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生活
大革命如暴风雨般日渐激烈，来势汹汹。当它终于叩响马扎林学院[1]的大门时，我还只是一个在校生。就像僧侣们离开一个大门被粗暴打开的修道院那样，我走出了马扎林学院。此时的我没有任何坚定的人生目标。我全身上下都沉浸在一个隐约的渴望中：期盼以大学之所学在文学领域中大展身手，纵使我在这方面其实并无天赋且一窍不通[2]。人们评价初出茅庐的学生所用的这句俗语的确有道理，当时的我年少轻狂，正打算放浪形骸一番。几篇孩子气的文章让我有机会接近当时文学界的一位泰斗：尊贵的帕利索[3]以他一贯的亲切态度接纳了我。他对待所有被他纯粹的风格吸引，前来寻求指导的年轻人都是这样。
帕利索其实天生是一个殷勤客气的好人。只需一个聪慧机敏的女人，就可以看出他有一个机灵的脑瓜和一颗糊涂的心。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被引诱去选择了最棘手的文学类型：讽刺文学。应舒瓦瑟尔公爵的要求，帕利索创作了戏剧《哲学家们》。这一剧作给他制造了不少死敌。当时，以伏尔泰（隐藏敌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公开对手）为首的哲学家小团体让这位大臣先生[4]颇为不安。因此他希望将嘲讽这一强大的武器加入到他对付他们的手段中来。而帕利索咄咄逼人的夸张手法自然会激起哲学家们的不满，让他们愤怒地痛骂帕利索。此后，复仇的欲望启发了帕利索，让他在创作中借鉴蒲柏《群愚史诗》[5]中的讥讽风格。他刺向敌人们的那些尖锐文字，在他们的心中点燃了无法扑灭的怒火。他们的恨意，通过追随者们代代相传，一直困扰着帕利索，直到他的耄耋之年。
帕利索时常对我提起，这场争斗在他的生命中播撒了无数痛苦的时光，而他获得的唯一补偿仅仅是蓬帕杜夫人[6]的一个微笑。她自认这个微笑已经足以报答他了。他还清晰地记得面见蓬帕杜夫人那天的情形：舒瓦瑟尔公爵是她的马车夫，公爵把这位《哲学家们》的作者介绍给了蓬帕杜夫人。她屈尊停下了片刻，对着帕利索点了一下头，绽放了一个她最优雅的微笑来聊表谢意，从始至终都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话。面对蓬帕杜夫人，老好人帕利索只能局促地不停鞠躬。
帕利索一生中曾三度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但是一个由奈容（狄德罗的遗嘱执行人）和拉朗德（哲学界的第欧根尼）领导的小团体也接连三次击败了他。在他最后一次成为候选人时，应谢尼埃[7]的请求，波拿巴将军[8]亲自来到法兰西学院投票支持帕利索。但是阴谋诡计却将这一守护帕利索的盾变成了攻击他的矛。突然间，流言四起，人们纷纷表示听说波拿巴将军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帕利索的竞争对手勒布朗神父。大家现在已经忘记勒布朗神父曾翻译了一首叫《卢克丽霞》的诗以及一部叫《曼科·卡帕克》的悲剧。在这部悲剧中，主角的陨落由下面这句已经成为谚语的话引出：
你相信曼科·卡帕克可以犯下如此的罪行吗？[9]
勒布朗神父这个人畜无害的诗人，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自尊，就这样当选了。波拿巴将军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对此，谢尼埃表示：“将军，您在这里（指法兰西学院）可不是常胜将军。”
对数次失败的尝试感到心灰意冷的帕利索放弃了法兰西学院的荣誉。他回归到家庭中，通过家的温暖，以及时不时地给《群愚史诗》添几笔来抚慰自己被学术界伤害的心灵。依靠他和弗朗索瓦·德·纳沙托[10]的友谊得来的马扎林图书馆终身管理员的职位加上执政府及帝国政府发放给他的养老金足以支撑他走完自己的写作生涯。要不是那些启蒙运动哲学家对他的恨意绵延不绝，他的作品是绝对可以为他叩开法兰西学院的大门的。
在帕利索的住所，我遇到了许多天赋或高或低的文学家。玛利-约瑟夫·谢尼埃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受到帕利索的大力培养，他的才华也是最为出众的，但是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抒情诗人勒布伦和翻译了奥维德《变形记》的圣-安热都因为觉得现在这个姓更富有诗意而改了姓，他们本来一个姓埃库沙尔，另一个姓法里奥。费利克斯·诺加雷是法国的安提西尼[11]。虽然他经常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但是他对帕利索的友谊是真挚的。勒古韦、塔尔马和孔塔小姐有时会登门拜访法兰西喜剧院资格最老的作家（指帕利索）。帕利索大部分的夜晚都在朋友的拜访以及小规模的惠斯特牌局[12]中消磨掉了。他很少再去剧院了。他哀叹戏剧艺术的没落：就像所有老人一样，当下的种种缺点总是能强化他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让他扼腕叹息。只有塔尔马和孔塔小姐可以把他重新带进剧院。此时，一颗新星正在戏剧界冉冉升起，马上就要加入她们的队伍。本就乐于充当伯乐的帕利索自然以他一贯对待新人的热情支持了这匹千里马。
布尔甘小姐从小就立志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头牌女演员，她曾经在铸币厂设计师安托万那儿上过几节课。安托万此后将她介绍给了帕利索。当时的她年方十六，是个漂亮、冒失、风风火火的天真小姑娘。她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个老头争取了过来，毕竟帕利索本就迫不及待地想沉浸在她的温柔乡里了。布尔甘小姐的老师安托万先生曾错把自己对舞台的热情认作自己在戏剧方面过人的天赋。他的朋友列肯拼尽全力地与安托万对戏剧的痴迷进行斗争才得以阻止安托万抛弃自己体面的工作而投身前途未卜的戏剧事业。他就算是真的进了戏剧这个行当，也只能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安托万先生自然对他的朋友充满感激，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惋惜自己胎死腹中的登台首演：在高乃依[13]的《阿拉贡的唐璜》中担纲主角。因此当布尔甘小姐要迎来自己的首演时，这成了安托万生活的唯一重心。在自己的邻居帕利索这里，安托万为自己最喜爱的学生找到了一个演员们公认的“庇护者”。几乎每个晚上，布尔甘小姐都会和她的老师一起来到帕利索面前，向他表演自己选择的首演剧目中的不同段落。她从这位诗人这里收获了不少的鼓励和建议。
而在我有幸于帕利索的住处认识的其他人中，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语法学家于尔班·多梅尔格以他朴实和可爱敦厚的性格而显得与众不同。他对语法学情有独钟：他简直就像崇拜神灵一样膜拜语法。他对于深入研究以及传播这门艺术的狂热驱使他向语法系统里引进了一些不招人喜欢的术语和革新。他和勒布伦这个暴躁诗人的争吵以及他作诗时的怪癖都为他招来了许多刻薄的挖苦。但是他丝毫不受这些影响，依旧那么幸福快乐和无忧无虑。对所有可能打扰他闲适生活的人和事都抱着某种敌意的他干脆把所有这些事情一股脑儿地扔给一个年轻的仆人去打理。纵使这个仆人经常把事情处理得一团糟，他也毫不在意：他是个近乎极致的享乐主义者。
正是在于尔班·多梅尔格家里，我有幸见到了波拿巴将军众多兄弟中的一位。当时他刚刚结束督政府指派的任务从埃及归来。路易·波拿巴[14]把他在巴黎大部分的空闲时光用在了参加各种讲座上。他经常登门拜访巴黎的各位文学家、艺术家和教授。这些讲座和拜访为他打下了文学基础，他对文学本来就有一种天生的鉴赏品味。日后无论是在他生涯的巅峰期，还是他被迫隐退后，文学鉴赏这一爱好都为他带去了极大的慰藉。他是一个直爽的好人，这一性格也让他把“尽人事，听天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背离这一座右铭。他对我一直处处关照。尽管当时没人可以预料到他日后可以晋升到如此高位，但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与波拿巴将军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让他拥有了超人的地位。在他的荫庇下，我度过了我的青年时光，踏出了我在那段特殊岁月里迈入政界的最初几步。
波拿巴将军从埃及归来
路易·波拿巴从埃及归来之后不出数月，波拿巴将军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弗雷瑞斯[15]。
此前，就在他从埃及班师回朝的途中，科西嘉岛再一次见到了她这个威名远扬的孩子。当时他被迫停泊在阿雅克肖[16]的港口内，暂避恶劣的海况。因为天气瞬息万变，他希望可以尽量避免因检疫造成的延误。而波拿巴将军到访阿雅克肖的消息甫一传出，当地的国库主计官巴伯里先生，也是波拿巴一家的朋友，就忙不迭地乘着小艇来到波拿巴将军的战舰旁，祝贺他荣归故里。波拿巴向巴伯里要了一些报纸（他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以及水果。他同时表达了希望可以早日上岸，到自己的同胞们中去的心情。就在巴伯里先生为了搜集报纸和水果四处奔波时，他的父亲老巴伯里，作为当地卫生委员会的主席，向自己的同僚们指出了波拿巴将军应该获得上岸许可的几点理由：波拿巴将军到来的消息点燃了当地人民心中的热情，他应该获准尽快上岸从而满足人民对他的渴望。一开始，委员们强调规则就是规则，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守卫人民健康的重任，拒绝特事特办。而这将影响拿破仑的计划。主席本就认定船上并没有病人，再加上他是狂热且忠诚的拿破仑支持者，因此他想了另一个办法：他向委员会提议他们至少应该亲自前往拿破仑的战舰旁，向他表示祝贺。这一动议没有遭到什么阻挠就通过了。委员会的成员们全部搭乘小艇向拿破仑的战舰驶去。而小艇的船长早就被主席买通了，他故意将小艇撞向停泊着的战舰。这样一来，因为这起“事故”，委员会的成员就都被迫接触到了战舰上的船员。如此这般，所有的禁令都将被解除，老巴伯里笃定他的同僚自己是不会愿意经受检疫的。这一计划经过精准实施，大获成功。拿破仑在贝尔蒂埃、缪拉、安德烈奥西等众多将领的簇拥下赶忙上前来安抚委员们。他们旋即一起上了岸，拿破仑将军在岸上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
受制于逆风而被困在科西嘉岛的波拿巴将军决意在他滞留的这段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做些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当地驻军的生活条件：他发现这些被叫来欢迎他的士兵普遍处于悲惨的境地。原来在过去的19个月里，这些士兵没有收到任何的军饷和津贴。主计官巴伯里为了让他们能活下去，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私人资金。了解到这一点后，拿破仑将军马上取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将近4万法郎）用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他只留下了必要的一点钱用来支付往来巴黎的邮资。在感谢主计官和他的家人所展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的同时，他也对政府毫不关心士兵福祉的态度表达了愤慨。这些细节都是由巴伯里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当时正是阿雅克肖的国库主计官。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则是由另一个亲历者，时任埃及远征军总指挥官波拿巴将军的秘书阿梅代·若贝尔告诉我的。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上路的拿破仑一直在等待有利的风向，可以将他带出阿雅克肖的港湾。在经历了三次风向转换的误报之后，时任海军少将冈托姆派一名军官来向拿破仑报告终于吹起了南风，机不可失，应该马上出发。当时将军正在参加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舞会，接到这个消息后，一行人都来不及换衣服，穿着舞会的衣服就扬帆起航了，目标是土伦[17]。当时一个英军中队正驻扎在土伦附近，但是所幸军舰并没有被发现。大概在葡月16日（公历1799年10月7日）的傍晚时分，舰船偏离航向，转而朝着尼斯背后高耸的山脉漂去：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我们才发现已经到了弗雷瑞斯附近。在距离弗雷瑞斯附近约1里格的位置，有一个叫圣拉斐尔的小型军事哨所，哨所指挥官搭乘一艘小艇靠到军舰旁。此时总指挥官拿破仑将军不顾冈托姆少将在夜间对他的劝阻，决定转乘小艇并上岸。哨所指挥官于是让拿破仑登上了他的小艇。拿破仑的随扈们转而从圣拉斐尔登陆并取道陆路前往弗雷瑞斯与拿破仑会合。军舰就抛锚在了弗雷瑞斯对面的海上，一直保护着拿破仑将军的骑兵连继续前往土伦完成他们的检疫，而拿破仑则毫不拖延地向着巴黎疾驰而去。
我不会尝试去描述波拿巴将军的登陆在整个法国激起的那股狂热。不论他走到哪里，整个法国都箪食壶浆地迎接这位她等待了许久的解放者。在这里我要阐明一个之前比较模糊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拿破仑是违抗了督政府的命令从埃及班师回到法国的。但是我在1850年5月15日刊发的《军事观察者》中发表的一些此前不为人知的信件应该可以让读者们重新审视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当时，我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是希望它们可以让人们对这件事有一些新的看法：让大家可以确凿地知晓波拿巴将军在埃及到底有没有收到督政府寄出的这些信件，这些信件又是否允许他班师返回法国。虽说这个历史问题到了今天除了满足一下人们的好奇心之外大概也没什么其他价值了，但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谜团是如何被解开的。
刊发的这一系列往来信件共计7封。打头的那封信已经广为人知了，许多书籍文章都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封信上注明的日期是共和历7年牧月7日（1799年5月26日），信上有三名督政府督政官的签名。这也是《共和三年宪法》[18]中规定的，判断督政府发出的文件有效的条件。此后，这封信在同一天被督政府主席梅兰·德·杜艾转交给了海军上将布吕克斯。这封信在此前总是被单独出版，也没有任何亲历者出来为其作证，因此一直到今天，大家普遍都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拉里维埃-勒珀是前督政府督政官，也是这封信的三个署名人之一。他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不记得在任何有关召回波拿巴将军的信件上签字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拉里维埃-勒珀怕是记错了。这封信以及信上他的签名都是真实存在的，直到今天它们的原件都还被保存着。
德·布列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干脆直接声称这整个问题都是荒谬的，但是这样做并不怎么令人信服。毕竟，这本回忆录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里的引证的可信度自然要大打折扣。至于为什么我认为这本回忆录不是他自己写的，我会在之后进行说明。
阿梅代·若贝尔先生和欧仁·梅兰将军对此事的回忆则更加可信一些。若贝尔当时是翻译秘书，梅兰则是拿破仑将军在埃及军中的副官。在拿破仑将军远征埃及的整个期间，这两人都一直待在他身边。此后，他们也是和他一起班师返回法国的。因此，这两人当时和德·布列纳一样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获知拿破仑将军发出的命令，以及在他决定班师前后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而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航行路途中，他们没有听闻任何让他们怀疑是督政府的命令将拿破仑将军召回了法国的消息。他们一致表示拿破仑是在英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法国军队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消息之后才决定返回法国的。这些报纸是由英国海军专门寄送到法国陆军大本营的。
这些目击者的证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但是的确倾向于让我们认为波拿巴将军在埃及根本就没有收到上文提到的那封督政府寄出的召回拿破仑的命令。而就在这些督政府的往来信件被公之于众后，连拿破仑自己都不得不出来澄清这个事实。他在圣赫勒拿岛口述的记录中提到了，他在共和历7年花月27日（1799年5月13日）收到了关于法国国内艰难境况的信件。当时他正在指挥阿卡围城战，而这些关于法国的消息也是他决定结束战役并前往亚历山大港的主要原因。而从时间上推算，这些信件不可能包含督政府召回他的命令，因为那份命令文件是同年的牧月7日（5月26日）才签署，牧月23日（6月11日）才从巴黎寄出的。而拿破仑在阿卡收到的那些信件，很可能是此前由约瑟夫·波拿巴[19]寄出，由希腊人布尔巴基转交的。而真正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的，则是之后由贝特朗将军告诉我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告诉他的信息。不论是出于他高洁的品行还是他饱经磨难的经历，我们都可以充分地信任贝特朗将军。
共和历7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督政府认为波拿巴将军当时还在埃及，而实际上他已经在弗雷瑞斯登陆了。就在他前往巴黎的路上，在里昂和弗雷瑞斯中间的某个地方，他遇到了一个信使。这位信使身上正携带着寄给“埃及远征军总指挥”的一些急件公函。这些公函撤销了原先发出的将拿破仑召回法国的命令，并吩咐他继续留在非洲。所以，在阅读这些急件的时候，波拿巴将军同时得知了两个消息：督政府曾经发函将他召回法国，以及之后督政府又发函撤销了这个命令并希望他留在埃及。督政府同样在信函中表达了政府将任命勒古布将军执掌法军欧洲主力的意愿。可以这样说，当法军几乎失去整个意大利，战火延烧到了瓦尔河时，督政府意识到他们迫切地需要求助于波拿巴将军的才能，并强烈地希望他回到法国。但是此后，随着我们在苏黎世取得胜利，在荷兰战场上取得优异的战果后，他们又像冲出风暴的水手那样，马上忘记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誓言。他们又紧赶慢赶着派人去撤回在三个月前，他们迫于共和国当时的危急形势而发出的命令。因此，直到波拿巴将军到达巴黎，他才真正收到了所有督政府发给他的命令：应该由海军上将布吕克斯在他成功登陆埃及时交给他的召回他的命令、这位海军上将从卡塔赫纳发给他的信件的复印本，以及巴拉斯[20]和塔列朗[21]寄给他的信函。
对于督政府任命勒古布的这一决定，拿破仑并不完全认可。他对勒古布颇有称赞，也认为他拥有一名合格军人的素质。但他对于军中损失勒古布这员大将也并不很伤心。因为，在莫罗案件之前，拿破仑皇帝一点都不喜欢勒古布，因为勒古布总是对他怀有满满的恶意，以至于他认为勒古布完全无法在他手下做事。曾经有一天，勒古布在穿过杜伊勒里花园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了杜伊勒里宫中的拿破仑皇帝。他注视拿破仑的目光中充满着如此重的恨意，拿破仑这辈子都没有忘记。之后以莫罗被逮捕为契机，他才重新对勒古布改观。1804年，莫罗将军被逮捕。在他的家里搜出了许多勒古布在霍恩林登战役[22]时写给莫罗将军的信，敦促他不应继续踟蹰不前、优柔寡断，鼓励他杀伐决断。经此一事，之后在百日政权期间，勒古布回到他身边时，拿破仑皇帝迫不及待地欢迎了他，并重新在军中对他委以重任。
关于将波拿巴将军召回法国的信函
一
致东方军团总指挥波拿巴将军
共和历7年牧月7日，巴黎
将军公民[23]，奥地利和沙俄新近投入的巨量兵力以及战争的严重和紧迫程度要求共和国将她的军队集中起来。鉴于此，督政府决定让海军上将布吕克斯竭尽其所能在地中海取得制海权，到达埃及并将您的军队带回来。关于登船以及运输的具体方法，他将和您探讨解决。将军公民，您需评估是否可以将一部分士兵安全地留在埃及。如您决定留下部分士兵，督政府在此授权您可将其指挥权移交您认可的最适人选。
督政府将愉快地欢迎您继续领导共和国的军队，这支您至今统领有成的军队。
署名：塔列朗，拉里维埃-勒珀，巴拉斯
二
督政府致海军上将布吕克斯的函
（秘书长总长拉加德手书，梅兰·德·杜艾签发）
共和历7年牧月7日，巴黎
将军公民，督政府考量现下形势后，认为我们须集中共和国所有有生力量。鉴于此，督政府命您从速与西班牙舰队会合。联合舰队甫一组成，即寻找英国舰队。若您的舰队兵力胜过敌人——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请攻击敌人。待英弱，无法阻您，请即驶往埃及，让当地法军上船。您将和波拿巴将军一同商讨具体的实施方案。如他认为必要，可将部分士兵留在埃及。
请将内附信函转交波拿巴将军。此信将向他阐明督政府的计划。
督政府主席
署名：梅兰
秘书长
署名：拉加德
［依据督政府在共和历7年芽月14日（1799年4月3日）发出的命令，海军部长布吕克斯被任命为布列斯特海军舰队的指挥官（与西班牙的海军元帅同级）。督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让马萨雷多元帅[24]不要有受到一个下级军官指挥的不满。］
三
代海军部长塔列朗公民致海军上将布吕克斯的亲笔信
共和历7年牧月7日，巴黎
看吧，我亲爱的布吕克斯，您的任务变得和您最初期盼的一样了。我为您感到高兴。您不再有疑虑，您有的是一个目标，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督政府给波拿巴的命令里只有一个字。我会和巴拉斯一起再给他寄一封信，我会补充几句话。向拿破仑阐明我们国内外情形的这个任务，督政府就交付给你了。把他带回来。我们强烈建议你对此次任务的内容保密。再见了，祝您一切顺利。我永远都是您的后盾。
署名：Ch.-Maur. 塔列朗
P.S.我的意见是，我们在热那亚的领事贝尔维尔可以接你的班。这件事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但是不到下一个十日的头几天，督政府是不会做出最终决定的。西哀士将在20日到24日之间到达巴黎。
四
海军上将布吕克斯致东方远征军总指挥波拿巴公民
共和历7年牧月29日，卡塔赫纳
将军公民，
督政府已命我和西班牙舰队会合，并攻击敌军。击败敌军后，我将前往埃及，并带回您指挥的军队。
现舰队已会师，联合舰队拥有42艘风帆战列舰。但是，这支舰队还不足以胜过英国海军：他们在地中海部署了60艘风帆战列舰。但只要运兵得当，我们可在其聚拢成一支舰队前攻击。这也是我现在的打算，前提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舰队将领以及马德里宫廷。
将军公民，我在此通知您，在成功击败英国舰队后，我将马上前往亚历山大港。因此，希望您早做准备，我们的舰队在埃及的海岸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将军，您要相信我的决心。我会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尽快赶到您身边。但我现在也很难给您一个准确的到达时间。但是，鉴于海战的不可预知性，我不知能否在敌军集结前攻击他们。因此，将军公民，我须劝告您，我派出的军舰告知您舰队即将到达前，请您不要过早准备登船。
将军公民，相信我，那天将会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对我指挥的这支勇猛的军队，那将会是荣耀而幸福的一天，他们将把祖国的大英雄们带回去。
请接受我最亲切诚挚的祝福。
署名：E.布吕克斯
P.S.我许诺了给您送信的这个希腊人，您将给他500金路易作为酬谢。将军公民，虽然这是一笔巨款，但我认为您应该毫不犹豫地把钱给他。
第五封和第六封信是由代海军部长塔列朗分别在牧月13日和27日写给海军上将布吕克斯的。这两封信主要是重新传达督政府在牧月7日发出的命令，同时强调这一命令必须执行。
七
海军上将布吕克斯致约瑟夫·波拿巴的函的底稿
共和历7年葡月22日，巴黎
公民，对于令弟平安归来，请接受我诚挚的致意。您家庭的幸运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运气。闻您今晚或明天将出发前往弗雷瑞斯。我在此向您寄送一些您并令弟可能感兴趣的文件：
1.我在瓦多[25]停泊时收到的督政府信函。我基于此函给令弟写了那封我在巴黎给您展示过的信。由此您也可知，在和西班牙舰队会合之后，敌军优势如何使我无法进行下一步预定计划。
2.两封督政府寄给令弟的信函，我本应负责将这两封信送到他手中的。
3.塔列朗公民寄给令弟的信函，其中包含督政官巴拉斯的一封信。
4.塔列朗转寄给我的关于这些命令的信函副本。
我分享您的喜悦，此致。
署名：E.布吕克斯
雾月政变后不久，执政们还在卢森堡宫中办公。我正在时任上校路易·波拿巴的家中，他刚刚被任命为第五龙骑兵团的长官。他当时住在沃日拉尔路上的拉特雷穆瓦耶酒店里。他向我展示了一份15页左右的对开本手稿，全部都是拿破仑手写的。这是在他还只是一个炮兵中尉的时候，为里昂学院主办的一次有奖征文准备的演讲稿。征文比赛的题目是：“为了人们的幸福，我们最应该向他们灌输什么事实和情感？”路易·波拿巴曾经努力地想辨认这份手稿，但是迫于困难重重，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这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拿破仑的字迹：我当时确信眼前出现的是天书。但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和兴趣驱使我向路易·波拿巴请求将这份手稿交付给我。我想要看看我是不是会比他更能干或者运气更好。经过8天的艰苦奋战，我终于解码了这份手稿，只把四五个没辨认出来的单词留了白。我把这份手稿和我的翻译一起带到路易·波拿巴上校的跟前。他对我的翻译很满意，然后他突然抓住原稿，然后把它扔到壁炉里去了，我根本来不及阻止他。跳跃的火苗瞬间就吞噬了这份珍贵的遗物，我什么也没能救下来。
从我读了的这份底稿来看，这份演讲稿是未完成的，还欠缺一点收尾的部分。这也使得我怀疑这份演讲稿是不是真的像此前宣布的那样赢得了竞赛，我连他能不能参加竞赛都不清楚。我对这份演讲稿也只有一些残存的记忆了。我记得那是一份充满想象力的稿子，其本身没有多少艺术性或者章法，但是有一种满溢的博爱主义和朦胧的感性，搭配着年轻人特有的那份纯朴和激昂。[26]这份讲稿中有几点尤其让我感到惊讶：整篇文章生动地展现出的那份感性和忧郁；那份对歌剧《乡村中的占卜师》[27]的热情，仿佛拿破仑单单为了这一部作品就愿意为作者建立一尊雕像；以及他在讲稿结尾处的一句话。
或粗略地勾勒几根线条，或仔细地描述，作者在这篇讲稿中描绘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风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他把读者带往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中神父的小屋，向他描绘了一位饱经磨难的旅人第一次进入这被一盏明灯点亮的大教堂时的感受。这就是我在读完这份珍贵的手稿之后所留下的印象，如果我今天重新读一遍这份手稿的话，说不定这份印象也会因此改变。
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拿破仑当时喜爱《乡村中的占卜师》这件事可能会显得奇怪：他一向钟情于意大利歌剧胜于法国歌剧，更何况他也不喜欢让-雅克[28]的作品。他背下了这部田园牧歌中的所有小调子，并时常喜欢唱上两句。虽说他的歌喉不像卢梭评价路易十五所说的那样“是他的王国里最不着调的声音”，但他也并不是时时都在调上的。他在成年之后也保持了这些青少年时期的爱好，更发展出了对意大利歌剧的喜爱。意大利歌剧也是他在繁重的工作中最好的调剂。[29]
但是，整个讲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还数它最后的那句话。我在此后的日子里都会时常回想起这句话。俗话说，“上天总是让濒死之人说出预言。”大众想象总是把某种预言的能力和上天以及濒死之人联系在一起，这句话就属于这种预言。
在那一天，伟大、威严同时又不幸的拿破仑写下了这句话，仿佛是预见到了他将来的命运。我说的就是下面这句话：
伟人们就像是流星，注定要燃烧自己从而点亮他们的时代。
德·拉斯卡斯先生在《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记载，德·塔列朗亲王，或是为了向皇帝献殷勤，或是受了他的命令，曾经派人在里昂搜寻这份讲稿，并把他呈送给了拿破仑。拿破仑读了几页之后就把它扔进火里烧掉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份讲稿的确是被送去参赛了。我读到的那份只不过是它的底稿，是它最开始时的样子。最终版讲稿的一些修改痕迹大大降低了底稿的色彩并摧毁了它的原创性。这份未完成的底稿，就像拿破仑的其他文件一样，最终都到了他弟弟的手中。在1826年出版的古尔戈将军的汇编中，我又找到了这篇讲稿，但它和我1800年读过的那份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30]。我此前一直希望圣勒伯爵[31]还保留着我给他的那份翻译。但是亲王在1840年3月31日从佛罗伦萨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意识到我的希望还是落空了。我并不是出于底稿的文学价值才为它的遗失而感到惋惜。要是这份底稿无法证明拿破仑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天选之子的，今人对它大概也没多大的兴趣。作者本身对它也不怎么重视，毕竟他在经历十年失而复得这份稿子之后，想做的事情只是把它扔进火堆里。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把这份讲稿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并要求他将其烧掉。让我懊恼的是，路易·波拿巴太过虔诚地执行了他的要求。
共和历7年，征兵令找上门来了。当时的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去当兵。我的身型一点也不魁梧，健康状况更是堪忧，这些都使得我完全不适合战争的辛劳，也使我远离军旅生涯。但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为祖国奉献自己，无人得以例外。我为了豁免兵役做出了种种努力和活动，最终他们决定暂缓一年征召我。在我上下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各个阶层的许多人士，最终我也是这样被带到了第一执政面前。上帝总是通过明显的道路将一个人导向他的人生标的，人们是不能质疑这些道路的。而我为了逃脱法律的这种种努力则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暗道，将我带到一个人的羽翼之下。这个人以执法严苛而闻名，他此前几乎完全开发了兵役法的潜力。
路易·波拿巴当时已经是第五龙骑兵团的上校，他的部队刚被派往旺代河。他希望我在佩尔什地区的韦尔讷伊和他会合。他当时正驻扎在那里。我在6月的最后几天到达了那里，那时候在旺代的平叛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第一执政[32]在执政之后也马上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不幸的地方，并马上投身到恢复当地秩序的工作中去。在拿破仑执政之前，历届政府为了恢复旺代所做的工作都没什么成效，是拿破仑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如此残酷，以至于从中脱颖而出的胜者面对自己的战果都会流下眼泪。他之所以能成功，也要归功于他一贯的陟罚臧否以及坚毅的决心。朱安党人[33]的头头脑脑们本就离心离德，再加上他们接连遭遇失败，又完全无力阻挡我方的攻势，最终还是投降了。坚持抵抗的只有一人：弗罗泰。对拿破仑的成功感到震惊的他同意进行谈判，但同时又鼓励他的副手们要坚持住。他写给副手们的书信揭露了他的表里不一。他此后被移送军事法庭，并和他的几个同党一起被枪决了。弗罗泰之死也为这场血腥的战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役时当地百姓精神普遍还高度紧张，因此在弗罗泰行刑的那天，人们都紧闭大门，整个韦尔讷的街道上人迹绝灭。弗罗泰是在吉达尔将军在阿朗松的家中被抓获的，当时他正在那里避难，而吉达尔将他出卖了。同样是这个吉达尔，日后将牵扯进南部的一起革命密谋中，并在马莱事变[34]中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我挂名在第五龙骑兵团待了6个月，然后我就得以毫不引人注目地结束我的“军事训练”。深知我对于军旅生涯毫不感冒的路易·波拿巴上校将我引荐给了他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当时约瑟夫·波拿巴刚刚从驻罗马大使馆归国，1797年12月罗马的暴动迫使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岗位。他的大使身份并没有保护他的权利免于受到侵害。一些革命党人当时正在法国大使馆中避难，但是教皇国的军队攻了进来，他们对革命党人进行了屠杀。在这一骚乱中，约瑟夫·波拿巴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更是眼睁睁地看着迪福将军在他身边被杀害。迪福将军本来已经和约瑟夫妻子的妹妹定下了婚约，这位女士就是之后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夫人，今天的瑞典王后。迪福将军是在帮助约瑟夫·波拿巴劝告革命党和教皇国军队双双停火时受到致命伤的，他是被自己的忠诚给害死了。归功于他在整个可怕事件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冷静，大使才得以幸免。四年之前，罗马城的暴民就曾杀死过一位法国军官巴瑟韦尔。不过，这次大使得以逃出生天，并在西班牙大使达萨拉的住处获得了庇护。
约瑟夫·波拿巴当时正好在创作一本叫作《莫伊娜》的小说。这本小说虽说不怎么重要，但也因其简洁的主题、温柔的情感以及高雅的风格而备受尊崇。以上种种形势最终把我和这位尊贵的“梅塞纳斯[35]”联系了起来。他以最大的善意接纳了我，并且此后一直关心着我，我这辈子都会为此感激他。当他被指派去与美国代表团和谈[36]时，他好心地将我任命为他的私人秘书。与美国的和谈很幸运地以1800年9月30日双方签署和约而告终。法方的签字代表是国务参事约瑟夫·波拿巴、勒德雷尔以及弗勒里厄，美方的代表则是埃尔斯沃思、戴维以及默里先生。这一有效期8年的公约，郑重地确立了美国的中立地位。这是一次对英国的胜利。船只悬挂哪国国旗就由哪国保护这一延续至今的重大原则也在公约中被明确表达了。只有用于战争的武器弹药不受这一原则的保护。中立船只的无害通过权被正式以规定的方式确定下来，对港口的封锁权则被限制在已经被封锁的地区。
负责招待美国人的秘书是皮雄先生，他是一个火气旺盛的年轻人，他掌握的一些特殊知识在谈判过程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为了报答他对国家的服务，之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总领事，总管对美外交事务。此后，在远征圣多明各[37]时，他负责为军队和舰队提供补给。因此他颇为不幸地签署了一些损害了国家利益的合同。参政院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这位总领事的管理能力和可靠性。最终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皮雄先生是一个绝对牢靠的人，但是批评了他在此事上的失职。因为这份报告，皮雄先生被解职了，而他为国家造成的所有金钱损失都由他自己承担。我认为皮雄先生的不幸值得大众的同情。这一公正但严苛的判罚，让皮雄先生心生不满，促使他在1814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充斥着针对业已垮台的帝国政府的不公正攻击。法王的复辟政权对他这样的表现非常满意，并把他召进了复辟政权的政府中，特命他担任国务委员。
莫尔特枫丹的宴会，我第一次见到拿破仑
为了庆祝与美国签署和约，政府在和约签署的两日后于莫尔特枫丹举行了庆祝酒会。第一执政携家眷一起参加了酒会。列席酒会的还有第二和第三执政、各部部长以及来自参政院、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的头头脑脑和成员们。各国驻法的外交使团也被邀请来参加酒会。在以上这一大群人中，有许多位都曾在此前以不同的头衔在美国工作过，他们在酒会上得以重逢。德·拉法耶特侯爵和德·拉罗什福科-利昂古先生也在宴会的现场。他们好心地邀请了当时恰好在巴黎的美国人来参加宴会，还充当翻译，帮助约瑟夫·波拿巴和不会讲法语的部分美国人沟通。也正是他俩提出以徽章和题词的方式来回顾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高光时刻。当时到场的有许多风姿绰约的女士，其中最突出的还数第一执政的两位妹妹：勒克莱尔夫人和缪拉元帅夫人。
莫尔特枫丹的酒会办得精彩极了。当地的美景和飨宴相辅相成，把宴会的华丽程度带到了另一个高度。当时莫尔特枫丹就已跻身法国景色最优美的地点之列。再加上莫尔特枫丹地主们所做的修缮以及装饰带来的品味的提升，莫尔特枫丹现在简直毫无敌手了。当地的城堡和公园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当地的湖泊以及点缀其中的绿色小岛，加上在湖面上航行的大小优雅船只以及环绕着湖泊的那一丛丛灌木以及林荫小道，共同呈现了一幅让人沉醉其中的美景。这些湖泊就像被道路分割开的一片片宽阔水面，由一道道水闸连接在一起，绵延两里[38]。周围的山丘都披着绿色的衣裳，高大的树木是它们头顶的皇冠。山坡上则散布着许多砂岩，有些异常巨大。在其中一块岩石上，刻着下面这句话：
它那巨大的，不可摧毁的身姿，倦怠了时间。[39]
在这个湖光熠熠的小山谷中，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不同种类的风景。大自然灵动和死寂的部分在这里交相辉映。一簇簇别致的小村庄和磨坊点缀在山谷中，为其带去生机和活力。在另一边，则是一片广阔的干燥沙地，仿佛是一片沙漠。这片沙地中的几处摩尔[40]风格的废墟为这片景致画下了收尾的几笔。
加拉以及其他巴黎最负盛名的音乐家在宴会的头一天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翌日，人们则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围猎。那天晚上，在城堡面前的第一片湖面上，举行了烟火表演。在岸边，人们点燃了一根方尖碑，它的底座上绘着象征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友谊的画作。在烟火绽放的那一刻，湖面上出现了一支小船队，在彩灯的照耀下挥舞着相互嵌套的美国和法国国旗。
烟火表演结束后，就轮到戏剧表演了。弗勒里、达赞库尔以及孔塔小姐、德维耶纳小姐、梅泽雷小姐一同表演了两部小戏剧。舞台是背靠着公园搭建的，观众可以毫无遮挡地看见舞台后方公园中的景色：一棵被火把照亮的小树，在光影对比的效果中仿佛让人置身童话世界。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以一贯的高水准完成了演出。弗勒里和孔塔小姐同时作为宾客参加了宴会，他们以端庄和亲切的举止征服了列席的宾客。莫尔特枫丹的地主们非常喜爱这两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们此后在那年的冬天数次邀请两位在他们位于巴黎罗谢路上的豪宅中共进晚餐。在两部戏剧的间歇，加拉以及孔塔小姐和德维耶纳小姐还为庆祝两国之间重归于好而高歌了一曲。
宴会最终以一场盛大的舞会收尾。总共有超过1200人受邀参加了舞会。第一执政和波拿巴夫人[41]在1点钟时离场返回了巴黎。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拿破仑。但我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时的我，看着他被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簇拥着、尊敬着，完全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被呼唤到他的身旁，成为他的近侍。他对待所有人都是如此的亲切，并且完全不吝于暂时从工作中抽身来尽情享受宴会的欢愉。他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城堡的图书馆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那里都空无一人。他可以和每个人谈论那个人的特长，他甚至可以和加拉一起聊音乐。
在第一执政短暂驻足莫尔特枫丹期间，瓦兹省的省长康布里先生向他颁发了几枚继承自古罗马皇帝们的黄金奖章。这些奖章是在瓦兹省境内一处小山环抱的平地处发现的，人们认为在那里还能看见一个军事设施的遗迹。第一执政将这些奖章赠送给了美国外交使团，嘱咐他们将其带回美国去。
第一执政和拉法耶特先生聊了很长时间，他非常赏识这位将军。虽然他不认为拉法耶特在那夺取了无数人性命和荣耀的大革命中做出的行为都是值当的，但是第一执政认为他行事一直光明磊落，也都是出于好心。
拉法耶特先生的盛名都出自他对自身理想的坚持，自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那时起就一直是这样。自1789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他也从没有踏下白色的战马，没有放弃领导国民自卫军。他一直梦想法国可以采取和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而正因为他脑中充满了这些乌托邦式的想法，他一直不愿承认两国之间的现实差别，或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又或者人民在不断变化的立场。雾月政变破坏了他过去信仰的一切。当他身边的人或是出于政治信仰或是精于算计而纷纷改变时，他一成不变地坚持着他的信念，纵使他身边的人早就都是朝秦暮楚之徒了。拉法耶特先生的坚持在当时是鲜见的。一部分人对此感到如鲠在喉，但是另一些人则由心底里升起对他的尊敬。
不论拿破仑对他私下里有什么看法都好，这样一个人物对他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当时，对于这样一个无法忽略的人才，他肯定是想要好好使用的。因此他表达了希望任命拉法耶特为护宪元老会成员的想法。拉法耶特先生感谢了拿破仑的好意，但是他表示自己打算退休了，并不希望重返政坛。他希望拿破仑可以将任命状转给他的儿子。拿破仑对此表示了理解。尽管拿破仑需要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儿子，他也没有进一步逼迫拉法耶特。但是他依旧定期邀请拉法耶特来做客并和他维持了友好的关系。而此后，拉法耶特先生也的确一直远离政治。他的顾忌，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此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因为他不满自己的抵抗毫无作用，或是因为那种默默无闻的状态让他疲倦了，又或是因为他强烈的信念让他觉得对于建立终身执政制的那次投票是一个很好的再次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机会。他本可以缺席那次投票的，但是他不光参与了投票，还在投票时直接针对第一执政，并向他寄去了那封著名的信，我们在这里无须赘述了。[42]这次投票也没有产生他预期的效果。第一执政和拉法耶特先生之间的关系自然疏远了，他也不再关心拉法耶特先生了。
《吕内维尔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始末
就在我上文记述的宴会过去不到一个月，第一执政的兄长约瑟夫被任命为法国派往吕内维尔和会的全权代表。奥地利方面的全权代表则是前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科本茨尔伯爵。此前代表奥地利和波拿巴将军签订《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的就是他。当通过电报获知科本茨尔到达斯特拉斯堡的消息后，约瑟夫·波拿巴马上就离开了巴黎，都没来得及带上他的夫人。她只能稍后再和他会合。科本茨尔伯爵在斯特拉斯堡没待几天就又上路了。到达吕内维尔后，得知法国代表还没有到达的他决定继续上路前往巴黎。最终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半道上相遇了。因为后者希望继续前往巴黎，我便把自己在约瑟夫·波拿巴马车上的位置让给了他。我上了科本茨尔伯爵的马车，和他的使馆秘书奥佩先生一起，回到了巴黎。
德·塔列朗先生将自己在安茹路上的房子让给了这位奥地利公使居住，他们是旧相识了。翌日，第一执政接见了科本茨尔伯爵，两人此后还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巴黎待了8天之后，两位谈判代表出发前往吕内维尔。他们在11月初到达了那里。和谈甫一开始，这位奥地利公使就宣称他无法在英国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签订任何协议，因为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当时尚有协议捆绑。第一执政则早已将与英国完成和解列为谈判的第一要务。奥托先生担任法国代表在伦敦进行交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目标是与英国达成换俘协议，同时签订一份海军停火协定，大体内容和对奥和约一致。[43]
英国此前表达了以缔约国身份参与吕内维尔和会的意愿：这个要求看起来非常可疑。如果他们真的那么想达成和平协议，大可以单独来和我们谈，不需要联合奥地利一起。英法之间的相对外交基础和奥法之间完全不同。跟英国之间，什么都是需要谈的：两国在过去20年间基本什么协定都没有签署。而自从1789年的大革命以来，共和国的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模样。英国则通过蚕食法国及其盟友，显著地扩张了她的海外领土，尤其是在印度建立了几乎不成比例的霸权。所有这些谈判的要点都将是第一次被正式交涉。而我们和奥地利之间早已搭建好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要做的只不过是更新已有的条约而已。因此与这两个国家同时进行谈判将会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会让我们在谈判中寸步难行。因此法国政府怀疑英国的这一提议心怀叵测。为了迫使英国人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法国政府提出了以下这几点要求：
1.可以允许一名英国谈判代表前往吕内维尔，但是我们同时要求海上的敌对行为必须和陆上一样马上停止，以保证缔约各方都尽量在同一状况下进行谈判。（这一要求是正当的。法国不能一边和这两个国家中的一国停火，一边和另一国保持交战的状态。如果说海上停火可以让法国重新建立起商业往来，恢复和各个殖民地的联系，并重整她在埃及的军队，陆上停火则可允许奥地利重整自己的军队，并用从英国那里获得的金钱加固防御工事，以便在战事重开时取得优势。作为回复，英国内阁称不会允许任何携带军火的船只进入我国被封锁的港口和城市，但马耳他除外。在14天的窗口期内，只有粮食获准进出。而当时，除了马耳他以外的各个港口根本就不缺粮食。因此这一举措事实上让停火变得毫无意义。）
2.第一执政接下来提出可以在海上及陆上的敌对行为持续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历史上的许多谈判都是这样进行的。这是我们加速达成和约的手段，因为反法同盟的这两个强国，受到法军不断胜利的逼迫，将会有意缩短谈判的时间，以避免法方的谈判筹码与日俱增。（英国内阁认为这一条件是不可接受的。）
3.接着我方提出了另一个提议：我们愿意接受英方提出的停火条件，不论这些条件对我方有多么不利。但前提是，英方必须与我们单独议和。（我方提出这一条件后，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被延后了8天，英国内阁拒绝了这一提议。）
4.作为最后的一个提议，法国政府提出要求让6艘运输舰在谈判中进入亚历山大港。（这一点迎合了英国政府此前提出的停战原则。这次运输任务大概可以带回东方军团中的4000人。与之相比，奥地利可以从延长的陆上停火中获得更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在英国的援助下扩充他们的资源和军队。这一条件同样也是迫使英国加快谈判步伐的手段：他们想要避免我们的舰队到达埃及，因为他们自己的舰队需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再次出海。所有这些提议都被英国人拒绝了。这也不奇怪，因为只有政府真心希望议和才会接受这些条件，当真心想和彼此沟通的时候，是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的。）
这一连串的否决向我们展示了英国人其实并没有多少求和的意思。虽然他们以“和奥地利共进退”为借口参加了吕内维尔和会，但是很显然英国并不打算为了盟友牺牲自己，也并不舍得为了让盟友获得喘息之机而放弃自己已获得的成果。他们来吕内维尔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来参加议和单纯就是来找茬的。拿破仑当时就说：“允许一个英国外交官参加吕内维尔和谈，只会让英国获得梭子和丝线，并重新编制一个反法联盟而已。”不过，最终这些阴谋诡计都不过是让议和延宕了一年而已。雾月政变后，英国充满鄙夷地在1800年的1月拒绝了和谈，到了1801年3月21日，她还是跑来央求着我们签订了和平协议[44]。
在拿破仑皇帝于圣赫勒拿岛上口述的，马蒂厄·迪马将军记录的《军情概要》中，第三个摘要的下方可以找到拿破仑皇帝说的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来说，那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出令人满意的戏剧一样。1800年1月，法国求和。格伦维尔勋爵报之以一连串的冷嘲热讽，其中不乏各种奇怪的含沙射影。他要求让数百年来统治法国，让法国海晏河清的那个王室血脉重新登上王位。他还要求第一执政表明他执政的合法性。而今天，还是那同一个格伦维尔勋爵，哭着喊着要和共和国议和，他甚至愿意做出新的让步以求得和平。”
“有关海军停火的谈判不欢而散，而在陆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因戈尔施塔特、乌尔姆以及菲利普斯堡割让给法国以换取陆上休战延长6周的时间。数月之后，《吕内维尔条约》拯救了奥地利皇室，并让欧洲大陆重归平静。而在这之后不久，圣詹姆士朝廷[45]也签署了《1801年伦敦和约草案》。英国的寡头们狼狈地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国现在不光扩张到了比利时诸省，还有皮埃蒙特、热那亚以及整个意大利。与此同时，英国又增加了几百万债务呢？这就是皮特[46]冲动政策的结果。”
我下面要记述的文字也是由拿破仑大帝口述的，但是并没有出版在他名下的回忆录中。
只有在比利时整体被割让给奥地利的情况下，皮特才会真的愿意和谈。因此，他们申请参与吕内维尔和会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出于诚心。在奥托先生和格伦维尔勋爵就海上停火进行谈判的6周时间内，但凡后者有任何期望和平的心态，他都会在他的私密谈话中透露这样的信息。但是他说的话都让人往相反的方向去联想。而当我们就《伦敦和约草案》谈判的时候，从霍克斯伯里勋爵口中讲出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意识到英国人这次是诚心诚意来谈判的。马蒂厄·迪马先生认为英法谈判的关键在于那6艘战舰是否被许可进入亚历山大港，由此可见他还是太不谙世事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英国和法国就是都疯了。打个比方，如果一支10万人的军队在将领指挥的一次侦察行动中丧失了30或40个轻骑兵之后就撤退，难道他们是因为这样轻微的人员损失而撤退吗？不是的，他们的撤退也是侦察任务的一部分。
回到1800年吕内维尔和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拒绝了所有我方的提议，科本茨尔伯爵坚持在英国代表团缺席的情况下，奥地利不会签署任何协议。因此，虽然法国和奥地利全权大使们还在吕内维尔进行着和谈，但敌对行动还是重开了。在停火期延长后回到巴黎的莫罗将军，于11月19日又重新出发去领导莱茵军团了。在莫罗将军启程前，第一执政热情地接见了他，并赠送给他一对镶钻的优质手枪。在把手枪交给他的同时，第一执政向他表示之所以手枪上没有雕刻他的那些军事胜利，是因为地方不够，雕不下所有的胜利。莫罗漠不关心地收下了这一礼物，他的冷漠反应受到了大家的瞩目。
鉴于敌对行动已经重启，第一执政开始安排他针对冬季攻势的计划。迫于国内形势严峻，他无法远离政府，也就不得不放弃了亲自上阵领兵。在这次攻势中注定要打头阵的就是莱茵军团。第一执政肯定没有忘记在上次攻势时，莫罗将军对他的大胆计划展现出的冷漠，因此这次他只是简单地命令莫罗将军进攻，让他自己随机应变地决定具体的计划。莱茵军团是法军阵中最精锐的一支力量：总共有超过13万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并且指挥官们也都经验丰富。将这样一支军队全权交给莫罗将军并给他指挥的自由，这完全驳斥了此前那些认为波拿巴嫉妒莫罗的赫赫战功的无脑批评。
莫罗将军手下的参谋长拉奥里将军先于他上路，并早他两天到达了吕内维尔。他并没有去拜访法国公使，而是径直前往了奥地利公使的住所。当莫罗到达吕内维尔时，法国公使还没等他登门拜访，就主动去他下榻的旅店找他了。我是和约瑟夫·波拿巴一起去找莫罗的，他在一个由一盏台灯照明的低矮房间里接待了我们。他当时身穿一件蓝色的礼服，上面并没有标明他的军阶，嘴里则抽着烟斗。这次拜访既短暂又没什么实际成果。莫罗对我们的漠不关心，以及拉奥里对我们的回避都让我们意识到这位指挥官和他的近侍对我们大概不怎么友好。在重新启程之前，莫罗将军来拜访了约瑟夫·波拿巴，并在后者的住所见到了科本茨尔伯爵。在进行了一番不到半小时的笼统谈话之后，他就重新登上了早已等在门前的马车。
1800年7月28日，和奥地利的和约草案在巴黎正式签署，但是德意志人的皇帝[47]并没有批准这一协定。而6周之后，奥地利则以割让因戈尔施塔特、乌尔姆以及菲利普斯堡为筹码要求重新开启和谈。如果奥地利没有采用这种拖延战术，没冒着战争的风险，而是直接进入和谈的话，她本来是可以保住曼托瓦和托斯卡纳的，将撒丁王国国王重新扶上皮埃蒙特的王位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我方在和约草案中向奥地利做出的提议。但是，法方的克制反而让奥地利蹬鼻子上脸，不光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还必须要英国全权大使也到场。而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停火协议也逐渐到期了。奥地利当时更希望在战场上博一把，但是波拿巴将军的回归让胜利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旗帜下。维也纳政府的期望落空了。我方霍恩林登以及此后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让维也纳门户洞开，奥地利飘忽不定的谈判立场也就此终结。战事重开的一个月之后，莫罗和奥地利的卡尔大公在施泰尔签订了新的30日停火协议。科本茨尔伯爵也同意抛开英国人单独和我方议和。但是，此前那样宽大的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霍恩林登战役的胜利之后，谈判的形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法兰西的敌人们联起手来密谋的结果却是让法国愈发伟大，并让拿破仑走上了他权力的巅峰。它们三次拒绝了对它们异常宽大的和平协议。法国政府越克制，它们的野心就越大，它们大概从过去的经验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吧。
奥地利公使在谈判中最固执地坚持的原则就是保留德意志教会领地。他要求德意志的教会选侯和亲王们，为他们在莱茵河左岸丧失的领土，在莱茵河右岸获得相应的补偿。奥地利认为，消灭这些教会领地选侯将会对它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以及统治力带来致命的影响。但是，奥地利要求的补偿会占据莱茵河右岸的几乎所有土地，而那些本来可以继承右岸土地的亲王，就会丧失他们因为左岸土地流失而应得的补偿。更何况，通过压榨世俗利益来保证教会权威的做法，以及德意志破碎为成百上千个独立的主权小邦国带来的不便，早就需要改革了。因此，四个教会选侯中只有一个保留了选侯权，它的主教府被从美因茨转移到了雷根斯堡。
奥地利的另一个核心诉求则是在意大利保留托斯卡纳大公国。而在和会刚开始的时候，奥地利本是可以达到这个诉求的。此后，奥地利满足于仅仅获取她自己觊觎的三块领地。但是，她最终会像失去德意志那般失去意大利。作为对奥地利大公的补偿，他获得了萨尔茨堡公国。而在综合考量了法国的海洋权益、新生的意大利诸国的安全以及从这些国家清除奥地利影响力的紧迫性等因素后，第一执政决定趁这个胜利的机会尽量多取得一些成果。而科本茨尔伯爵对约瑟夫·波拿巴提出的那些个人提议更是让法国的这位全权代表坚持奥地利必须割让托斯卡纳，这一要求获得了同意。一封最后通牒被送交奥地利公使的手中。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维也纳的朝廷还是被迫屈服了，他们只能对没有同意法国最初的请求而后悔不迭。1801年2月9日，和约正式签订了。《吕内维尔条约》让法国获得了整个比利时以及曼托瓦的主权，并且将法国的边界推到了莱茵河以及意大利的阿迪杰河一线。条约同时通过废除教会领地的方式，推倒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哥特式建筑。[48]同时，通过大幅度地减少那些无助又无力防卫自己的小封建王公领地的数目，条约最终为莱茵邦联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吕内维尔的和谈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很引人注目。1月16日，意大利战场交战双方的领兵者布律纳将军和贝勒加德将军，在特雷维佐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一协定中，奥地利将保有曼托瓦要塞，法军在距其800托阿斯[49]的地方将其围困。而在8天之后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中，曼托瓦要塞和加尔达渔村、锡尔苗内、费拉拉以及安科纳等处的要塞还有维罗纳和莱尼亚诺的城堡都被割让给了我们。我们的外交官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他们获得了比我们的军队还丰厚的战果。
在谈判中，约瑟夫·波拿巴熟练、坚定而又无私的处理辅助了第一执政的天才以及权力。因此，保民院认为应当向这位法国全权代表表示国民的感谢。
就在吕内维尔的和谈暂时中断的时候，小胡子到达了吕内维尔，带来了圣尼凯斯路上杀人机器爆炸[50]的消息。我们可以轻易地想象这条可怕的消息在这个小镇里造成了怎样的轰动效应。科本茨尔伯爵向法国公使表达了他的震惊，同时也祝贺他的弟弟从这一危机中幸运逃生。市内的各民政及军事长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
许多当时在吕内维尔的人，日后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国务参事波塔利斯、西梅翁和勒德雷尔的儿子们当时在法国代表团中。头两位在帝国政府垮台后，继续为掌权的政府服务。而第三位，在体面地为国家担任了多年省长后，选择忠于他的信仰并在帝国政府垮台后退休。他在退休后将部分余热发挥在了指导玻璃制造上，这一点成为日后其家族财富的基础。其他的空闲时间，他则全部用在文学研究上了。
代表团的秘书德·拉福雷先生将德·穆斯捷先生带到了吕内维尔。德·穆斯捷是路易十六的一位大臣的儿子，而德·拉福雷先生则在这位大臣手下担任过驻美国领事。德·拉福雷先生对这个年轻人视如己出，这个年轻人日后也成了他的女婿。在和会进入尾声的时候，穆斯捷被任命为驻萨克森公使团的秘书。此后，他一直在大使馆中充满热情地工作。他的父亲，作为里尔伯爵[51]最忠实的仆从，一直希望把他拉到敌对阵营中去，但都无功而返。不过，当波旁王朝复辟后，此前已经不顾他父亲威胁剥夺继承权的穆斯捷，这次却顺从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当时已经以胜者的姿态回到了新国王的身边。我在这里必须补充一点，穆斯捷仅仅是出于帮助老朋友的心态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在1827年顺利完成出使西班牙的任务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克拉克将军是以该市市长以及省军事长官的身份来到吕内维尔的。在和会召开的那一天，他以一次丰盛的晚宴以及其后的舞会庆作为雾月政变的周年纪念。而在和会召开的过程中，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在家中召集一次舞会。谈判代表们则轮替着在对方的家中共进晚餐。当地的长官以及市民代表一般都会被邀请参与这些晚宴。同时人们还会小赌怡情一把，或者去剧院观赏一场一小时左右的戏剧表演。在谈判的间隙，我们还安排了几次在吕内维尔境内的观光。我们参观了孚日省的玻璃工坊、造纸坊以及各种各样的工厂、罗西耶尔的种马场还有迪厄兹及穆瓦昂维克的盐矿。
本来为代表们选择的住处是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旧城堡，但是因为考虑到翻新这个城堡既花时间又要花一笔不小的钱，最终我们还是租了两栋房子供代表们居住。法国代表住在德·弗雷内尔先生的家中。他的儿子，就像大部分的洛林地区军官一样，在奥地利的军中服役。
吕内维尔住着不少退休的将军，他们经常被邀请到代表们的家中。在我们驻留那里期间，有一位将军来到了吕内维尔。他仿佛是专程为了炫耀他的金质奖章而来的。貌似是因为一位人民代表的一个疏漏，他才得以被提拔到这样高的位阶。他这种天真的自吹自擂在一时间成了这个小镇上的欢乐源泉。人们经常让他讲一个他在战场上的故事——他的勇猛和俊俏外表吸引了苏沃洛夫[52]的注意，后者对侍从大喊：“这个将恐惧和死亡带到我们阵中的法国年轻人是谁？”侍从回答：“元帅，他是利埃博将军！”苏沃洛夫则喊道：“我说呢！”
第20团的少校雨果先生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活泼军官。在此前的战役中，他一直在莫罗将军麾下。这次他则在克拉克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吕内维尔的城防。当约瑟夫·波拿巴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时候，他将这个和会期间新认识并赏识的将领招至麾下。雨果将军此后跟随国王前往西班牙，立下赫赫战功，并伴随国王一起在1813年回到法国。此后，他出版了数本回忆录，其中讲述了他经历的数次战役，特别是在西班牙的那些军事行动。为他的回忆录作序的是他的儿子阿贝尔·雨果，其自身就是数本畅销书的作者。这位将军最小的儿子正是享誉欧陆的维克多·雨果。他创作了一大批的小说和诗篇。我认为，虽然这些作品中反映出的思想有些异常出色，有些则还略有欠缺，但是他的作品风格是继往开来的。
养育雨果和他的哥哥们长大的母亲对于大革命的纲领一直怀有敌意，但是他们从幼年教育中获得的这些偏见马上就被他们成年后的评判取代了。自从他母亲去世后，维克多·雨果对拿破仑的天才的衡量也逐渐重回公正的轨道。今天的他则是拿破仑的政治遗产最主要的仰慕者之一。同时他也是那时法国军事辉煌的仰慕者，而他的父亲就参与实现了这一辉煌。
在这里我也必须提一下年轻的阿纳托尔·德·拉沃厄施廷在吕内维尔的经历。他是由他的父亲带到那里去见他的叔叔科本茨尔伯爵的。在来到吕内维尔的时候，阿纳托尔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惹人喜爱的孩子。1789年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消灭了封建权益，给拉沃厄施廷家族带去了全方位的损失。阿纳托尔本可以继承的家族财富也因此消失殆尽。他本可以一直富有的。他祖母德·让利斯夫人的第一任丈夫布吕拉尔·德·锡耶里本已将在锡耶里的田产指明给他。布吕拉尔在大革命中遇难了。科本茨尔伯爵看起来还是挺喜欢他这个侄儿的。他向阿纳托尔的父亲提议将他带回奥地利以完成学业，并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但是这个小孩的法兰西本能，以及他对浸满胜利荣光的法军制服的偏爱都让奥地利外交官收回了他的好意，也让他不再对侄儿的未来承担任何责任。
在离开巴黎返回维也纳之前，科本茨尔伯爵向阿纳托尔的父亲许下了华丽的诺言，但是这些好意最终都无疾而终。科本茨尔深知我和阿纳托尔父子之间的情谊，因此他专门将他年轻的侄儿引荐给我，考虑到我在政府首脑的哥哥身边的这个位置可以让我在将来帮助他。拉沃厄施廷就此留在了我和约瑟夫·波拿巴身边，没有跟随科本茨尔先生离去。这个小孩日后和我的关系愈发亲近，仿佛是我的弟弟一般。他在极年轻的时候就进入了枫丹白露军事学校。从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骑兵部队。他的勇猛和过人的素质让他在军中平步青云。到26岁时，他已经是一名上校了，并指挥第三猎骑兵团参加了那场灾难般的滑铁卢战役。帝国的崩溃让他那本来一帆风顺的事业戛然而止。
这一尤其难忘的岁月见证了无数伟大而英武的思想。这些希望的覆灭在拉沃厄施廷热情宽厚的心中该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啊！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时代后面接上的是哥特思想的回归，是一个王公的回归。他的统治依附于他家族的不幸以及对我们制度的仇恨。与他的朋友雅克米诺和迪朗一起，拉沃厄施廷将他的愤慨和轻蔑以戏剧的形式抒发了出来。这出戏剧欢快的外表更加凸显它的讽刺性。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托赫托尼咖啡馆，穿上仿照旧制度风格设计的荒谬戏服，滑稽地打扮成路易十六的杂技演员的样子。他们嘲讽这些愚钝的人，大革命的风云变幻都无法叫醒他们。他们就像埃庇米尼德斯[53]一样，仿佛在1788年睡着了，到了1814年又突然苏醒了过来。阿纳托尔和他的伙伴们在咖啡馆中的表演是如此的真实，其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当权者们决定直取“罪魁祸首”。阿纳托尔逃亡到了比利时，他的家族发源于此。他在布鲁塞尔附近安下了家，并在那里忠实地生活下去。直到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才返回法国，并且重新进入了军队。他此后一直在塞纳-瓦兹省率领军队，军衔也从少将晋升为了中将。
偏题的闲话就说到这里。和约签订后，双方的谈判代表都离开吕内维尔回到了巴黎。我还记得，当时我和西梅翁打算请吕内维尔的那些演员来表演几个节目作为庆祝。因此在和约签订后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构思戏剧。但是塔利亚[54]并没有眷顾我们。我们最终只写出了一些诗歌对句，其中的大部分还是我那在阿波罗剧院工作的兄弟写的。
科本茨尔伯爵和约瑟夫·波拿巴是一起返回巴黎的。他们开会讨论了条约中关于补偿德意志亲王们的条款的具体执行。因为莱茵河左岸被割让给法国，他们丧失了各自的领地。《吕内维尔条约》的第七条规定德意志皇帝应该在帝国的中心部分为这些被驱逐出莱茵河左岸的亲王补偿领地。具体的安排则有待私下决定。这些德意志世俗亲王的补偿得到确保，领地也有可能增加，而他们都会将此归功于拿破仑，第一执政对此表示满意，也就没有督促这些补偿尽快落实到位。但是，德意志的拖延以及奥地利的矫饰让这件事情延宕了超过一年。决心落实《吕内维尔条约》带来的所有好处的法国政府决定介入，并挫败了那些妄图将法国挡在补偿分配过程之外的阴谋诡计。沙俄宫廷被要求和法国一起敦促措施的落实。因此，当时沙俄驻慕尼黑大使德·比勒以及条约签订后新上任的法国驻慕尼黑大使德·拉福雷先生一同前往雷根斯堡，向帝国议会[55]提交了补偿的大致方案。
经过7个月的讨论，拨款以及补偿的最终分配终于得到了落实。法国在执行过程中施加的控制力成为她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影响力的先声。德·塔列朗先生的追随者们把法国在此事中的功劳几乎都归功于这位部长先生了。不可否认，他在这一伟大政治构想的执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构想归根结底还是第一执政的。沙俄在雷根斯堡的整个行动中都只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对此事有全面的控制权。她的统治力以及与会各方夸大的要求都绝妙地帮助了她。
对补偿的分配引发了数起纠纷。根本没有人在意什么公平公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待分配的土地就跟上了拍卖会一样。但是，这些扭扭捏捏的不满旋即就噤声了。在纠纷中得利的亲王们自然要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也不敢到第一执政耳边去抗议。而数年之后，我们了解到，当时他对于事态的真实情况也是有怀疑的。驻在一个德意志小邦国宫廷的法国大使成功地整理了一个名单，列出了会议上发生的所有敲诈勒索，以及他们的祸首。第一执政将这份名单交到了公共财政部长莫利安伯爵的手中，要求他将所有这些非法所得投入到一个偿债基金中。但是此后出于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考量，他没有将这个措施执行到底。复辟的波旁王朝则拯救了这些有罪者的钱包。他们不光逃脱了惩罚，还可以声称自己是帝国政府的受害者和敌人，以此换取新政府的好感，真是一石二鸟。
1801年夏天的大部分时光，约瑟夫·波拿巴都是在他莫尔特枫丹的庄园中度过的。巴黎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们，许多都聚集在这里。其中包括第一执政的姐妹们，巴乔基公爵夫人、勒克莱尔夫人和缪拉元帅夫人；吕西安·波拿巴和科本茨尔伯爵则几乎整个夏天都住在那里；诗人卡斯蒂创作了诗歌《会说话的动物》以及其他天真机敏又独立的作品；德·斯塔尔夫人当时正是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赞助人，她大声朗读《阿特拉》或《勒内》的每个夜晚都是那么让人沉醉。斯坦尼斯拉斯·吉拉尔丹是埃尔芒翁维尔庄园的主人，在1827年他去世时，所有人以及启蒙的自由之友都真心地为他默哀；米奥先生因他的各种成就和行政才能而闻名；勒德雷尔，一个记者、作家以及机智风趣的谈话者（这三人都是约瑟夫·波拿巴一贯及忠诚的朋友）；勒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出众的能力和清晰的头脑让他无所不能；德·若古先生，优雅的典范，钟情英雄主义，虽然此后在1814年他对波旁王朝的感情复苏了，但当时看起来他对约瑟夫·波拿巴的感情也是真挚的；诗人阿尔诺、安德里厄、布夫莱尔、丰塔纳；布夫莱尔夫人、前贵族德·萨布朗夫人，友好又风趣；马尔蒙公爵、肖夫兰、马蒂厄·德·蒙莫朗西，后者因为当时是德·斯塔尔夫人的情夫，因此也时常到访莫尔特枫丹；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文学人士，他们都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白天人们都在打猎、钓鱼、散步以及游戏中度过。到了晚上，则有音乐或朗诵，时不时还有一些小短剧或哑谜游戏。科本茨尔先生从心底里熟悉我们法国的诗人，尤其是剧作家，他时不时地会充满热情地演绎一段戏剧场景，经常会演成滑稽戏；他时常会组织一些小游戏、哑谜，或复刻名画场景。他自己总是参与其中，而第一执政的姐妹们则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科本茨尔说得一口毫无口音的法语，他全身上下除了名字之外也没有一点德意志的感觉。尽管他既笨拙又矮胖，但是他的礼仪总是那么得体。大体上，他的谈话总是简单而风趣的；他的那种风趣机智是巧妙而易懂的，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他总是那么活泼，而他的情绪有时则很多变。有时候，他正把一个愉快的轶事讲到兴头上，他的笑容会突然消失，代之以沉重的表情，他的肢体动作也会像一台机器那样突然莫名地停止。他总是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很满意，所有给他的提议仿佛正是他心中所想的东西。这种矫揉造作的虚假情感让约瑟芬夫人很不高兴，因为她永远猜不到他到底想要什么。
他唯一的秘书奥佩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大使馆雇员。他是一个人过中年的矮小男人。他的眼角布满了皱纹，整个人仿佛都因为那解码旧地图和外交文件的工作而疲惫不堪。作为一个极其重视形式的人，他很乐于向人展示他对于自己职业中那些微小细节的渊博知识。他不知疲倦地声明那些小细节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自己丰富的经验。他作为当时奥地利大使馆的随员在巴黎住过很多年。他是一个好人，极其忠诚于科本茨尔伯爵，作为回报，伯爵也很喜欢他。德·斯塔尔夫人[56]总是手中转着一朵花或一束石楠，来加入我们的谈话。不论谈话的内容幽默也好，严肃也好，她那总是充满了风趣的话语都让其不那么沉重。
约瑟夫·波拿巴出于好心，也邀请了我的老朋友帕利索到了莫尔特枫丹。我将他带到那里待了几天。他一辈子都是在名流的客厅和休息室中度过的，他在那些地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莫尔特枫丹后，这位路易十五时期幽默风格的过来人发现他有点格格不入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品味和特征。由于帕利索年岁已高，人们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感谢和尊敬。尽管人们都对他以礼相待，他也努力地想要融入这个环境中，但是人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感觉自己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此后他愉快地重新回到独处中，离开了那个和他习惯不符，也不关注他的回忆的世界。
诗人卡斯蒂[57]总会在晚上朗诵他白天写作的诗句。他在莫尔特枫丹写作了《会说话的动物》的部分内容。人们总会看见他独坐在湖边的那些百年古树下，背靠树荫下散落的岩石，寻找灵感。鉴于他超人的才能，灵感总是会在他脑中涌现。卡斯蒂是维也纳的“桂冠诗人”，他接替梅塔斯塔西奥[58]成为皇帝的御用诗人，这个头衔也在他任内寿终正寝了。他是由科本茨尔带到莫尔特枫丹来的。虽然他那时候已经年近耄耋，但是还保持着他年轻时的那份热忱和活力。他钢铁般的身躯让他挺过了一场只有最烈性的药物才能治愈的疾病。这场疾病唯一留下的线索就是他时不时的抽噎，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发音。勒克莱尔夫人和缪拉元帅夫人选择了他作为她们顽皮的受害者，因此他陷入了和两位夫人的苦战。有时当他陷入沉思时，她们会跑过来打掉他的假发；有时当他正在就一步棋冥思苦想时，她们会跑过来打乱他的棋盘。因此他对两位夫人很是不满，并拒绝为她们写诗句，尽管这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和巴乔基公爵夫人的关系则好得多，他为她创作了一首田园牧歌。人们某一天的早上在客厅壁炉架上的镜子那里发现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以她夫姓的谐音“巴西奥”以及“奥克希”[59]为词眼创作，描绘了埃丽萨夫人[60]那双美丽的眼睛。
安德里厄是到访莫尔特枫丹的常客。他是那么善良聪慧，他创作的那些诗歌和戏剧，即便是伏尔泰也会发出溢美之词。他曾一度为了政治理想而放弃文学创作，在保民院被取消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文学的怀抱。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卡斯蒂的《会说话的动物》翻译成法语，但他从没有真的实现这一目标。他此后翻译了卡斯蒂的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诏书》，也就此满足了。
在莫尔特枫丹时常进行的围猎及狩猎是由贝尔蒂埃将军和德·阿纳库尔先生指挥的。两人都为各自的任务暗自练习过了，前者是猎犬训练师，后者则是猎人队长。莫尔特枫丹的地主们的热情好客是崇高且可敬的。他们以天生的彬彬有礼以及简单而又深情的礼仪让所有客人都沉醉其中。
吕西安·波拿巴在普莱西-沙尔芒的庄园距离莫尔特枫丹很近，两地之间因此多有交流，共同增强了两地的吸引力。这两处庄园都没有招摇之处，但是它们的确聚集了风格不同的两批人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普莱西和莫尔特枫丹是对手。普莱西钟爱悲剧表演，这些表演都是在一个叫拉封的演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吕西安刚刚失去了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博耶，她为他留下了两个女儿。其中的一个嫁给了罗马亲王加布里埃利，另一个，在第一任丈夫逝世后，改嫁给了杜德利·斯图尔特勋爵。和弟弟关系不错的巴乔基公爵夫人，在普莱西度过了自己的夏天，温暖地庇护了诗人丰坦。圣克鲁斯侯爵夫人帮助巴乔基公爵夫人管理这座庄园。侯爵夫人是一个西班牙人，是吕西安在他马德里的大使馆里结识的。据说她在吕西安那里很能说得上话。
约瑟夫·波拿巴此前经常进行从莫尔特枫丹到马尔梅松[61]的短途旅行，而我总是有幸能在这些旅行中陪伴他。我们总会在那里过大半天，吃完晚饭后才返回莫尔特枫丹。马尔梅松的晚餐只上一桌，经常会变成家庭聚餐。第一执政会坐在桌子的一头，路易·波拿巴的夫人坐在他身旁，约瑟芬夫人则坐在桌子的另一头。第一执政的副官也会被允许同桌用餐，此外就座的一般还有另一位执政、一位大臣，以及一两位小姐。陌生人是很罕见的。
我接下来会简要地概括一下从《吕内维尔条约》签订到《教务专约》签订这期间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的主轴就是这位已经足以影响欧洲命运的伟人权力的进一步扩大。
英国一直以来对她海上霸权的滥用、暴君般对待其他海洋强国的船队的行为、我们的胜利以及此后条约的签订，加上第一执政领导的政府的智慧和技巧都在欧洲人民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效应。英国曾经享有的影响力在快速下降。她的暴政已经引起了北方列强的反抗：它们颁布了协议，明确了对中立权益的尊重。沙皇保罗一世[62]以他一贯的热忱领导着这个联盟。英国对所有这一协议缔约国的贸易禁运以及她此后背信弃义地攻击哥本哈根等行为都加强了这一反对她的联盟。第一执政当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保罗一世取得共识。当时在法国还有7万沙俄俘虏，第一执政让他们吃好穿好后就把他们全都送还了俄国，并没有要任何赎金。这一举动打动了保罗一世。而就在他和法国达成紧密联盟，并紧锣密鼓地执行俄法之间的协议时，他被无情地刺杀了。今天的人们都对这一刺杀事件的细节了如指掌，我没必要在这里再重复一遍。《箴言报》[63]是这样报道此事的：“保罗一世于3月24日夜里至25日凌晨间驾崩。英军舰队在31日驶出了海峡。”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
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后果就是保罗一世热切支持的联盟的解体。不久后，俄国的整体外交方针都会出现大的转变。迪洛克将军被派往圣彼得堡，为登基的新沙皇送去祝福，并进一步推进其父先沙皇和第一执政之间确立的关系。迪洛克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人们也向他表示俄国会继续和法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大概六周之后，亚历山大沙皇就和英国签署了协议，完全抛弃了他父亲的计划，屈服于英国的淫威。
克莱贝尔将军去世后，遵循按资排序的原则，法军的指挥权落到了梅努的手中。他是一个英勇的军官，一个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但是他缺乏军事素养。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法国在埃及争取权益的事业中，为此他不惜成为一个穆斯林，并娶了一个土耳其女人。而东方远征军的将领们，不论是因对指挥官缺乏信心，或是因为个人矛盾，对他的命令都是阳奉阴违，这也导致了此后远征的失败。英国人抓住这个机会，将一支军队派往埃及，并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联合。第一执政多次尝试将补给和援军派往埃及，最终都是无用功。梅努犯下的错误是没有集中力量在登陆点攻击英军，把他们直接赶回海里。他将军队分成了数股，导致我们到处都没有数量优势，他就是这样以少敌多，输掉了尼科波利斯战役。阿伯克龙比将军在此役中殒命。在开罗的贝利亚尔将军和亚历山大港的梅努将军只得被迫投降，并接受敌军开出的条件：他们允许让法军带着他们的武器返回法国。
在大概同一时间，帕尔马王子和王妃以里窝那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名义，一同来到了巴黎。《吕内维尔条约》让他当上了伊特鲁里亚国王。他们在巴黎待了数月，参加了许多宴会。第一执政认为，让一个姓波旁[64]的来到巴黎会是一个妙计（一个因为他而成为国王的波旁，这个全能的男人可以让别人成为国王，自己却不打算当国王）。同时，在杜伊勒里宫中接待一个来自曾经统治法国的血脉的亲王，他的出现在巴黎一点波澜都掀不起来，所有见到他的人都能清楚地看见他毫无价值。
《教务专约》的谈判与签订始末
《吕内维尔条约》的谈判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就是《教务专约》的谈判。第一执政一直坚信应该重新在法国确立宗教的地位。他深知宗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天主教在精英层面中仿佛就快咽气了，但凡是对公共事务有一丁点影响力的人似乎都做好了拥抱新教的准备。但是，法国广大的人民依旧信仰罗马天主教。在大多数的省份，这一纽带都是无法打破的。尽管第一执政当时享有极高的声望，但是他的影响力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在这两种宗教中二选一的程度。
如果选择新教的话，那么国内的动荡是可以预见的，可能会更加暴力，因为人们对宗教战争还记忆犹新。难道说，在我们这个文明大发展以及首脑本身规定了各党派团结与和解的年代，我们还要创造新的分裂吗？而除了他生来就是罗马天主教徒之外，他也并不希望抛弃天主教选择其他宗教，多重原因都推动着他倾向于选择罗马天主教。被天主教国家环绕着的法国，需要天主教带来的各种益处。抛弃她古老的信仰不光会降低法国的声誉，更会引发欧洲对大革命的错误的忧虑。
通过保证罗马天主教的地位，第一执政确保了教皇对他的支持，在当时，这种支持对他的政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意大利也因此继续依附于法国。拿破仑主要存疑的地方是能不能让天主教重新回到福音教的纯洁状态，同时确保精神权力和俗世权力的分离。在他眼中，这一分离才是保证宗教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大成果，在之后的时间里也被基本保持了下来，也可能是造就了欧洲此后和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部分的宗教争端都被束之高阁了。在这件事情上，第一执政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他在许多其他事情上的真知灼见也是如此。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将毫无疑问地实现他的想法，但是宗教上的事情总是要慢慢来的。这样的改革是不能依靠政府部门里的方案来实现的，它们只能依靠时机；它们必须要在正确的时机出现，人力是不能加快这一进程的。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重新把被宗教问题分裂的人民联合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满足最广大的法国群众的心愿。这些考量中的一部分是由各个国务参事构思出来的，他们也负责将《教务专约》谈判的核心思想告知保民院和立法院。
抱着上述这些对未来的计划，第一执政决议尝试与教廷和解。为此他遭到了来自他的政府不小的阻力。科林斯大主教斯皮纳被派到巴黎来开启谈判。法国政府提出的草案在做出一些修改后获得了枢密院会议的通过。之后，为了增加协议的庄重性以及确保其迅速实施，教廷派出枢机卿孔萨尔维红衣主教，后者在6月初到达了巴黎。他和第一执政进行了数场会议后，谈判正式开始了。参与的各方有教皇的外交使团，包括孔萨尔维红衣主教、科林斯大主教、卡塞利神父——他也是教皇的神学顾问——以及法方全权代表约瑟夫·波拿巴。第一执政还指派了国务参事以及贝尼耶神父去协助他。贝尼耶此前是昂热-圣洛地区的助理神父，作为旺代叛乱政府的神父，他此后协助埃杜维尔将军在当地进行的和解工作让第一执政很是满意。
孔萨尔维红衣主教到达巴黎8天之后，我们召开了一次全国宗教会议。45名大主教及主教以及80名教会代表在巴黎圣母院参与了会议。会议宣布了关于高卢教会原则的一份新宣言，表示法兰西教会认可教皇作为其领袖，但是他在法国的世俗事务中没有任何权力。这一宣言为将来的协定打下了基础，并且支撑了正在进行中的谈判。但是谈判的过程还是很漫长，最终是在孔萨尔维红衣主教的两点疑虑得到澄清后，才决定同意协定的内容：其一，第一执政可能被其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务参事们说服；其二，法国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高卢教会。此前已经由科林斯大主教斯皮纳同意的草案成了最终的协议。7月15日，协议得到签署，并在8月15日得到教皇诏书的确认。为了感谢贝尼耶神父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了奥尔良大主教的席位。
当《教务专约》的内容公之于众后，被拿破仑称为“共和党人以及其意识形态拥护者们”的群体，就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和罗马教廷达成的协议。他们声称这是要找回哥特思想，将外部势力引入法国，并且在一个已经确立宗教平等的国家给予罗马天主教特权。另外一些没有那么激动的人群则表示，虽然这一协定有一定的好处，但新法条本应允许神父结婚的。而最令人遗憾的疏漏则是《教务专约》中并没有条款规定教皇应该在多长时间内给主教授职。这一问题在条约谈判时是有被讨论过的，但当时我们认为教皇一方已经做出了足够大的让步，再要求这一条就不大合适了。这一疏漏此后成了教皇手中的一件可怕武器。那些批评法国政府没有为神父争得结婚权，或是没有设立一个独立的高卢教会的人，忘记了一点：这样的改革是不能拍脑袋进行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取得了足够的优势，而这些要靠时间积累才能修成正果的改革则必须要慢慢等待。
不管对内容如何争论，《教务专约》在现实生活中带来的结果是正面的。它是与最广大的法国人民之间的和解宣言。一方面，它取消了宣誓以及未宣誓的神父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它也抚慰了那些在革命中获取了教会资产的人良心上的不安。道德规范再次获得了宗教制裁强有力的维护，人们对宗教见解的尊重保证了法治的进行。同时，《教务专约》也标志着我们往理性改革的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也是拿破仑所期望的。教士阶层不再是政府中的一个影响力量，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也受到规则的严格监管，保证了他们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遵纪守法，被限制在法律给定的框架中。他们被政府首脑的铁腕控制着，要不是之后政府遇到了多重困难，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妄想再次解放自己的。不能否认，罗马教廷此后的种种侵犯行径强烈地考验了大帝的耐心，并且削弱了他设立的一些保证国家权益不受教会侵害的措施。教士阶层的影响力，以及随着我们军队的失败而愈发升起的敌意造成了许多问题，也使得批评《教务专约》这一伟大法令的那一方占据了争论的高地，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个本意是依据和平博爱的上帝的旨意，让教会重归和平的条约，为法国政府酿就了苦果。但是，如果拿破仑成功地平定了整个欧洲，他是绝对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
就在罗马准许了《教务专约》的同时，它还发出了一封神父信。信中劝告法国的主教们主动辞去自己的职务，并给了他们3个月的时间做出答复。绝大部分的在职主教都迎合了教皇的意思，去函表示同意。只有一小部分已经跑到英国去了的退休主教表示不服从。他们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小教会”，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人的关注。而这份取消大革命时期主教区和总主教区的教皇诏书得到了执行。23个旧总主教区和134个主教区被废除，在其基础上仅仅建立了10个总主教区以及50个主教区。
《教务专约》的具体条款并没有被马上公之于众。在谈判结束后，我们也没有把消息告知保民院及立法院。这一耽搁表面上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所有旧主教都退职，而一小部分逃亡海外的主教可能会拒绝退职。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害怕这样唐突地把关于人们良心安宁的这个问题扔到充斥着喜爱胡乱联想的政客们的保民院中，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直到立法院的第二届会议开幕后，《教务专约》才被公开。参政院趁这一空隙准备了符合国家需要和启蒙进步要求的一系列协调政府宗教系统的规章制度。
我在这里必须提到一项措施，它和《教务专约》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措施让我们得以尽早向保民院和立法院通告这项《教务专约》。这两个议会的会期，尤其是保民院，总是充满了暴力的反对。大部分提交给他们的法案都被极不友善地接受，有两个甚至被否决了。而保民院里更是充斥着充满敌意的话语。因此，第一执政深信他在那里不会获得任何诚心诚意的配合。他认为那些演说家要么是不怀好意，要么是被他们不合时宜的对大众自由的狂热引向了歧途。他们的存在对他设想中的进步措施将会是致命的。而宪法规定的，每年改选保民院及立法院五分之一议员的这个时机，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清除议会中他顽固的反对者的机会。具体如何改选五分之一的议员，宪法里是没有讲清楚的。护宪元老院可以自由选择通过选举或者是抽签的方式来进行改选。而在最终的改选中，20名最不听话的保民院议员被清除出去了。虽然政府在护宪元老院这一行为中施加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必须强调，这是不违法的。这一清洗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恰当的名字——直到今天都还被许多可敬的独立人士所诟病。这些人普遍都是钟情于书本上的教条而疏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信奉这样的教条：“原则大于国家。”但是，在当时，这一举措是非常必要的。当面对来自一批认为新生的政府很弱小，并且妄图通过系统性反对来使他们自己变得不可取代的人的压力时，我们到底应该继续坚定地追求通行善法还是暂时放弃这一想法？我想我们都知道第一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教务专约》是4月5日召开的特别会期中提交的第一份法案，获得了大比数通过。4月18日，复活节周日，人们在巴黎圣母院中咏唱了一曲《赞美颂》来庆祝宗教礼拜的复兴以及《亚眠和约》的签订。第一执政身着刺金的绿色法袍参加了仪式，他佩剑的护手上镶嵌了一颗名叫“摄政王”的华美钻石。奥尔良公爵[65]在路易十五年幼时购买了这颗钻石用以装饰王冠，因此它得名“摄政王”。大革命期间，这颗钻石被从仓库中偷了出来，此后被政府发现并保护了起来。第一执政以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钱购买了这颗钻石。
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主持了弥撒，巴黎的诸外交使团都在场。新被任命的主教正式进行了宣誓仪式。到了夜晚，整座城市都被点亮了。属于“自由思想”那个团体的一些将军以吹毛求疵的争吵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他们得到的只有人们轻蔑的微笑而已。但是他们的这一连串反应都表明他们正在进行着不利于第一执政生命安全的密谋，第一执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最终他们冷静下来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些密谋。许多重要的将军都参与了这一密谋，其中一些脑袋发热的甚至建议让第一执政遭受和罗慕路斯[66]相同的命运。贝尔纳多特将军也在这些人当中。拿破仑一贯不重视自己的人身安全，在得知这一密谋后，也拒绝采取任何措施。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种自制。因为这种对自己的克制，他仅仅是把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们找来斥责了一番，或是把其中的一些人打发走了而已。贝尔纳多特将军被责令收拾包袱返回了西部军队，他之前就是从那里来的巴黎。自此之后，他和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奇怪和别扭，以至于他的参谋长西蒙准将，此后不久就离开了军队。我在这一时期曾经见过拿破仑。他当时对贝尔纳多特将军是如此的不满，以至于他甚至考虑过要把贝尔纳多特将军送上军事法庭。好在约瑟夫·波拿巴，也就是贝尔纳多特将军的大舅子及时介入，他才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罗马派来商讨《教务专约》的三名神父中，孔萨尔维红衣主教和斯皮纳勋爵都是非常开明的人。而负责向他们提供形式、圣灵以及教宗礼仪等多方面建议的卡塞利神父则是一个简单而忠诚的人。他这一生都在研究神学问题，这些神学问题也把他层层包裹住了。特利腾大公会议正式裁决了神职人员必须保持独身，孔萨尔维红衣主教虽然没有公开地批评这一裁决，但是在谈话中他并没有拒绝让神职人员结婚的这一想法。他也不排斥戏剧表演，他自己也说他很乐意到场观看一次道德剧的演出。他的这一系列评论，虽然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但可视为他对在巴黎环绕着他的这种自由思想精神做出的一些微小让步。而在公共场合，他只能遵照教会的精神来讲话。他之所以可以如此自由地就神父结婚一事发表看法，是因为我们在谈判中决定不考虑这个问题，或是出于对第一执政意见的尊重，或是后者不想给本就棘手的谈判火上浇油。
《教务专约》大概是拿破仑政府最重要的一条法令。在讨论过它的政治意义和综合意义之后，如果我们不提一下第一执政的个人情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是无法完整地鉴赏这份伟大的文件的。许多人一直觉得，在拿破仑眼中，宗教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迷信思想。通过复兴天主教，他只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并没有考虑过宗教带来的社会影响。所有持有这一观点的人都忘记了拿破仑本人是特别虔诚的教徒——我还要补充一下，他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一贯认为宗教信仰是道德和正派作风的基石。他既厌恶那些四处宣传宗教有害论的持“自由思想”的愤世嫉俗的人，也同样恐惧宗教偏见对人类智慧带来的伤害。如果说仅仅因为他在私下谈话或讨论中，考虑到天主教会在历史上的起起伏伏，批评了天主教会的大臣们有时太过拘泥于宗教信仰，就认为他完全看不到基督教在文明教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或者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怀疑主义哲学家，这可就大错特错了。他对圣灵教导的敬重来自他的信仰和他早年的教育，你可以看看吕埃教堂那远达马尔梅松城堡的钟声在他心中唤醒的宗教思想，还有他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最后时光中向宗教寻求慰藉。通过在法国复兴罗马天主教，他为法国填补了那部分的空虚，同时他也听从了自己心中的宗教本能。
在法国复兴天主教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建立大众祷告部。波塔利斯受命管理该部门，此前他是专门负责处理与大众祷告相关事务的国务参事，此后他就是部长了。波塔利斯是一名博学的律师，同时也是一名口吐莲花的演讲者。他温和的性格让他天生就适合调解争端。他曾被人批评说太过于灵活，这个指控大概不无道理。但是在处理交付给他的这些职责时，太过灵活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他的优势。西塞罗所说的“一个能言善道的好人”[67]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斯皮纳勋爵在《教务专约》签订后被升格成为红衣主教，他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充当教皇国驻巴黎的代办。之后他被卡普拉拉红衣主教取代，后者被任命为正式的教皇亲身代表。卡普拉拉红衣主教9月就到达了巴黎，但是直到隔年的4月9日，第一执政才接见了他。
我们则将里昂大主教派往罗马充任大使。他是第一执政的表舅。拿破仑的外祖母在二婚时嫁给了费沙先生。费沙先生当时是瑞士雇佣兵团的上尉，被热那亚共和国雇佣驻扎在当时还属于热那亚的科西嘉岛。里昂大主教就是这段婚姻的结晶。本来在大革命开始时，他已经离开了教会，以俗世身份生活在意大利。他在雾月政变后重新回到了教会中，在他外甥的帮助下，他迅速爬到了教会权势的顶点。1801年，他被任命为里昂大主教，两年后，又被提拔为红衣主教。他到罗马是去接卡科的班，后者在《教务专约》签订时是我们驻罗马的代办。《基督教的特性》一书的作者德·夏多布里昂在大赦后结束逃亡回了法国。他的亲密好友丰塔纳先生，将他引荐给了第一执政的妹妹巴乔基公爵夫人，以及他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这对姐弟对外宣布他们将赞助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而《基督教的特性》一书在法国出版时，正值基督教在法国的复兴，因此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因为此前宗教思想被压迫了太久，在获得解放后，它们传播得比以前更快了。这是这本书出版的最佳时机，第一执政本人也很欢迎这本书的出版。归功于巴乔基公爵夫人对作者的支持，加之第一执政对于这本支持他观点也支持《教务专约》的书籍的出版也非常满意，第一执政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报答的恩情。他遂将这位作者任命为驻教廷使团参赞。
《亚眠和约》的谈判与签订始末
第一执政对我方从埃及的撤退感受很深。克莱贝尔的不幸去世是一场灾难，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法国很可能可以保持在埃及的战果。《伦敦和约草案》的签署有力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埃及战役的失败上转移走了。第一执政自就职以来一直谋求的目标终于达成了。
此前，他首先尝试过直接请求英国国王帮助双方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和平协定，这一请求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之后，双方尝试过第二次和谈，但是当时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新上任的政府位置还不稳固，谈判也无疾而终。而当《吕内维尔条约》实现陆上停火后，即使是诸如小威廉·皮特、邓达斯或是格伦维尔这样的主战派也意识到必须要和法国议和了。因此他们自觉地辞去了职务，为新政府让出了位置。在英国的贵族和商人们眼中，他们这样做是不愿意承担政治实验的责任，而实验终将证明和平对于这两个重要阶级来说才是最优解。
当时马上要由阿丁顿和霍克斯伯里接掌的英国内阁，发布了他们将像捕获战船一样抓捕法国渔船的命令。当时法国驻伦敦专员是奥托先生，他正在为双方交换战俘而进行活动。在接到这样一个违反了所有战争规则的命令后，他宣布自己已经获准离开英国。他在英国继续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但是法国政府不会采取报复行为，法国军舰也会戒绝与渔船的接触。作为对法国专员这一布告的回复，英国的新内阁取消了这一针对法国渔船的命令。这一命令本身就让这场战争显得原始，为文明国家所不齿。而这一命令的取消则表明了他们对我们敌意的减轻。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中，英国政府抛出了和解的可能性。事实上，仅仅一个月之后，奥托先生就接到英方的通知，希望可以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到巴黎参与和谈。第一执政热情地欢迎了这一提议，他授权奥托先生接受英方的提议，并尽快开始前期谈判。我们给奥托先生的指示是，在谈判中不需要虚张声势，但是最好可以确定和约的基础条款。霍克斯伯里勋爵之后交给奥托先生一份他亲自手写的概要，其中包括了英国可以同意的和约内容。这些条款规定法国应当将英国最宝贵的殖民地——埃及和马耳他，正式割让给英国。我方此前就认为这些条款不可接受，第一执政也拒绝了它们。这时，霍克斯伯里勋爵询问法方的谈判要求是哪些，奥托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些提议：
埃及归还奥斯曼帝国；
马耳他的城防将被拆毁，并交回给马耳他骑士团；
锡兰岛割让给英国；
好望角及其他殖民地归还法国及其盟友；
葡萄牙保持其领土完整。
英国政府针对这些条款开始讨价还价，但是他们同时也宣称他们愿意接受关于马耳他的条款。英国放弃了它对马提尼克的声索，但是期望保留当时的西属特立尼达以及法属多巴哥，同时荷属的德默拉拉、埃塞奎博以及伯比斯应该成为自由港；英国同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愿意放弃特立尼达，但是作为交换它将保有法属多巴哥、圣卢西亚以及荷属德默拉拉、埃塞奎博以及伯比斯。
这两个选项都会让法国面上无光，因为它必须要牺牲荷兰或西班牙中的一个。为了避免让这些国家丢失英国主张的这些重要殖民地，第一执政同意放弃多巴哥，但是英国政府拒绝仅仅获得这一个小岛，即便奥托先生之后追加了库拉索也于事无补。
最终，经过6个月的谈判，双方签署了《伦敦和约草案》。其主要内容是：法国及其盟友将保有它们除锡兰和特立尼达外所有的殖民地，好望角将开放给双方进行自由贸易，埃及归还给奥斯曼土耳其，各方承认爱奥尼亚群岛共和国，葡萄牙保持其领土完整，英国人将撤离马耳他并将其归还给马耳他骑士团，该岛的独立权利有待商定。双方都同意最终的和会将在亚眠举行，到时候双方将最终解决一些现在还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应该回顾一下拿破仑在此前英国于1800年拒绝求和之后写下的几点看法，这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的事情。
1.英国内阁会不会拒绝第一执政的求和提议，从而背负延长战争苦难的骂名？
皮特之所以拒绝谈判，是因为他期盼战争的继续将迫使法国不得不请回波旁王室并将比利时还给奥地利。如果这两个要求合理合法，那么他大可以拒绝和谈而不用担心名誉受损。但是，如果这两个要求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他就会让他的国家背负战争的丑恶。现在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共和国已经获得了欧洲各国的承认。经过1796年马姆斯伯里勋爵和督政府之间的协议，英国自己也承认了共和国。这位谈判代表拜访了巴黎和里尔，并和夏尔·拉克鲁瓦、勒图尔纳以及马雷等督政官进行了谈判。退一步说，让波旁王室返回法国根本不是战争的目标。而比利时诸省是奥地利皇帝早在1797年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中就割让给法国的。当时马姆斯伯里勋爵在里尔的谈判中也代表英国接受了这一点。比利时诸省现在在法理上是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想要把它们分离出去就是要篡夺、撕碎、解体一个大家都承认的政权。
2.拒绝这一提议到底是不是一件好的政策，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
皮特拒绝和谈的政策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呢？他难道真的期望通过延长战争来获得比利时吗？通过让世界重返和平，并因此获得更长远的利益难道不是更明智的策略吗？如果他同意和谈的话，撒丁国王、那不勒斯国王、托斯卡纳大公和教皇都将重获王位，并巩固自己的王位，奥地利也肯定会获得米兰，法国也会退出荷兰、瑞士和热那亚。英国说不定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那些国家去呢。奥斯曼土耳其将重获埃及，骑士团将回到马耳他。而获得锡兰、好望角和特立尼达的英国将可以确保自己在西印度和东印度的存在。对于1799年的英国来说，这是多么美妙的战果啊！这些好处都是实打实的，而他们后面落空的那些妄想则本来就不切实际。1799年时，反法同盟在意大利的确处于上风。但是它们在瑞士、荷兰以及东方都遭受了失败。法国刚刚经历了政权交换，一位军事才能和知识储备都久经考验的人代替了五个窝里斗的庸人[68]。是整个民族的期盼将这个人送上了权力的宝座。仅仅是听到他的大名，旺代的叛军就臣服了，俄军也直接撤回了维斯瓦河[69]以东。格伦维尔勋爵自己也承认，就算第一执政愿意放弃比利时，法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这是一场获得法国举国上下支持的战争。柏林、维也纳和伦敦在1799年还可以自欺欺人，毕竟当时情势还刚有新的展开。但是，英国政客们到了1800年还在犯同样的错误难道可以被原谅吗？1800年的战争大概率是会倒向法国这一边的，她将重新征服意大利。就算她在意大利获得的是惨胜，英国想要让法国割让比利时也将意味着长期的巨额金钱补贴。因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英国必须要拉拢奥地利、沙俄和普鲁士，或者至少它们中的一个。而1800年的战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英国达成这个目标的。人总是不能高估自己的机会的。
3.法国需要继续打仗吗？
共和国的利益和英国的利益是相反的。如果共和国当时签订了和约，那肯定是在她失去整个意大利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她因为一场结果未定的战役就撤退了。这不光是不体面的，更会促使欧洲的所有王公联合起来对抗她。1800年的战争怎么看都是在朝着对共和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俄国人退兵了，旺代的叛乱平定了，国内的各种势力得到了控制，而人民则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只有在恢复了意大利的力量平衡之后，共和国才能，也才应该求和。签订任何劣于坎波福尔米奥的和约都只会伤害并威胁她自己。在当时法国那种混乱而无主的情况下，战争对于维系国家的能量和统一都是必要的。否则，其他国家将会要求共和国减税并削减军队数量。如此一来，两年之后，法军将会以更大的劣势站在战场上。
4.在这一情况下，拿破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拿破仑需要战争。数次意大利战役、坎波福尔米奥议和、远征埃及、雾月政变、人民共同的那种将他送上高位的愿望毋庸置疑地提升了他的地位。一份劣于《坎波福尔米奥和约》的协议将会断送所有他在意大利的斩获，因此会改变法国的精气神。这样他就不会拥有那股强大的力量，并用以结束大革命。他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持久的政权。他当时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伦敦的答复。当英国拒绝议和后，他内心是窃喜的。英国的寡头政府越是侮辱共和国，就越是在帮拿破仑的忙。他对自己的一名部长说：“这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答复了。”从那一刻起，和这些头脑发热的政客打过交道后，他就知道自己实现天命的道路上没什么阻碍了。皮特固然拥有许多议事技能，对国内事务也了如指掌，但是他对政治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一直以来，英国对于欧陆事务都知之甚少，尤其是不了解法国国情。法国的荣耀达到了顶峰，整个欧洲都臣服于她。而就在侮辱了法国的仅仅几个月后，格伦维尔勋爵就不得不跟法国签订和约，一份远比《坎波福尔米奥和约》对我们有利的和约：我们由此获得了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纳。
但是要是我们东方军团的指挥权没有因为刺客的匕首而落入一个虽然优秀却毫无军事才能的人手中的话，埃及就会永远是法国的一部分了。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认为，如果克莱贝尔还活着的话，阿伯克龙比将军是肯定会被击败的。当时奥斯曼政府已经表露出将埃及割让给法国的迹象了。这狂热的20年是多么重大地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平衡啊！
想要不慢慢品味1801年的这段绝妙的时光是不可能的。拿破仑成为政府首脑才过了不到两年，共和国的伤口就都开始愈合了。金融秩序得到了恢复，公共秩序获得了重组，我们起草了《民法典》，旺代的叛乱被平定，教会再次得到统一，巴黎和地方各省都如火如荼地进行基础设施的翻新和修饰工作，四处都在修建道路和运河。我们和美国、奥地利、普鲁士、沙俄、巴伐利亚、奥斯曼土耳其、巴巴里海岸的摄政们[70]、那不勒斯、西班牙、葡萄牙都签署了和约。为这些和约锦上添花则是与英国签署的和约草案。同时，政府将在即将到来的雾月18日在整个共和国举行一场庄严的周年庆典，庆祝我们自这一天以来取得的无数成就。
签署与英国的和谈条约草案后过了8天，双方都指派了各自的谈判全权代表：法方选择了代表法国谈判《吕内维尔条约》和《教务专约》的约瑟夫·波拿巴，英方则选择了康沃利斯勋爵。
英方全权代表在一个月后抵达了巴黎。双方在巴黎召开了一些预备会议。从这些会议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焦点所在就是马耳他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一年后会导致和会暂时中止。双方就这一问题唯一可以谈的地方似乎就是选择一个第三方来保证这个小岛的独立；在亚眠和会的讨论中，双方还会多次探讨这个问题。
1801年12月初，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始了。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71]也列席参加了协商。西班牙代表是当时的西班牙驻法大使达萨拉爵士。巴达维亚共和国则派出了希默尔彭宁克先生，他是这个法国建立的共和国的全权驻法公使。两位公使与其说是参与者不如说是见证人。在1802年1月前，达萨拉爵士都没有来到亚眠，或是参与任何相关的讨论。英国内阁此前曾想要派团参加吕内维尔和会，现在抗议荷兰和西班牙使团参与亚眠和谈，并宣称法国在荷兰和西班牙政府中有太大的影响力。康沃利斯勋爵后来没有再坚持这一要求，看来只是走个过场罢了。会议的商讨在法国和英国公使的住处交替使用法语进行。刚开始的几场讨论是围绕着马耳他展开的，英国代表似乎很后悔此前过分简化了这个问题。英国公使看起来对这个小岛未来的命运很是关注。他希望该岛的驻军可以由多国驻军来保证。他也要求，如果法语继续作为岛上的官方语言的话，那么英语也应该是官方语言。法国代表则要求马耳他骑士团由一个宗教军事骑士团转型为一个慈善性质的骑士团，岛上的城防措施应该全部拆除。该岛将成为一个大型检验检疫站，开放给所有在地中海和黎凡特地区有贸易活动的国家使用。英方代表拒绝了拆除城防工事的要求，因为和约草案中有一条专门规定了该岛应该被恢复成战前的样子。
因为和约草案中还有许多诸如选择马耳他的保护国等有待讨论的条款，英国政府对于凡是有关马耳他的和约草案条款都多有顾忌，并严格要求遵照草案的文字描述的这一点和它费尽心机地想要歪曲草案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原来英国当时坚持拒绝拆毁马耳他的城防是有私心的，这一点在此后他们撕毁《亚眠和约》时才为世人所知。双方都从各个角度检视并小心仔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可以迅速达成共识的。但是，事与愿违，困难越讨论越多，不光是关于这一个条款，甚至蔓延到了和约草案中的其他条款上。
终于，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在此期间法方代表的精明和克制多次受到考验——双方终于签署了条约。那只在吕内维尔公正地指导了和会进程的手，在亚眠签署了海上和平协定。那些由草案打下基础的条款在最终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荷兰在最终条约中还减少了损失，好望角被归还给了它。
而双方激烈争论的马耳他问题，与其说是被解决了，不如说是被避开了。马耳他将被归还给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法语和英语都不会是岛上的语言，人们在岛上将说马耳他语。英国军队必须在3个月内撤出马耳他岛。当地驻军的一半将由马耳他人担任，另一半将由那不勒斯国王派出2000人来补充完整。马耳他的独立将由英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沙俄、普鲁士共同保证，同时该岛宣布永久中立。
迪皮伊先生是此次法国代表团的秘书。他此前曾在动荡时期担任法兰西群岛[72]的行政长官9年，并成功地将其保留在了法国。因为在此次谈判中立下的功劳，他被任命为国务参事，并在此后被选入护宪元老会。他的妻子是那不勒斯王后的近侍之一，他的女儿则在日后被皇帝许配给了德·奥德纳尔德先生，他是皇后的骑术教官之一。
就像在吕内维尔时那样，波塔利斯代表的儿子也一同来到了亚眠。在这两个条约的间歇期，他和一位荷尔斯泰因家族的小姐结婚了。在果月政变[73]的动荡中，他的父亲曾在她的家中避难。
英方在和会上的代表康沃利斯勋爵，是一个68岁上下的正直的老人。他身材高挑，面相高贵，是一个行事坦荡而善良的人。他的秘书是梅里先生，似乎是唐宁街专门指派给前者的，负责缓和他那从军队中带来的坦率作风造成的影响。这位秘书拥有典型的英式内敛性格，特别难对付。他那棘手的态度和英国代表坦白和善的风格完全不同。尽管遇到了许多问题——针对具体字眼的争吵，英式外交的老旧常规、又长又晦涩的便条以及谈判途中产生的大量问题，这两位代表的合作还是挺愉快的。出现的问题也不都是梅里先生的错，康沃利斯勋爵也不止一次地以权压人。
而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情，更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位英国代表光明正大的行事风格，为这位值得敬重的代表的任务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当时，最后一次交涉已经结束，双方已经就最终的条约达成了一致，双方也立誓肯定会签字。庄严的仪式将于翌日在市政厅中举行。而就在签字仪式的前一晚，一位从伦敦来的信使带来了要求康沃利斯勋爵修改条款的命令：将涉及为战俘提供衣食的金额的某些条款修改得对英国更有利。康沃利斯勋爵此前已经向约瑟夫·波拿巴宣告任何事情都不会阻碍和约的签订。因此，尽管受到了政府给他要求更改条约为英国获得一笔补偿金的命令，但他考虑到自己已经进行了宣誓，因而宣告他不会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
3月15日早上11点，步兵和骑兵分列前往两位代表的住所，将他们的马车护送到了市政厅。现场演奏着军乐，民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市长和他的副手们接待了两位代表，当地的省长和其他官员也向他们表达了祝贺。在法国代表的命令下，我们正式宣布签字仪式即将开始。市政厅的大门洞开，人群有秩序地进入市政厅。两位代表随后庄严地签署了和约，并且热情地拥抱了对方。他们的拥抱是如此热情，以至于市政厅内爆发的掌声余音不绝，不止一名看热闹的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晚，整个城市灯火通明，一出慈善戏剧也在市内上演，所有收入都被捐给了穷人。迪皮伊先生担负起了将条约带回巴黎的重任。在他抵达的一个半小时后，荣军院的礼炮向全城通报了这个好消息。巴黎城中大大小小的广场上，人们庄严地宣告和平的降临。
正是在亚眠谈判的其中一次会议上，英国代表透露了一个承认第一执政为法国国王的提议。这和格伦维尔勋爵在1800年所说的话已经大不相同了。新一届的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想要召回旧王朝的王公们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想要把他们重新扶上他们原来的宝座，不论是对他们的仆从还是对找回他们的人来说，都将充满艰难险阻。而这些困难难道不会让他们怀疑这个召回他们的人吗？他们近侍的成见和浮夸、新崛起的势力、人们思想上的革命、新的政治制度、新的军事制度，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在合力反抗波旁王朝在法国的持久复辟吗？
不管怎样，拿破仑没有理会这一暗示。他不想依靠外部势力的恩典来行使统治权，更不需要获得外部势力的许可。当两年后，法国再次抬起王座时，他加冕为皇帝，而不是国王；他的统治绝不是波旁王朝的延续。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曙光初露了，欧洲已经被改变了。拿破仑不想重建一个专制王权制度，他想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
普遍和平，即反法同盟一直拒绝给予拿破仑的这一和平，肯定会使得人们有时间完成那些本来只是临时性的制度。当时的情势使得我们只能采取独裁制度，而当时的一系列措施也只是暂时的，终究是会被一个顺应时代的政治制度取代的。而拿破仑绝对是建立这一制度的最佳人选。在这里我必须要愉快地提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1827年3月3日，在众议院的一次议程中，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就一份在科西嘉重新设立陪审团制度的请愿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认可了帝国政府在该省仅仅是暂停而不是摧毁了这一制度。他同时还补充说，帝国政府当时大部分的措施都是暂时的，有朝一日都是会取消的。
英国和法国的公使都把自己的住所打理得很好。我们常常交替着被邀请到两人的住所。希默尔彭宁克先生在家中举办了许多茶会，他的妻子和长女会充当招待大家的主人。希默尔彭宁克夫人在巴黎留下了风姿绰约的名声。她深谙既做贤内助又当好母亲的方法，并大获成功。她的女儿当时16岁，生着一张俊俏的脸庞。她的坦率和谦卑吸引了公使团里所有的年轻小伙子。这个家庭中的每个人在一呼一吸中都散发着简单而又淳朴的美德。
有时候我们必须往巴黎或伦敦派出信使，从而就谈判中的重要内容获取更多的指示。在等待他们归来的间隙中，我们在索姆省安排了几次短途出行。我们在圣瓦莱里看了海，还在阿布维尔参观了服装和地毯厂。
康沃利斯勋爵每天都会在巴黎的路上骑马，当作锻炼身体。此时陪伴在他左右的一般都是他的儿子奈丁格尔上尉，他是以这个名字将他儿子介绍给我们的。而他的儿子布罗姆勋爵，以及他的女婿辛格雷顿上校也来和他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晚餐后，康沃利斯勋爵和奈丁格尔上尉一般都会回到勋爵的房间里，整夜饮酒，这也是英国的风俗。
条约签订后过了两天，康沃利斯勋爵就返回了伦敦。在离开亚眠前，他从这里的多处工厂购买了许多棉绒，并把它们带回了英国以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先进性，这算是对亚眠的恭维吧。归功于他正派而崇高的性格，他离开后，留下了值得尊敬的名声。他当时认为参与条约的签署将会是他漫长而光荣的职业生涯中最后的一个行为，他还因此祝贺了自己，可以用一次和平的使命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他就接受了去印度就职的任命。在到达印度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在谈判期间，法国公使都住在德·福勒维尔先生的家里。这位先生曾经是制宪议会[74]的成员，并以其观点的极端而闻名于委员会的右派成员。当时尚在中年的德·福勒维尔夫人还是非常漂亮的。在失去了她如偶像般崇拜的儿子之后，她出于极度的悲伤，将她儿子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之后保存在了卧床的下方。她的女儿嫁给了米尼耶将军，也是索姆省的长官。德·福勒维尔夫人从小接受的是和男人一样的教育，她会勇敢地骑马、击剑以及游泳。同时，这一男性化的教育也没有抹去她身上的卓越的女性特质，尤其是她的和善、谦卑。
基内特先生当时是索姆省的省长。他时常会在傍晚举办派对，总能聚集一大批出色的宾客。亚眠市长德布雷先生也会在他的家中举办雅致的聚会。我们曾经被邀请去聆听一次朗诵。朗诵的内容是《绿绿》[75]这首诗中还没发表的一首题为《缝纫工厂》的歌曲。这首歌是在作者的笔记里翻找出来的，由作者的一位亲戚演绎。演唱者浓厚的鼻音不论怎么听都没有增强这首歌的美感。这首歌感觉上远远不如格雷塞创作的其他歌曲，但是又的确有他作品的那种风格以及那种语言的连续性。这首歌肯定是被其作者藏了起来的，而作者肯定也是作品质量最好的裁判，其评价也是最不会遭受质疑的。我相信自那之后，这首歌最终还是被出版了。这一个小插曲提醒了我们，亚眠以格雷塞为荣，而我们正站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
路易·波拿巴的婚讯
1802年1月份，正是在亚眠和会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听闻了约瑟芬夫人的女儿奥坦丝·德·博阿尔内[76]和日后成为荷兰国王的路易·波拿巴的婚讯。这桩婚事是强行撮合的，两人的心其实都另有所属。在远征埃及之前不久，彼时还是拿破仑的侍从官的路易·波拿巴在前往圣日耳曼大街康庞夫人管理的学校找他姐姐卡罗琳时，经常会见到他姐姐的一位好友欧亨尼娅·德·博阿尔内小姐。他深深地爱上了她。当他接获前往土伦的命令并在那里等待出发远征的时候，他的心中充满了与所爱之人被迫分离带来的痛苦。贝尔纳多特当时开了一个恶趣味的玩笑，将三色旗高高悬挂在他临时充作大使馆的房屋上，这激怒了维也纳的市民。因此拿破仑将军不得不推迟自己离开巴黎的旅程，因为当时这位督政官害怕这一事件会让欧陆战火重燃。在此期间，在拿破仑出发前往埃及的头一天晚上，欧亨尼娅小姐嫁给了拿破仑的另一位侍从官拉瓦莱特。
路易·波拿巴第一次接到奥坦丝·德·博阿尔内小姐的婚约，是在他刚从马伦哥战役的战场上归来的时候。那时的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因此拒绝了婚约。为了避开后续的纠缠，他自荐要求前往普鲁士，期盼可以被派遣到波茨坦去。此后他被任命为掌管第五龙骑兵团的上校，并在他姐夫伯克莱尔将军的麾下一同前往葡萄牙。途中，一场小病小痛发展成了痼疾，迫使他在巴雷日停留并用温泉疗养。在他返回巴黎后，他接受了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小姐的婚约，后者也是百般不情愿才同意的。
这个强扭的结合也为此后一次黑暗的诽谤埋下了隐患。路易·波拿巴夫人在婚后的第10个月诞下一名男婴。第一执政对这个孩子的偏爱更是给这个骗人的流言火上浇油。尽管其被证实是荒谬的，但是这个流言，加上他们之间本就缺乏感情，趣味也完全不同等原因，都使得这对夫妻之间矛盾重重。
约瑟芬夫人是急切地想要撮合这段姻缘的。她经常害怕拿破仑会因为她没有生育能力而跟她离婚。因此她希望通过尽可能地增加她和拿破仑之间的联系来让后者更难与她离婚。当时教堂还没有重新获准开门，因此婚礼庆典是在胜利路上一所房子的客厅中举行的，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为这对夫妻赐福。而缪拉此前结婚也不是在教堂进行的，这次一起补上了赐福仪式。人们都说第一执政并不打算借此机会为他和约瑟芬的结合祝圣。他和约瑟芬的婚姻只是普通的民事结合。而他此后和约瑟芬离婚时，人们才注意到这一件此前完全被忽略了的小事情。
* * *
[1] 巴黎大学下属的学院之一，后被拿破仑指定为法兰西学会所在地。（编者按：全书脚注如未做说明，则为译者所添加。）
[2] 原文此处使用拉丁语表达：invitâ Minervâ。
[3] 帕利索，全名夏尔·帕利索·德·蒙特诺瓦，18世纪法国著名的剧作家。
[4] 舒瓦瑟尔公爵自1758年至1770年担任法国首席大臣。《哲学家们》于1760年首演。
[5] 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名作，蒲柏对莎士比亚作品大胆的改编使得他遭到当时英国学界的普遍批评。于是他写作了《群愚史诗》，将他的批评者们统统讽刺为“沉闷女神”的宠儿。
[6]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舒瓦瑟尔的盟友，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当时法国的朝政。
[7] 帕利索的学生，下文会出现。
[8] 此处及以后出现的“波拿巴将军”“将军”“总指挥官”等若无特别告知，都指的是拿破仑。
[9] 原文：Crois-tu d’un tel forfait Manco-Capac capable？句尾发音重复，故读音拗口。另因剧名与主角人名相同，故此句可作两种解释：一为译者勒布朗神父的原意“你相信曼科·卡帕克竟能犯下如此罪行吗？”，二为“你相信《曼科·卡帕克》这部剧竟译得如此差吗？”。法兰西学院多位文学批评家曾以此句一语双关地表示批评，后成为谚语。——编者注
[10] 法国政治人物，少年时期以诗作受到启蒙运动领导人的赏识。大革命爆发后曾担任国民立法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督政府督政官及元老院议长等职，屹立法国政坛数十年。
[11] 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弟子之一。——编者注
[12] 一种源自英国的纸牌游戏，桥牌的前身。
[13] 皮埃尔·高乃依，17世纪法国著名剧作家，与莫里哀和拉辛并称三杰。
[14] 拿破仑的弟弟，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日后成为荷兰国王。因反对拿破仑对英国和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被迫退位，于1846年逝世。
[15] 法国南部港口小城，位于土伦和尼斯中间，受命从埃及班师的拿破仑在此登陆。
[16] 科西嘉首府。
[17] 法国南部最主要的军港。
[18] 即《法国一七九五年宪法》。——编者注
[19] 拿破仑的长兄。——编者注
[20] 保罗·巴拉斯，是当时督政府的五位督政官之一。
[21]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是当时督政府的外交大臣。
[22] 1800年在今德国南部进行的一次战役，最终法国取得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终结了第二次反法同盟。
[23] 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社会普遍以“公民”取代“先生”作为对男性的尊称。
[24] 指当时西班牙海军统帅唐·约瑟夫·马萨雷多。
[25] 指意大利西北部港口城市瓦多利古雷。
[26] 我听到别人说起，皇帝在年轻的时候，每每读到阿尔诺·巴屈拉尔的《情感的考验》，都会忍不住落泪。——作者注
[27] 法国作家卢梭创作的单幕歌剧。——编者注
[28] 他对《新爱洛伊斯》的评价和伏尔泰差不多。至于他对卢梭的政治理论有什么看法，下面这段文字可以证明。这段文字是斯坦尼斯拉斯·吉拉丁在回忆录里提到的，这位作者的秉性有口皆碑，因此这段记录应该是真实的。下面就是这段题为《第一执政造访埃默农维尔》的文章。来到杨树岛后，第一执政在让-雅克的坟前停下了脚步。他说如果这个人从未存在过的话，法国会获得更长久的和平稳定。这时吉拉丁公民问道：“执政公民，您为何这么说呢？”拿破仑回答说：“因为正是这个人为法国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对此吉拉丁回复说：“执政公民，我相信您总不会抱怨这场革命吧。”拿破仑回应说：“哈哈，我是不是和卢梭一样打破了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宁，估计只有未来的人才能评断了。”说完他就又如往常那样闲庭信步了起来。吉拉丁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曾在我以及其他人的面前说过同样的话。——作者注
[29] 虽然他对意大利音乐情有独钟，但是这不能成为剥夺他法国人身份的理由。有人攻击他有意大利人的秉性，而且只讲意大利语，这是错误的。鉴于这种谬论今天已经没什么市场了，我也就不打算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不过，我希望借此机会引述一段美国报纸《美利坚先驱报》当时关于此事的评论。这段评论的作者是世界上最了解皇帝的人之一，两人之间的友谊就如血缘那般牢固。
“拿破仑不是在意大利出生的，他于1769年8月15日生在科西嘉岛上的阿雅克肖。这个岛自1764年开始就被法军占领了。1768年，这个岛就被整体并入了法国。在率领法军打进去之前，拿破仑从没去过意大利。因此他不可能沾染上意大利人的习性。他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在1777年被任命为科西嘉省的代表，进入宫中。他带着拿破仑上了路，并把后者留在了勃艮第的欧坦，接受初中教育。之后，这位父亲又为自己的儿子在香槟的布里埃纳军校拿到了一个学位。拿破仑此后从那里继续前往巴黎的军校学习，并在1787年被任命为了炮兵军官。因此，他一句意大利语也不会说。考虑到他从小就去了勃艮第、香槟以及巴黎，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法兰西式的，而且是旧法兰西式的。他在马赛时，当地还驻扎着从瓦朗斯以及格勒诺布尔而来的部队。他从中结识了前制宪会议成员穆尼尔、雷纳尔神父以及其他的支持自由思想的人。他张开双臂拥抱了这些思想。在他第一次休假时，他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主要是为了做些历史研究，当时他在写一篇关于科西嘉革命的论文。论文以优美的法语写成，他将其寄给了雷纳尔神父。这位著名的作家在给他的回复中提到，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一流的才华。拿破仑根本就不会讲意大利语。他在短暂造访家乡科西嘉的时候，学习了几个词，在意大利打仗的时候，又学习了几个词，不过这是军官们都会做的事情。不过，与某些人的说法相反，拿破仑这辈子除了法语之外从没有完美掌握过其他任何一门语言。”
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拿破仑确实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作者注
[30] 出版的这篇讲稿是从《里昂学院档案》中摘录的。其中并没有提到拿破仑，头奖被颁给了道努先生的作品。——作者注
[31] 圣勒伯爵是路易·波拿巴在退位后的封号。
[32] 第一执政是执政府时期拿破仑的头衔。
[33] 发动叛乱的保王党。
[34] 1812年的一起失败的反对拿破仑的政变。
[35] 全名盖乌斯·梅塞纳斯，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
[36] 1798～1800年间美国和法国曾短暂地在加勒比海爆发海战，但是双方并没有正式宣战。
[37] 今海地，当时法国在加勒比海最富庶的殖民地，1791年爆发了独立起义。
[38] 此处单位是法国古里，1里约合4千米。
[39] 出自法国诗人雅克·德·里尔的著作《花园》。法语原文是：Sa masse indestructible a fatigué le temps.
[40] 摩尔人是欧洲对中世纪时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地区的穆斯林的称呼。
[41] 指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德·博阿尔内。
[42] 拉法耶特在公投中反对任命拿破仑为终身执政，是当时极少数投下了反对票的人。
[43] 关于约瑟夫·波拿巴领导下的我们在吕内维尔条约、教务专约以及亚眠和谈中的外交往来的记录，都是基于官方资料的。补充的部分则主要是关于下列议题的一些细节：允许一名英国代表参加在吕内维尔的谈判，条约中提及的赔款分担稍微偏向莱茵河左岸丧失领地的亲王们一点，以及亚眠和会前在伦敦进行的前期谈判工作。——作者注
[44] 指1801年英法重启和谈，并最终于1802年签订《亚眠和约》。
[45] 圣詹姆士宫是英国王室的正式皇宫，因此圣詹姆士朝廷也就成了英国朝廷的别名。
[46] 指小威廉·皮特，1783年至1801年任英国首相。
[47] 此处的德意志人的皇帝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
[48] 欧洲的教堂多以哥特式风格修建，因此此处指代教权。
[49] 旧法国长度单位，1托阿斯=1.949米。
[50] 指1800年12月24日发生在巴黎的一次刺杀拿破仑的“圣尼凯斯路密谋”。“杀人机器”是密谋者为简单爆炸装置起的名字，故此次密谋也被称为“杀人机器密谋”。小胡子是一条通信犬。
[51] 即路易十八。——编者注
[52] 沙俄著名将领，1800年去世。
[53] 古希腊预言家和诗人，传说他在洞窟中沉睡了57年，醒来就获得了预言的能力。
[54]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喜剧的缪斯女神。
[55] 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位于雷根斯堡。
[56] 斯塔尔夫人：法国评论家、浪漫主义文学家，代表作有《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德国与德国人的风俗》《法国大革命主要事件思考》等。——编者注
[57] 詹巴蒂斯塔·卡斯蒂：意大利诗人、戏剧家，代表作有《会说话的动物》《野兽的宫廷和议会》等。——编者注
[58] 梅塔斯塔西奥：查理六世御用诗人，意大利戏剧家，曾为裴高列西、莫扎特等作曲家的多部歌剧撰写脚本。——编者注
[59] Bacciocchi这个姓氏在意大利语中的谐音可拆分为两个词：Baccio意为“美丽的”，occhi意为“眼睛”。——编者注
[60] 巴乔基公爵夫人本名埃丽萨·波拿巴。
[61] 马尔梅松城堡是拿破仑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的居所。
[62] 当时的俄罗斯沙皇。
[63] 当时法国的官方报纸，政府公告均在此报上发表。——编者注
[64] 当时的伊特鲁里亚国王路德维科一世出自西班牙波旁王朝。
[65] 在路易十五登基初期，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担任摄政王。——编者注
[66] 罗马城的建立者及第一任国王，后世史学家猜测他是被元老院谋杀的。
[67] 原文使用拉丁语：Vir bonus et dicendi peritus。
[68] “五个窝里斗的庸人……”指督政府的五位督政官。
[69] 维斯瓦河在今波兰境内，自南向北将波兰分成两半，并注入波罗的海。
[70] 巴巴里海岸是当时欧洲对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称呼。
[71] 1795年至1806年间法国在今荷兰领土上建立的傀儡国。
[72] 今毛里求斯。
[73] 1797年督政府发动的政变。
[74] 正式名称是“国民制宪会议”，1789年至1791年间存在。
[75] 原文是Vert-Vert，讲述了原本只说拉丁语的鹦鹉因学习世俗语言在修道院被捕的幽默故事，德籍法国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同名三幕歌剧《绿绿》。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喜欢念这首诗。
[76] 她是约瑟芬的养女，与拿破仑并无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