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最终答应在夜间将密室中所藏的汉文写本卷子悄悄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汉文秘书蒋师爷，以供我们研究。王道士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玄奘法师显灵。我们极为仔细地研究了那几卷汉文写本卷子，确定那是几种汉文佛经，原本来自印度，由玄奘法师从梵文译为汉文。由于真正见到玄奘法师翻译的佛经，蒋师爷也一脸惊愕。这难道不是那位圣僧在我从西方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紧要关头显灵，把石窟寺密室秘藏千年的大量古代写本文书显现出来，作为我一生致力于考古的恰当报酬吗？！
在这种半神性暗示的影响下，王道士的勇气大增，终于在那天早晨把通向秘藏无数珍宝的密室的那扇小门打开。在王道士手中那盏光线昏暗的油灯下，我的眼前却豁然展现出了另一个世界。密室内的地面上，一层层古代写本卷子紧密地随意堆积在一起，高约10英尺。据后来的实际测算，密室内堆积的写本卷子占据的空间将近500平方英尺。密室仅9英尺见方，站进去两个人，便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
在这个黑洞洞的密室内，不可能进行任何考察工作。王道士从古代写本堆中抽取出几捆卷子，让我们带到新建佛堂一间僻静的房间内，再拉起一道帘幕进行遮挡，以防外人窥探。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急忙快速地把每一卷写本浏览审视了一番后，便当即确定，这座密室宝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厚大的卷子使用的纸张十分坚韧。卷子高约1英尺，长逾20码。打开第一卷写本，是一部汉文佛经，它完好如初，保存极好。
仔细翻检考察之后，我发现，在每卷写本末尾，一般都书写有年号，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期。从字体、纸张以及书写形式来看，年代也十分久远。其中一卷汉文写本经卷的子卷背面，有一大篇用印度婆罗米字体写成的文字。由此可见，在书写这份卷子的年代，印度文字和梵文知识在中亚佛教中还很流行。古代宗教与学术文物密封于荒山石室之中，历经千年而未曾损坏，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很显然，千佛洞所在的荒山峡谷中大气的水分极为有限，即便有一些水分，卷子密封在石室中也就与之隔绝了。
这是一座正在等待我们开发的新奇而无比珍贵的古代文化宝库。在亲手触摸到它之后，我的心情由刚开始几小时的愉快和兴奋，变得极为丰富和复杂起来。王道士自从被我们用心开导之后，便热心地把那些举世仅见的古代写本文书卷子一捆又一捆地从密室中抱出来交给我。这些卷子，有整卷整卷的长卷，也有一包一包的贝叶写本，它们全都是吐蕃文佛经。毫无疑问，这类吐蕃文经卷是吐蕃人占据这一地区时留下来的，大体年代在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由此看来，藏经洞密室的封闭时期也很可能就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这一点，根据洞口摆放的一块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的石刻碑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块石碑，是王道士从藏经洞密室中移出，先镶嵌在佛寺墙壁上后又搬到室外的。
在藏经洞密室收藏的古代写本文书中，除了有许多散乱的汉文和吐蕃文写本卷子，还夹杂有许多用古代印度文书写的长方形纸质写本文书。文书中使用的语言，有的是古印度梵文，有的是塔克拉玛干地区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方言。就其数量和保存的完好程度而言，是我此前所有探险考察的发现与收获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最令人高兴和激动的是，我发现密室内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奇怪大包袱，包裹所用的是一张坚韧的无色画布。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画在绢上或布上的古画。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纸画和画面精美的印花绢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当年信徒们作为发愿供养之用的。我最初得到的绢画大多为长度在两三英尺的条幅。从条幅的三角形顶部和旁边垂挂的流苏来看，可以断定这是古代佛教寺院使用的旗幡。打开一看，旗幡上所画的全都是美丽的佛像，颜色协调，鲜艳如初。
制作旗幡使用的材料是轻薄透光的细绢。在随后一次打开大型绢画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种绘画材料的危险性。绢画的四周原来都用坚韧的材料做衬托，但由于长期悬挂在寺庙墙壁上，绢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加之收捡时过于匆忙，卷叠得过紧，致使丝绢发生破裂。
这些绢画经历了千百年的堆积和挤压，在被发现之后，如果全部强行打开，必定会有损伤，但是这无损于这些古画的价值。我们随便从中挑出一卷，都可以看到画面精美的人物形象。我把获得的数百幅绢画全部运回了大不列颠博物馆。此后，仅仅是打开和修复工作就花了整整七年时间，而这点时间相对于古代绢画的珍贵价值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在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查读每一幅绢画的供养题记文字，也没有时间认真研究绘画本身。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仅限于如何能够从那间幽暗密室中，以及漠视其价值的保护人王道士手中获得多少精品。让我极为惊异也大为放松的是，王道士竟然对这些唐代最好的美术遗物熟视无睹，完全不当回事。所以，在我第一次进入藏经洞密室的当天，我便能够把那些最值得带走的绢画挑选出来放在一旁，告诉王道士“留待细看”。
我一再提醒自己，在这种大好情势下，一定要克制自己热切的心情，不可表露过多。这样的节制立即收到了效果。王道士对古代绢画不以为意的漠视，因而显得更为明确。他显然想以牺牲这些古代绘画为代价，来转移我对那些中国古代写本卷子文书的注意。于是，他更加热心地把放置在古代文书卷子堆底部更多的绢画一捆一捆地翻找出来给我。我的收获因此越来越多。从那些残破的汉文写本文书中，我翻拣出许多写有年号的世俗文书，还有纸画和雕版印刷品、用古代印度文书写的小捆贝叶文书，以及一些残损的丝绢制作的发愿供品等。由于好东西不断出现，我和蒋师爷在进入藏经洞的第一天，一直挑选各类精品直至深夜，没有休息过片刻。
接触到藏经洞古代文物之后，最为重要的工作，是想方设法打消王道士对当地关于我们一行的流言蜚语的担心。我很谨慎地告诉王道士，随后我会给他主持的庙里捐一笔功德钱。王道士一方面惧怕流言蜚语对他修道名声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经为我许诺的捐献所打动，并不时地犹豫徘徊在两者之间。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除许诺捐助外，蒋师爷的谆谆劝导与我再三强调自己对佛教传说和玄奘法师的虔诚信奉都起了作用。
当天半夜时分，蒋师爷抱着一大捆古代写本卷子来到我的帐篷。这些卷子都是我们辛苦挑选出来的精品文物。我高兴极了。蒋师爷答应王道士，只要我们在中国一天，就不会把这些发现物的来历告诉任何人。也就是说，这件事仅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于是我们约定，此后单独由蒋师爷一人负责搬运藏经洞内的东西。就这样，蒋师爷不辞辛苦地连续搬运了七个夜晚。我们每次获得的东西都在增多，于是后来不得不开始用车辆来运送。
经过这样几天紧张而又兴奋的忙碌，我把藏经洞密室内秘藏珍宝上部堆积的各种杂项卷子（非汉文佛经）基本都搜罗干净了，其中有大量的非汉文写本、文书、经卷以及其他非常精彩有趣的古代文物。随后，我便调转方向开始清理那些集中堆放并且保存完好的汉文写本卷子。由于数量过于庞大，这项工作极为艰辛。仅仅是把堆满整个藏经洞的古代卷子清理一遍，便让人吃不消，更何况像王道士这样畏首畏尾的人。当然，我在费心费力地周旋对付王道士的同时，又支付了不少银两，才勉强打消王道士因胆怯而不断表现出来的反对情绪。这使得我的收获迅速增加。
后来，我又在那些捆扎严密、堆积庞大的写本堆底部发现许多汉文佛经以外的珍贵卷子。这等于加倍地回报我的辛苦劳作。由于庞大的卷子堆积重量过大，位于下部的这些杂项卷子不免有些受损。不过，收获物本身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这些遗憾。其中一幅精美的绣画和其他一些古代丝织品残件都是举世罕见的珍品。在匆匆地将数百捆古代卷子检视一遍之后，我又发现在汉文卷子之中掺杂大量用古代印度文字和中亚文字书写的写本。
正在我因收获颇丰而志得意满之时，王道士却突然反悔了，封锁了藏经洞，不让我再接触藏经洞内剩余的宝物。他本人也离开莫高窟不知所终。一时间，热情高涨的我被迎头浇上了一瓢凉水，想进一步得到更多宝物的希望就此打住。尽管如此，我经过协商挑选出来“留待细看”的那些藏经洞的绝大多数珍品，都已经安全地进入了我的临时仓库，为我所有了。
所幸的是，王道士突然离去后是跑到敦煌绿洲去打探外界对我在当地活动的反应。这显然没有什么不利的消息，我们与王道士的友好关系并没有引起当地信徒和施主们的愤怒。发现自己的声誉并没有任何损失，王道士紧张的心情大为放松。他返回千佛洞之后，对我正在进行的抢救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由于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这些密封在藏经洞内上千年的佛教文献和精美美术遗物早晚都可能会流失。同时，王道士对于我将所获文物提供给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说法，也表现出信服和钦佩。于是我们立刻约定，用捐献一笔银钱作为寺庙修缮资费的方式来回报王道士。
王道士立即得到了很多马蹄银。无论是在良心层面还是在寺院利益方面，王道士都获得了足够的安慰，并因而表现出满意的样子。王道士那种和善的心情，在此后不久又给我非常满意的回报。四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敦煌附近，王道士又一次慷慨地答应蒋师爷代表我提出的要求，送给我许多汉文和吐蕃文写本卷子，以满足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需要。16个月后，我将装满古代写本卷子的24个箱子和装满绢画、绣画以及其他精美美术物品的另外5个大箱子安全运抵伦敦并安置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此时，我才放下一直紧绷着的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大约一年后，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教授闻讯来到千佛洞。他凭借自己渊博的汉学知识，诱导王道士允许他把剩余的许多汉文卷子匆匆地浏览翻检了一遍。经过不懈的努力，伯希和教授从混乱不堪的卷子中又挑选出大量非汉文的写本卷子，以及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和考古学及其他方面价值重大的汉文写本卷子。王道士显然是因为有先前与我打交道的经验，最终允许伯希和教授带走了精心挑选出来的1500多卷古代文书。
1909年，伯希和教授返回巴黎路经北京时，他携带有许多重要汉文写本卷子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学者因此而群情激愤。在他们的呼吁下，中国中央政府下令，将千佛洞藏经洞密室内剩余的全部藏品运到北京。
1914年，我率领探险考察队再次来到敦煌，根据别人的转述，详细了解到来自北京的命令到达后贯彻落实的情况。
我赶紧返回千佛洞，王道士像欢迎老朋友那样热情地迎接了我。据他所说，我捐给庙里的那一大笔钱，因为运送藏经洞卷子到各个衙门，在路上就全部花光了。所有藏经洞藏品都被草草地打包，装在大车上运走了。装运过程中，尤其是大车停在敦煌衙门口时，被人偷走的就不在少数。他的说法很快就得到了证实，稍后便有人拿来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向我兜售。随后，在前往甘州的途中以及后来前往新疆的途中，我都收购到不少从千佛洞藏经洞流散出来的卷子。所以，有多少卷子运到了北京，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
1914年，我第二次来到千佛洞时，王道士将他的账目拿给我看，上面清楚记录着我捐献给寺院的银钱总数。他非常得意地指给我看，石窟寺前面新建起来的寺院和香客们居住使用的厢房都是用我捐的钱修建的。谈及官府搬运他所珍爱的藏经洞汉文佛经卷子，以及因此而损失掉的情况时，对于当年他没有胆识和智慧听从蒋师爷的劝告，接受我用一大笔银钱交换藏经洞所有秘藏的建议，王道士感到非常后悔。
经受官府这样一次骚扰之后，王道士害怕极了。于是他把自己最为珍视也确实特别有价值的汉文写本卷子转移到另外安全之处。根据我后来从他那里又得到满满五大箱600多卷汉文卷子来看，被他转移隐藏起来的写本卷子数量一定很多。当然为了这五大箱珍贵的古代卷子，王道士又坦然接受了我捐献的一大笔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