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北部的比利时边境上，沿着默滋河岸，坐落着曾是双子城的夏尔维勒和梅济耶尔，双城之间仅隔着一小块原野。随着时间的流逝，双子城各自发展出自己的城郊，穿过分割它们的无主之地；如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位，即现代城市夏尔维勒—梅济耶尔。然而，在普法战争之前，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外省城市，在独特性和独立性上互相较着劲。梅济耶尔在双城中历史更久，坐落于巴亚尔骑士曾守卫的灰色高墙中，是一座古老的要塞，有市级的行政级别。夏尔维勒则骄傲地在超过城市屋顶的高空中立起中世纪教堂的塔尖，公开地表达对姐妹城和对手城的不屑。尽管只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又承受着商人物质至上和索然无味的主要成见，夏尔维勒却从未对自己作为审慎的商人之城的地位感到羞愧。但是，对现今的我们来说，夏尔维勒在很多方面都比梅济耶尔更有魅力。夏尔维勒建于市政规划流行的时期，当时的建筑师意识到一种美感：在大面积的开放空间中穿插华丽、和谐的建筑。市中心以巴黎的孚日广场为模板而建造的公爵广场正是这一类建筑的完美代表。城市的创始人、内维尔公爵夏尔规划了公爵广场并承担了相关的费用；广场也是用于纪念公爵的最佳献礼。他的雕像矗立于铺满鹅卵石的广场中央，在市集日的时候，雕像周围会围满手拉车；在马戏团每年造访的季节，雕像周围则全是马戏团的大篷车。公爵广场是城市的心脏，以它为中心放射出整个城市的主动脉。其中有得名于公爵故宫的宫殿路，它在1870年不光彩地变成了肮脏的贫民窟街道佛兰德路；之后是共和国路，通过这条路穿过梯也尔路——也就是之前的拿破仑路，兰波就出生在这里——奥尔良街，现在已经改了一个不合适的名字：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街。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街道之一，两边都是花朵盛开的栗子树，看起来就像巴黎的大道一样。广场的第三面临着小森林路，路的尽头曾经通往一个可爱的森林公园，可惜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座俗气的体育场。广场的第四面是磨坊路，通往默滋河岸上的旧磨坊；那是一座高耸的建筑，风格和公爵广场相似，同样建于1606年。
当一个旅行者初次来到夏尔维勒这个繁忙又嘈杂的省会城市时，他立刻就会感受到城市的魅力；一种宁静的感觉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种宁静来自那些安静、高贵的建筑，但这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需要在这些建筑丛中穿梭生存。阿蒂尔·兰波在夏尔维勒出生，他并不是一个外来者。城市的过去对他来说毫无魅力可言，更不要说那些历史建筑，公爵广场的宁静也只会让他气恼。这座城市的布尔乔亚氛围和它保守、愚蠢的内涵让他感到窒息，他也无法欣赏城市褪色的粉彩中蕴含的微妙魅力。这座城市的存在只是为了让那些为了生活煞费苦心的人觉得自己得到了宁静；它只适合那些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他们只想在夜晚宁静的广场上喝一杯啤酒或是玩一局多米诺骨牌；他们从不过度使用自己已经变得迟缓的大脑；对他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星期天在广场站的树荫下看军乐队演出，这种享受就足以让他们满足。这是一座只适合那些生活毫无波澜、因此也不需要隐藏什么的人，因为在夏尔维勒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你在街上走着、看着路边的房子时，你会发现每家每户的窗帘都被歪歪斜斜地拉开了一点，而这些扭曲的窗帘后面是一双双好奇地窥探着的眼睛。
然而，即便对兰波来说，夏尔维勒还是能带来一丝慰藉的，因为它坐落于默滋河的岸边。默滋河从东边流淌而来，划出梅济耶尔的边界、流过夏尔维勒；默滋河似乎不愿停留，又向北奔流过那些兰波笔下常常出现的森林、山丘和山谷，这些也是兰波时常漫步的场景。这里是起伏平缓的高原乡村和温柔但汹涌的森林，处处又点缀着一棵棵北部松树，带来一丝粗糙的美感。在河岸两边茂盛的草地中，在那似乎从白昼到夜晚都弥漫不散的淡淡雾霭中，兰波（只要他能从母亲警觉的眼皮底下逃出来）躺着、梦着，他的脑中满是图景，这些图景在未来将成为他诗作中重要的素材。
默滋河流过夏尔维勒时分成两股；大一些的一股流向奥林匹斯山，另一股流经圣墓广场，现在的名称是农业广场。在这里的滞水中，河流非常宁静，似乎全然不再流淌。在兰波生活的时代，皮匠们会让筏子在河的中游抛锚，然后把皮革挂在船身上，让它们在水中浸泡。这里的码头边总是停泊着一艘小船，用厚重的铁链拴着，皮匠们用它来往返于筏子上。在等待学校的早钟响起时，阿蒂尔·兰波会在这艘小船上一边玩耍一边想象着自己在遥远的海上航行。
圣墓广场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广场，它的一面是开放的，临着河边。这个广场上矗立着公共图书馆；在兰波的时代，夏尔维勒中学也在这里，兰波曾在这里学习。圣墓广场也是夏尔维勒的尽头；一座矮墙将城市和河流分开，河岸的另一端只有山丘和森林。
阿蒂尔·兰波充满动荡和冒险的人生中，前十六年都是在这座安静的外省小城里度过的。他的父亲并不是这个大区的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法国北部人；他是一个有普罗旺斯血统的勃艮第人。兰波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度过了充满冒险精神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逊于自己的儿子。他从最低等级的征兵一路升至上尉，并在海外服役中度过了大部分的军旅生涯。[11]他中等身量，有着和儿子一样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睿智的高额头、微微上翘的鼻子和些许性感的嘴唇。1832年，十八岁的他应征入伍；由于他非常聪明，又接受过尚可的教育，很快就得以晋升为军士长。在服役九年后，他成了军官。担任中尉头衔时，他去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带着与生俱来的对语言的兴趣和才能（他的小儿子也继承这一点），他很快掌握了阿拉伯语；这让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工作中获得了更高的职衔；在那个时代，这对像他这样出身行伍的军官来说是很难得的。最终，他被派往塞卜杜担任一项重要的政治职务。[12]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初期是一段英雄般的时期，在比若、卡芬雅克和比多的率领下，法国军队艰苦地与摩洛哥苏丹和许许多多不断起义的部族对抗。1844年比若带领法国军队在伊斯利取得胜利时，兰波中尉就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部队中；当时仅有1万人的法国军队征服了强大的摩洛哥军队，后者足足有4.5万。[13]一年后，兰波中尉被指派担任政治文职；1847年他在塞卜杜任“阿拉伯办事处主任”，并保留这一头衔直到1850年他离开阿尔及利亚为止。
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发生了西迪—布拉希姆起义，这让比若感到他必须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来进行压制。这当然对当地人口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让那些被指派承担当地政权职责的官员举步维艰。但是，据说兰波中尉因其超群的智慧和正义感，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并未犯下任何罪行。塞卜杜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对摩洛哥的政策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从塞卜杜可以监视当地埃米尔的动向。兰波中尉的主要职责包括每两周寄送一份关于辖区内的政治状况、所有新闻和谣言的报告。除此以外，他也要负责在辖区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征收税费。他的职责对责任和机密性有着严格的要求。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阿蒂尔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躁动和不稳定的性情。但戈德绍书中揭示的事实却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恰恰相反，这位父亲似乎是一名优秀的士兵、一个值得信赖的军官，更是一位有良心的、有价值的官员。他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治下的原住民，这一点也在他的报告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这一做法在他的时代中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14]
戈德绍证实，作为“阿拉伯办事处主任”，他展现了在行伍出身、未能享受教育优势的军官中罕见的行政管理能力。他的事业之成功足以让任何一个儿子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他被授予了克里米亚勋章和撒丁岛军事勋章，并在1854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的头衔。此外，他还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的计划稿。[15]包括《军中书信》（Correspondance Militaire）、《军事雄辩》（Eloquence Militaire）和《战争之书》（Livre de Guerre）。在《军事雄辩》中，他似乎意在与古典时代和现代的辩士比肩，而《战争之书》则描述了他在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参加的战役。他还将《古兰经》翻译成法文，后来，他的儿子正是在这本书的帮助下得以学习了阿拉伯语。
1848年成立的新共和国政府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权带来了改变；兰波中尉所在的奥尔良步兵团被召回，他也在1850年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两年后，他晋升上尉，并和他所在的新兵团一起被派往梅济耶尔。
在夏尔维勒，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当他在广场上散步并聆听乐队演奏时，他偶然结识了玛丽·卡特琳娜·费莉西蒂·维塔莉·屈夫。
他为何选择了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也许是她自己决定了要让他成为自己的丈夫；但维塔莉·屈夫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缺乏勇气和决断的时刻。他很感性，也很孤独，当然也可能是她丰厚的嫁妆让这桩婚事因为财务原因而板上钉钉。据说她为他带来了1200英镑的现金，还有预期会再得到的1800英镑。屈夫家族手握大量自耕地，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阿登省家族。家中的父亲让—尼古拉·屈夫在罗什有一个农场，他一直以来都在一子一女的帮助下工作，但他其实还另有一子。
在戈德绍对兰波家族史的调查出版之前，我们对这对屈夫家的兄弟一无所知，因为兰波夫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深深的羞耻，她一直都隐藏着他们的存在。现在，戈德绍的调查似乎暗示了一种可能：阿蒂尔·兰波并不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性格中的不稳定性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些似乎都源自他母亲的家庭。他的两位舅舅中年纪更大的那位，让—夏尔—费利克斯·屈夫是一个狂野的男子，因他在非洲的冒险经历而得到了“非洲佬”的诨名。为了逃脱因偷窃所致的追捕，他在年仅十七岁那年就失了踪；后来，在他的妹妹嫁给兰波上尉几年后，他又重新出现了；但归来的他疾病缠身，第二年就去世了，年仅三十岁。与他相比，另一个兄弟的情况更为重要：夏尔—奥古斯特·屈夫比他的姐姐小五岁，在哥哥失踪期间，他在家中和父亲、姐姐同住，并协助家族在农场的工作。据说他选择在二十二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正是为了逃避维塔莉严厉的约束管教。他的这一行为其实并不是突然为之，因为就在那一年，维塔莉也出嫁离家了。为了促成她和军官的婚事，她的父亲给了她一大笔嫁妆；为了补偿儿子因此损失的、未来的继承财产，他把罗什的农场划到了儿子的名下，打算以后和女儿一起住在夏尔维勒。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家的大儿子是否还活着。于是，夏尔·屈夫就和他的妻子一起搬到了农场，但他是个懒惰的败家子，而且早就染上了醉酒的恶习；很快他就花光了本该用来经营农场的钱。此后他开始虐待妻子，这导致了她离开他回到了自己家人身边。当时再也没有什么能约束夏尔了，他完全不管农场，任其荒废。在让—费利克斯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时，农场已经破产了。让—费利克斯坚持要求拿走父亲财产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而夏尔又愿意卖掉自己的股份来换一笔现金，因此大哥获得了整个农场的所有权，但他也仅仅拥有了一年的时间。他去世时，维塔莉拿到了农场的所有权，并拒绝向弟弟支付哥哥遗产中合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不过当时的夏尔已经酗酒成性，醉得不知道周遭到底在发生什么。在花光手上的现金后，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整个乡下都以他为耻。他的姐姐就假装和他毫无关系；只要他来农场，她就要求他出示相关证件，还常常像赶要饭的一样驱赶他，将他拒之门外。有时，她会给他一小笔钱，劝他离这个地方远点。然而，尽管生活艰难，夏尔却似乎拥有健康的财富：他比外甥和外甥女都活得长久，去世的时候已有九十四岁高龄。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保持着暴烈的个性，从未妥协。临终时，在一个宗教机构收容所里，他拒绝神甫的救济和临终圣礼，反而请求人们给他一升红酒。修女们都真心地喜欢他，尽管他有一些亵渎神明的观点，她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他用最后的力气抓紧了酒瓶，喝尽最后一滴残渣，然后才躺回枕头上安静地死去。
了解了家族史后，我们就能更加轻易地理解兰波夫人为何如此严厉地对待孩子们。通过谨慎的训练和不眠不休的警觉，她希望能够避免让自己的儿子重复走上她兄弟们的邪恶之路。兰波学生时代的好友德拉艾曾对戈德绍说过：“我必须承认，就算阿蒂尔的母亲像圣母马利亚那样温柔，他还是会走上历险的道路，因为他生来就是流浪者。”[16]
维塔莉·兰波是一个强硬、严厉的女人，尽管她有能力展现高尚和伟大，甚至有些时候还富有同情心。她相信严厉的训练对年轻人，尤其是男孩至关重要；她也坚信孩子不打不成器。她瘦瘦高高，有着农妇特有的关节粗大的双手，也为自身的地位而感到自豪。她暗栗色的头发总是柔顺地梳起，不用任何矫饰的波浪或卷发来柔化她眉毛刚硬的线条。她的眼睛和儿子阿蒂尔一样，总是诚恳地凝视他人。她的鼻子很直，有一点尖；嘴唇很薄，唇线粗硬；她的声音有一种入骨的刺耳。她对宗教很是狂热，在道德上循规蹈矩，而且偏执到近乎疯狂的程度。她承受一切，她不会回应也不反驳，也不会申诉；她刻板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完成她所认定的责任。她喜欢自己的孩子们，尽管她觉得不该让他们知道；她也为孩子们自豪，尤其是她最小的儿子：他是镇子里有名的神童，她对他有太多的期待。如果她能平静地接受兰波抛弃光明的未来去做一个恶棍、流浪者、一个像她没出息的弟弟夏尔一样的流氓，那她就不是人了。然而，在她硬心肠的外表之下有一颗温暖、充满感情的心，这颗心最终将自己灼烧殆尽，因为她不愿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温暖。而阿蒂尔·兰波，他对心智完整病态的追求、他的偏执、他对让步妥协的不情愿、他对流露温柔感受的恐惧，尽管他不愿承认，但这一切都和他的母亲更为相似。
兰波上尉和维塔莉·屈夫在1853年2月结婚。当年11月，让—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出生；让—尼古拉—阿蒂尔于次年即1854年10月20日出生。对一个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来说，跟着丈夫频繁地从一个驻防地搬去另一个驻防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和她的父亲一起留在夏尔维勒。在两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一个在襁褓中去世，另外两个就是维塔莉和伊莎贝尔。
阿蒂尔出生于通往公爵广场的繁忙要道上，这条路上尽是奢华的商铺，在市集日，马车会从广场一路拥堵到这里。关于他的出生，我们手中唯一的记录是帕泰尔纳·贝里雄辞藻浮夸的描写，他的措辞仿佛是拉伯雷在描写高康大的诞生一般。从这份记录来看，阿蒂尔仿佛从娘胎里生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个神童。护士给他做好清洁后，把他放在一个软垫上，然后就离开房间去取他的襁褓。她回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婴儿并没有躺在她放下他的地方：他翻身到了地板上，正爬向门，已经准备开始流浪的一生了。[17]
兰波本人很可能是这则传奇的源头，而帕泰尔纳·贝里雄是从他的朋友那里获得了信息。在他的“魔法师”时期，兰波把自己看做梅林。在基内（Quinet）的《魔法师梅林》中对这位魔法师的诞生有一段精彩绝伦的描述。在他出生的第二天，他的母亲正抱着他，同时在悲苦地啜泣——她孩子的父亲是撒旦本人——婴儿突然开口对她说话，并请求她不要再哭了。又惊又怕的她失手把婴儿摔在了地上。他毫发无损地站起来，脱下自己的襁褓，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又为她朗读一本打开的书中劝慰和鼓励的文字。[18]
兰波家庭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上尉脾气很好，为人随和又慷慨；他想要的只是周围能有快乐的氛围和欢乐的笑脸，但他很快发现，在妻子周围很难保持快乐的心情。她在所有事情上都和他背道而驰。她对钱很小气，但他很大方；她对宗教有着狂热的信仰，而他相信思想的自由；她在道德上循规蹈矩，他却有些马虎；除此以外，她完全没有幽默感。据说她对他的态度和对孩子们的严厉如出一辙；她还曾试图消除他身上一切她认为失败的东西，以此来抵消他轻率的性格。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对夫妻间的争吵变得越发激烈、尖刻；毫无疑问，对父母不和谐的记忆在阿蒂尔敏感的天性中留下了持久的伤痕。他曾告诉最亲密的朋友德拉艾，他人生中最早的记忆就是父母间的一次争吵；在争吵中，他们两人一人抓着一个银碗，那是他们家少有的值钱物件，然后把银碗砸在地上，发出的噪声在整座公寓里回响，把孩子们吓得不轻。[19]
老屈夫在1858年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去世，那一年阿蒂尔四岁。通过某种办法，他成功地在女儿和丈夫之间维持和平，但在他死后，这段婚姻变得无法持续。伊莎贝尔出生后，在阿蒂尔六岁那一年，他们选择了分居，从此未曾再相见。关于兰波上尉后来的人生，我们所知甚少。他在1864年从军队退休，在第戎罗马天主教堂遗迹的保护下平静地生活，直到1878年去世。他没有再在孩子们的人生中扮演任何角色，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训练和成长，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因此，从六岁开始，阿蒂尔就完全由他的母亲一人掌控和照顾，那是一个为钱发愁、被丈夫抛弃而感到辛酸不甘的女人。在外祖父死后，孩子们很少感受到温暖和爱，男孩们也找不到能够寻求建议和同情的对象。童年的孤独和感情的缺失扭曲了阿蒂尔的性格：他觉得自己与其他男孩不同，形单影只、无人问津。
对于母亲来说，用微薄的收入养育四个孩子并非易事，也没有人为她提供帮助和建议，但她带着善妒、激情的奉献，完全投身于自己的任务中，希望能够把孩子们塑造成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因此，在她看来，在耶稣会士规定的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那几年里，他们不该受到除她以外的任何影响；直到七岁，孩子们除了母亲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老师。然而，她过度的严苛并没有消除她所看到的那些令人忧心的缺点，压迫只会带来反抗；这些缺点仅仅被掩盖了起来，在别处会再度出现、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