得堡派出一个代表团，建议俄国政府协助他镇压在“维斯瓦河各省”爆发的骚乱。俄国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它们在波兰王国确立的是例外状态，波兰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镇压革命运动。

作为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的议员（波兰“科沃派”领导人），罗曼·德莫夫斯基在1908年以波兰语，后又以他国语言出版的名为《德国、俄国与波兰问题》的著作中，陈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观。书中，德国是波兰人民的头号敌人。至少，这是德莫夫斯基的结论。他写道，因为德国人公开宣称：“我们和全体波兰人民作战。”因此，在波兰民族的大部分领土上，居住着传统、语言、思想状态一致的波兰人，但现在都落入了德意志帝国疆界内的德国人手中。

罗曼·德莫夫斯基从中得出结论，即必须依靠法俄同盟，首先便是和俄国走近。

从20世纪初开始，欧洲和整个世界先是慢慢地，随后越来越快地滑向战争的边缘。但只有波兰政治家明白这一点。19世纪中叶，亚当·密茨凯维奇预言三只把波兰撕得四分五裂的帝国之鹰将会衰落，而波兰将会复苏。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会把诗人的末日预言当回事。罗曼·德莫夫斯基和约瑟夫·毕苏斯基相信下一场战争将会成为现实，他们会静候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阵营。罗曼·德莫夫斯基放弃了第三届杜马议员的任命，前往巴黎，以期对德国展开行动，让俄国和法国从中得利。约瑟夫·毕苏斯基隐约看见了欧洲的未来，极具洞察力。1914年1月14日，他在巴黎发表讲话，宣称战争将以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发生冲突为开场，德国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法国站在俄国一边，英国最终不会任由法国听从命运的摆布。如果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战胜德国，美国将会加入战争。对冲突结果如何这个问题，毕苏斯基的回答是：俄国将会被奥地利和德国打败，奥地利和德国又会被英国和法国（或被英国、美国和法国）打败。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毕苏斯基正是从这个预设出发，开始在奥地利的领土上组建战斗军团，并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的，而奥地利人不敢忽视对俄军（有波兰士兵）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毕苏斯基而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支独立的波兰军队的核心。他认为当俄国被德奥军队击败之后，“俄属波兰”就会得到恢复，等到中欧各国被击败之后，波兰就能将所有的波兰土地统一起来。

毕苏斯基的密使在巴黎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党首维克托·切尔诺夫见了面，并向后者建议结盟，同俄国作战。维克托·切尔诺夫摒弃了这个反俄联盟的想法，警告说，波兰加入德国一方作战，会在俄国人中间激发新一波反波浪潮。波兰社会主义党人的使者反驳道，波兰“不会错失恢复独立和自由的机会，这种机会可谓百年一遇”。

约瑟夫·黑森是立宪民主党颇受欢迎的机关报《论说报》的两位编辑之一（另一位是帕维尔·米留科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人们对记者是这样指责的：“他们居心叵测，掩盖所有的色彩，只保留深黑色，对近几年国家经济和金融的飞跃发展充耳不闻。”主要当事人对此进行了反驳：“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俄国确实实力强大，这种力量发展得越快，它就越会发出暴怒的威胁，而这时候想要阻止其暴怒，也就会更危险。”

“人总是事后聪明”，人们应该会对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这么说。由于了解最后的结局，也就会美化过去的回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2月，尼古拉二世逊位。要找出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原因还是很方便的。原因有许多，而且各不相同，符合所有人的口味。许多人都会说听见了帝国大厦将倾时爆裂的声音。但它的光芒、力量以及发展的无数可能也同样很显眼。人们把当时制定的庞大经济计划称作“新进程”，再加上俄国经济领域最杰出的改革家亚历山大·克里沃申的有效参与，为铁路建造的“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从而比现有的铁路网增加了50%的线路。通过贷款在第聂伯河上建造了水坝和水力发电中心（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斯大林工业化计划当中最耀眼的成果之一）。当时还在沃尔霍夫河上修建了水力发电中心（苏联时期建成）。

外国观察人士比当事人本身更好地看见了俄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至少会有不同的看法。当然，对埃德蒙·泰利而言，这样的发展很不错，对寻求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的罗曼·德莫夫斯基来说也是如此，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爱俄国，而是因为他觉得建立互信关系对波兰人有利。罗曼·德莫夫斯基和波兰的舆论相左，毕竟绝大多数人对俄国均持敌视态度，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俄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俄国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了欧洲诸国的一分子，而且还是法国的盟友。“因此，没有必要再存在波立联邦来捍卫‘文明的欧洲’，对抗‘哥萨克的俄国’。”

国外观察者也看到了俄国的弱点。外交官埃德蒙·泰利写道：“俄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眼下很不错。但它仍然需要依赖政府，才能表现出色。”显然，对任何一个政府都能这么说。罗曼·德莫夫斯基批评得就更猛烈了：“近两百年来，历史赋予（俄国如今的）规模”，在它面前只有一条拯救之路，一个净化其外交政策、恢复其内部力量的可能性，那就是剧烈改变其性格和演化方式。俄国不能仅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将自己的文化教育强加给其他民族：它必须向其他民族，首先是与俄罗斯人肩并肩的波兰人发出呼吁，这样才能让所有人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进行创造。

泰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俄国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德莫夫斯基是少有的认为俄国必须对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的人。对改革、渐进转变的可能性，只有革命少数派才会反对。

17 罗曼诺夫家族的倒台

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

——瓦西里·舒尔金

20世纪第二个十年是以庆典活动开场的。1912年庆祝战胜拿破仑一百周年，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家族上台三百周年。但也出现了阻碍庆典有序展开的“各种障碍”。1912年，在遥远的勒拿河金矿矿场，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扫射，革命浪潮再次涌现。1913年，全国的注意力都被基辅的一场历时三十五天的审判吸引过去。法庭对被控犯有仪式谋杀罪的犹太人门捷尔·别利斯进行审判。这在俄国是有先例的：有两次，犹太人都因此遭到指控，还有一次，沃吉亚克家族（乌尔德穆尔特语的旧名）因举行人祭而遭追捕。这三个案例都以免诉判决结案。

别利斯审判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因为这是基辅的“黑色百人团”组织策划的一起案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尽管司法部和内政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主要由大字不识的乌克兰农民构成的陪审团仍然对别利斯作出了无罪判决。

国家同时在往两个方向走：一方面，俄国在发展，变得更为强大，正如德莫夫斯基所言，俄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正在分裂，原子化，官僚机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官僚机构已变得彻底无用。杜马很难与沙皇合作，而沙皇也听不进去杜马的意见。贵族阶层以前是专制政体和国家体制的基础，如今已丧失全部力量，农民阶层也在发生分裂，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大量党派彼此争斗不休，各自提出不同的计划方案，要么是推动俄国向前走，要么是阻止它向前进。

矛盾，冲突，改革的要求和对变革的抵制，都是正常国家的存在模式。但在俄国，冲突和矛盾有时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为尖锐，因为国家正处在改变政府模式的进程中。“旧体制”已濒临死亡，但仍死而不僵。沙皇的缺陷是一种多余、特殊的衰落形式。杜马内部，右派最显眼的人物就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瓦西里·舒尔金，他是这样概括当时的形势的：“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用舆论的说法就是：尼古拉二世已无法成为一名专制君主，专制政体尽管受到杜马的限制，但仍然是俄国的国家体制。

时人的担忧，社会中盛行的末日预言，都是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对苦难的前景感到恐惧所致。俄国确实正在走向战争。欧洲也是，但所有国家都认为没人希望战争。不过，这样的说法包含了部分真相。两千多年前，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军事家孙子道出了基本的战略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没人想打仗，但谁都想要胜利。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停地和其他大国的目标相碰撞。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数十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一个问题始终未找到最终答案，那就是在1914年8月，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为什么要开枪？

任何国家都有领土诉求，想要扩张自己的帝国，任何国家都有经济上的欲望。俄国的利益可在百年传统里寻找：沙皇格勒，黑海方向。用列宁的说法，起步相对较晚的德国有许多利益，走的是“帝国主义强盗之路”，尤其是对猎物拥有不知餍足的胃口，其中一个利益点就是俄国。1906年，鲁道夫·马丁在《俄国的未来》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种族并不都具有相同的价值。”20世纪初，这个观念并非只在德国流行。但鲁道夫·马丁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观察角度：“如今，在世界历史上，俄罗斯种族尚未获得像德意志种族或盎格鲁—撒克逊种族那样的进步。”1914年8月战争刚爆发，德国诗人、历史小说作者、文学史家阿道夫·巴特尔斯写了一份名为《胜利的代价：德属俄国西部》的“政治备忘录”。这位德国文人的计划很简单：“我们需要介于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直达黑海的整片领土；我们将俄国推向亚洲，为建立一个一亿人口的德意志国家创造条件。”阿道夫·巴特尔斯还想起了在德国所需要的土地上居住着的犹太人。他认为那样的犹太人有大约四百万，建议将他们全都集中到“敖德萨，再把他们遣往土耳其和遥远的巴勒斯坦去”。

1914年8月，巴特尔斯的计划似乎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无害的奇思异想。但到了1916年至1917年，这些奇思异想突然就出现在了德国将军手下那些参谋的地图上，他们已经进入“俄国西部”的领土，也就是波兰王国的领土。

1909年11月，外交大臣一职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谢尔盖·萨佐诺夫(1860—1927)担任。他当了六个月伊兹沃尔斯基的副手，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阿列克谢·伊兹沃尔斯基则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继续为确立俄国外交政策发挥重要的作用。萨佐诺夫是君主主义者和温和的自由派，与斯托雷平的观点相近（家庭关系上两人也走得很近，两人都娶了对方的妹妹为妻），在宫廷内，萨佐诺夫被视为“支持议会制的人”。战争前夕俄国政策的特点就是它属于三国同盟，萨佐诺夫继伊兹沃尔斯基之后，设法巩固这层关系，使之转变成更为牢固的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而且力图和德国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奥匈帝国则成了头号敌人。

战争前夜，俄国参谋部在尤里·达尼洛夫将军的领导下，制订了战略计划，但丝毫没有考虑外交界的看法。研究俄军军史的历史学家观察道：“可以认为冬宫广场（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和佩夫切斯基桥（外交部所在地）分处于两颗截然不同的行星上。”

最高统帅部正准备应对和英国关系紧密的瑞典的入侵；他们也很担心罗马尼亚，但外交官们很清楚罗马尼亚也在等着看谁会赢。日本和意大利也在敌人之列（它们将会和盟友站在一起）。俄国的战略家们很看好保加利亚，但后者却将投入敌对阵营。

彼得·斯托雷平认为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正酣之际，他质问道：“我国国内只能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我国还没组建新的军队，我国甚至连新式步枪都造不出来，能有什么样的战争可打？”斯托雷平的继任者科科夫措夫伯爵也在提防开战的危险。对这些理性的论点，尼古拉二世的回答是：“就遵照上帝的意志来吧。”在宫廷弥漫着的神秘气氛之中，从“各种知识源头”直接汲取的预言似乎更具说服力：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断然反对战争，他宣称如果他的警告没被听取，俄国就会惨败，王朝就会垮台。维特内阁时期担任内政大臣、后在参政院任职的彼得·杜尔诺沃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警告：“无论谁是赢家，世界大战对俄国和德国都会相当致命……”革命之后，在沙皇的文件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上面不见任何标注：显然，皇帝没读。但有传闻说，在这件事上，首都的气氛相当焦灼。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大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用左轮手枪开了两枪，枪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从事实情况来看，这就像一出由天资平庸的作者创作的悲喜剧。大公在波斯尼亚靠近塞尔维亚边境的地方举行军事演习，这个决定被贝尔格莱德视为挑衅。塞尔维亚军官的秘密组织“黑手团”由塞尔维亚和俄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操控，“黑手团”向萨拉热窝派去激进分子，共七个年轻人，这些人射术不精，而且全都患有肺结核。他们均以俄国的激进分子为样板。这些人携带炸弹和左轮手枪，就在大公夫妇乘坐的敞篷车必经的路上守候。

塞尔维亚并不喜欢维也纳皇储。人们都认为他会将二元君主国变为三元君主国，也就是国家由权利平等的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共同组成。贝尔格莱德认为这个计划对大塞尔维亚的创建是一个障碍。

第一枚炸弹没扔准，汽车丝毫不受影响地通过了；第二枚炸弹扔过去后，大公用手背将其拍开，炸弹在马路上炸开。炸弹碎片割伤了大公夫人。汽车从四名激进分子身边经过，后者没有犹豫。只有第七枪和第八枪重伤了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

事件的后续发展在任何一本历史课本上都能读到：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政府接受了最后通牒，只有一点除外。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很想发动战争，这一点便成了借口，于是再向塞尔维亚发了一份新的最后通牒。德国支持奥匈帝国。俄国觉得不可能不支持塞尔维亚兄弟。到处都能看到政府下达的全民动员的命令，任何协商都成了多余。战争发动，开始超速运行。

向德国宣战激发了俄国的热情。宣战之初，柏林、巴黎、伦敦、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同样群情激愤。“边远地区”的议员纷纷表忠心。在杜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凯列茨省的议员发誓，斯拉夫人将会重新握起“格伦瓦尔德亮闪闪的利剑”，打败条顿人。这位议员希望，击败条顿人之后，要和波兰统一起来。这场讲话颇受欢迎，结果，俄军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于8月14日向波兰人讲话时，又再次提到了“格伦瓦尔德利剑”。在同一场杜马会议上，库尔兰的议员提醒道，“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很清楚他们的所有利益都受到了俄国鹰的保护，只要波罗的海诸国仍然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今后也将得到发展”。

我们知道，俾斯麦相信，只要“自由派和王朝的蠢行不去改变游戏”，德意志帝国和俄国就不会打仗。1914年，俄国和德国开战的动机并不存在。

俄国在远东扩张边界遭到挫败后，便返回到传统目标上：君士坦丁堡。战争已经爆发，沙皇格勒成了一种应许的补偿。俄国历史上，两个“海上大国”第一次站在俄国一边；俄国的帮助可以使他们对抗德国，所以这两个国家准备跑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来支付这笔援助费。俄国外交界千方百计阻止土耳其投入德国阵营，期待胜利之后，和平达成期望的目标。1914年1月，尼古拉二世向返回自己国家的法国大使德尔卡塞解释说：“我们丝毫没有打算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我们相当确定海峡将不会再对我们关闭。”

奥斯曼帝国最终选择了德国。萨佐诺夫于是宣布要解决“俄国政治上的基本问题”，也就是黑海海峡问题，而在公众的眼里，这么做就会使战争的巨大伤亡变得合理。

俄军在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发动攻势，军事行动由此展开。打了几次胜仗之后，萨姆索诺夫将军率领的第二军遭到包围，并被击溃。双方对战局的看法不同，彼此矛盾，俄国称之为“马祖里亚沼泽战”，而德国媒体则称之为“坦能堡复仇战”。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红轮》开篇时就描述了萨姆索诺夫的军队遭歼灭的过程。索尔仁尼琴为这位被打败的将军绘制了一幅不朽的肖像，战役结束后，将军便选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在众多战败的原因当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是俄军尚未动员成功，过早发动攻势，但俄军答应会支援法军，从而信守了承诺。安·凯尔斯诺夫斯基则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东普鲁士一役表明德军已在战争中落败”。他的推论很简单：萨姆索诺夫的军队转移了德军向巴黎进军的路线。法军若被歼灭，也就必然会导致俄军战败。值得注意的是，安·凯尔斯诺夫斯基是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一战初期俄军战略的正确性。

俄军在加利西亚的胜利减轻了它在东普鲁士的失败之痛。南部战线上，俄国和传统敌人土耳其人作战，打了几场相当漂亮的胜仗。1915年是在波兰惨败的年份。德军统帅部制订了一项计划，要用钳形攻势拿下俄军，歼灭其核心部队，让俄国退出战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俄军最高统帅部“丧失了斗志”，他们在使部分军队成功逃离绝境之后，便命令平民（四百五十万人）撤离被占各省。俄军统帅部希望重塑“1812年的氛围”，激励人民的斗志，却只得到相反的效果。老弱妇孺撤离时一片混乱，阻塞道路，和军队混在一起，使军队士气低落。

一位军事史学家得出结论：“1914年秋，德国已经清楚，他们在东线无法快速结束冲突。”战争开始拖长，德国没什么机会胜出，因为相比协约国的国家，德国缺乏资源。

俄国的处境更为复杂，因为战争每拖一个月，国内的民心就愈发动摇。对盟国来说，俄国是协约国不可或缺的成员，尽管俄军作战失利，但协约国各国仍然对它充满信心。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则在外交战线展开行动，设法让英法两国承诺对俄国做出“重大补偿”。三方进行密集的会商，相比法国，英国很快就同意了俄国的诉求。1915年3月，尼古拉二世向法国大使莫里斯·巴列奥洛格宣称：“我已经做出决定。我会彻底解决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问题……”俄国沙皇对其盟友显得宽宏大量，他对法国人说：“你们拿走莱茵河左岸，拿走美因茨、科布伦茨，如果你们觉得必要，还可以拿得更多。我为你们感到高兴和骄傲。”

1915年4月，法国同意了俄国的计划。1916年10月，英法两国公开宣布同意俄国实现其百年梦想。

1916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但打了一连串败仗并非其原因。南线已稳定下来，俄军赢得胜利。1916年1月，土耳其最坚固的要塞埃尔祖鲁姆被拿下。但国内的局势越来越艰难。权力危机加剧。人们公开反对拉斯普京、皇后甚至沙皇。皇帝和杜马之间敌意日增。内阁走马灯似的轮换，让人以为权力已然空虚，已无法领导这个国家，当然，这个印象是对现实的精确反映。

1915年8月，尼古拉二世做出了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当然逊位的决定不算。他解除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职务，自己担任俄军统帅。皇帝的两个祖先，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都曾采取过这个特别的措施。但他们并未时来运转。

尼古拉二世的决定可以作出几种解释：想要激励军队；将不支持拉斯普京、遭皇后痛恨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排除出去；此外，有传言说有人正在策划阴谋，想让大公坐上皇位。但显然还有另一个理由。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的最高统帅部，就能远离都城，离开所有那些似乎都在反对他的人。1916年7月，皇帝向萨佐诺夫解释说，他不会再“执着”于某件事情，认为那才是“统治俄国的（唯一一种）方式”。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将外交大臣告诉他的这些话记了下来，评论道：“一个人若是一心关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君主担负着统治一亿八千万人的重任，这样的倾向就会很致命。”

事实上，尼古拉二世前往莫吉廖夫，就将权力交给了皇后和拉斯普京。冲突刚开始时被任命为大臣的伊万·戈列梅金当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1916年被辞退后，皇帝听取拉斯普京的建议，让六十八岁的鲍里斯·施丘尔梅尔继任此职，和他相比，戈列梅金更像是俾斯麦。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没有比这个德国名字的首相更糟糕的候选人了。整个国家都在焦急地提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领导俄国？

俄军在加利西亚打了胜仗之后，波兰问题就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接下来似乎就能统一波兰了。我们说过，1915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波兰人呼吁，向他们承诺会恢复他们的国家。在呼吁书中可以读到：“从太平洋两岸到北方，英勇的俄国军队勇往直前。新生活的曙光正在为你们升起。”在现实中，这种“夸张的辞藻”掩盖了始终处于讨论中的俄国计划的模糊之处，最好的情况下，波兰王国也只可能是自治。俄国同样还希望扩张领土，收复被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解放”的波兰土地。

不过，波兰问题至少还值得审视一下。而乌克兰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战争初期，基辅总督下令，俄国唯一一份乌克兰语日报《拉达报》被禁。数周后，禁令扩及到所有的乌克兰和犹太出版物，包括报纸和杂志，而且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1905年10月规定，任何表达乌克兰民族和文化的形式都不得存在。俄军进入加利西亚标志着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马泽帕分子”的残酷迫害开始了。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领袖、利沃夫大学教授米哈伊洛·格鲁舍夫斯基拒绝发表反俄宣言。11月，他成功离开奥地利，返回基辅，但立刻遭到了逮捕，被流放至辛比尔斯克（“直到战争结束”，判决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1917年革命之前，俄国的乌克兰领导人摒弃了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分离主义纲领，强调他们不愿从俄国脱离出去，也不愿摧毁俄罗斯帝国。他们希望的是乌克兰人民能在帝国的疆域之内得到发展。

莫里斯·帕列奥洛格将自己和萨佐诺夫的交谈内容记录了下来。这是一场“促膝谈心”，并非法国大使和俄国外交大臣之间的正式会晤。帕列奥洛格是以俄国的朋友和政治学家的身份讲话的。法国外交官承认，从他来到彼得堡起，就发现了通常在西方见不到的景象：非俄罗斯人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当然，不仅数量上重要，道德上也重要，他们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想要拥有民族生活的愿望，都和俄国生活截然不同。所有臣服的民族——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等——“都在你们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下饱受痛苦”。莫里斯·帕列奥洛格认为，或迟或早，俄国会确立地方自治体制。如果不这么做，俄国就会遭遇分离主义的威胁。

萨佐诺夫承认这是国内政治一个相当棘手、相当复杂的难题。理论上讲，俄国大臣同意法国外交官的看法。他解释说，从实践层面来看，不应忘了自治和沙皇体制是无法兼容的。萨佐诺夫指出，对其而言，如果没有沙皇制度，俄国也就不存在了。

莫里斯·帕列奥洛格不断地就这个问题同俄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交谈，但他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帝国的部分自治无论如何是无法和专制君主制的神圣原则相兼容的。

君主主义者在俄国仍然人数众多，但支持坐在皇位上的那个君主的人却骤然减少。怀疑的氛围愈来愈浓。到处都在找间谍。就连战争大臣苏霍姆里诺夫这样的人都遭到逮捕和审判。所有人都在怀疑拉斯普京和皇后是德国的间谍。而皇后则坚信自己身边的人都在搞阴谋，她向最高统帅部去信：“向他们亮出拳头，像个君主的样，你才是专制君主，要让他们不敢忘了这一点。”

杜马要求有一个“责任内阁”。由温和右翼和温和左翼各主要派别联盟构成的进步主义阵营捍卫战时人民代表参与政府的权利。1916年11月，罗曼诺夫家族前往基辅，参加沙皇妹妹的婚礼。“家族委员会”决定迫使尼古拉满足杜马的要求，同意由杜马任命大臣。罗曼诺夫家族之所以会赞成杜马，是因为他们觉得杜马应是最微不足道的恶，而相比之下，皇后和拉斯普京在任命大臣方面可以说掌握了几乎全部的权力。罗曼诺夫家族对这两人的憎恨远超对“自由派”的憎恨。

大家都在谈论阴谋。尤其是“皇后的阴谋”。更严重的似乎是阿列克谢·古奇科夫领导的“谋反活动”，阿列克谢·古奇科夫是莫斯科的企业主，也是“10月17日联盟”的组织者之一；没多久，他就成了第三届杜马主席和第四届杜马议员。阿列克谢·古奇科夫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喜欢冒险，在军队、实业界和杜马圈内人脉广泛。他对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变很感兴趣。为了熟悉他们的政变方式，阿列克谢·古奇科夫还去了一趟君士坦丁堡。尽管古奇科夫才干出众，但他身上却缺乏一种谋反者，或者说政治家的素质。

时代氛围也没绕过至圣治理会议。在至圣治理会议任职一年半的格奥尔基·沙维尔斯基写道：“至圣治理会议的成员彼此害怕。处处弥漫着互不信任的氛围。至圣治理会议的成员分成了拉斯普京派、反拉斯普京派和中立派。”

当时也有许多关于共济会暗中颠覆的说法。凡是专制政体的反对者，都成了“共济会员”。“共济会阴谋”的理论不仅让尼古拉二世和帝国蒙受损失，在俄国历史学家和移民中也颇有市场。确实，共济会阴谋可以解释罗曼诺夫家族为何会轻易倒台。1974年，苏联历史学家尼·雅科夫列夫竟然成功地在一本书里把对共济会的猛烈谴责、对尼古拉二世专制权力的赞颂和对革命的大力颂扬这三种观点统一了起来。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其头号敌人乃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想以共济会为得利的武器，在“国内（确立）极权体制”。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阻止“极权体制”的到来。

1990年，细致的观察者阿隆·阿夫雷克在名为《共济会和革命》这本著作中使用了截至那时候并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他最后得出结论，“共济会的主题确实存在，但这不是共济会的问题”。换言之，人们需要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秘密组织”。

1914年5月，警察局向九十八个宪兵局、保卫部各处以及其他治安机构发了一份通函。通函要求各机构特别注意“近十年来在欧洲和美洲大力发展的共济会秘密修会”所进行的活动。通函要求各机构“弄清楚‘秘密社团’的构成，并汇报结果”。一年间，报告和回复纷至沓来，但内容都一样：“无甚值得关注之处”“无任何发现”“不存在”。

警方对地下革命组织的活动了若指掌，但革命活动丝毫没有引起不安。

有流言说，无数阴谋正在策划阶段，准备付诸行动，但由此只引出了一个结果：1916年12月16日，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和杜马极右翼议员普里什基耶维奇在没有经过特别准备的情况下，成功刺杀了格里戈里·拉斯普京。死之前，“长老”交给皇后一份类似遗嘱的信：“俄国沙皇！你要知道如果你父母一方犯下罪孽，无论近亲，抑或孩童，家族中无人能活过两年……”这一次，“魔鬼圣徒”的预言即将成真。费利克斯·尤苏波夫是皇室家族的一员。

1917年2月10日，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将柯向尼古拉二世提交了一份报告。皇帝从最高统帅部回来后，就在皇村接待了罗将柯。他这份报告说得很明确：“战争表明，若无人民的参与，便无可能统治国家。”米哈伊尔·罗将柯强调，有必要组建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他试图说服沙皇，现任政府“将他和人民代表之间的鸿沟越挖越深”。还有另一个论点：冲突与和平谈判即将结束，届时，“如果政府建立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国家才能理直气壮”。

罗将柯离开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只是在不久之后，他才得知尼古拉二世决定让步。沙皇召来首相彼得·戈利岑亲王，说想要组建一个“对俄国议会负责的”政府。当天晚间，首相又被召去：皇帝改变了意见。他很快就返回了最高统帅部。

迪斯雷利认为刺杀行动丝毫未曾动摇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许他说得没错。但毋庸置疑的是，就算没有激烈改变历史进程，那政治暗杀也会加速或减缓事态的进程。究竟如何在这两个决定之间作出选择，尼古拉二世和皇后进行了交谈。在对“朋友”的诸多刺杀之中，可以发现杜马成员的身影。而这只会加强皇后对力图限制沙皇权力的那个机构的憎恨。

彼得格勒因突然缺乏粮食而爆发游行示威，索尔仁尼琴说那是因为缺乏“白面包”所致，而尼古拉二世则待在远离事件发生的地方，置身于最高统帅部平静的氛围之中。在那儿，他是不可能作出决定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各种不满情绪大爆发，示威者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不用担心受到惩罚的。士兵加入示威人群之中。革命开始了。地方当局不知如何行动，命令彼此矛盾，一片混乱。当尼古拉二世最终决定从莫吉廖夫返回的时候，他被困在了德诺车站。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又为事件增添了非理性的色彩。

战时，俄国打了许多败仗，失去了领土，但仍然没有被打败。国家经历过更艰难的战争。1812年，拿破仑难道没打到莫斯科？再说了，1917年，俄国也有盟友，肯定能打败德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美国准备积极投入战斗。彼得格勒的骚乱只是自发形成的，没有什么组织；无数革命团体当时都在城里活动，没有后援。警方只要积极行动，就能恢复秩序。一句话，和1916年都柏林的暴动完全没有可比性。英国政府还认为有必要派遣炮兵来对付爱尔兰的义军，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

历史学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的所有条件在俄国都集齐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皇庭的分裂，无产阶级的要求越来越多，旧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年轻资产阶级的发展。不过，当时也丝毫无法证明，在1917年2月，专制政体会不加抵抗，轰然倒塌。

君主制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已没有战斗下去的意愿。皇家专列在普斯科夫改变了方向，杜马代表团都赶来寻找沙皇。代表团里有两名君主主义者：皇后特别敌视的亚历山大·古奇科夫，以及瓦西里·舒尔金。

尼古拉已经得知军队统帅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已宣布支持他退位。只有由纳希切万汗指挥的近卫骑兵军说准备为君主而死。当皇家御医波特金医生宣称阿列克谢身染重疾，无法统治的时候，尼古拉二世便宣布退位，也不让皇储继承皇位，而是让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位。

大公放弃继承皇位，由杜马创建的临时政府接掌政事。

罗曼诺夫王朝轰然倒塌。俄国变成了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