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艰难归国路
许多从法国寄来的信件都在呼吁我快点回去。我自己看到在法国的人对外面的信息是如此匮乏，也感到必须早日启程。因此我也就做出决定，开始申请各种所需的许可。在4月9日时，我请求皇后让奥地利皇帝发给我通行许可。只有他特别批出许可才行。在尝试了多次深情地劝我留下之后，玛丽·路易莎慷慨地决定向父亲谈起这件事情。我揣着这个承诺等了一段时间。之后皇后告诉我，她尝试着说服奥地利皇帝放我离开，但是遇到了许多困难。她还说奥地利皇帝在批给我通行证之前，希望我可以去见梅特涅亲王一面，后者会尽快派人来找我。这种似乎要托我办事情的态度，加上我观察的这些我认识的显赫人物的谈吐，对比一下他们的态度，还有奥地利皇帝迟迟没有前往布拉格的这个事实，都让作为旁观者的我在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不幸的是，这份希望并没有成真。
我当时坚信，他们肯定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拿破仑皇帝可能会再来一次那些闪电突击，这样一来，奥地利政府可能会通过我去给他传话。德·塔列朗先生当时告诉某人，说他经常和首相在一起工作，后者时常朝令夕改。而我在此展现给读者们的都是我的推测，因为此后根本没人来找我去见梅特涅。
对于法国人来说，在维也纳的美泉宫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警察对他们的态度极其残暴。阿那托勒·德·孟德斯鸠伯爵有一天在从维也纳来美泉宫的路上，在走出玛利亚希尔夫城门时被扣留了。他们说他越界了。德·孟德斯鸠先生之后去了警察局，那里的人也没有给他任何解释。他只能回到母亲家中，在那里等候。25分钟之后，从警察局长哈格尔那里来了一个信使，为这个误会耽搁他的行程表示了歉意。信使还保证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虽然有这样的保证，但我们还是时常会遭遇类似的事情。
自从奈佩格将军去了意大利之后，奥地利政府大臣韦森贝格男爵（也是参与会议的一名谈判代表）便成了皇后和梅特涅亲王之间的联系人。每次前往维也纳的时候，皇后都会在儿子的房间里和梅特涅亲王会面。她时常会把寄给奈佩格将军的信件交给梅特涅。卡尔大公看起来也同样深得皇后的信任。
4月13日，在维也纳举行了纪念玛丽·路易莎的母亲，玛利亚·特蕾西亚忌日的宗教仪式。她和家人一同出席了仪式。她在回到美泉宫之后，好心地告诉我一封由德·弗拉奥先生带到维也纳的信。有人将信件的内容告诉了她。他们还是不愿意将皇帝的信件交给她，因为他们不希望让她和自己的丈夫联系。就像德·斯塔萨尔先生在林茨被逮捕那样，德·弗拉奥先生是在斯图加特被逮捕的。他们在将身上的信件交给奥地利官员之后就被迫返回了。
同样是在这天，维也纳报纸刊登了一份奥地利皇帝的布告。布告上的日期是4月7日，内容则是成立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在野心的驱使下，各个君主都纷纷在他们继承的这片巨大领土上建立君主制国家。俄国皇帝取得了波兰国王的头衔，英国国王拿到了汉诺威国王的头衔，荷兰国王则夺来了比利时。荷兰也永久地成为一个王国。
有一天，皇后在回到美泉宫的时候，怒气冲冲。让她愤怒的是她在离开维也纳的皇宫时听到的谈话。那是两个在用法语交谈的男人，他们大声地说：“这位夫人选择待在父亲身边当间谍实在是个错误的决定，她要是返回法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话会过得更好。”这句批评深深地伤害了她。不过因为她天生内敛，虽然我们都建议她派人去找这两个人，但是她没有这么做。阿尔迪尼伯爵刚刚从埃莉萨公主，也就是拿破仑的妹妹那里将一封信带到了美泉宫。在信中她恳求玛丽·路易莎运用自己对奥地利皇帝的影响力，让她可以返回法国。尽管好心的皇后为此专程去了维也纳，去为自己的小姑求情，不过奥地利内阁对此没有给出任何回复。
4月16日，奥地利的首都开始了一系列的祈祷和集会仪式，祈求对法国以及拿破仑战事的胜利。参加这些群众游行集会的主体是还在学校里的年轻女孩和男孩，当然也有一些大人的参与。他们在各色旗帜的引导之下，走遍了维也纳市内以及市郊的道路，最终来到了圣史蒂芬主教座堂以及其他教堂内祈祷。宫廷成员也参加了这些祷告仪式。奥地利皇后也正式要求她的继女到场和其他家人在一起，不过没有成功。她的要求是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她甚至把状告到了奥地利皇帝以及他的两个弟弟那里去。他们反对这样的做法。皇后展现出的情感和她所处的位置是一致的。不过我必须要遗憾地指出，皇后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可以坚定她不回法国的决心。我那时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皇帝的信，一封来自约瑟夫国王的信，还有一封来自他的夫人，即王后的信，都是写给皇后的，也都是由特殊的信使寄来的。我把这些信件全都交给了她。同时我告诉她，我就此卸下了这个此前落在我肩上的责任。她提醒我说她必须要把这些信件全部交给父亲，而如果我想要自己保留这些信件的话，她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考虑到这些信件是给她的，最好应该由她来阅读，我乞求她收下然后自己处置它们。之后我们就她做出的不和皇帝会合的这个痛苦决定进行了一些探讨。她坚定而温柔地回答说她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我反对说，这世界上就没有永远不会改变的决心，事态的发展可能会让她不得不返回法国。她马上回应说就算是她的父亲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我这时忍不住表示她所展现出的这些情感是不公平的，和她的性格也背道而驰。如果法兰西的人民听到她这番抵触的言论，会很受伤。当自己奉上了真心，却被这样泼了一盆冷水是最让法国人痛苦的。虽然他们现在认为她是和平的象征，希望她前往法国，但是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们会拒绝她的。这段对话也是我和她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一次讨论。在我看来，她的决心是如此坚定，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更何况，只有时间和变化的事物才是真正的主宰。
萨克森的安东亲王，也就是萨克森国王的弟弟，当时因为健康问题在美泉宫休养。玛丽·路易莎皇后时常会去看望他。因为他们对拿破仑的感情，整个家族都被禁足了。纵使可怜的安东亲王是奥地利皇帝的连襟，他在德累斯顿的宫殿还是被一大堆军人占领，他还必须为他们的饮食起居付钱。国王遭到的待遇则更为恶劣，他已经没了生活来源，正靠贩卖身边的钻石来过活。尽管他已经将仆从的规模缩减到了仅有很少的一些忠实的用人，每个月还是要耗费1.6万法郎，卖钻石得来的钱并不总是可以应付宫中的庞大开支。普鲁士人似乎打定主意要用饥饿来打击国王，他们这时还入侵着他一半的领土，毫无怜悯之心。国王一直都拒绝认可这种对自己领土的肢解，不过，最终他还是被迫接受了这个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的牺牲。这么说可不是夸张，跟卡斯尔雷阁下在写给哈登贝格亲王的信中列举的那些卑劣原则比起来，这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原则都是英国人在议会里辩论出来的。
这封信所展示的列强的种种过分手段，在会议的大部分决议中都是一样的[1]。萨克森国王不仅失去了华沙大公国，还丧失了自己半数的世袭领地。普鲁士真是大发慈悲，只抢到一半就满足了。国王那时已经离开普雷斯堡，来到拉克森堡[2]的宫中居住，这里距离宣判萨克森命运的法庭更近一些。他对此也没有任何上诉的权利。他希望在战时居住在自己首都的请求一直没有获得批准，同盟各国也毫不掩饰对他的不信任，他被迫将自己的两个侄子，也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亲王的儿子送到奥地利军中去服役，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忠诚。每次来美泉宫看望自己的弟弟时，他都要乔装打扮一番，这两个流着王族血液的弃儿会一同为自己家族遭受的灾难而哭泣。
各种庆典的停止，以及欧仁亲王的离去似乎打乱了亚历山大沙皇的生活习惯。他现在每天都会去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家中消磨时间。我时常会听到元帅抱怨，这样对他有诸多不便。每当他安排好了准备陪伴家人一天，选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宫殿打算放松一下之后，他就会看见亚历山大跑过来要求在那里举行派对。施瓦岑贝格亲王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并不总会掩饰自己对沙皇不断叨扰的不满：后者决定奔赴前线之后才终于让他们获得了解脱。沙皇本来宣布要与皇后告别的，不过后来他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估计是面子上挂不住吧。
这时出了一个小新闻，在其他地方都没有人注意，只不过在美泉宫引起了诸多讨论：奈佩格伯爵夫人去世了。此前，当奈佩格将军在维也纳工作时，这位夫人一直居住在符腾堡，也就是奈佩格将军的出生地。她是在4月，经历了两天的重病之后逝世的，身后留下了4个子女。据说她非常漂亮，但并不十分聪明。奈佩格伯爵是带着她从她的第一任丈夫那里私奔的。她的第一任丈夫一直到她死前的几个月都还活着。从玛丽·路易莎那天在餐桌旁宣布这个消息时的神态上可以看出，她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奥地利皇后保证了自己的继女可以时刻了解意大利事态的最新发展。她给后者发来的最新消息都是有关那不勒斯人的坏消息，这一点随后也被奈佩格将军发来的信件所确认。这位将军告诉帕尔马女大公，她的卫兵部队先是拒绝进攻那不勒斯军队，然后又高喊“皇帝万岁！”，因此已经被解散了。在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玛丽·路易莎的眼中燃起了光芒。她并没有说要惩罚这些人，她也不认为这是一次反叛，她从性格上就不喜欢严厉待人。不过她还是静静地等待着可以奖励这些忠诚之人的机会。奥地利皇帝看出了她的心思，告诉她说自己会重组她的卫队，将人数从原先的五六千人削减为3000人。这个做法看起来是在帮她，实际让人感觉更像是在责备她。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自从预料那不勒斯问题以及保证意大利和平的战报不断传来之后，参与会议的贵胄们的怒火以及德意志报纸的暴力程度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大会现在除了进行针对共同敌人的辩论之外，什么都不做了。各方延续了进攻的条约，君主们来不及细想就批准了各种各样的交易。奥地利、俄国以及普鲁士与英国签订了新的协议，从后者那里获得补贴。整个欧洲现在就像是变成了一个人似的。三支俄国大军正在穿过匈牙利和西里西亚。
奥地利这时正在皮埃蒙特和莱茵河畔各集结一支部队。普鲁士也在采取各种不同寻常的措施——她在荷兰及莱茵河畔组织了两支军队。德意志的各个君主把他们的士兵都派来了。英军士兵正在荷兰登陆。西班牙也正在组织部队。为了进攻拿破仑，各国集结了超过一百万的士兵。最终到了5月12日，同盟各国都确认了他们在3月13日发出的宣言：只要法国承认拿破仑为君主，那么他们就将对法国宣战。亚历山大沙皇是其中最活跃的。这位君王曾经是拿破仑的座上宾，对拿破仑也曾经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现在他却愤怒地发誓，为了阻止拿破仑再次登上法国的王座，他愿意牺牲自己的最后一名士兵，耗光自己的最后一枚卢布。
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对若阿基姆国王取得的决定性胜利驱散了皇后对自己帕尔马领地仅存的一点疑虑。在她眼中，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她获得这块领地了。自此之后，她的脑海中不再有返回法国的想法，她全神贯注地想要前往帕尔马。她还以自己一贯的热情在研究这个国家的主要管理分支。不过她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地方能给她的私人生活提供哪些资源。
她详细了解了下面这些信息：怎样最好地在那里安顿下来，帕尔马宫中的事务安排，对宫中房间的新安排，当地多处消夏场所的位置，她可以为当地居民们所做的事情。她下达了诸多命令，组织了公国的服务人员，任命了宫中的多个岗位。完成这些事情花费了她好几天的时间，我这么说也并没有责备她的意思。就像一个此前一无所有，现在第一次成为地主，可以随意发号施令的人那样，她对帕尔马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她还计划好了要前往佛罗伦萨、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若阿基姆国王不再是那里的统治者了）以及英国。每年来维也纳见儿子的旅程她也想好了。这段时间她谈的一直都是这些东西。
官方在4月14日发表了一份布告，直到此时为止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布告的内容是帕尔马女大公希望父亲可以暂时管理公国，直到事态允许自己亲自前往那里为止。这份布告上的日期是3月3日，上面附有奥地利皇帝的许可。
在起程参军之前，意大利总督约翰大公前来与玛丽·路易莎告别。这位亲王在听说皇帝离开厄尔巴岛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可怜的路易莎，我为你感到悲伤。我希望他可以摔断自己的脖子，这是为了我们大家好，也是为了你好。”他此次到访，给了玛丽·路易莎一个谈起这一评价的机会。我忍不住对皇后说，她肯定是不赞成这句话的。她承认这些话的确欠妥当，但她也发现说出这些话的人都是可能因为皇帝返回法国而遭到灾祸的王公。就在同一天，巴登大公也派人来找她。大公本来是明天就要离开的，不过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被扣押在了维也纳。人们希望他解释一下他此前在会议上提出的一份纪要。这份纪要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联邦议会的一些评论。这个议会是由会议建立的。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奥地利将可以通过议会决定德意志地区的事务。议会的主席也将是奥地利的大臣。
我离开维也纳之前目睹的玛丽·路易莎最后的一些举动，虽然仅仅只和皇后的信仰有关，但我觉得在这里讲一讲也是可以的。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提及，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皇后的宗教情感。早上7点，在美泉宫的礼拜堂中，她在父亲的见证下完成了自己的祈祷。也正是在那天，此前被任命为她侍从长的圣维塔伯爵正式走马上任。
自从我被命令在返回法国前要与梅特涅亲王会面以来，已经过去了超过3个星期的时间。我不再觉得自己能够见到这位首相。这下我对于自己无谓地拖延出发的时间而感到后悔了。如果奥地利内阁现在真的在秘密考虑和拿破仑皇帝和好，如今在我看来，也只有一些不确定且遥远的事情能迫使他们迈出那一步。因此我已经没有任何继续留在维也纳的理由了。我也不想继续留在维也纳了。我再次发出了获得通行证的申请，不过弗朗茨皇帝那时候刚好生病了，无法处理任何事务。之后，我的计划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除了通行证之外，我还需要一份签证。这个签证必须由施瓦岑贝格亲王签发在我的通行证上。当时已经下达了断绝一切与莱茵河左岸通信的命令。所有想要渡河的人都需要有奥地利军队统帅签发的许可。而施瓦岑贝格先生此时已经启程前往大本营了，这就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在吃了许多闭门羹之后，我燃起了一丝希望：有人告诉我，我只要跟随一名奥地利军官的马车一起，就能离开。我自然马上就同意了这个提议。我也终于从使馆那里获得了通行证。不过，为了解决包括签证在内的种种问题，又耗费了一周的时间。经过和施迪普奇茨将军以及兰格瑙将军的多番周旋之后，我才终于获得了启程的许可，条件是要接受一名奥地利军官的护送。卡拉奇扎伊上尉既彬彬有礼，又对我关怀得无微不至，作为旅伴我别无所求。他是一名年轻的匈牙利军官。此前玛丽·路易莎皇后在1814年离开法国时，以及此后前往萨伏伊的艾克斯时，负责陪伴她的就是这位军官。
在离开之前，我专程前往维也纳的帝国宫殿中与小皇子告别。看到他神情严肃甚至有些忧郁，我很伤心。他已经失去了那份孩童特有的愉快与活泼的气质。曾经的他是那么耀眼。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来迎接我。看到我进来时，他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不认识我。不幸大概已经开始在他的小脑袋瓜里产生影响了。在他初临世间时，弄人的命运曾经把一顶王冠装点在他的头上。那时的场景是多么的恢宏啊。他就像是那些被鲜花装点着的祭品一样，终归是要被献祭的。在我去找他的时候，尽管他已经和新的看护在一起待了6个星期的时间，他还是没有完全习惯他们。看着这些陌生的面孔，他的脸上还满是疑惑。他们在场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话希望我带给他的父亲。他忧伤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然后他缓缓地把手从我掌心抽走，默默地走到了不远处的窗台旁。和会客室里的其他人短暂交谈之后，我走到了他身边。他正在用心地望着窗外。正当我弯下腰去跟他告别时，受到了我情绪的感染，他把我拉到窗边，满怀深情地看着我，对我轻声说：“梅瓦先生，您要告诉他，我还是一直那么爱他。”这个可怜的孤儿已经意识到他不再自由，不再和父亲的朋友们在一起了。他一直忘不掉自己的“鸠妈妈”，他就是这么叫她的。他会时常问马尔尚夫人在哪里。马尔尚夫人很喜欢他，也被留在了他身边。这位伟大的夫人在他刚出生时也是抱过他的，之后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她在一年之后返回了法国。她的离开让年轻的皇子又多了伤心的理由。当旁人不再以拿破仑来称呼他时，他很不高兴。他们开始强行称呼他弗朗茨。他觉得这个名字既普通又丑陋。我承认，这些不过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面对突变时的习惯性反应，过不久就会被他们快乐的天性取代。或许年轻的皇子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严峻，影响了他的心智，促成了他的早熟。
我离开的时候，他的身体还很好。他的身体很强壮，没有任何问题，看起来是会长寿的样子。他长相英俊，为人善良，浑身上下都是讨人喜欢的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日后可以博得外祖父的喜爱。
当他丧失了对帕尔马领地的继承权，自己的名字也被夺走之后，如何给他的现在和未来找一个位置就变得非常必要了。1818年7月发布的一道诏书让他获得了莱西斯塔德公爵的封号。莱西斯塔德是他在波西米亚其中的一块封地的名字。这份诏书同时还确定了他的盾徽，同时给予他仅次于奥地利皇室亲王的优先权：6个月前，一份诏书将波西米亚的巴伐利亚属普法尔茨领地赐给了他。如果他没有子嗣，那么领地就将回归奥地利皇室。只有在他成年，或者是他的母亲逝世之后，他才能享受这些领地的利益。只要皇后还掌握着帕尔马、皮亚琴察以及瓜斯塔拉，她就要负担皇子的开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来没有享受到领地的利益，因为他成年后不久就去世了。也就是说，虽然奥地利皇帝很喜欢他的这个外孙子，但他没有给后者任何东西。玛丽·路易莎负担了儿子大部分的生活和教育开支。在皇帝的许可之下，迪特里希施泰因伯爵被任命为他的主要老师。他的所有老师都是杰出人士，也给了他与他才华相称的教育。迪特里希施泰因伯爵在1831年至1832年的那个冬天因为健康原因来到了尼斯。他那时和贝尔特朗将军的女儿多有谈起拿破仑的儿子。他主要说了下面这些事情：年轻的皇子很高大威武；他长得很像他的父母；与奥地利大公们不同，他没有他们的那份单纯与天真；不过他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非凡的器宇；他的五官受到了忧郁和沉思的影响；他对外界的事情很了解，对严肃学问和兵法都很有兴趣；尽管他在童年时期就离开了法国，但他还保存着对那里的记忆；每次见到法国人，他都会很高兴；这从他看他们的眼神，以及希望了解他们的心情上就可以看出。迪特里希施泰因伯爵补充说：“我一般不会夸耀我的学生，这不是我的风格，不过在我看来，他真的天资优越，和我的努力相辅相成。莱西斯塔德公爵是个男子汉。”6个月之后，这个年轻的皇子就撒手人寰了！
我和皇后最后告别是在5月6日的晚上10点钟。她很受触动。她好心地对我说，我的离去让她感到惋惜，同时，她感觉未来自己和法国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她会永远记得她的第二祖国。她托我告诉皇帝，她对他只有祝福。她还告诉我，她希望皇帝可以理解她自身所处的不幸处境。她再次重申，自己不会同意任何离婚的要求。她觉得他会接受一个友好分居的提议。她说这样的分居已经不可避免了，不过自己对他的尊敬和感激并不会因此减少半分。她交给我一个鼻烟壶，上面装点着钻石拼出的她的姓名首字母，就算是给我的纪念了。然后她就离开了，为的是隐藏她心中的情感。我与她告别时心情非常沉重，很是痛苦。
翌日的早上6点，我就和旅伴一同启程了。我在恩斯遇到了文森特男爵。他正在前往根特赴任的路上。他要去那里担任路易十八的大使。在从维也纳前往慕尼黑的路上，我还见到了运输士兵的部队，旁边是行进中的骑兵部队以及火炮部队。指挥第一军团的霍亨索伦亲王的大本营就在施托卡赫。
当我经过慕尼黑的时候，欧仁亲王就在那里。他在那里的处境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我为了不让他遭遇新的不愉快而没有去见他。更何况，他曾经警告过我，秘密地乞求我不要去找他：身边监视我的人太多了。
瓦尔德塞的驿站站长告诉我，纳夏泰尔亲王一天前刚刚从这里经过，身边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位军官。他们本来是要返回巴塞尔的，不过几个小时之后被迫要回到这里，他们在施托卡赫被强制掉头了。之后他们重新取道了班贝格。
我在5月11日的早上6点抵达了巴塞尔。我在这里和我的旅伴分别。对于这段旅程中他对我的态度，我只有无限的赞美。与其说他一路上是在监视我，不如说是在保护我。不论是在边界上，堡垒旁，还是其他和同盟军队打照面的场合，他都保证了我在军事和民事官员面前没有遭到一丝的不愉快。在巴塞尔，我发现当地居民对于南格建设的炮台很不满意。这个炮台可以直接威胁巴塞尔的桥梁及市镇。我在自由堡（又叫圣路易）[3]见到了特别警察专员阿雷尔先生。他对我们充满了猜疑。从那座城市到巴黎的路上，我见证了人们对皇帝的热情，以及对战争的狂热，这是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情感。不光是士兵和新招募的兵员是如此，大部分的人口都分享了这份情感。在贝尔福，我被勒古布将军的参谋长叫去了。勒古布将军的大本营就在那里。他以勒古布之名焦急地找到了我们，问我有没有带来皇后和她的儿子将马上抵达的消息，问我是否还有理由期望战争不会爆发。我在路上还遇到了忠诚的德·马米耶先生，他是皇帝的副官。他自己出钱组织了一支志愿军。他也一样急切地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与拿破仑皇帝的久别重逢
皇帝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我。我在中午来到了他居住的爱丽舍宫。在抵达之后，我马上就被带到了他的房间里。我见到拿破仑时，他正坐在一个圆形靠背沙发上，一手托腮，沉浸在思绪之中。看见我之后，他立马起身来迎接我，还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然后，他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带着我进入了花园。我们一直在那里待到了傍晚6点。他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我。他让我第二天一早就回来，参加他的晨会。我抵达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了更衣。我跟着他进入花园后，他又开始问我问题了。这样的谈话延续了好几天。晨会一般是早上9点开始的，不过皇帝经常等到11点才想起来要离开我去参加晨会。就算我觉得自己已经将可能让他感兴趣的，可以满足他好奇心的东西都说完了之后，他还是可以通过搜寻我记忆的最深处找出新的信息。我不会在这里详细地记录这些谈话。这些谈话就是他问我答，其中的许多细节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都讲过了。总的来说，皇帝这些谈话的主题是严肃的，看起来也让他非常痛苦。他谈话时的语气也少见地凝重。不过，有一天，在听取了关于皇后私人生活的一些细节之后，他开玩笑一般地问我她的那些叔叔有没有去向她献殷勤。拿破仑跟我谈起自己的儿子时非常的温柔，有关他亲爱孩子的消息，无论多么无关紧要，他都会用心地聆听。他对皇后说的话都充满了对她的尊敬，很为她着想。对于她被迫面对的种种阴谋诡计，他表示了怜悯。同时，预感到我会帮皇后说好话，他说她肯定是遭受强迫才表达出了对法国以及对他自己的那些情感。他命令我给她写信，这样玛丽·路易莎和法国之间微弱的联系就不至于断绝。
奥地利皇帝此前让我延后出发，去见梅特涅亲王的那道命令，我也跟皇帝说了。我告诉他，虽然没有被明确告知会面的目的，不过我当时有50%的信心认为，如果之后事态的发展让奥地利政府主动示好的话，这个会面大概是为了议和。我还告诉他，在等待这个会面1个月都无果之后，看着时光流逝，我感觉这个会面怕是永远不会发生了。如果维也纳的政府之后打算议和的话，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中间人把提议书带来巴黎。因此，我决定应该回到皇帝身边。如果我滞留在维也纳只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话，那我还是回到法国对他的帮助更大。拿破仑认为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觉得奥方之所以在批出我的通行证上有所延宕，是因为那时梅特涅和富歇正在巴塞尔进行秘密协商。是拿破仑的一名秘书从维也纳方面收到了相关的通信，富歇并没有派来信使：他想要背着皇帝偷偷行动。
在谈及那些随着复辟返回的王公时，皇帝告诉了我很多事情，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自己在从厄尔巴岛返回后，推翻的并不是路易十八（这位国王是不可能在法国的王位上稳坐6个月的），他推翻的是奥尔良公爵。他说自己对此感到很抱歉，因为这位王公是他整个家族里唯一的法国人，也是最有才干的，等等。那时，让拿破仑深受触动的是奥尔良公爵在两个月前前往北部指挥莫蒂埃元帅麾下的部队时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同时还有他在隐退之后写给元帅的一封信。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阿塔兰上尉告诉皇帝的话。阿塔兰上尉是奥尔良公爵的一名副官，之后奥尔良公爵批准他回到皇帝身边担任传令官。这位王公告诉他，必须阻止外敌对法国的再次入侵。为此他即便看到那些曾经为他带来悔恨的颜色[4]，也会感到幸福。皇帝在评价君主们的政策时，一直是公正客观的。他认为他们的政策很暴力，不过他也没有其他的期望。他说自己之前如果以身作则做了好的表率，现在这些君主说不定会仁慈一些。他还说那些听信自己大臣们的君主自然而然地就会采取破坏繁荣的措施。他告诉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会令他感到惊讶。他说这就是自然的规律。经过尝试之后，他已经深刻地知道自己现在能依靠的只剩下人民的爱国情怀以及自己手上的利剑。“至于剩下的嘛，”他犹豫地笑着说，“上帝是伟大且仁慈的。”他的话语全都带着一份平静的忧伤，以及一种认命的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那份必胜的笃定已经消失了，正是这份笃定让他之前一直保持着自信并战无不胜。他曾经对于命运的信念，那份支撑他从厄尔巴岛返回，支撑他奇迹般地穿过法国的信念，在他进入巴黎城的那一刻就抛弃了他。他感觉自己不再拥有此前的那份热忱，再加上他自愿带上的枷锁，他现在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自由了。
在满足了他一开始的好奇心之后，皇帝出于一贯的善意，自然会关心我的私事。他首先对我提起的就是我现在适合什么工作，并且鼓励我就此自由地发表看法。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大臣回想起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主管秘书奥加尔先生的先例。奥加尔先生当时还是巴黎的司库。这位先生在任上时因其强烈的保皇党倾向令当时的政府非常不满。这位大臣觉得这个职位应该成为皇后主管秘书的“保留封地。”当时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塞居尔伯爵的女婿。再加上当时的形势，让我并不想当这个官，因此我也没去考虑这个提议。在某次接见我的时候，皇帝告诉我，有人将这个提议也告诉了他。不过他觉得我不适合从事财政方面的工作。他说只要能给德·拉瓦莱特先生找个其他的差事，他就打算让我去当邮政主管。他还补充说政府里面还有一个我能最大限度帮助他的职位：国家档案库的馆长。他说我可以临时先担任这个职务，他会给这个职位加上国务委员的头衔。在奔赴前线之前，他命令约瑟夫国王准备了一份关于上述任命诏书的草稿。随后，1815年战役灾难性的收尾，让拿破仑没能将这些对我的好意变为现实。
我在巴黎获知，在1814年4月2日，德·塔列朗先生在皇帝被推翻前后的这片忙碌和混乱中，竟然还有空将档案库中所有不利于他的文件都销毁了。亚历山大沙皇抵达圣弗洛朗坦路上的宅邸后，只过了一天，德·塔列朗先生就命令信得过的人去翻遍了卢浮宫中的档案库。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检视了所有可能对他不利的文件：由他发出的，或者是发给他的，关于昂冈公爵以及西班牙事务的信件、笔记和报告；可能揭露他肆意妄为的文件；可能曝光他金钱问题的文件；等等。他们的报告一交到他的手上，那时已经当上临时政府首脑的德·塔列朗先生就立刻借着职务之便将德·维莱先生任命为帝国档案馆的馆长。这位临时人员自然将所有获命处理的文件全部清理了。文件一到这位帝国前外交大臣的手上，他就把它们都烧掉了。德·维莱先生的任务完成之后，也就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大家都很想知道皇后和她的儿子会不会回来。这时人们是如此的焦虑，以至于所有我遇到的人都有无数的问题要问我。作为警察的富歇是问得最深入的，就像是在审问犯人一样。他想知道过去一年中发生在维也纳的所有事情。他敦促我去见他。不过我可不想这么干。每次见到这位大臣，我心中都会涌起厌恶的情绪。我将他不停来找我的事情告诉了皇帝，皇帝建议我去见他，但是要注意听他讲话，而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于是来到了他的宅邸。在问完第一轮问题之后，他讲起了皇帝，语气还是那么镇定：“反正他现在就在这。我们想要的不是他，不过我们可没法像移走棋盘上的一颗棋子那样把他赶走。我们看看为了让他留在那里，能做些什么吧。”这是他的原话。我将这些话回禀给了皇帝。皇帝自然知道富歇就是这样的人，他只不过耸了耸肩表示不屑。富歇说的这些真心话和我再次返回巴黎之后听到的消息是能对上号的：自从皇帝从厄尔巴岛返回之后，富歇和梅特涅亲王就达成了秘密协议。在一位密使的协助下，双方想要协力使皇帝让位给自己的儿子。拿破仑在发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忤逆之后，还能继续让富歇留任警务部门，让我很惊讶。在我和皇帝的对话中，我获悉维琴察公爵已经将富歇的密谋告诉了皇帝。关于富歇此前的密谋，以及他委派德蒙特龙先生在去维也纳给维琴察公爵送信时偷偷做的事情，皇帝也都知道。之后我才明白，就在维尔纳先生被派去巴塞尔的时候，有一个中间人也给皇帝带来了类似的书信。德·斯塔萨尔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
返回巴黎之后过了15天，我在战神广场上以普通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了一场仪式。在仪式上，政府正式宣布通过了《帝国宪法附加法》。拿破仑还为巴黎国民卫队以及帝国卫队举行了授旗仪式。军队的代表们则于3天后，在卢浮宫的大长廊中拿到了他们的旗帜。《帝国宪法附加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这份法案比路易十八的宪章要自由得多。我个人是不喜欢这份单独的法案的。这份法案打开了通往无数争论及热烈讨论的大门，但那时候法国皇帝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御敌。我们觉得，等到一个更加平静的时候再推出完备的宪法是更为妥当的。因为1815年春天的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独裁统治。当时国家面临的危机让所有人都认定独裁统治是必要的。这些关于附加法的讨论让我可以提及德·斯塔尔夫人对此的满意。以下都是拿破仑的这位宿敌从科佩写给约瑟夫国王的信里说的：“这些附加条款就是法国所需要的一切，不多也不少。您弟弟的归来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力……我将我的儿子推荐给您……”
滑铁卢的终局之战
皇帝在返回法国之后发现，军队已经被削减到了不足10万人。在2个月之内，他就把这个数目翻了5倍。在拿破仑的身后，有一个热忱且活跃的政府在支持着他的行动。同时整个民族也动员起来，通过自发捐款、组建志愿军队等方式证明了大家对于守卫祖国疆土的热情。皇帝在下面两个方案中犹豫了一段时间：要么是保持守势，将敌人引来里昂或者巴黎，要么是主动进攻。他最终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在给我们边界上的堡垒都补充了足够的士兵和给养，为巴黎和里昂组织了充分的城防，建立了更多的武器厂并收集了大量的各色弹药之后，拿破仑在6月12日离开了巴黎。在阿韦讷时，他秘密发出了关于军队的第一次行动的命令。14日时，率领着第4军团一个师的布尔蒙将军，还有工兵上校克卢埃、参谋维尤特埃（他还曾是皇帝的掌马官）以及其他一些军官一起做出了投敌这样令法国蒙羞的行为。他们也背叛了在6月13日下达给他们的命令。
尽管发生了这一让人不齿的背叛行为，战斗的开始还是充满了对法国有利的吉兆。拿破仑成功地骗过敌军，打了普军和英军一个措手不及。他娴熟的操作将这两支敌军分割开来，带来了利尼的胜利。这也让人心中燃起了希望：这些成功将为我们带来决定性的胜利。巴黎无疑弥漫着这样的情绪，人们等待战报时都充满了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战报带来了灾难的消息，扰乱了所有人的思绪。不久之后，滑铁卢的惨败就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这个致命的消息在首都造成了不断扩散的恐慌。之后如雪片般传来的灾难性的战报更是将这份恐慌推到了顶点。尽管在这短暂的战役中，尤其是在这致命的一天里，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尽管在面对需要快速执行的命令时，人们有诸多的延宕与犹豫；尽管莫蒂埃元帅撤退之后，没人继续指挥帝国卫队，白天进行的滑铁卢战役本来是能被我们赢下来的。但比洛率领的普鲁士部队以及布吕歇尔麾下的部队之后抵达了战场，加之我们又缺失了格鲁希的部队，导致最终落败。厄运扰乱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在拿破仑面前夺走了近在咫尺的胜利。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威灵顿自己都对前来听令的希尔将军说过下面这番话：“我没什么命令能给您了，我们除了死在这里之外别无他法，我们连后路都被切断了！”之后，命运却将败者变成了胜者，将成功变成了失败。
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虽败犹荣。法兰西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展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无畏决心，是前所未见的。年轻的将军、上校以及各支部队的军官们心中燃烧着同样的热火。不过，在另一方面，一些军队中的主要领导人却被1814年的一系列回忆干扰，丧失了斗志，也就失去了成功的希望。一连串的背叛和临阵脱逃将我们的一次失败变成了一场溃退。在这次灾难之前，法兰西的军队一直以其高昂的斗志和高贵的品质而受到敬仰。但如今，它却在惶恐和茫然中开始了撤退。
皇帝在战斗后抵达沙勒罗瓦并在那里停留了几个小时。他发出了重整部队的命令，同时还派人去侦察了敌军前进的情况。然后他就前往拉昂，并且在那里将苏尔特元帅任命为大本营指挥，这里也被确定为各支部队会合的地方。之后他从弟弟热罗姆那里收到了一些较为振奋的消息：他此前派热罗姆去重整部队，重新恢复撤退的秩序。这时他稍稍陷入了犹豫，自己到底是应该和队伍留在一起，还是返回巴黎呢？他随后决定，在军队完成重整之前，自己在军中待着也没什么作用，还是返回巴黎更加重要。更何况，他此时离巴黎只有不到30里了。皇帝也就这样返回了首都。他在6月21日早上8点抵达巴黎。我一听到他返回的消息，就马上赶去了爱丽舍宫。我在那里见到了拿破仑，他沉浸在疲惫与忧虑中，但还是在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的悲伤。他那时正在浴缸里。他一回来就泡了进去，为的是重获力量。在他离开军队之前，许多人都劝他不要这么做。不过，他不光是一名将军，同时还是帝国的首脑。拿破仑来到议会中，寻求他们的帮助（他没打算忽略他们）以应对再次向巴黎进发的敌军。不过，拿破仑很快就发现，他除了再次退位之外别无他法：议会中充斥着疯狂的对立，共和派和保皇党之间互不相让，巴黎的每个人都头晕目眩。在皇帝第二次退位的前后2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看着他陷入了残酷的回忆和迷茫中。无论是退位还是无视议会成为光杆司令，对法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都了然于心。这让他心中出现了无数冲突的情感，让他陷入了最痛苦的焦虑之中。此时已经麻木的他，对兄弟还有忠诚手下提出的采取措施的建议也表现得漠不关心。不过他刚刚经受的这些试炼也打开了他的双眼。他不希望国家在外敌入侵之余再遭受内斗的折磨，所以他不希望挑起自己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他感到自己已经走到尽头，没法东山再起了。天时、地利、人和，他现在已经一样都没有了。为了再次拯救法国，只能让整个国家机器紧密地团结在他身边。但在国家现在的形势下，是不可能的，拿破仑也因此认定，他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了。他当然可以向民族和军队发出呼吁，两者对他的感情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害怕这样做会造成法国内部的对立。
在尝试让议会认清现实无果之后，皇帝选择摘下自己的皇冠。他已经清楚地告诉议会，自己的退位会为法国带来怎样的后果。这本书下面的内容会显示他根本就是在对牛弹琴，因为大家这时已经不想再打仗了。为了能获得休息，他们可以不计代价。
众议院的大部分议员大概都胸怀纯净的爱国情感。但他们大部分人在行动中却只会砸碎法国的剑与盾。从没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像他们这样对国家真正的利益如此无知，如此不称职。同时他们面对的还是如此严峻的形势，这些话说出来都让我感到痛苦。正当数支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时，这些人却还在进行无意义的对骂，或者是进行关于抽象的宪法理论的讨论。他们既不能激发法国人心中对外的同仇敌忾，指出祖国面临的危险，又无法让自己支持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这大概是我们面对如此庞大的联盟时唯一的取胜途径了。在造成并确保了皇帝的退位之后（他们惧怕皇帝甚于惧怕敌人），议会才终于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危险，开始大力支持国民卫队、联盟军[5]以及军队。这个朝三暮四的议会，暴力地从拿破仑手上夺来了权力之后又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他们连重担都不愿意扛起，将责任扔给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根本就不能，或者不想去使用这份权力。这个委员会给我们对外敌的愤慨降了温。它只是决定派出五名谈判代表，其中包括两名众议院议员，去要求同盟军实现一个镜花水月般的承诺：同盟军在1815年战事重开的时候，出于对战争的忧虑，放出话来，说他们会尊重法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现在我们失去了背后的枪杆子，再拿着这些要求去面对他们，很容易就可以预料将获得的结果！因此我们痛苦地看到，这样一个多次战胜这些敌人的伟大民族的代表们，如今只能在同盟军的政府内阁和将军营帐中摇尾乞怜，饱受胜利者的侮辱。
我那时见到了富歇。后者让我去告诉拿破仑，我们的代表在争取让拿破仑二世获得认可。至于其他要求，总而言之就是除了波旁家回归之外，什么都可以接受。
正当这些代表带着满脑子的虚幻指示前往同盟军大本营时，富歇正在派出密使和威灵顿阁下以及梅特涅亲王商讨让波旁家返回的事宜。我们可以再次见到马西罗内的身影了：他是奥特朗托公爵委托的密使之一。关于富歇命令他去威灵顿公爵那里做的事情，缪拉国王的这位前任副官给出了一些让人好奇的细节。马西罗内上校在1815年目睹了法国士兵高涨的士气。他曾经亲眼见到过他们，还差点被杀掉，因为他们以为他是间谍。所以，拿破仑如此轻易就退位了，让他感到很是震惊：当时仅仅在巴黎周边就有超过8万名拥戴他的士兵。他们都非常抗拒即将承受的枷锁。他们心中的激情几乎所向披靡。马西罗内那时候也刚好见过普鲁士和英国军队的情形：他们正为了是否支持路易十八再次复辟而争吵。我们亲眼见过对准杜伊勒里宫的普鲁士大炮。那时担任军事长官的达吕元帅向我保证，格奈泽瑙将军已经主动找到了那时的巴黎司令迈松将军，让他加入布吕歇尔元帅的行列，把波旁家赶走，让一个普鲁士王子来当法国国王。迈松将军虽然表面上说会考虑一下，不过他早就决定了，路易十八还是好过普鲁士人的奴役。
约瑟夫·波拿巴针对法国议会在帝国最后时光中的作为所做的思考，是值得在此细细品读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思考是拿破仑自己做出的：
我们不应该把众议院成员的过错怪到全体人民的头上。是他们在1813年的时候支持了莱内先生的意见，此后的事情已经证明了他对波旁家的感情。还是他们在1815年，朗热内担任主席的时候，抛出了那一系列的言论。朗热内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他目光短浅。他就像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加图，无论是谁都可以欺骗他。法兰西民族就像分裂的意大利那样，是分成许多个小团体的。法兰西就在手工业者的工坊里，在平民有产者的家中，在政府官员的书房中，在农民的田野中，在所有牢记着民族荣耀的人的心中。在我们长久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英雄。法兰西民族是那个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上返回时迎接了他的民族。她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法兰西不会苛责这个她敬仰的男人，此后也会一直认为自己是他的遗孀。虽然许多人在散布这样的看法，但法兰西民族并不愚蠢，并不任性，并不善变。她今天的感受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过后第二天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欧洲一直压制着她。虽然欧洲击垮了法兰西的意志，但是还没能消灭掉她。
每个民族里，都会有一些意志力薄弱的人，纯粹出于运气而登上高位。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往往可以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往往会在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被个人情感左右。不幸的是，在1813年和1815年的议会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当他们看到脚下由自己开启的深渊，也只能以头抢地，后悔不已。
法国的不幸在于，像西哀士、梅兰、卡诺、勒德雷尔、布莱·德拉默尔特等这样的人在议会中不占多数。多数派的领袖要么是心怀不轨，要么就是缺乏远见，爱慕虚荣地想要当罗马人的布伦努斯或者是网球场上的米拉波。他们在这个时候真正应该做的是团结在独裁的卡米卢斯[6]身旁，赶走波旁家，也就是外敌。
关于这件事情，我记得西哀士在听闻滑铁卢战败的消息之后就来找到了我，愿荣光永远属于他。他找到我时，我正在和众议院的议长朗热内交谈。他告诉我：“如果您想要用言语说服他的话，那您可得费一番力气，请让我来吧。”他接着说：“拿破仑终于打了一场败仗，他现在需要我们。他正在回来的路上，让我们去帮助他吧，这样他好把野蛮人都赶走。只有他可以在我们的协助下实现成功。如果他在成功之后想要再当专制君主，那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把他绞死也并非不可。不过，今天让我们和他共同前进吧，这是我们获得安全的唯一希望。让我们去拯救他，如此一来他才能反过来拯救我们。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整个国家都会为此感激我们的。因为他现在是整个国家的化身。”
全法国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如果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的话就太不公正了，看看法兰西在此前多个关键时刻做出的反抗吧。
无疑，拿破仑是希望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过上快乐自由的生活的。他以前常说：“剩下的事就要留待时间去完成了。时间是位绅士[7]。我只要安抚他们国内的形势然后将他们送上正确的轨道就行了。”
《教务专约》、帝国、帝国贵族、他的婚姻，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些无药可救的人是不会了解这一点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成功。他有时会开玩笑地跟我说：“第4军团的上校先生，队伍向右，开始左转。”拿破仑希望与英国达成和约，希望实现革命倡导的，1793年的恐怖统治夸大了的权利。为此他必须集结所有人的力量，让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法国、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幸福。同时，他也可以达成自己的无上荣光。英国成功地阻止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拿破仑也和他自己的计划一起消散了。在他失败的时候，他真正的规划以及真正的目标尚无人知晓。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如果我们的民族此前显得很被动，她可没有那么健忘。我们民族的品质决定了我们不会纠结于痛苦的回忆之中。我们有多容易沉浸在无限的繁荣中，就有多容易受到反手一击。法兰西对皇帝的热爱并没有消失，但是接连的灾难让她更容易受到丧气或不怀好意的意见的影响。因为气馁，她放任人们说了许多话，做了许多事，这都是在好年景时不会发生的事情。不过这份麻木完全不是因为她对拿破仑产生的厌恶情绪。法兰西就这样放任他人掌控了自己的未来。不久之后她醒悟过来了，她一个激灵走出了自己麻木的状态。她可能会通过另一场大动乱来实现自我的解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法国人民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的荣耀，也永远会记得自己的悔恨。
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帝国覆灭
尽管有许多反对声音，拿破仑还是签署了退位诏书。一年内两度退位的不幸让德·鲁奥将军悲痛不已，卡诺在退位诏书中看见了法国死亡的证明。这位有远见的公民，在1804年的时候是反对拿破仑登上帝位的。但是看到1815年事态的严重程度，同时预见到丧失一位尚有可能拯救国家的军事天才带来的悲伤结果，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想要避免拿破仑的退位。拉法耶特则全力地促成了皇帝的退位。
在此比较一下这两位先生的做法，在我看来，可以给我们上有益的一课。这两人都以各自的爱国情感著称，都在这段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两人在政治上也都不同意皇帝的观点。卡诺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对国家一腔热血。就像所有正直没有城府的人那样，他被富歇欺骗了。就算他一直以来并不非常具有真知灼见，但他在1815年的时候就认识到了众议院中的多数派政客们会给法国带来怎样的伤害。我至今都可以回想起他在爱丽舍宫与皇帝告别时的情景。皇帝那时正要前往马尔梅松城堡。他在马上要走下通往花园的楼梯之前停下了脚步。这位简朴的公民，迫于胸中迸发的情感，抱住了拿破仑，还把自己的头埋在拿破仑的肩膀上，以掩盖自己眼中涌出的泪水。拉法耶特则是一名诚实的共和党人。他对国家的爱是真诚的，但他缺乏经验，因此他梦想实现的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法国在1815年所处的状态让他感到自己实践理论的机会来了。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行了出色的演讲，唤起了民族的一些美好回忆。这个声音的力度一直没有改变，不过此前的数年间，人们都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获得了一批支持者。这些人敬仰这种25年不变的信仰，却没有去深究背后的原因。他就这样砸碎了拿破仑手中守护自己的剑。
这两位公民不同的行动带来了同样令人遗憾的结果。卡诺在流亡中去世，一直到死前，他都为保护我们的唯一力量就这样被盲目地摧毁而流泪。拉法耶特也旋即意识到了他对我们国家的命运造成了怎样不幸的影响。我手中有一封信可以作为证明。这封信是由拉法耶特先生亲自寄给我的，信中还有下面的这份笔记，是他亲自写的：
1815年11月5日，拉格朗格
我有幸遇到了德·梅尼瓦尔男爵先生，所以我马上就给他送去了一封信。我本应在华盛顿收到这封信的，不过后来这封信被美国友人带到了这里。如果他能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告诉我一声，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希望他接受我的以下保证：能为他效劳让我无比快乐。
（签名）拉法耶特
拉法耶特先生寄给我的这封信的日期是1825年9月8日，是从纽约附近的微风岬寄出的。下面是这封信中关于1815年发生事情的部分：
我亲爱的梅尼瓦尔，
拉法耶特先生会将这封信交给您。他来见了我两次，还和我长时间讨论了我们之所以犯下致命错误的原因。现在法国的情况让他非常难过，在我看来，他是出于好心……
（签名）约瑟夫，叙尔维利耶伯爵
（约瑟夫·波拿巴）
我将约瑟夫国王信中提到拉法耶特先生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信中剩下的内容是对美国政府优越性的思考以及对于做一件正直且正确事情所能带来满足感的描绘。这位美国人的贵客，华盛顿的朋友和战友在一系列的欢呼声中还是忘不掉1815年的事情。拉法耶特先生在美国的旅程和在法国的短暂停留中，可能耳闻了可敬的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对一位法国将军和一位1815年临时政府成员坤奈特男爵说过的话：“先生们，你们没有理解拿破仑皇帝。”当时两人都在美国避难。
皇帝退位后，他的儿子成为拿破仑二世。但这并没有让富歇满意。他想要的是让波旁家可以自由归来。在议会任命的临时政府委员会中，虽然富歇受到各派的猜忌，但他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对五位委员的选择过程。这五位委员分别是：富歇、众议院中的卡诺、格勒尼耶将军，还有贵族院中的坤奈特和科兰古。富歇自然被选为委员会的主席。看人下菜碟的他总能找到对方喜欢的风格，不过他对每个人都努力散布的消息就是拿破仑是我们获得和平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他在两院中都找到了愿意公开支持其观点的人。这些诚实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听信了他恶毒的建议，成了他密谋的帮凶。曼努埃尔提案称，因为他父亲已经退位，因此拿破仑二世已经是国王了。这个提案获得了两院的通过，两院也就此承认了拿破仑儿子的地位。但是，富歇控制的临时政府却认定自己不受古老君主制的限制。临时政府在法案的开头写的是“以法国人民之名”，忽略了拿破仑的名字。少数一些人零零散散地就此提出了抗议，不过无济于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临时政府成员中，维琴察公爵科兰古对皇帝的忠诚是没人可以质疑的。在和皇帝一同登上巅峰，并同舟共济之后，拿破仑的这位忠诚的仆人命中注定要在这场帝国戏剧的收尾中扮演最后一个角色。皇帝一直都很喜爱也很尊敬科兰古。这位军官是科兰古侯爵的儿子，达尔维尔将军的侄子。两人都是约瑟芬皇后的老朋友。当第一执政首次将他选为副官的时候，他是第二卡拉宾骑兵团的上校。之后第一执政派他去执行了许多外交任务。就像我们之前讲到过的，拿破仑的命令以及手下士兵对命令的被动遵守让科兰古间接地参与了对昂冈公爵的逮捕。这件事情也助他平步青云。拿破仑想要尽力补偿自己这位副官因此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后者遭到了许多保皇党的攻击。因此，在决定帝国宫廷的组成时，他被任命为首席掌马官，之后又成了维琴察公爵。在首席掌马官任上，他恪尽职守，确立了秩序和规矩，让拿破仑很高兴。只要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有益的，皇帝有时会允许首席侍从发出与自己的想法相悖的命令。皇帝出行时追求速度，骑马也总是骑得飞快。首席掌马官则希望让马匹多休息，同时，他觉得皇帝骑得太快也容易发生事故，很危险。拿破仑常常会不耐烦地要求马车再走快一点。这时人们就会看见，跟在皇帝马车后面的大司马从自己的马车里探出身子，大声要求马车夫和副手控制马匹的速度。拿破仑听到这些相悖的命令，面露不快。大概他在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在帝国的最后时光中，维琴察公爵以极大的热忱完成了拿破仑指派给他的诸多任务。从小受到军队教育的他非常重视纪律。他从来都是严于律己。当年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外面的气温有零下25度，他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戴披风，只穿了一件毛边的短夹克，上面绣着象征他军阶的徽章。他性格外向，甚至有时显得粗鲁。他的谈吐总是冷静且严肃。他的举止礼貌而富有感情。他富有骑士精神。拿破仑曾说他是一个勇敢又正直的人。
帝国覆灭之后，维琴察公爵迎娶了德·卡尼西夫人。卡尼西夫人的第一段婚姻是在15岁的时候嫁给了自己的表亲卡尼西先生。这位夫人的父亲认为世界上没有优于卡尼西的家族，因此促成了这第一桩婚事。那时，德·卡尼西小姐还处在一个缺乏经验无法抉择的年龄，她的父亲在安排婚事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性格和趣味是否合适。因此，这桩婚姻并不那么幸福美满。两人婚后不久就分居了。丈夫曾是皇帝的掌马官，妻子曾是约瑟芬皇后的侍女，之后也是玛丽·路易莎皇后的侍女。
维琴察公爵当初是因为德·卡尼西夫人的优雅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这位夫人的头脑就像她的脸蛋一样出色，她曾是帝国宫廷中一抹亮眼的色彩。他之前还专门找到皇帝，恳请他同意德·卡尼西夫人结束第一段婚姻，并让自己与她成婚。虽然拿破仑认为离婚对于社会是必要的，但要让他批准身旁这些他真正在意的人的离婚请求，他还是有些抗拒的。他觉得离过婚的女人就带上了污点。德·卡尼西夫人是皇后身边的侍女，他很尊敬这位夫人。但是如果变成维琴察公爵夫人的话，纵使他对公爵颇有好感，也没法让她继续在宫中待下去了。因此他运用自己对科兰古将军的影响力，劝他放弃了这段婚事。直到波旁王朝二次复辟之后，在1816年，赶在离婚被禁止之前，他们才成婚。
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痛苦牺牲之后，皇帝离开了爱丽舍宫前往马尔梅松。身处不幸之中的他依旧是一个伟人，和他当初头戴皇冠四处封王的时候并无二致。当时，马里尼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想要看他一眼的人。他离开爱丽舍宫时，专门避开了他们的欢呼与喝彩。对那些高呼向他效忠，要追随他的联盟军军人，他挥手表示了谢意。
到了马尔梅松之后，我还会时常见到他。他的伟大之旅正是从这座宫殿开始的，这里能同时勾起他甜美与苦涩的记忆。当再次见到这座宫殿时，我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一步一步地追随着他，看着他走上命运的顶峰。我曾在那里看见他初露锋芒。那时的他已经身处个人荣耀带来的光环中。那时，他和美丽的妻子一起在这个怡人的地方消夏。他的妻子是最惹人怜爱、最出色的女性，按照他以前常说的，就是女性优雅的化身。我曾经在那里看见他被家人和忠实的朋友与仆人簇拥在中间，参与他们的游戏，在花园的阴凉中休憩，在或严肃或幽默的深刻谈话中播撒他澎湃想象力的成果。那时候，作为他宾客中最卑微的一个，我也曾坐在他的桌旁。不久之后，人民对他的感激就将他越抬越高，他身后的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他被迫要找来一张单独的桌子，然后又组建了自己的宫廷。不过这些愈发繁杂的礼节从未改变他善良的本性。当尊敬的天主教会首脑来到法国为皇帝加冕祝福时，他在马尔梅松受到了应得的礼遇。王公贵胄们也都拜访过这处宅邸，既是向一个强大的君主致敬，也是向一位伟人致敬。
出于政治考量，一段两情相悦的结合被打断了，也迫使拿破仑必须离开这座宫殿。这里成了那哀怨弃妇的见证者与保密人。同时这里也组成了一个小宫廷，总是以宏大的宴席来掩盖最痛苦的哀怨。这位皇后的英年早逝，让这处居所失去了一个热爱它的主人。似乎命中注定要大富大贵的约瑟芬在丧失了自己的皇冠之后就已经完成了使命，在这世上再没有角色需要扮演了。从高位跌落的拿破仑此时回到这里，来向自己第一位妻子的坟墓告别。在此接待落难者的是他的继女奥坦斯王后。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作为子女的感情都抚慰了厄运中的拿破仑。我在那里见到了一同遭受厄运的宫廷贵胄们，他们依旧愿意为了这位屡遭厄运的领袖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罗维戈公爵依旧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忠诚。他要是待在拿破仑身边的话，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贝尔特朗将军及其夫人的忠诚被逆境打磨得愈发闪亮。蒙托隆先生和夫人在逆境中可以给予他孩子般的关爱。古尔戈勇猛的心以及活跃的头脑让他的这份奉献变得更加与众不同。高尚的拉斯加斯还有他年轻的儿子（他的青年时期是在有名的学校中度过的）将为我们献上出色的成果。马尔尚高贵的主人也将即刻回报他感人的服务：他将称呼马尔尚为自己的朋友。
有一天，当我和皇帝在他书房外的私人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走。我当时也没有其他打算。因为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打点好我的事情，我就问他我应该在哪里和他会合。他说他一开始是想要去美国的，不过这条路不太好走，所以他打算去英国生活。他还补充说，自己会坚持获得和所有英国公民一样的权利。我对他的这个决定表示惊讶，他激动地说：“要不是形势不允许，我肯定会东山再起的！”听到他突然说出这番话，我更加惊讶了。我忍不住说：“可是陛下，如果这是您的想法的话，不要等到未来，现在距离您几步远的地方，就有许多忠诚的将军，许多爱戴您的军队在等待着您的召唤，您在这里可不是一个囚徒。”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只有一支卫队，会在我的命令下逮捕贝克尔[8]，也会护送我。”他在沉默了一会之后，拉了拉我的耳朵，接着说，“年轻人啊，像这样的事情，可不是说做就做的。”我马上看出，他天生的那份骄傲一瞬间就让他看到了东山再起路上面临的威胁，不过他一开始根本没考虑这些问题。这个场景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回忆中。在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说想让我留在马尔梅松，让我去向奥坦斯王后要一个房间。因此我当晚留下来，在那里用了晚餐，整个晚上也和王后待在一起。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巴黎还有事情在等着我呢。
9点的时候，我听到皇帝已经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和我共同在马尔梅松用了晚餐的一位友人没有坐马车前来。他告诉我，他还指望我把他带回巴黎去呢。我把皇帝告诉我的话转述给了他。他说皇帝在明早之前肯定不会派人来找我的。我本不应该就这么被说服的，因为我知道拿破仑经常晚上起床。一想到妻子和儿女没有看到我回去会多么焦急，我自己就很想返回巴黎。当时的我沉浸在这些思绪里，根本没有认真思考。我当时完全可以把我的马车借出去，然后写一封信给家人。我按捺着自己想要回家的欲望，又等了1个小时，然后传来了皇帝已经就寝的消息。我决定相信友人的承诺：他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来接我，把我送回马尔梅松。在离开前，我请求留在那里的罗维戈公爵告诉皇帝，我在他晨会前就会返回。然后我就出发前往巴黎了。第二天，我等待昨夜的旅伴一直到了6点，却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我派人去问他为什么迟到了这么久，他说他早上5点就已经出发了。于是我赶紧启程前往马尔梅松，不过等我来到巴黎城门前时，发现城门紧闭，所有人都不能出城。我赶忙全速返回去让人给我开个特例。正当我忙了一圈准备重新启程前往马尔梅松时，传来了拿破仑已经登上马车前往罗什福尔的消息。前一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如此仓促地启程。这个突发状况让我非常痛苦。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皇帝离开前肯定觉得我也抛弃了他，觉得我虽然之前许下了跟随他到天涯海角的诺言，但是又后悔了。这个想法折磨了我很长时间。直到跟随皇帝一起流亡的蒙特隆夫人在1819年或1820年返回法国时，才告诉我，拿破仑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他谈起我的时候从来都是和善的，也赞美了我的忠诚。皇帝屈尊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东西，也让我安了心。不过，无论如何，我一直都在埋怨我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心智不够坚定。我的软弱是无法被原谅的。自此之后，我就和拿破仑分隔两地，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为了能跟随他，和他一起流亡，我做出了许多尝试，但全都无功而返。我还专门为此找到了威尔逊将军从中斡旋。正是他让拉瓦莱特伯爵可以逃出生天。我通过他找到了英国政府的殖民部。不过后者在答复中唯一允许我做的，就是前往开普敦。抵达那里之后，我就要写信给圣赫勒拿岛的总督，请求他批准我登岛。我能否获得许可要看哈德森·洛维阁下的定夺。除了这份披着伪装的否决书之外，我再也没有获得其他任何答复。
之后，我听说拿破仑在离开马尔梅松之前，还曾想着要为祖国做最后一件事情。普军和英军在快速向巴黎推进的过程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在首都的大门前决定分兵。普军率先渡过了塞纳河。此时我们是有机会在英军抵达之前击溃普军的。拿破仑觉得这样的纰漏给了法军一个逐个攻击敌军的绝佳机会。即便我们无法击溃他们，也可以通过击败他们来让我们在和谈中获得更好的条件。他因此向临时政府提议，自己应该临时重获军队的指挥权，在取胜之后再归还权力。由于富歇的背叛，以及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不信任，他的提议被否决了。面对一个恐惧拿破仑甚于敌人的议会，委员会里没有人愿意担起这个责任。这个提议尤其打乱了富歇的计划。他是打算和同盟军秘密求和的。他害怕拿破仑这一仗会赢回权威与声望，让国家恢复斗志。在富歇的操作下，同盟军和巴黎掌权者达成了协议，让他们感到安心。如果他们采纳了这位统帅的建议，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这份安宁。就算让他放手一搏，也是最后关头的垂死挣扎了。不过，在如此绝望的时候，本来就应该什么都尝试一下才对。富歇在厚颜无耻地背叛了皇帝和国家的同时，还在催促拿破仑离开。他说这是为了拿破仑的个人安全，但只不过是借口罢了。他的真实目的是要摆脱掉这个不幸的人，这个让他依旧感到害怕的人。皇帝此前那晚在马尔梅松的时候曾经提起过奥特朗托公爵：“我就应该把他绞死。不过我现在把这件事情留给波旁家的人去做吧。”波旁家的人将这位弑君者任命为了大臣！
托爱国的富歇的福，普鲁士军队毫无阻碍地就来到了巴黎城下。拿破仑再待在马尔梅松的话就有可能被他们抓住。因此在临时政府的督促之下，皇帝在6月29日启程离开。皇帝在那天离开了自己在马尔梅松的休憩所，再也没有回去。在一些忠诚仆从的陪伴下，他开始了流亡生涯。
关于帝国覆灭，我的一点见解
历史上最宏伟、最荣耀的一段统治，就这样落下了帷幕。我觉得应该在此稍微中断一下我的讲述，来看一看是什么导致了这个伟大的帝国没能巩固自己，并最终衰亡。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排第一的肯定就是欧洲古老王室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仇视，排第二的就是英国对拿破仑海洋策略的成功阻击。除了上述的两个主要原因之外，还要加上外国君主们在看到这个强大、富有改革精神、孜孜不倦的天才时所升起的恐惧心理。这个天才全身心地支持着那些与旧世界君主制无法兼容的原则。
除了这些无法平息的敌意之外，还有以下这些问题：
1.昂冈公爵的定罪。这是一个痛苦的时间，是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个致命的章节。我国邪恶的敌人在他们针对法国及其领袖的宣传战中对此大书特书。
2.在西班牙的战争是一次灾难。这场战争分散了我们的力量，也让拿破仑没能取得对同盟各国君主的绝对胜利。
3.1812年的俄国远征几乎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那年冬天异乎寻常的寒冷，为我们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最后一个因素，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讨论，并且承认其威力的因素：国内的背叛。虽然这些背叛的尝试一开始只是暗中进行，悄悄地露了个头。但后来反叛分子的翅膀逐渐都硬了，开始明目张胆地与境外势力勾结。
和拿破仑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是两个男人，又或者说是两个邪恶的天才。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指的是富歇和塔列朗。
塔列朗是旧时代的那些贵族老爷最后的代表人物。他能屈能伸，含沙射影，极其小心谨慎，永远都控制着自己。他没有任何良心，在政治舞台上时时暗算也是常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勾结敌人更是平常。他总是能将自己隐藏的密谋包裹在神秘之中。
富歇曾经是一腔热血的革命打手，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糊涂虫将自己的红色弗里吉亚帽交了出去，换来了一顶公爵的桂冠。密谋就像空气一样，是他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和塔列朗相比，他就远没有那么会保密了，有时会掉进自己的陷阱里。拿破仑厌恶他在政治上的不道德。不过拿破仑还是愿意用他，因为坚信他对自己很重要。至于为什么拿破仑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皇帝相信前者的背叛和后者弑君的行为都保证了他们会对自己忠诚。虽然他之后渐渐远离前者，不再听取他的建议，但还是没办法完全阻止塔列朗勾结外人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而他一直将后者留在身边，这跟在胸前养一条毒蛇没什么两样。这两个人对拿破仑带来的伤害是同等的，只不过他们达成伤害的方式不同：一人是通过退隐，一人则是通过不停地参加枢密院会议。他们都不是什么拥有过人智慧的人，不过他们拥有各种特殊的邪恶品质，让他们在拿破仑身边获得了成功。就凭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完全应该受到审判。不过拿破仑出于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觉得审判他们带来的丑闻是不必要甚至有害的。而且，公开承认自己信任的大臣竟然胆大包天，用自己赋予他们的力量来进行反对自己的密谋，对他的自尊也是很大的伤害。而且，他们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他还记着两人一直以来立下的功劳。这个男人虽然常说政治家的心应该要放在脑袋里，但他自己的心却一直在原来的地方。拿破仑对这两个人尤其厌恶。在向法国告别时，看着自己再也不会见到的海岸逐渐从视野中消失，他大喊：“这英雄之地，再见了……我亲爱的法兰西，再见了！虽然出了那么几个叛徒，但你依旧会是最伟大的国家，雄踞寰宇！”
拿破仑皇帝的流亡之路
皇帝在离开马尔梅松之后，前往朗布依埃过了一夜。7月3日的时候，他抵达了罗什福尔，兄长约瑟夫跟随在他身后。拿破仑在罗什福尔和艾克斯岛上逗留了12天的时间，此间他一直在犹豫，自己到底是应该前往美国还是英国。他收到了许多法国和外国海军将领发来的提议，还有一些将军也给他发来了消息。英国海军的封锁以及英国将领的宣言封死了前往美国的通路。人们提出了许多避开封锁线的方案，这些方案要么无法实现，要么让人无法接受。拿破仑不希望任何一艘船舶或任何一个船员为自己牺牲。他想等待英国方面给自己发放安全通行证。安全通行证没有抵达，不过他获得了英方的保证：他在抵达英国之后将获得应有的尊重。同时英方也许诺他在前往英国后将帮助他前往美国。因此他登上了英国海军的旗舰“柏勒洛丰”号。他在启程前还专门给英国的摄政亲王发去了一封亲笔信[9]，委托古尔戈将军将信交到亲王手上。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拿破仑皇帝就把自己完全交到了英国人的手上。他相信英国人会尊重自己的劲敌。“柏勒洛丰”号在同一天启程前往英国，并在普利茅茨落锚。船上的人都在翘首等待着上岸的一刻。7月30日时，两名英国专员上船来向拿破仑转达了英国政府的决定：他将被转移至圣赫勒拿岛。接下去皇帝的抗议，以及此后一系列在他生命最痛苦的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英国水手和士兵对他的敬意，还有他靠近英国海岸激起的好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就不细说了。我在这里只讲一个细节：拿破仑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同情，许多人都乘着船专程到海面上来凝望他的身影。
“柏勒洛丰”号无法带着皇帝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航行，他和一小部分获准跟随他的忠诚部下一起登上了“诺森伯兰”号。这艘船旋即就向着流放地启程了。那块流放地也因为拿破仑在逆境中展现的伟大灵魂以及他的逝世而被永久铭记。
皇帝囚徒生涯的最初两天是在一个正直的英国人家中度过的。虽然这里不甚舒适，物资也很贫乏，不过主人一家对他的关怀和尊敬弥补了这些缺憾。两个月之后，拿破仑搬进了朗伍德的居所，就此开始他那持续6年的痛苦，最终走进坟墓。
皇后终得前往帕尔马
同盟君主的三巨头在5月底离开了维也纳。指挥他们部队的军官们已经提前上路前往法国了。在两位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离开的15天之后，除了西班牙代表之外，留在维也纳的其他所有代表都签署了会议的决议。西班牙拒绝签署的原因是前伊特鲁里亚王后反对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公国交给法国皇后。她觉得这块领地应该依据父系继承的原则交给自己的儿子，堂卡洛斯。后续协议确认了在玛丽·路易莎死后，这些领地将被交给西班牙王子，才结束了这一争端。在维也纳会议一系列非法的独断专行中，就包括剥夺帕尔马女公爵的儿子继承母亲土地的权利。举世瞩目的维也纳会议本应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大会，讨论出的公法应该保证欧洲的长治久安。但实际上，会议却成了争夺战利品，以大欺小的竞技场。四大强国手上握着人民给予君主的权力，却无视人民的利益，忽略了改善人民生活的诺言。各个君主和他们的大臣想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的家族获得更多的特权，如何牺牲自己的弱小邻国的土地来扩张领土。他们狼狈为奸，肢解他国领土，行各种鸡鸣狗盗之事，全然不顾大众的利益，也不顾自己的体面。更是滥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利。结果，这些专横的决定播撒下了不满的种子，让冲突慢慢地发酵，并在欧洲埋下了战争的隐患。最后，虽然他们对于道德和公益都不屑一顾，但以亚历山大沙皇为首的这些人还要将自私贪婪的政策隐藏在宗教的外衣下。这些君主在没有大臣斡旋的情况下签署了一份叫作神圣同盟的神秘条约。他们宣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榜样和主人。他们声称将会按照救世主教导他们的公正、慈善以及和平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这些声称会一直遵守的原则，在实际的行动中早就不知道被违反过多少次了。
奈佩格将军戴着意大利战役中获得的满身桂冠从战场上归来了。他带着全新的对奥地利政府的感激之情，重新当起了控制玛丽·路易莎情感和愿望的最高指挥者。皇后在前往自己的领地之前，又在奥地利住了一年的时间。虽然在她抵达之前，奥地利政府刚刚在当地发布了为奥地利帝国征收300万战争税的法令。不过当地居民还是像欢迎耶稣再临一样地欢迎了玛丽·路易莎：超过两年的奥地利军管终于结束了。她就像是上天派来解救他们并让他们重获繁荣的使者。我必须要说，当地居民之所以会如此热烈地欢迎玛丽·路易莎，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她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在帕尔马举行的庄严的入城式上，奈佩格公爵出现在她的身边，以及队伍的最前列。他当时是她的荣誉骑士，也是她权威的守护者。
拿破仑逝世，时代的落幕
我开始的这项使命也马上就要抵达终点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准则一直都是，除非是我亲眼见证的事情，否则我不会详细地去描写。我也没有长篇累牍地去讲述皇帝在圣赫勒拿岛的晚年生活。玛丽·路易莎虽然已经和拿破仑之间没有了任何联系，她表面上看起来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却比拿破仑更加悲惨。她肯定会想起那些悲伤的回忆，想到自己的丈夫被命运抛弃，被敌人摆弄，被丢在一块悲伤的礁石上，上演虎落平阳的戏码。
被限制在圣赫勒拿岛上最不卫生的区域，我们都知道，拿破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六年。他不停地受到欺压。他的狱卒是一个粗人，根本不理解他所遭受的巨大不幸。皇帝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痛苦，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哈德森·洛维就好像是获命要折磨这个尊贵囚徒的精神和身体。拿破仑的身体和精神抵御这些累积的疾病长达五年。最终他的身体还是垮了。从1820年开始，他染上了重疾。要是他生活在气候更温和的地方，这个疾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之后，这个伟人在1821年5月5日逝世了。在逝世前，他请求宗教陪伴，并得到了批准。伦敦的政府专门下令封锁了朗伍德监狱的消息，因此外人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这个悲剧般的结局还是传了出去。
虽然我觉得我准备好了，但是皇帝死去的消息还是令我异常震惊和沮丧。我因此产生了许多幻觉。有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来到了杜伊勒里宫的会客室，四面都覆盖着绿色天鹅绒布。房间里昏暗的光线还有朴素的环境都创造出一种肃穆哀伤的感觉。我看见皇帝时，他正依靠在壁炉上的隔板旁，隔板上点着一支蜡烛。微弱的烛火只能照亮一部分的房间。他孑然一身，看起来是在等我。他的面容看上去极度忧伤。他穿着一件白色法兰绒睡袍，头戴马德拉斯布的帽子。之后就是一段肃静，我也不敢打破这份寂静。然后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短短的一句话：“走，去吃晚饭！”一边说一边向着壁炉旁一扇打开的门走去。我跟在他后面。我们穿过了一间间大门敞开的会客室，里面都光线昏暗，挂着暗色的天鹅绒布。我们像是幽灵一样行走，厚厚的地毯消去了我们的脚步声。忧郁的寂静笼罩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既没有军官，也没有侍从和仆人。然后我们在一间很大的房间中停了下来。房间的中间摆放着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覆盖着绿色的毯子。我从桌子的一头看到另一头，看到桌上放着两个巨大的银托盘，上面各放着一套餐具。一个分出三枝的烛台，上面罩着灯罩，放在两个银托盘之间。每个托盘面前摆着一张扶手椅。这个房间跟其他房间一样，空无一人，也没有其他家具。皇帝用手示意我到离门比较近的桌旁，然后一言不发地来到另一边的餐具前坐了下来。我看到自己的盘子里盛的是一些粗劣的饭菜。我尝了一口，不过味道实在是过于苦涩，难以下咽。我和拿破仑之间的光线妨碍了我望向他的视线。不过在我抬起头，往那边看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了一幅让我惊恐的景象：皇帝的眼中带着诡异的神情，正在盯着我看……他站了起来，在我看来身形很高大。他面无血色，如死尸一般。他的幽灵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消失在了我的视线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我努力地想要走到他那里去，但是双脚却被牢牢地钉在地上。我想要大喊，声音却被锁在了身体里。光线还是那么昏暗，可怕的寂静和骇人的孤独笼罩着这个房间。通过这个梦，我真的是参加了一次亡者的宴会。一个激灵把我带出了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虽然梦境已经消失，但是由此留下的痛苦印象，在我的脑海中存留了许久。
这个伟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他是最辛劳的卫道士。就算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获得了些许欢愉，这也是他辛苦挣来的。他的内心虽然无比强大，但是看到自己一生辛劳取得的成果，曾经成功地回击了质疑，回击了批评，回击了不公正的预设的这些成果毁于一旦，那份无法言说的痛苦还是让他强大的内心屈服了一瞬。拿破仑亲眼见过人们是怎样去歪曲了他的本意，怎样将他渲染成一个可怕的人物。这个伟人受到许多仇恨和嫉妒的攻击，想要让他质疑自己的不朽。他们想要夺走这个不幸的天才仅剩的一点慰藉。我们坚信，子孙后代将给这段波澜壮阔的回忆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们将会为这个伟大的男人感到惋惜。出于恐惧，一群国王蜂拥而上对抗他一人，最终将他献祭给了这份恐惧。他的名号让我们的军队永垂不朽。因为他过于相信英国人，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到了他们手上，导致他在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关进了一座陵墓里，就连自己妻儿的消息都无法获得。和自己的子民天各一方，被大部分人遗忘。人们偶尔记起他来也只是为了侮辱他罢了。他在自己狭小的禁锢地居住了6年，身体日渐衰弱。但是他永远都是那么伟岸，一直没有向厄运低头。纵使遭遇这么多的不幸，也阻挡不了他的荣光！这个不幸的奥古斯都当年在演讲稿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已经预言了自己的未来。大家可能还记得这句话，我之前引用过：
伟人们就像是流星，注定要燃烧自己从而点亮他们的时代！
有人会说，拿破仑太热爱战争了。这句话没错。但是和这些不愿和谈，小肚鸡肠，甚至缺乏基本诚信的敌人之间，又怎么可能达成持久的和平呢？他们对法国的政策，背后都是由仇恨驱动的。正是因为他们孜孜不倦地攻击我们，帝国政府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辉煌。当帝国让我们的民族强大又繁荣时，英国政府的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打倒这个欧陆强权然后从中渔利。它此后一系列的举动，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扩张自己的商业和海上霸权。包括她花费金钱让欧洲其他国家为她的利益服务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我们现在想要再按图索骥地复兴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不大可能了。曾经有一个令人畏惧的力量，让英国距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让英国政府马上就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是，现在那个力量已经消失了。我们永恒的敌人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不过，总有一天人们会团结起来，对抗英国让人难以忍受的统治。拿破仑已经为击垮海上暴政做好了准备。要是不列颠在海上的专制统治有朝一日会被它自己制造的对手打垮，皇帝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我们为圣女贞德和拿破仑复仇的时候，英国的霸权衰落的时候，欧洲没有一个人会为此感到遗憾！
* * *
[1] 这封信的日期是1814年10月11日，由卡斯尔雷阁下写给哈登贝格亲王，与萨克森有关，信的内容可以在当时的报纸上找到。——作者注
[2] 位于维也纳南郊。
[3] 位于今日法国上莱茵省的圣路易，靠近巴塞尔，在法国大革命后曾改名自由堡。
[4] 指三色旗。
[5] 1815年百日政权期间组成的反抗保皇党的部队。
[6]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罗马的将领。于公元前390年罗马城被包围时临危受命出任独裁官。
[7] 原文此句是意大利语：Il tempo è un galantuomo。
[8] 贝克尔将军被临时政府派来担任拿破仑的警戒工作，同时也是来监视他的。——作者注
[9] 这封以“国王陛下”开头的信，内容人尽皆知。——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