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反法国同盟的和谈
再次见到妻子和儿子的喜悦，稍稍抚慰了拿破仑的内心。同时，这也让他可以短暂地逃离那些繁忙的军务。他的所有时间都被用在安排保卫国土的事宜上了。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皇帝都在主持政府会议。我们采取了各种非常的手段来征召士兵，铸造火炮，制造武器装备，等等。过去10年中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里积攒的财富，现在都被用来应付非常的开支了。这笔财富是每年从皇室拨款中节省1400万法郎的结果。即便如此地节省，法国的宫廷也是整个欧洲最华丽的。这就是没有弊政、管理良好的体现。
在返回巴黎后，皇帝听到了他留在德累斯顿的圣西尔元帅的部队投降的消息。根据投降时设立的条件，这些部队本来将会返回法国。同时他们必须保证在一定的时间里不与反法同盟作战。总指挥官施瓦岑贝格拒绝批准这一条款，他向圣西尔元帅提出了一个荒谬的提议：让法军返回此前驻守的德累斯顿，等法军休整好之后，可以再打一仗。因此，元帅和他的部队也就一直都是战俘。奥军统帅这种违背誓言的可鄙例子，马上就被反法同盟的君主们学去了，这次他们欺负的是在但泽的守军。反法同盟拒绝批准投降协议，这份投降协议本来会准许拉普将军和法国守军返回法国。于是，我们可敬的士兵们成了敌人诡计的受害者，被关押在基辅的监狱之中。反法同盟在维滕堡和托尔高的守军投降时也出尔反尔，违背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协议。我军在德意志守卫的其他堡垒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了敌人手中。我们留在德意志的那些守军本来是足以组织一支大军团的！
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也好不到哪去。西班牙人将他们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威灵顿勋爵。他们已不再是为自由而战了。他们在威胁着法国的领土。皇帝决定和费尔南多签署协议。费尔南多那时还被关在瓦朗赛。协议是在1813年12月11日签署的。这个协议给西班牙人送去了一个一心想要向法国复仇的主人。通过这份协议，拿破仑承认费尔南多为西班牙及印度国王[1]，并同意将法军撤出西班牙领土。国王则承诺让英军也撤出西班牙。两边将交换所有的战俘。在其他的条款中，国王还给了自己的父亲卡洛斯四世以及王后一份3000万里亚尔（750万法郎）的年金。我在这里还有一件不能省略的事情，因为这是费尔南多的特点之一：尽管他根本就不打算履行条约的内容，他还是再次提出要和皇帝的一名侄女达成婚约，他看中的是约瑟夫国王的其中一个女儿。
絮歇元帅受命去迎接了从西班牙归来的约瑟夫国王和他的家人。约瑟夫国王在东部省份成功地撑了很长一段时间。获知我们在维多利亚战败的消息时，这位元帅正在瓦朗赛。他接到了前往边境，同时不要忽视沿途防御的命令。他很好地保障了对沿途主要堡垒的保卫工作，各地守军加起来有2万人。法军的撤退是从7月5日开始的，絮歇元帅当时已经因为卓越的功绩被封为阿尔布费拉公爵。在集合了阿拉贡地区的军队之后，他将自己的营地设在了巴塞罗那近郊。他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境内的堡垒移交给了费尔南多。后者亲手写下了协议，允许还留在堡垒中的法军士兵尽快回国。他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费尔南多的背信弃义，以及对瓦朗赛条约的拒绝执行，使得絮歇元帅只能重新跨过比利牛斯山。
约瑟夫国王虽然被我们重新带回了他的首都，但他无法维持在那里的地位，因此他被迫开始思考离开马德里的问题。在1.2万法军获得返回法国的命令之后，半岛上的法军力量再次被削弱了。此后，通过第29号公报发表的我军在俄罗斯的一系列灾难，促使人们加快了从马德里的撤离，这一次我们要永久离开马德里了。约瑟夫来到了巴利亚多利德和布尔戈斯。他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率领一支3万人的部队，组织了防御，并护送辎重队伍和2000多个愿意追随拿破仑兄长的西班牙家族的行李。地方将领的行动迫使约瑟夫国王退守维多利亚。一部分的车队被引导去了托洛萨。6月21日，约瑟夫国王的部队在维多利亚遭到了3倍于自身数量的敌军的左右夹击，被彻底击溃了。克洛泽尔将军的部队没能及时援助他。这灾难性的一天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但其实我们的人员损失并不太多，我们主要是害怕道路的阻塞会影响法军的行动：我们总共损失了大概5000人，包括死亡、受伤以及被俘的人数。敌人的损失和我们差不多，但我们的物资都落入了敌人手中。法军在潘普洛纳的一个堡垒里留下了4000人，剩下的人都后撤到了巴约讷。在这段奇异的、与他温柔的举止和性格大相径庭的生活结束之后，约瑟夫放弃了他的空头国王头衔，回到祖国休息去了。又或者说，此后，他就被人们遗忘了。
当务之急，是要给西班牙的残军派去一个领导，整合这一盘散沙，并遏制敌人前进的步伐。皇帝将苏尔特元帅任命为总指挥，令其全速赶往西班牙。英西联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苏尔特元帅在寸土必争的原则下，边打边撤，退守到了巴约讷。一路胜利的敌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图卢兹会战打得非常激烈，两军都遭受了巨大损失。战局就此陷入僵持，这也是这出大戏的最终一幕。
关键的西班牙远征，就这样结束了。和令人难忘的俄国远征一样，世界上最勇敢的士兵，在出身名校的将军的指挥下，在古往今来最出色的领袖的指引下，在不朽的斗争中，结束了一段20年的光辉历程。这些斗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老兵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从埃及到欧陆的各国首都，他们一路高奏凯歌。从北方的冰原到堆满赫丘力之柱的地方，他们沿途播撒了文明的种子，播撒了慷慨而致用的想法。总有一天，它们会结果的。他们展现出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军事美德会成为后世的楷模。
除了吕西安之外，皇帝的所有兄弟们都被召集到了巴黎。吕西安留在了罗马，他一直到1815年才回到拿破仑身边。当英西联军跨过比利牛斯山后，约瑟夫国王回到了祖国。他一开始离开祖国也不过是服从自己强大的弟弟的意愿和安排而已。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因为德意志地区的叛变和敌军的逼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王国，和凯瑟琳王后一起来到法国避难。敌军对瑞士领土的入侵，使得前荷兰国王路易无法继续待在那里了。他在1814年1月1日抵达了巴黎，皇帝冷淡地接待了他。但是他在法国获得了支持和庇护。他依旧急切地想要重获自己的王位，因此在1813年3月向皇帝提出了申请；在9月底的时候，他又去求助阿姆斯特丹的官员；但是荷兰那时候已经在静待反法同盟定下规则了。拿骚家族的复辟彻底掐灭了路易国王所有的希望。他决定忘掉这一切，并且打算就此退隐。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很差，四肢几乎都是瘫痪的，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控制这种疾病的发展。路易国王来到巴黎时，心中的愿望是可以前往他在圣洛的庄园生活。但他后来跟着皇后一起离开巴黎前往了布卢瓦。当波旁家族返回巴黎后，他离开皇后和她的儿子，前往瑞士，之后又经由那里前往罗马。约瑟夫国王同样也去瑞士避难了。他一直安静地生活在那里，直到皇帝从厄尔巴岛上归来。威斯特伐利亚国王跟随他的王后一起，回到了他的岳父符腾堡国王那里。后者完全把他当作流亡者对待。在1815年3月的事件将他召回巴黎前，他在的里雅斯特，正准备前往罗马。
当时，宗教事务的状况以及教皇不在罗马这件事情刺激了一部分人。不久之后，随着教皇重新回到罗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针对此事的磋商，是在枫丹白露宫举行的。我们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布里尼奥勒伯爵夫人，她是皇后身边的女官，也是日后复辟政权下萨丁王国驻巴黎大使的母亲。她是皇帝在外交谈判中唯一任命过的女性。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点，皇帝之所以选择了她，既考虑到了她的个人品质，也考虑到了这位女士和孔萨尔维红衣主教之间的友谊以及她和罗马之间的关系：她的一个儿子就在那里担任高级教士。
简而言之，所有可以减少我们的灾祸，或者增加我们资源的手段，都被尝试过了。同时，反法同盟沉醉在了他们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之中。他们利用了拿破仑的自负和不幸。拿破仑的痛苦在他们那里成了开玩笑的谈资。他们筑起的温床里滋生了雅各宾派，滋生了民族偏见，滋生了盲目的狂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点燃德意志人民的激情，让他们起来反对这个男人，这个熄灭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仇恨和愤怒的男人。他们盲目地要摧毁这个君主。但是，正是这个君主保护了这些国家的王室不受革命宣传的影响。正是这个君主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和欧洲各国政府类似的政治制度，打消了欧洲大小王公的疑虑。拿破仑本可以在国内再次大规模征兵，如果各个主要国家机关出于爱国的情感和皇帝拧成一股绳，批准了这一号召的话，法国可能还是有救的！但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阴谋家；用恶毒的想法来玷污自己的荣耀；用非法且让人不安的手段复活那个自己摧毁的派系以及无政府状态，甚至开启一场内战，这都是拿破仑不愿意做的。因为看到了这些危险性，他牺牲了自己的皇冠，牺牲了他儿子的未来，牺牲了他家族的未来。他不希望让子孙后代认为他只是一个庸俗的野心家。另一边，法国人民拒绝了理想主义者对拿破仑的那些粗鄙指控，法国人民拒绝认定他是公众自由的敌人，法国人民给了拿破仑应得的历史评价。
德·圣艾尼昂先生从法兰克福传来了虚假的和平信息，敌人装出了一副缓和的面孔。这位先生此前是我国驻魏玛大使，因此被扣押在了那里。正当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的大使在和德·圣艾尼昂先生的通信中显得想要开启谈判时，敌方将军们正在制定入侵法国的计划。反法同盟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对他们也有好处：这样可以进一步迷惑法国人民，孤立拿破仑。因为他们可以指着拿破仑表示，这个男人的野心是和平的唯一障碍。但是，皇帝却命令德·圣艾尼昂先生同意了下面这些条件：法国的领土将被限制在其自然边界（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为界）之内；西班牙的旧王室将被重新建立；意大利、德意志以及荷兰都将重获独立。拿破仑提议，以此为基础，各方在曼海姆举行和会，进行和谈。奥地利大使回复说，两位皇帝以及普鲁士国王都很高兴他同意了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已经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反法同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他们也认可选择曼海姆为和谈地点。而正当反法同盟让奥地利大使去欺骗拿破仑，让后者认为还有议和的希望时（他们其实根本不想议和），他们在12月1日发表了《法兰克福宣言》。在宣言中，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是在和法国作战，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皇帝，还有皇帝在帝国的边界之外享有的霸权。他们对法国展现出了最大程度的善意：他们希望法国可以继续保持“伟大、强壮、幸福”，这些保证的真心程度，和他们那些和谈的提议差不多。当我们的敌人下定决心，跨越我国的边界之后（他们还是犹豫了一会的），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尽管冯·梅特涅先生之前满口答应，但是等在哨所外的维琴察公爵最终都没能进入和谈的会场。一直没有断绝的敌意，在此后也被推上了新的高峰。
在返回法国后，维琴察公爵被任命为对外事务大臣，接替了巴萨诺公爵。人们认为后者是被我们牺牲了，这都是主和派的阴谋。这是不对的。我们选择维琴察公爵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这位大臣在圣彼得堡担任大使时和亚历山大沙皇之间的交情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这也使他成了可以让事情愉快收场的最佳人选。
德·巴萨诺先生回到了国务卿的岗位上，达吕伯爵则去了陆军部：拉屈埃·德·瑟萨克先生退休之后，陆军大臣的位置就空悬了。皇帝任命达吕先生作为这位诚实且严格的管理者的继承者，是因为达吕先生身上不光有着同样的品质，还更适应这个巨型部门庞杂繁复的事务。
马萨公爵（雷涅）当时健康状况欠佳，亟须休息。因此，他把司法部永久地交给了莫莱伯爵，后者从6月开始就一直在代理他的职务。在地方法官的圈子里，莫莱早就大名鼎鼎，再加上他对于复杂工作的熟悉程度（他在25岁时出版的一本极有价值的书可以证明这一点），引起了皇帝的注意。这位《伦理政治评论》的年轻作者在1806年创立助理办案员制度时，就是第一批成员。此后他迅速地提拔成了省长、国务参事以及路桥部门总监。拿破仑很欣赏莫莱先生，对他总是非常亲切。后者也以绝对的忠诚报答了皇帝。从厄尔巴岛上返回后，拿破仑先后想要让莫莱先生担任对外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不过这位前大法官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受制于此前对复辟王室许下的诺言，无能为力。尽管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觉得莫莱先生在那样危机的关头拒绝为皇帝效劳是值得惋惜的。但是，他的这种顾虑绝对值得我们称赞，而不是批评。谁都不能否认，莫莱伯爵有一颗忠诚的心，和一颗过人的头脑。在朝时，他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出众的能力。他可贵的品行为他赢得了大家的敬仰和尊重。
皇帝在1813年12月19日主持了立法院开幕典礼。他对国民代表们的发言既高贵又感人。代表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他们的回复。立法院的回复，不只会对舆论产生影响，对于反法同盟的意图也会有影响。出于对议会中大部分成员爱国热情的信任，他希望这个委员会由独立人士组成。事实上，委员会中包括许多从未担任过公职的人，这些人醉心于文学与法律的研究。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与为国家效力相比，还是宣扬自己的遗世独立更为重要。他们甚至还支持某些保王党的思想。这个委员会是由下面这些代表组成的：莱内先生，他是波尔多的一名律师；雷努阿尔先生，他是悲剧《圣殿骑士团团员们》的作者；加卢瓦先生，他是一名前保民院议员。弗洛热尔格先生，他是图卢兹的一名律师；还有迈内·德·比朗先生，他此前是旧法国王室卫队的成员。他受到大家的敬重，但他并不了解当时法国和皇帝面对的危急形势。讲稿是加卢瓦先生写成的。拿破仑曾经指控莱内先生与英国人私下串通，意图让波旁王室复辟。我知道，皇帝一直对莱内先生抱有戒心。面对这个指控，莱内先生还下场为自己进行了辩解。雷努阿尔先生则是因为暴力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有部题为《布洛瓦诸等级》的悲剧，1810年的时候在圣克劳的剧院举行过演出。他的悲剧《圣殿骑士团团员们》也是一样，它们都受到了皇帝辛辣的点评。这位诗人的自尊受到了伤害。难道我们不能认为，这时的雷努阿尔先生回想起了此前拿破仑批评他戏剧的事情，影响了他的决断吗？
这份回复，虽然认可了我们需要奋力自卫才能取得和平，但它并没有号召整个国家都紧密地团结在领袖的身边，反而抱怨了政府对人民的压迫，要求设立对抗专权的保护措施，并且要求通过促进自由以及自由施行政治权利的法律。这些抗议和抱怨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当时提出真的不合时宜。同时，这也成了对拿破仑的起诉书。但是，当时只有这个男人有能力挽救我们的国家。正当我们需要号召整个民族起来抵抗外敌入侵时，他们在整个欧洲和整个民族面前败坏了他的名声。当年的希腊人也是这样的：穆罕默德二世都已经开始冲撞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了，希腊人还在就宗教问题争吵不休[2]！
立法院以极大多数通过了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一被送到皇帝那里，他就召开了枢密院会议，会上通过了解散立法院的激进政策。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手段，立法院就这样被强制解散了，因为立法院非但没有成为我们的力量，反而成了阴谋分子掌控的俱乐部。当天晚上我和皇帝见面的时候，他正因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焦虑：就在他迫切需要帮助时，这些反对者却趁着他落难的机会起来击垮了他。他问我皇后是如何看待这些权力斗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举措的。这些事情对于皇后来说都是新鲜事。我要在这里提一下，虽然我当时不在皇帝身边工作了，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可以私下里和皇帝见面，尽管他很努力地在控制自己焦虑的情绪，在我看来他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不过，在公开场合，他的神情总是冷静而使人放心的。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曾表示自己已经厌倦战争了，并且已经不能继续长时间地骑马训练了。他依旧会开我的玩笑：说当我在享受滋润的生活时，他却还在痛苦地拉着犁（这是他的原话）。他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再幸福快乐了。每个人看到他时都忍不住会感到悲伤，看到拿破仑如此不幸福，我对他的尊敬又增加了。
敌军进入法国领土
敌人在1813年的最后一天跨过了莱茵河。此前，反法同盟的军队犹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荣誉的光芒依旧笼罩在我们的边界上；同时，同盟内部列强政治利益的分歧也造成了在是否入侵法国这个问题上的分裂。法国国内各个密谋者的怂恿和煽动并没有让他们做出决定，他们还是很犹豫。最终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份经由瑞士传递给他们的提议。伯尔尼的寡头团体在《调解法案》出台之前就曾请求过奥地利来干涉瑞士的内政。现在，他们又旧事重提了。森夫特·冯·皮尔萨赫男爵是一名萨克森军中的叛徒，在他的怂恿之下，伯尔尼的这个寡头团体向业已成为联军统帅的施瓦岑贝格亲王提议，联军可以取道瑞士的山谷。瑞士此举实在是丝毫不注意自己的独立地位，还忘记了她从《调解法案》中获得的诸多好处。她就这样违背了自己中立的原则，而且瑞士的议事会此前刚刚重申过瑞士的中立有不可侵犯性。她就这样向联军打开了自己的边界。这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跨过我们的边境了，因为法国此前对于瑞士太有信心，根本没有防御那段边界。
立法院休会之后的第5天，即1814年1月4日，皇帝把维琴察公爵派去了联军的大本营。皇帝给维琴察公爵的指示后来被公开了，展现了拿破仑求和的愿望。在这些指示中，他表示，如果命运女神背叛了他，那他对皇位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他宁愿退位，也不会答应侮辱性的条件。维琴察公爵在吕內维勒被羁押了15天之后，终于获得了前往沙蒂永的邀请。卡斯尔雷勋爵刚刚抵达那里。当敌人假装在沙蒂永和我们举行和会时，他们的军队正在法兰西的领土上继续行进。玛丽·路易莎皇后一直频繁地和她的父亲通信。她一直在从父亲那里获得利益的保证，后者多次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牺牲自己女儿和外孙的利益。但是，这可不是反法同盟的意向。普遍来讲，这些君主在个人情感上对于皇帝都没有任何敌意，他们只不过是被英国以及欧洲的贵族们带头影响，甚至主宰了。英国和这些贵族对各国的政府和军队领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民主制虽然是暴力的，但你开始是可以和她达成共识的；贵族制则正好相反，她冷漠，难以驯服，并且永远不会妥协，不会和解。
在6周的时间里，依靠自己的决心、能量、超人般的活动运作能力，拿破仑已经创造了他所能创造的最大资源，他现在必须马上赶到军队中去。1月23日，也就是他出发的2天前，皇帝在杜伊勒里宫中将所有的皇室卫队军官们都召集了起来。他将皇后和罗马王带到他们面前，接着说道：“我马上要出发迎敌了。在此，我将我最亲爱的人托付给你们：我的妻子皇后和我的儿子罗马王。”在以新的准许状认可了皇后的摄政地位后，他于24日启程。离开之前，他拥抱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也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离开这座宫殿时，拿破仑既焦心劳思又充满希望。不过，就在离开杜伊勒里宫之前，拿破仑听到一个让他悲伤的消息：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基姆·缪拉，也就是他的妹夫，已经和奥地利和英国签署了和约，宣布自己倒向了反法同盟一边。缪拉正率领着那不勒斯军队朝着欧仁亲王指挥的法军行进。尽管欧仁和缪拉之间的战争仅限于言辞的交锋，但是，针对拿破仑这次不幸的政治和军事失算带来的致命后果，我不会再费笔墨。我对英勇而不幸的那不勒斯国王充满尊敬的回忆以及我苦涩的懊悔，都让我决定保持缄默。我知道约阿基姆国王在做出这个致命的决定之前，挣扎了许久。他最终告诉自己，现在踏出这极端的一步，他就可以保存实力，以后继续为皇帝效劳。他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在不久之后让他失去自己的宝座，以及自己的性命！
拿破仑出发前往军队后的第二天，冈巴塞雷斯向皇后摄政引见了一支国民卫队的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是卫队的主管副官蒙塞元帅。在皇帝去国的这段时间，他负责指挥国民卫队。蒙塞元帅宣读了国民卫队对皇帝讲话的回复。皇帝说了什么，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当天很晚的时候，我从皇后那里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我希望您明天可以尽早到我这里来。明天的任务是要起草一份关于国民卫队发言的回复。我现在对此毫无头绪，我希望您的建议将可以帮助我写出一份出色的演讲稿。请求您相信我对您一贯的深情。
路易莎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赶到了皇后那里。在她的注视下，我起草了下面这份对国民卫队的回复：
卫队的军官先生们，你们刚刚表达的情感，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将愉快地把你们的讲话转达给皇帝。巴黎国民卫队曾多次向皇帝证明他们的忠诚和奉献。现在，当皇帝身处如此多的焦虑情绪和事务之中时，能再次看到巴黎国民卫队对他的忠诚和奉献的证明，肯定会让他高兴的。皇帝将我和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也顺应了我的愿望。我对巴黎的好市民们有着绝对的信心。我从他们那里收获了许多情感的证明，这些证明正是我对未来期许的保证。如果人们认为我和巴黎人民之间没能早就心意相通，认为我的利益和法国的利益依旧不是不可分割的话，那么当下的形势正是加强我和他们之间的纽带的绝好机会。
玛丽·路易莎顿时感到赢得巴黎人民信任和关心的重要性，因为敌人有可能打到首都的大门前。因此她采纳了这份回复，但是她也必须将其提交给总理大臣，获得后者的批准，因为后者是执政府的首席顾问。总理大臣觉得这份回复不够高贵，还觉得这份回复有点太亲密了。他最终让皇后说的是这样的话：皇后赞同皇帝在讲话中表达的情感；与皇帝一样，她对于卫队军官们的勇气、奉献以及忠诚都有绝对的信心；同时她还会下令将卫队军官的讲话立即转交给皇帝。皇后告诉总理大臣，她害怕这份答复有点过于冷淡了。国民卫队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在这种危难时刻，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证明了此时玛丽·路易莎皇后身上的善意以及值得称道的感情。
领土遭到了入侵，皇帝以辉煌的布列讷会战开启了他那不朽的法兰西战役。但是，不久之后，在面对数量三倍于己的敌军时，他输掉了拉罗蒂埃会战。在巴黎，人们开始恐惧，害怕敌人会兵临巴黎城下。当时的形势是如此的紧迫，以至于人们一度开始讨论是否应该撤离这座伟大的城市。这个潜在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皇后摄政的政府和帝国内阁可能面临的危险，都困扰着皇帝。他从军中向兄长约瑟夫寄去了数封信件。今天，所有这些信件都已经人尽皆知了，并且在许多出版物上都能看到这些信件的身影。因此，我接下来只会摘录那些我觉得最重要的信件。2月8日，皇帝在诺让给自己的兄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1814年2月8日，于塞纳河畔诺让
我的兄长，请把这封信交到约瑟芬皇后的手中。我之前给她写了信，让她写信给欧仁。请让她把写好的信交给你，然后马上派信使送出去。
爱你的弟弟
拿破仑
约瑟夫国王在2月10日给皇帝回了信，通知后者，约瑟芬皇后给欧仁亲王的信已经由信使寄出了。同时，这封信是以加急中的加急寄出的。信的内容主要是命令欧仁亲王向日内瓦进军，并和奥热罗将军会师。如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不勒斯的事情，没有迫使皇帝撤回这个命令的话，这支部队或许可以取得重要的战果。欧仁亲王如果率领部队进入法国，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全新且富有成效的军事行动。那时候，单靠奥热罗将军软弱的指挥，是肯定不行的。但是，那不勒斯国王的叛变让意大利一下子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使得皇帝非常焦虑。于是他给约瑟夫国王写了下面这封信：
1814年2月26日，特鲁瓦
我的兄长，看起来联军还没有批准那不勒斯国王的协议。我希望您派出一名手下，全速赶到那位国王那里去。您应该给他写信，坦白地指出他这种行为是罪恶的，并且主动提议担任帮助他浪子回头的调解人。您要告诉他，这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否则他就注定会迎来毁灭，要么是毁在法国人手上，要么是毁在联军那里。我不必提醒您要对他说什么了吧。英国人根本不承认他的王位。拯救意大利，并且将总督重新派到阿迪杰河沿岸，现在还不算晚。还要写信给王后，批评她的忘恩负义，没有什么可以为她的行为辩解，甚至联军都为她感到不齿……别忘了补充说法军和那不勒斯军队之间还没有爆发战争，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要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鉴于富歇参议员也在那里，您也可以给他写信，让他和您派去的人一起处理这些问题。
（签名）拿破仑
抛开这个和若阿基姆国王有关的插曲，我要马上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讲述1814年这悲伤的一年发生的事情了。在这段痛苦的时光里，约瑟夫国王一直待在拿破仑身边，以自己的审慎和坚韧支持着拿破仑。下面的这封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封信充满了澎湃的情感和高尚的屈服。
约瑟夫寄给拿破仑的信
2月9日，早上11点，巴黎
陛下：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陆军大臣的信，我将这封信的原件寄给了陛下。您会看到，我们的步枪储备只剩下6000支了。因此，想要在巴黎保持三四千人的预备队是不可能的。陛下，天命难违，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样，我觉得保住能力范围内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光荣。将一条如此宝贵的生命暴露在如此明显的危险之中，不算什么荣耀的事情。因为有许多人都将他们的存在依附于您的身上，您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了……我写给陛下您的这些文字，完全是我自由的发言，我想到什么就写了什么。宫廷内没有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我。
您必须勇敢地服从命运的安排，无论命运将允许您为多数人带去幸福，还是迫使您犯下错误，从而只能选择死亡或者受辱。而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觉得陛下您没有什么不体面的，除非您放弃皇位，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伤及许多把一切托付给您的人。如果到了最后时刻，您可以求和，那么就要不计一切代价地求和。如果不行的话，那么您就要像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个皇帝那样迎来毁灭。这将是您的盛大落幕！如果这样的话，陛下您尽管放心，我会谨遵您的命令做任何事情，并且绝对不会做任何让您或者我自己丢脸的事情。
约瑟夫
正当军事行动还在继续时，和会在塞纳河畔的沙蒂永召开了。联军为他们在拉罗蒂埃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骄傲。2月7日，他们翻脸不认账，否认了他们自己在法兰克福提出的和谈基础。这个和谈基础将法国的领土限制在了自然边界之内，皇帝也同意了这一基础。反法同盟提出的新条件是法国要退回到1792年时的边界，她必须放弃对意大利、德意志以及瑞士的主权或保护。维琴察公爵在2月5日的时候获得了签署和约的权力。但是，拿破仑在赋予他这个权力的时候，并不知道反法同盟改主意了。维琴察公爵也觉得他不应该使用赋予自己的这个权力。他将反法同盟提出的新要求告知了皇帝。拿破仑表示他不能让法国比1800年时还小，他就是在那一年接管法国的。他还表示，自己不会以签署有辱人格的条约为代价来保住自己的皇位。他同时表示，要是人民都不支持他的话，他愿意退位。巴萨诺公爵和瓦格拉姆亲王乞求皇帝服从命运的安排。拿破仑于是同意不再过问此事，但是他拒绝口授这些羞辱自己的条件，或是用任何自己亲手签署的命令促成法国的衰落。不过，他并没有撤回给维琴察公爵的无限权力。后者带着勇气和奉献精神，完成了他在和会上那些痛苦的职责。因此，他屈服于要求法国退回1792年边界的严苛条款。不过，他也要求所有带有敌意的行为必须马上停止。但是，反法同盟的代表们满足于获得了我方的让步，他们对我国代表的回复只有一个：中止和会。他们假装要等待新的指示。他们害怕自己此前的表现还不够严苛。他们认为，法国肯定还没有落到最低点，所以他们打算让法国坠入更深的深渊。
从这样的敌人那里，拿破仑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他并没有让自己被敌人的苛求打倒。他依靠自己的天才，找回了自己很熟悉的那种运筹帷幄。结果就是，他接连赢得了尚波贝尔、蒙米赖和沃尚普三场会战，以及其他数场战斗的胜利，让反法同盟陷入了恐慌。他们的谈判代表赶忙拾起了惯用的伎俩：他们又假情假意地提出停火。下面这封信，是拿破仑就此写给约瑟夫的：
1814年2月18日，奈吉斯
我的兄长，施瓦岑贝格亲王终于展示出他还活着的迹象了。他刚刚派人送来了停火的旗帜，希望我们可以中止敌对行为。能懦弱到这样的程度也是不容易的。在但泽和德累斯顿陷落之后，他坚持用最侮辱人的词语拒绝接受我提出的停火提议，甚至连接受我送去的停火旗帜都不愿意。能做出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的人，在历史上也找不出几个。但是只要听到一声枪响，这些无赖就马上跪下来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放施瓦岑贝格亲王的侍从官进来，我只是收到了他的信件而已，我打算等有空的时候再答复。直到他们退出我们的领土之前，我都是不会和他们停战的。根据我掌握的信息，联军内部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皇几天之前打破了谈判，因为他想要对法国施加比退回原边境更苛刻的条件，他现在倒是焦急地想要重启谈判。我希望不久之后就可以基于法兰克福的基本原则达成和约，这也是我所能达成的最低限度的不会让我脸上无光的和约。在重新开始我军的行动之前，我已经向他们提议，基于法国的旧疆界签署和约，但前提是他们要马上停止所有的敌对行为。维琴察公爵在8日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们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声称仅仅签署准备协议不能成为停止敌对行为的理由。他们说，必须要等到和约的所有条款都确定了之后，才能停止敌对行为。这个不可思议的回复被公开发表出来，而就在昨天，也就是17日，他们又跑来请求我和他们签署停火协议。您可以想象，当初在那场战斗之前，我已经决定了不成功便成仁。并且，如果我失败了，我的首都就会落入敌手。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无论是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的。无论是出于我的自尊，出于对我人民的负责，还是出于我的家族声誉，我都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但是，既然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既然战场形势风云突变，战局又恢复了正常，他们无法再靠一场战斗的结果就威胁我的首都，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对我有利时，我必须要为了达成真正的和议而谈判。无论是为了帝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誉，我都要这么做。如果我之前签署了退回旧疆界的和约，那么两年之后我就会重新起兵。我也会告诉我的民众，我签署的不是和约，而是有条件的投降书。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不能再这么说了，因为运气又回到了我这一边，我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而敌人这边的处境，和当初提出《法兰克福条约》，并保证大部分士兵不会跨过我国边境时相比，已经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的骑兵已经基本都累垮了，他们的步兵也因为各种行军而疲惫不堪。总之，敌军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因此，我希望我可以达成一份和约。这份和约将会让所有理性的人满意，而我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超过法兰克福提议的要求。
（签名）拿破仑
施瓦岑贝格亲王侍从官带着求和旗来执行的这个任务，促使拿破仑直接给奥地利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拿破仑表示希望谈判可以朝着和解的方向进行，这样或许可以让各方尽快签订和约。奈吉斯和蒙特罗的胜利让拿破仑燃起了新的希望。
同时，沙蒂永的和会在2月17日又重新开幕了。同一天，皇帝撤销了他此前赋予维琴察公爵的无限权力，法军的胜利明显改变了敌人面对我们时的形势。不过，卡斯尔雷勋爵也刚刚抵达，所以他也在现场参与了和会。第一轮谈判的目标是重启协商，协商的基础是法国要退还所有她在1792年后获得的领土。这其中就包括了退还安特卫普，这是英国方面提出的底线。同时，联军还要求法国境内的一些堡垒城市也必须要交给他们。他们说，自己提出要求的基础是法国全权代表在2月9日，也就是和会中止时做出的妥协。
23日，文策尔-列支敦士登亲王从奥地利皇帝那里带回了给拿破仑的回信。列支敦士登亲王表示，联军无论是对拿破仑的皇朝，还是对拿破仑本人，都没有任何恶意。奥地利皇帝的特使还宣称，就算形势不是像今天这般，她也绝对不会做出类似的举动，她唯一期望的就是和平。事实上，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强国对持续战争的意愿是最小的。因为她恢复了对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影响力，她最主要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列支敦士登亲王再次提出了停火提议。这次，出于对和平的热切向往，拿破仑决定同意这个提议。
联军被一系列失败搞得垂头丧气，他们于是决定撤退。这场撤退险些演变成一场大灾难。因为他们在外围聚集了如此多的部队，所以撤退时的累赘和混乱也是成比例增加的。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大军，似乎遭到了骇人的恐慌情绪的袭击：他们的队列被逃兵和辎重拉得很长。就这样，这支军队开始全速朝着莱茵河后退。
拿破仑在返回特鲁瓦之后，做出了向布吕歇尔指挥的部队的后部进攻的安排。虽然施瓦岑贝格还在继续撤退，但布吕歇尔看到莫蒂埃和莫尔蒙元帅指挥的部队在人数上有劣势，受到了引诱，正在鲁莽地朝着莫城进军。
拿破仑致兄长约瑟夫的信：
1814年2月24日上午7点，特鲁瓦
我的兄长：
我已进入特鲁瓦。敌军正在向我发来无数的求和旗帜，请求我和他们停火。今天早上，各方之间可能就会谈出一份停火协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前提，就是在沙蒂永的和谈必须建立在法兰克福的基本原则上……
内政大臣就是一个胆小鬼，他对于人们的看法，就跟疯子一样：无论是他，还是警务大臣，对于法国的了解，都和我对中国的了解差不多。
N.
约瑟夫国王给皇帝的信
2月25日晚上9点，巴黎
陛下：
今天在皇后主持的会议上，我见到了各位大臣。我跟他们说了陛下您取得的胜利，以及您的期望。内政大臣正在您指出的方向上努力地工作。明天还会再召开一次会议。
德·蒙塔利韦先生非常热切地想要为陛下您效劳。
J.
皇帝欣喜地觉得，又或者是假装欣喜地觉得，重新开始的谈判将有一个好的结果。他在2月26日的傍晚6点钟，在特鲁瓦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与此同时，和会正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也证明，敌人的所有算计都失败了。卡斯尔雷勋爵还专门询问过他的个人安全是否有保障，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的使者。他肯定有安全上的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与和会有关，都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N.
联军做出停火请求的时候，皇帝迅疾的行军和出人意料的胜利都让联军心灰意冷。但是，当他们回过神来，并且俄国和英国的全权代表掌控了和会之后，他们就在吕西尼中断了和会。他们的借口是拿破仑在协商中掺杂了军事问题，而这是超出沙蒂永和会讨论范围的。这些和会总共持续的时间，不超过4天。
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指挥的西里西亚部队唯一的撤退路径，就是经由苏瓦松。法军早就占领了普鲁士将军被迫必须要走的这条道路。如果布吕歇尔那时候没有成功地在苏瓦松突围的话，被逼到埃纳河边的他，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危急了。当时，我们在苏瓦松准备了很不错的防御措施，还补充了1500名守军。不过，指挥将军的无能让敌人抓住了机会。他根本就不理解自己防御的这个堡垒有多么重要，在敌军抵达苏瓦松城下后的第二天，他就投降了。他要到的投降条件是城内的守军不会成为战俘，这样他就满足了。正是这样，布吕歇尔才得以在3月3日至4日的那个晚上成功地率领整支部队渡河，并且和敌军大部队会师。我们面前的敌军数量也因此上升到了10万人。
苏瓦松出人意料的投降彻底打乱了皇帝的计划，对战役的结局带去了致命的影响。这次胜利重新鼓舞了联军的士气。巨大的人数优势让他们安下了心来。他们很快就从垂头丧气中走了出来，变得信心爆棚。他们逃跑时的耻辱；这么多支军队在君主的领导下行军穿过一个动荡中国家带来的危险：人们随时有可能阻挡他们返回莱茵河的路，他们也没有任何储备物资和弹药了；最后再加上他们从巴黎收到的鼓舞，都让他们决定停止撤退。他们已经成功地用虚假的和谈欺骗了他们的敌人，为自己争取了时间。
因此，联军非但没有减少他们的声索，反而达成了一致：坚持他们的要求，这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看明白了，拿破仑取得的那几场胜利，依靠的只是几个英雄的英雄主义的精神，这些英雄根本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同时，这几场胜利都是惨胜，其实还削弱了拿破仑。四大强国在3月1日于肖蒙签署了一份协议，让他们的联盟更加紧密了。因此，他们决定开始共同进攻，而不是分开撤退。他们邀请了其他国家也加入进来，并且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无所不用其极：推翻皇帝。英国又提供了新的补贴。
3月2日，约瑟夫国王从皇帝那里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1814年3月2日，茹阿尔
我的兄长：
我希望您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把下面这些人召集到摄政主席那里去：各位显贵、我的大臣们还有参政院的各位议长。然后您要向他们宣读下面这些信件：联军的提议、我写给奥地利皇帝的信、施瓦岑贝格亲王寄给参谋长的信，还有就是我刚刚口授给维琴察公爵，准备提交到和会上去的照会。总之，就是所有这些可以解释当下事态的文件。卡多雷公爵将记录下每个人的发言。我不想要正式的观点，我想知道每个人真实的想法。
约瑟夫国王是这样回信的：
1814年3月4日，巴黎
陛下，按照您的要求，皇后今天召集了非常政府会议。我命令人们宣读了您寄给我的文件。会议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敌人的提议毫无道理，他们对于陛下您对全权代表下达的命令也有绝对的信心。这样陛下您就可以先在当下承受人们要求您做出的牺牲。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您是不会做出这些牺牲的。您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过，大家还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与其让首都受到威胁，我们不如退回到1792年的边界。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首都被占领，那就意味着现存秩序的彻底终结，也标志着巨大厄运的开始。想要让法国退回1792年边界的是一个团结起来的欧洲。就让这个条件成为形势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和约的基础吧。但是，敌军必须要马上撤出我国的领土。总而言之，无论和约提出了什么条件，我们都必须要迅速求和，这将为我们带来2到3年的和平。不过，无论和约是好是坏，我们都必须马上取得和平。皇帝将尽力地减少和约中对我们不利的内容。在现在的形势下，和平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内事务上。通过出色的管理，他不久之后就将东山再起，夺回敌人从他这里无理夺走，而他又英明地同意给予的东西。
其实，自然边界对于法国和欧洲来说才是最有益的，这样可以保证欧洲的长久和平。不过，没人会被迫去做不可能的事情。今时今日，和平是不可或缺的。等到法国有朝一日，重新回到一个要求自己权利的位置之后，这段和平就可以结束了。秘密地达成和约吧，因为我们的敌人是不会允许您达成一个公正的和约的，同时，现在的事态也不允许您期待法国将为您提供您所希望的支持。我们认为寄给奥地利皇帝的信非常庄重，而且也很讲道理。
您将留在法国，法国也将一直留在您身边，就像在她惊艳欧洲的那段时间里一样。您此前拯救过法国一次。今天，如果您签署和约的话，就是救了她第二次，也是把您和她一起拯救了。让英国承认您，让法国免遭哥萨克骑兵和普鲁士人的蹂躏，法国有朝一日会重新祝福您的。只有肤浅的人才会觉得您已经失去了法国的祝福。我注意到我太啰唆了。无论陛下您今天取得了胜利，还是遭到了失败，您都必须想着求和的事情。这就是所有人心中的所想，以及他们表达的观点。
J.
的确，枢密院会议的成员们一致认为和平是现在法国最需要的东西。不过，敌人提出的让我们放弃边境上的关键据点，让他们占领贝桑松和其他主要堡垒这个条件，使一部分人陷入了踌躇。在所有参与枢密院会议的人员当中，我必须要提到德·塞萨克先生，还有德让将军。后者是工兵部队的首席监察官。他们在这个庄严的场合中表现得最为坚定。德让将军是一个高尚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在1815年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尚地反抗了那个屈服于外国人强加的法律的决定。拿破仑在1810年的时候曾经公开地表示过他对德让将军的尊敬。
3月9日，约瑟夫国王向皇帝在克拉奥讷取得的胜利表示了祝贺。同时，他也非常清晰地督促皇帝趁此机会，赶快达成和约。但是，拉昂会战的结果抵消掉了克拉奥讷的胜利。在拉昂会战中，皇帝要对抗一支人数5倍于自己的军队。为了避免自己被大军包围，拿破仑被迫撤退了。他给约瑟夫国王写了下面这封信：
1814年3月11日，沙维尼翁
我的兄长：
我已经调查了敌军的位置。敌军太强，如果进攻，我方也必定会遭受极大损失。因此，我决定退回苏瓦松。出于被攻击的恐惧，敌军可能还没有和拉克萨公爵遭遇，就已经撤出了拉昂。拉克萨公爵这次表现得像个少尉一样。敌军在进攻克拉西村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昨天，他们5次尝试进攻这个村庄，每次都被打了回去。经过多次的战斗，年轻的卫队官兵已经像雪花一样融化了，老兵们还保持着坚韧。我的骑兵卫队也大部分都殉国了。奥尔纳诺将军必须要开始征召龙骑兵和轻骑兵，从退伍老兵开始。我们必须下令在蒙马特[3]修筑防御工事。
N.
下面是拿破仑寄出的另一封信：
1814年3月13日，苏瓦松
我的兄长：
在开始修筑巴黎的防御工事之前，我们必须对防御工事的蓝图有一个了解。他们递交给我的那个计划看起来非常复杂。我们需要建设的是非常简单的工事。同时，我一直在收到公民们针对市长和公民领袖的投诉，抱怨他们不让公民们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在我看来，巴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人民拥有能量和荣誉。我担心的是有一些领袖不愿意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时候他们肯定会自作自受，吞下苦果。
N.
另一封来自拿破仑的信：
1814年3月14日，兰斯
我的兄长：
我于昨天抵达了兰斯。那时兰斯正被圣普列斯特总指挥率领的3个俄国师，还有1个从斯德丁围城战那里退下来的普鲁士师占领。我打败了他，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缴获了20门大炮、大量的辎重以及弹药箱，还俘虏了5000人。圣普列斯特将军受了致命的伤。他们不得不截断了他的大腿。有一点值得注意，让圣普列斯特受伤的炮手，正是杀死莫罗的那个炮手。这个时候就可以高呼：“啊！这就是天意！”
N.
还有一封来自皇帝的信的节选。信上的日期是1814年3月17日，埃佩尔奈：
……我的行动将让敌人的后部陷入混乱和迷茫，我对此非常期待。如果敌人的大本营还在特鲁瓦，那么他们也会陷入混乱及迷茫。派来我这里的传令兵要走下面这条路线：途经拉费泰苏茹阿尔，然后经由埃佩尔奈和蒙米赖抵达奥尔布河畔阿尔西。您必须告诉陆军大臣和警务大臣，在通过诺让和我沟通的通信管道搭建起来之前，除了必要的信息之外，必须三缄其口，并且所有重要的信息都要加密。派军官到苏瓦松、贡比涅、兰斯还有埃佩尔奈去。我从梅斯带来了一支1.2万人的部队，我已命令他们继续前往沙隆。我不知道这道命令到底能不能抵达目的地，要看运气了。
N.
还有一封来自拿破仑的信：
1814年3月18日，埃佩尔奈
我的兄长：
整支军队都在移动，我们将在经过费尔尚庞瓦斯之后过夜，然后继续朝着奥尔布河畔阿尔西，以及敌人在那里搭建的桥梁行进。我和我们在凡尔登以及梅斯的守军取得了联系。我在等待着一支1.2万人的部队，是我从这两个堡垒里抽调来的。看来敌人已经离开了努瓦永，这就意味着贡比涅周边安全了。这个市镇的应对措施堪称完美。
N.
拿破仑对圣普列斯特将军的胜利、对兰斯的占领以及拿破仑在那座城市和埃佩尔奈的出现，都打了联军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重新回到了举棋不定的状态中。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联军的撤退。敌军带着辎重一起撤回了特鲁瓦，看起来巴黎的警报暂时解除了。人们都说，亚历山大沙皇当晚就派人去找到了施瓦岑贝格亲王，要当场派出一名使者去沙蒂永，马上基于法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签订和约。为了自身的安全，奥地利皇帝则朝着第戎的方向逃窜，身边只带了一个军官和一名男佣。冯·梅特涅先生在第戎成功地和奥地利皇帝会合，身边还带着几名秘书。他们在那里待了30个小时，其间与外界的联系都被切断了。
就在离开特鲁瓦，继续撤退的前夜，亚历山大沙皇从恐慌中恢复了过来，召开了战时会议。在会议上，他着重强调了，连日的逃亡让他失去了耐性。他明明手下握有重兵，为什么要在面对一小股敌军时逃亡呢？同时他宣称，想要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将联军集中起来，向着巴黎进发。在中止了撤退命令之后，他们决定将联军的两支大军集中起来，会师的地点定在了沙隆的原野上。给联军带来安全感的有下面两点：我国的一部分领土还在惯性之中，对于脱离拿破仑的承诺非常上心；还有就是巴黎那些保王党协会的祈祷和鼓励，他们跟沙蒂永和会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基于自己与外国政府及宫廷大员们保持的秘密关系，贝内文托亲王与和会上的各国代表都保持着联系：无论形势如何发展，他都做好了从中牟利的准备，同时还会加倍谋划他在巴黎，以及海外的各种阴谋。
达尔贝格公爵此前已经被皇帝归化成了法国人。但是，尽管皇帝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将他封为公爵，还赐给他一份20万法郎的年金，都无法改变他的心。他是内斯尔罗德以及施塔迪翁这两位使者的亲戚和好友。他以他那忘恩负义的内心所能激起的最大的热情，支持了他的老板贝内文托亲王。在参政院中，因为没有外务部门，他被派到了我所属的内政部门。每天，他都会为我们带来令人绝望的消息。他用的语言，就是一个加入了联军密谋的人会用的语言。因此，正当背信弃义的外交政策支持下的大量敌军在战场上让拿破仑和他的军队那些光荣的努力都化为乌有时，在后方，在帝国的废墟中，有人正在悄无声息地完成自己的背叛。
就在联军决定合兵一处，进军巴黎时，他们也停止了那些空洞的“谈判”演出。他们宣称沙蒂永和会关闭，提出的理由是法国全权代表因为法军的某些胜利就推翻了他们自己此前的提议。联军的代表声称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并且把谈判的中断全部说成是法国的责任。维琴察公爵曾经要求联军给他24小时的宽限期，这样他才能接到全新的指示，但是联军根本不听。这些指示本来将授权他做出所有可能的妥协，并且讨论我们还可以做出哪些让步。但是，联军的代表们坚持谈判已经结束了。他们不顾法国全权代表的抗议，就自顾自地宣布和会解散，全部离开了。在沙蒂永，就像在布拉格时那样，我们没有任何自由讨论的机会，联军代表完全无视外交礼仪，以及文明国家之间的交往应该给予对方的尊重。带着皇帝发给使团的命令的信使，在半路上遇到了从大本营返回的维琴察公爵。后者专门停下来给梅特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于谈判的戛然而止，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是因为他已经收到了一系列的指示，让他可以解决许多谈判中的问题：这也是我方的最后一次尝试，自然是毫无作用。这也证明了我们当时是处在多大的危难之中，以及我们敌人的恶意是多么难以平息。
在皇帝让他尝试着这么做之前，约瑟夫·波拿巴就已经思考过了让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脱离联军的方法。我们都知道，约瑟夫是贝尔纳多特的连襟。因此，他还保留着一丝希望，希望这个浪子在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在将自己的国家交到复仇的敌人手中之后，当他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会感到懊悔。约瑟夫国王觉得，对于家族联盟的回忆，可以在这位被擢升为法国元帅的前法国军人心中激起仁慈的情感。因此，约瑟夫国王经由一位叫夏普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将弗兰岑贝格医生送到了他的连襟那里。夏普是两家人共同的好友。弗兰岑贝格医生成功地抵达了瑞典的大本营。但是，这次尝试毫无成果，贝尔纳多特宣称已经太迟了。他已经和反法同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合作，他为他们做出了新的贡献，并且正在期待着相应的回报。在那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法同盟给了他一个虚假的承诺：让他接替拿破仑皇帝，登上法国的最高宝座！德朗热隆先生是一名在俄军中指挥部队的法国流亡者，他宣称自己截获了一些信件，并将这些信件转交给了亚历山大沙皇。看到贝尔纳多特听取了巴黎方面提出的条件，让联军担心不已。这个发现也让亚历山大沙皇对贝尔纳多特做出新的许诺。自那以后，这位前帝国元帅的野心就开始了无边无际的膨胀，让他对荣誉和职责的提点都充耳不闻。2月25日，皇帝从特鲁瓦给约瑟夫国王写去了下面这封信：
据说瑞典王储正在科隆。您能不能，以您个人的名义，派个人去找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所多所为有多么疯狂，并诱使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呢？试试看吧，但是不要将我牵扯其中。
N.
在下面的这封信中，约瑟夫国王向皇帝告知了他已经按照弟弟的意愿，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814年3月13日，巴黎
陛下：
我派去找瑞典王储的人，今天回来了。他是10日在列日和王储分别的。如果陛下您想要亲自审查这个人的话，只需要给纳沙泰尔亲王下命令就可以了，我已给他寄了一封信。如果陛下您不想见这个人，他可以针对他刚刚经过的一些重点地区提交一些军事信息。
瑞典王储讲起波旁王朝的回归，讲了很多次，并且相当地直白。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正在为您拖延时间，好让您达成和约，因为他也想返回家乡。
J.
皇帝给约瑟夫国王的回信：
1814年3月17日正午，兰斯
我的兄长：
我已见过您送来的那位王后身边的军官。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也讲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如果您可以相信他的话，那么我觉得您有必要再派他出去一趟，并送去其他的消息。这样做难道不会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些省份，给我们更大的优势吗？
巴萨诺公爵已经给欧特里夫伯爵写了一封信，后者将把联军在沙蒂永的宣言的副本交给你。虽然联军只是四个国家，但他们希望代表所有国家和我们议和。您可以秘密地将这份文件交给王储，敦促他努力派出一名使者参与和会。毕竟，让四巨头决定整个欧洲的事务，对瑞典没什么好处。瑞典必须要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在派出这个人之前，要确保他不是一个叛徒。
N.
皇帝有许多理由保持疑虑，但约瑟夫国王的信使是一个忠诚的人，一个优秀的法国人。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忠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些通信之后也就没了下文，还是无济于事。
皇帝激起了法国人心中对这些野蛮人军团的抵抗精神。联军将他们的野蛮人军团呕吐到了文明的中心上。这些野蛮人犯下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罪行。通过展示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他希望可以保持人民的勇气。2月27日，内政大臣将我们在蒙米赖和沃尚普的会战，以及蒙特罗的遭遇战中缴获的10面俄罗斯、普鲁士以及奥地利军旗呈给了皇后。负责展示这些旗帜的是皇家卫队和国民卫队的军官。把它们带回巴黎的是皇帝的副官莫特马尔男爵，他今天已经是公爵了。报纸上充斥着助理办案员们的报告。他们获命要把联军在占领地的那些欺压人民的残忍行径全部记录下来。尽管他们的君主都在场，联军的军纪还是如此败坏。巴黎市政委员会接待了来自香槟和勃艮第诸城的代表团，他们讲述了外敌占领下，这些省份的悲惨遭遇。不过，人们对战争是如此倦怠，以至于这些报告没有造成我们期待的同仇敌忾的效果。但是，人们在剧院中围成一圈，高唱着迪帕蒂谱写的乐曲，其中带有这样的歌词：“好好守卫她！”以及“他出发了！”
巴黎仍然处在警戒状态中，下面这两封来自皇后的信清晰地描述了巴黎人民当时的感受。2月12日时，玛丽·路易莎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好消息，皇帝已经摧毁了约克的军团，并且获取了后者的物资：剩下的都被抛在了道路两旁。皇帝今晚会在菲尔泰苏茹阿尔过夜，他的身体很健康。这些都是阿纳托尔[4]先生在3点半的时候报告给总理大臣的。所以我赶忙就给您写信了。请求您相信我对您一贯的深情。
路易莎
3月27日，她给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将您今天早上借给我的信件送还给您。我还加上了两封请愿书，我请求您把它们交给大臣们。我在请愿书里加入了我自己的想法。看起来，拉克萨公爵那边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我们不久之后就会迎来访客了。多么可怕的一个未来啊！
路易莎
敌人朝巴黎进军，帝国首都人心惶惶
皇帝在敌军的侧翼移动时，在奥尔布河畔阿尔西遭遇了施瓦岑贝格的军队，后者那时候正在河流的一侧进行活动。面对大量的军队，在苦苦奋战了1天之后，拿破仑在当天晚上重新跨过了奥尔布河。在这场战斗中，拿破仑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他已经是一心求死了，只不过死神还不愿意带他走。他在23日抵达了圣迪济耶，在那里见到了维琴察公爵，后者在3月20日和会中断后离开了沙蒂永，在返回的路上经过了圣迪济耶。
在这个危急关头，拿破仑曾经打算执行他在3月2日和4日的信中向兄长描述过的计划：通过在敌军背后的布置，阻止敌军前往巴黎。这样的布置将让他可以集合阿尔萨斯和洛林堡垒中的守军，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切断联军对外的联系。这个计划还是有一些成功可能的，如果获得执行的话，没准就可以拯救法国。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皇帝想针对敌军真实的动向取得一些消息。为此，他往前线派出了一支强大的侦察部队。他自己也来到杜勒旺扎了营。整个25日，他都在杜勒旺等待侦察部队的消息。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的大军已经完成了会师。同时，皇帝还得知，来自保王党的全新且急迫的建议让联军的胆子更大了，也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联军再一次踏上了他们一度放弃的通往巴黎的道路。他们现在正全速朝着首都进军。
听闻这些消息，拿破仑返回了圣迪济耶，并且在那里过了夜。一整个晚上，他都在思考自己计划的优势，以及暴露巴黎带来的劣势。他不希望让巴黎落入敌人手中。这时，他那一贯果断的头脑中，考量了太多的事情，被深深地困扰了：他军中的将领们都非常气馁，已经到了失去组织的程度；他也担心不会有援军来支持自己，或者说来支持的援军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他身边的人纠缠不清，要是在平常，他肯定不会容忍这种纠缠不清的；他还收到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消息，他们竟然如此大胆；还有巴黎舆论的冷淡；还有让首都受到各种灾难威胁的这个责任。由拉瓦莱特伯爵这个可靠且忠诚的人秘密传来的消息最终让拿破仑下定决心，全速回师挽救巴黎：拉瓦莱特伯爵向皇帝告知了保王党人的秘密阴谋，以及他们和敌人之间的通信。
在离开圣迪济耶之前，皇帝委托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冯·维森贝格先生将一封密信交给了奥地利皇帝。此前，冯·维森贝格先生和其他几名敌军的民政和军事长官一起，被一些农民逮捕，并押送到了帝国的大本营。在这些被逮捕的人之中，就有德·维托勒先生。他当时肩负着巴黎保王党指派给他的秘密任务，不过，因为他伪装了自己，所以人们没能认出他来。我们托付给冯·维森贝格先生的任务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这位信使声称他根本见不到奥地利皇帝，后者那时候被困在第戎附近一个叫尚索的地方，与世隔绝。
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加剧了我们在杜伊勒里宫中的焦虑。皇帝之前给皇后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他在圣迪济耶这个方向的行动，目的是要扼制敌军向巴黎的进发，同时逼迫他们回师。不幸的是，这封信落入了普鲁士军队的手中。它让敌军了解了皇帝的计划。在读完了这封信之后，普鲁士人把这封信充满尊敬地送到了皇后那里。皇后觉得她应该将此事保密。不过，她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同时，我们还听闻了另一个模糊的传言：法军中弥漫着厌战情绪，据说厌战情绪是如此强烈，已经达到了抗命的程度。这也是另一个让我们警觉的原因。
正当保王党的妇女们忙着在她们家中最隐蔽的房间里制作白色的帽徽，期待着旧王朝的归来时，玛丽·路易莎皇后和她的宫廷女官们正在宫中的大会客厅里像中世纪的王后和女士那样，为伤兵们准备纱布。
国家的主要机关里暗流汹涌，人心浮动。一开始只是一些含沙射影，不久之后就变成了更透明直接的行动，目的都是要将拿破仑赶下台，诱使他退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元老院的其中一名议员甚至还去咨询了几名同僚的意见。这些同僚就包括塞居尔伯爵，后者同意保守这个秘密。这个计划是要让人们相信皇帝已经疯了，并最终逼迫他停止履行自己的职务。其他的密谋则是为了向外国人效劳，促成波旁家的复辟。不知感恩的达尔贝格公爵在参政院上都没有掩饰自己这个恶毒的愿望。就像我之前所写的，他那时候在参政院中担任着非常职位。
德·塔列朗先生还是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嘴上说的也都是虚伪的爱国话语。但是，在这个伪装之下，他当时跟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们都保持着联系。不过，他很小心谨慎地，没有直接参与任何行为，又或者写下任何可能危及自己的文字。他一贯都是这样的。拿破仑非常清楚，他在国内外的敌人正在准备利用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二世继位。同时，通过离间皇帝和他的儿子、他的家族，联军还希望可以在法国引起内战。当时发生的各种事情都证明了皇帝的这种猜测。拿破仑不觉得波旁家能有多大的成功可能，他知道，这些主谋唯一的目标就是迫使他将皇冠交给自己的儿子。大概只有莫尔特枫丹的小团体不这么想，不过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不大。一些元老们已经就此征求过了约瑟夫国王的看法。他们也向前者提出，他可以在新皇帝年幼时担任帝国的摄政。拿破仑这位兄长的忠心耿耿，让他想到这些东西就感到恶心。国内形势的动荡，让他希望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求和。最终，有一次在皇后那里完成工作之后，约瑟夫国王和总理大臣向我建议，把他们的这个愿望转达给皇帝。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我要求他们事先知会拿破仑一声，因为我有一种预感：他不会喜欢这个消息的。事实上，我后来收到了一封拿破仑亲手写的信[5]，信上的时间是3月12日下午2点，信是从苏瓦松寄来的。信的开头是这么几句话：
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您回答得很好。谁要是先向我提议求和，我将认为这是叛乱的行为……
拿破仑
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还有可能和敌人议和的话，任何国家机关展现出的对和平的向往都只会延缓我们求得和平。因为外国人肯定会添油加醋地将其宣传成皇帝和民众之间的意见不合。约瑟夫国王从来没想过要把他负责的那些通信公之于众。他选择我来做这件事情，更加证明了他希望此事秘密进行。同时，皇帝也借此机会敲打了所有有意在这个方向向他提出官方申请的人。
敌人的侦察兵出现在了巴黎城外，这让城市周边的居民都逃进了巴黎城内。他们的家具、食物还有家畜将巴黎的各个城门挤得水泄不通。富有的家族们则开始朝着卢瓦尔河的方向逃亡。在一种朦胧的焦虑感的驱使下，一部分巴黎市民要么是在街道、广场以及大道上游荡，要么则跑到了通往乡下的道路尽头，或者城市周边的高地上。
在联军进入巴黎之前的最后几天里，我也受到了焦虑感的传染。我会经常前往邮局总管的办公室，获得一些关于敌军动向的新消息。我们很少收到来自法军大本营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没有起到安抚民众的作用。从战场上逃下来的信使和各种各样的人，如潮水般涌入邮局，他们会描述他们刚刚经历的事情，同时尝试和依旧留在他们逃离的城镇和乡村的亲戚朋友取得联系。我在那里经常可以见到德·布列纳先生。他到那里去的理由可没有我的理由那么单纯，不过他总是会将真实的理由隐藏在对帝国政府夸张的狂热下。他每次都会心满意足地回家，因为我们收到的消息一点也不让人放心。敌人完全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皇帝针对保卫巴黎下达的命令，大部分都得到了执行。防御委员会也完成了各种细节上的工作。不过，因为我们必须要求助于皇帝，再加上我们遇到了很多只有皇帝在场以及他充满能量的头脑才能解决的障碍，使得计划中的工事没有得到必要的扩建和完善。
没有人可以忽略这个事实：拿破仑拥有天赐的可以吞噬一切的活力，他的头脑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他拥有时刻保持注意力的能力，在巨大天赋的包容下，他可以掌握战争的所有细节，并且同时还掌握政府中的各个分支；即便是在最激烈的军事活动中，他也会找到处理内政事务的时间；他的命令总是可以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抵达他的大臣那里；他掌握着一切资讯，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还会为所有人着想。结果就是，所有为他效劳的人都不敢自己做出任何决定，他们总是更愿意等待皇帝的命令。职位越高的人，在这方面就越加谨慎。因此，皇帝在这个关键时期的缺席，麻痹了人们的热忱。本来如果他在巴黎的话，是可以将这股热情推到最高点的。
3月27日，约瑟夫国王检阅了武器和制服都不齐备的国民卫队，以及由皇家卫队组成的薄弱的巴黎守军。我们是如此缺乏武器，以至于一部分国民卫队要装备长枪。他们也只是勉强地接受了只能获得这些装备的事实。这些部队在皇后面前走过，皇后和罗马王在一起。部队的心中充斥着美好的情感，他们对守卫首都，保卫玛丽·路易莎和年幼的王子充满了热情。
下面这封皇帝寄给约瑟夫国王的信，让后者下定决心，在几天之后将皇后和她的儿子送走了：
1814年3月16日，兰斯
按照我给您下达的所有口头指示，以及我此前寄给您的所有信件的中心思想，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让皇后和罗马王落入敌人手中。因为我接下来要进行军事行动，您可能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都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如果敌军冲向巴黎的势头太强，我们无法抵抗的话，请把皇后摄政、我的儿子、各位显贵、各位大臣、各位帝国官员、德·拉布耶里男爵，以及宫中的财宝都往卢瓦尔河的方向转移。不要离开我的儿子。而且您要记住这点：我宁愿看到他沉在塞纳河的河底，也不愿意让他落入法兰西敌人的手中。被希腊人俘虏之后的安斯泰安纳克斯[6]的命运，在我看来是历史记录中最悲惨的。
爱您的弟弟
拿破仑
马尔蒙元帅和莫蒂埃元帅的部队这时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兵力。来势汹汹的敌军将他们逼回了巴黎，首都受到威胁。同时，皇帝寄给皇后的信件落入敌人手中，使得事态愈加恶化。这时，约瑟夫国王认为，皇帝在口头命令和信件中准确描述的时间点，就是现在。因此，他将自己收到的信件呈交给了皇后和冈巴塞雷斯。3月28日，我们召开了一次枢密院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位显贵、各位大臣，以及元老院的主席。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将皇帝的信件交给与会人员作为辩论的内容。会议上人们只讨论了一个问题：皇后是应该离开巴黎，还是和她的儿子一起留在那里。包括布莱·德·拉·默尔特在内的大部分与会人员都认为，皇后不应该离开。他们觉得，皇后的存在将安抚首都，并且迫使入侵者也尊重我们。布莱先生表达了这一观点，并且此后一直积极地为其辩护。他甚至提议皇后应该前往市政厅，出现在巴黎人民的面前，怀中抱着自己的儿子，就像是另一个玛利亚·特蕾西亚。但是留在巴黎的这个决定和皇帝表达的意愿相悖，如果与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支持一个相悖的决定，那么会议就会把自己置于两难的境地中了。摄政政府于是在3月16日公开了皇帝的信。所有的讨论都终结了，离开巴黎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只有约瑟夫提出，我们必须要了解跟在马尔蒙和莫蒂埃两位元帅身后的敌军的真实力量，因此他自愿留在了巴黎。和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陆军大臣、战时管理大臣以及海军大臣。大家就下面几点达成了一致：会议的决定应该被公开发表；敌军的力量应该被侦察清楚；如果敌军的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所有的抵抗都不可能的话，那么约瑟夫国王以及三位大臣应该跟随政府撤往卢瓦尔河。在皇后和她的儿子离开之后，我们在城中的墙壁上张贴了公告，来缓和居民们低迷的情绪。当人们在会议上问及陆军大臣，到了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调配多少支枪时，他回答，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修补中的枪支，因为完好的枪支都被供给每天开赴前线的征召兵了。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午夜时分。会议结束后，约瑟夫国王和总理大臣跟着皇后回到了她的房间，我也在场。在针对抛弃巴黎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约瑟夫国王和总理大臣大胆地告诉皇后，在现在这个形势危急的时候，只有她可以决定我们接下去的几步怎么走。皇后的答复则是，两人都是对她负有义务的顾问，如果没有获得他们签名认可的正式建议，她是不能独自下达一个与皇帝命令相违背的命令的。更何况，皇帝的这个命令还获得了政府会议的认可。两人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现在我们都可以冷静下来分析过去了，难道说我们真的有权批评这样的举动吗？如果荣誉和忠诚不是大话空话，约瑟夫和冈巴塞雷斯难道可以牺牲那个信赖他们的男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和敌人议和吗？如果他们批准了对皇帝的罢免（不服从他的命令就是要激起对他的罢免），他们肯定可以为皇后争取到各国对她儿子的承认。约瑟夫国王会成为帝国的摄政，总理大臣也将保住他的尊严……但是付出的会是怎样的代价啊！
在谈话的最后，皇后表示就算她和她的儿子要如皇帝所说，被沉入塞纳河底，她也会不假思索地离开巴黎。她的丈夫如此正式表达的愿望，在她看来就是一道神圣的命令了。
拿破仑此后曾经抱怨说人们在执行他的命令时，太过死板了：他说的是执行他的命令时，也要考虑形势的发展，而跟他下达命令的那一天相比，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皇后留在巴黎的话，将可以战胜城中那些罪恶的计谋，给拿破仑足够的时间赶在敌人之前抵达并拯救首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枢密院会议感受到了这一点，皇后和她的顾问们也理解了这一点，但是又有谁敢违背我们记录下来的官方指示呢？更何况，从皇帝给出这个指示，到我们执行这个指示，其间总共有15天，皇帝在这期间寄来的信件都没有取消或修改这个指示。
国库里的资金和最珍贵的财宝也被装上了车子，跟在皇后护卫的身后。我派人找来了管理皇帝内阁的档案员，并根据我收到的命令，把拿破仑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最重要的文件都告诉了这个档案员，好让他把它们都烧掉。这个命令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复辟政府还是找到了大量本应被销毁的文件。我随身带走了一些家庭文件和信件。我打算一直保留它们，除非遇到什么危险，它们可能被夺走，到那时候我就会把它们烧掉。然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为了第二天带着家人和皇后一起离开，我做了相应的安排。大家事先同意的是约瑟夫国王将亲自前往城外的哨所，了解马尔蒙和莫蒂埃这两位元帅的处境。皇后要等到他返回之后，才启程离开。
启程的时间定下了，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早上8点。套好了马匹的马车已经在卡鲁索广场整装待发。皇后也已经着装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她自从早上7点开始就和自己的儿子以及侍女一起在房间里等待了。皇后当时心神不宁，脑中都是一些不好的预感，她躲避了儿子的提问：这个不寻常的场景，让平常一贯无忧无虑的皇子也变得不安起来。天刚蒙蒙亮，会客厅里就挤满了被指派来跟随皇后的人。一开始，人们还在互相讨论一些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不久之后，这种喧闹就被痛苦的死寂代替了。虽然大家都没有说话，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极大的焦虑感。大门打开突然带来的噪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惊吓。我们本来期待见到的是破晓前就赶到巴黎城门那里的约瑟夫国王，或者至少是他派来的什么人。但是，突然进来的是在杜伊勒里宫执勤的国民卫队军官，他们和一些此前就已经在房间里的军官找到了皇后，纷纷乞求她不要离开巴黎，并宣称他们会誓死保卫她。军官们的眼泪和奉献精神让玛丽·路易莎非常感动。她把皇帝的命令告诉了他们。不过，她之后推迟了自己的出发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往后推，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离开将会是一次公众灾难。虽然不好明说，但是她心中也希望可以发生什么幸运的事情，让她不必离开巴黎。陆军大臣克拉克在前一晚就坚持皇后必须离开巴黎，他在这天早上也派来了一名军官，告诉皇后事态紧急，她必须要出发了。被夹在想要尽快离开，以及想要留下的两拨人中间，玛丽·路易莎两头受气。其间，她还曾经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带着情绪把帽子扔到床上，坐在了安乐椅上。就是在那里，她双手掩面，开始哭泣。在她因为哭泣而断断续续的抱怨中，人们听到她一直在不耐烦地重复这句话：“我的上帝啊！让他们下定决心，结束这个煎熬吧！”最终，到了将近10点的时候，陆军大臣向她发来消息，告诉她不能再耽搁了，否则她就可能让自己落入哥萨克骑兵的手中。
皇后到这时都没有收到约瑟夫国王的消息，她决定出发了。当上车的时刻到来时，罗马王不愿意离开他的套房。这个可怜的孩子似乎已经猜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不要去朗布依埃，”他对自己的母亲哭诉说，“那个地方一点也不好，我们就待在这里吧！”当时，抱着他的是掌马官德·卡尼西先生。罗马王在他的怀中挣扎，边挣扎边喊：“我不想离开我的房间”（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我不想走，既然爸爸不在，那我就是一家之主！”他抓着门框和楼梯的扶手不愿意离开。他的固执让所有见证这个痛苦场景的人心中都非常悲痛。同时，也让大家心中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且不详的预感。
尽管人们都期待着从皇家桥大门那里会传来停止撤离的命令，马车还是缓缓地开动了。10辆门上刷着皇室徽章的重型双轮敞篷马车、大批辎重马车以及运货车组成了一字长蛇阵，横穿了整个广场。大概有60到80个围观者，在沮丧的寂静中围观了这个悲伤的队列。他们就像是在注视着一个送葬的队伍。确实，这就是帝国的葬礼。他们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这次残酷的分离，没有一个人发出致敬或是惋惜的声音。如果当时有人勇敢地冲到车队面前的话，皇后是不会离开的。她通过杜伊勒里宫广场的大门时，眼中含着泪水，心已经死了。抵达香榭丽舍之后，她最后一次向帝都致敬：这是她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她也将永远地告别这座城市。
反法同盟攻入巴黎
首都面临的威胁让巴黎市内人人自危。市内的所有警报都是整夜敲响，国民卫队正在全速集结。同时，还有一些志愿部队加入了拉克萨公爵和特雷维佐公爵指挥的军队中。这些志愿部队中，还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勇敢的学生们，他们加入了火炮部队。他们这是在提前回报祖国对他们的恩情。其他人则来到了巴黎的各个街垒处，准备捍卫这座城市的入口。所有人都怀着满腔的斗志。大家对敌人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迫使他们召来了预备部队。市郊的民众也怀着满腔热血，想要拿枪上阵，但是武器非常短缺。就在巴黎人民群情激昂的时候，他们获得了摄政政府转往地方的消息，这让他们非常惊讶。本来，政府以及各种国家执法力量的缺席，会造成混乱。但是，大家对外敌的仇恨，以及城市面临的巨大危机，都让这种混乱没有发生。
3月29日，天刚破晓，一支普鲁士先头部队抵达了法国首都的城下：他们是武装起来的整个欧洲的先锋。一小群法兰西勇敢的孩子们组织了起来，想要保卫这座城市。但是，面对大量的敌军，他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皇帝和他的主力部队离巴黎都很遥远，我们已经9天没有接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巴黎城需要的是一个卡米卢斯[7]，或是元老院的英雄主义精神：就像是很久之前布伦努斯[8]在卡比托利欧山上见证的威严的元老院那样。
在这段时间里，约瑟夫国王一直和陆军大臣、战时管理大臣以及海军大臣待在一起，在城防的外面。正是在那里，他们从一位巴黎消防队的工程师口中获得了一个消息：几乎整个联军的所有部队，都抵达了巴黎城下。这名工程师在那天上午曾经被敌人俘虏，他在被带到沙皇、普鲁士国王以及施瓦岑贝格亲王面前之后，又被送回到了我们的哨所。他之前已经将自己的所见报告给了马尔蒙元帅，后者把他送到了约瑟夫国王这里。
而且，不久之后，拉克萨公爵就警告约瑟夫国王，自己所处的位置现在非常危险，最多还能再撑几个小时：他请求后者允许他和敌军达成协议，法军无法阻止敌军的武力占领，巴黎很可能今晚就会被攻占。约瑟夫国王和大臣们都意识到，抵抗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可以这么说，巴黎马上就要被风暴卷走了。随着我们愈发感受到事态的紧急，于兰将军被派到了马尔蒙元帅那里，负责和敌人谈判。的确，敌军的队伍已经出现在了原野上，并在逐渐吞没两位元帅手下薄弱的部队。敌军开始朝着圣丹尼的方向移动，并夺取了那里的桥梁。仅仅就在几分钟前，约瑟夫国王和几位大臣刚刚从那里通过。后者现在能做的，只剩下服从命令跟着皇后和摄政会议了。
约瑟夫国王曾经向巴黎的公民们许诺，会和他们待在一起。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他并没有待在城市里面，而是来到了非常危险的城门处。只要还有一丝守卫巴黎的希望，他就没有放弃努力。当莫蒂埃和马尔蒙两位元帅在一次英雄般的抵抗之后宣布，他们无法继续坚持时，拯救首都免受占领的恐怖职责，就落到了国王的肩上。他批准元帅们和敌军谈判。在皇后和罗马王撤离后，他待在巴黎，其实也没什么作用。在良心和荣誉感容许的范围内，他已经尽力避免了这次撤离。他证明了，自己既是一个优秀的公民，也是皇帝忠诚的兄长。如果约瑟夫国王那时候在巴黎继续待下去的话，他将会受到时人还有历史怎样的批判啊！要是出于个人情感，他是会留下来的，但是，他这样只会落入联军的手中，成为废黜他弟弟的工具。他将无法逃脱扮演这个可恨角色的命运，为了保护他侄子的利益，他也会被迫这么做。
总而言之，当约瑟夫·波拿巴心中希望他还能起到任何作用的时候，他一直都待在巴黎。反之，当这个希望消失了之后，他就离开了。不过，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 * *
[1] 这里的印度指的是西印度，也就是美洲地区。
[2] 指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国内对是否应该与罗马教廷和解而发生的争吵。
[3] 巴黎北郊。
[4] 皇帝的侍从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先生。——作者注
[5] 这是很罕见的情况。这封信是被卷起来存放在一把钥匙的内部的，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作者注
[6] 特洛伊战争时，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耳的儿子。特洛伊城破后，安斯泰安纳克斯被希腊人当着他母亲的面扔下了特洛伊的城墙。
[7] 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执政官。
[8] 高卢酋长，曾经在公元前390年攻入罗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