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月至3月，我从罗布沿着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古道向敦煌出发，并在敦煌沙漠地带发现了古长城遗迹。这次长途探险考察，使我得以确定那条连接中国和中亚以及西方的重要交通路线——凶险的楼兰沙漠通道最东端的始发点。要想追寻这条古道旅行，而又不发生错误，就只能从楼兰古城出发。然而，从楼兰古城出发的难度太大，所以我一直等到七年后的第三次探险时才正式尝试。
1914年1月8日，我到达若羌，这片小绿洲再次成为我在罗布泊沙漠探险的根据地。不过由于中国内地正在发生革命，新疆地区自然也不免受到影响，这更增加了我探险考察的难度。我从且末出发前往若羌是在年末的最后一天。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听说，有一队革命军已经向若羌进发。还说若羌已经被攻占，县官也已经被捕。驻守且末的县官无力制止这类暴动，所以他只是很谨慎地为我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写给那个不幸的按办，假定他已经重新恢复自由和获得权力；另一封写给革命军首领，且末县官估计他们可能已经接掌了政权。
从且末到若羌一共有十站路程。我们一路大致都是沿着车尔臣河行走，沿途没有遇见一个行人。这样的旅途情况使我诧异不已。到达若羌后，两封介绍信都无法投递。一小队革命党捉到知县以后很快处死了他，而所谓革命党的头目则立即自立为按办。当地的民众对发生的这一切漠然视之。一个星期后，从焉耆开来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由若羌当地一位头目接引进入绿洲，乘那些革命党人还在睡梦中，抓的抓，杀的杀。等到革命党人惊悉此事时都已经被一网打尽。地方发生的政治变乱，导致现政权汉文官的丧失，而缺乏文官，要想从那些平和的罗布人以及他们的头目那里得到任何帮助都没有指望了。
这期间，为征集探险必备的粮食、驼工、民工以及骆驼等，我遇到了无数的困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若羌出发后，由于没能筹措到足够的物资，我只好又花将近两个星期在米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抢救一个大院塔内精美珍贵的佛教壁画。正当我们全力进行发掘时，接到了喀什英国总领事马继业爵士的通知，说新疆省当局命令地方当局禁止我在当地的任何测量工作。这道命令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停止一切我想要进行的探险活动。我那位永远机警的朋友立刻请求北京英国公使出面调停。这样的努力让我十分感激。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英国驻外机构官方的极力干预，我的所有探险计划恐怕就要落空了。
所幸的是，若羌当局居然没有发来禁令。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幸运，是由于革命军的暴动凑巧在此时爆发，新知县还未来得及发出对我的禁令之前就被革掉了性命。接手的革命党占据了衙门，也看见了禁令，但是在他们立足未稳之时，还有更多急切和重要的事情要做，根本无暇顾及此事。后来的中国军队官员严守中国官场规矩，极力避免干涉民事，把衙门中的文件封存起来，等待来自迪化 (25) 的新知县接掌权力。如此一来，就直接帮助了我，使我得以安然收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向干旱无水的沙漠地带进发。在那里，一切人为的干涉都将不复存在。
这次探险主要包括：在干涸的库鲁克河三角洲进行新的探险考察工作，发掘遇到的所有遗址，寻找从楼兰古城遗址往东所有可能出现的古代交通路线。为了使最后一项探险活动能够得到充足适当的时间，最要紧的便是抓紧时间迅速完成发掘工作。因此，我安排人尽量带上足够的水，也就是冰块，同时招募尽可能多的民工。我们携带的冰块足够35人一个月的用水量，民工的口粮也足够支持一个月。此外，我还额外为自己的人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及在冬季沙漠探险需要的保护用具。我们总共租用了30只骆驼，加上我带来的15只骆驼，但仍然不够驮运全部物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体人员只能步行前进。
1914年2月1日，我带领大队人马从米兰正式出发了。第二天，在塔里木河的一个终点积水湖旁，我们把所需要的冰块都装入袋中，从那里算起，再走四站路便可以到达目的地。在那里，有我的随从托合塔阿洪几年前发现的大遗址群。遗址所在地的地表被风沙剥蚀得很厉害。风蚀最为严重的地方，连坚固的城堡也被摧毁无遗。清理了城堡内的房屋遗址以后，我获得了大量的古代物品，其中主要是木雕建筑构件、日常器具、铜铁物品之类的东西。从这些出土的古代物品来看，这个遗址的废弃时间与楼兰遗址大致在同一时期。有一条河道明显地经过古城堡，河道两岸还有成排枯死倒伏的胡杨树，因而河道的走向很容易追寻。仅从河道延伸的方向我就可以断定，这是库鲁克河南面的一条支流，河水以前就流向楼兰遗址。
我们沿着这条河道来到第二处一个规模较小的城堡遗址。城堡北面有一片很大的地方，到处散布着古代遗迹，用木柱和树枝修筑起来的房屋因为风力的剥蚀，损坏非常严重。遗址的原始地面已经基本无存，幸好古老垃圾堆坚硬板结的表面依然指示出曾经的地面。我们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各种古代文书，文书的字体有佉卢文、婆罗米文、汉文和粟特文。当然还有其他非常精美珍贵的古代文物，比如精美的漆盒，有图案的丝织品和毛织物残片，木制农具，等等。此地废弃的时间，与楼兰遗址一样，不会晚于公元4世纪初。
从遗址中出土文物提供的年代证据，对于判断与遗址毗邻地方人文遗迹的年代也大有助益。历史时期抑或更早以前罗布泊地区的水文和人文政治情形，都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丝迹象。在风蚀地面上我们捡到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箭镞、玉斧一类的石器。
在我前往楼兰遗址的两站路途中，又经过了一些连续不断的古河床。河道两岸都有成排枯死倒地的胡杨树。河床延伸的方向非常明确地指示出，这里属于古代库鲁克河三角洲地区。风蚀地面上，有些地方除石器时代的遗物外，间或杂有许多汉代古钱以及金属零件、陶器碎片等。我们所走的路线和1906年我第一次探访楼兰遗址时的路线不同，而获得的古代文物以及沿途观察得到的资料都与那一次基本一致。
2月10日，天黑已经很久，骆驼仍在努力挣扎着翻越那些连绵不断难以逾越的高大雅丹台地。不久，我们终于到达了楼兰遗址。我们的营地依然安扎在那座熟悉的大佛寺遗址下面。
第二天，我向楼兰遗址东边以及东北方向未知的沙漠地带推进探察，以期发现新的遗址。民工们全部留在上次考察发掘时没有注意或来不及注意的那些外围小遗址和垃圾堆上，全力进行发掘工作。很快，我们就有了大量新的收获。在这次发掘清理中，我又获得了一些用汉文、佉卢文和粟特文书写的文书。而粟特文，正是1906年至1907年考察发掘中由我发现以后才被世人知晓的。
邻近楼兰遗址的地方，从古代中国废弃这里以后，河水仍时常短暂地回转，不时地涨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或延缓了风力和其他自然力量的剥蚀。在这期间，由于沙漠植物的复生，地表黏土也因此得以保持下来。基于我对这类河水的涨落水平线做过的观察和测算，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楼兰遗址废弃以后的1600多年中，河水返回这片荒漠的频率，以及每次返回时河水水量的大小并不相同。资料显示，罗布泊沙漠各处遗址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在那些红柳丛和芦苇都早已枯死的低地里，偶尔还可以看到这里或那里渗出一些水来。这些水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库鲁克河。实际上，1915年我再次回到沙漠中的库鲁克河时，在更西面一些沿着库鲁克塔格，也就是干山山麓，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库鲁克河。在河床低洼的地方，稍微挖个小坑，便有咸水流出。
2月中旬，我又重新返回楼兰，开始此行最为重要的工作。阿弗拉兹·古尔是一位年轻聪敏的绘图员，他来自开伯尔来复枪队，起初以警卫身份加入我的队伍，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在印度测量局谋得了很高的职位。此次探险考察之所以能够准备得如此充分恰当，很多方面都得益于他的大力协助。我们准备进行探险考察的区域，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在楼兰，我曾一直渴望追寻古代中国军队以及商队从敦煌穿越沙漠通往楼兰的交通路线。考察开始不久，我便在楼兰东北部地带发现了一连串古代遗址。这些遗址确切地指示出那条路线的走向。这一走向，即使不是全程路线，也至少标示出了楼兰的起始地。
最接近这些遗址的地方是一处古代墓葬群。墓葬群距离楼兰遗址大约4英里，坐落在一块孤立的雅丹台地上。因风蚀导致崖岸崩落，有的墓葬已经部分暴露在外，有的甚至已经塌落下去。
我们迅速清理了这些古代墓葬，发掘出土了大量古物。随葬物品的清理和出土情况较为混乱。除人骨和木棺残片外，还杂有各种殉葬器物，如有死者生前使用的带纹饰铜镜、木质兵器模型、家具、汉文木简和纸质文书，等等。最令人炫目的是那些光怪陆离的纺织品，其中有美丽的彩绢、精美的地毯、精致刺绣织品残片、堆绒毛毯，以及粗制的毛织物。在发掘现场，我当即就弄明白，出土的这些各类衣饰残片原先都是用来装殓尸体的。中国为了直接与中亚以及遥远的西方交通而开辟的这条古道，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古代的丝绸贸易。
根据出土的古代物品，可以判断出这些古墓的内容。这些东西保留至今，很可能就是按照中国的古老风俗习惯进行安葬的结果。所有这些古代遗物，可以确切地断定其年代为汉代。其实，古代中国的贸易与国力第一次向中亚扩展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这里发掘出土许多五彩和红色丝绢，后来的研究结果充分证明，这些丝织品完全可以反映当时来自中国的丝绸贸易取道楼兰进而通往西方的盛况，以及充分体现中国丝织物美术方面的风格和技术的完美。公元几年前后中国丝织物的残遗，之所以引起特别关注，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在最为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保存至今。而同样重要的是，精工织造的地毯残片。在研究远东和西方古代关系的学者看来，这类毛织品显示出来的风格则是毫无二致的古希腊特点。它们无论是当地织造还是从中亚以西极为遥远的地方输入，我们都可以由此看出一种文化力量的显著影响。
这些纺织品，是目前所知中国装饰性织物最为古老的美术标本。此外应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反映受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的地毯。其中一块地毯残片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古希腊、古罗马样式图案，即仍然清晰保留有赫尔墨斯脸部图案的美丽地毯残片。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则奇异地反映出古代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混合交融的情形。它的出产地显然是中亚。这块纺织品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是古希腊、古罗马样式，而且还有一匹有翼天马。而这种样式，在中国汉代雕刻艺术中十分常见。
继续向东北方向走12英里，库鲁克河的河床被我们远远抛在了身后。随后，我们来到了一座有城墙拱护的古城。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这是古代中国使节和军队从敦煌前往有人烟的楼兰地方途中第一个可以休息和补充给养的驿站。古城的年代与汉朝第一次向塔里木盆地发动军事进攻的年代极为相符。古城暴露在荒野沙漠中两千多年后仍然保存完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古城所标示的古道由此向西延伸，而它正是从敦煌西进的第一座桥头堡。
我在北面城墙遮蔽的一处垃圾堆内发掘出土了有明确纪年的汉文文书。文书与楼兰古城出土的大部分文书相似，是这条古道最后废弃以前那个时期，即公元3世纪末的遗物。
在这座巨大的古代堡垒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代遗址。最有价值的是在古城东北方向约3英里，有一块高出地表约100英尺的巨大雅丹台地，在这片荒野中显得格外突出和壮观。雅丹台地上有一处小小的遗址，应该是古代楼兰土著人建造的一个瞭望台。由于雅丹台地地势高敞，而当地气候自古以来就绝对干燥，台地上古墓暴露在外的尸体保存状况之好令人惊异。许多古尸和随葬品都保存得很好，随葬品包括装饰有羽毛和其他猎获物件的毡帽、放置在身旁的箭杆、粗韧的毛织衣物、里面放置有食品的编制小篮等。从随葬品的种类来看，生活在这里的是一个半游牧民族，与《汉书·西域传》记载罗布泊楼兰道开通伊始中国人见到的楼兰人情景完全一样。
俯视这些墓主人的遗体，除身体皮肤已经完全干枯外，简直如同正在熟睡的人一般。看着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罗布人和现在的罗布人相对而望，真是一幅奇异的场景。墓主人的头型非常接近于阿尔卑斯种型。根据人类学测量资料，现在塔里木盆地主要居民的种族形态，还是以阿尔卑斯种型最为普遍。从这个高地向远方眺望，便很容易发现，我们所在的地方正位于以前维持罗布泊生命形态河水所能够到达的东端。再向东，就是标示着罗布泊干涸湖床的一望无际闪闪发亮的盐壳了。
在我们即将穿越的罗布泊沙漠，向东寻找古代通往中国内地的道路之前，直观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自然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出发点和有益的提示。话虽如此，但要想立即出发，却又不可能。由于我们在滴水全无的罗布泊沙漠之中，已经经受了很长一段时间刺骨寒风的煎熬，此外还有每天不间断的艰辛发掘工作，即便我的民工结实得如同坚硬的机械一般，也都已经筋疲力尽。无奈之下，在完成东北面的遗址发掘之后，我立即把民工带回楼兰遗址的大本营，以让他们休息调养，恢复体力。
此前，我曾派拉姆·辛格肩负测绘任务，从米兰出发，沿塔里木河古河道前往孔雀河，然后再沿孔雀河古河道进抵楼兰古城遗址所在地。现在，拉姆·辛格已经完成任务，平安抵达楼兰古城遗址营地。看到他平安归来，我终于放下久悬的心。与拉姆·辛格一同到来的还有阿不都拉音。阿不都拉音拥有非常丰富的沙漠探险经验，并随同带来了许多骆驼。我的队伍突然间增添了许多新生力量。更为有趣的是，一只母骆驼竟然在楼兰古城遗址产下一只小驼羔。小骆羔生下来没几天便跟随大队人马穿越荒漠戈壁，其精力之旺盛和生命力之坚强实为罕见。
根据以往取得的地形学方面的经验，我感觉前往楼兰的大路还应该向东北方向一些。好在我要寻找的是古长城之外直接通往敦煌边关的道路，这样便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与传统道路成直角的方向直接上路前进了。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们寻找古代中国大道的兴致。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维持生命必需的物品，包括水在内，一样都没有。
对这样一种穿越沙漠的旅行，为安全起见，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估计，前方至少还有10日行程。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的骆驼已经承担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现在还要走这么漫长的路，对它们的耐力而言，是一种特别严峻的考验。所以出发的第一步，是首先把我的队伍带到遥远的库鲁克塔格山麓的阿特米什布拉克碱泉子。这次转移一共用了三天时间。途中我骑在骆驼上，一路观察河道旁边沙地上古代中国的小型墓葬遗迹。在阿特米什布拉克，我们的骆驼吃到了一些芦苇草，并在时隔三个星期后得到饮水，同时得以休息几天，恢复气力。对于我们而言，能够看到一小片植物，也是令人愉悦的事。
补充了足够的冰块，并安排好燃料问题之后，我们终于在2月24日出发，开始各自的工作。一方面，由拉姆·辛格负责测量早已干涸积满盐层的罗布泊古代湖床的东北岸。另外一方面，由我和阿弗拉兹·古尔负责寻找离楼兰古城遗址区较远的一条古代中国大道，并追踪大路可能经过的任何地方前往敦煌。
我们前方的沿途情况，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在进入从若羌通往敦煌的商队道路之前，不可能有水补给。很可能大多数地方连融化冰块所需的柴草都没有。面对前方10日左右的艰苦旅程，我们勇敢的骆驼已经在滴水全无的沙漠中经受了几个星期的折磨，剩下的一点耐力是否能够坚持到底，我心中没有把握。在这样的荒漠中旅行，会遇到些怎样的障碍和困难，怎样才能找到古代中国大道，怎样才能追踪古道行进，我们完全无法预知。总之，前方充满了艰难险阻。路途中，如果仔细搜寻古代贸易商队留下的蛛丝马迹，则会耽误大量时间，根本不现实。即便能够这样做，找到东西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即便能找得到，那也完全是靠碰运气。当然，那与我的野外经验发挥得如何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我所遇到的好运气，比我事先期望的要多得多。
当我们向南艰难地走了两站地之后，地形方面的困难立即就显现了出来。穿过满是盐壳，而且到处分布着迂回曲折的高大雅丹台地，以及小土丘的地带，我们于2月25日到达一处小型堡垒遗址附近。在那里，我又发现了一些遗址，确证了我早先的设想，即楼兰古道开始的位置要靠东北方一些。在仍然遗留有枯死植物的地面上，有一块高大的塔形台地。台地顶部有一处几乎已经完全被侵蚀的古代烽燧遗迹。烽燧的构建方式与我在敦煌一带古长城上看到的样式完全一致。显而易见，我们已经走到了古河道最东端的尽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古代遗迹指引我们了。我们现在走过的地方，古代一定与现在一样，完全不会有什么植物和动物。如果不是地上的干枯红柳残枝，我感到，除了我们留下的脚印，完全是从一片死亡之地走进另一片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地带。
沿着罗盘指引的东北方向，每当我们走过那些绝对荒凉的雅丹或盐壳地带，感觉前途不妙失去信心之时，幸运之神就会悄然而至。这时，总能够在途中捡到一些中国古钱币、小件金属器物、珠子一类的东西。那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所走的路线与古代中国使节、军队和商队早已走了400多年的古道还是非常接近的。在那个时期，这条通向楼兰的古道虽然神秘莫测，但是并不说明中国人选择这条道路没有地形方面的理由。而我们沿途捡到的遗物已经足以表明，我所依据判断的理由完全没错。
当我们把作为古代三角洲重点标志的最后一点枯死草木抛在身后，继续前进时，突然间，竟然找到了古道的踪迹。在阴沉沉的盐壳黏土地面上，散布着约200枚中国古钱币。这些古钱币，彼此相距约30英尺，呈东北—西南方向，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这些方孔圆钱都是汉代样式，发现它们时看上去仍然像新铸的一样，这显然是商队或某种大型队伍护送人员随身携带的钱币。它们可能是在疏忽之下，串钱的绳子松散之后，从钱袋或箱子的缝隙中渐次滑落出来的。在同一方向约50英尺以外，地面上还散布着一些青铜箭镞，看上去像是完全未曾使用过。这些钱币和箭镞一定是汉代运送军需物资队伍在前往楼兰途中遗落的。至于为何时至今日它们仍暴露在地表上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解释，那是因为护送人员在夜间开拔行进，稍稍偏离了正路，而前进的方向并无错误。
在那天的长途旅行中，我们一直行进在一长串形状怪异的雅丹群中，许多雅丹时常让我疑心是风蚀毁坏的佛塔，或者是古代居住遗址，再或者是古代佛教寺院遗址。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靠近古代罗布泊湖床西北边缘，有一个被称为“盐泽”的蒲昌海。在蒲昌海，曾经存在着神秘的“龙城”遗址。这些奇形怪状的雅丹台地让人很容易与之产生联想。此后一天，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经过一段黏土地带，来到大片盐壳地带。这里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及的“白龙堆”。
我在准备攀爬一座被作为路标和路线观察瞭望塔的高大雅丹台地时，在台地的斜坡地面上，又意外地发现一些中国古钱币和其他金属物件，其中还有保存良好的铁匕首。这些东西说明，这里曾经是楼兰古道途中休息的地方。再观察当下的地面，我们脚下的地势平坦干净，没有盐质土层。古代旅行家经过白龙堆大片坚硬盐壳地带之后，一定会在这里停下来休整。
鉴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决定，继续向东，穿越罗布泊湖床盐壳地带。第二天行进的结果，证明我所指引的路线果然一点不错。在这片湖床中，坚硬的盐层褶皱呈大角度倾斜的板块，下面还贴压着棱角锋利的小型盐块。因此，穿行在这种地面上，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十分困难。这种让人畜耗尽体力痛苦挣扎的旅程大约有20英里。过去之后，我们终于踏上了较为松软的盐土地带，并在那里扎营休息了一晚。在这里，我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感到自豪。后来大地测量的结果告诉我，我们正是从罗布泊盐质湖床最为狭窄的地段穿行经过的，正好避免了在白龙堆盐壳地面宿营的厄运。
古代中国开拓楼兰道的先锋队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当然会有上述情况的考虑。我们走完白龙堆邻近地带的那一段路程之后，就到达了古代盐泽东岸。至于古代贸易商队为何要选择这条道路，除我们沿途捡到的古钱币和其他物件外，很快又有了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沿湖岸走了大约三站地，经过一段仍然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但较为好走的地段，我们来到一片低矮沙丘的边缘。这里恰好是古代罗布泊湖床的最东端。站在东北侧陡峭的悬崖上，俯视干涸的古代湖床，莽莽盐壳，恰似湖水犹存一般。我们沿着湖岸走过，看见有一个地方，古道的痕迹清晰明显。
从阿特米什布拉克出发后的第九天，我们第一次看见生长在干涸湖床岸边沙地上的灌木和芦苇，不禁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而后，我们接着向东南方向行进了一大站地，走过另外一片干涸湖湾的盐质湖床，到达通往敦煌大道的标志性地点——库木库都克井。
对于穿越这条120多英里长的荒漠大路，中国古代的商贸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又是怎样维持供给的？我在这里不予讨论。仅就文明交流而言，这的确是极为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古代中国政治方面显赫的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老实说，这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