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月21日，我完成了米兰遗址的发掘工作，将所有出土文物安全装箱以后，便开始长途沙漠旅行，穿越罗布泊湖盆向敦煌进发。我选择的路线，玄奘法师和马可·波罗都曾经走过。
在罗布泊南部，这条沙漠古道长达380多英里，它虽然比不上楼兰古道那样重要与直接，但是历代以来仍有许多商队往来不息。这条道路最后被人遗忘，如果不是由于古代中国西进势力的衰弱，便是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致。于是，一直到中国最后一次收复塔里木盆地，它的重要性才又一次重新显现。从那以后，这条古老的商道上便又开始偶尔有和田、莎车的商旅出现。但是，这条道路的使用，一年中仅限于冬季那几个月，因为只有那时候可以用冰块来克服沿途缺乏淡水的困难。
我们完成这次沙漠旅行，一共走了17站路程，按照较为通常的计算方法则与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一样是28站。至于我们环绕楼兰古城遗址所进行的探险考古活动，以及穿越那片地域所遭遇到的困难，则是马可·波罗无法与我们相比的。在这次旅行中，我们沿途没有遇到一个行人。毫无生命的极度荒凉与沉寂，很容易让人体会到古代旅行者所产生的种种恐惧和幻觉。
中国佛教高僧的游记，以及史家笔下的记述，都非常准确细致地反映出这种感觉。但是，马可·波罗对罗布泊沙漠地理形态的描述则更为详细生动。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引证马可·波罗的两段文字：
这一片沙漠很长。据说从这一头行走到那一头，起码需要花费一年多时间。此处极为狭窄，即便如此，穿越它也得要一个月。全是沙丘谷地，找不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但是骑行一日一夜后，便可以得到淡水，足够50至100人连同牲畜饮用的需要，多于这个数量则不行……
这里没有牲畜，因为这一带不存在植物。但是沙漠中却常常有奇怪之事发生。如果旅行者在夜间活动，只要有人落在后面或没有睡熟，当他想寻找或追上同伴时，就会听到鬼语。于是误以为是自己的同伴，跟随而去。有时还会听到鬼怪叫自己的名字，跟随下去便迷失了方向，以致再也找不到商队。许多人都是这样丢掉性命的。有时候，迷路的旅行者会听到大队人马在正确的路线之外纷乱往来的杂沓声响，就会以为自己的大队人马在那边，并跟随而去。天亮以后他们才能醒悟过来，知道上当走错了，但为时已晚，早已置身绝地了。甚至在白天也会听到鬼语。有时候还有可能听到各种乐器演奏的声音，最常听到的是鼓声。因此做这种旅行时，人们已经习惯于彼此紧密团结在一起。牲畜脖项下也一定要挂上铃铛，以避免迷路的危险。睡觉的时候还一定要放置一个标识，指明下一站行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安全地穿越沙漠。
我们沿着极度干涸的罗布泊湖岸一大站一大站地走了过去，来到库鲁克塔格山东麓与沙丘高大成片的库姆塔格沙漠分界的一片开阔谷地。在那里，当时完全占据我的思想的并不是当地古代居民的宗教信仰，而是许多有趣的地理现象。这些现象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特别是当时我们经过那处很像沙漠源头的地方和从那里走向前途莫测的下一个地段。
在库姆塔格山地南部，布满了高大的沙丘，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盆地。盆地中央，有一连串干涸的湖床。湖床周围以及其间分布着许多高峻迂回的雅丹台地。这个盆地随后便被证明是古代疏勒河的终结盆地。如今，疏勒河的终点在更南部约15英里的大盐泽中了。毫无疑问，以前疏勒河水一定是注入哈拉淖尔的，但那是在更东面与此地相差一个以上经度的地方。
我们发现的古代疏勒河终点，极其富于地理学价值。这一发现，对于探究远古时代塔里木河与库鲁克河终点盆地的所有水道变迁是非常难得的例证。这表明，远古时代汇集了南山山脉大部分水量的疏勒河，曾经注入罗布泊。因此，罗布泊的来水流域应该从帕米尔高原起算，一直延伸到太平洋。
我有一种想法，在古代中国通西域的道路上持续不断进行的贸易，应该开始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而这条贸易通道，也充分见证了人类艰难发展的历程。根据《汉书·西域传》寥寥数言的记载，楼兰驿道东面的起点是一座有着坚固堡垒的边城，中国史书称之为“玉门关”。玉门关得名于和田玉。和田玉自古至今是塔里木盆地输入中国内地的一宗重要物品。但是输入和田玉的玉门关到底位于何处，中外学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大家并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
我在若羌阿布旦一带考察时，在通往玉门关的道路上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古代遗迹。
所幸的是，阿布都拉帮我物色的向导老穆拉是行走于这条道路上的积年老客。他曾告诉我，从迂回错乱的高大雅丹台地一带出发，第一站便要经过我们将要见到的第一座“宝塔”。正因为有他的介绍，我才满怀希望地有所期待。
3月7日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满是石子的高地。在离我们所走的道路之外约1英里的地方，一个小土堆引起了我的注意。走到那里，我不禁大喜过望，原来那里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烽燧遗址。
烽燧建在深峻陡峭的干河床边，易守难攻。与烽燧毗连处，我还发现了一座小型地表建筑的基址，很可能是守护烽燧士兵的住所。简单清理之后，我找到了一些残破铁器、有刻画图案的木头，以及一块坚韧的毛织物。这些发现物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后来有系统地进一步调查证实，这是一座戍卫古代边境线西端前沿的烽燧。
第二天早晨，我们刚刚离开疏勒河终点的营地，便看见东南方不远处一座石山岭上耸立着一座烽燧遗址。我安排大队骆驼继续前进，自己急忙赶上前去调查。烽燧的建筑方法与第一座完全一致，在周围的平沙堤面上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建筑遗迹。不过，环视之下，我的注意力立刻被近处沙地表面露出的一束芦苇所吸引。沿着这道芦苇束往高地走出没多远，还有另外一座烽燧。至此我才明白，芦苇束原来就是一道横越洼地的边墙。
略微打量和搜检之后，我发现自己正站在这道芦苇筑成的古边墙上。清理下去薄薄一层流沙，用大把捆扎的芦苇束和泥土交互叠压方法修筑的古长城边墙立即就显露了出来。墙体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体外部，与成捆的芦苇束成直角，层层堆积，捆扎得非常细致，整体形状呈梯形。芦苇束的长短大小完全一致，都是长8英尺，粗8英寸。这种建筑材料奇怪、形状诡异却无比坚固的边墙本身并不能说明年代。但随后的发现，大大增强了我寻找年代证据的信心。
墙顶芦苇束中有一小角丝绢露出，仔细剥离出来翻捡之后得到一些五彩绢画残片和木简。那些写有汉字的小木片保存完好，上面的文字异常清晰。不过木简的样式显得非常古老，没有年号，仅有“鲁丁氏布一匹”的字样。我的汉文秘书蒋师爷对待木简的态度极为谨慎，很小心地判断说，仅就字体而言，要远早于公元10世纪以后所有曾经使用过的文字。我虽不懂汉学，但我大胆地作出一个判断，它很可能是汉代的东西。
这些古老的的东西，怎么会和筑墙材料混杂在一起？当时我并没给这一问题以足够的关注，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条朝东南方向绵延而去的古长城。为了尽快追上正朝敦煌方向行进的大队人马，我只好匆匆离开向东赶去。从一座古城堡走向另外一座古城堡的路途中，古老的长城一段又一段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古长城如今大都已经变作平地上微微的隆起，仅在个别地方保留有六七英尺高的残墙。不过，在古长城所在位置进行挖掘时，立即就会发现与上述芦苇或灌木同样的筑墙材料。傍晚，在抵达营地之前，我已经获得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条连绵不断的古长城是用来戍卫边防的军事设施。
毋庸置疑，我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我的探险之旅当然要继续下去。沿着这个方向又走了大约两站地，路程大约50英里，我发现，这些古代烽燧实际就建造在古代大道旁，而我们所走的路线就是古代道路。一路上，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古代遗迹。在邻近敦煌沙漠的地方，我们被迫改变路线，穿越一片红色戈壁滩，向东南方向行进。
在敦煌西部沙漠地区开展考古探险工作，并对发现的古代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之前，我必须先要筹备好给养和雇用足够的发掘民工。有鉴于此，我只有先向南前往敦煌。当地不久前的一次暴乱，给敦煌这片沙漠绿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今，在敦煌这座小城四周仍随处可见暴乱的痕迹，满目疮痍，人烟稀少。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找到足够的发掘民工，其难度可想而知。幸好，当地官员对我的学术目的表示理解，尽力给我提供帮助。3月24日，我终于得以率领12名发掘民工再一次向沙漠进发。
我推测，沿途所见到的古长城一定是向东方延伸而去了，并且很可能是沿着疏勒河南岸和其他东西方向分布的湖泊修建。为了证实我的推测，我让探险考察队改变行进路线向北前进。经过两天的搜寻，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古长城遗迹，我的推测没有得到证实，想在北部找到古长城遗迹的希望落空了。不过，后来进行的探险考察结果表明，由于疏勒河及其主要支流党河时常泛滥，那一带的古长城遗迹完全被淹没或冲毁。我们调整方向朝更远处的东方行进之后，我惊喜地发现，又有一段蜿蜒伸展的古长城伴随着烽燧出现在眼前。随后的考察使我断定，这段古长城距离疏勒河洪泛区大约有16英里，古长城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间断。
古长城位于高地的戈壁上，比附近的洪泛区高出许多。古长城延伸至低矮的沙丘地带便突然消失，然后在沙丘地带的另外一头显露出很长一段保存良好的城墙。城墙使用一层芦苇加压一层泥土的方法层层叠加而成。因为所用泥土和水中含有大量盐碱，在盐碱日复一日的作用下，芦苇层已经半石质化。
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长城本身就足以抵御任何自然和人类的力量。芦苇束的韧劲和黏着性，使长城抵御住了两千多年从不间断的风沙侵蚀。在这里，选择芦苇这种材料比选择任何其他材料都要高明。眼前的景象，使我由衷地感叹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在黄沙漫漫的荒漠地带，从来就没有什么物产可资利用，有些地方甚至滴水全无，构筑这样一条坚固的长城，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巨大工程。
在长城戍堡附近，以及与戍堡毗邻的房屋附近都有古代垃圾堆。根据经验，我安排民工对古代垃圾堆进行仔细的挖掘。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不少汉文木简。这让我兴奋不已。汉文木简上都有年号，我的汉文秘书蒋师爷粗略地检视了一遍，说木简上所记年代大都是公元1世纪。
这些汉文木简无疑是迄今为止存世较早的汉文文献。这些公元1世纪汉文木简的发现，充分说明我眼前的古长城遗迹应该是中国西汉王朝修建的。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蒋师爷仅匆匆检视一遍，便立即弄清楚这些汉文木简的基本内容：有日常军事活动简报和军事行动命令，也有接收军事装备和日常供给等事项的呈报，以及不少关于个人事务的信件。此外，还有一些出土物是供学习使用的启蒙教材、习字帖和练习纸，等等。这些材料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待日后进行充分详细的解读。
出土的纸质文书，就其表面的年代而言十分杂乱。木简最为常见的样式是长约9.5英寸，宽约0.25或0.5英寸。每行书写的汉字通常为30多个。书法简洁明晰，纸面非常干净，应该是那个久远历史年代流行的书法形式。木简使用的材料，除光滑细致的木片和竹片外，还有就地取材做工粗糙的胡杨木片。胡杨木片大多用于不太正式的通信和记录，制作上没有一定之规，随意性很强。每片木简上几乎都有刮削过的痕迹，很显然，它们都被重复加工使用过，表明木简书写材料的匮乏与珍贵。从将士们居所附近的垃圾堆中，我又找到一些其他有历史价值的杂物。综合木简研究所得结果可知，这里的屯戍将士大多是犯了罪的人，被从中原地区发配到遥远的边塞戍守边疆。
4月1日，我们完成了对周围所有戍堡遗址的考察与发掘。酷寒的沙漠风暴刮得越来越紧，遮天蔽日的沙尘暴终日不息。我们被迫转移营地向东进发。此时，民工们早已筋疲力尽，支撑不住了。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我怎样不情愿，都只能先暂时撤回敦煌绿洲的补给大本营。在大本营休整了一天，我又招募了一批民工，并购买补充了给养，准备在绿洲西部沙漠进行更为长久的考察与发掘。
这次，我改变了路线，首先进入南湖绿洲附近的小片沙漠。南湖绿洲有一片小村落，我在这里找到了《汉书》记载的古代阳关遗址。阳关是这一地区军事设施的一个关口，用以戍卫通向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南道。这条道路，沿着昆仑山东部险峻荒芜的前山地带一直通往西方。由于邻近干涸的罗布泊湖床，敦煌通往若羌的沙碛古道旁的泉眼、井水含盐量都很高，水质极为苦涩，根本不能饮用。这里的道路，从每年的晚春季节到冬季再次来临之前都不能通行。不过，也有少数商旅在此期间冒险使用这条道路。
4月10日，南湖绿洲周围的考古探险工作宣告结束，我们随即转向北部沙漠纵深地带。第二天，我们便到达靠近第一次探险考察时扎营的古长城烽燧线附近。现在，我又回到古长城边上，对古长城和戍堡遗址进行全面发掘，以及对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古长城进行测量。天气情况变得越发恶劣，而我的给养供给路线却越来越远，我的工作难度超乎想象，几乎陷入困境。
不过，这是一项非常迷人和令人充满激情的工作。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古长城沿线进行了忙碌的考古探险，其中包括有关这些古代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的防卫情况、沿线古代居民的生活状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向西绵延而去古长城经过的一块砾石高地上，傲然耸立着许多间距不等但保存良好的古代戍堡。这些戍堡不论是用土坯砌筑还是用泥土夯筑，都仍十分坚固。所有戍堡都是从基底开始逐渐向上收缩。每座戍堡以前肯定还是一座瞭望台。当然，要想赢得战争，也应该有雉堞作为护卫设施。大多数戍堡的顶部只能用绳索攀援上去。现在仍然能够在戍堡墙壁上清晰地看见供托足用的脚坑遗迹。戍堡所在位置也全部经过军事防御专家的特别选择，占据着地利，既方便防御也利于瞭望观察。因而各戍堡之间的距离，完全取决于是否便于观察长城以外的情势，而不以某一确定距离为定规。当然，戍堡同样都处于较高的台地上，以便发布和传递烽火信号。烽燧传递信号，白天使用狼烟，夜晚使用明火，整个长城防御设施的运行有一套组织严密的信息传达制度在沿线全面推广。
我的考察一直向西进行到古长城断绝的地方，重要的发现还有古长城一直通向罗布泊腹地的古代道路延伸，其用意明显在于保护和监视交通路线。不过，在疏勒河河床经过的地方，古长城止住了脚步，突然朝西南转向，继续蜿蜒伸展了24英里后终止于沼泽地带。显而易见，古长城以大角度囊括了疏勒河盆地重点的东北部地带，蜿蜒向北伸展了约300平方英里，而不再布防的沼泽地带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极难通行。这对于古代骑兵的突袭有着直接的防御作用。正因为有广阔的天然屏障不用防守，古长城才在这里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