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第一执政住在马尔梅松的某天夜晚，被一位来自西班牙的信使叫醒了。信使带来了驻里斯本大使拉纳将军发来的紧急信函。在了解到信函中的内容后，拿破仑命令信使准备好马上原路返回。为了解释这件事情的前因，我必须要稍微往前回溯一下。
在1801年的11月，当时还是执政卫队唯一指挥官的拉纳将军，因为卫队在财务中发生的一些违规行为而不得不辞去指挥官的职务。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执政此前答应了将军会支付他家中装修的开销。但是当账单寄到第一执政那里的时候，他却拒绝付钱，因为账单上的数字远远超过他的预期。拉纳将军一向花钱大手大脚，对记账也一窍不通，况且他每次需要钱而向拿破仑求助时，后者都会满足他。而看到第一执政坚决不付钱后，拉纳为了付清他买家具的钱，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挪用卫队公款。这样的行为当然是不可容忍的，拉纳也丧失了指挥官的职务。经此一事，执政卫队进行了重组，以更好地达到其设立的目的。原本的单一指挥官被分割为4个，每人都是一名上将。拿破仑还将拉纳将军送往里斯本，以此来稍微疏远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平息这一事件造成的骚乱，更是为了终结拉纳和他之间的这种过分亲昵。这一亲昵带来的放肆才是这次问题产生的根源。我还记得我在这一时期见过这位将军：当时我们一起在约瑟夫·波拿巴家进晚餐，那是他被确定派往葡萄牙之后的事情。我当时从他满嘴的充满怨恨的讽刺挖苦中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德·尚皮尼先生当时也在场，他当时刚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
刚开始，因为对外交惯例完全不熟悉，拉纳将军在新岗位上干得并不是很成功。整个葡萄牙内阁，尤其是外交大臣若昂·唐·阿尔梅达勋爵，都是彻底倒向英国的。所有法国大使提交的外交文件都会被转交到英国大使菲茨杰拉德勋爵的手上，就连对文件的答复也是由葡萄牙政府和他一起准备的。而葡萄牙的摄政王，要么是被他的大臣们蒙蔽，要么就是被他们支配，总之也对法国大使没什么好感。不久，拉纳将军就感觉自己作为军人的自豪、自尊和耐性都使他忍受不了这样的公然蔑视了。在没有通知葡萄牙或是法国政府的情况下，他突然就离开了里斯本，还让家人都跟着他一起上路了。他在路上的第一个驿站做了自我介绍并要求对方提供马匹。驿站的局长告诉他，除非看到了命令，否则没法答应他的要求。但是拉纳将军还是蛮横地要求他立刻准备好马匹，甚至还把手放到了佩剑上，并威胁说如果对方不马上按要求照办的话他就要攻击对方。驿站的局长因此被迫屈服了。拉纳将军匆忙地穿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就在他马上要到达巴约讷[1]的时候，他派出自己的贴身侍从快马向前去将一封宣告自己回归的信件交给第一执政。等到侍从从巴黎获得答复后，在返回的路上，于奥尔良遇到了他的主人。当时第一执政计算了一下，觉得拉纳将军应该怎么也不会超过巴约讷，所以命令他在哪遇到信使就在哪停下来原地待命。但是，拉纳收到命令的时候已经到了奥尔良。他觉得既然自己距离巴黎已经这么近了，自己肯定可以直接前往巴黎。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第一执政坚决拒绝接见他。
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被笼罩在巨大的焦虑中：必须要指责拉纳将军这种突然离开的行为，但是又不能招致法国的怨恨。此外，塔列朗部长也极其反对将军的这一做法。鉴于后者对外交惯例的破坏，塔列朗坚持这位驻里斯本大使应该被撤职。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人，第一执政都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不过，他知道虽然拉纳将军不是一名外交官，但他是一个忠诚的人，并且不让自己受骗上当的这点判断力他还是有的。因此他最终决定接见拉纳将军，并对后者提供的解释表示满意，但是依旧责备了后者的行为。
阿尔梅达勋爵在巴黎四处播撒黄金，疏通关节，就是为了不让拉纳将军再回到葡萄牙。摄政王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两名自己的亲信来到巴黎，这一点他自己的大臣也不知道。这两人中的一个是法国人，我刚好认识，他在葡萄牙居住多年。当阿尔梅达大臣向摄政王报告说拉纳将军已经彻底失宠时，摄政王自己派出的密探则回禀称两人之间已经重归于好，拉纳将军重新获得了第一执政的喜爱。考虑到葡萄牙必须做一个决定，摄政王决定邀请拉纳将军返回葡萄牙。因此，正当葡萄牙的大臣们开心地想着他们能从这件事情中因祸得福时，第一执政向摄政王表示他同意将拉纳将军再次派往里斯本，并且他也会忘记葡萄牙政府种种让他不愉快的行为。但是，作为交换，他认为摄政王也应该做出一点让步：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后者对英国的偏心以及后者的恶意正是这整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摄政王对于这一安排简直不能更高兴了，他马上接受了这一条件：阿尔梅达勋爵被解职，而拉纳将军回到了里斯本。后者在整件事情中大获全胜。摄政王一开始接见他时展露出的那种热情更多是假装出来的，但是此后，他和拉纳将军的关系逐渐亲近起来，也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他。拉纳将军是一个天生就很敏锐的人，他自然清楚当时自己处在一个怎样有利的位置上。
葡萄牙的贵族们当时普遍贫穷却又高傲，都端着架子不愿意迈出主动示好的第一步。拉纳将军因此举行了一场奢华的舞会，并邀请了大使馆花名册上的所有人。他亲自主持了这次舞会，舞会办得极其讲究，此后一段时间里成了整个里斯本所有人都在讨论的唯一话题。而那些不在场的贵族则纷纷抱怨他们没有受到邀请。他们对此收到的回复是：如果大使事先知道他们希望收到邀请，那么他是肯定会邀请他们的。如果他们愿意莅临自己的府上，他将不胜荣幸。这些葡萄牙的贵族子弟纷纷涌到法国大使馆，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了花名册上。此后拉纳将军举办了第二场舞会，所有人都被邀请了。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邀请，并且自那以后，葡萄牙贵族们就经常出入法国大使馆了。得益于他和摄政王之间亲密的关系，这位法国使节还可以帮助许多穷困的贵族。他在宫廷中的口碑很好，而人们也总是乐于听取他的推荐。法国大使馆也因此几乎什么都可以管辖，葡萄牙政府也完全没有尝试限制这一点。其他强权的大使馆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这位大使在里斯本的影响力是如此稳固，以至于在拉纳将军返回法国后，他还是可以控制葡萄牙走向拿破仑想要的方向。
根据人们的计算，葡萄牙政府此前为了阻止拉纳将军返回里斯本而在巴黎花费的金钱可以达到400万法郎。这笔巨款中的大部分到了谁的手上，想必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当这个消息传到拉纳将军耳中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道：“真是一群蠢人！如果他们直接把这个钱给我，只需给一半我都不会回里斯本去的！”
因此，实际上我们大使鲁莽的性格反而比一个老练外交官的技巧要更好地服务了法国的利益。而第一执政也比他的外交部长更清楚地看见了这一优势。拿破仑的确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就像自然规律一样，但凡有一件成功的喜事发生了，就一定会有人出于嫉妒跳出来贬损这一成功的意义。这次的情况是这样：那是葡萄牙的大臣们正在巴黎到处撒钱希望阻止拉纳将军返回里斯本的时候，而传闻拉纳将军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吓了一跳。他一心血来潮就派萨克森驻巴黎大使德·比瑙先生去见了葡萄牙驻法国大使德·苏萨先生。将军向后者提议说如果他们给他一百万法郎，那么他就会坚决拒绝返回法国，不管第一执政怎么向他施压都没用。
下面这些都是德·苏萨夫人[2]告诉我的。那天她正好在马尔梅松，第一执政正好要去找约瑟芬夫人，他们就这样遇到了。他把她拽到一边问道：“德·苏萨先生是什么意思？”他有点恼火地接着说：“贿赂我的大使让他不要返回里斯本？”
德·苏萨夫人这时抗议说这个提议是别人提给她丈夫的，不是德·苏萨先生自己提出来的。
“谁能证明这一点呢？”第一执政说道。
“执政卫队的钱箱！”德·苏萨夫人喊了出来，由此影射拉纳将军此前执掌执政卫队时挪用公款的事情。
第一执政了解将军的诚实和正直，一言不发地转身背对德·苏萨夫人。
看到第一执政的行为所暗示的缄默的反对，德·苏萨夫人有点担心。于是她找到约瑟芬并向她讲述了刚刚第一执政和自己之间发生的事情。约瑟芬建议她马上回到巴黎，把嘴闭上，并且8天内不要见任何人。这样第一执政就能看到她没有跟任何人沟通。德·苏萨夫人采纳了这一建议，马上回家装病，一个人都不见。我一直不懂她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件小事情搞这么大阵仗：第一执政很快就忘记了他和德·苏萨夫人之间的这一次争吵，也再没跟她提起过这件事情。
在《亚眠和约》签订后的头6个月，第一执政在马尔梅松城堡过着一种近乎闲散的生活，整日脑中都梦想着下面这些事情：在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行的改革和改进；可以给农业和工业发展提供的鼓励措施；可以在巴黎和地方各省进行的改造和装饰工事（他打算走遍法国的所有省份）；还有就是保持和平的艺术。
在他忙碌生活的这一休憩时光中，他设想了一种由各个海上强国参与的联盟。这些列强将把北非人赶出非洲的海岸地区，这些土地将被用来种植蔗糖、咖啡、棉花以及其他那些要从遥远的殖民地运来的物产。如果他关于这一联盟的设想可以实现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计划重新征服圣多明各的远征了。这一设想是约瑟夫·波拿巴提出的，第一执政很是赞许。约瑟夫·波拿巴急切地希望《亚眠和约》的4个缔约国都加入这个联盟。的确，欧洲竟然会容许在她的对面就有这样一个海盗窝，实在是可耻。这些海盗一直厚颜无耻地敲诈她，他们每年还将在海上和陆上抓获的俘虏都变成境遇悲惨的奴隶。在这些海盗眼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他们还拒绝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文明。想要将约束文明国家的这些程式介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并和他们建立文明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的。
而埃及的丢失则意味着，殖民近在咫尺的北非诸国，并种植美洲岛屿上的物产对于多方势力来说变得愈发的有利可图。海军部在内部仔细地研究了攻占这一广阔区域的计划。事实上我们向着实现这一计划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在这一任务中，西班牙政府派出了巴迪亚，一位聪明而敢于探险的旅行者。共和历10年热月14日的《箴言报》报道了两位受命探索这些国家的西班牙学者经过了巴黎。这一探索计划可能就是《亚眠和约》破裂的原因。随后战事重开也导致第一执政无法继续执行这一计划：欧洲舞台上发生的各种大事迫使他暂时放弃自己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这一计划。自从和英国的战事重开之后，这一计划一直是他重点思考的几件事情之一。
1808年4月18日，拿破仑因为西班牙的事务而来到了巴约讷附近的马拉克城堡中。在这里，他给海军部长写了下面这封信：
德克雷先生，请把在阿尔及尔的远征既想成一次陆军战役又当作一次海军战役。如果法国可以在非洲海岸的这一部分获得一个立足点的话，英国是肯定会有所反应的。在海岸上有没有一个港口可以作为舰队躲避优势敌人的地点？我们的军队登陆后，可以从哪些港口进行补给？敌军可以同时一次性封锁多少个港口？在埃及的时候，只有亚历山大港这一个港口。罗塞塔是一个很危险的港口，但是我们也把它算上了。我觉得在这里，大概有十几个港口吧。这些港口能停泊多少护卫舰、双桅帆船和运输船？冈托姆海军上将的船队可以进入阿尔及尔的港口并在其中躲避优势敌军吗？什么时候当地的空气会好，就不用再担心瘟疫，我猜是十月。
在仔细研究了对阿尔及尔的探索后，就要好好研究对突尼斯的探索。把研究的成果用机密信件的方式寄给冈托姆，这样他在来巴黎之前就可以获得这些必要的信息：它们最远应该可以到达奥兰[3]，应该包含设想中的所考察的陆上和海上两个方面。在陆上探索的主要关注点是哪里有水源和道路。我觉得这一探索和考察大概需要2万人。我们要让敌人认为我们探索的目标是西西里，当他们发现我们真正的目标是阿尔及尔的时候，大概会吓一跳吧。您不需要在一个月之内回复我，您应该专注在搜集信息上。这样当您回复我的时候就不会提到什么“但是”“如果”或者“（失败了是）因为”。
派一名您手下的工程师，选一个口风严的，搭一艘双桅帆船出发。让他去找泰恩维尔先生，注意一定要选一个圆滑而有才华的人。这位工程师应该对陆军和海军方面的知识都有一些了解。他应该在那些城防工事的里里外外都走走，然后回家后马上把他看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为我们带回事实，而不是他自己做的梦。选人的时候和桑松一起商量着来，看看选谁最好。您可以在外交部和战争部的档案库里找到具体的信息。仔细浏览一遍这些档案库，当然还有您自己的档案库，我们在法国总是有很多关于这些国家的问题。
我们咨询了数位在阿尔及尔摄政国政府中担任过行政或外交职务的法国人。同样被咨询的还有当地法国机构的领导、曾被派往当地执行特殊任务的工程师以及海军军官。让·邦-圣安德烈先生曾是督政府驻阿尔及尔专员，他向海军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其中回答了所有向他提出的问题。
拿破仑的注意力同样还放在了重新组织学会和研究院这件事情上。“学院”这个名字被取消了。法兰西学会被分成了4个部门：第一个被命名为“物理及数学科学教室”；第二个被称作“法语和法国文学教室”，也就是此前的法兰西学术院；第三个被称为“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学教室”；第四个则是“美术教室”。共和历六年的法律创建的伦理和政治科学教室被合并进了文学教室中。第一执政觉得前者很是多余。我不会去具体讨论他用来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我在这里只说一句，他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因为他不喜欢哲学：他经常就哲学问题发表观点。但是他当时认为，在那个时候，还不太适合讨论政治问题。
《亚眠和约》签订后的第8或第9个月，第一执政主要在马尔梅松和圣克劳这两地居住。他在那年的春天曾在圣克劳居住过。这座宫殿虽然不大，但是称得上是一座漂亮而舒适的宅邸，也符合拿破仑的生活习惯和需求。同时，宫殿还有一座极好的花园。他的工作室特别大，四面墙上基本铺满了书，从地面一路堆到天花板。他在这里的办公桌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形状就像是一把低音提琴，在琴翼的位置上散布着拿破仑的文件。他一般坐的地方则是一张覆盖着绿色塔夫绸的长沙发，就在壁炉的旁边。壁炉架的上面摆放着大西庇阿和汉尼拔[4]的胸像。在长沙发的后面，在房间的角落里放着的则是我的写字台。他的书房和一个卧室连在一起，但并没有使用那个卧室。他的套房在楼上，通过一个私人楼梯可以进入书房。这个套房包含了三个装饰朴素的房间。在一楼的那个卧室可以透过窗户看见花园，卧室中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恺撒的胸像。而第一执政的书房后面则是一个客厅，他是在那里接见外交部长的。后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一般不向参政院提交报告。这个客厅里同样也会接待私客。这个房间中的装饰是一幅精美的卡尔十二世[5]肖像画。第一执政对这幅肖像画很不满意，于是将其替换成了自己尊敬的古斯塔夫·阿道夫[6]的画像。
帕伊谢洛在那年的春天被第一执政召来了巴黎。后者想要让他执掌歌剧院和高等音乐学院。拿破仑非常敬仰这位知名作曲家的才能。他曾特别喜欢《妮娜》[7]中的田园曲《太阳已经落山了》[8]。他是如此喜欢这首曲子，以至于他说他可以每天晚上都听它。帕伊谢洛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了。他对于来到巴黎一事还是有所保留的：他害怕让他的仇敌们看见自己的头上长出的银丝，也害怕他会破坏自己在音乐界的名声。拿破仑体面地欢迎了他，巴黎的其他音乐家也都很尊敬他。他只接受了乐团指挥这一项任命，并且在创作上也只限于弥撒和圣歌。他在巴黎创作的唯一一部歌剧是《普洛塞庇娜》。这部歌剧并没有大获成功，这一挫折让他有点难过。在法国居住了3年之后，他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希望将夫人带回到温暖气候中的愿望都让他返回了意大利。皇帝在他返回前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及大量赏赐。接替他乐团指挥职务的是勒叙厄尔先生，他本身也很尊敬后者的才能。回到意大利后，帕伊谢洛还是每年都会为皇帝寄去一首圣歌，庆祝皇帝的节日。他还重新阐释了佩尔戈莱西的《圣母悼歌》，并在皇家教堂做了演出。我保存了来自这位优秀人物的信件，都是他寄作品时一起寄来的。在信件中他表达了对皇帝的感激和敬仰之情。虽然意大利人普遍讲话夸张，但是我相信他的这番表白是真心实意的。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我们也派人找来了卡诺瓦。他来到圣克劳给拿破仑雕刻一尊胸像，在接下来几天，他全情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为了让这位知名的雕刻家可以更好地工作，第一执政那几天都在房间外的大客厅吃午餐。此后这间客厅被波拿巴家族成员的画像装饰了起来。拿破仑成为皇帝后，他每周日都会和碰巧在巴黎的家庭成员一同进晚餐，然后就会在这个客厅中和他们共度傍晚的时光。客厅对开的一个巨大露台则连接起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私人房间，当然，约瑟芬的房间后来是玛丽-路易斯的了。
有时候在雕刻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会继续陪在卡诺瓦身旁，并和他一起在花园中散步。他对花园中的那些雕塑很不满意，并告诉我它们就是优秀品味逐渐堕落的明证。他为路易十五时期的艺术家，尤其是布歇[9]，竟然只能把他们的才能挥洒在一些可怜的作品上而感到非常惋惜。但是我觉得，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这句话来批评卡诺瓦。他把拿破仑雕像的模板带回了意大利。这尊雕像非常逼真，并且体现出了拿破仑的那份尊贵，也因此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能理解：我觉得逼真应该是肖像画或者雕像最基本的一点，但是他在雕刻头部的时候却进行了理想化的处理。不过无论他是打算通过这样做来给作品增加怎样的伟大光彩，他都不可能打造出比拿破仑的脸更具有英雄气质的面庞。
卡诺瓦完成这尊胸像后，他为拿破仑雕刻了一尊巨像，后者在1811年被送到了巴黎。这尊雕像可能是一件值得尊敬的艺术品，但是头部不够逼真以及雕像的赤身裸体都让皇帝很不高兴。没有经过任何公开展览就被藏进了卢浮宫。这也是1815年威灵顿公爵获得的那尊雕像，要么就是他购买的，要么就是那时的法国政府送给他的。这尊雕像被当作战利品带回了英国，并放在一个与其毫不相称的地方，胜者这样做也不怎么高尚。一位既有才华又热爱祖国的法国雕塑家有一次在伦敦散步时，看见前方有许多人都在一处宅邸半开的大门前驻足停留，那正是威灵顿公爵的宅邸。出于好奇，他走上前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他发现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正是卡诺瓦为拿破仑雕刻的那尊美丽的雕像。它被放置在楼梯的底部，被当作了一个衣架，上面挂着披风和帽子！
我记得，某天第一执政在约瑟芬的房间待了一个小时后，带了一首四行诗回来。他把四行诗扔到办公桌上，并说那是范妮·德·博阿尔内夫人创作的。那首诗基于“波拿巴”这个词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我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了：
“好处都会是我们的。”[10]
第一执政觉得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这首诗写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他谈起德·博阿尔内夫人的优秀品质时还是很高兴的。德·博阿尔内夫人是约瑟芬的姑姑。他时常称赞她性格的仁慈和善良。尽管他当时还刚认识这位女士没多久，这个第一印象一直保持了下去，因为此后他一直保护着她的儿子和孙女。她的儿子在1804年被任命为元老院议员，代表亚眠地区。而当拿破仑皇帝和玛丽·路易斯女大公大婚后，她的儿子被任命为了后者的侍从。在1806年，拿破仑将这位元老院议员第一段婚姻生下的女儿斯蒂芬妮·德·博阿尔内，许配给了巴登大公的儿子卡尔亲王。他在1811年登基成为新一任巴登大公。
在上文提到的那件关于四行诗的讨论后没过几天，约瑟芬夫人来敲响了办公室的大门。她旋即进入了办公室，后面跟进来一位男仆。这个男仆一声不吭地把一个布料盖着的篮子放在了房间的中央，然后就退了出去。正当拿破仑看着眼前的这个谜团疑惑不解的时候，约瑟芬夫人把篮子上罩着的布撤了下来。一个身高不超过18法尺[11]的男人从篮子的底部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双手搭在篮子的把手上，一双乌黑锃亮的眼睛看向我们。他的眼中毫无神采。这个侏儒身上穿着全套的轻骑兵军装：红色的桶状军帽、短外套和短上衣，还有军靴。他的腰上还别着一把佩剑，总是晃到他那一双小短腿的中间。在身体发育上来说，除了他异常矮小的身材之外，他没什么特别吓人的地方：他的四肢都发育得很好，他的五官虽然呆滞，但是也没有任何缺陷。但是，这个人还是让人止不住地感到恶心：这个侏儒表情明显麻木呆滞；他就像是机械一样；他的头脑似乎也注定永远不会成长（人们说他那时候已经17岁了！）；他身上带着一种患病造成的虚弱感；他的皮肤苍白而又同时因为黄疸而略微发黄；他的外表也皱皱巴巴而且病恹恹的。这样一个畸形的生物简直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残酷玩笑。将这样一个东西和一位受尽自然恩宠的威严人物面对面地放在一起，对于我这个旁观者来说是一种鲜明的对比。拿破仑那出色而使人印象深刻的机体很明显也受到了这一痛苦景象的折磨。其他什么评价都没有说，他马上请求快点把这个侏儒从他眼前拿走。
1802年9月，皮埃蒙特正式并入法国。合并的消息没有引发任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迟早要发生：自从其国王退居撒丁岛后，皮埃蒙特的王位就一直空悬。它在法国的手中或者是作为给某方补偿或者和其他外交手段一起使用。在《亚眠和约》和《吕内维尔条约》中，大家都没有讨论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俄国又没有要求将其退还给萨伏伊王室，那它就以元老院敕令的形式被并入法国了。儒尔当将军此前一直担任这些省份的军事和民政长官。皮埃蒙特并入后，他被梅努将军取代了。当时第一执政对儒尔当有一些成见，不过之后他将这些成见都抛弃了。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时候，他表达了对误解儒尔当的后悔之情，对儒尔当的评价也让双方都能感到敬意。
这件事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引起了人们更多的讨论，这就是由该国君主死亡带来的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国与法国的合并。在《吕内维尔条约》中，奥地利丧失了托斯卡纳。托斯卡纳被交给了帕尔马王子，后者当时已经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的女儿结婚了。法国政府当时马上将他送到了他的王国，后者加冕为伊特鲁里亚国王。第一执政是靠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将这个王位送给了这位王子，作为交换，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公国被割让给法国。但是拿破仑希望当时的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大公应该继续统治那里直到去世。而后者在西班牙国王的怂恿下，希望公国可以在自己死后并入伊特鲁里亚。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将帕尔马及皮亚琴察女大公任命为了伊特鲁里亚摄政，以他儿子的名义执政。人们无视了他这份遗嘱。法国行政官员们进入公国开始接管工作。约瑟芬夫人的门客莫罗·德·圣梅里被派往那里作为行政长官。由伊特鲁里亚王国退还给法国的厄尔巴岛也和皮埃蒙特在同一时间并入了法国。
就这样，拿破仑的力量将两个国家并入了法国。这两个国家在此后的历史中走上了迥异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国家的主权将被交给奥地利的一位女儿，作为短暂联盟的虚幻保证；另一个则为世界上最伟大帝国的建立者提供了庇护，在他的两次失败中提供了一个避难的港湾！[12]
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在书房中长期伏案的这种单调生活暂时中断了。他在大概十月底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两周的旅行，前去视察下塞纳省和瓦兹省的工厂。约瑟芬夫人陪同拿破仑一起进行了这次旅行。在出发前，拿破仑为安德烈奥西将军举办了欢送会，后者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在旅行中，第一执政参观了圣西尔军校，并仔细视察了学校的运行和管理细节。在伊夫里，他视察了因亨利四世那次著名胜利[13]而闻名的战场。在当地市长和诸多公民的陪同下，他还视察了两军对垒的阵地。并用他的军事本能验证了提供给他的信息，还用他那鹰一般的眼睛评价了双方采用的策略的优劣。在埃夫勒，20名年轻姑娘为约瑟芬献上了鲜花以及诗文。卢维耶和埃尔伯夫的布料纺织厂和罗米伊的铜锻造厂引起了第一执政的注意，并获得了他的称赞。
在离开巴黎两天后，第一执政在当地民众的簇拥下到达了鲁昂。他在城中待了3天，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城市周围的高地（他每到一个大城市后做的第一件事）以及此后对当地工厂的视察上。他以一贯善于调查的精神仔细检视了这些企业，完全是出于他期盼国家更加兴旺的愿望。他接见了许多人：大主教、省长、市长、司法和商业人员、军队和民政官员、科学学会，以及当地的主要公务员。他和每个人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及他们每个人负责的方面，也涉及提升该省整体福祉。他去剧院露了个面，获得了全场的掌声欢迎。表演结束后，还有为他举行的接风宴。当地的政府官员也都被引荐给了约瑟芬，后者以她一贯的优雅和圆滑接见了他们。
离开鲁昂后，第一执政前往了勒阿弗尔。在途中，他还在考德别克、博尔别克和伊夫托稍作停留。到达勒阿弗尔后，他在早上5点登上一艘小帆船，在蒙卡布里耶先生的陪伴下前往翁弗勒尔，后者也是负责开船的人。在返回巴黎的路上，他则到访了迪耶普、特雷伯、弗尔治以及博韦。在他路上经过的每一个工业城镇，当地都会为他准备一场地方物产展览，方便他检视。
他的这次出巡，主要目的是让到访区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他出游的主要目的不是享乐。这次出巡其实还有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让我们永恒的敌人看到，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关系多么融洽，并展示后者有多少的国家资源可用。第一执政和约瑟芬夫人不论到哪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每一个他们经过的城镇，围观的人群都仿佛是他们的护卫队和礼兵。
这次出巡之后不久，拿破仑又去视察了当时刚刚开始建设的乌尔克运河。时间正值1月末，那天早上天气很不错，他在早上6点整的时候离开了巴黎，身旁有几个将军和3名侍从官陪同。5个小时内，他沿着运河的工地骑行了18里[14]。他当晚在里斯过夜，睡在德·阿尔维尔将军家中。后者是他的侍从官科兰古上校的叔叔。约瑟芬夫人则提前一天就已经到了里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第一执政就骑马到了马勒伊，运河正是从此地引水的。他在那里见到了巴黎市长以及市长身旁的首席工程师热拉尔，两人正在指挥施工。在回程的路上，他在莫城停留了两个小时。他在市政厅的大厅中接见了当地的副省长、市长以及其他主要的官员。他在当晚回到了巴黎。整个旅程中，我都骑马伴随在他身旁。我很高兴可以暂时摆脱窝在办公室里的生活。直到不再需要工作时，我才开始怀念待在办公室中的生活。
1802年同样见证了富歇的退休以及警务部的取消。大法官雷涅先生，也是日后的马萨伯爵，被任命为警务和司法部的部长，两个部委合并成了一个部门。拿破仑对富歇的厌恶促成了他的离职。我觉得这种厌恶是很正常的。这位狂暴的男人管理他部门的方式一直以来都让第一执政感到非常焦虑。尽管他明令禁止了这样的行为，富歇还是经常打着“必要监管”的名号干涉他的家务事和私事，这极大地冒犯了拿破仑。因此他很高兴自己可以摆脱这样一个人的监控。在他看来，富歇一直是一个可疑的人：后者惯用腐败的手段，而且总是喜欢探头探脑地四处都插一脚。但是，就在去职两年后，富歇又重新回到了政府中。拿破仑此后在1810年再次出于同样的本能免去了他的职务，但是在1815年的时候他又将后者召了回来。任何拥有清晰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什么命运的安排，但是任谁都会被这个邪恶的天才震惊的：拿破仑对他没有任何照顾的义务，反而对他有明确的反感和厌恶。他也因此两次被调职疏远，但是又两次官复原职，放肆地在参政院中指手画脚，并以他一贯的狡猾和阴谋诡计影响着皇帝的命运，最终参与了推翻皇帝的密谋。
拿破仑过去常常将地方各省省长以及巴黎警察局长提交的报告和警务部长提交的报告两相对比，两者永远不一致。
为了和私人治安力量区分开来，我们将拿破仑手下另外的治安力量称为官方警察，主要包括宪兵队第一督查手下的力量以及巴黎的驻军。此外还有一些不怎么重要的治安力量，他一般都会忽略来自他们的报告。一位退休的少校则负责掌管巴黎的武装警察力量。他是这一行业所能允许的最诚实的人了，也从不搞什么阴谋诡计。
叙尔维利耶伯爵（也就是约瑟夫·波拿巴）对第一执政先是废除警务部而后又将其重新建立的动机问题，做过如下的评价：
警务部是由督政府，而不是国民公会[15]，在1796年创立的机关。大革命期间同类的机构是公共安全委员会[16]。拿破仑认为警务部是一个既有的制度，他也将其一直保持到了他认为该机构不再有用为止。在1802年的和约签订后，他将该部门和司法部合并。这样就可以用地方法官和检查总长们缓慢而有条理的程序取代一个特殊部门激烈、快速而专制的行为。但是此后各种密谋风行，司法系统缓慢的步调不再适合情势的发展。回到那种警察专制的手段变得必要了起来。一开始负责执行这一工作的是雷亚尔，他在大法官的手下做事。但是时间证明这样还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警务部就被重建了。在拿破仑的思维中，原则上是不应该有这样一个部门的。但是上面那些则是重建警务部的明显理由。
拿破仑的治理方式之一，就是拆开人们的信件检查，这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喜用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式应该被容忍的话，它只能在下面这种情形中被容忍：国家元首的德行和审慎可以抹去所有可能的风险。但是这样的保证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而就算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国家元首，他也不是永生不死的。在他掌握权力后，第一执政在邮政总局中发现了一个被称作“黑色办公室”的部门。这个部门中有几个职员，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头发变灰了。他们当时负责拆封邮政局长（当时是拉瓦莱特先生）分配给他们的信件。拉瓦莱特先生日后历任大使和元老院议员等职务，还封了爵位。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这个部门。地方的军政长官有权拦截并拆封阅读任何信件。他们还可以把信件的复印件或原件送到巴黎以供督政官、部长和他们的朋友们阅读。在将自己的侍从官拉瓦莱特任命为邮政局长的同时，第一执政禁止了任何向官员传递信件内容的行为，各地的邮局管理人员将作为这方面的执法者。这一措施证明拿破仑心中是想要缓和这一系统中独断专制的部分的。邮政总局有一份名单，只有名单上的人的信件往来会被拆封并仔细检视，这份名单中包括下面这些人：外国政府派驻在巴黎的各种人员、一些牵扯进政治密谋中的人、政府各个部门中一些尚未得到新政府完全信任的人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受到怀疑的人。通过拆封这些信件，我们的确获得了一些重要信息。但是不论我们从信中得到的信息多么严重，拿破仑从不认为这些是可以为某人彻底定罪的理由。因此，在最终定罪前，这些信一般都会被保存起来。有时候，这一手段也会被用来处理一些私事：谴责某人，或是帮助某位朋友。正是拿破仑手中掌握的多种多样的信息，加上他的睿智和克制帮助他挫败了许多的阴谋诡计。我不会尝试从道德的角度上来为这样侵犯邮政隐私的手段做任何辩护，因为拿破仑的继承人们都不会有他这样的审慎以及洞察力。但是，在他的手上，这一手段是没有任何危险的，还经常十分有用。信件只是提供一个标记而已，皇帝最终还是依靠调查、研究相互冲突的报告（这些报告总是能启发他）来得到真相的。有赖于这一整套系统，他总是如有神助一般地可以在他施以恩威的对象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拨乱反正、补偿不公，并提供恩惠和帮助。
尽管人们都知道，那些不希望自己的信件被阅读的人基本不会通过信件的方式传递信息，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可以从信件中获得重要的信息。我还记得有一天皇帝指着半掩房门外的富歇对财政部长说：“派人去审查那个人的信。”他忘记财政部长已经不能使用“黑色办公室”这件事了。富歇大概率不会踩进这样的陷阱里，他就算在信里写了什么信息，也是误导政府用的，他当时已经不在政府之中了。而那些最重要的秘密都是由邮政局长直接告知给元首的。只有他本人可以阅读这些信件。这些信函都是以密封的状态交到皇帝手上的，在他读完之后也会被马上烧毁，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黑色办公室”发出的信件里包含任何私人事务，或者是路易十五喜好的那种事情，那么他们当即就会被警告不要做这种超出规定范围的事情。我在这里必须要补充一下，邮政局长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1803年1月的最初那几天中，我们获知了勒克莱尔将军在开普敦死于黄热病的消息。他此前是圣多明各殖民地的上将，被派往当地镇压叛乱，但是这次远征最终失败了。第一执政对于这一损失感到非常痛心。翌日，图卢兹的来信宣告了迅信号进港的消息，将军的遗体就在那艘船上。勒克莱尔夫人，也是波拿巴的妹妹，和她的儿子陪伴在遗体旁。勒克莱尔夫人当时正值青春年华，她拒绝了一切在法国可以享受的荣华富贵和诱惑，陪伴她的丈夫踏上了旅程，履行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波利娜尽管对环绕在她身边的奉承和尊崇并不是完全免疫，但是她感受到了自己体内流淌的波拿巴家族的血液。在开普敦动乱时，她拒绝了丈夫下达的让她携子乘船离开的命令。她要和他共同面对危险。在他死前卧床的时期，她寸步不离地照料了他。她回到法国时心已经碎了，她此后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一年之后，她失去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她的儿子名叫德尔米德，为他命名的是他的教父拿破仑，后者当时沉迷莪相[17]的诗歌。
贝尔纳多特的儿子和勒克莱尔将军的儿子大致同岁，获得的名字是奥斯卡。拿破仑也是他的教父，而施洗礼也因此被延后到他从埃及归来之后。贝尔纳多特对拿破仑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一直参与针对拿破仑的密谋，但是事发后又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关系来脱罪。这其中就包括了约瑟夫·波拿巴和他的妻子，贝尔纳多特对他们也是时而逆反，时而顺从。
第一执政为勒克莱尔穿了10天的丧服。后者的逝去深深地触动了他：他不光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妹夫，更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军官，他在书房和战场上都是拿破仑的好帮手。他卓越的教育和优秀的服务让他得以快速晋升，从和平年代的视角来看，会觉得这样的晋升太快了。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将军了。他是从意大利、土伦（他当时与拿破仑并肩服役）、弗勒鲁斯和阿尔卑斯军队里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的。督政府时期，他被任命为马赛的司令官。他在那里认识了马赛炮兵司令的妹妹。当时波拿巴一家已经都搬到了马赛。拿破仑将军在之后被任命为意大利战场总指挥后，将他召到了米兰，纳入麾下。当时勒克莱尔是一个准将。拿破仑将自己的妹妹以婚姻的方式托付给了他。这位富有魅力的女士，是当时最漂亮的几位少女之一。此前弗雷龙一直在热烈地追求她。在热月政变之后，弗雷龙会成为“花花公子”（属于保王党的一支——编者注）的领导者。但是在当时，这位日后因血腥的行为而被雅各宾党人称作“南方拯救者”的人还没有什么名气。
勒克莱尔没有参与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在此期间，他正在意大利和法国西部服役。此后他被派往里昂收拾局面，并被赋予了临时的权力。当时从意大利撤出的军队散布在里昂以及周边的村镇中。他成功地重新在军队中树立起了纪律。在雾月政变中，勒克莱尔将军强烈地支持了波拿巴将军。而前者被任命为圣多明各远征军的司令，则是在顺利完成了第一执政指派给他的带领两万法军进入西班牙对抗葡萄牙的任务之后。第一执政在掌权之后，授权杜桑-卢维杜尔以法国的名义管理圣多明各岛。杜桑是一名准将，他以前是奴隶。同时他也是一名聪明的政治家和富有技巧的行政官员。他在黑人中的巨大影响力将他推到了法国政府面前。野心勃勃的杜桑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承认了法国本土的权威。但是私底下，他一直在秘密谋划把法军全部赶走，让自己成为这个岛屿唯一的主人。当他觉得时机到了之后，就撕下自己的面具，举起反抗的大旗并宣布圣多明各独立。法国的荣誉和利益都要求这个人必须被重新按回到正轨上去。因此远征圣多明各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那些逃亡到法国的克里奥尔人迫切地希望法国可以出兵。而这次远征中暴露出的那些致命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没有采取审慎的措施；将那些有理由被认为是可疑的黑人将军和士兵留在了他们的岗位上；黄热病的爆发带走了法军精锐力量的十分之一；杜桑·卢维杜尔的诡谲和他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远征的失败。我们扣押的多封杜桑的机密信件最终使得我们逮捕并将他押送到了法国。他被关押在汝拉的城堡中，并在两年后死在了那里。第一执政清楚地知道杜桑追求的野心勃勃的目标，他也完全不相信后者能有什么诚意。他其实更希望可以在一开始就把杜桑从岛上赶出去。他更希望杜桑以流亡者而不是囚犯的身份来到法国。但是，既然后者已经公开背叛了法国，那么拿破仑就不能继续容忍他自由自在地活在世上了。
圣多明各有害健康的气候，再加上劳累以及其他的问题都迅速将勒克莱尔将军带进了坟墓。罗尚博将军接替他成为总指挥，他最终因为自己的严苛丢了这个岛屿，丢失的这个过程是从他前任的过分宽容开始的。第一执政是希望自己的妹妹带着儿子陪伴她的丈夫一起去圣多明各的。而当他听闻将军的遗孀到达土伦的消息后，马上派出了自己的一名侍从官到当地找到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并把他们接回了巴黎。
英国政府对我们主要的不满之一就是塞巴斯蒂亚尼上校在埃及执行的任务。这位法国使者执行的任务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他对谢赫们和马穆鲁克头领们保证拿破仑将军（现在已经是法国的政府首脑了）并没有忘记他们，他会一直保护他们；以他的名义慷慨播撒的礼物等都引起了英国的怀疑。
在他交给第一执政的报告中，塞巴斯蒂亚尼上校指责伦敦政府正在为了离间埃及的首领和奥斯曼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私下活动。这一指责是很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提起当地英国指挥官对他热情的接待。自从《亚眠和约》签订以来，英法两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关系，拿破仑对于英国此次对这一关系展现出的恶意感到很是生气。因此他决定要将塞巴斯蒂亚尼上校的报告发表出来，尽管这份报告应该是绝密的才对。同时，就在将其发表在《箴言报》上之前，他想起来了要把这份报告给阿梅代·茹贝尔先生看一眼。后者是陪着上校进行那次旅行的，同时他也对这些东方国家很了解。茹贝尔先生在半夜被叫到了国务卿马雷先生的家中，后者向前者展示了那份报告。茹贝尔建议这位部长先生删除几个段落：在他看来，这些段落只会造成对方的烦恼和恼怒。但是因为这份报告要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箴言报》上，这些修改来不及提交给拿破仑去获得他的批准。而国务卿既不愿意承担删减文件的责任，也不敢推后出版的日期。因此这篇报告仅仅是做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修改就上了《箴言报》，也成了此后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争执的起点。这些争执最终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了英法之间和平的破裂。
在1802年年末的时候，一些来自瑞士各州的代表来到了巴黎。第一执政找他们来是为了让他们在他面前进行一场辩论，摆出各自关心的问题并最终达成和解：在过去的5年中，赫尔维蒂共和国[18]内部都因为种种问题而陷入分裂。自从拿破仑掌权以来，他已经做过数次这方面的尝试了。在吕内维尔，他强迫各国承认赫尔维蒂共和国的独立。但是自那以后，包括其国内各个力量的角力和冲突带来的多次革命、其境内军队的横行以及其贵族阶级向欧洲各国政府请求干涉在内的因素都使得这个倒霉的国家陷入一系列自相残杀的战争以及无政府状态。[19]最终它不得不向法国求援，希望后者可以终结这一切。此前法军按照赫尔维蒂政府的意愿撤离更是加剧了敌对各方的情绪。
最终需要法国决定的是找到一种瑞士可以使用它新近取得的独立的方法。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人提出应该在瑞士设立一个世袭的掌权者，或者一名世袭会长。针对这一提议的讨论是围绕着巴登藩侯进行的。达尔贝格男爵（此后成为达尔贝格公爵）是这个小国的使节，也是一名归化的法国人。他是这些谈判的斡旋人。这些谈判是如此的繁杂且耗时，巴登宫廷最终决定为他们这位使节在法国进行的外交工作给予补偿。但是，法军撤出后爆发的种种问题使得这一安排最终破产。
当阿洛伊斯·瑞定领导的联邦乱党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后，被击败的各方决定向法国政府求援，并请求后者调停。第一执政举办了数场会议，其中有一场持续了6小时之久。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选是第一执政从联邦党人和中央集权党人中分别挑选的，总共有十人。他认真地听取了敌对双方的观点，并尽可能中立地跟他们进行了讨论。他既以一个瑞士公民的身份，又以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伟大国家领袖的身份跟他们进行了谈话，为他们提供了贤明的建议。他不断展示着自己的克制和逻辑，最终说服了瑞士代表们。他指派了4名元老院议员（巴尔特雷米先生、勒德雷尔先生、富歇先生以及德莫尼耶先生）去和瑞士代表们达成共识，并起草一份和解令。和解令的基础应该是各州之间地位的绝对平等、贵族阶级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国债公正分割，以及在联邦组织中，18个州的宗教、习俗、语言和利益应该互相接受。
这一贤明而公正的政策抚平了各方的情感，得益于我们的调停，瑞士终于重获和平。各方都接受了这一调停，而阿洛伊斯·瑞定这位自封的寡头政治最热忱的支持者也出现在了第一届议事会上。并且他也承认，强大调解人的这次介入带来了许多的好处。所有的州都在各个场合表达了对第一执政的感激之情。
1803年4月9日的法案设立了助理办案员这一职位。一开始他们只有16名，主要职责是在参政院的各个部门担任报告员。他们大部分都是有才华的年轻男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古老的家族。第一批任命的那些报告员，几乎全都在日后爬上了政府的高位。鉴于之后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职位的有效性，他们的人数也在日后获得了显著的增加。可以这么说，这些助理办案员就像是帝国的一所官员学校的学员，一旦他们对政府事务熟练掌握之后，就会出任政府内部的高级职位。出于这一原因，他们被广泛分配到了国家的方方面面：中央各部、地方各省府以及普通市县、各个法院的公诉人办公室、各种财政管理机构。此后，他们还担负起了每周将包含各部部长工作成果的文件呈交给皇帝的任务：要么是他在大本营的时候，要么是他在法国国内出巡的时候。而在战时，他们主要听命于国务卿，但是很多时候各个部队的军需将官会使唤他们并派他们去执行临时的任务。他们大部分人都在各个被占领国的大本营中服务。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奖励，在回国之后他们往往会获得许多工作了多年的人都得不到的提拔。而除极个别例外，他们从来没有辜负过皇帝对他们的信任。从来没有人对他们的行事有过任何抱怨，尤其是对于他们的诚实和忠诚。几乎所有此前有成员出任过司法事务、财政事务或其他主要政府事务代表的家庭都向政府提供了助理办案员，他们总是能提供有益的服务。拿破仑经常为他在这一职位中获得的好处而恭喜自己。
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讲一下普鲁士国王在1803年2月向波旁家的族长做出的那个提议。当时那位族长正在华沙隐居。这一提议的内容主要是让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宣称权，以换取土地和金钱上的收益。综合考虑了第一执政和普鲁士君主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拿破仑在共和历8年果月20日（1800年9月7日）给里尔伯爵的答复[20]以及普鲁士国王给华沙摄政总统的指示之后，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提议是由拿破仑提出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知道普鲁士国王给梅耶先生的指示，是通过路易十八自己的记录。他记下这些指示的时候，兰斯大主教（也是塔列朗的叔叔）和埃奇沃斯神父也在场。如果拿破仑真的给普鲁士国王做过这样的暗示，那我是没有听见的。无论拿破仑对于这一陨落家族的不幸有怎样的看法，他一直觉得踏出第一步的不应该是他。这个主意很有可能源于普鲁士，因为当时觉得这个宣称者在普鲁士境内住得越来越久，总有一天会搞出什么幺蛾子的，尤其考虑到众所周知的波拿巴对波旁家的态度。
拿破仑没有反对普鲁士国王的这一提议，但是他也表态称自己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其中。这位未来的皇帝对这一想法特别感兴趣，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对这样的提议并不陌生。但是拿破仑是很谨慎小心的。而且他太聪明了，不可能看不出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的事情：要求波旁家的人放弃他们的权力，等于事实上承认了由人民投票赋予的统治权还必须由拿破仑之前的那个统治家族批准才算是正式确认。
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路易十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这个提议算到了对手的头上：这样他可以声称这是间接承认了他的权力。他也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合适的时机，以这个宣言的形式把自己再次呈现在欧洲的面前，有些人还想把这称作英雄的行为。我觉得我可以公正地说，这位亲王没有任何能让他成为英雄的品质。英雄主义首先就表示整件事情中有某种危险，但是路易十八根本没什么危险。他是一个既阴险狡诈又自私的人。浑身上下本能性地想的都是自己的正统性，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不会对自己的事业感到绝望。他唯一的武器就是那些阴谋和一些布告：前者总是被如此仔细规划过，以至于人们怎么都追溯不到他的头上，而他在后者中还追求着一些文学上的声誉。对于他这些欺诈性的操作和他在某些必须发声的时候从隐居地投掷出来的布告，我是这样看的：前者对于他的理想来说实在太过掉价，后者到更像是处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不觉得自己能质疑复辟政权发布的这些档案文件的真实性。我不能基于复辟政权对一封信的篡改就这么说：那是一封拿破仑皇帝寄给若阿基姆·缪拉国王[21]的信，复辟政权在篡改了这封信之后将其发表了出去。德·布拉卡先生在皇帝书房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封信的草稿，在对其做出了一些安排后（这样可以更好地达到发表这封信的效果）他把这封信发表在了《箴言报》上。我在百日政权的时候，见过这封信的副本，是由德·布拉卡先生的一位秘书弗勒里奥神父手写的。他在篡改的部分都在旁边用红色的笔做了标记。
某些政府只要稍微有利可图就会毫不犹豫地撒谎，我不会在这些谎言中寻找我否认流言的依据，我觉得直接说这些和波旁家的谈判主要是在他们和普鲁士的代表之间进行的会更为简单。拿破仑明确表示了不想知道这些谈判的进展。这些代表的狂热和柏林政府的意见都让他们的提案变得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这是拿破仑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评价。
我忘记解释一下王位觊觎者是怎么跑到华沙去的了。当保罗一世在1800年年末和督政府达成和解后，他对于里尔伯爵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两年前他曾在米陶[22]热情地欢迎了后者。尽管当时正值隆冬时节，保罗一世还是下令让里尔伯爵马上离开俄罗斯的领土。在危难之中，后者向普鲁士国王请求庇护。普鲁士国王准许他在华沙安顿下来。但是，前者也不希望触怒法国政府，因此他知会了第一执政。第一执政对觊觎者被安顿在普鲁士境内的一个城市中没有表示反对，优雅地容忍了这件事。
为了佐证我说过的路易十八不是一个拥有英雄品质的人，我必须要提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在1796年的4月份，里尔伯爵在威尼斯政府的要求下离开维罗纳时，以符合他地位的骄傲和庄重向威尼斯政府提出了以下两个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黄书》[23]上移除，同时威尼斯政府要将亨利四世的甲胄归还给他。但是，出于对在旅行时被威尼斯政府出卖或被法国抓获的恐惧，他让拉沃吉翁公爵假扮成国王坐在他的马车里，而自己则穿着简朴的衣服作为伪装。他就这样逃出了法军控制的区域。这是维罗纳的长官在寄给威尼斯参议院的信中提到的事情。包括这份报告在内的文件则是在法国占领威尼斯后被带回法国的。
这位亲王从来没有丢失这份对自己正统性的本能感觉。伯尼奥先生在1814年被复辟政权任命为内政大臣，因此他也负责帮助刚从英国归来的路易十八搬进杜伊勒里宫居住。这位大臣后来告诉我，国王走过所有房间时都漫不经心，完全没有在听伯尼奥先生为他介绍的各个房间的功能。而到了此前拿破仑用作书房的房间时，路易十八就拒绝再往前走了。当时他流亡英国时用的写字台已经被搬进了那个房间。他命人搬进来一个扶手椅，然后就在写字台边静静地坐了下来，仿佛他不过是刚刚离开皇宫去散了一个小时的步。
此前属于法国的路易斯安纳已经作为《1763年条约》[24]的一个秘密条款被割让给了西班牙。当地居民对这一安排表达了不满，而当时的凡尔赛政府也对此表示遗憾，此后凡尔赛政府还继续和当地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通信，但是最终还是将他们遗忘了。英国从没有停止垂涎这一省份，后者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接壤。我国的港口和商业诸城，一直期盼能出现一个重新夺回这一殖民地的机会，这样对于去往安德烈斯群岛的船运来说会是利好。第一执政一直知道商界的这一愿望，再加上他对未来的考量，于是与马德里宫廷开始了就重新取回路易斯安纳一事的谈判。到了1800年年末，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让我们重新拥有了路易斯安纳。当《亚眠和约》濒临破裂的时候，拿破仑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海军力量无法在面对优势的英国舰队时保护我们所有的殖民地，而对于英国来说，占领路易斯安纳会是一件尤其简单的事情。因为预见到了战争一旦开打，路易斯安纳就会是第一个受到攻击的地方，拿破仑希望将其放到一个英国碰不到的地方，并让其永远断绝染指路易斯安纳的念想：将后者整体让给美国。因此他向美国人提议，可以将路易斯安纳让给他们，以换取金钱补偿。而他预想这些金钱补偿将帮助我们打这场即将到来的与英国的战争。
美国方面派出了一名使节来到巴黎，他是来要求和平期间我们查封美国船舶的补偿的。这位使节并没有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获取整个殖民地”这么高的要求，他只是希望可以获得新奥尔良。因此美国使节一直是抱着略带怀疑的态度在听取这些提议。他觉得这些提议里面肯定有什么陷阱，会阻止他达成此行的目的。与此同时，一名新的美国使节门罗先生抵达了巴黎。他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全权授权。巴尔贝-马布瓦先生是法方的谈判代表，他马上就接触了门罗先生。美国第一使节利文斯通先生提议用3000万买下路易斯安纳，而马布瓦先生主张得8000万才行。最终美国使节接受了8000万的价码，但是提出其中的2000万必须用来补偿美国公民遭受的损失，所以实际的金额被削减到了6000万。拿破仑本计划只要能卖到5000万就满足了，但是现在他则要求那2000万被用作补偿的款项也必须纳入我们的国库中。不过，他在此期间不断收到的有关英军武备的消息以及英国政府不断施加的无理要求都软化了拿破仑的立场，并迫使他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他最害怕的就是战事在协议达成前就重开，那么到时候他就只能许诺一张空头支票给美国人了。1803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了两份协议。第一份是关于付款方式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把法国放弃主权一事和金钱买卖问题混为一谈。在这一转让中，还加入了一个要求。拿破仑明确要求契约中加入下面这一条：路易斯安纳的居民必须可以继续居住在当地，并且他们的自由、财产权和宗教信仰都必须得到保障。
英国人对于美国人获得路易斯安纳这一点感到非常的愤怒。也正因如此，我们的敌人永远地丧失了在美洲重构霸权的机会。拿破仑的预见性也因此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协议签署后过了没几天，战争就爆发了。但是此时路易斯安纳已经成了美国领土，所以英国人对这个殖民地什么都做不了。
与此同时，英国已经箭在弦上了：她召集了一万名新水手，民兵组织也被动员起来，他们谎称是因为法国和荷兰正在港口中准备大批对抗英国的武器装备。我们向英国大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效果，伦敦政府心意已决。很明显，在签署《亚眠和约》的时候，英国政府只是想要一份停火协议而已，他们早就想好了要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打破和约。
此前，皮特先生的突然辞职一度让人们揣测这表示着英国愿意与法国和解。事实上，皮特自己也承认他这个宣誓与法国永世为敌的人是不能和后者签订和约的。他的自尊也不允许他接受那些和他此前期盼的如此不同的条件。因此，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退休。继承人是他的一位支持者：阿丁顿先生，他是查塔姆勋爵（皮特的父亲）医生的儿子。阿丁顿先生是皮特的同窗，并且在之后也一直是后者的朋友。而皮特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他依旧领导着英国政府。《亚眠和约》签订后不久，本来欢迎和约签订的英国就发现和平成了她的负担：在战争期间，英国享受了贸易垄断，她可以榨取海上和殖民地的利益，而和平的到来为英国带来了竞争对手，同时减少了她的利润。第一执政当时派出了他的侍从官洛里斯东到伦敦去作为批准和约的送信人。后者在伦敦受到了人民的热情接待。人们将其马车的马匹们解套，人们将他宛如胜者一样地带到了唐宁街。但是，英国政府和大商人们并没有展现出和民众一样的热情。
法国一丝不苟地履行了她在签署和约时许下的承诺。在3个月内，法军就撤出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教皇国。相比之下，英国还没有就从马耳他撤军一事做出任何的安排，他们甚至暗示要延长对马耳他的占领。英国的报纸则以最恶毒的文章侮辱法国的政府首脑，甚至肆意传播虚假报告。即便是在议会的两院中，对法国的仇恨也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而《箴言报》上的文章（几乎都是由第一执政口授）则以愤慨而不失尊严的方式回应了这些恶毒的攻击。拿破仑认为这些记者的诽谤非常微妙。来自敌对国家和敌对政府的侮辱是不奇怪的，但是在一个新近才和法国和解了的国家，这些英国小册子竟然被如此容忍甚至保护，向他展示了英国政府是多么不想和他保持友好关系：它们对法国展现了一些非常有敌意的情绪。英国人责怪拿破仑在接见英国使团时，对威特沃斯勋爵多有呵斥。事实上，在那时候，政府首脑在公开场合和外国大使谈判还是不那么寻常的事情。各国的君主们甚至在和他国政府打交道时都是要让他们自己的大臣们当中间人的。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举动自然会深深冒犯一个不愿意自己的政策被公之于众的政府。此前英国政府一些毫无来由的举动为拿破仑带来的愤慨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觉得自己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们在这里也要承认，这种情感带来了极为糟糕的影响，它也只能带来糟糕的影响。像拿破仑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最好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情感。
法国政府就英方对这些下作攻击和卑鄙诽谤的容忍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伦敦内阁则回应说，鉴于英国法律规定了言论自由，虽然他们理解法方的委屈和不满，但是他们对此的污蔑性挑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法国大使的要求下，英国司法大臣以煽动谋杀的罪名起诉了佩尔蒂埃。下议院议员梅肯托施先生担任了这位小册子作者的辩护律师，最终后者仅仅被判处少量的罚金。他之后也并没有支付这些罚金。而这位著名的律师也在当年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法庭中最重要的法官之一。
在佩尔蒂埃的报纸《大杂烩》刊发的小册子中，引发法国政府最强烈反对的是一首题为《妠婆婨》[25]的颂歌，由当时还是小年轻的夏尔·诺迪埃创作。我在这里必须要指出，人们是怎样夸大了拿破仑对这位作家迫害的程度。我甚至相信是作家自己夸大了他所受迫害的严重性，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些想象出来的迫害来创造某些感情，并且自封为一个英雄。我个人没有听说过第一执政的政府针对这个人采取过任何的措施。诺迪埃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满脑子都是所谓的骑士精神。正是这种“骑士精神”促使他总是站在胜利者的对立面，他根本不管失败者是谁：共和党人、流亡者、朱安党人或者是倒台政府的那些朋友。他年轻时的那些友情和爱情将他卷进了保王党的密谋中。愿望落空使得他在第一执政掌权时对后者升起了仇恨之心。而帝国政府并没有抚平这份仇恨。他的憎恶在《妠婆婨》中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份恶毒的抨击。这样一篇文章自然受到了各个敌对政府报纸的欢迎，也自然让警察注意到了它的作者。但是，如果认为在这么一个虚弱的敌人和一个强大国家的领袖之间可能有某种私人的持续的竞争，未免是太往前者的脸上贴金了：这个作者肯定是有才华的，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无名氏。拿破仑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不会在他引发的某些虚弱恨意上浪费时间。他只会将这些东西知会政府的警务部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
诺迪埃抱怨的所谓迫害也不是特别的暴力：他在圣佩拉吉被关押了几个月之后就被送回在贝桑松的家中了。他激动的精神状态让他此后再次做出挑衅行为，这些行为也给他带去了更多的耻辱。他那一直未曾减少的敌意、他和那些情绪激动的人之间的联系、他对独立的热爱以及他那诗人的想象力都让他离开家乡，跑到瑞士的汝拉山中去尽情胡思乱想去了。在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四处游荡的生活后，他自由返回了贝桑松。在贝桑松，他甚至受到了省长让·德·布里的保护。他获准教授一门文学课。同时，得益于有关部门的宽宏大量，他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之后，他去了伊利里亚[26]。在那里，他成了之前迫害他的人——前警务大臣富歇的秘书。当时富歇正是那些省份的长官。诺迪埃在那段时间里，在帝国政府里担任了各种肥差。他甚至在伊利里亚掌管了一份报纸，并获得了该省之后数任长官的保护。1814年的事件将他带回了法国。我可能花在诺迪埃先生身上的笔墨有点过多了，但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我希望展示的是，他假装受到的那些严酷对待，在现实中都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借着这个机会，我还想说明一点：这位诺迪埃在1815年出版的书中曾指出拿破仑的军队里有什么秘密社团，这些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完全可以归咎于他对小说的热爱以及他对阴谋论的狂热。即便皇帝拥有那么多信息来源，军队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但他从来没有在军队中发现什么由一名领袖或者秘密会议领导的秘密组织、隐藏团体或者非拉铁非教会有关的蛛丝马迹。拿破仑的铁腕和他警觉的双眼都杜绝了军队中出现秘密组织的可能性：他的铁腕一直在积极限制那些打着“自由”或者“独立”旗号的麻烦和混乱倾向。如果真的有这一类的秘密尝试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则要么是发生在他不再掌权之后，要么是在他统治的末期：当时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都随着接连的失败而在渐渐消失，下面对他的服务也渐渐不再热忱。因此，只有出于诺迪埃这种喜爱空想的脑袋的自然倾向，才会把一些完全没有关系的罕见和割裂的事实，或者一些独立的尝试联系起来。
关于夏尔·诺迪埃的这些离题的事情并不会让我忘记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差一点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在1803年年初，第一执政当时正在圣克劳。他想要驾驶一辆由四匹年轻的马匹牵引的马车。约瑟芬夫人和她的女儿坐在车里。在圣克劳的花圃前，拿破仑攀上了驾驶座。在来到花圃和私人公园交界处的栏杆那里时，他丧失了对这些年轻暴脾气马匹的控制。它们是如此剧烈地冲向栏杆，以至于拿破仑被从驾驶座上甩了出来，摔到了十步之外的碎石上。一开始在他启程时，我就有点担心。但是看着他之后平静地渐行渐远，我也逐渐放下心来。而之后突然一声尖叫和马车骤然停止让我害怕发生了什么事故。我急忙跑上前去，到事发地点时，我刚好看到第一执政坐在地上整理着思绪。幸运的是，这次落马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没有骨折、没有骨头扭伤，而且也没有内伤的痕迹。事后，拿破仑身上有只有几处擦伤和刮伤，并被迫将右臂吊起来一段时间。这也使得他在之后的几天里无法签署任何文件。
威特沃斯勋爵在6月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但是他直到11月中才到达巴黎。安德烈奥西将军当时一直在等待英国大使离开伦敦，甫一得到威特沃斯勋爵已经离开的消息后，他就出发了。威特沃斯的任务是要打破和约。经过了此前一系列的敌意和毫无根据的批评指责之后，英国政府用一个笨拙的宣言完成了这一系列具有攻击性的行为。这一宣言自然是基于完全错误的借口之上的。根据不列颠的传统，在宣战之前，英国政府已经下令，不光是法国军舰，法国商船和港口也要被视作敌对目标。因此，在正式宣战之前，敌对行为就已经开始了。英国已经开始在港口中和大洋上抓捕法国船只，对属于法国和荷兰的船只、货物和船员的封锁也早在公开宣战前就开始了。正是为了应对英国政府这种不公地查封人员和船只，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第一执政下令逮捕宣战时法国领土上的所有英国人，不分军民。
但是，和英国大使的对话还在继续，他也还继续留在巴黎。第一执政为了维持和平，尝试了所有的手段。他也宣称，在不违反《亚眠和约》的前提下，他愿意向英国提供后者认为必要的所有安全保障。但是英国政府提出的提议都是违背和约条款的。基于和约的条款，第一执政提议让签署条约的列强来做出仲裁。他特别提出马耳他岛应该交给沙皇保管。后者在收到仲裁的请求后，提出自己可以作为调解人。他同意接管岛屿10年，并且要求该岛的治理权应该归属当地俄国驻军指挥官，而不是骑士团的团长。
4月25日，威特沃斯勋爵提出了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这一最后通牒是口头传递的，而不是以书面的形式）：英国将继续占有马耳他10年的时间，同时地中海上的另一个当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的小岛兰佩杜萨岛也要被交给英国。这位大使同时宣布，除非法方在7日内接受最后通牒的要求，否则英国就将宣战。这些专横的举动遭到了第一执政的反对。依旧希望维持和平的第一执政提出马耳他应该交由俄国托管，直到法国和英国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种种分歧为止。威特沃斯勋爵则回复说，因为俄国拒绝接管该岛，所以这样的安排是不可行的。这就是假话了，毕竟沙皇已经同意接管马耳他岛了。英国政府当时认为，拿破仑要求英国从马耳他撤军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他们提出后者应该同意在条约中加入一个允许英国继续驻军的秘密条款。第一执政以该条款不可执行，并且配不上法国为由拒绝了这一诡计。
最终，想要尝试所有能达到和解的方法的拿破仑提出了最后的权宜之计：英国可以无限期地在马耳他驻军，但是作为交换，法军将占领塔兰托湾。拿破仑认为，塔兰托在地中海中的险要位置和马耳他差不多。在他看来，法国依据条约占领塔兰托将引发列强的干预。它们会要求英军退出埃及，以确保法军退出那不勒斯。但是英国不愿意在这一点上做出任何让步，同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她的士兵继续留在马耳他岛上。而另一方面，法国则宁愿开战，也不愿意就这样让英国获得处在地中海心脏部位的这个战略要地。威特沃斯勋爵甚至不愿意听一听第一执政的提议，就说，既然英国政府提出的绝对条件[27]被拒绝了，那么他必须要求取回自己的护照。此后他就立刻离开了巴黎并前往加莱，他在那里等待着安德烈奥西将军抵达多佛。
作为接受托管马耳他的要求，俄国政府曾经在其和解计划中要求将兰佩杜萨岛割让给英国。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要求的话，那么假使未来马耳他岛又再次落入英国手中，后者就会在地中海上拥有两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毕竟到了英国人手中，兰佩杜萨很快就会被建设得固若金汤。不过，拿破仑一直都坚称，法国不会容忍英国在地中海一手遮天。俄国在提议中还提出了法军撤离瑞士和意大利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亚眠和约》中没有的内容：撒丁国王应该在意大利获得失去皮埃蒙特后相应的补偿等。俄国这一系列的提议都清楚地展示了它对英国的偏袒。事实上，俄国宰相沃伦佐夫和俄国驻法国大使马尔科夫伯爵都是公开的英国支持者。马尔科夫伯爵的反法情绪简直无人能出其右。他以前常常会雇用诽谤者和污蔑者来对政府和第一执政个人进行大量的侮辱和中伤。此外，他还会审查他主人的命令。他常常会这么说：“的确，沙皇有自己的意愿，但是俄国也有她自己的意愿。”第一执政此前就已经饱受俄国大使这一敌对态度的折磨。当战事重开，而且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的时候，他认为这位大使在巴黎的存在就不但令人不快，而且变得危险了。因此法方向俄方要求替换这个人，此后一名代办被派到巴黎接替了他的位置。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召回了埃杜维尔将军，后者在圣彼得堡也留下了一个代办：德·雷纳瓦尔先生。
第一执政此前一直与普鲁士关系融洽，现在他想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两国的纽带。他觉得，面对英国这样一个强敌，他需要一个亲密可靠的盟友。这样在进攻和防守时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借用他自己的话，他希望获得的是：“一个清晰、强大而且完整的联盟。仅仅是宣布这一联盟本身，对于欧洲来说，就会是对和平以及各个势力现状的永久保证，对英国来说也会是这次战争结束后的一个警告。”在选择这一盟友时，拿破仑需要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中二选一，而他是倾向于后者的。因此，他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建立攻防联盟。
《亚眠和约》的终结也中断了拿破仑平静而闲适的生活，他命中注定无福消受这样的生活。要不是他总是忙于永不停歇的战事，他的这些天才将会给在和平年代给他带去怎样的创造力以及无与伦比的名誉和权势啊！他已经将和平的橄榄枝和战争的桂冠结合在一起了：整个欧洲都被他降服了。还有什么荣耀在等待着他呢？那自然是要发展农业、工业、科学以及艺术。此前他在战争中通过一系列的胜利让法国变得强大和受人畏惧，并因此让她幸福，现在他会让法国在和平发展中收获同样的快乐。但是，这些他喜爱沉浸其中的对于和平与繁荣的畅想，在他命中注定的那条浩瀚而波涛汹涌的道路面前，还是消散了。如果说此前他那坚强而敏锐的头脑中还有什么关于自身未来幻想的话，从那天开始，他将所有这些幻想都永久地祛除干净了。他的心对于互惠互利和坦率的手段是多么敏感。他心中充盈着对祖国的骄傲和荣誉感。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在他这颗敏感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政府或指挥或资助了一系列针对第一执政权力和性命的可恶诡计；作为内战的混杂残余，60名刺客被呕吐到了我们的海岸上，想要实现一个懦夫的罪恶行径；暗处的人们在密谋，想要收买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法国将领；谎言和腐败无孔不入；以上的种种事情都让他心中充满了最大的愤慨。他不得不承认，跟这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之间，不可能去期盼有什么停火协议或者和平。他能依靠的也只有他强大的力量和不同寻常的手段，因为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自从那一刻起，他就只关心一件事情了：将所有英国曾经尝试加到我们身上的伤害都还回去。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此前他沉睡中的才能也被彻底唤醒了。现在的他既勇敢又大胆。面对我们永恒的敌人为他制造的艰巨挑战，他奋起迎击，甚至还更胜一筹。他的行动变得非常激烈。自那以后，他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一段充斥着行动和斗争的人生；一段辛劳、危机四伏而充满大胆想法的人生；一段他一刻都不能松懈，一刻都不能偏离航道的人生。就像一个无畏的运动员那样，他进入了这一恢宏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会创造出如此多的奇观，它们会将他高高抬起，而后又重重摔下。
在宣战时逮捕所有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人是一个有力的措施。作为对一个国家犯下的丑陋的而又无法容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的报复，这样的措施是正当的。在这一最初行动后不久，我们就迅速占领了汉诺威选侯国[28]。在荷兰地区集结的法军获命进入德意志地区。他们在5月26日离开奈梅亨，并在6月5日进入了汉诺威选侯国的首都。根据在苏林根签订的协议，法军将占领汉诺威在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汉诺威军队将退守劳恩堡，并且承诺在战争期间不进攻法军。汉诺威境内所有属于英王的城堡、火炮、弹药以及金钱都被交给了法国军队。英王拒绝批准这一协议，因此法军追赶上了已经退入劳恩堡的汉诺威军队，并且将他们缴械。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派出了一支运输船队打算把这些人接走。要是成功的话，这将是一支一万六千人的军队，但是英国的运输船到得太晚了。
警觉于战火的逼近，哥廷根大学通过著名的海涅向第一执政请求保护。大学请求后者可以采取措施保证学校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同时下令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学术研究的事件的发生。第一执政命令陆军部长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并指挥莫蒂埃少校要保护所有的大学，尤其是哥廷根大学。
拿破仑那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英国登陆，这样就可以直接在伦敦决定和约的条款。他致力于打造一支可以将十五万军队运送至海峡另一边的船队，他认为十五万人大概就足够完成这次远征了。他决定使用小船来执行这一任务，这些小船既适合航行和调整，也可以很好地适应登陆一侧的港口。这些小船被分成了三类：护卫舰炮艇、单桅帆船炮艇以及驳船。船队中同样加入了一些更大的船只，用来运送马匹、火炮和补给。我们还沿着海岸购买了一些大型的捕鱼帆船。所有的港口，甚至是河口，都被用作制造所需船舶的船坞。各个省、市镇以及行会还自发地向政府提供了许多炮艇、平底船、单桅帆船以及护卫舰。巴黎的商人们则决议捐款建设一艘带有120门大炮的战舰，取名为巴黎商业号。大到行会，小到个人，大家都捐款建设了大小不一的船舶，共同组成了法国的舰队。
第一执政下令在海岸上建立6个营地。这些营地将负责为等待上船的士兵提供补给。这些士兵的任务则是将这场英国政府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休止的战争带到英国的国土上去。而为了可以同时从多点共同进攻英国，拿破仑同样下达了远征爱尔兰的命令。为此他组织了18000人，驻扎在布列斯特。马尔蒙将军当时正在荷兰领导着一支22000～25000人的军队，他也预备往爱尔兰进发。第一执政决定将这两支军队交由奥热罗元帅指挥。我们与在法国的爱尔兰难民和在爱尔兰本土的爱尔兰人都达成了协议，奥热罗将直取都柏林。如果爱尔兰起义军方面有任何延宕的话，他将会在都柏林固守，等待与马尔蒙将军会合，并共同等待大部队的登陆。英国不正当的攻击行为将我们置于新的险境之中，在对此做出了完全的安排，保证了法国内政外交上的安全后，第一执政在约瑟芬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巴黎前往北部诸省。此时距离战事重开过去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视察了我国在拉芒什海峡[29]以及北海沿岸的所有港口，同时还视察了皮卡第、比利时和列日地区的工业城镇。他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待了几天，并在8月10日经由兰斯和苏瓦松回到了圣克劳的家中。这次持续六周的出巡主要是用在组织舰队以及在布罗涅准备一直入侵的军队这两件事情上了。拿破仑最关心的就是这次远征需要的人力和物资。在旅程中，每到一处，他都可以感受到当地居民对英国的恼怒。这场战争因此成为我们全民族的战争。他也因此督促各地居民都要协助政府建设并装备法国的舰队。这一爱国主义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国。如果真的把全国投票决议通过的那些造船资金提到的船舰都造出来的话，会远远超过我们远征需要的船舰数目。而除开这些不谈，全国大量的爱国礼物和主动捐赠也为舰队的武装和维护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所需的资金。在布罗涅以及邻近的港口和洼地中，我们总共集结了两千多艘各式船舰，同时邻近河流的河床被加深拓宽（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项目团体和维修团体来对这些河床进行合适的改造）。我们同样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保护分散在海岸各处的舰队分支。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执行这一难忘的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没有遗漏任何一点细节，完全对得起拿破仑在脑海中构建的想法。拿破仑的天才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
在同一个地点集结如此数量的战船，肯定会让人们坚信即将入侵英国的就是这支舰队。而为了误导敌人，拿破仑决定在其他距离遥远的地方同样集结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总共在土伦、罗什福德、加的斯、费罗尔以及布列斯特准备了将近六十艘风帆战列舰。它们将在合适的时候快速地聚拢到布罗涅，并在海面上停留14天。得益于这些船舰在海峡中依托它们的数量优势为我方提供的海上优势，我们将得以让十六万士兵穿过海峡登陆英国。他们都在布罗涅和其他港口中待命。在和海军部长充分地讨论了许多其他方案后，第一执政决定采用这一方案。
为了执行这一要求绝对的决心和技巧的行动，拿破仑选择了海军上将拉图什-特威尔。在他寄给后者关于此事的信件中，他要求拉图什-特威尔认真地思考一下他将要执行的这一计划，并告诉拿破仑他认为最好的执行计划的方式是什么。拿破仑在这之后才正式签署了命令，并告知拉图什-特威尔他已经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的监军，并且他希望对英作战的胜利将使得他可以将这位海军上将提拔到了一个如此显赫的位置，以至于后者将不再对权位有任何的欲望。
拿破仑同时告诉了这位总指挥官他手下掌管的船舰的数目以及地点，同时还有英军巡洋舰和舰队的位置。这些消息都是第一执政的外国统计办公室告诉他的，这个办公室是如此高效，以至于第一执政可以像伦敦的海军部一样熟练地掌握英国海军的实时情况。他接下去补充道：“现时，在埃塔普勒-布罗涅-维姆勒-昂布勒特斯一线拥有两千艘炮艇、单桅帆船、驳船等各式船舰。可以运输14万士兵和1万匹马。让我们在6小时内制服海峡，我们就将称霸世界。”
拿破仑希望整个计划可以在冬天前完成。“假设海军上将可以在7月30日前开始行动，那么他可能在9月中旬到达布罗涅。那时候的夜晚足够长，天气一般也不会太坏。”
就在计划伟大远征的同时，第一执政还和海军部长一起策划了许多扰乱敌军视线的海上远征。这些远征的目的是加强并补给我们的殖民地，去夺取可以用作我方避风港的岛屿，以及尽可能损害英国的商船队。几乎每天，拿破仑和海军部长的通信内容都是在组织这一系列的行动。
这些远征获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不过，实话实说，它们并没有达成拿破仑预想中的结果。
我在这里只会简短描述一下拿破仑在巡视法国北部诸省时人们对他表达的敬意；当地的人们为他和他的妻子准备的阿谀而壮丽的接风会；他们通过的那一道道凯旋门；他们经过的城镇从当地最著名的家庭中挑选出的人组成的仪仗队和他们身着的华丽制服；那些身着白衣，捧着鲜花的姑娘；各地民政、军事和教会领袖所做的发言；各地唱诵的《赞美颂》；一连串的彩灯、舞会和音乐会；安特卫普民众举行的胜利游行是如此珍贵：他们在一系列的画布上画出了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世俗人物和幻想生物。总之，我将简短描述一下城市和乡村的居民是以怎样的热情聚集到了一起，为拿破仑喝彩，也为了表达他们对英国的反对。当时的报纸对这些事情的报道，没有一句夸张的话。
拿破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现场看一看[30]沿海各省提供的海军资源，同时鼓舞军队抵抗英国的精神。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按照惯例到访了港口、造船厂、军火库以及炮台。他在各地长时间接见了民政、海军以及陆军长官。全身心投入到改进准备工作以及纠正弊政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不吝赏罚。而《箴言报》也记录了他的这一部分旅程，这些记录都是史料了。
德·罗克洛尔先生当时是梅赫伦大主教。他专程来到安特卫普，向第一执政和约瑟芬夫人表达敬意。此后，在1813年，我经常会在总理大臣冈巴塞雷斯的会客厅里见到这位教士。他是一个正直而身体结实的老人，尽管已经八十二岁了，但精神像中年人一样。拿破仑以特殊的礼遇接待了他。德·罗克洛尔先生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礼遇，还有赖于他在自己教区高明的治理手段，以及他在当地促进和谐团结的精神。他非常聪明，并且此前就已经是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了。在拿破仑到访安特卫普之后4～5年，他就从这个职位上辞职了。此后他被任命为圣丹尼教务会的议事司铎。德·普拉特神父当时是普瓦捷主教，接替他的位置成了梅赫伦大主教。当我再次在总理大臣的会客厅里见到德·罗克洛尔先生的时候，他已经超过92岁了。时间几乎没有改变他。虽然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他的双腿还是那么强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站着的。那时，他的记忆则奇异地受到了损伤。他的记忆到他任桑利斯主教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当时的他是法王路易十五的首席宫廷大神甫，深受国王的喜爱，并且享受着宫中各位夫人特殊的庇护。他完全记不起来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了。在长寿这方面，西梅翁伯爵则更令人惊叹。他的年纪远比德·罗克洛尔先生要大，但他还是耳聪目明，身体健康得很。
第一执政是在离开布鲁塞尔的前一晚，在那里接见了普鲁士国王的私人顾问隆巴尔先生。他为前者带去了一封普鲁士国王的亲笔信。信件的主要内容是对第一执政到达布鲁塞尔表示祝贺，同时也希望法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由于当地法国驻军而对下萨克森居民收取的费用。隆巴尔先生的任务可不只是为了保护普鲁士的利益而已。他还受命要找出拿破仑有意对汉诺威和德国地区其他一些部分的占领将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些问题是俄国向普鲁士政府提出的。拿破仑在当时只关心一件事情：达成和普鲁士的同盟。因此他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了隆巴尔先生，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且对他展示出了极大的信任。拿破仑提到了他有多么重视与普鲁士国王之间的友谊；他表达了希望与这位君主联合以推动普鲁士利益的真诚愿望；因此他也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取悦这位国王。他的关注点，以及北方各方势力的关注点，都是要终结英国在海上的专制统治。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对英国关闭所有在德港口。他要求普鲁士随时和法国保持一致，这样两者的联盟才会是真实而有效的。拿破仑以他那不可抵挡的魅力做出了上面的一系列解释，这些都给普鲁士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两人谈话的报告让普鲁士国王感到很高兴。但是后者一贯踌躇且立场不坚定，这位国王害怕他和法国的关系太过深入了。因此他在回复中只是做了一些让人失望的提议、包括提议中立等，并最终以“此事应该隔日再议”为由拒绝了结盟。
隆巴尔先生是在柏林的法国难民中的一员。他是一名出色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从小被灌输中立的理念。忠实于他的理念，他一直凭借着君主对他的信任在后者的议事会上宣扬普鲁士应该保持中立。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对故国法国的偏袒导致他受到了诸如他已经将自己出卖给了法国政府之类的不公指控。1806年普鲁士被召入战争前夕他已退休，这对于普鲁士来说是一个灾难。
每当第一执政要写信给那位国王的时候，他总是会一边笑着一边对我说：“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信件的文笔才行啊，普鲁士国王的内阁里有人的法语说得、写得特别好。”他指的正是隆巴尔先生。
教廷的公使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也在这次出巡中陪同在第一执政身边。这样一个以虔诚，宽容和崇高而闻名的教士的在场，在这样一个饱受宗教争执困扰的国家，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他的调解精神使得他非常有资格来平息这些争端。在那慕尔，红衣主教本应是要下榻在那个教区的主教家里的。事实上，主教宫都做好接待他的准备了。但是此前我们接到了许多关于那个主教作风不正的报告，甚至还寻花问柳，因此我们觉得公使可能会在他的住所找到一些不那么正经的人。这一事件使得许多此前仅仅是在那慕尔私下传播的讽刺诗文彻底公开化了。基于主教败坏的名声，他被下令辞去自己的职务。他虽然照做了，但在此之前，他还公开要求教会必须在他死前把他做主教的工资付给他。
结束这次出巡后，拿破仑在圣克劳度过了9月和10月。他以一贯的热忱投入工作，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下面3件事情上：布罗涅远征的具体细节、国内事务、随着与英国战事再开带来的和欧洲各国的各种协商。
到了1803年的11月初，第一执政又到布罗涅进行了第二次出巡。这次出巡持续了2周。这次出巡的目的主要是探访布罗涅以及维姆勒的港口，并检视他此前要求的那些帮助舰队的下属各支部队聚集的工作进行得如何。他在锚地停留了一天一夜。他还登上了一艘小型炮艇，并在前线参与了法军舰队和巡航中的英军三桅战舰打的一场遭遇战。当时英方指挥是基斯海军上将。在我方单桅帆船和岸上炮台的炮火压制下，敌军撤退了。6周后，拿破仑突然离开巴黎，踏上了一次沿着法国海岸的旅程。这次出巡总共持续了10天。这次旅行的通知是在出发前2小时才发出的，出行所需的马匹也是以贝西埃尔将军的名义准备的。之前的那次出行也是以同样秘密的方式筹备的，那次用的是迪洛克将军的名义。之所以警惕性这么高，是因为我们当时怀疑有人在密谋绑架拿破仑。
正当拿破仑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些准备工作上时，当整个法国都在集中力量准备海上战事因而在莱茵河和阿迪杰河的边界防守松懈时，奥地利正在暗度陈仓，往巴伐利亚、施瓦本和瑞士调兵遣将。同时奥地利也在增强在意大利的军队。俄国则在波多利亚[31]、维斯瓦河东岸以及利沃尼亚[32]集结军队。时刻准备着南下波美拉尼亚，配合瑞典人和英国人的进攻。每500名俄国人中就有4人被征召进了军队。而英国人也在大肆集结军队，随时准备着运往库克斯港[33]，与瑞典人和俄国人会合。那不勒斯宫廷也在准备集结自己的军队。拿破仑注视着所有这些动静。他在意大利的防守上采取了预防措施。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提醒奥地利，他这些安排都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他还为奥地利指明了后者真正应该关心什么。
莫蒂埃元帅在确保汉诺威臣服后，回到了巴黎。他在巴黎被任命为近卫队的4名将军之一。贝尔纳多特将军则代替他去指挥在汉诺威的军队。
就在第一执政不在巴黎期间，他的妹妹波利娜，勒克莱尔将军（1802年在圣多明各逝世）的遗孀嫁给了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后者来自罗马最著名且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这位亲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拥抱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他曾在意大利的法军中服役，并参与了拿破仑将军的那些难忘战役。他让自己隶属于这位总指挥，后者反过来也特别照顾他。因此拿破仑对他妹妹和博尔盖塞亲王的结合感到非常满意。当人们向他提议这门婚事时，他非常满意地同意了。婚礼是在约瑟夫·波拿巴的莫尔特枫丹庄园举行的。波利娜跟随她的丈夫去了罗马。几个月后，她在罗马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德尔米德，也就是波拿巴将军的教子。在拿破仑建立帝国后，元老院发布了一条敕令，给予了博尔盖塞亲王法国公民权以及法国亲王的权利。
正是在第一执政结束10天的布罗涅旅程返回巴黎的那一天，立法院正式开议。根据传统，议程是由内政部长开启的。召开两院会议不仅仅是为了递交那些立法院等待批准的新法案，我们当时面临着巨大的风波，必须召开两院会议。人们当时都能感受到一个巨大阴谋的蛛丝马迹，但是具体的细节当时还不为人所熟知。我们大概知道乔治和他的团伙已经，或者马上就要渗透进法国的内部。同时有一些同谋已经进入巴黎，在谎言的伪装下躲藏了起来。当时警察对这些人藏身之处的调查并不怎么成功，社会上弥漫着焦虑的情绪。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焦虑是怎样让第一执政夜夜无眠，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当时是1804年的1月，在他的身边正编织着一系列的密谋，而他对这些密谋的细节一无所知，他相当于是在黑暗中跟这些密谋做着斗争。当时的他感到似乎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而他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仿佛都在提醒他有一个未知的危险。但是他的精神并没有被打倒。他比自己的警察掌握的信息来源更多，后者把时间都浪费在了墨守成规和没有用的繁文缛节上。他的洞察力将他引向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并让他找到了这一阴谋的隐藏线索。
拿破仑非常愤怒，激起他怒火的主要是针对他的这一恶劣密谋，以及皮特对于指责他想要永远打仗的人的回应。皮特是这样回应的：“我并不想要一场永恒的战争，我想要的是一场终生的战争。”自那以后，拿破仑心智的冷静与平和仿佛就一直受到一种精神压力（如果用这个词不会太过分的话）的干扰。但是这一干扰并没有改变他宽厚和善的本性。他并不是因为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危才表现出这个样子的：在这方面他一直保持着一种无人可以撼动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有或公开或荫庇的保护措施对他来说都是让人反感的。他相信自己的命运，并且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命运。但是我注意到了，他更倾向于在公共场合发火，私下里他就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他希望在发火的时候身边有很多见证者。人们常说拿破仑从不做任何无用功，因此他总是在公共场合让自己的不满爆发出来。一般爆发的方式都是斥责，许多时候是很严厉的斥责。但是，也就仅限于此了，他只会在口头上爆发。他认为这样的场景有利于让大家保持警觉，同时可以让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尤其是遇到逆境时。
在我们国内谋划的这些事情都是位于我们的边境处，受到英国使节们和在伦敦流亡的法国王公们联合密谋支持的。这些阴谋的教唆者是英国派驻在一些小国宫廷中的大使们：在慕尼黑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斯图加特的史宾赛·史密斯（他是跟他同姓的那个海军上将的兄弟）。英国的官员威克汉姆则回到伯尔尼继续进行他的腐败行径，此前在1795年、1796年和1797年他在皮什格鲁[34]身边就没少干这样的事情；泰勒在卡塞尔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梅埃·德·拉图什是一个在恐怖统治期间曾以极端思想闻名，并引起政府怀疑的人。当时，他被流放到了奥尔良，但是此后他成功地从那里逃了出去，并经由根西岛到达英国。他声称自己是巴黎的一群心怀不满的共和党人派出的使者，并以这个名义获得了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以及阿图瓦伯爵身边那一群流亡者的注意。梅埃声称自己迫切地希望为波旁家服务，并将功补过，为推翻拿破仑而奋斗。他成功获取了霍克斯伯里勋爵和流亡者们的信任。他们将他派往慕尼黑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那里，负责执行针对法国的宏大密谋。这位官员在给梅埃下达了指示并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将他派往巴黎，去到那个想象出来的雅各宾党人委员会（梅埃声称这个会议是存在的）上去讨论推翻波拿巴的最佳手段。到达斯特拉斯堡[35]后，梅埃为了取得重返法国的许可，就急不可耐地向当地的省长泄露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这位省长在听完他揭露的真相之后，将他送去了巴黎。在巴黎，梅埃将他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那里得到的指示统统告诉了政府。政府批准他继续跟这些人通信，警察还用自己的各种手段来帮助他继续通信。此后，在信件中，梅埃先生假装已经买通了第一执政办公室的领路人。他还说，得益于这个人的帮助，他得以进入第一执政在圣克劳的秘密书房，并获得其中存放的文件。他声称他已经把这些文件交给雅各宾党人委员会的秘书去抄写了。其实，这些文件都是梅埃先生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消说，他和书房的领路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秘密合作，而这位委员会秘书和委员会本身一样，都是想象出来的。为了让梅埃先生的报告更为可信，他必须要在报告里提到我的名字。但是，第一执政并不希望他的心腹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因此梅埃先生被要求在信中加上一段信息：我是第一执政的秘书，和委员会的秘书不是同一个人。委员会的这位秘书是迪洛克将军的密友，第一执政一般将我没空做的事情交给这位秘书做。这也是在这场迷惑英国人的骗局中拿破仑允许他的内阁扮演的唯一一个角色。德·罗塞上尉以梅埃“将军”侍从官的身份被派到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史宾赛·史密斯身边。他声称自己可以领导法国的数个省在合适的时机发动叛乱。梅埃先生和德·罗塞上尉总共从英国人那里拿到了将近20万法郎，这都是英国政府慷慨地交给他们的。法国政府随即将梅埃和德·罗塞与英国官员之间关于这一腐败行径的信件往来披露给了驻在巴黎的各个外交使团。各个外交使团一致谴责了英国政府这一可耻的政策。所有参与了这一事务的英国官员都被他们此前驻在的外国宫廷清退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两个月后，在汉堡的另一位英国官员兰博爵士又开始继续进行他同僚的那些计策。但是，吸取了他同僚耻辱的教训，他这次要更加小心谨慎。1804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一队法军士兵逮捕了他，同时还查获了他所有的文件。他的文件被带回巴黎进行进一步的检视，但是这一检视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发现。此后普鲁士国王以下萨克森行政圈领导的身份介入此事，让兰博重获自由。关于此事，第一执政和普鲁士国王之间还进行了机密而友好的信件往来。遗憾的是，普鲁士国王寄来的这些信件都丢失了。他和许多其他君主的信件原件都从帝国档案库里消失了。
正在这一时期，一份书刊的出版让人们得知了此前波旁家族的王公们曾经尝试过和法军中的某些人、法国国内的某些居民建立联系。德·蒙特盖拉尔先生此前是一名深受法国王公们信任的流亡者，并曾受命与皮什格鲁及莫罗将军进行协商。他此后找到了执政府，并向执政府提供了关于这些协商的珍贵的信息。政府委托他写了一本书，其中全面展示了皮什格鲁的背叛行为，并且揭发了所有英国政府主导的阴谋诡计（不管有没有法国王公的参与和帮助）。德·蒙特盖拉尔先生向第一执政寄去了许多文稿，其中就包括一份关于皮什格鲁在共和历3年、4年和5年种种背叛行径的报告书。其中包括了秘密通信的内容、对于通信中使用的密码的解释以及通向各种人名的线索。而他另一份文稿的标题则是《M. J.-G.德·蒙特盖拉尔流亡岁月的秘密回忆录》。在这两份文稿中，他承认了自己是一名双面间谍。同时，他也揭露了许多英国官员和流亡王公们之间的密谋，以及那个流浪小朝廷中的种种幻觉。第一执政下令，这些文稿应该被正式印刷出版。这种欢迎背叛者，同时将他们的丑闻为我所用的手段显示了第一执政的统治能力。这些书中的古怪细节，以及对某些人的刻画（尤其是对觊觎者的刻画）都帮助大众更好地认清了他们的嘴脸。如果说这些书稿对于歌颂作者的良心没什么帮助的话，它们至少向我们证明了第一执政优秀的头脑。
当时我被委派去和德·蒙特盖拉尔先生通信，同时把拿破仑划拨给他的钱付给他。在我和他通信的期间，我从他那里收到了许多文稿，其中只有一部分被出版了：比如那些关于建立第四王朝[36]、在拿破仑皇帝治下重建意大利王国以及法国自古以来对罗马公国的统治权等话题的文章。
1814年，正如大家期待的那样，蒙特盖拉尔伯爵改变了论调，开始侮辱那位他曾经顶礼膜拜的偶像。我不知道他这样子讨好路易十八是不是真的帮到了他。毕竟他此前曾经是路易十八不忠诚的亲信，而且后者当时被他在帝国政府中的种种告密行为搞得很是憔悴。
既然我讲起蒙特盖拉尔伯爵了，那么我就必须要提一下他兄弟的所作所为。蒙特盖拉尔伯爵有一位兄弟，他是一名教士。他写了一本1787年到1818年间的《简明法国史》。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充斥着不公的言论以及错误，很明显是作者在极其阴暗的愤世嫉俗的状态下写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本书对他来说唯一的作用仿佛就是给他一个猛烈抨击拿破仑和帝国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场所。这本书对时间的缩减和书的标题完全不符。作者并没有单纯简短描述那一时间段内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而是非常仔细小心地略过了所有不能让他痛骂拿破仑的事情。尽管这本书是如此不完整，它还是为作者赢得了一封来自富瓦将军的祝贺信。后者更看重这样的简明历史可以让学习历史变得更容易，而没有被书中展示的情绪恶心到。在这位教士死后，人们以他的名义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法国史》。这套《法国史》和这位作者的那本《简明法国史》差不多，只不过更长更啰唆。而且其实这套《法国史》的作者应该是他的兄弟。教士在生前一直拒绝和蒙特盖拉尔伯爵合作，人们问起前者关于后者的近况时，教士总是这么回答：“我已经有30年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另一份我在这里应该提一下的书刊，是在上述事件的两年后，也就是1806年出版的。其中披露了一些关于流亡王公们，尤其是阿图瓦伯爵在法国内战中扮演角色的事实。这本书的标题是《关于旺代战争始末的历史回忆录》，它的作者是沃邦伯爵。他是沃邦元帅的侄孙，同时他也在革命后作为阿图瓦伯爵的侍从官和后者一起前往了圣彼得堡。当时这位亲王是前去寻求叶卡捷琳娜女皇[37]对波旁王室的支持的。在结束这次旅程后，沃邦伯爵还参与了在基伯龙[38]的战事，并在战役结束后前往约岛[39]和自己的王公会合。此后，他在保王党集团中亲眼所见的那些愚蠢荒谬又卑鄙无耻的行为终于让他泄了气。趁着此后大赦的机会，他返回了法国。受到警务部门怀疑的他被关押在了圣殿塔中，也正是在狱中，他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最愤恨的回忆，而且其中揭露的事实对于他曾经的主子们很是不利。政府在收缴这些回忆录后，觉得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于是就将回忆录以原作者的名义出版了。
* * *
[1] 靠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国城市。
[2] 在第一段婚姻中被称作德·弗拉奥夫人，因此她也是莫尔尼公爵的祖母。——作者注
[3] 阿尔及利亚西部海滨城市，该国第二大城市。
[4] 大西庇阿是古罗马将军，汉尼拔则是迦太基统帅。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扎马战役上，大西庇阿击败了汉尼拔，使得罗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5] 1697年～1718年为瑞典国王，在大北方战争中输给了彼得大帝领导的俄国，导致瑞典衰败。
[6]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1611年～1632年为瑞典国王，瑞典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封大帝的君主。
[7] 全名《妮娜》或《那个被为爱疯狂的女孩》，是帕伊谢洛在1789年首演的歌剧。
[8] 原文此处使用意大利语原名“Gia il sol si ciela dietro alla montagna”。
[9] 洛可可风格代表画家，路易十五宫廷中的首席画师。
[10] 此处原文是“La bonne part sera la nôtre.”直译是“好东西会是属于我们的。”而波拿巴在法语中拼写是Bonaparte，与“好东西”发音相似，因此此处的双关是“波拿巴会是属于我们的。”
[11] 约合49厘米。
[12] 前者指拿破仑第二任妻子，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玛丽·路易斯。两人在1810年成婚，作为法国和奥地利结盟的标志。法兰西第一帝国覆灭后，玛丽·路易斯获封帕尔马女大公，并在帕尔马去世。后者则指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被流放至厄尔巴岛。
[13] 指1590年的伊夫里战役。此战中亨利四世率领的新教军队成功击败了法国的天主教部队。
[14] 法国古里，18里约合72公里。
[15] 1792年～1795年法国的一院制立法机构，掌握立法和行政权，恐怖统治在此期间发生。1795年解散后，法国进入督政府时期。
[16] 恐怖统治期间法国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关，罗伯斯庇尔依托该机关在恐怖统治期间建立了独裁统治。
[17] 传说中3世纪爱尔兰的吟游诗人。
[18] 1798年～1803年法国扶植的存在于今瑞士境内的共和国，脱胎于业已崩溃的旧瑞士邦联。当时瑞士国内贵族、城市居民、农民、教士等各阶级之间矛盾异常尖锐。法国也期望掌控并分裂瑞士，进而吞并瑞士的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
[19] 自1798年到1802年底，赫尔维蒂共和国内总共发生了4次政变，政治动荡。
[20] 在雾月18日的革命刚结束时，里尔伯爵就派人从各个方面接触了第一执政，向他许诺金钱，换取复辟。大概9个月之后，这位王公用下面这封信做出了对政府首脑的最后一次引诱：
“将军，您应该知道，我久仰您的大名。要是您怀疑我对您怀有二心，那就像您的朋友那样亮明您的立场吧。从原则上来说，我是一个法国人。我有幸生为法国人，我的理性也会让我一直是法国人。不，洛迪、卡斯奇里恩以及阿尔克莱的胜利者，意大利的征服者，是不能将名利置于真正的荣耀之上的。但是这样您就会丧失宝贵的时间，我们可以携手保证法国的荣耀。我之所以会说我们，是因为我需要一个波拿巴来达成这个目标。同时，他如果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也不能缺了我。将军，欧洲正在注视着您，荣耀在等待着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和平重临我的国家。”
第一执政是这样回复的：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您在信中向我坦诚地表达了您的想法，我对此向您表示感谢。您不应该期待您可以返回法国，为此您必须要跨过成千上万的尸体。为了法国的安宁和幸福，请牺牲您的个人利益。历史会铭记您的作为。我对您家族遭遇的不幸，并不是铁石心肠的。听闻您过着平静的退隐生活，我很高兴，我也会心甘情愿为您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一执政的回复，是由布里耶纳手写的。觊觎者的亲笔信此后一直在我的手上，和亚历山大皇帝那张著名的铅笔短笺一起保存在皇帝的文件夹中。在奥斯特利茨的惨败之后，这位王公是在一棵树底下写了这张短笺，为了说服达武元帅，奥地利皇帝和拿破仑皇帝刚刚达成了停火协议，同时保证他自己以及俄军的撤退。其实停火协议要等到第二天才会生效。
这些文件后来都在从莫斯科撤退的途中，在奥尔沙被毁掉了。——作者注
[21] 法国军事家、元帅。1808年～1815年任那不勒斯国王乔阿基诺一世。
[22] 今拉脱维亚的叶尔加瓦，这里作者使用的是该城的德语名称。
[23] 意大利语为Libro d’Oro，是一本记录了威尼斯共和国境内所有贵族的书本，类似电话黄页。
[24] 指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
[25] 此处原文为La Napoléone，是法语中拿破仑这一姓名的女性形式。
[26] 今亚得里亚海东岸分属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领土，当时是法国的伊利里亚诸省。
[27] 原文使用拉丁语：sine qua non。
[28] 当时汉诺威和英国是共主邦联。
[29] 法语中对英吉利海峡的称呼。
[30] 原文使用拉丁语de visu。
[31] 今乌克兰中西部和西南部。
[32] 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土的大部。
[33] 德国港口城市，位于易北河入海口。
[34] 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的著名法国将领，保王党人，并因此在1797年果月政变中被流放。1803年他秘密返回法国密谋领导保王党起义，事情败露后被捕，死在狱中。
[35] 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和德意志诸邦国隔莱茵河相望。
[36] 法国大革命前统治过法兰西王国的分别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以及卡佩王朝。因此拿破仑创建的拿破仑王朝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第四王朝”。波旁王室是卡佩王朝的旁支。
[37] 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96年去世，因此统治的末期刚好和法国大革命重叠。
[38] 1795年7月，保王党流亡者在英国的帮助下曾经尝试在基伯龙登陆，但是失败了。
[39] 位于旺代省外海的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