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投降，帝国政府垮台
玛丽·路易莎皇后在3月29日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了杜伊勒里宫，悲伤地踏上了前往朗布依埃的旅程。我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觉得会在这座宫殿停留，但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在那里停留的积极动机。皇后在逃难时，身边带了这些人：女官芒泰贝洛公爵夫人；梳妆侍女吕赛伯爵夫人；宫廷侍女卡斯蒂利奥内夫人、布里尼奥尔夫人以及蒙塔利韦夫人；荣誉骑士博阿尔内伯爵；侍从德·贡托先生以及德·奥松维尔先生；首席掌马官阿尔多布兰迪尼亲王；掌马官德·埃里希先生和朗贝蒂先生；宫廷主管德·屈西先生以及博塞先生；大司仪德·塞塞勒先生；廷尉盖尔希先生；还有就是组成医疗团队的科维萨尔、布尔迪耶、拉库尔内以及鲁瓦耶四位先生。服待在罗马王身边的是下面这些人：他的女家庭教师孟德斯鸠夫人；他的副女家庭教师德·布尔贝耶和梅斯格里尼两位夫人；掌马官德·卡尼西先生；还有医生奥维蒂先生。总理大臣，以及其他碰巧在巴黎的宫廷要员都和皇后一起离开了巴黎。为车队提供护卫的大概有1200人，包括帝国卫队和近卫骑兵中的精锐士兵、轻骑兵、龙骑兵以及枪骑兵。
皇后在同一天（3月29日）抵达了朗布依埃，并且在第二天就离开了那里，前往沙特尔过夜。她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巴黎的消息。省长并不在沙特尔，皇后在省长的宅邸里过了夜。她急切地想获得关于皇帝的消息。约瑟夫国王和热罗姆国王带着他们的王后，还有陆军大臣、战时管理大臣以及海军大臣在那天晚上抵达了沙特尔。他们都是傍晚5点离开的巴黎。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拿破仑的直接消息，唯一的消息就是他将自己的一名侍从官德让将军派来宣布他正向巴黎进军。我们也得知了向奥地利皇帝提出的建议，看起来这个建议可以扫清议和路上的所有障碍。为了履行德让将军给莫蒂埃元帅带来的指示，后者向施瓦岑贝格亲王派去了使者请求停火，理由是我们已经开始和奥地利皇帝谈判了。但是，奥军总指挥表示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拒绝停火。他那时已经和马尔蒙元帅就巴黎的投降事宜达成了协议。我们还得知，只有塞纳省省长和巴黎的警察局长还留在巴黎。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贝内文托亲王曾经以自己留在巴黎可能会有用为借口，请求警务大臣批准他留在巴黎。虽然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当时官员们的权威已经不够大了，无法迫使他跟着政府一起前往布卢瓦。因此，我们告诉他，没有人会向他下达任何命令。在他看来，这个回复并不表示他已经完全安全了。他想要谁都不得罪，所以他离开了自己下榻的酒店，装作要追随皇后的样子。不过，他设计让人在城门口把他扣留下来。这样，他的这出戏就算是演完了。贝内文托亲王于是返回家中，静观事情的发展。奥坦斯王后已经和约瑟芬皇后一起返回了纳瓦拉。这就是我们在沙特尔收到的消息。
我们本来是打算前往图尔的，不过在旺多姆的时候，皇后收到了一封皇帝寄来的信，是由约瑟夫国王送来的。在这封信中，皇帝宣布他已经于3月30日抵达了法兰西宫廷[1]，并且在那里听闻了巴黎投降的消息。这封信中还包含一份命令，要求皇后前往布卢瓦。同时，我们也在旺多姆听说，沙皇和普鲁士国王率领着联军刚刚进入了巴黎，贝内文托亲王正在主持元老院。皇后在4月2日夜间抵达了布卢瓦，并且受到了省长克里斯蒂亚尼男爵的接待。她在省长的宅邸里安顿了下来。那些此前已经前往图尔的大臣和国务参事，也是在这里与皇后会合的。皇后在布卢瓦一直待到了4月8日。关于摄政政府离开巴黎之后，城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们也是在布卢瓦得知的。
马尔蒙元帅借由约瑟夫国王给自己的授权，派出了一名军官到施瓦岑贝格亲王那里，商讨向联军投降的事宜。正是因为这个投降，除了奥地利皇帝之外的联军君主们才得以率领着俄军和普军在3月31日进入巴黎城。亚历山大沙皇本人对于波旁家族没什么好感。普鲁士国王无论是言语还是态度上，都和沙皇保持一致。施瓦岑贝格亲王在奥地利皇帝和皇帝的主要大臣缺席的情况下无法做出决定。亚历山大沙皇下榻在弗洛伦蒂娜路上塔列朗的宅邸里，他的大臣内斯尔罗德已经提前到了那里。在那里，俄国君主身边的人都在说服他，说拿破仑已经被全体法国人抛弃了。各种讨论的主要目标都是要厘清这个复杂的问题：到底是应该维持皇帝的位置，还是宣布成立摄政政府，抑或是把波旁家请回来。塔列朗本来就已经失去我们的信任了，现在他一看皇帝大势已去，就彻底撕下了自己的伪装。他把达尔贝格公爵、路易神父、普拉特神父、德·索勒将军以及其他的一些人说成是民意的代表，并由此说服了两位君主，宣布联军不再将拿破仑视作谈判对象。此间，施瓦岑贝格亲王一直保持着沉默，这让塔列朗和他的党徒们有些紧张。最终，为了避免承担拒绝和谈的责任，奥地利总指挥屈服了。他代表自己的君主许下了相同的承诺。受此鼓舞，这群叛徒还在宣布联军不把拿破仑视作谈判对象的宣言中加上了后面这句话：“也不将他家族中的任何人（视作谈判对象）。”
如果人们怀疑复辟是外国势力一手造成的，那么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联军的君主们之所以允许发表召回路易十八的文件，是因为第3军团指挥官[2]的叛变让他们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就像人们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将波旁家的主支重新扶上宝座的，既不是国民的愿望，也不是法理权力的权威，或者这个家族的种种头衔。是两位君主的一时兴起，再加上一位奥地利将军的帮助，在民众全然不知的情况下，为路易十八打开了法国的大门，把他送上了宝座。
印刷商米绍一直在旁边的会客厅里等候，一拿到联军的这份声明，就马不停蹄地将其加印并张贴在了巴黎各地。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府，来取代之前被这些阴谋和戏法推翻的旧政权。自亚历山大沙皇抵达贝内文托亲王的宅邸时起，就有几个保王党人一直缠着他，乞求他把他们的旧主带回来。经由他们的发言人贝拉尔，巴黎市政议会也表示可以将波旁家召回。沙皇到这时为止，都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维琴察公爵是拿破仑皇帝忠实的辩护人，无论什么困难都不会改变这一点。至于贝内文托亲王呢，他已经破釜沉舟了。他既不愿意，也没办法继续和旧政权留在一起。因此，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经过议会的辩论，元老院任命了一个管治委员会，负责管理工作以及起草新的宪法。这个临时政府的总统是贝内文托亲王，政府的成员包括伯农维尔将军、达尔贝格公爵、若古参议员以及孟德斯鸠神父。
师团将军伯农维尔在迪穆里埃的军队里被称作“法兰西的大埃阿斯”。他曾在一份报告中吹过这样的牛皮：敌人损失了1万人，而法军只有1名轻骑兵丢失了小指。在帝国政府时期，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这个人都饱受恩惠。伯农维尔将军在3月31日很晚的时候离开了拉瓦莱特先生。此前他们正在一起谴责当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并且约定第二天白天再次见面。第二天，当拉瓦莱特来到伯农维尔家时，听闻贝内文托亲王在前一晚派人来找了这位将军。当拉瓦莱特看到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时，他就知道贝内文托亲王来找伯农维尔有何目的了。塔列朗需要一名将军加入他的政府，他选这个人真是选对了，伯农维尔将军对他忠心耿耿。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关于达尔贝格公爵的事情了。他是总主教亲王的侄子，一开始是巴登驻巴黎大使，之后在拿破仑的恩惠下归化成了法国人，并获封公爵，还当上了国务参事，娶了布里尼奥尔小姐为妻。他还获得了400万法郎的赏赐。同时，在背叛了待他不薄的君主之后，他又得到了一笔钱财。德·若古先生一开始在制宪议会，之后在保民院和元老院中都以自己自由主义的原则以及高尚的品格而获得大家瞩目。约瑟夫国王接纳了他，并且保护了他。他这次是迫于旧情：他和德·塔列朗先生之间有25年的情谊，即便是在流亡时期，也没有中断。临时政府的第5名成员是德·孟德斯鸠神父，之后成了公爵。他曾经是教士阶级的代言人，也曾是保民院的成员。在保民院中，他克制而富有激情地为自己这个等级的特权做了辩护。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他是波旁家忠诚的仆人。1800年里尔伯爵向第一执政提出申请时，担任使者的就是他。他一开始遭到流放，但尽管做了许多可疑的事情，他还是轻易获得了返回巴黎的许可。此后他一直蛰伏在巴黎，直到1814年这个多事之秋。他跟侍从长孟德斯鸠伯爵一家人的关系都很好，后者在帝国政府时期也是他的保护者。孟德斯鸠神父有时候会去拜访罗马王的女家庭教师。在一次这样的拜访中，他乞求自己的表亲可以让自己在隐蔽的地方见见皇帝。作为对他的帮助，孟德斯鸠夫人把他安排在了一个可以通过长廊看见拿破仑的地方。神父全神贯注地看着拿破仑时，忍不住小声地嘀咕出来。虽然声音很小，但是也足以让他的表亲听见了。“没人能把这个小矮子赶走吗？”这个人和善无害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如此的恨意，让孟德斯鸠夫人很不高兴。之后，她在处理和这个神父亲戚之间的关系时，都更加小心谨慎。
贝内文托亲王最大的技能，就是不论事情如何发展，他都能从中获利。同时，当命运抛弃他效劳的各个不同政权时，压死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都是他放上去的。现在，他依靠一个叫“保守党”的团体，正在实现皇帝的毁灭。拿破仑在他4月4日的对军队的讲话中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在毫无授权的情况下，就解散了法国的政府。同时，在宪法草案中，这个团体还不忘加入让他们永久享受年金，包括从皇帝那里获得特权的条款！
立法院通过了元老院的所有法案。当时人们找来了几个核心代表，就组成了这个议会。之后议会人员获得了补充，变得完整了。无论立法院干了什么，它都已经完全成为元老院的奴仆。突然之间，各种各样的侮辱和诽谤就取代了对皇帝的尊敬和忠诚。仅仅1天之前，他们还是对皇帝顶礼膜拜的。自那一刻开始，国家主要机关的大多数人，就不顾什么礼义廉耻了。对于许多聪明公正的人来说，拿破仑那时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唯一机会。那些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纷纷离开了他。当他出于爱国主义情怀，抛弃了自己时，人们是有权抛弃他的……但是，在这次普遍的灾祸中，丧失所有的尊严，跪倒在外国人的脚下，不顾形象地去叛变，去侮辱一个受逆境折磨的天才，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了都觉得很惋惜，我们会永远牢记这些痛苦的回忆。这些事情并不会玷污我们民族的性格，因为犯下这些可悲错误的只不过是一些个人罢了。和他们不同，当厄运降临在领袖身上时，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去侮辱，或是否定他。
对于一个落魄的昔日英雄来说，在他身边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冷静考量了这个痛苦时期发生的种种叛变行为之后，我们可以就此看到一些新的例子：各种各样的诽谤者。时人总是或多或少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此，在他们那里，我们是等不到公正评判的。在他眼中，这个男人的天才和性格的伟大，总是可以争论的。即便亲眼见证了他主导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们也依旧会这样认为，正是那些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些事情的人，最喜欢大放厥词。
我在这里暗示的大多数人，又把自己绑上了新主人的战车。他们把自己此前如此顶礼膜拜的偶像践踏在脚下，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的产业、他们的荣誉，还有帝国政府赏赐给他们的种种好处。对这些无耻的叛徒来说，拿破仑不可饶恕的罪过就是失势之后无法继续再为他们提供好处了。有些人对几句应得的呵斥会一直怀恨在心。还有一些人则觉得他们为帝国效劳之后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有部分将军和政府官员，心中还因为旧莱茵军团的事情发酵着嫉妒心，又或者是怀念着旧主对自己的好。还有一些人，浸透在共和派或是保王党的思想中，本来一直将敌意藏在自己心中最隐蔽的地方，现在一看大厦将倾，就让仇恨都浮上来了。
自尊，这个捉摸不透的普罗透斯[3]，造成了另一些人的不高兴。拿破仑不会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任何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也不会接受那些以此来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的人。尽管他的多疑经常是假装出来的，但他认为在使用那些胆大包天的人时，保持他们心中的圣火不灭（这是他用的表达方式），是很重要的。那些在他的行为中只看出了额外的不公的人，都忘记了，面对着重重阻挠的拿破仑，是个想将“不可能”从法语字典中抹去的人。同时，如果他在明确反对了某些人的结论之后，还依旧相信那些人的话，这证明在他的眼里，这些人都值得好好对待，证明他会继续欣赏他们的才干和忠诚。的确，无论情况怎样，皇帝总是会综合考虑所有人为他做过的服务。不过，具体到某一个时刻的奖赏时，就算拿破仑默默地给出了赏赐，在某些人眼中，这也不足以抵消他们此前可能遭受过的不公或是责骂。时至今日，我们大概还是可以遇到这样永远记着旧账的人。到了叛变的时候，他们大概可以用这些孩子般的虚荣受损作为理由说服自己吧。
还有一些人对拿破仑不满，因为他们觉得拿破仑没有重视他们充满智慧的建议，或是他反对他们的计划，又或是他规划未来蓝图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他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奉献精神的展示，并不总是可以受到对等的情感回应。相比第一拨人，他们更容易受伤害，但并不代表他们的不满就更正当。但是，这些人都必须承认一点：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伤害。同时，在奇妙直觉的影响下，头脑下意识会表现出喜好，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人的尊敬或信任。他们对领袖的这种迟到的抱怨，不正好可以证明他们所谓的忠心也不怎么真诚吗？
对于某些皇帝喜欢的人和富有却不受人尊敬的家族达成的婚约，皇帝都是不认同的，这让达成这些婚约的人很不高兴。但是他担心的正是这些人会受到婚约的影响，无法再获得人们的尊重啊。
如果某些人的升迁不如自己期待的那么迅速的话，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缺乏机会造成的，他们会责怪皇帝对待他们不公正。不过，要是真的想举出一个拿破仑忽略了真正的效劳，或是公认的才华的例子，是很困难的。即便是在那些他视作敌人的人中，要找到这样的例子也不容易。他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才华都应该得到利用，也就是得到奖赏。无论是他自己对某人的看法，还是某人曾经针对他做过的事情，从来都不会让他背离这条原则。
再继续历数拿破仑的手下会出于什么原因与他为敌，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了将法国从英国暴君般的炫耀中拯救出来，为了将法国重新推上那个位置（她不断扩张的邻居总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她拉下来），拿破仑承担了各种操劳，忍受了各种匮乏，面对了各种危险。他放弃了所有生活的乐趣，鄙视那些物质上的享受（即便是最高尚的灵魂也间或需要这样的享受）；为了保证计划成功，在未来结下果实，他愿意承受一时的恶名，他也知道孤独的滋味。当他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权要求他手下的人也做出同样的牺牲。如果他是在苛责的话，他苛责的更多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我已经指出了拿破仑这些所谓国内敌人所犯下的种种过错。现在，我将描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帝国政府垮台后，他们都宣泄了自己的激情和感受。他们对于皇帝的头条指控就是，他在战胜了反法同盟之后，并没有放松他独裁政府的缰绳。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我们的敌人之间依旧有着共识；那个同盟的敌意系统也还在，他们手中的大量资源使得他们可以恢复元气，并且永不停歇地重新发起战争。面对如此多的不停冒出头的敌人，拿破仑没办法纵容自己进行政治自由方面的实验。做出这种批评的人，要么是没安好心，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就是缺乏常理。我们已经看见他们服务于外国势力的仇恨和积怨，把他们和身边那群王公以及廷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些毫无道理的无病呻吟和非难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对帝国领袖充满敌意的舆论浪潮。它们传播了一系列的诽谤言论，直到今天，在法国国内以及国外都还有一部分人受到这些言论的蛊惑。
拿破仑第一次退位
这种最不幸的反对皇帝的情感，影响了军队中大部分的领袖。他们非但没有回应拿破仑掷地有声的呼喊，反而逼迫他退位。为了保护他儿子的权利，皇帝同意做出这个牺牲。除了维琴察公爵外，他还加上了拉克萨公爵和莫斯科瓦亲王。在拉克萨公爵不在的情况下，他又派出了塔朗托公爵。拿破仑命令三人共同将退位的文件带到了联军君主那里去。但是，皇帝本以为可以在逆境中依赖的马尔蒙，却在这个时候，出于对自己名声不保的恐惧，抛弃了法兰西的雄鹰。此前，波尔多的拉萨巴蒂家族敦促拉菲特先生说服拉克萨公爵的家人好好做他的工作。终于，拉菲特先生在几天之前说服了元帅的姐夫去跟元帅聊聊，指明继续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背叛的种子就此播下了。虽然那个时候，那片土壤还没有做好接受这颗种子的准备，但不久之后，这颗种子就结下了恶果。
马尔蒙元帅的叛变对于帝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到那时候为止，亚历山大沙皇还在设立摄政府的事情上犹豫不决。此事一出，他马上以各国联军的名义严厉要求拿破仑无条件退位。他们在4月4日的晚间，将这个通知交到了法兰西帝国全权代表的手中。6日，将路易十八召回法国的文件就在巴黎发表了。
波旁家族在流亡了整整25年之后出人意料地返回法国，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王子王孙在漫长时光中经历的沉浮。路易十八那时候的称号还是里尔伯爵。一开始，在1798年3月的时候，沙皇保罗一世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邀请他去了米陶。不过，之后，保罗一世对路易十八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粗暴地命令后者离开俄国领土。在路易十八被驱逐之后，仅仅过了4年，亚历山大沙皇就恢复了他的父亲曾经赐给路易十八的20万卢布年金，还邀请这位王公返回米陶。那时候，亚历山大沙皇已经和法国撕破了脸。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时，里尔伯爵突然离开了米陶。俄国多变的政策在10年的时间里就是波旁家首领受宠或失宠的晴雨表。他就这样被俄国玩弄在股掌之间。亚历山大沙皇当时并没有要求里尔伯爵离开米陶，后者是自行离开的。沙皇在将这个消息转达给拿破仑的时候，也表示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促使这位王公做出了这个决定。拿破仑传话给亚历山大，说他对于王位觊觎者的行踪不感兴趣。他还说，如果里尔伯爵愿意返回法国的话，他很乐意把凡尔赛宫让给里尔伯爵居住。这位未来的法国国王此后流亡到了英国，在那里安顿下来。但是他没有获得在伦敦居住的许可。于是他去了哈特威尔，在那里租了个宅子，就这样一直住到1814年返回法国为止。
阿图瓦伯爵，也就是日后的查理十世，在1789年离开了法国的领土。他此后接连住在都灵和曼图瓦，在那里和利奥波德皇帝[4]举行了会晤。在游历了德意志、伦敦以及爱丁堡之后，这位王公去了圣彼得堡。俄国皇后在那里给了他一把没用的剑。从俄国返回之后，阿图瓦伯爵曾经出现在布列塔尼的海岸附近，甚至还一度登陆了耶岛。1813年，他在德意志，1814年，他在巴塞尔。此后他经由弗朗什-孔泰返回了法国，头衔是王国的摄政。
除了和外国势力的勾结，自从流亡的那一刻起，路易十六的这些兄弟就一直在巴黎安插着密使。并且，他们一直在通过这些密使主动接近工会或是督政府的成员，以及身居高位的官员或是将军。
皮什格鲁在征服荷兰之后在法国国内享受的巨大声望，让这些保王党注意到了他。自从1795年开始，这位将军就和孔代亲王以及其他波旁家的密使搭上了线。他为保王党的效劳一开始是秘密的，以后将会公开。作为对皮什格鲁在过去及将来为保王党效劳的报酬，他们许诺给他阿尔萨斯的治理权、香波尔城堡，还有100万现金、每年20万利弗尔的年金、阿尔布瓦的地产（这块地将带上皮什格鲁的名字）、12门大炮、圣灵勋章和圣路易勋章的大勋位，还有法兰西元帅的头衔。这么丰厚的奖励和这种背叛行径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
保王党们许诺给巴拉斯的奖赏就没有这么丰厚了。1799年4月，迈松福尔侯爵向里尔伯爵推荐了这位督政官。在接下去的那个7月，巴拉斯收到了一封国王（指路易十八）和德·圣普列斯特联合署名的信，信封上盖着大纹章。信中不仅保证会赦免他，还许诺给他1200万法郎的赏金，给他的同伙200万法郎的赏金。这是雾月18日之前4个月时发生的事情。拿破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秘密协定，他是从勒布伦执政那里获知这个消息的。告诉勒布伦执政的，则是孟德斯鸠神父。
1796年6月9日，里尔伯爵授权皮什格鲁去接近意大利军团中一些有影响力的将军。罗克·德·蒙加亚尔也在果月18日之后不久，受命来接近波拿巴将军，许诺给后者科西嘉总督的位置、法兰西元帅的头衔，还有蓝色绶带[5]。但是这位密使并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根本没法接近波拿巴将军。
在缴获了金林将军的军用运货马车后，莫罗将军在马车里发现了皮什格鲁和孔代亲王之间的通信。但是，在整整6个月的时间里，他都保持了沉默[6]。我们都觉得，这种沉默在某些人看来就证明莫罗有意参与保王党的阴谋。不过，自从此事发生，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关于这件事情，再也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们现在依旧认为，莫罗没有参与到皮什格鲁的密谋中去。
至于某些人传闻的觊觎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历史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为我们揭露真相吧。反正至今为止，我们获得的都是一些模糊不清、不完整的信息。
除了里尔伯爵写给第一执政的信，旺代党人的领袖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以他的名义向第一执政做出的请求之外，阿图瓦伯爵忠于他一贯的骑士风度，还曾派出风姿绰约的吉什公爵夫人去引诱第一执政身边的人。这位未来的国王查理十世以为约瑟芬同情保王党人，同时对拿破仑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实两者都是假的），便派吉什公爵夫人去向约瑟芬做出了大量的承诺：只要第一执政同意让波旁王朝复辟，那么波旁家肯定不会亏待约瑟芬的。约瑟芬非常亲切地接待了公爵夫人，甚至邀请她一同享用午餐，但约瑟芬非常礼貌地拒绝了后者的提议。有人曾提议，应该在卡鲁索广场上竖起一根立柱，柱子的顶端是第一执政给波旁家的人加冕的雕像。第一执政对此的回复人尽皆知，他说：“我的坟墓将会是这尊雕像的基座！”
波旁家这两兄弟的密使常常带着相悖的指示：里尔伯爵假情假意地表态自己支持立宪君主制，支持大赦，还表态会和所有促进国家繁荣的人都保持友好的关系；阿图瓦伯爵则一心只想着绝对君主制以及复仇。这两位王公都得到了英国和俄国的帮助。
有一点值得一提，奥尔良家的王公们没有参与过任何针对自己祖国的密谋，也没有勾结过外国势力，更没有收受过欧洲诸国的金钱。唯一一个已知的例外，就是奥尔良家族首领和加的斯摄政府在1810年5月时的交涉。
皇帝在我国的三种颜色上洒满了荣耀，让它们获得了世界的尊敬。随着皇帝的退位，这三种颜色也被禁止使用。这件大事非常轻易地就获得了执行，让外国人都震惊不已。出于对民族荣耀的蔑视，新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国民卫队都请到巴黎来，戴上白帽徽。十二个军团的领袖们一开始看似不愿意服从，不过一周之后，当政府第二次下达命令的时候，红白蓝三色消失了。这一明显的屈服鼓舞了临时政府，他们宣布，未来的法国从军官到列兵，所有人都将他们的怨恨深深埋进了心底。
保王党的肆意妄为让联军很是紧张。他们请求新的国王在统治时使用一些革命的元素，并给法国一部宪法。不过，他们觉得禁止蓝白红三色的出现，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稳定。这些颜色会让他们回忆起那些他们想要忘记的东西。更何况，要是不举起白旗的话，他们害怕法国人民会站起来反抗他们的士兵。其他更有远见的外国人则担心，被禁止的三色会成为失势皇帝支持者们集结在一起时永久的标志。白色标志此后被强加在法国身上整整15年的时间。作为反革命分子的最后一个标志，终究还是没有存活多久，伴随着被1830年革命推翻的那个政府一起消失了。那天，一个民主的政府在法国恢复了三色，最终被整个法兰西民族采纳。法兰西民族在回忆起蓝、白、红的旗帜象征的伟大和胜利之后，再也不会接受其他的东西了。
最后的逃难之旅
在枫丹白露宫签署了退位书后，拿破仑和玛丽·路易莎之间还保持着活跃的信件往来。他被他的同伴们抛弃了，他的同伴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迎来和平，去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了[7]。尽管通往布卢瓦的道路已经被敌军截断了，拿破仑还是每天都会往皇后那里派出一名传令官。玛丽·路易莎有时会后悔自己离开了巴黎，她还提到自己想要和皇帝重聚。尽管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实现这个目标路上的种种障碍，以及她身边的人对此表达的冲突的意见，都让她不得不一再推迟实现这一会面的努力。她的焦虑已经达到了顶点：她必须要承受波涛般的情感；她不停地在流泪；她整夜整夜痛苦地失眠；这些都让她的精神高度紧张，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她无法想象是什么激情在搅动着法国。她时常会想起父亲对她做出的承诺：她无法说服自己相信父亲会牺牲她的丈夫和儿子。同时，在巴黎迅速发生的事情打碎了她的所有幻想。她非常困惑。就像一个溺水的女人一样，她死死地抓着父亲对她的爱，在她看来，那是她最后的安全保障了。听闻奥地利皇帝不在巴黎之后，她期盼他不会同意人们在他缺席时所做的一切，也期盼他能听她说的话。她派卡多雷公爵给他送去了一封紧急的信件。卡多雷公爵是此前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在担任大使期间，弗朗茨皇帝待他不薄，还同意屈尊担任他其中一名孩子的教父。他在4月6日离开了布卢瓦，摄政府的国务卿也因此换成了德·蒙塔利韦先生。第二天，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伯爵也被派去执行同一个任务。在8日，德·圣欧莱尔和德·博塞两位先生又带着皇后写给奥地利皇帝的全新信件出发了。皇后在布卢瓦逗留期间，一直在期待拿破仑的决定，以及事态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在恐惧和希望之间经历着大起大落。她没有实施任何重要的政府行为。皇后依旧每天主持摄政会议，不过，会议的目标并不是处理事务，而是沟通各方收到的消息，并交换意见。那个让一切运转起来的人，已经不在了。因为没人可以预知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大臣们来觐见皇后时一般都随身带着自己的旅行箱。政府在撤退到布卢瓦之后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发出了一份《告法国人民书》。让我们这么说吧，这份《告法国人民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皇帝的兄弟约瑟夫和热罗姆，还有总理大臣一起在8日早上向皇后提出了一个申请。这个申请被后人错误解读了。摄政的顾问们对拿破仑的妻子和儿子的安全有各种担心，这些担心都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向皇后提议她应该离开布卢瓦，带着王子前往卢瓦尔河，并将政府转移到那里。玛丽·路易莎对于无止境的奔波生活已经厌倦了。她下定决心哪也不去，没人可以动摇她的这个决心。尽管热罗姆激动地解释了他之所以坚持这样做的种种理由，皇后也不为所动。皇后身边以卡法雷利将军为首的军官误以为有人在对拿破仑的妻子施暴，以一种略显混乱的方式站在皇后一边并介入了此事。3小时之后，一名俄国专员赶到，确保了皇后和她儿子的安全。
舒瓦洛夫伯爵是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抵达了布卢瓦。这位联军的专员，是沙皇的侍从官。他身边还陪伴着拿破仑皇帝的掌马官圣艾尼昂男爵。后者也是维琴察公爵的连襟。专员解释了他此行的目的：将皇后和她的儿子护送至奥尔良。舒瓦洛夫将军的抵达也给了皇后身边的要员们一个信号：他们是时候要离开了。他们都到市政府去取来了自己的身份文件，让俄国军官在上面签了字。后者的住处整整一天都挤满了人。大多数大臣和国务参事们都离开布卢瓦前往巴黎。我见到陆军大臣费尔特雷公爵（克拉克）时，他的脸上挂着他一贯的笑容。他告诉我，他是来和老同事告别的（他曾经担任过内阁秘书）。同时也要把一封他写给皇帝，向皇帝告别的信交给自己的老同事。他还补充说，当人们在告别时，必须要注意礼数；他还说，他会好好清点战争档案库的情况以及地图的储存情况等；他说他不愿意被当作一个小偷。
从那一刻开始，皇后能不能和皇帝重逢，就不是她能决定的事情了。不论她在这一刻还保留着怎样的幻想，两夫妇的分割就此决定了。此后奥地利大臣以及弗朗茨皇帝多次做出保证，保证她可以居住在厄尔巴岛上，或者是她的新领地，又或者是在帕尔马和厄尔巴岛上各住一段时间。如果他们的这些承诺是真心实意的话，那就表示他们此后也失去了遵守这些承诺的力量。
4月9日一大早，我来到了皇后的宅邸。我到的时候，她已经起床了，正在为那天的旅程而紧张。她派人取来了皇室珠宝，她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珠宝。她知道自己会经过哥萨克人的检查站，也知道护送自己的会是外国军队，因此她担心自己的马车可能会遭到劫掠。她又打算把这些珠宝都做成首饰，戴在自己身上。她倒是没有考虑过自己被搜身的这个可能性。还有那把帝国宝剑，剑把上镶嵌着摄政王钻石，剑身则让它很难随身携带。因为没办法相信任何人，我只能亲自把这把剑的剑身从剑把上拆了下来。因为当时身边没有任何堪当此用的工具，于是我灵机一动，想到了皇后套房壁炉里的支架。我高兴地发现这个支架是黄铜制成的，因此我不怎么费力地就把剑拆开了。我将剑把藏在了衣服里面，然后径直地走向了我的马车。在路上我还得穿过许多马匹和马车的阻碍，为了保护我这个贵重的负担，我差点就摔倒了。到这时为止，皇帝命令我从杜伊勒里宫中带走的那些家族信件和重要文件，我在离开巴黎后就一直带在身上。我打算遇到这些文件可能被没收或丢失的危险时，再销毁它们。现在，我觉得时候到了，所以把它们都扔进了火堆。
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指出一点：这些文件里不包括外国君主寄给拿破仑的信件。如果它们在我携带的这堆信件之中的话，至少我们现在就确切知道它们最终的命运了。一直到现在，它们到底去了哪里，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约瑟夫国王、巴萨诺公爵还有我自己都奉皇帝的命令调查过这些信件的下落，不过都一无所获。
这些信件本来在叙尔维利耶伯爵从巴黎寄往纽约附近的庞特布里兹的行李箱中，它们是从箱子里被偷走的。被偷走之后，按照欧米拉医生的说法，它们落入了一个叫穆雷的英国人手里，他是一名居住在伦敦的出版商。据说，俄国驻英国的大使冯·利文先生以1万英镑的价格把这些君主的信件都买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信件里面最有趣的，大概是亚历山大沙皇写来的信。那些西班牙、巴伐利亚、符腾堡的君主写来的信件，还有普鲁士君主写来的一部分信件，大概也可以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当然，它们也是史料的一部分。而剩下的那些信件，根据我的回忆，就不那么有意思了。不过，因为皇帝曾经下令誊抄过这些信件，所以它们有朝一日还是有可能重新出现的。
在结束了对舒瓦洛夫伯爵的接见之后，早上10点，皇后在她的儿子、以及皇族王子公主们的陪伴下，离开了布卢瓦，前往奥尔良。在博让西的时候，哥萨克骑兵拦下了她队列最后面的那辆马车，并洗劫了那辆马车。不过在舒瓦洛夫将军的命令下，所有被抢走的东西都还了回来。玛丽·路易莎在晚上6点抵达了奥尔良。民政和军事官员们在城门口迎接了她。从城门口一直到她下榻的主教宫的路两旁，都站着国民卫队和守军组成的队列。在她抵达之后，这些士兵高喊着“皇帝万岁！”和“皇后万岁！”向她致意。
在我们抵达奥尔良之后的那个夜晚，我收到了一封加密的信件。是皇帝在4月8日时口授的。这封信在我离开之后寄到了布卢瓦，并被转发到奥尔良。这封信让我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惶恐。这封信是他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写下的，通篇都反映出他深深的忧伤。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已经和奥地利皇帝达成一致，皇冠将被传给罗马王，皇后将担任摄政；冯·梅特涅先生将负责促成这一协议；在这个形势下，皇帝必须时刻知晓奥地利皇帝的行踪，好获得他的保护；同时，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包括皇帝的死亡。我被命令读完这封信之后就立即把它烧毁，同时，应该如何对待信的内容，也完全取决于我。我服从了这个命令，烧毁了这封信。我甚至感觉这道命令是皇帝死前的愿望。这个致命的秘密让我非常的困扰，我觉得我应该找到芒泰贝洛公爵夫人：她深受皇后的信任，如果皇后遭此厄运的话（我当时很害怕这会成真），她是最适合给皇后打气、安抚皇后的人。然后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地开始等待从枫丹白露宫传来的消息。获知皇帝的意愿后，皇后觉得她应该保持和父亲的沟通，所以她把卡多雷公爵、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德·博塞以及德·圣欧莱尔三位先生接连派到了奥地利皇帝那里。
自从大臣和宫廷要员们都离开后，皇帝在皇后和他自己之间就没有中间人了，我成了皇后身边唯一一个他信任的人。因此，经由我的同事费恩男爵，皇帝和我之间建立了信件的往来。这种安排一直持续到费恩男爵前往枫丹白露宫为止，在那之后，担任我和皇帝联络中间人的就是贝特朗将军。费恩先生告诉我，他寄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从头到尾由皇帝口授给他的。我每天都会收到来信，有时候是一封，有时候是不同时刻寄出的两封信。我不会在这里誊抄这些信件的全部内容，我只会放上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可以揭示当时的事态发展，并展示皇帝对皇后的关心。
4月9日寄来的信里，附带了皇帝任命的全权委员会和施瓦岑贝格亲王达成的停火协议。委员会中包括了莫斯科瓦亲王以及塔朗托公爵这两名元帅，还有维琴察公爵。在停火的48小时里，双方之间进行了初步的协商，画下了一条停火线。停火线从海边开始，沿着下面这些省份之间的边界线展开：索姆、瓦兹、塞纳-瓦兹、塞纳-马恩、约讷、科多尔、索恩-卢瓦尔、罗讷、下塞纳、厄尔、厄尔-卢瓦、卢瓦雷、涅夫勒、阿列，以及卢瓦尔。然后，这条线顺着伊泽尔省的边界抵达塞尼山。在塞纳-马恩省中，停火线是沿着塞纳河的河床走的，右岸由联军占领，左岸则由法军占领。
自从拿破仑的三名全权代表开始和联军谈判以来，施瓦岑贝格亲王不顾奥地利皇帝对自己女儿表示的善意，不愿答应拿破仑的请求，将托斯卡纳给予皇后。皇帝剩下了一些自由，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所。不过他最后选择了厄尔巴岛。
另外一封在9日寄给我的信，告诉我说拿破仑“正在等待巴黎传来的消息，好定下自己的旅程”；说他“想和皇后在日安附近会和”；还说他觉得“夫人（他的母亲）和兄弟们已经在前往普罗旺斯的路上了……”他还想知道“皇后是不是搭乘着她自己的马车，被自己的马匹拉着出行。”然后，他把主题转移到了我身上：他觉得跟随皇后到她去的地方也是我的想法；他还说，到气候温暖的地方去，对我的健康有好处；他还说我的妻子和孩子可以跟我一起到那里去；他说，这样一来，我既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踏出一步，又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劳；他还说，他最大的忧伤就是想到皇后现在经受的一切，以及这些事情对她健康的影响。
一封10日晚上写好的信里说，根据皇帝收到的信件，皇后想去见她的父亲。“不过，”他补充道，“她知道她的父亲在哪里吗？根据昨天的报告，他那时在布里孔特罗贝尔，今天就会抵达巴黎。所有这些报告都含混不清。如果您那里有更准确的信息，请告诉我们。皇帝今晚会接见维琴察公爵，后者会为他带来关于他的人民做出的最终决定。皇帝希望您打探出皇后的真实想法。她到底是愿意跟着皇帝走进这悲惨未知的命运，还是想前往人们给她的庄园中隐退，抑或带着儿子回到她父亲的宫殿中。皇帝同样希望您可以告诉他，皇后以及罗马王身边的那些红衣女性[8]都有什么打算……也试着去了解皇帝的三个兄弟都有什么打算。当然，这封信是机密的。”
我答复说，皇后恐怕已经没法自由地和皇帝会合了；还说，她个人肯定是想和皇帝团聚的，但是她也相信她父亲的感情。她常说，她的父亲是不会让她与自己的丈夫以及儿子分隔两地的；她还说，既然皇帝也认可她这么做，那她打算静待奥地利皇帝对她的请求做出反馈。我还补充说，她的另一个担忧是害怕在路上被逮捕。同时，光是逃亡的这个想法就让她反感。
此后，在当天晚些时候寄来的信里，皇帝命令我告知他皇后的健康状况。他说他想听听科维萨尔医生针对此事的观点。
在一封11日4点寄到的信中，拿破仑是这么跟我说的：冯·梅特涅先生已经抵达了巴黎，不过他看起来也没有比施瓦岑贝格亲王更有打算；同时皇后去见她父亲的计划现在看来还是可行的，但是在巴黎没人知道奥地利皇帝在哪里；还有，如果皇后知道她的父亲在哪里的话，他希望她在出发之前可以把奥地利皇帝的所在地告诉他。
在一封同一天中午寄来的信里，皇帝把下面这些事情告诉了我：看起来维琴察公爵和俄国、奥地利以及英国的代表已经在昨夜签署了协议；厄尔巴岛被交给了皇帝；帕尔马、皮亚琴察以及瓜斯塔拉则被交给了皇后以及罗马王。不过，皇后继续向她的父亲索要托斯卡纳总是无害的。此外，如果有可能的话，除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之外，还要争取到卢卡、皮奥恩比诺、马萨-卡拉拉以及蓬特雷莫里诸地，这样一来，皇后就可以和厄尔巴岛建立联系了……皇帝的计划是，在自己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就前往布里阿尔。他希望皇后可以在布里阿尔和他会合，这样他们就可以结伴前往讷韦尔、穆兰、西塞山，乃至帕尔马。皇帝之后会前往厄尔巴岛做好迎接皇后到来的准备，在此期间，皇后可以和罗马王在帕尔马休息。条约中声明了，每一个自愿跟随他的法国人，都将保有他作为法国人的权利，以及他的产业，并且可以随时自由地返回法国……
他还在信中讲到了要给他的儿子替换家庭教师，因为他听说孟德斯鸠伯爵夫人不愿意离开巴黎。我也不知道是谁这么跟他说的。皇帝还在这封信中强烈坚持，所有的皇室珠宝都必须被归还。
我将这封信的内容告知了皇后。她说她会将信中提出的安排告诉自己的父亲。我给皇帝发去消息，告诉他我们已经遵从他的命令，将剑把镶嵌了摄政王钻石的宝剑送了回去，所有皇室的钻石都交给了德·布耶里先生。
关于孟德斯鸠夫人，以及她所谓的意向，我告诉拿破仑，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从没有表达过任何想要回到巴黎的意思。正相反，她让我告诉他，不论发生什么，她都不打算和自己的皇家学生分离，除非是人们强行把他从她怀中夺走。
皇帝表达了想要让威斯特伐利亚王后（前符腾堡公主）不顾一切留在巴黎的愿望。不过，无论发生什么，这位忠于婚姻的模范都不会和她的丈夫分开。热罗姆国王还给拿破仑带去了希望。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成熟的判断力发展了他天生就有的那些品质，命运在此时揭示了出人意料的安排，将他召唤为了拿破仑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皇帝的艰难时光中，热罗姆以热情和绝对的忠诚支持了他。他在短暂的滑铁卢战役中给了皇帝最后的忠诚的证明：在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后，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
抵达奥尔良之后的第二天（这天是复活节），皇后在弥撒之后接见了卡多雷公爵。他刚刚结束面见奥地利皇帝的任务返回。他在第戎附近的尚索见到了奥地利皇帝。拿破仑向圣迪济耶的移动造成了许多人的匆忙逃离，逃亡的人群把奥地利皇帝拉扯到了那里。奥地利皇帝独自一人在尚索，和自己的军队以及大臣都分开了。
当时，皇后脑中思绪万千。基于拿破仑的建议，她和自己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当时，身边人采取的种种防护措施已经让皇后警觉起来，一直以来保护着她的力量已经不如以往那么强大了。在卡多雷公爵交给她的奥地利皇帝的信中，这位皇帝再次表示了自己的善意，但是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担心盟友们不如自己这般关心她的利益。这让皇后变得愈发焦虑。她已收到了如此多的没有意义的宣言，以至于她不再依赖这些空话了。因此，在她思绪繁杂的大脑中，与拿破仑皇帝团聚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她对于自己拖延了这么久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很是懊恼。
她身边的顾问们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有一天，为了从这些人身边逃离，她衣冠不整地逃出了自己的化妆间，走过连接她和她儿子套房的阳台，扑到了孟德斯鸠夫人的怀中。她很敬重这位夫人。总是有人在密谋着将皇后和这位夫人分开。后者严肃的性格以及众所周知的对美德的固执要求，促使她总是可以提醒玛丽·路易莎，让皇后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有些人有时候会努力让皇后忘记这些职责。皇后一直记着孟德斯鸠夫人在重要时刻给自己的建议，对于后者的智慧以及原则的纯洁性也有绝对的信心，因此她不由自主地会被吸引到孟德斯鸠夫人这里来。这位夫人在逆境中，保持着绝对的忠诚，别无二心。在她的影响下，皇后下定决心，要前往枫丹白露宫，和皇帝团聚。然后她就开始认真地进行各种出发前的准备了。她此前已经派德·博塞和德·圣欧莱尔先生给奥地利皇帝送去了信件，她打算一收到回复就出发。她焦虑地等待着这两位先生的归来。他们获得的命令是前往巴黎，他们希望奥地利皇帝已经抵达了那里。
4月11日这一整天里，皇后的随扈、侍从、侍女以及掌马官中的一大半，都来向这位被废黜的君主告别了。对于她来说，这些告别势必是非常令人痛苦的。
冯·梅特涅先生是在特鲁瓦和奥地利皇帝告的别，他直到11日早上才抵达巴黎。卡斯尔雷勋爵专程去见了他。在他的马车里，卡斯尔雷把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并敦促他代表自己的君主同意这些安排。所有身居高位的人，以及所有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推翻帝国政府的人都在期待着梅特涅的抵达。内斯尔罗德先生本来在德·塔列朗先生的会客厅里（那里已经成了从输家这里叛逃的人们，以及冉冉升起的太阳的崇拜者们集会的地点），他一听说奥地利大臣抵达的消息，就马上离开了。两个小时之后才返回塔列朗的宅邸。这座背信弃义神庙的大祭司，在和俄国大臣讲了一会话之后，就转向自己的朋友们。他那张平常面无表情的脸，此时带着喜悦的表情，他说：“先生们，奥地利皇帝认可我们所做的一切。”
同时，还有一些忠诚的仆人，以及600名勇者愿意在厄运中跟随拿破仑皇帝。他携带着340万法郎，准备离开法国。这个曾经掌控整个欧洲的男人，这个曾经掌控帝国财政的男人——胜利曾经将大量的金钱倾倒到在他的手中——就带着这么一点微薄的资金，马上要获得自己简陋的隐居地。他的敌人们面对这个强大的手下败将，也不敢不给他一个隐居地。此前拿破仑从来没有思考过要为自己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落难之后可以躲去那里：他已经彻底和法国融为一体，当他被迫要和法国分离时，他就别无所求了。
当玛丽·路易莎还在奥尔良的时候，迪东先生身负一项特殊的使命，来到了奥尔良。迪东先生此前是参政院的审理长，他能平步青云，还得感谢总理大臣的提携。此前，因为擅自离开西班牙，他招致了拿破仑的不满。临时政府认为帝国政府的这个不满者是一个绝佳的密使，于是委派迪东先生，将魔爪伸向了皇帝的财富。为了让这个邪恶的抢劫行为显得正当，临时政府假装收到了消息，说在联军占领巴黎之前，有很大一笔钱被转移走了。他们还说，我们在撤离之前洗劫了公共金库、市政金库、慈善典当行，甚至是医院！就此发布的政令要求所有掌握这些资金的人，要马上申报，并把这些钱交给地方或国家的税收部门。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被视作抢劫犯，并因此受到民法及刑法的制裁。这条政令是在4月9日发布的，上面有五名临时政府成员的署名：塔列朗、达尔贝格、弗朗索瓦·德·若古、伯农维尔以及孟德斯鸠神父。
迪东先生知道他在奥尔良可以找到皇室的财宝，这也是临时政府那条法令的目标。抵达奥尔良之后，迪东先生就来到了皇室财政大臣德·布耶里男爵的家里，后者和公共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迪东先生告诉后者，他是政府派来的专员，并且让后者取来了库房的账本，放在了他的面前。然后他来到了卡法雷利将军的家里，告诉后者，政府发布的政令已经没收了皇帝的所有财产，因为这些财产都是劫掠公共资金得来的。将军和卡多雷公爵坚称迪东先生展示的那条政令不适用于皇室财产，因为后者是皇帝的私产。同时，账本也清晰地显示了，这些钱都是皇帝从皇室拨款里节省下来的。不过，不顾两人的抗议，迪东先生还是在当天晚上，在负责守卫库房的宪兵军官的帮助下，把存放皇室资产的运货车都拉走了。这些运货车那时停在广场上，其中有价值大概几千万法郎的金币和银币；价值300万法郎左右的银器和镀金银器；大概价值40万法郎的鼻烟壶以及镶钻戒指，这些都是用来作为礼物的；皇室的各种服装，还有各种金丝刺绣的装饰品；甚至上面绣了字母N以及帝国皇冠的手帕都没有被放过。我们要求俄国将军舒瓦洛夫介入，但他面对这样让人反胃的行为，什么都没有做。
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康布罗纳将军带着两个卫兵营抵达了奥尔良。皇帝听闻玛丽·路易莎不愿意来枫丹白露宫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害怕在路上被敌军逮捕，因此，派出这支护卫队肯定是来保护她的。不过，我其实不知道康布罗纳将军具体接到了什么指示，因为事先没有人通知我们有人回来。他在奥尔良没有找到皇后，因为皇后在前一天已经前往朗布依埃了。将军的任务也就变成了仅仅是把剩下的皇室资产护送到枫丹白露宫。在奥尔良一直保护这些资产的是佩吕斯先生。虽然皇帝曾经一度误会过他的热忱和忠诚，不过他从来没有让皇帝失望，一次也没有。
迪东先生在奥尔良没收的那些装着拿破仑私人资产的货运马车被拉到了巴黎。担任帝国皇室司库的是德·拉布耶里先生，此后他在路易十八那里也继续做着同样的工作，下面这件事情是我从他那里听来的：拿破仑的这些私人资产剩下的部分被拉进了杜伊勒里宫，其中一个装满黄金的桶被打开了，阿图瓦伯爵身边的那些流亡者像虎狼一样把这些金子瓜分了。阿图瓦伯爵当时是国王的摄政，他根本就不反对这样哄抢财产的行为。当时的财政大臣路易男爵知晓了这次劫掠行为，急忙跑来把剩下的钱保护了起来。不过，当德·拉布耶里先生申请取走200万法郎，来兑现拿破仑对身边的军官以及仆人许下的承诺时，“先生们”却已经在路易男爵和德·塔列朗先生的一致要求下，把剩下的帝国皇室资产（大概800万到1000万）都充公了，一开始是作为借款，之后就永久地存进了国库里。拿破仑对身边的随扈发放遣散费这一点可是《枫丹白露条约》[9]的第9条规定的。
这就是这些财产的最终命运，拿破仑在过去10年里从皇室拨款的进项里省下来的钱，就落得个这样的结局。在总共的1亿2000万中，有1亿都是以高尚的方式花掉的：要么是用来重整军队，要么是用来填补国库的需要。剩下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成了小人的猎物。
就在人们对他剩下的物质财产犯下如此罪行的这一天，皇帝在枫丹白露宫签署了自己的退位诏书。
启程前往弗雷于斯之前，拿破仑通过贝尔特朗将军给我发来一个信笺，我会把它誊抄在下方。按照他的命令，我把这个信笺交给了皇后，告诉她，皇帝希望她可以将其交给另一个皇帝，她的父亲。玛丽·路易莎忠实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下面就是我说的这个信笺：
根据条约第11条，所有源自皇室资产的东西，都属于皇帝。
卡多雷公爵那里有皇室拨款的总表，以及过去14年里的储蓄情况。
他们违规在奥尔良抢走了1000万到1200万的资产，现在这些资金被保管在巴黎。
卡多雷公爵，以及皇室资产司库德·拉布耶里先生保管着所有属于皇室的凭据，例如银行票据以及在各处的投资。
很明显，现在法国政府的行为充满恶意，从各种层面上来说都是不公正的。皇帝投资了200万的政府债券，本意是用来维持厄尔巴岛上的种种开销。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外国势力介入的话，这笔钱皇帝是肯定拿不回来的。
还有价值四五十万的礼品，包括一些皇帝的肖像画，都是由皇室拨款购买的。它们和他的金银器一起在奥尔良被抢走了。皇帝的藏书，还有皇帝和皇后的日常生活用品也都被夺走了。
尽管玛丽·路易莎皇后向父亲急迫地提出请求，但《枫丹白露条约》中所有照顾拿破仑皇帝的条款统统都被无视了。甚至是他的家具和地产，这个条约许诺给他和他的家族成员的东西，也统统被查封了。下面这个给路易十八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获得了他的首肯的：
1814年12月18日，巴黎
陛下：
您的大臣们认为必须停止波拿巴家族对名下家具和产业的自由使用权，并且把它们查封保存起来，直到陛下您未来另有规定时再说。他们乞求国王授权他们这么做。
（签名）法兰西国务参事当布雷
孟德斯鸠神父
费朗
路易
伯尼奥
达尔马提亚公爵元帅
布拉卡·德·奥普
弗朗索瓦·德·若古
（同意，附签名）路易
皇后携皇子与奥地利皇帝见面
4月12日，是玛丽·路易莎在奥尔良度过的最后一天，德·博塞先生一大早就抵达了，还带来了一封拿破仑的信，这封信是博塞先生经过枫丹白露时送来的。他同时还带来了一封梅特涅亲王的信。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先生没能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德·圣欧莱尔和德·博塞两位先生在巴黎也没能找到弗朗茨皇帝。于是他们把信交给了梅特涅亲王，后者那时刚刚抵达巴黎，就去了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宅邸：这两位先生正在那里等待他。
4月11日，冯·梅特涅先生在巴黎是这么答复皇后的：德·圣欧莱尔和德·博塞先生已经把她写给她高贵的父亲的信交给了自己；虽然自己刚刚抵达巴黎，但还是尽快把信送去了那个高贵的目的地；等到第二天，自己就将有幸给她送去全新的，证明皇帝对她和罗马王的爱护的证据；自己之所以会先于皇帝陛下抵达，是为了先了解和拿破仑皇帝陛下谈判的各项安排；等到谈判结束，自己就将荣幸地派出一个人来接她；不过，自己现在就可以提前保证，她将拥有独立的封地，她高贵的儿子将拥有封地的继承权；就没必要再强调皇帝一直很关心她了，同时，他将很高兴在自己的宫殿中接待她；现在最适当的安排是她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奥地利去等待；等时机到了，她将可以自由选择拿破仑皇帝和她自己的居所；这样一来，皇帝将可以亲自为她擦干脸上的泪水，她有太多正当的理由流泪了；这样她就将生活在和平中，未来也可以自由地行动；她可以带上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帝再过两三天就会抵达巴黎。
冯·梅特涅先生接下去补充道：自己告诉她的这些与她奥地利之旅相关的信息，完全是她高贵的父亲出于家长的心情提出的愿望；自己恳求她，对于路上的安全大可放心；她此前常常屈尊相信自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更应该这么做；自己是基于对全盘信息的掌握，向她做出的这些保证。
等到梅特涅亲王抵达巴黎的时候，联军的各个君主和施瓦岑贝格亲王之间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决定好了，甚至有些举措都开始实施了。后者当时正在积极砍断这段家族和婚姻的纽带，他当年促成这桩婚事的时候，也是这么积极。冯·梅特涅先生所做的仅仅也只是批准所有既成事实而已：卡斯尔雷勋爵亲自出马，打消了梅特涅的顾虑。
这位奥地利大臣在给皇后的信里，只讲了一句真心话，就是希望她前往维也纳。他还保证她的儿子将可以继承领地，以及保证她可以自由地在拿破仑皇帝的领地以及她自己的居所之间选择。对于这两个保证，我都懒得评价。
我们收到这封信之后，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保罗·埃施特哈齐亲王和魏泽尔-列支敦士登亲王就抵达了奥尔良。他们带来了梅特涅亲王的另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告诉皇后，大家已经做出了对她的安排，就像他在11日的信里说到的，这是皇帝对她以及她的儿子关爱的证明，也就是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这两个公国割让给她。这封信的另一个目的，是邀请玛丽·路易莎到朗布依埃宫去见奥地利国王，后者正在从巴黎赶往那里。
奥地利特使们敦促皇后带着她的儿子尽快出发前往朗布依埃，最终她决定当天（4月12日）傍晚就出发。
她剩下的时间，只够给自己的丈夫写一封信，告诉他两人的团聚又要往后推迟了。同时，她还将自己收到的立即动身前往朗布依埃的命令告诉了他。她告诉他，自己将在那里见到父亲。
就在皇后向皇帝宣布自己前往朗布依埃的消息时，皇帝在4月12日上午10点给我寄来了下面这封信：
皇后被人们如此粗暴地对待，她得有多苦恼啊！皇帝在此将冯·梅特涅先生和德·科兰古先生昨天写来的一封信的副本寄给您。陛下料想德·圣欧莱尔先生应该带着消息直接从奥尔良去找您了。对于皇帝来说，朗布依埃显得有些远了。更何况，他觉得那座宫殿会唤起皇后的悲伤回忆，他不觉得去那里是个好主意。不过，皇后还是要判断怎么做对自己是最好的。维琴察公爵先生还没有把谈判结果带来，我们觉得今天就可以见到他。到时候我会立刻向您派出一名信使。现在看来，最合适的是皇后、罗马王以及皇帝应该一同出行……
上面提到的，维琴察公爵刚刚从冯·梅特涅先生那里收到的信件的副本在此：
我正将保罗·埃施特哈齐亲王和列支敦士登亲王两位先生派往玛丽·路易莎皇后处，邀请皇后陛下来和她高贵的父亲见面。我们觉得，朗布依埃是最适合会面的宫殿。我乞求阁下尽您最大的努力，让拿破仑皇帝陛下也同意这一安排。我们仔细地将朗布依埃及其周围的一片区域中立化。我的主人，皇帝，将很希望看到陪伴皇后的是您，我的公爵阁下。
我的公爵阁下，请接受我对您最崇高的致意。
梅特涅
这封信是从巴黎寄出的，日期写的是1814年4月11日。
尽管冯·梅特涅先生看似是想要获得拿破仑皇帝的同意，同意他们选择朗布依埃宫作为皇后和她的父亲会面的场所。他们敦促皇后出发的时候，是如此急迫，以至于皇后离开奥尔良的时候，冯·梅特涅先生给维琴察公爵的信件才刚刚被交到皇帝手里。而且，就算拿破仑不同意这个选择，等他的否决递到，黄花菜都凉了。奥地利政府这一明显的安排，就是赤裸裸的嘲弄：他们专门这样安排事务，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承诺都没有意义。
在收到我上文引用的这封信之前，我还收到了另一封信，是同一天早上4点寄出的。这封信我们之后会看到。
说到这里，我必须要提一点：我拒绝相信人们所说的，拿破仑对这些背信弃义的敌人展现出的信任。他们正打算将他和他的妻儿分开呢。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放下对他的恶意？[10]……无论如何，当皇帝处在权势顶峰时，要仁慈多了，也没想过将拆散夫妻，或是父子，下面这个轶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1806年，或是1807年的时候，我见到一个年轻人抵达了圣克劳。他是一个看上去就很优雅的人，面容很是有趣且高贵。他身穿骑兵军装，上身还套着淡黄色的盘花纽短上衣。来者是符腾堡王储，他是来感谢皇帝对他的亲切仁慈，以及皇帝对他的帮助的。此前，这位年轻的王子，迫于他父亲暴君般的统治，逃离了自己的宫廷，来巴黎避难。他经常往阿贝尔先生的住所跑，那里是汉萨诸城驻巴黎的大使馆。这位大使先生迷人的女儿给年轻的王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有了娶她的打算。对方对他也有好感，再加上符腾堡国王给他带去的沉重打击，都让他下定了决心。拿破仑在听说了符腾堡王子在巴黎的情况后，邀请后者来见他。他热情地接待了符腾堡王子，像父亲那样给了他许多建议，甚至还从自己的金库里拨出了款项，以应这位王子的不时之需。同时，皇帝还给符腾堡国王写了一封信，希望可以让后者对儿子的态度更温柔一些。他成功地让这位国王和儿子达成了和解，并重新接纳了儿子。王储就此受到了皇帝的保护，这些托皇帝的福才得以升等的王公天然地就受到皇帝权势的影响。王储回到了斯图加特，国王也同意不计前嫌。他此后一直和父亲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直到1816年继承父亲的位置。
接下来言归正传，我要引用另外一封信：
1814年4月12日早上4点，枫丹白露
带着您昨天关于卡多雷公爵的任务的那封信的信使刚刚抵达。我马上就将皇帝口授的回复寄回给您了。
看起来奥地利皇帝已经抵达了巴黎。那里的人民对于他对待皇后的方式都很愤怒，他们不会给他好脸色看的。他接下来会提议在朗布依埃见自己的女儿。这样一来，皇后就必须要旅行25里的距离。最终要怎么做还是她的决定。但是，在经历了这样严苛的遭遇之后，皇帝不觉得她会通过这次会晤得到什么东西。如果奥地利皇帝真的想要见她的话，她可以告诉他，让他到距离奥尔良8里或者10里的地方来：她身体不好，就算这么点距离也不见得能承受得了。而且，科兰古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我们判定他要白天才能抵达，到时候皇帝会再写信的。您现在已经知道了，帕尔马被交给了皇后。
皇帝还是觉得，让皇后和他一起缓慢踏上旅程是最好的安排。她可以在帕尔马或是皮亚琴察停留，也可以停留在意大利的某个矿泉水水源地。皇帝觉得，现时对皇后的健康最有帮助的，就是和皇帝待在一起，并认为科尔维萨也同意这个观点。（科尔维萨医生执意要求皇后饮用萨伏伊艾克斯地区的泉水。他坚称，其他地方的泉水，不光对皇后的健康无益，而且还有害。）
这些信件，以及当天晚上10点寄出的信件，都在奥尔良被交到了我的手上，信件里带着4月11日签署的条约的副本。我赶忙将条约内容告诉了皇后，同时，将其中涉及帝国家族成员的条款转寄给了约瑟夫国王。约瑟夫国王旋即就出发前往瑞士了。母亲夫人（皇帝的母亲）、路易国王以及费沙红衣主教在前一天离开了奥尔良，前往意大利。朱莉王后，约瑟夫的妻子带着她的孩子们返回了巴黎。这些公主和王子在出发的前一天，都来和皇后行了告别礼。
玛丽·路易莎是在晚上8点钟离开的奥尔良，于第二天中午抵达了朗布依埃，她那时候已经筋疲力尽了。在昂热维尔的时候，她遭遇了俄国的军队。正是在那里，一直护送皇后的帝国卫队被解散了。卫兵们之后去了枫丹白露，到了皇帝的身边。陪同在皇后身边的舒瓦洛夫将军，指派了25名哥萨克骑兵，一路护送我们去了朗布依埃。在宫殿的入口和内部担任保卫工作的都是俄军的士兵。
皇后是从庭院进入宫中，即使是这样，她还是看见了外国的军服。在各个门口，都有俄军的哨兵站岗。一抵达朗布依埃，皇后就后悔那么紧赶慢赶地离开奥尔良了：她得知奥地利皇帝14日才抵达巴黎，他最早能抵达朗布依埃的日期，也要到16日了。联军们肯定是知道康布罗纳将军正带着两个帝国卫队营赶来的消息。他在皇后出发之后的那天抵达了奥尔良。
皇后在朗布依埃逗留了2天，被俄军看守着，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到来。他在16日抵达了朗布依埃，还带着梅特涅亲王。当天的整个早上，她都处于焦虑之中。未来在她眼中，染上了最阴郁的色彩。听到皇帝抵达的消息之后，她亲自来到宫门口迎接了他，身后跟着她的儿子，由孟德斯鸠夫人领着，还有随行人员中的一些军官和女士。看到自己的父亲，皇后很感动，她把自己的儿子抱起来，投到了她父亲的怀抱中，王子那时正在哭泣。然后她用最痛苦的语气，对着自己的父亲用德语说了一些什么。皇帝拥抱了自己的孙子，但是小王子看起来对这一亲昵举动很不感兴趣：他盯着外祖父又长又严肃的脸，显然受到了惊吓。当人们带他去见他的外祖父时，他是这么说的：“我就要见到奥地利皇帝啦！”等他返回自己的套房之后，他说：“我刚刚见过了奥地利皇帝，他长得可不好看。”对于他软弱的外祖父给他带来的伤害，这位早熟的、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孩子，用一种温柔的方式，用这句俏皮话，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他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事实：这个重要的人物，光是名字就可以造成人们的骚动，正是造成他母亲的痛苦和眼泪，以及造成他自己在离开杜伊勒里宫之后身边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始作俑者之一。他那时常说，布吕歇尔是他最大的敌人；还说路易十八抢占了他爸爸的位置，并且把他的玩具都抢走了；他还说，路易十八总有一天会把他爸爸和他的玩具都还给他的。孟德斯鸠夫人的审慎，让这个孩子的心中没有产生任何仇恨的情感。但是，即便那些他在玩耍中偶然听到的词语，也在他年轻的脑袋里扎下了根，纵使他根本不理解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皇后急切地想要单独和她的父亲待在一起，因此，她都没来得及把自己身边的人都介绍给他，就拉着弗朗茨皇帝进了她的套房——出于他们共同情感的流露，父女俩多次拥抱了对方，眼中都带着泪花的。然后他们派人找来了小王子。皇帝对于夸奖小王子，是乐此不疲，还说，流淌在他血管中的确实是自己家族的血液。他告诉自己的女儿，他会把孙子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会像父亲一样对他。他还告诉她，无论他们在巴黎做了什么，都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因为命运决定了他那时被法军阻挡在了第戎附近的尚索，失去了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联系。针对这点，人们还是要夸奖奥地利君主和他的大臣们的，他们还是知道基本的礼仪的：这对母子被废黜的时候，他们至少没有在现场表示同意。
从这一天开始，奥地利就成了皇后和她儿子的监护人。两个奥地利步兵营，还有两个奥地利骑兵中队取代了俄国守卫。奥地利近卫步兵取代了俄罗斯哨兵的位置，在皇宫的大门处，还安排了两名骑兵。
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
自从我在4月8日收到了那封骇人的信，让我对拿破仑的人身安全感到非常焦虑之后，这股可怕的感觉逐渐从我脑海中消失了。就像大家看到的，我从枫丹白露宫收到了好几封信件，它们都向我展示了，皇帝正在以他一贯清晰的头脑处理着各种事务。此后，大司马维琴察公爵和孟德斯鸠上校分别来到朗布依埃，向我通报了那个消息。到那时为止，我都怀疑并害怕这个消息会成真。我觉得，玛丽·路易莎应该一直以来都不知道皇帝曾经尝试过轻生。反正她是没跟我提起过。
在4月11日的晚上，一贯坚强的拿破仑，屈服于丧气的情绪，尝试完成那个罪恶的计划。我坚信，这个想法从8日开始就一直在他的脑子里。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他尝试抓住的各种幻想也都破灭了；他费尽心思，克服艰难险阻建起的大厦轰然倒塌，这些都在他的心中升起了最尖锐的痛苦。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的敌人们对他的仇恨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他还活着，这就是他儿子面前难以跨越的一道坎。面对这个将他击垮的暴击，他屈服了。
不过，尽管他想要这么做，但上帝还暂时不会允许他牺牲自己的性命。上天为他准备了其他的试炼，最终将让他迎来一个光荣的结局：一个落入逆境的伟人，以超人的尊严和冷静，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下面是我们对这次痛苦的自杀尝试所掌握的确切信息。我之前已经提过了，在从莫斯科撤退的路上，1812年11月18日，军队在杜布罗夫诺过夜之后，第二天早上发生了假警报，人们以为哥萨克骑兵发动攻击了。当时，我补充说，为了避免落入敌手，拿破仑朝他的常任医生伊万要来了一小袋毒药，这样他就可以以死亡来避免在被俘之后遭到羞辱。当时，皇帝很幸运地不需要使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返回巴黎之后，他把那个装着毒药的黑色塔夫绸小袋子从脖子上摘了下来，放进了旅行袋的小盒子里。毒药就在那里一直放到了1814年。当抑郁情绪突然袭击他时，他记起了那个小袋子。有一天，在咨询了伊万各种终结生命的方法之后，他在医生面前拿出那个小袋子，打开了它。这可把伊万吓坏了，他赶忙把里面的部分药水倒进了火堆。第二天，皇帝好像再次陷入了阴沉的想法之中，绝望控制了他。拿破仑没有招呼任何人，就独自起身，把剩下的毒药装进了一个高脚杯里，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这个致命毒药剩下的部分，要么是量太小，要么是被过度稀释，反正不足以致死了。1814年4月11日大概晚上11点的时候，枫丹白露宫中的寂静被一阵呻吟声，以及人们的脚步声打破了。巴萨诺公爵和维琴察公爵，还有贝尔特朗将军冲到了皇帝的身旁，他们还派人找来了伊万。拿破仑躺在卧室的沙发上，他的头枕在手上。他对伊万医生说了下面这番话：“我是不会死的，你知道我喝的是什么。”伊万这下又震惊又焦急，他磕磕绊绊地说自己不知道陛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说他什么都没有给陛下。最终他彻底丧失了理智，冲出了房间，陷进了隔壁房间的一个扶手椅里。他那时简直是歇斯底里了。
拿破仑那天晚上过得很平静。第二天，伊万医生、德·蒂雷讷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参加皇帝的晨会时，发现他已经从前一晚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了。他非常冷静，非常伤心，并且谴责了他现在不幸的处境，他就要离开法国了。至于伊万医生，昨晚发生的事情还深深地困扰着他，他也无法忘却那个场景给他带来的恐惧感，他决定离开宫廷。在结束晨会之后，他冲到庭院中，找到门边拴着的一匹马，骑上就走了。
奥地利皇帝在朗布依埃过了一夜，在翌日早上9点启程返回了巴黎。离开之前，他向玛丽·路易莎皇后行了告别礼。在会晤中发生了什么？梅特涅先生为什么要陪同他的君主前来？玛丽·路易莎获知了什么消息？他们给她灌输了什么机密的理由，让她去维也纳，而不是厄尔巴岛等待前往意大利的时机？他们难道是当着她的面揭示了他们将这对夫妇分开的决心？这些是我的问题，至于它们的答案，我可以推测，但是想要获得确切的解答，怕是很困难了。奥地利皇帝说过，想要让皇后去维也纳待几天。皇后对她父亲的尊敬，毋庸置疑地影响了她。还有一个因素是她想要早一点前往许诺给自己的领土，到了那里，她就彻底自由了。她觉得，到了那时候，她就可以自由地在新居所和厄尔巴岛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了。无论如何，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给皇后带来的情感波动，极大地伤害了她的健康，并使她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重新见到父亲的喜悦，并没有减轻这个悲伤处境为她带来的痛苦。她常常会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把手肘放在膝盖上，双手掩面，沉浸在痛苦的思绪中，大声地哭泣。
第二天，奥地利宫廷的首席掌马官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就来到了朗布依埃，此行的目的是要确定去往维也纳的这趟旅程的种种细节。俄国将军舒瓦洛夫离开了朗布依埃，前往枫丹白露。他已经获命要陪同皇帝前往厄尔巴岛。奥地利将军沃洛莱克取代了他的位置。维琴察公爵、弗拉奥伯爵、还有包括德·吕赛和德·普莱桑斯夫人在内的几位女士都来向皇后行了告别礼。
19日，沙皇来到朗布依埃，还和皇后共进了晚餐。看起来，是奥地利皇帝逼迫她一定要见沙皇一面的，至少皇后是这么抱怨的。没有什么能比在这个时候接待亚历山大沙皇更让她痛苦的了：她才刚刚拼尽全力擦干了眼泪，重新振作。沙皇来过之后，过了2天，普鲁士国王也来了。这些君王都无法忽略这个事实：玛丽·路易莎深知推翻帝国这件事情，他们都有参与。他们毁掉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和儿子，现在看到她屈辱的样子，他们一定会获得一种怪异的满足感吧。据说，这些拜访的目的是要掩盖这位受害者的真实情感，从而让人们相信，她当时和皇帝站在同一战线上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她现在已经抛弃了皇帝，站到了敌人的那边。真是个可鄙的计划。就算这不是普鲁士国王和沙皇前来拜访的目的，那么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在这样的形势下来拜访玛丽·路易莎，让很多人相信了我前面所说的那种论调。尤其是沙皇，他这样的行为和之前人们传说的宽宏大量，深知礼节，可是大相径庭。
这位君主热情地表示无论是什么，他都可以为皇后效劳，并请求她有什么需要，不要去找别人，就去找他。他提出想见见罗马王，但是她根本不打算让他见。沙皇是独自去见年轻的王子的，并看到了孟德斯鸠夫人陪同下的罗马王。他见到这个场景，只是说了一些冷淡的漂亮话。普鲁士国王在22日的下午抵达了朗布依埃，他只在那里逗留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同样也提出想见罗马王。这些拜访让这个引人注目的孩子非常困扰。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是他看得很清楚：这些人来见他根本就不是出于对他的关心，他只不过是这些人轻率的好奇心的目标而已。
关于这些拜访，我收到了一封枫丹白露寄来的信。信上的时间是4月18日早上5点钟。下面是信中内容的一些摘录：
皇帝无法想象奥地利皇帝会看不出在这个时候将普鲁士国王和沙皇带去朗布依埃是多么不得体的行为，皇后还病着呢。
皇后必须尝试到水边去一趟，毕竟到了这个季节。
听到您会陪伴在皇后身边的消息，皇帝很高兴。陛下希望您一有机会就可以将她的消息告诉他。
我将这封信交给了皇后。她和皇帝一样不认同这些外国君主的造访，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她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些拜访了。
4月20日中午，拿破仑离开枫丹白露，启程前往厄尔巴岛。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是俄国将军舒瓦洛夫、奥地利将军科勒、普鲁士军官特鲁克泽斯-瓦尔德堡伯爵，还有英国上校坎贝尔。离别的场景非常动人，让人印象深刻：他对自己的鹰徽和旧卫队中勇敢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行了告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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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宫廷（Cour-de-France）的说法来源于中世纪的法国王宫（la Cour du Roi de France）。不同时期对应的宫殿不同。——编者注
[2] 指内伊元帅。
[3] 古希腊神话中的早期海神，传说会经常变换外形，使人无法捉住他。
[4] 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二世，是我们此前见过多次的弗朗茨的父亲，于1792年逝世。
[5] 即圣灵勋章。这个勋章的绶带是蓝色的。
[6] 一直到果月18日的事情败露之后，他才把这个发现报告给督政府。——作者注
[7] 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首脑如此慷慨地奖励过军功。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1809年的战争时，皇帝命令财政大臣给了所有元帅以及即将迎战的主要军团的指挥官们数额不等的一笔钱。这笔资金是为了让他们在巴黎置业的。除此之外，皇帝还多次慷慨地大肆封赏过手下，尤其是1806年的战役过后。他总共赏赐了1100万到1200万，赏赐的对象包括他的副官们，三十几名将军，几名文官，以及波兰将军扎杨思切克和达布罗夫斯基。这些元帅和副官的感觉是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其中的一人甚至拒绝为获得的百万奖赏提供收据，仿佛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当时负责的大臣不得不找来那个人的一个近亲，使其介入此事才拿到了收据。——作者注
[8] 红衣女性也就是皇后的通告女官。皇帝之所以这么称呼她们是因为她们都身穿苋红的裙子。皇帝把皇后的侍女们都称坐白衣女性，因为她们一般都身穿白衣。——作者注
[9] 1814年4月11日由各联军君主和拿破仑皇帝达成的协议。
[10] 敌人对他的恶意再明显不过了。奥地利皇帝当时给在沃苏勒的阿图瓦伯爵送去了一顶带着白帽徽的帽子。我们可能也知道，弗朗茨皇帝在波西米亚得知法军在西班牙的维多利亚战役遭受的厄运时，给出的冷血而残酷的讽刺：“看起来，我的女婿不光怕冷，还怕热嘛！”——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