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夏尔维勒中学在那个秋季学期开学的话，阿蒂尔·兰波也许就会放弃他的流浪生涯，安定下来继续学业。但“国防政府”继续打仗，学校里大部分的老师不是上了前线就是在做志愿警察。此外，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已经被普鲁士占领的地区，他们的父母忙于为征服者服务，没有时间来考虑教育这种小事。因此，只为来自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的学生开学被认为毫无必要；尤其是在学校自己的建筑被临时征用为医院的情况下：如果开学，还要给学生们找新的宿舍。
对于阿蒂尔·兰波来说，这样的生活让没有固定职业的他不得不变得无所事事，这对他而言是一场灾难。如果他能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入伍成为一名士兵的话，一切就都好了，但十六岁的他还是看起来过于年少，因此每次报名都会被拒绝。和德拉艾一起，他大部分的时间在乡间漫步中度过，他们无止境地谈论文学，也特别关注政治。[70]那一年的秋天特别长，仿佛是不愿给前线战斗的士兵带来凛冬的无情一般，天气总是那样温暖柔和。早上的时候，两个男孩会在早餐后去梅济耶尔的布洛涅森林[71]：圣于连森林。之后，他们会一个一个地穿过自巴亚尔时代起就不断增加的堡垒，最终到达一个名叫爱之林的小公园；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任何人打扰地谈话。公园的前面是一条通过两座高高的石墙的碎石子路；接着是一片山楂树丛和著名的椴树大道，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游乐场。这里曾被称作大花园，在大革命之前是一片私人产业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小花园里，远离他人窥视的目光，他们会在温暖的秋日阳光下躺着抽烟。[72]正是在此时此地，兰波很快地收集了许多意象，它们后来成了构成《灵光集》的重要元素。很明显，这几个月中所体验的感觉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也从中发现了非凡的意义。仿佛是因为身处战争和毁灭之中，他对乡间非凡的美有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感知，而这一切都曾被过去的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不久之后，当天气终于变得太冷，让人无法坐在户外时，他们在爱之林对面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座用来储存工具的小木屋。小木屋挡住了无处不在的凛冽寒风，让他们能够相对舒适地长坐几个小时，一边抽烟一边像领退休金的老年人那样聊天。有时会出现烟草不够的情况，而兰波又没有零花钱，所以不得不依靠德拉艾的慷慨解囊，但后者的储备有时也只够两个人抽上一小口而已。但就算是没烟抽，他们只要嘬几口空空如也的烟斗也能满足。他们会带着书来，兰波会大声朗诵给他的朋友听，也会对自己挑选的文字做点评。他有天生的好口才——每年都能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上获奖——而他的朗诵也总能让德拉艾感动。他所选的作品几乎全部是诗歌。尽管他最赞赏的诗人名单中已经加上了魏尔伦的名字，但当时他还没有从对帕尔纳斯派的仰慕中毕业。他对《忧郁诗篇》和《华宴集》都有了解，但战争导致《美好的歌》无法出版。兰波欣赏魏尔伦诗中自由的韵律和技巧上的创新。从《忧郁诗篇》开始，魏尔伦在技巧上的自由度已经高于除圣伯夫以外的其他十九世纪诗人。
但文学并不是两个年轻友人谈论的唯一话题，他们还会探讨政治和当下所需的迫切变革。当时对新政府的激烈批判非常普遍。在夏尔维勒，尽管没有党派，但也很流行批评新政府。在夏尔维勒，那些惋惜旧帝国的灭亡的人和认为新政府有反动倾向的共和派都在谩骂。不出意料地，当时全国各地都大规模流行着各种关于新政府官员谋取暴利、巧取豪夺的谣言，这也一直是法国政治生活的特点。仅施耐德一人就被指控从国家骗取了价值高达40万英镑的武器。和往常一样，有权有势的人们总被传说成叛国通敌的叛徒。但所有的愤怒情绪都在火光四溅的谈话中蒸发无形，人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取代这群让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官员。
即便是兰波这个年纪的男孩也受到了影响；在巴黎公社中，这种出于不满的、对造反精神的普遍同情在不出几个月的时间里突然爆发。兰波开始憎恨一切形式的政府和权威，母亲严苛的管教为这种憎恨煽风点火，最终发展成了行动。他乐意接受，也欢迎一切形式的破坏，只要夏尔维勒能和他习以为常的生活一起被一扫而空地毁灭。他甚至能够不太悲伤地看着他喜爱的爱之林的树木被砍倒，用于阻止普鲁士人的进军。一瞬之间，骄傲地树立了几个世纪的树木都被屠戮般地砍倒，躺在低矮的地面上。有一天，他和德拉艾到了他们最喜欢去的老地方，发现他们最爱的两棵椴树被从根部砍倒，像受伤的巨人一样躺在地上。兰波像眷恋一个女子一样爱着爱之林，他悲伤地凝视着被砍倒的树木；然后，他的眼中突然出现凌厉的神色，他握紧拳头喊道：“有些破坏是必要的。其他树立千年的树可能也被砍倒了；还有其他带来愉悦的树荫必须被我们舍弃。是时候让斧头砍向这个社会的树根了。每个山谷都将被填平，每座高山都将被降低；弯曲的必须变得笔直，粗糙的必须变得细致。豪奢必将跌落进尘土，个人的虚荣必将被节制。尖酸的嫉妒和愚蠢的仰慕必将被取代。”[73]即便在这样的言谈中，兰波都使用了圣经般的语言，这种语言也是后来《灵光集》和《地狱一季》的特征之一。
尽管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普鲁士人还是越来越接近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德拉艾居住的梅济耶尔在12月20日受到轰炸，整个城市燃起了大火。那一天，兰波夫人把所有孩子都锁在了公寓里，不允许任何一个冒着风险上街，因为她害怕失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从阿蒂尔离家出走后，她每时每刻都在为他们焦心。当时，德拉艾和兰波分开两处，而兰波被痛苦折磨着，不知道朋友的下落；除了一段不清不楚的谣言说他家被烧得一点儿不剩、全家人都葬身火海之外，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一找到机会躲过母亲警惕的目光，兰波就跑去了梅济耶尔，在房屋的废墟中寻找他那消失的朋友的踪迹。在那里，他在成堆的瓦砾里寻找着，一个邻居告诉他这家人全都得救了，正住在乡下的亲戚那里。兰波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德拉艾，并给他带去一些能用来打发时间的书。他冒着危险来到了给那家人提供庇护的农场，还带着他最近发现的礼物：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作品集和都德的《小东西》。他把为朋友而担心的情绪和焦急都隐藏在粗鲁、爽朗的快乐之下，也不允许他为自己受到的关心表达感谢。兰波就是这样一个人：和他的母亲一样，他很少用外放的方式表达情感，当别人想要感谢他或表达感激时，他总是感到手足无措。
之后，普鲁士军队来了，并且占领了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而兰波和德拉艾则带着轻蔑的讥笑走在他们中间。但结局将至，巴黎包围战也即将结束。普鲁士的占领持续了135天，那一年的冬天尽管来得有些晚，却是多年来最严酷的一个寒冬。巴黎人被包围战搅得疲惫不堪，对国防政府心生厌恶，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革命的味道。作为巴黎公社中最麻烦的成员之一，国民自卫军在小酒馆里大肆饮酒。那里的葡萄酒依然充足，取代了供应不足的食物，但并不能压抑人们的怒火，也无法平息动乱。1月6日，巴黎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张红色海报。关于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的谣言在城市中传播；1月22日发生了一场暴乱，但这也是最后一次针对投降的抗议活动。停战协定在1月27日签署，第二天，不受欢迎的国防政府下台，把位置让给即将在波尔多选举出的国民议会。随后，让秉持共和派倾向的巴黎感到恐惧和震惊的事发生了：所有外省，除了几个大城镇以外，都坚定地把票投给了右翼保皇派。梯也尔和俾斯麦开始就和约进行谈判，2月19日在凡尔赛形成了和约的初步条款。当和约的内容为人所知后，巴黎人憎恶地将新政府的行为称为叛国，关于首都会开始挑事儿的谣言也不胫而走。军火库中出现武器被盗变成了寻常事，从武器厂偷窃旧式的武器更是家常便饭。出于对未来动乱的恐惧和想从围攻战的威胁中逃跑的愿望，凡是能离开巴黎的有产阶级家庭都去投奔了外省的亲戚。据说当时有10万人离开了首都，但这一缺口很快被补上了：从外省涌入了一群头脑发热的青年和把巴黎看作唯一能与反动势力抗衡的机会的人们。随这些人一起蜂拥而至的还有一群群饿得半死、衣衫褴褛的厌世的复员军人，还有那些什么国籍都有的流氓和冒险者，他们就像以吃腐肉为生的乌鸦一样，总能闻出病躯和死尸的味道。他们像秃鹫一样盘踞在每场革命的上空，聚集在一起，想着能不能在遍地的混乱里为自己谋取些什么，或是趁他们不幸的国家沉溺在痛苦中时获利和探求机遇。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阿拉伯人都打着帮助法国夺回自由的旗号涌入巴黎，但他们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最终，法国还是要遭受折磨、承担损失。
国民自卫军此时开始寻衅滋事，并打算组织造反。他们打算在1月29日在巴黎市政厅建立军事独裁，但当局通过探子发现了他们的计划，自卫军的领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然而，尽管当局不断出力打压，国民自卫军变得越发强大，尤其是那些来自工人阶级大区的营级部队，因为当时属于有产阶级的营队正在自发解散中。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巴黎很快感受到了他们的威力，警察也在他们的面前连连受挫。从成立伊始，委员会就受到来自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强烈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指导公民/选民，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和生产者在代表国家时具有平等的地位”。[74]委员会计划成为一个类似苏维埃的组织，并能够最终在国家政府中无所不能。
国民自卫军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外省，正是那时，兰波决定要再次前往巴黎，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他的祖国争取自由。一年前在杜埃的时候，他曾是国民自卫军的一员，此刻，他很可能希望能够立刻加入巴黎的自卫军。他对离开夏尔维勒的渴望愈加强烈，因为学校事实上已经重新开学了，而母亲希望他能回去继续学业。2月15日，学校在一个由政府租用的废弃剧院里重新开始授课，因为之前的医院还没有把学校的建筑给腾出来。三个火枪手中的两个，德拉艾和拉巴希埃出于对未来职业生涯的焦虑而勤勉、顺从地回到了学校里；兰波夫人希望她的儿子也能这么做。但他对朋友们的行为嗤之以鼻，并决绝地宣称他不会再回学校，在法国面临危难的时刻，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事等他去做，而且他可没有那种登台表演的才华。最后一句话暗指的是学校当时所在的建筑。[75]他卖掉了自己的手表，并在2月25日离开家前往巴黎。当时他手头的钱只够付火车票，于是他身无分文地来到了首都。他不知从哪儿得到了著名讽刺画家安德烈·吉尔（André Gill）的名字和住址，由于他天生的冷静个性，并且极度缺乏世俗的知识和经验，他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未经通知就来到了画家的工作室。吉尔当时不在家，但通往他房间的门从来都不上锁。兰波走了进去，由于旅途的疲倦，躺在长沙发上，很快就睡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吉尔回来时发现的就是这副模样的他。打开自己的房门后，他站在玄关上，惊奇地看见自己的沙发上睡着一个缩成一团的肮脏身影。他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一定遭了贼——但是哪个小偷会来偷一个穷画家的工作室呢——他于是又看了一眼，发现那只是个孩子。他摇醒了熟睡的男孩，说道：“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被突然叫醒的兰波迷糊地坐起来，揉着眼睛回答道，他是来自夏尔维勒的阿蒂尔·兰波，是个诗人，他来巴黎是为了谋生。他的年纪和迷途孩童般的样貌打动了吉尔。吉尔很善良，给了他10法郎，这也是那天他所有的钱，并劝他回家去找自己的母亲。兰波把10法郎装进了口袋，但他没有回夏尔维勒，而是在巴黎的街头游荡，寻找工作，寻找能帮助他、建议他如何谋生和救助祖国的人。[76]他试着联系了革命领袖维尔麦希（Vermersch），他当时住在波德莱尔位于圣路易岛的旧公寓里尝试模仿波德莱尔的诗歌。但最终，兰波没能和他见面。[77]在返回夏尔维勒途中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到在巴黎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或是做了任何有意义的事；他只提了在书摊看见的新的、让人兴奋的书籍；他列出了长长的书单，但似乎只读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他用所剩无几的钱买的，格拉蒂尼的《红铁或新惩罚集》。他在巴黎待了两个星期，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度过了这段时间，只知道他忍受了极端的贫穷和困苦。他似乎是在没有一个人帮助的情况下在巴黎的街头流浪。当时不是去巴黎的好时候，有点钱的人都离开了，城市里也没有多余的食物。兰波吃的是夜里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残羹剩饭、街上找到的面包屑或是从路人手中乞讨来的吃食。因为没有固定的居所，到了晚上，他就睡在桥底下、房子的门口和河岸边停着的驳船上。后来，他在《地狱一季》中写道：
啊！衣衫褴褛，雨水浸坏了面包，酣醉，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我又看见我的皮肉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头发、腋下生满蛆虫，心里还有更大的蛆虫在蠕动，我躺在不辨年龄、毫无感情的不相识的人中间……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可怕的回忆！我憎恨贫穷。[78]（王道乾 译）
2月26日，在俾斯麦的强迫下，当和约初稿起草，梯也尔和巴黎的冲突一触即发，当时兰波就在巴黎。和约的条件比梯也尔预料的更加严苛。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的赔款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普鲁士军队对巴黎的占领要求是对法国最后的侮辱，决不可饶恕。2月25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主要报纸上发表了前一天会议通过的决议。“只要看见普鲁士人进入巴黎，每一个自卫军成员都会立即携带武器前往集合地，并从那里出发行军，抵抗敌军侵略者。”[79]
26日，当梯也尔在凡尔赛签订和约时，4万名男女在午夜走上香榭丽舍大道。但这只是虚惊一场，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中央委员会机关办受到了来自第一国际的更明智的影响。他们建议不要抵抗，因为那只会招来外国士兵对城市的破坏。他们指出，如果攻击普鲁士人，只会让法国反动派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这会“让社会主义改革溺死在血染的海洋中”。尽管人们热情继续高涨，机关办执行了委员会的整体决定。28日，机关办和第一国际联合发布了一张黑边海报，禁止抵抗活动，并命令对侵略者展开和平抵制。这一命令的影响力非常大，当普鲁士人在3月1日进入巴黎、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行军时，他们所受到的攻击仅仅是流浪儿的嘲弄而已。人们安静、悲哀地怒视着他们。没有一家商店或咖啡店开门；没人对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孤立了起来。3月3日，当他们离开时，为净化被侵略者玷污的土地，凯旋门燃起了巨大的篝火。
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已经确实成了控制整座城市的革命联合组织。[80]就在那时，梯也尔计划废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也是巴黎公社运动的导火索。国民自卫军真在准备帮助巴黎抵抗新的独裁政府。首都的情况开始变得振奋人心，但兰波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离开并返回了夏尔维勒。他为了见证和协助抗争而来到巴黎，但当斗争到了关键阶段时，他却离开了，究竟是什么说服了他，让他离开首都？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些评论家声称，他在巴黎公社运动开始后又回到了巴黎，但很难验证这件事的真实性。选举于3月26日开始，巴黎公社于28日正式在市政厅成立。自此，法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当时正在凡尔赛执政的波尔多议会选举政府，另一个则是巴黎公社。由凡尔赛政府发起的第二次巴黎围攻战开始于4月2日。从一封信[81]中，我们得知兰波从3月10日到4月17日和5月13日以后的时间里一直都在夏尔维勒。当然他可能在4月17日到5月13日期间又去了首都；围攻战开始后想要进入巴黎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德拉艾坚称，兰波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去了巴黎，他在4月加入了那里的反抗军，并一直到凡尔赛政府占领巴黎后才离开。[82]这一说法的最后一句有着客观上的错误，因为凡尔赛政府直到5月22日才进入巴黎，而在5月13日，兰波就已经回到了夏尔维勒。德拉艾可能是弄错了日期，他所陈述的还是有可能是事实的。但也可能是他把兰波在巴黎公社运动前的动荡时期对巴黎的造访混淆成了他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前往的巴黎，毕竟德拉艾的书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才写成的。兰波没有提及任何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前往巴黎的经历，但在一封信里，他提到了之前那次造访。除此以外，在一封5月13日写给伊藏巴尔的信中，他写道：“狂怒在催促着我奔向巴黎的战斗，那里有许多工人正在死去，而唯一让我留下的原因就是此刻，我在给您写信。”他提到了自己新的文学理论，这些文字读起来不像出自一个刚刚归家、并像人们声称对抗争的幻想破灭的兰波笔下。[83]在下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不回信那就太可恶了，迅速回信，因为我也许过一个星期就到巴黎去了。”[84]这两封信都不像是一个不到一周前刚回家、对巴黎公社充满厌恶的年轻人所写下的文字。
如果兰波确实在巴黎公社运动期间来到了巴黎，那么这些事件一定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首都待了超过一周的时间。他在巴黎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4月17日和5月13日之间，还要算上步行单程六天的往返时间。他不大可能在4月17日，也就是他给德莫尼写信的那一天，开始这趟旅程；他也更不可能在从巴黎回来的第一天就在极端疲劳和幻灭的状态下写下“通灵人书信”中的第一封信。此外，他似乎也不可能在刚以反抗军的身份参加完抗争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平静的头脑，并在5月13日和15日的信中清晰地阐明他的文学理论。
德拉艾一直宣称兰波在5月13日给伊藏巴尔的信中附上的《受刑的心》是在他从巴黎公社运动中回来以后写的，而且诗中所写的正是他在巴比伦路的军营中遭受的对待：据说他当时受到了士兵们的攻击。有许多人都附和德拉艾的说法，但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观点。但是，也不能排除这首诗其实指向的是他早些时候，在2月底对巴黎的造访。当时他一贫如洗，在城市中流浪，四处寻找能住一晚的地方，而且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军营里和士兵们或国民自卫军一起。可以确定的是，这首诗来自非常辛酸、痛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一经历是发生在3月还是5月，是在巴黎公社运动之前还是之后，这些都不甚重要。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在3月初回到了夏尔维勒，尽管当时巴黎的一切都在呼唤他留下。可能是某次意外的经历震撼并吓坏了他，让他想要回家寻求庇护。尽管他一生都厌恶自己的家乡，但每当外界的环境变得难以忍受时，兰波都会回到家乡寻求庇护。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大量的经历让《受刑的心》有别于所有他早期的作品。这首作品第一次表达了深刻的感受，那是他天性中一道深深的伤口，这个裂口很小，却贯穿他全身的经络，逐渐扩大成《地狱一季》中全盘失守的崩溃。
直到此时，尽管他在知性上很成熟，但从人生经验上来看，兰波依旧是个孩子；他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看不到生活丑陋的那一面。确实，和所有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一样，他有很多关于爱和激情的思考，但这也仅限于文学上。从写于1871年4月之前的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还没有任何性经验，对性也不甚好奇；即便在他的想象中，一切依旧还保持着纯真的孩子气。伊藏巴尔是唯一一个触动过他情绪的人，但他对老师的感情是羞涩的，并且未曾完全表达，可能他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这种感情。在他十六岁造访巴黎时，他纤细的身形、白皙的皮肤和泛红的金色头发让他看起来像个女孩。他可能就是在那时初次体会了性的经验，其残酷和出乎意料让他震惊和愤怒，令他整个人对性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厌恶，并对其充满了抗拒。尽管这次经验带给他的震撼和嫌恶足以让他逃离巴黎、回到家中隐藏自己受到的伤害，但他的反应并不仅限于抗拒而已。这不仅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它所造成的嫌恶已经严重到让他无法勃起；他对性的厌恶不止是那种不置可否的无感，甚至他的感官也遭受了伤害。这次天翻地覆的经历猝不及防地让他看到了性的真实面目，以及它能对他造成的影响；也揭示了他之前对情感的想象是多大的错误。他的经历打碎了他，也开示了他；回到夏尔维勒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自己了。
这次经历可能是兰波前半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如果他这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被拿去做精神分析的案例的话，那么心理学家一定会把这一事件看作他心理发展的一个转变节点，并会把他后来的适应困难和痛苦归结于此。在这一经历之后，我们才看到了厌恶生活的兰波，他无法接受生活的原貌，渴望逃离现实——逃回依旧天真纯洁的童年过往中；或是逃往没有淫欲和罪孽的超验世界中；抑或逃向他自己创造的那个除了美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去。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知道自己早期那些基于衍生经验的诗作都是错误的。在写给德莫尼的一封信中（信中附上了《受刑的心》的第二版《小丑的心》），他写道：[85]“您必须烧了它们，因为我希望您这么做，我认为您会像尊重一个死去之人的遗愿一样尊重我的愿望；把我在造访杜埃时愚蠢地交给您的所有诗都烧了！”
《受刑的心》是兰波个人经历的产物，比起最终的标题《被窃的心》，第一版的标题更能真实地体现这首诗所呈现出的感觉。他寄给伊藏巴尔的是诗的第一版，还附上了这样的文字：“这可不是什么意义也没有！（Ca ne veut pas rien dire！）”[86]这些文字说明这首诗对他来说很重要，并且他担心老师不会认真看待这一作品。在同一封信中的前文里，他说道：“我请求您，别用您的笔或脑袋给它过度打分。”
受刑的心[87]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烟丝（Caporal）[88]覆盖。
他们在那里喷射汤汁。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在士兵的嘲弄中
他们发出阵阵讥笑，
我忧郁的心在船尾垂涎，
我的心被粗烟丝覆盖。
勃起的阴jing（Ithyphalliques）[89]和二等兵（pioupiesques）[90]
他们的凌辱如此堕落；
清晨他们开始作画
勃起的阴jing和二等兵
噢，魔法的流水（abracadabrantesques），[91]
带走我的心，将它洗净；
勃起的阴jing和二等兵
他们的凌辱如此堕落！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chiques），[92]
噢，被窃的心，怎么办？
那就要像酒神一般宴饮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
我的胃会上下翻腾
如果我的心被吞噬！
当他们抽完了所有的烟草，
噢，被窃的心，怎么办？
但伊藏巴尔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学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不能理解这首诗，也不知道它对兰波而言有多重要。正如他所说，他仅仅把它当作一场极为下流的恶作剧，这些诗句让他感到恶心。他不希望摆出老师反对学生的态度，但还是决定给这个学生一些有实际意义的教训。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可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和耐心，差一点就能完全融入学生里了。他用一篇对兰波作品的戏仿[93]回复了他，其中不乏技巧和高明的构思，但对他学生所遭受的折磨一无所知，全然没有对原诗的理解。“你看，”他对自己的成就很是自豪，在随诗附上的信中写道，“人人都能做到和你一样的荒唐。”[94]
兰波很可能因此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那位迄今为止一直给予他同情、让他全心信任的朋友竟然缺乏对他的理解。此时此刻，当他正面临人生中最大的危机时，伊藏巴尔竟然只能报以讥笑和嘲弄。可以确定的是，在此之后，兰波彻底对伊藏巴尔关上了心扉，对他再无信任。之后他仅仅给这位旧日的朋友写了一封冷静、实际的信，信中没有任何温情，也没有亲密和信赖的迹象。之后，当他计划再去巴黎时，当他不想再像乞丐那样流浪，而是希望能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时，他写信求助的对象不再是伊藏巴尔，而是德莫尼。在写给伊藏巴尔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没有提到自己刚完成的一大批诗作。这一段曾占据兰波童年最深刻情感的亲密友谊在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