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们，请原谅我如此长篇累牍地讲述我最初走入这段故事时的经历。在当时，这段故事就是我生命的全部。这段故事的开端是如此辉煌，包括了陆上和约、《教务专约》以及海上和约。它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正好是我回忆的一部分。当欧洲因为两份和约的签订而重归和平的时候，我成为拿破仑的幕僚。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也体会到了这位有感染力的天才向靠近他的人施加的那种磁铁般的吸引力。作为他的伙伴，我义无反顾地回应了这股力量，此后我一直都在围绕着他这颗太阳公转。“举世无双”这句格言，放在这个语境下来形容他，可以说再贴切不过了[1]。
初入第一执政的内阁
1802年的3月底，我和约瑟夫·波拿巴一起回到巴黎。有一天，他突然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说第一执政想要见我，而且翌日就要在杜伊勒里宫进行接见。他悄悄告诉我，国家元首是想要将我召进他的内阁中：他对德·布列纳的工作不甚满意，一旦我熟悉了他的工作内容，我就会取代他的位置。我知道，约瑟夫·波拿巴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善意而提出这个建议，他一直都很关心我的前途。但是，我对于这份提议还是感到很不安。我乞求他说服第一执政放弃这个想法，并表示我不觉得我的能力足以胜任后者给我安排的岗位。我也向约瑟夫·波拿巴坦白了我的担忧：我害怕进入第一执政的内阁之后，会被束缚在那里。约瑟夫·波拿巴则尽他所能地劝说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的大好机会，也是他为我这个朋友争取来的。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贝尔纳多特将军也帮着他一起劝我，希望我可以回心转意。贝尔纳多特向我点明，说能和这样一位伟人共事会让我未来的人生变得无比幸福，因为我将随时都可以亲眼见证他那激励人心的天才特质。看起来他对第一执政的敬仰和忠诚仿佛无以言表。
4月2日的一大早，约瑟夫·波拿巴将一封迪洛克将军寄来的信交到了我手上。信中告知我第一执政将会在那天下午5点钟接见我。这封信名为邀请，实为命令，我只得接受。迪洛克将军将我带到约瑟芬夫人那里，后者极其优雅且礼貌地接见了我。她善解人意地和我谈起了将我召进杜伊勒里宫的这件事情。她的善意鼓舞了我，我对她说出我真实的想法：我不想接受这份邀约，在我看来它就像是黄金的锁链一样。她最终成功地说服了我，我同意只在第一执政身边待三年的时间。时间一到，我就可以自由地退休。同时她也向我保证第一执政会给我一个体面的职务作为奖赏，她会尽全力保证第一执政同意这样的安排。我之所以谈起这件事情，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机敏的她可以多么容易地进入他人脑中，并引起别人的妄想。我事后回想一下，我当时有什么理由相信第一执政会同意这种安排呢？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同意我定下的游戏规则呢？
约瑟芬夫人告诉我她会留我在宫中吃晚饭，让我不胜荣幸。过了一会，路易·波拿巴夫人进入了会客室，谈话内容也就变成了普通的客套。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终于，在大概7点钟的时候，通往我们所在房间的楼梯上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侍从宣布第一执政到了。约瑟芬夫人向他介绍了我。他放下架子，和善地接待了我，瞬间就让因为尊敬而畏手畏尾的我放松了下来。他快步走进了饭厅，我也跟随者约瑟芬夫人以及她的女儿一起进入了那里。约瑟芬夫人让我坐在了她的身旁。晚餐本身只持续了20分钟，其间第一执政一直在跟我聊天。他聊到我的学业，还有帕利索。他谈话的风格是如此和善及简单，让我完全放松下来，也向我展示了这样一个龙威燕颌的人私下里是多么亲切和平易近人。
回到会客厅后，我们见到了达武将军。第一执政和他在厅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谈话。一刻钟过后，第一执政就消失在他来时的楼梯那里，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提起他叫我来的那件事情。此后，我和约瑟芬夫人一起待到晚上11点。我请求她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了。当时的我满脑子都认为第一执政已经把我给忘记了。她让我留下，并向我保证第一执政会派人来叫我的。果不其然，一个男佣来叫我了。我跟随着他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走下一条楼梯，来到一扇小门前，他敲了敲门。这扇门上有个小窗，我不禁好奇地检视起这小窗来。这道门看起来就好像从来没有被打开过一样，像个牢房。我不自觉地抬起我的目光，尝试着想看看我能不能认清门上镌刻的但丁的句子：
抛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由此进入的人……[2]
一位引导员从小窗里向外看了一眼，和男佣说了几句话之后，把门打开了。我被领进一个灯光昏暗的小会客厅。就在他去报告我的到来时，我抓紧时间环顾了一下四周：我想熟悉一下我的牢房。房间里的家具包括一些绿色摩洛哥羊皮革包裹的椅子、一个华丽的多层写字桌。这个写字桌由镀金铜雕装饰，还镶嵌了许多花梨木马赛克，拼成各种乐器的形状。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些都是曾属于路易十六的家具，革命后被当作废品扔进了仓库里。一排矮书橱沿着房间的一面一字排开，顶上散布着一些文件。
在通报了我到达后，我被领入一个房间，见到了坐在写字台前的第一执政。一个阴影中的三分叉枝状大烛台将强光投射在桌子上。屋子里的其他空间则笼罩在半明半暗中，只有壁炉中的火苗散发着些许光芒。当时第一执政背对我坐着，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他直到阅读完毕前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进入房间。然后他将椅子转过来，正对着我。此前，我一直站在他的书房门口，这时看到他转了过来，我才走上前去。他用他那可以洞穿一切的目光检视了我一会，还好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目光了，不然我肯定会被吓坏的。他告诉我，他想要将我纳入麾下，并询问我是否真的想要承担他将要赋予我的重任。
我略带拘谨地回复了他，口中说的还是“我对自己不是很有信心，但是我会尽最大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的”这种套话。我没有说出我的顾虑，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喜欢听到这些顾虑的，更何况晚餐时他接待我的方式已经大大地减轻了这些顾虑。
他看起来对我的回复没有不满。因为他马上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走向我，脸上带着半开玩笑的神情，拽了拽我的耳朵，我知道这表示他欣赏我。他紧接着说：“好，明天早上7点您再来一趟，这次直接到这里来就好。”以上就是我在加入这个圣地前发生的全部谈话。我一直把这个地方想象成一个充满了无形神谕以及雷声和闪电的地方。
这也就算是我的授职仪式了，真是特别简单。这个职位背后的责任让当时的我不胜惶恐。
在这一短暂的接见和简洁的对话结束之后，第一执政对我做了一个手势，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我可以走了，然后就离开我走进了相邻的一个会客厅，那里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这一简单的开端让我稍微安下心来，此后我跟在一直等在门外的向导身后，按原路离开了那里。我走过的那些昏暗走廊空无一人，孤独和寂静统治着一切。我在离开宫殿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遇到，只有骑兵表演场的大门处有一个卫兵在把守。
我回到了马尔伯夫酒店，那里是约瑟夫·波拿巴当时的住所。他当时已经就寝，但我还是叫醒了他，并把在杜伊勒里宫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鼓励了我，然后我就回到了我在他住所占据的房间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高度紧张，根本没有睡意。我需要那个宁静的夜晚，我要好好思考一下白天发生的事情：那天简直充满预料之外的事情。我在脑中走马灯般地把这些事情都回想了一遍：我被介绍给波拿巴夫人时的情形、我被介绍给第一执政时的情形、他们简单的家庭生活、那顿简单又温馨的晚餐，还有拿破仑当晚对我的接见。我的脑中简直就是一团糨糊。我发现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追逐一个我从没有想过的目标。我发现自己注定会走上一条和我梦想中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些想法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一下子显得有些难以接受。
我当时只有24岁。我从没有求过命运女神什么，她想让我干什么呢？这一新的发展对我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我真的适合这个新岗位吗？难道我不是在把脖子伸进一个我无力承担的铁犁中吗？当时的我，就像所有踏入未知的人那样，处于非常困惑的状态。这些思考也让我难以入眠。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动身前往杜伊勒里宫了。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
我之前还一直担心自己会在复杂的宫殿里迷路，或者要艰难地向卫兵解释清楚我到底是谁。但是，出乎我意料，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般。我顺利地到达了昨晚的那扇小门前，路上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生。我还记得那个门上的小窗，引导员一见到我就把我领进了书房，里面还空无一人。第一执政当时正在会客室中，接待财政部长戈丹先生，日后他成了加埃塔公爵。书房里有一面向外凸出的窗户，我走到窗户旁的桌子那里坐下来，等待第一执政。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来了，手中攥着一张纸。他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书房里突然多了我这么个大活人，仿佛我一直都是书房的一部分，一直都在那里坐着。他径直地开始向我口述一份给财政部长的便条。他是如此健谈，以至于我基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仅仅记下了他所说内容的大概一半。完全没有询问我是否听见他说了什么，或是否完成了记录，他直接就把那张纸抽走了。当我向他指出我的字迹是难以辨认的鬼画符时，他表示部长很熟悉这里面讲到的问题了，他自己能搞清楚的。说完，他就返回了会客厅。戈丹先生到底有没有读懂那张便条，对我来说也成了一个谜。当时我坐在书房里，一直祈祷那张便条不要被打回来，更加不要让我向他解释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但是，我直到今天也再没有听人提起过那张便条。
第一执政几乎很快就回到了书房中，他派人找来了迪洛克将军，并让他在宫中给我找一个房间，同时让他邀请我和宫中的女官和侍从官们同桌进餐。迪洛克将军正是负责这一事务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布列纳进入了书房。他对于我也在书房里表现得很是惊讶。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第一执政的书房中看见他。第一执政让他把我此前坐着写便条的那个窗边的位置让给我，让他自己到外面的房间去找个地方坐。布列纳之前一直不知道我已经被第一执政召入内阁了。刚开始，他只是好奇地看着我，跟我打招呼的时候也比较冷淡。但是，没过多久，他的态度就变得友好起来。迪洛克将军带着我前去进午餐，我们离开了布列纳。后来我了解到，他更习惯自己在房间里吃饭。
午饭过后，我回到书房。第一执政很晚才回来，并且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在会客室里接待客人。这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来思考我的新职位，并给我处理我和布列纳的工作的空闲。
拿破仑其人
在接着讲我的故事之前，我想大致勾勒一下这个时期我看到的拿破仑的形象。
他这时候的身体特别健康。在不久之前，他刚刚摆脱一个从执政府的第二年就开始困扰他的内科病。那是一种慢性皮肤病引起的顽疾，之前的治疗一直治标不治本，病痛也逐渐深入了他的身体。直到不久前，他那位技术精湛的医生科维萨尔才将病根彻底铲除。关于拿破仑染上这一疾病的经过，我是听人这么说的：当年在围攻土伦的时候，他指挥的炮兵队伍中有一名炮手阵亡。但是炮击肯定不能停止，因此拿破仑决定亲自上阵，手操捣锤为大炮填充了数次火药。数日后，他就染上了一种奇痒无比的恶性皮肤病。这时人们才发现，那位死去的炮手是被感染了的。拿破仑从他的手上拿过装填器，也就因此被传染了。当时出于年轻人的粗心，以及公务繁忙，他并没有彻底治疗，仅仅是服用一些可以让症状消失的药物就满足了。但是这也让毒素深入他的身体，并极大影响了他的健康。人们还说，这也是拿破仑在意大利还有埃及战役时外表看起来如此瘦削和孱弱的原因。到了执政府建立后的第二年，随着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认为必须要接受彻底治疗了。拉那将军督促他去寻求科维萨尔医生的帮助。拉那将军的岳父将科维萨尔带到马尔梅松城堡，科维萨尔医生是他的医师和好友。拿破仑将自己的治疗托付给了医生。这位新医生选择以起泡法来治疗拿破仑：他开的药和嘱咐的饮食调理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拿破仑越是了解科维萨尔，就越是尊敬后者。他加冕为皇帝后，将科维萨尔召唤到身旁，作为自己的首席，也是唯一的医生。
拿破仑当时稍微有一点肥胖。随着此后他经常泡澡来缓解疲劳，他的肥胖程度也增加了。每日不定时泡澡是他早年养成的习惯。而在他的医生指出频繁泡热水澡会让他变得虚弱并且使他变得臃肿之后，他就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这一习惯。
拿破仑的身高算是普通水平（大概5尺2寸）[3]。他身型结实，上半身略微有点长。他的头特别大，颅骨发育得很好。他的脖子很短，肩膀很宽。他胸脯的大小和他结实的身体很是匹配。当然，他的头脑比身体更加强壮。他的腿形状优美，双足小而精致。他的双手精致而饱满，手指由下往上逐渐变细。他很是以自己这双手为荣。他的额头又高又宽。他的眼睛是灰色，既有穿透力又灵动。他的鼻梁很直，鼻子很漂亮。他的牙齿也不错，嘴型更是完美。他的上唇略微往嘴角下沉，颧骨略微突出。他的皮肤很光滑，肤色很白，不过是那种暗示着良好血液流通的白。他的头发是漂亮的栗色。直到远征埃及时，他都留着整齐覆耳的长发。自那之后，他把头发剪短了。他的刘海很薄，露出他那承载了无数伟大思想的额头。他的脸型和其他样貌特征都出人意料的普通。一句话总结，就算是跟现存最优美的古典时代的胸像相比，他也不会在尊贵和庄严上输掉半分。
他的这一形象，一直到他统治的最后时期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在此基础之上，我想加一些其他的细节。这都是我经过和他多年的亲密共处之后发现的。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脸上会出现一种可怖的神情。你可以明显感到，在他的额头和双眉间有什么东西在旋转；他的眼睛中会燃起火焰；他的鼻孔会伴随着体内的风暴而胀大。但是这些一时的变化，不论原因为何，都不会导致他思维混乱。他似乎可以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感的爆发。并且，随着时光流逝，这样的爆发越来越罕见。他的头脑一直都保持着冷静。永远不会有气血上涌到那里，它们总是会回流到心脏中去。在日常生活中，他脸上的神情总是冷静的。他总是在沉思，表情也会略微显得严肃。当他心情很好，又或是想要讨好某人时，他的面部表情是那么甜蜜而充满爱意，他的脸上也会挂着一轮最优美的微笑。和熟人在一起时，他总是喜欢开玩笑，笑声很洪亮。
当他的身材在统治的后期愈发臃肿时，脂肪也主要堆积在他的躯干上，而没有怎么影响到他的下半身。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倒台之后，人们总是会评价他的上半身会让人想起一个宏伟庄严的雕塑，而他的“底座”则和他的伟大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不提到他那顶帽子和那件大衣的话，我对拿破仑的描述就会是不完整的。他的帽子不带坠饰或是流苏，唯一的装饰就是那个由黑色丝线绑着的三色帽徽。他的灰色大衣总是覆盖在那身简单的上校军装之上。这顶帽子和这件大衣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即便是在他住所里那些衣服镶金嵌银的将军和民政长官中间，他的这套行头也散发着光芒。
由拿破仑幼时校长及校监们提供的相反评价来看，他小时候的表现完全不会让人猜到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物。事实上，一直到他从军校毕业后，他才真正开始好好学习。他经常跟我说，自从毕业后，他时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但是，他其实一直拥有那些优秀品质的苗子，他的教育也帮助这些品质茁壮成长了起来。此后在一系列事件的帮助下，它们长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样子。这些主要的品质是：对于自身尊严的感知及自豪、战士的本能、改革者的天资、对秩序和自律的热爱。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一次不公正且丢人的惩罚让他悲伤到伤害健康的程度。而一次对他父亲的无理中伤更是促使他拿起武器去讨回公道，即便葬送自己的前途也在所不惜。他当时还只有14岁。同年，也就是1783～1784年的冬天，他正是布里埃纳军校里的孩子王。他将落在学校中庭里的雪收集起来，搭建了城堡和防御工事。之后，在他指挥下，大家进行了模拟攻城战，用雪球和冰块做成的炮弹被四处抛掷。他当时就已经既是一名工程师又是一名将军了。当16岁来到巴黎军事学院时，他被学校的挥霍作风和散漫震惊了。于是他向副校长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提出一个改革的方案。这一方案中的主要思想日后都被他应用到枫丹白露、圣西尔以及圣日耳曼军校中。
说回在布里埃纳军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假日期间负责剧场安保。那天演《恺撒之死》。他在努力保证剧场入口处的秩序。这时，学校门房的妻子来了。虽然她根本没有买票，但她觉得她自己一直以来为大家服务理应可以让她获得剧院中的一个位置。因此她在大门处引发了骚动，拼命想要摆脱剧院的守卫。她招引来了正在执勤的拿破仑，后者只说了一句话，就恢复了秩序：“把这个放肆的女人拉走！”
那些在拿破仑年轻时就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本性是温和、内敛以及喜欢沉思的；他不喜欢嘈杂的场合；比起其他成就，他更钟情于科学研究。但是，人们也传说他曾经尝试过取悦文学女神。人们认定他创作过一些诗作，但是这不过是些短暂的尝试。我也从没有听他承认过那些作品是他写的。关于这方面，我还有一点可以补充：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发表看法。除了认可真正的诗歌是思想最高级最绝妙的表达方式之外，他普遍认为韵文是一种无聊的消遣，既耗费大量时间又没有任何意义。诗歌的机理，半句和韵脚带来的束缚完全不适合他丰富而又活泼的思想。虽然不写诗，但是拿破仑生来就是一个诗人。他广阔的思想、他演讲和笔尖的原创性以及他的宣言都证明他的想象力强大而富饶。和柏拉图一样，他的散文中包含了远超许多诗人诗句的诗意；也和柏拉图一样，他时刻准备着把每一位头戴花冠的诗人赶出共和国的边界。
我手中有一个他交给我的皮夹，其中保存着他最重要的私人文件：他的受洗证书、他的婚约、一些信件以及几张纸。这些纸上有一些文辞优美的思考和写作片段，并没有任何和创作诗词有关的痕迹。但是，这也并不代表他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诗词。讲到这里，我就要讲一下几年前在《两世界评论》中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人们发现了一些拿破仑年轻时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是手稿。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小说家们惯用的激起人民兴趣的伎俩：在什么废墟或者几百年没人进入过的地窖里发现了他的手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篇文章声称这些文件被托付给了费沙红衣主教（了解拿破仑对他这位表舅看法的人都知道，拿破仑肯定不会选他作为自己的亲信）。而这位红衣主教在离开里昂时将文件转交给了自己教区内的一位神父。然后这位神父将这些文件锁在了一个盒子里，之后这个盒子又被一个杂货商买到了云云。这个故事特别不可信。
既然已经离题写了这么多关于拿破仑童年和青年时的事情，我觉得正好可以在这里提一样他的品行特征：他永远保持着对父母以及他的伯祖父吕西安副主教的尊敬。在自己的侄子夏尔·波拿巴[4]去世后，吕西安领班神父副主教就是波拿巴家族的族长了。拿破仑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将他带来了法国。而当他父亲在蒙彼利埃去世时，拿破仑只有15岁。他在那个时候写给母亲和伯祖父的信件都体现出丧父之痛[5]。拿破仑从小就和父亲分隔两地，父子之间了解也不多。夏尔·波拿巴并没能教育他的孩子们，他将这个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妻子，一个性格刚强的女人。后者温柔体贴地完成了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她给自己孩子带去的从来都只有高尚和宽厚的情感。在帮助他们培育天生的优点的同时，她也小心地剔除他们身上不好的习性。
拿破仑在1787年失去他的父亲，那时他还在巴黎军校就读。他父亲在约瑟夫的怀抱中离世。费沙神父以及德·佩尔蒙夫人当时也在场。前者日后成了红衣主教，后者则是阿布兰特公爵夫人的母亲。夏尔·波拿巴对他的长子说了一席话，希望他放弃使他远离家庭的军旅生涯，并表示如果他可以回到科西嘉继承自己的位置，自己会很欣慰。之后，他将自己六个孩子的名字一一念出，并托付给了自己的长子，要求他在年龄所允许的范畴内尽可能地为他们扮演父亲的角色。约瑟夫那一年17岁。
1802年，蒙彼利埃市议会投票决定建一尊雕像纪念夏尔·波拿巴。拿破仑感谢了议员们的好意，但是考虑到他父亲的逝世已经是18年前的事了，他给他们发去这样的回复：“如果我是昨天刚刚失去父亲的话，那么这样高规格地表示我的惋惜就是适当而自然的。但这件事情距今已经将近20年了，因此我觉得这么做与公共利益不符。”可见他之所以拒绝这一致敬，是因为他认为其动机与其说是纪念他父亲，不如说是庆祝他自己的荣耀。这件事情之后，路易·波拿巴将父亲的遗体迁至自己在圣洛的庄园重新安葬，并在那里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拿破仑作为炮兵中尉驻扎在瓦朗斯时，曾返回科西嘉探望过他的家人。当时，他的伯祖父吕西安副主教就已经因为痛风而卧床多年。拿破仑此时刚满18岁，因为不忍心看到伯祖父受苦，他悄悄给蒂索医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仔细描述了这位病人的症状，并且用自己感人的惦念，哀求医生可以出于仁心，用超群的技术提出一些治愈，或者至少减轻他伯祖父痛苦的方法。他并没有收到回信。这封信肯定是湮没在这位名医当时收到的千百封请求帮助的信件中了。
5年后，拿破仑又得到一次休假的机会，他一刻也没有耽搁，旋即就返回科西嘉。到达科西嘉后，他再次见到自己的伯祖父：他躺在病榻上，已经快不行了。这一悲伤场景在他脑海中唤醒了诸多回忆：这位高尚的人是如何亲切对待自己的侄子们，尤其是拿破仑自己。那些场景仿佛就在他眼前。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吕西安副主教对自己的侄子们说过的话是不对的。他侄子们对于他逝去都非常伤心，对于他们来说，他就像是第二位父亲一样。失去他对于波拿巴家来说，相当于失去一位领路人和保护者。不论是对他还是自己的父亲，拿破仑都怀抱感激之情。
杜伊勒里宫中的人们
自从进入杜伊勒里宫之后，我就一直对检视我所在的这个房间乐此不疲。我也会一直会盯着拿破仑办公桌上的那些文件看，但是我并不敢真的去碰它们，因为我不敢想象他这么小心的一个人会在入职第一天就这么相信我，我也不觉得自己值得这样的信任。他选择来作为办公室的这个房间中等大小，光源则只有墙上的一扇窗户，开的角度很特别，可以向外看到花园。房间里最主要的家具就是一张壮观的办公桌，摆放在屋子正中央，覆盖着镀金铜雕。桌子的四条腿则被雕刻成狮身鹰首兽的样子。桌子的设计就像是一个盒子，自带一个滑动的顶盖，因此桌子能在不影响桌面上摆放的纸张的情况下合上。椅子是古典时代的设计，椅背上覆盖着绿色羊绒装饰织物。织物上有丝绸细带做出皱褶效果，并以丝绸细带封边。通常来说，第一执政只有在签名时才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一般他都是坐在一个绿色塔夫绸覆盖着的长沙发上。沙发旁有一方小桌，上面放着当日所有收到的信件。每天早上，前一天的信件都会被从小桌上转移到写字桌上，为当天新的信件腾出位置。一个多扇屏风将他和壁炉中炙热的火焰隔开。我的办公桌就被安排在他手边。在拿破仑住过的所有宫殿和宅邸中，他的工作室都是这样安排的。他从不安排什么秘密办公室。但是，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他总会在相邻的房间里挂一幅常用的地图。测绘办公室负责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来到这个房间。而当拿破仑讲到的话题需要在地图上展现时，我会来到这个房间中记录他说的话。在书房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两个书橱，这两个书橱之间，放着一个人们俗称调节器的巨大精确摆钟。一个长长的釉瓷壁橱背靠着其中一面墙放置着，高度大概到一个人的胸口，顶部是大理石的。壁橱里面放着几个纸箱子。房间里还散布着几张椅子，还有一个小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骑马铜像。这些就是执政工作室里简单的家具陈设。其中唯一的奢侈之物就是那个办公桌。那是他在工业博览会上购置的，是熟手制造商毕昂内[6]的杰作。就像其他和他有关的事物一样，拿破仑简朴的品味在这里一览无遗。
内阁唯一的附属房间就是一间测绘室或者地图室，掌管这里的也总是同一名军官。他以前在克拉克将军的麾下服务，他的儿子屈维莱-弗勒里先生则是一名优秀的文人。在经过努力的学习并在路易大帝高中[7]荣誉毕业后，他被派去指导奥马勒公爵殿下的教育，并在日后成为他的秘书。
图书管理员是里博先生，他在远征埃及时就跟随在波拿巴将军身旁。他是博学多才的文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书籍收藏家。他曾是开罗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曾担任克莱贝尔将军的秘书。在1807年，他突然就辞职了，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怀疑是因为德尼纳神父那时候成了他的上级，让他觉得受到了冒犯。德尼纳神父是位学者，创作了包括《意大利的革命》等在内的多本珍贵著作，还曾担任腓特烈大帝的藏书管理员。他在美因茨被引荐给拿破仑。为了向他表明自己对他的敬仰，并且展示对他才能的认可，拿破仑将他任命为首席图书管理员。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名誉职位罢了。里博先生返回奥尔良附近的乡下生活后，皇帝曾命令我去将他请回来官复原职。我给他写了数封急件，他一封都没有回复。皇帝不得已开始寻找替代人选。我向他推荐了巴尔比耶先生，文人圈子里都知道他精通目录学。我之所以会知道他这方面的才能，是因为我离开学校后曾有幸在他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奉命为督政府以及立法机构建立图书馆。所有人都支持对他的任命，因此这位学识丰富的目录学家被任命为皇帝的图书管理员。巴尔比耶先生是《匿名作者及假名作者字典》以及其他许多目录学及文献学著作的作者。他的所有作品都以公正的批判精神而闻名。
阿梅代·茹贝尔先生，日后会加官进爵并成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当时还是政府的东方语言翻译秘书。他在力所能及的范畴内为内阁处理了大部分的翻译工作。作为一个翻译官，他享有第一执政的绝对信赖，他也因此负责翻译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件。
勒洛涅·德·依德维尔则在几年后成为内阁的北方诸语翻译秘书。他此后也成为参政院审理长以及议会议员。德·依德维尔曾以法国驻当地使团随员的身份在德国、波兰、俄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家都派驻过多年。他在内阁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从我国外交官发回的文件以及外国发表的信息中抓取有关敌军组成和动向的资讯，并提交一份概括这些信息的详细报告。德·依德维尔先生的报告是如此清晰和准确，以至于皇帝对外国军队的动向像对法国军队一样了如指掌。在对德意志和俄罗斯的战役中，德·依德维尔先生一直骑马跟随在拿破仑左右。他那时的职责包括审问战俘以及询问所过之处的当地居民，并翻译所有交到他手中的信件。得益于德·依德维尔的热忱和洞察力，皇帝总是可以获得一些对自己很重要的信息。
拿破仑身边许多人都来自他年轻时代的老相识。在他身边的除布列纳之外，还有这么一些人：洛里斯东上校，他和拿破仑是布里埃纳时代的校友；迪皮伊神父此前是布里埃纳军校校长，现在他安稳体面地在马尔梅松城堡享受退休生活。马尔梅松的藏书不多，即使有藏书也都存放在拿破仑的书房里。迪皮伊先生从没有进入过那间书房，但是他依旧被任命为马尔梅松的图书馆管理员。他是一个体面人。他对他这位学生可以说是顶礼膜拜。相比读书或做研究，他一直对打理经济事务更有热情，这是他继承自管理布里埃纳军校时的习惯。因此他退休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酒庄。虽然马尔梅松城堡不比香槟省，没什么珍贵葡萄品种给他管理，但是迪皮伊先生在加尔什和叙雷讷都购买了一些葡萄苗圃。通过某种秘密方法，他成功让这些葡萄褪去了那种叙雷讷葡萄本有的青涩和酸味，并成功用这些葡萄酿出了甜美冒泡的香槟酒。马尔梅松的清洁工是一个叫奥特的男人，他以前是布里埃纳军校的清洁工。这个正派的人和他的妻子也在马尔梅松过上了平静的休养生活。拿破仑的军校同学德马兹兄弟，自然也没有被遗忘。哥哥在1806年被任命为博彩业管理员。和拿破仑很亲近的弟弟则被任命为皇家动产管理人。此后在百日王朝期间，他还担任了宫廷大臣这一职务。
当我在1802年进入杜伊勒里宫时，宫中事务是这样安排的：第一执政不再和所有人一起进餐。他总是和约瑟芬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家人共进晚餐。每周三是例行举办国务会议的日子。在那一天，他就会邀请国务参事们和部长们来一起吃晚餐。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吃午饭，午饭的内容也很简单。至于搭配的饮品，兑水的勃艮第红酒和一杯咖啡就足以让他满足。因为其他时间他都忙于工作，因此一般在午餐时间接见一些他的聊天对象。这些人一般都是文学家或艺术家。迪洛克将军是他的宫廷主管，他的职责包括管理宫廷的各项开支，维护宫内秩序以及监管宫殿安全。他同样负责主持军官、贵妇以及侍从官用餐的餐桌。宫卫队当时主要由4名掌管卫队的将军（拉纳、贝西埃尔、达武、苏尔特）以及8名侍从官（勒马鲁瓦、卡法雷利、洛里斯东、科兰古、萨瓦里、拉普、丰塔內利上校以及勒布伦上尉）组成。其中，丰塔内利上校是意大利军官，勒布伦上尉则是第三执政的儿子。宫中还有4名主管（德·吕赛、雷米萨、迪德洛和迪德洛尔先生）以及4位女官（德·吕赛、塔卢埃、雷米萨和洛里斯东夫人）。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名卫队将军、一名侍从官以及一名宫殿主管在拿破仑身旁执勤。
宫殿主管主要负责宫中各项服务、维护礼节，同时还要检查剧院。女官们的职责则包括陪伴约瑟芬夫人，同时她们也负责引荐各国大使夫人及其他来宾的夫人。每周都会有一名女官在约瑟芬夫人身旁待命。而如果遇到庆典或是其他重大场合，所有女官和宫殿主管则都会在场。当班的卫兵将军同时负责主持卫兵及军官们的晚餐餐桌。那时候，第一执政的家就已经跟宫廷很相似了。作为政府首脑，他家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他已经位高权重，身边围绕的人也就变得越来越多，参与的事务愈发重要。他和国家高级公务员以及各个外部势力的代表之间也发展出了繁杂的关系网络。但是，抛开这些不看，拿破仑的私生活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针对第一执政的谋杀行动
在执政府建立的第一年，发生了多起想要危害第一执政性命的密谋，主谋者都是雾月政变中被打倒的人。这些密谋中的一部分被掐灭在了萌芽阶段，另一些则没有获得成功。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计划在歌剧院用刀捅死第一执政的那个密谋。不知是出于他对自己昭昭天命的自信，还是因为他对危险从来都不屑一顾，拿破仑一直坚信密谋者们都是一群无能鼠辈，不会成功。因此，直到那次事件前，他一直不大去惩治这些人。但是，雪月3日的这次袭击抹去了他的这种安全感，并让他看到处理这些人的必要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护民院中那些胆大包天的雅各宾党人，正是他们谋划了歌剧院的血腥灾祸。这一决定的结果是一项严厉措施的出台，日后一些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对其多有诟病。爆炸是在第一执政的马车通过后数秒内发生的，我不会描述这次密谋中使用的杀人机器的具体细节，但是请允许我这里讲述一下这次爆炸的后果：将近80人受伤，巴黎的一整个街区都被爆炸的威力震撼、有几栋房子更是被严重地损毁了。这一骇人的罪行引起了大众的广泛愤慨，更让第一执政怒发冲冠。这一针对他性命以及巴黎一部分群众性命的攻击促成了对歌剧院密谋者的定罪，且逮捕了其他130名相关人士。这些人要么是在雅各宾恐怖统治期间犯下过累累罪行，要么是危险的狂热分子。这份名单是由富歇拟定的。而警方的侦察则在一个月后揭露了杀人机器的真正制造者：他们是乔治[8]领导下的一群保王党。乔治一直是第一执政的主要敌人，处心积虑地想要摧毁他。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就取缔了这群人的社团，当然是一次专制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熟悉当时的状况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理解，在当时想要合法地对他们发起诉讼是多么地不方便。不论是谁都应该承认下面几点：大众是希望严惩这些备受憎恨的嗜血之徒的；而大众意愿本身也可算是法庭意志的一种形式；我们当时必须让这些可恶可恨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将这些血染祖国，伤害祖国的人驱逐出境既满足了舆论，也是对维护公共安全立下的承诺；虽然第一执政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但是他也不能在他大部分的保守派顾问面前显得软弱；他在之后也释放了许多被逮捕的雅各宾党人，至于那些与密谋没什么关系的人，他也为他们减了刑。事实上，有一些雅各宾党人只是被命令不许离开法国，并接受警方的监视而已。只有那些最凶恶、最冷酷的，会对社会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人才受到了驱逐出境的待遇。我后来认识了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对我说，所谓的驱逐出境在实践中也更多只是一种威胁，而不一定真的会实施。这个人就是菲利克斯·勒佩勒捷。他当时上了驱逐名单，但是后来第一执政主动赦免了他。虽然他满脑子都是极端思想，但他也是一个体面人。作为他那个小镇的镇长，他以卓越的管理技巧和能力而闻名。镇长也是他在帝国统治时唯一同意接受的职位。出于对原则的坚持，他还拒绝了授勋的荣誉。但是到了百日政权时期，他意识到了当时只有拿破仑才可以拯救法国免受外敌奴役，因此他终于团结到了拿破仑身边，成为众议院的一名议员。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使得他成了波旁复辟政权的敌人，这一次他们判刑将他流放。
拿破仑及家人的日常生活
经过这次对雅各宾党人的惩处之后，拿破仑又找回了他的那份安全感，不再为他可能遭遇的威胁而忧虑。每次有警察或者他近旁的人向他递交这方面的报告，他总是听得很不耐烦。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起居习惯。他并没有让这个插曲影响他的工作。我进入这位执政的宫中时，完全看不见任何暗示着怀疑或恐惧的预防措施。他的生活方式总是非常居家的，尤其是在马尔梅松城堡。工作、锻炼或射击之外的时间，他一般都是和约瑟芬一起度过。他总是独自吃午饭，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他会在这期间接见他想要与之聊天的人，聊一些关于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话题。他总是和家人一起享用晚饭，饭后，他会到工作室去转一圈。如果那里有事情需要他处理，他就待在那，如果没有，他会回到客厅下棋。一般来说，他喜欢以不拘礼节的方式和人谈话。他喜欢和人讨论问题，但是也不会强行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更不会在讨论中矫揉造作地表示出自己的地位或智力优于别人。而当他和女士们聊天时，他喜欢品评她们的服装打扮，或者给她们讲悲伤或讽刺的故事：多数都是鬼故事。到就寝时间时，约瑟芬夫人会跟着他回到卧室。拿破仑一般花在睡前准备上的时间不长，他以前也常说他每次回到床上总是充满喜悦。他曾经表示，人们应该竖立许多雕像来纪念床和马车的发明者。但是，纵使他是那么享受柔软的床，纵使他经常累得直接瘫在床上，他也不止一次地要在深夜从床上爬起来。他从前总会在躺下1小时后就精神百倍地醒来，仿佛他已经睡了一整晚。而每当他在床上躺下，他的妻子就会坐在床脚开始读书。她读书的声音很好听，他也乐于听她读书。在马尔梅松城堡的时候，拿破仑则会在花园里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但就算是这样，他也不会浪费任何一点时间。
约瑟芬在白天基本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白天都会有许多访客来找她，她习惯和朋友以及新老熟人一起享用午餐。她没有什么消遣娱乐的爱好：她既不会画画，也不是音乐家。她的房间里有一面竖琴，每次她在没什么其他事好做的时候就会去弹奏这面竖琴，每次她弹的都是同一段旋律。她之后开始织锦，也会让她的朋友和访客来协助她。马尔梅松城堡会客厅里家具上的罩布就是她这样亲自织出来的。看到她的生活逐渐忙碌起来，拿破仑很是开心。我们和英国议和后，约瑟芬得以和英国的植物学家以及伦敦的苗圃管理者们通信。从他们那里，她获得了许多珍稀的或全新种类的植物和灌木，可以将其加入她的收藏之中。她曾把这些英国寄来的信件交给我，并让我将它们翻译成法语。在马尔梅松城堡的时候，约瑟芬则会定期去她那漂亮的温室视察，她对这个温室很有热情。到了晚上，她喜欢下双陆棋，也下得很好。
家庭成员参演的戏剧在马尔梅松城堡中也时常上演，地点一般是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小剧院。欧仁·博阿尔内总是可以出色扮演男佣的角色。他和姐姐奥尔唐斯是剧场最主要的演员，他们也的确有相应的才能。除了他们之外，参演的还有布列纳、洛里斯东、德农以及其他在第一执政住所里的女官和军官。米绍是剧院经理。他是一名优秀的演员，同时也是法兰西戏剧院的股东。他同时还负责演出剧目的指导以及彩排工作。拿破仑经常会观赏这些表演。一般都是一些轻喜剧，很能博他的欢心。他也热衷于在剧终后点评这些演员的表现。他的评价，大部分都是正面又有趣的，这也向我们证明了他很重视这些表演。到了周日，城堡中则会举行小型舞会。拿破仑经常也会跳上一曲，他很享受这种淳朴恬静的生活。
当拿破仑在马尔梅松休养时，他仿佛就是他那一大家子人中的父亲。褪去围绕在身边的伟大光环后，他那简单而又高贵的举止以及约瑟芬夫人优雅而令人愉悦的亲近感都让人倍感着迷。在空闲时，第一执政常会带着我一起阅览他的书橱。他也会在这时告诉我他觉得我应该阅读哪本书。他认为诗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也建议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诗歌上面。这是因为他听说，我就像所有其他初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总是想要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写诗的才华，而这些尝试的结果都异常惨烈。每当他看见我空闲下来，他就会觉得我是在构思一首新的诗歌。后来当我告诉他我对诗歌没什么兴趣之后，他对我说：“您是正确的，这是一门空洞的科学。”
拿破仑并不是一直对诗歌抱有这样的看法的。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认为当时的著名诗人们都过分纠结于社会对他的议论。在他登上执政府的高位后，他不光结交了许多科学家，也同样结交了很多的诗人和文学家。他对勒梅西埃的态度既尊敬又和蔼；迪西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对于他展现出来的态度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尤其看中迪西和勒梅西埃在悲剧创作方面的才能。据说，他曾为迪西准备好了退休后在元老院中谋一个位置，之后更是打算为他授勋。但是，从之后的发展来看，迪西残忍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当路易十八在1814年授予他同样的荣誉时，迪西就欣然接受了，一并接受的还有6000法郎的退休金，尽管他在1800年的时候将同样的勋位奖章称作奴隶的胸牌。
勒梅西埃大胆的想法和表达、他丰富多彩的点子以及他的创造力都让第一执政注意到了他。但是要说第一执政被他深深吸引，应该也谈不上。不论如何，他当时已经准备好奖励勒梅西埃的才能了，但是第一执政提出的这些荣誉和帮助也同样被他拒绝了。执政府建立的第二年后，当时的大环境还是“纯洁的”。这里借用了一下帝国垮台后那些为自己的变节开脱的人的话，他们都表示那时候拿破仑的荣耀还是“纯洁的”。勒梅西埃突然就离开了马尔梅松，想必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伤到了他作为共和党人的心吧。他走后，我们并没有派人去召回他。这种对他的漠不关心则将他彻底推向了系统性反对我们的一方。自那之后，他就毫不掩饰他对拿破仑的恨意了，并在1817年出版的《文学课程》中公开宣誓了这一仇恨。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过于严苛地批判诗人们。因为他们长期持续处在兴奋的状态中，因此他们倾向于变得神经兮兮的。再加上他们普遍对俗世的东西都不太关心，迪西和勒梅西埃就是这种典型。这些特质都让我们不能太严苛地评判他们。拿破仑在这些经验中领教了诗人的敏感性，还有他们思维的跳跃性以及排外性。这些特点都向他展示了诗人们确实不堪用。他通过自己吃的这些亏，对诗人的看法和著名的贝朗热先生一致。我曾听贝朗热评价说诗人们除了写诗之外干什么都不合适，他一贯是那么谦卑和脱俗。
我一直对拿破仑伟人如此简单朴素感到十分惊讶，毕竟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如此强势的人。我以为他会是一个既无礼又性格多变的人。但是，我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耐心、宽容而又很好相处的人。他一点也不会苛求别人，而且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总是那么欢乐，常常喜欢大笑以及开别人的玩笑。有时候他还会带着一点令人着迷的天真感。但是，他的这种亲近并不强求对方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而自从我为他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希望我和他待在一起时可以完全放松下来。因此，从一开始我在他面前就不会觉得尴尬或者难为情。我自然还是会被他震撼到，但是我不再害怕他了。而我在他身边看到的一切都在强化我的这一看法：他和约瑟芬之间愉快又充满感情的互动；他麾下的军官们对他绝对的忠诚；他和其他执政和部长之间友善的关系；他和士兵之间的亲近。
在我讲述的这个时候，埃及战役还不算是老黄历，人们关于那场战役的回忆也都还非常清晰。我也听人们说起了很多战役期间他对军队需求的关心和照顾。据说阿卡围城战结束时，他下令所有战马都要被用于运送伤员。而当他的掌马官维果涅认为总指挥的马理应受到特殊照顾不必参与这一任务时，拿破仑大发雷霆。阿梅代·茹贝尔先生当时是波拿巴将军的翻译官，他对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看见将军从战壕中归来，又累又渴。他就上前去告诉将军，当地的基督徒送来了一皮囊的酒作为礼物。波拿巴马上下令把酒送到了伤病所。
刚好讲到埃及战役，我打算在这里提一下一份档案，它普遍被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们忽略了。我之所以能获知这份文件的存在，还得感谢一个人的好意。他在艺术方面天赋过人。他也的确在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时尚界纷纷被他优雅又有格调的作品征服。除此之外，他还投身慈善事业，为此赢得了国民们的感激。他还是伦敦慈善基金会的创办者，该慈善组织致力于帮助贫穷的法国人。无数捐赠人，其中不乏几位欧洲国王们，都为救济处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救济处的大门向全国的穷苦大众敞开。
德·奥赛先生是在法军轻步兵第2旅3团2连的命令簿上找到我提到的这份档案的。这本命令簿是在开罗发现的，法军离开后，它被蒙克利夫将军的儿子交到了神父摩尔先生的手上。最终这本命令簿被借给了威灵顿公爵。下面就是这份档案：
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平等
先生是在法军轻步兵第于开罗大本营
先生是在法军轻步兵第共和历7年，雪月1日
命军乐团于每日正午时分在医院对开的广场上演奏各民族小调。以期鼓舞伤兵的心情，并让他们回忆起过往战役中最美好的时刻。
各指挥官请下令让各团军乐队轮流演奏。
以总指挥之名：
亚历山大·贝尔蒂埃
这种对病人的关爱，对悲伤且饱受思乡之苦的伤兵的关爱，展现的是一种纤细的情感。就像奥赛伯爵所说的，是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这一关怀也正是拿破仑性格的基石之一。
第一执政从埃及战役时保留下来的癖好甚至在他的口味中也可以体现出来：他一直对埃及的物产情有独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最喜欢的食物都是抓饭和椰枣。在他马尔梅松和圣克劳两处庄园的私人花园中，都养着他从埃及带回来的瞪羚。他很喜欢亲自用手给它们喂食。有时候他还会把自己的鼻烟壶给它们闻。它们很喜欢烟草的味道，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把鼻烟壶吸个干净，然后跟没事一样地走开。说到动物，在圣克劳的小公园里，有段时间还曾经养过欧洲盘羊。它们从科西嘉送来。但是它们野性实在太强了，根本没法圈养。
德·布列纳先生的失宠
德·布列纳先生，就是那个事实上被我代替的人，是拿破仑在军校时期的同学。他们的军旅生涯是同时开始的，布列纳此后随着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埃及征战。这些联系，这些习惯，以及他面对第一执政时圆滑的处事方式都使得他们特别亲密，他也深受第一执政的信赖。这种亲密和信赖仿佛会一直持续下去。当时第一执政已经将布列纳任命为特殊国务参事，给予他的权力和特权都让他成了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他有权直接向某些部长过问他们工作的具体细节。拿破仑一直把布列纳当作自己人对待，也常会和他一起前往圣克劳的花园里，或是步行，或是乘坐双人马车。德·布列纳先生当时近乎独立，他从不在宫中用餐或就寝。他刚在圣克劳附近购置了一处漂亮的房产，并进行了一番豪华的装修。他以前经常在那里举办晚宴。各个部长，尤其是富歇，以及元老院议员和其他国务参事之类的人经常接到晚宴的邀请。他生活作风之奢侈已经远远超过他的个人财产可以支持的程度。第一执政知道这一点。虽然此后他们的关系表面上还是一如往常，但是我有时从第一执政说的话里可以隐约感到他对布列纳的不满。他当时自然没有跟布列纳挑明。我觉得他对布列纳是有牢骚的，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仔细想明白这件事情。最终让他不再犹豫的是发生在库隆兄弟身上的不幸事件，这件事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是周三，刚好是内阁会议的日子，我正忙着在第一执政书房工作的时候，看见他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问我布列纳是不是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把布列纳叫到门口。布列纳来了，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似乎很不理解为什么执政神情如此激动。执政用严肃的语气对他说：“把所有你身上和我有关的文件和钥匙都交给梅尼瓦尔，然后就请您离开吧。再也不要让我看见您。”话音刚落，他就转身回到内阁会议室中，并重重地砸上了门。德·布列纳先生一开始被这通激烈的训斥搞得有点困惑，待他回过神来，就陷入了极度绝望中。我尽我所能地尝试让他冷静下来。我尝试着用一些充满希望的话来安抚他。但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我其实根本不相信，在接到一个这么简短严重的决定之后，还有什么希望呢？在他离开后的头两三天里，我们之间还有通信。但之后在第一执政的明令禁止下，我们之间彻底断了来往。引起这次爆发的是下面这件事情。
大概就在我被召进拿破仑内阁的那段时间，受益于他和陆军部长的关系，布列纳获得了一份提供军备和马具的合同。鉴于他不方便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合同上，真正在合同上签名的是库隆兄弟。布列纳提供了公司的启动资金，之后一家银行为库隆兄弟提供了80万法郎的贷款，但是前提是布列纳作为这笔贷款的担保人。不久之后，库隆兄弟的生意就失败了，而银行自然找上了作为担保人的布列纳。这时，布列纳拒不承认自己和库隆兄弟之间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这单担保包含有地契、估清单、报告书等文件，都是由布列纳写的，银行自然将他告上了法庭。一审中他输了，但是上诉后他赢得了二审。然而，最终当对方将事情告到最高法院时，他在终审中败诉了。
布列纳参与的这件投机倒把的事情让拿破仑很反感，他本来对这些商场上的事情就很不感冒。这起诉讼的缘由及其牵扯出的丑闻更是让他感到恶心。他再也没有原谅过自己的这位老同学和前秘书。他时常会跟我长时间地讨论这件事情，这些讨论总是会让他感到很痛苦，并最终以他尖刻抱怨布列纳而收场。
我要是在这里把拿破仑对布列纳的种种牢骚和批评都列举出来，那就有点显得我是一个小人了。但是，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布列纳搞出这么一出事情之后，大家就纷纷开始检举他此前不检点的行为，其中有许多都属于情节严重的问题。这更加让第一执政不满。本来布列纳还保留着第一执政在杜伊勒里宫中给他的房间钥匙，他还想着可以和第一执政重归于好。但是第一执政派迪洛克将军去把那把钥匙给要了回来。第一执政也拒绝了再和他见面。他随后下令，把布列纳房间里的家具，包括他在吕埃的房产中的家具全部充公。布列纳在吕埃的房产是他在购买圣克劳的这栋房子之前购入的，他之前和家人都住在那里。当然，现在他只能羞耻地住在圣克劳的房子里了。但是他还是对家具充公这一决定表示反对，他觉得那些家具都是已经送给他的礼物，应该算他的财产。迪洛克将军把这一观点反馈给了第一执政，后者表示他的命令必须马上执行，不得有半分延迟。同时他也咬牙切齿地表示，自己送给布列纳的是钱，根本不是家具。
不过，看在过去的友谊和共事的情面上，拿破仑在这之后还是给了布列纳一个任务：列席旁听对乔治和莫罗密谋案中牵扯到的个人的审判，并在每次庭审结束后给拿破仑提交一份报告。我把这些报告交给第一执政，他读完后，这些报告就都被存放在档案库里了。如果它们还在那里的话，人们可以把报告的内容和布列纳的回忆录里面关于庭审的描述对比一下，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两个版本在思想和语言上有什么差别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不认为那本以布列纳名义出版的回忆录真的是他自己写的。1825年，我曾在巴黎见过他，他跟我说有人命令他要写一本不利于皇帝的书。“尽管他对我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他接着说，“但是我永远不会下定决心做这样的事，我宁愿让我的手枯萎。”但是，随着他能力的不断下降，他的财务状况愈发艰难，再加上他对于失宠一事深深的不满，都让他在日后不敌金钱的诱惑。当出版商找到布列纳表示要出版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正在荷尔斯泰因躲债。据说，出版商向他许诺3万法郎，而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成品上签个名。德·布列纳先生当时已经身患重病，他同意让那本回忆录以他的名义出版，几年之后，他就在卡昂的医院中病逝了。他为这本书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一些离题的不完整的笔记。数名专业写手之后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书，而这些写手的名字书中也有提到。因为笔记中缺漏的部分太多，写手们只能自己做调查来补全缺失的部分。至于调查用的资料，自然是由出版商提供的。
如果这本回忆录真的是德·布列纳先生亲自写的，那么他就不会说他担任拿破仑皇帝驻汉堡公使时曾经帮助里尔伯爵的助手草拟了一份支持这位王公的布告，他也不会说他在1814年受到了路易十八的感谢。他更不会说拿破仑在1805年曾经告诉他自己根本不打算真的入侵英国，所有那些登陆的计划以及繁杂的准备工作都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之所以德·布列纳先生不会讲述这段自己和拿破仑的私下对话以及拿破仑对他的悄悄坦白，是因为拿破仑自从1802年10月20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当拿破仑皇帝不计前嫌在1805年将他任命为驻汉堡全权代表时，他照例接见了德·布列纳。但是仅此而已，拿破仑皇帝在此前和此后都一直拒绝接见他或者和他通信。我此前在其他场合提到过，当拿破仑皇帝需要了解公使报告之外的信息时，一直都是我去联系德·布列纳先生。负责联系法国驻慕尼黑大使奥托先生的人也是我。拿破仑皇帝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要获取军队前方以及军队后方的情报。
到此我就把我所有想说的关于德·布列纳先生的话都说完了，之后我也再也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第一执政最终还是走出了对他旧同学的这份不满，他甚至还祝贺自己摆脱了这个枷锁。做一个不合适的比喻，他所做的就像路易十四在失去马扎然之后做的事情一样。有一天他对我说到和此事相关的话：“我已经废除了机要秘书这个职位，它的缺点太多了，我已经被迫认清这一点。我希望你以后对外只说自己是第一执政的随员。你还很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其他的事情到那时候再说吧。”这个加到我头上的随员的身份，并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定。这个身份也是第一执政没有给我德·布列纳之前享有的种种特权的原因，毕竟他们之前已经相识多年，关系也特别亲密。但在实际操作中，惯性的作用还是很强大。我还是时常成为第一执政，后来是拿破仑皇帝事实上的秘书，甚至是机要秘书。在日常政务中，我常常代表拿破仑皇帝跟各部部长们通信。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上马准备出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来不及给信件签名，他会授权我把这封信和另外一封由我签名的信一起寄出去。我自制的性格让我没有做出任何越权的事情。要是一个比我更大胆的人在我这个职位上，他可能就会尝试做一些越权的事情了。每当他完成一天的公务，前去约瑟芬夫人的会客厅中和她共处1小时时，第一执政总会争取我让我戴上帽子跟他一起去。我虽然有时候会同意，但是一般我更喜欢独自享受这难得的空闲时光。而之后，我经常因为待在他的书房里处理要务而没多少时间能留给我的家庭和朋友。最终，我对于自己在第一执政，后来是拿破仑皇帝的家庭和秘密中占据这样一个无人知晓的位置还是挺高兴的。我也没有四处去宣扬我的职位或是让别人注意到自己。顺带一提，我这种内敛也是很让他高兴的。他也从没有怀疑过我什么，我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他喜欢就我内敛的性格开我玩笑。他以前常说，他身边有几个女士和先生大概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句话有可能是真的。事实上，的确有那么几个宫廷大臣对我只知其名不知其人。在弗勒里·德·夏布隆于1815年在圣赫勒拿岛上写成的《拿破仑统治回忆录》中，有一条记录里提到拿破仑皇帝说过这样的话：“梅尼瓦尔和费恩平时的生活状态是如此封闭，以至于有些宫廷大臣在宫中工作了4年都还从没有见过他们。”他还是完全信任我的，也没有改变他的信件都由秘书来拆封的这个习惯。
执政府的组成人员
在接着讲我去到第一执政身边时他在忙着干什么之前，我应该稍微介绍一下政府里面协助他一起治理国家的都有谁。
他的其他两位同僚，大家都很熟悉了：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前者是一位博学的律师。得益于他的审慎与学识，他得以毫发无伤地度过风云变幻的大革命年代。雾月政变时，他还是督政府下的司法部长。他博学以及圆滑的名声吸引了波拿巴将军。此后，冈巴塞雷斯证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名极有技巧的政治家。他是拿破仑忠实的顾问，后者完全相信他的判断，并曾事无巨细咸决于他。他为人有一点点古怪，因此有的人会就这一点开他玩笑，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不敬重他。
第三执政是勒布伦。他曾在莫普大法官手下做事，为后者撰写演讲稿和其他与法庭相关的文字。在当时法国高等法院系统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些作品让勒布伦那高尚的思想和杰出的风格风行一时。他是一个纯粹而优雅的作家，他把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几乎都奉献给了他的文学品味。他同时对金融事务和社会经济也很有研究。从三级会议一直到元老院，他在自己参与的议会中总是会以卓越的金融知识和对睿智改革的热忱而吸引大家的注意。他的知识储备和他绝佳的写作才能让他成为对拿破仑很有用的合作者。而他和善的性格又保证了拿破仑不用担心他日后变成一个无法掌控的批评者。
对这两个人的选择证明了拿破仑的处事技巧。这个三人集团也集合了当时人们能想到的条件最优秀的人。
内阁中则总共有8名成员，我认为这些人里面排第一位的应该是外交部长，当时是塔列朗。他的名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觉得我无须再在这里赘述什么了。他和波拿巴将军之间的联系还得说回到《坎波福尔米奥和约》。聪明的他当时就看出将军卓越的能力迟早会让他在未来成为政府首脑。鉴于塔列朗是这么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他自然迅速把宝押在了拿破仑身上。塔列朗非常熟悉处事的那一套道理，工作中的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很会密谋以及能力极强的人。他既熟悉庙堂之上的条条框框，心中又是一个革命党。正是他的这种二重性让他赢得了拿破仑的喜爱。他本来就是一个精明而善于调解的人，处理外交事务时真是如鱼得水。这些特质让他成了领导外交事务的不二人选，也让他成了第一执政指定的人选。
警务部长是富歇，第一执政的同僚们是拒绝选择他的。我觉得他们是对的。这是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他在革命期间扮演了一个血腥的角色。但是，他对于各种密谋和秘密了如指掌，他极强的随机应变能力，他伪装出来的那种直率和独立，以及他深谙的那种说服他人相信他是不可替代的能力最终还是胜过了人们对他的反感。他也就得以继续坐在他从督政府时期开始就占据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人的外貌总是让我想起马拉。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多次见过马拉。富歇比马拉更高，人很瘦削；他的头发和眉毛颜色都异常苍白；他的眼睛总是充满血丝，他的皮肤则是青紫色的。他是如此健谈，以至于对方会认为他正在一股脑地把自己脑袋里面所有的想法都倾倒出来。他对第一执政的忠诚确凿无疑。有时候他来马尔梅松找拿破仑会扑个空。这时他就会来找我，并带着我一起在花园中散步。一边散步，他会一边对我大说特说他是怎样忠于职守和尽心尽力；他是怎样恐吓各个阶层对时局不满的人；那种将他整个淹没的狂热；以及他是如何时刻准备着为第一执政上刀山下火海。最后，他总是以同样一句话收尾：“您一定要把我刚刚告诉您的话都说给第一执政听哦！”
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长职位之一的财政部长，由戈丹先生担任。此前他是首席财政官，专门负责管理税务。之后他又做过国库署长，以及邮政局长。此前戈丹先生曾经在都政府时期两次拒绝出任财政部长的邀请。直到雾月政变后，他才接受了第一执政的邀请。当他刚刚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绝对的烂摊子：国家信用破产；税款无法定期收缴，税源也减少了；国库异常空虚；总而言之一句话：国家破产近在咫尺。但是，等到我进入政府的这一时期，这位新部长已经重振了人民的信心；公共服务重回正轨；旧的金融管理部门复旧迎新；秩序取代了混乱；他更是促成了新国债的发售，其优惠几乎和最好的银行和商行能提供的一样。拿破仑常说，戈丹先生在短短的数月之内就完成了清除邪恶旧制度的余毒并重建正确的信用和审核制度所需的一切；他认为这位部长是一位体面而富有才华的管理者，虽然步子迈得不快，但总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让人放心。之后拿破仑还曾补充到，戈丹先生给他留下的这一套系统，在之后的15年里都只需要小修小补就可以了。他完全不需要砍掉其中的任何一条措施，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戈丹渊博学识和长久经验的结晶。
当时，贝尔蒂埃将军是陆军部长。因为在担任自己的幕僚长时于意大利和埃及的优异表现，拿破仑将陆军部交给了他。贝尔蒂埃同时依旧担任波拿巴将军的幕僚长。他担任这一职位仿佛是上天注定的，而他也安于这个职位，并没有其他野心。第一执政曾将许多任务托付给他，他都完美完成了。也正因如此，对他特别满意的拿破仑在自己的整个统治期间持续地给他送去各种礼物和荣誉。
海军部长一职则掌握在德克雷海军上将手中。他能升到这一位置，还得感谢他强健的勇气，以及他过往执行任务时所展露出的技巧。他是一个机敏而博学的人，因此他说起话来总是才气四溢。他为人勤勉，也是一个正直的行政官员。但是他和拿破仑有点八字不合，拿破仑总是抱怨他行事不够主动，且总是拒绝主动出击的方案。因此德克雷非常不喜欢离开巴黎，因为他害怕他一离开就会人走茶凉。但最终，他还是出于一时的暴躁和沮丧递交了辞呈。拿破仑是希望他留下来的。他为此专门给德克雷写信，还专门派出心腹冈巴塞雷斯劝告德克雷收回辞呈。
据说德克雷保护了许多水平糟糕的人，同时出于个人情感忽略了一些优秀的海员。这样的行为自然为他带来了许多敌人。拿破仑清晰地知道法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是他全情投入构思的海上征战却并没有得到他期待的结果。因此他觉得自己被迫要延后发展我们这支重要国防力量的计划。这支国防力量是我们打击英国霸权，并迫使这个不断组织和资助反法联盟的政府求和的中流砥柱。但是，抛开这个插曲不谈，德克雷对国家元首的忠诚有目共睹，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
当时的内政部长则是沙普塔尔先生。这位部长先生不光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他对农业和商业问题的渊博知识、他在工业制造和艺术领域对化学的应用、他作为一个政府人员的才能以及他对公共教育事业的研究都让他成为执掌内政部的不二人选：这个部门的职责十分庞杂，在胜任的人中，无人能出其右。
阿布里亚尔先生作为司法部长，则热忱而诚实地主导了地方法官重组的工作。他此前是一位律师，也是革命的忠实支持者。在大革命期间，他出色地完成了多项工作。在担任部长之前，他是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我进入政府几个月后，他就被国务参事雷涅先生，日后的马萨公爵取代了。当时政府刚刚经历了重组，警务部被取消了，其职能也被统一划给了大法官，也就是司法部长。
国库则由巴尔贝-马布瓦先生管理。他曾是圣多明戈的长官，对这一殖民地的管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进行有益的改革、消除弊政以及改善殖民地的财政状况。此后他被任命为元老院成员，但是在果月政变中被认定为保王党，并被驱逐出境遣送到了圭亚那。但由于他已经在圣多明各习惯了热带环境，因此与他众多一同被驱逐的狱友不同，他活了下来。当雾月政变发生时，他已经获准搬到了奥莱龙岛[9]上，第一执政将他从流放中召回。他先是任命巴尔贝-马布瓦先生为国务参事，在迪弗雷纳先生死后，又任命他为国库部长。这一职位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部长级别了。马布瓦先生作为一个严格正直的行政人员的名声以及上天赋予他的有条不紊的性格都确保他成为国家钱袋子可靠而又警觉的看守人。
波塔利斯先生是《民法典》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拥有天赐的口才且博学。他在当时主要负责管理教会事务。此后他被提拔为了宗教祷告部的部长。他善于和解的精神、对法律的渊博知识以及他那罕有的使人信服的华丽的口才在和教士们打交道时都非常管用。
政府内部还有一名国务卿，他的职责主要是在执政们参与的部长会议上做会议记录。同时他还负责向各部门的长官传达各种决定和政令，联署他们的文件，并保管所有政府内部的私人及机密文件。尽管名义上他并不是部长，但是国务卿的职责实际上和部长差不多：不光要为各个部门提供协助，有时候还要代替这些部门做事。这一职位一开始由马雷先生担任，后来变成了巴萨诺公爵。前者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追踪了国民大会中的重要讨论，这也成为他管理国内事务的开端。他是有关国民大会会期报告的第一作者，这份报告也成为此后《箴言报》的基础。他是该报的创始人。他对外交领域的知识则来自此前他在伦敦和里尔主导的外交谈判。当时他是外交部政治事业局的局长，和他谈判的对手则是马姆斯伯里勋爵。马雷先生是天生的和事佬。头脑发达、记忆力可靠、那股政治敏锐更是无法动摇。在拿破仑看来，马雷是合作最为愉快的几位同僚之一。因此他也最常派马雷去做事。
参政院分为5个部门：立法、内政、财政、陆军以及海军事务。其职责主要是起草法案，国务参事们也要负责在立法机构中支持自己的法案。在参政院中，讨论和决策的内容主要包括：政府机关的规章、诉讼程序中的公共事务、法院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冲突、政府内部不同机关之间的冲突、有关国家事务管理的所有问题，以及间或提起一些外交事务。
参政院是新政府内部将各个部门绑在一起的铰链，同时所有政府发出的重要法案也是在参政院被进一步详细阐明的。不同的部门由不同的国务参事负责，并根据所属部门的不同有特定的职责。第一执政每周会主持几次全体会议，如果他不在的话，则由冈巴塞雷斯主持全体会议。极少数时候，主持会议的会是第三执政。会议上的讨论完全自由；每名国务参事都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无论是什么观点。第一执政甚至会鼓励冲突和反对的声音，并表示自己希望在这些会议上被启发。有时尽管他屈服于多数人的意见，但还会坚持自己没有被说服。他将各种各样的能人都召集到了参政院中，有革命党人也有保王党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要诚实，并且要愿意帮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参政院是一个世上罕有的各种能人志士的集合体，他们都以同样的热情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
国务参事的人数是没有限制的，在我进入政府的时候，大概有25名专职国务参事。除此之外，还有大概12名特派国务参事，以国务参事的头衔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常任的这些国务参事中，大概只有布莱·德·拉默尔特先生、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先生、德费尔蒙先生以及贝利埃先生是一直留在这一岗位上的。他们一直到帝国灭亡时都在担任专职国务参事。其他的人则或者被临时调去别的岗位，或者永久调岗，又或者被提拔到无法和国务参事的职责兼容的职位。而特派国务参事则会在有需要时被召来，并针对与他们职责相应的问题发表看法，或参与相关的讨论。其他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在特定领域有渊博知识的人会被某个部长专门呼唤来为国务参事提供建议。各个部长都会四处寻找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才。
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
我来到第一执政身边时，他的时间都花在以下几件事情上：特赦流放者、建立数所高中（为日后建立庞大的大学系统打响了头炮）、修改宪法中限制第一执政只能做十年的条款，还有就是建立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制度。
事实上，在我到达后仅仅过了两周，就出台了一项召回流放者的法令，元老院也发布敕令大赦了他们。只有下列几类人没有被赦免：曾经领兵对抗过共和国的人、曾经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依旧为波旁家服务的人、通敌的将军和人民代表以及此前拒绝辞职的教士。政府命令不受赦免的人数应当控制在1000人以内，同时在接下去一年的时间内应该逐步减少至500人。在此前逃离法国并在外国组成反法集团的15万人中，有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出于恐惧、强制驱离或者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破灭才离开法国的。这些人可以放心地回家了。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将还没有被出售的产业交还给原主人，这也是那些最重要和对共和国最有敌意的家族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继续拒绝退回他们的产业，那么就等于迫使他们成为激烈的反政府者。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产业都归还给他们，他们就根本不会表示感激。这些流亡者手中最主要的财富就是法国的林地。因此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面积超过300阿庞[10]的林地不会被退回。如此一来，虽然政府孤立了这些手中大部分的财产是林地的家族，但是拿破仑皇帝依靠此后一个个单独的归还令赢得了这些家族的支持。正是因为我们退还了他们的产业，尤其是林地，这些贵族在复辟时期才得以建设那些广阔的宅邸。这些豪华宅邸支持了日后被称作圣日耳曼城区[11]的兴旺，以及其贵族居民巨额的财富。
这一大胆而慷慨的政策，正是因为第一执政才成为可能。为了展示新政府的力量，他愿意承担任何不好的结果。这一政策获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仅有一小部分共和党人和将军表示反对。看见这些他们认定的敌人，已经被他们征服的人又回来和胜利者一起分享战利品让他们心如刀割。
这一法令是以元老院敕令的形式发布的。在掌权的过程中，拿破仑感受到了用大量形式上的东西来包裹他斡旋的这些必要改革的重要性。这样可以掩盖这些改革专制的本质并保证人们能更为平静地接受它们。因此他决定在几个罕见的场合将国家的第一机关和政府的重要行动联系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扩展了这一对国家治理权力的分享。许多人可能并不认可让元老院介入国家政治事务的行为。但是，因为元老院只有在政府首脑要求的情况下，才拥有发布元老院敕令的特权。我们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元老院权力过大以及因此可能带来的危险。在帝国最繁荣的岁月里，元老院尊重了这一规则。但是，一有可乘之机，它就马上把这个提案当成了废纸并背叛了拿破仑皇帝。正是这个人创造、扩大了元老院的权力并给予它光荣。它却用拿破仑皇帝亲手交到其手中的这件武器反过来攻击了拿破仑皇帝。
因为这次大赦，两位饱受前朝王公信任的人请求并获准重新返回了法国。其中一位是布雷特伊男爵，他被引荐给第一执政。后者很乐意跟这位男爵交谈，并从这位重要见证人的口中了解那些外交任务，以及获取那些王公小团体的具体细节。布雷特伊男爵向第一执政引荐了自己的侄子，并乞求他在政府中给自己的侄子一个位置。小布雷特伊顺利地被接纳了，并被任命为参政院的助理办案员。此后他被派往管理《普雷斯堡和约》中割让给法国的奥地利省份，之后更是在帝国内部以及莱茵河以东担任行政职务。他热忱的服务一直持续到1814年，直到旧的回忆卷土重来，他才改投他阵。但是，公正起见，我还是要在这里补充一点：布雷特伊男爵的侄子一直都很感激年轻时拿破仑对他的态度。
而另一位返回法国的流亡者是德·卡洛讷先生。他并没有享受多久大赦带来的好处，因为他返回法国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就死了。他此前和贵族以及地方法院的缠斗、一系列密谋、他未酬的壮志以及他破灭的梦想都导致了他的短命。但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成为财政部长的计划。他指望可以用自己过人的才智和巧言令色来诱导第一执政。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和我有些交情，这位朋友坚持让我为德·卡洛讷争取到一个面见第一执政的机会。这位朋友坚信只要德·卡洛讷能见到第一执政，他就一定能说服后者。但是，第一执政拒绝接见他，前者清晰地知道后者手中财政资源的价值以及后者的毫无底线。更何况，前者当时没有一点更换财政部长的意思。他的一个兄弟此前已经向他提议将勒德雷尔先生放到财政部长的位置上。勒德雷尔先生是一名国务参事，也是一个才能和才智都很卓越的人。当时拿破仑是这样回复他的兄弟的：“我充分认可你的门客，认为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我觉得以他的全部才智，也很可能只能给我带来一潭清水。而我的好戈丹却总是能给我带来大量的埃居[12]。”
就在第一执政紧锣密鼓地准备为流亡者们重新打开法国的大门时，对于那些罔顾政府的善意，对其敌意没有丝毫减少的人，他也在加大驱逐力度。德·达马夫人和德·尚瑟内茨夫人依旧在与敌人通信；德·达马夫人此前就因为她极端的观点和对政府的不断攻击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之后更是发现她藏匿了伊德和利莫埃兰这两个参与了雪月3日杀人机器密谋的人。警察将她押送到了边境，并将她驱逐出境。当时她的丈夫已经在境外流亡多年。德·尚瑟内茨夫人是一个姓波特的荷兰人的女儿，因此她被勒令返回荷兰。她此前定期与德·沃德勒伊先生通信。后者是阿图瓦伯爵[13]领导的小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中还包括阿拉斯主教、迪泰耶、维约、瑞士上校罗尔男爵等其他成员。
拉阿尔普此前已经因为狂热的传教活动而被监视在巴黎，之后在公开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后，他被转移到距离首都20里的地方。他此前愤怒地攻击哲学和新授职的教士所引发的丑闻是导致他这次被驱离的原因。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将他视作先知的人，这助长了他的狭隘和极端傲慢。此后，到了1802年年底，他才获准返回巴黎。之后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巴黎去世了。
大赦流亡者后，紧接着到来的法律则是有关布置公共教育机构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建立大学的草案。法律规定在全法国每个上诉法院的辖区都设立一所高中。这些公立学校的教师都由政府指派，并由国库付薪水。为了确保这些机构能够获得成功，法律还设立了6400份奖学金，其中2400份专供军人子弟以及法院、行政和地方公务员子弟[14]。剩下4000份奖学金则根据初中学生的考试结果来分配。这一法律还同时建立了针对法律、自然科学、物理、数学以及艺术的专门学校，以及一所军校。
正是得益于此法，一位年轻人在马赛高中接受了教育。此后，他凭借过人的天资、罕见的才能以及广博的知识爬升到了一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位置：他就是梯也尔先生。他来自一个商人家庭，家里主营和黎凡特相关的贸易。他从小由母亲（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大侄女）和祖母养育长大，她俩当时都挣扎在贫穷的边缘。她们都来自法国南部保王党家庭。在听闻倒霉的昂冈公爵被处决的消息后，她们对第一执政的敬仰之情转变成了仇恨。她们的恨意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马赛的地方官员一开始提出推荐她们把展现出天赋的孩子以奖学金生的身份前往市内的高中深造时，被她们拒绝了。尽管贫穷的家境让她们不可能不对法律提供给她们的这一好处动心。直到一些友人苦口婆心地劝服了她们后，她们才决定接受政府的这一善举。小梯也尔就这样上了推荐名单，并获得了由第一执政亲自选择发出的奖学金。此后奖学金中还专门追加了1200法郎作为小梯也尔购置校服和各类服装的资金。拿破仑未卜先知一样看到了这个男孩的教育会结出怎样了不起的果实。在提到这一轶事的时候，梯也尔先生以他一贯的风格打趣道：“拿破仑在帮助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他是在帮助教育一个未来研究他的历史学家。”
在保证军人、公务员和其他人的儿子可以享受到教育红利的同时，拿破仑在之后还会同样为他们女儿的教育提供帮助。他对男孩和女孩的教育一视同仁，都很重视。女子学校也就这样被创立了。我想提前在这里讲一下这些教育机构，因为之后我就没时间好好讲了。1806年的时候，建立了3所女子学校，招收了300名学生。到了1809年，在埃库昂城堡和旧圣丹尼修道院建立的女子学校迎接了60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完全不用交任何学费，而剩下的则只需交一半的学费。这些学校的目标是教育出可以和她们的父辈承担一样责任的女性。食宿费是每人每年1000法郎。女子学校的收费有一部分会用来抵付学校的支出。而最后，到了1810年，又有6所女子学校开业，迎接了600名学生：都是已逝的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留下的孤儿。这些学校的食宿费更少，每年只要400法郎。这些学校的基本要求都与埃库昂和圣丹尼的那些学校一样，但是具体规定则更加严格，甚至可以说是向修道院看齐的。学校招生的最低年龄从4岁到12岁不等，并可在学校中一直待到21岁。拿破仑皇帝将这些学校都交给奥坦丝王后打理。他亲自起草这些学校的规章、亲自选择教师、亲自选定校址，并且对于和学校秩序和经济有关的问题都逐一过问。他还像家长一般亲自指导了对他指示的执行工作。
荣誉军团勋章制度在同一时间被确立。这一法案最初被提交到参政院的时候，受到了激烈的反对。但是第一执政单单凭借着陈述道理，就成功地捍卫了这一法案。参政院对法案的讨论是自由进行的。此后护民院和立法院都投票通过了这一法案，但是得票数远比政府预计的要少。第一执政的口才、他高屋建瓴的观点，还有此法的阐述者和倡导者在护民院和立法院内进行的论证，还是不能说服一部分人。这些人死守着大革命的绝对平等观点，坚持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行为尽管不是特权，依旧破坏了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但是建立一种独特的、不以特权颁发的勋章，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平等：不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元帅，不论是普通公民还是王公或权贵，任何人都有权接受这份荣誉。这一制度更是在此后创造了许多奇迹。对于我来说，这样一个制度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清者自清。
而修改宪法中规定第一执政只能担任十年这一条文的计划则在拿破仑、他的两个同僚、他主要的元老院议员和主要的立法议会成员之间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冈巴塞雷斯是第一执政在这一棘手的谈判中的主要发言人。元老院在商讨后决定将第一执政的任期延长十年，但是这一举措也只不过可以稍微弥补一下拿破仑的担忧而已。当这一元老院敕令被递交参政院后，后者在公告中将延长十年变为终身执政。第一执政希望将这一意愿提交给民众以获得民众的认可。因此，执政府发布了一条政令，法国人民将要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拿破仑·波拿巴应该成为终身执政吗？”在3570250名参与投票的公民中，有3568585人投赞成票。当时向元老院报告这一消息的草稿是我负责带给第三执政勒布伦的。我让他重新读了一遍草稿，并提出了他的修改建议。
针对民众在投票中近乎一致地支持拿破仑成为终身执政以及此后建立帝国这件事情，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人声称登记投票结果的公务员影响了选民；有的人则质疑选民名册的真实性；最后，还有些人声称自从宪法建立以来，所有交付全民公投的提案都获得了通过，人民从来没有否决过任何提案，暗指政府甚至要采用什么手段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会知道，执政府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引诱、威胁或者造假的手段。整个国家的常理，是一种本能，是从来不会出错的。这一常理让整个国家认识到了拿破仑就是那个会保护它最宝贵利益的人，拿破仑就是那个真正热爱它的人，拿破仑就是那个正在努力奋斗让公正、有序以及平等重新照耀法国的人。整个国家对波拿巴将军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和它对第一执政可以带来的光明未来的期待是不可分割的。拿破仑可以充满信心地请求一场全民公决。当一个政府对自己的民心如此自信，以至于它敢于依靠民意时，人民是不会否决它的。
这段时间发生的其他大小事件
大概在我进入第一执政的内阁6周前，政府禁止了两部戏剧的演出。之所以会讲起这件事情，仅仅是因为此事使剧作者失宠，造成的轰动一直到我到达马尔梅松时还余波未散。第一部戏剧叫《爱德华在苏格兰》，由亚历山大·迪瓦尔创作。这位作者此前很受约瑟芬夫人以及第一执政的喜爱。他这部作品的读本就很受欢迎，在面向公众首演时也大获成功。但是，人们注意到一些著名的保王党人士在某些段落会非常用力地鼓掌，他们希望公众在其中找到一些影射的内容。第一执政之前还没观看过这部戏剧，在听闻这件事后就去看了这部戏剧。他觉得这部戏剧蛮有趣的，但是他同样注意到了隔壁一些包厢在某些段落会突然大声一齐鼓掌。发现那些包厢里都是一些新近回国的流亡者后，他自然感到不满。黎塞留公爵就在这些因为鼓掌而显得突出的前流亡者中，日后在复辟时期，他会出任部长的高位。尽管他当时依旧在为俄国人做事，但是他还是获得了返回巴黎的许可。但是，在这件事情后，他被要求马上离开巴黎以及法国领土。迪瓦尔先生当时因为害怕被这些流放者的轻率行为牵连，已经跑到了雷恩的家中避难。但是，第一执政派人告知他，他可以返回巴黎。第一执政还补充说他并没有对迪瓦尔感到不满。
第二部戏剧的标题是《等候室》。虽然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并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剧中的有些情境和台词可以被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而政府的敌人是以如此明显的恶意在使用这些情境和台词，以至于该剧无法再进行任何演出。此前第一执政已经因为《爱德华在苏格兰》中那些虚构的暗讽所展现的恶意而不满，这次的剧作者迪帕蒂先生更是彻底失去了他的喜爱。迪帕蒂先生当时是驻扎在巴黎的工兵，并没有定期的休假。此事之后，他被要求马上前往布列斯特，并在那里登船参加前往圣多明各的远征。但是，他在布列斯特没有待多久。在远征开始前，他就获准重新回到巴黎，并继续了他在文学上的征程。在他此后创作的许多风趣的戏剧中，有几篇是奉献给拿破仑的荣光的。在拿破仑皇帝和女大公玛丽·路易斯的婚礼上，在杜伊勒里宫里表演的那部寓言芭蕾舞剧《小时》就是由他编排的。1814年，他还为国民护卫队的军乐团写了一首回旋曲。这首曲子是拿破仑皇帝与护卫队将官告别时由迪帕蒂写的。当时拿破仑皇帝正准备领军出征，并将皇后和皇子托付给护卫队的将官们。
既然我讲到了戏剧，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在大概同一时间，我为当时最悦目的歌剧芭蕾舞女演员服务的一段经历。德·吕赛先生作为皇宫的主管，这个剧院也归他管辖。他也很严肃认真地管理着这个歌曲和舞蹈的“共和国”。剧院中年龄不算年轻的一位演员舍维涅小姐在一次芭蕾舞表演中伤到了膝盖。并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登台。德·吕赛先生对于她的长期缺席逐渐感到厌烦，并指派了一名医生去给她做一次检查。医生在报告中指出，这位女舞者的膝盖已经硬化，因此他也不确定她什么时候能重新登台。也正因为这份报告，她的名字曾经一度出现在退休人员的名单上。舍维涅小姐深知自己只要再休息上两三个礼拜，是肯定可以重新登台继续表演的。因此她觉得就这样把她排除在外很不公平，她也因此很是绝望。她和她的丈夫（著名建筑师塞莱里耶）一起，向所有可能帮她改变这一决定的有些影响力的人都发出了求助信。而我正巧在这一批她求助的人中间。我成功帮她要到了三个礼拜的假期，这也正是她迫切想要的。她日后的重新登台证明医生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她的舞蹈能力一点都没有下降，而歌剧院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继续享受着她作为舞者和演员带来的成功。
正是在大概同一时期，第一执政对雷尼耶将军有许多不满，后者刚刚在决斗中杀死了德斯坦将军。这两位将军都刚刚从埃及归来，当时在梅努将军接替死去的克莱贝尔将军指挥军队的时候，他们俩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埃及战役倒霉的结局本来就让拿破仑很不高兴：如果胜利了的话，法国将获得巨大的利益，而拿破仑自己也将获得巨大的个人荣耀。因此他下令整个战役中犯下的错误都应该被忘记，所有会让大家想起这件无法挽救的失败的东西都应该被忘记。因此他对于这场决斗异常愤怒，我觉得他这么生气也是应该的。他将雷尼耶将军放逐到后者在涅夫勒省的庄园，并隆重纪念了德斯坦将军，还为他的遗孀发放了一笔养老金。这一降临在我们最出色将军之一身上的灾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雷尼耶将军此前对梅努将军强烈的不满。后者在军事才能上远远不如前者，但因为后者资历更老，所以被任命为埃及远征军的总指挥。这一不愉快的对立也葬送了我们在埃及的事业。第一执政是认可梅努将军的行政才能的，但是，他对梅努将军展现出的喜爱还是为了保护后者免受我们在埃及一系列失败引发的情绪的影响，尽量控制事件发酵，让这些情绪尽快消失。
同一年（1802）的某一天，科维萨尔医生在协助我侍奉第一执政起床时报告了比沙的死讯（他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他还不到三十岁。这位年轻的医生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学者。他在生理学上的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科学事业，这些充满新想法和卓有成效的研究还极大拓宽了生理学的范围。他的逝世勾起了我们对德索的回忆。德索是比沙的导师，也是外科学的骄傲。第一执政命令内政部长准备一套最好的方案来纪念这两位学者。在接获部长的报告后，他下令在主宫医院的一间病房门口安置一块大理石板，在上面记录下两位医生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让后世永远牢记他们。
英国和法国之间敌意的结束意味着法国领土再次对英国人开放了，许多英国人来到了巴黎。在那些跟康沃利斯勋爵同车来到巴黎的英国显贵中，有一位英国国务大臣的儿子。他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能量而闻名。他是皮特的朋友，两人也有相同的原则。这人就是兰斯顿侯爵的儿子，年轻的亨利·佩特勋爵。他不光是父亲头衔的继承人，也和父亲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和品质。他的父亲在1806年接替皮特成为财政大臣。陪同H.佩特勋爵的是他的导师：来自日内瓦的知名作家杜蒙。杜蒙也是米拉波[15]生前的好友和合作伙伴，前者也针对后者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佩特和杜蒙都被引荐给了第一执政，后者非常喜欢他们。而英国人大批量地来到巴黎，则是在《亚眠和约》签订后。许多英国议会议员、律师、军官以及其他达官显贵都慕名来到巴黎求见第一执政。他们都是由英国大使梅里先生引荐给第一执政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以前是亚眠和会中英国使团的秘书。这些人中第一个要提的应该是福克斯先生。他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两位君主的书。但是这位著名的外国人来到巴黎，与其说是为了在我们的档案库里搜寻这方面的资料，不如说是为了认识这位和他意气相投的非凡人物。在拿破仑这边，他就像是被自然引力吸引到了福克斯那里。他非常喜欢福克斯，并且从一开始就将福克斯接纳进了自己的亲密圈子，并和他私下进行了许多谈话。据说，虽然两人在政治话题上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但是讨论的结果总是让双方都更加尊重彼此。第一执政要求我们所有的档案库和公共机构都要向福克斯先生敞开大门。他也陪着福克斯先生去过档案库几次，比如参加第二次工业产品展。这一展览是在福克斯先生于巴黎逗留的最后时间段开设的。
在乔治密谋暴露前的这一整年中，我都没有在杜伊勒里宫里见过莫罗将军。因此对于这位将军我没什么好说的，但他的个性众所周知。我那时获悉他拒绝了第一执政的所有主动示好，也拒绝了后者的一切邀请。他和于洛小姐的婚姻约瑟芬夫人也有出一份力。自从两人结婚后，他的岳母就竭尽所能地在这两个军事荣耀上的对手间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于洛夫人曾经抱怨她必须要等一会才能见到约瑟芬夫人，并表示自己没心情在候客室等待约瑟芬夫人。莫罗将军则曾极其轻佻地讲起一些或针对第一执政个人，或针对执政府的充满敌意的尝试。这一由冷淡发展来的敌意，最终让莫罗先生堕入了一个与他的荣誉不相匹配的密谋中：通敌。他和敌人联手攻击自己的祖国，最终死在了祖国敌人的行列中——被一枚法国炮弹杀死。
在1802年年中，沙皇和普鲁士国王曾在普鲁士的东部港口城市梅梅尔进行了一次会晤。当时这场会晤并没有受到人们过多的关注。当时普鲁士国王已经登基5年了，而亚历山大沙皇则刚刚继承他倒霉父亲保罗一世的皇位。后者3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宫殿中被刺杀了。当时的这两位王公都是年轻人，他们迫切希望互相认识。沙皇提议进行一场友善的会晤，普鲁士国王旋即同意了。年轻貌美的普鲁士王后陪同国王参与了会晤，为两位君主之间的亲密友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友谊的结果就是从那一刻起，普鲁士被纳入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执政努力不表现出自己对这一会面的不满，尽管他不在现场，同时他也很好奇会议上会发生什么。因此他派出了宫中的一位军官，同时也是一名精明的观察者，前去参加了这次会晤。迪穆斯捷骑兵少校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并且有许多古老的美德。他被委以向两位王公表达第一执政的祝贺的重任。事后，他成为将军。他为普鲁士国王带了一封第一执政的亲笔信，拿破仑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吕内维尔条约》中对普鲁士的补偿等安排正式得到落实感到满意。这一补偿也极大增加了普鲁士国王治下的领土。而对国王的岳父，拿骚-奥兰治亲王的补偿也同样按照后者的意愿得到了确认。条约同样约定给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巴登的王室提供大量补偿。这些王室都和俄国皇室有家族联系。这一消息到达的时机恰好，受到了两位王公的热烈欢迎，并且使沙皇愿意和第一执政一起分割为莱茵河左岸丧失土地的小君主们准备的土地。这一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参加的远离他们首都的会议是此后德意志君主们和北方君主们之间许多会议的前奏，同样也是12年后那一系列会议的先声。
就在大致同一个时间，宫中的另一位军官被派往了阿尔及尔，执行另一项任务。尽管我们已经与北非（Barbary States）诸国达成了和约，摄政手下的那些海盗，屈服于他们打家劫舍的习惯，又开始袭扰我们的海岸，甚至还袭击我们的军舰。第一执政派出莱谢戈海军上将带领一支舰队来到阿尔及尔城下。他在海军副官于兰的陪同下上了岸，后者是受托来要求当地首领（Dey）[16]为这些侮辱以及对我们贸易行为造成的伤害而提供补偿的。于兰魁梧的身材、威严的态度以及他衣服上华丽的刺绣都给这些野蛮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印象补全了此前第一执政的信和法国舰队的外表带来的压力。首领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释放了监狱中关押的法国人以及我们盟友的国民，还往巴黎派出了一名满载礼物的大使。
我在杜伊勒里宫见证了共和国最后一次7月14日周年纪念庆祝。当天，在骑兵演习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在游行现场，第一执政为各个轻步兵团统一举行了授旗仪式。仪式上轻步兵团的代表是上校以及从每个团派出的3名军官。就在游行开始前，塞纳省的省长以及巴黎的两位区长向第一执政赠送了一匹着华服的法国种良驹。外交代表团则受到了庄严的接见。杰出的外国人都由各自的大使或全权代表的大臣引见。在巴黎的12个区，都有由政府资助的结婚典礼。整个节日庆祝的高潮则是一系列的筵席、灯饰以及烟火。
次年的7月14日，杜伊勒里宫没有组织任何庆典。第一执政和约瑟芬夫人当时不在巴黎，他们正在下塞纳省和瓦兹省进行为期三周的旅行。
在1804年的这一天，当时已经是皇帝的拿破仑策马前往了荣军院。道路的两旁布置着士兵，为拿破仑在前方开路的则是元帅和帝国的优秀军人们、卫队上校们和侍从官们。皇后在皇帝姐妹姑嫂、她的女官、她的内臣以及她的马术教练的陪同下，先于拿破仑皇帝在中午就抵达了荣军院。教皇派来的红衣主教使节主持了一场弥撒。宗教仪式结束后，举行了一场授勋仪式。拿破仑亲手将勋章从总管手中接过，并一一交给每位受勋人。仪式的最后是一首《赞美颂》。当晚，所有公共建筑都被点亮，杜伊勒里宫的露台上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新桥上燃放了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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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世无双，此处的原文是拉丁语Nec pluribus impar，是路易十四的格言，一般和他太阳王的标志同时出现。
[2] 原文是意大利语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 entrate……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第三首。
[3] 此处以及本书所有提到的尺都是法尺，寸都是法寸。法国的尺寸比英国的要更长，5尺2寸大致相当于1.7米。
[4] 拿破仑的父亲。
[5] 这些信件都已经出版了，包括下文提到的他给蒂索医生写的那封信。包含这些信件的书本标题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早年传记》，作者是科斯东男爵。——作者注
[6] 拿破仑御用金匠马丁·纪尧姆·毕昂内，最著名的作品是月桂叶金王冠，其中“拿破仑金叶子”至今被视为法国国宝。——编者注
[7] 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起，法国开始重视文学，国王将路易皇帝高中设为皇家中学。——编者注
[8] 此处的乔治指乔治·卡杜达尔。他一直致力于让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1804年他因为密谋败露而被捕，并被绞死。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他被路易十八追授为法国元帅。
[9] 位于法国西部海岸处的岛屿。表示他已经从南美洲回到了法国。
[10] 旧时法国的土地面积单位，和英亩大致相当。1阿庞=3420平方米。
[11] 巴黎著名的贵族区，位于塞纳河左岸。
[12] 旧时法国货币单位，法国大革命时被废除，但是19世纪普遍将5法郎银币称作埃居，此处用作金钱的代称。
[13]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八的弟弟，路易十八逝世后登基为查理十世，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迫退位，流亡英国。
[14] 当时创立的这些学校都还不招收女性。
[15] 曾任法国国民制宪会议主席。——编者注
[16] 北非地区的地方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