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丹乌里克以南，离固拉哈玛、达玛沟两个村庄不远的沙漠里有不少遗址等待我去探察。当我们离开丹丹乌里克和其他沙漠遗址后，便径直向民丰 (19) 出发。
我们一路向东，翻越一道道沙梁，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才跌跌撞撞地到达克里雅河。时值隆冬，克里雅河水已经冻结成为冰面。克里雅河能够蜿蜒流经无数沙丘进入沙漠腹地而不消失，实在是一个奇迹。事实上，能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河流，也只有克里雅河。
我们骑马沿河上行，一直走了四天才终于到达克里雅 (20) 绿洲。克里雅绿洲很大，是于田县城所在地。于田和蔼的县官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刚到于田的第二天，我便得知民丰以北沙漠里有半埋在流沙中的古代房屋。经过多方打听，很多人都曾听说过与此相似的古城故事。在塔里木盆地，遗址无论大小，即便是最小的房子，人们一律称之为“阔纳沙”（即古城）。
鉴于这条线索的重要性，我决定1月18日出发前往民丰。我们沿着砾石地带整整走了四天，才到达民丰小绿洲。
到达民丰时，正值伊斯兰教斋月末期的拉马赞（即封斋）日子，我们只好白天停止活动封斋。虽然探险计划受到影响，但我还是获得了珍贵的遗址实物材料，这令我喜出望外。
那是两块带文字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用佉卢文写成，而佉卢文是古代印度西北部使用的一种文字，与公元1世纪使用的文字十分相近。
一年前，一个叫伊布拉音的年轻人来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圣墓外沙漠古城的两间破房里寻宝，掏挖了半天，结果只找到了一些木板。他带走了6块，除去在路上扔掉的，其余都给了孩子们当玩具，现已不知所终。伊布拉音看到我重赏了那位拾到木板的村民，感到非常后悔与懊恼。
我不能放过如此好的机会，立即请伊布拉音做我探险队的向导。那天晚上，我一直端详着刚得到的简牍文书：曲折的字体，淡淡的墨迹。虽然当时不能释读，但要知道，握在我手里的文书是用一种古代印度字体写成的。
沿着尼雅河，我们一直走了三天才到达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大麻扎。这一大麻扎在当地非常著名，但我决定不在此地耽搁时间。沿途有一些为朝圣者设置的避阴建筑，是一种小型的清真寺。路边的一些大树上挂满着朝圣者供养的布块。继续往前走，是一座座用碎石堆成的奇异硝石丘，散布在露出白色盐碱的山坡坡面上。很快，我们就走到了河流的尽头，剩余的河水被一条小渠引入一个小湖泊中存储了起来。于是，我们用两个镀锌铁桶，以及临时制作的袋子和绳网装满冰块。我的探险队有四五十人，离开这里后将不再有水源，必须多准备一些冰块作饮用水储备。
走过麻扎 (21) 后，茂盛的红柳灌木丛和野生胡杨林带逐渐被一望无际的低矮沙丘所取代。沙丘上面仍然点缀着矮小的树丛和枝干卷曲变形的枯树。经过一个地势宽广的地方时，我们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一道用芦苇束围成的篱笆，一排枯死的果树和白杨树。这些人类活动遗迹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处农庄遗址。随后，我们就找到了向导伊布拉音所说的那两间破房子。
这些古代房屋所在地，乍看起来好像是一块隆起的台地，后来我才慢慢弄明白，原来的房屋建筑都修建在黄土平地上，现在看到的台地是风蚀形成的。房屋建造的形式、使用的材料等与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房屋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大了很多，木柱框架也精巧坚固得多。屋内满是沙土，我在一间居室遗址内找到一块精美的木片，上面雕刻的是希腊风格佛教装饰图案，由此进一步确定了这处遗址的年代比我之前见过的其他遗址都更为古老。
再向北行进了约2英里，经过一些高大的沙丘，有一座古代佛塔遗址，遗址有一半已经被掩埋在圆锥形沙丘中。我选择了一处适中的位置扎营，以便发掘散布在四周的古代遗址。营地离向导伊布拉音发现有字木板的地方也很近。第一天晚上，住在万籁俱寂的古人居住地上，我心潮澎湃，收获的期望与失望的忐忑不断交集，不知道伊布拉音所说的是否可靠，也不知道那里还有多少木牍文书等待我去发现。
第二天清晨，我急忙带领伊布拉音和发掘民工来到遗址所在位置。动身时，我内心的希望与忐忑再次交集在一起，令人心神不宁。但到达那里后，所有的不安都被一扫而光了。伊布拉音带领我们去的遗址离营地大约1英里，遗址位于一块高高的小台地上。才刚刚爬上斜坡，我一口气就捡到三块有字的木牍。这三块木牍混杂在一堆风蚀倒塌的木料里面。
登上台地顶部，令我更加惊喜不已，在一间建筑物室内，到处散落着木牍文书。这些木牍文书应该是伊布拉音一年前丢弃在这里的。
因为天气严寒，被成捆丢弃在背阴坡地上的木牍文书并没有损坏，但由于风吹日晒，最上层木牍的字迹已经部分受到了影响。幸运的是，在木牍被伊布拉音丢弃后不久，我便来到这里，发现了它们。
伊布拉音迅速找到了他以前挖掘木牍的地点。那是一个小居室的角落，位于这个建筑遗址北面房屋建筑的中间。当时，他用手刨开这间房屋里堆积的沙土，挖出了这些木牍。由于木牍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一气之下便将这些原本按顺序摆放的木牍扔进了相邻的房间里。
我安排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民工们把这间屋子清理干净。这间房屋不大，地面的沙土堆积也只有4英尺，清理起来比较容易。清理过程中，在原来的地面位置，以及炉灶旁边用作板凳的土台上，发现了24件木牍文书。在伊布拉音曾经掏挖的位置之外，发现了85件木牍文书。北厢房与这间房屋相邻的房间里也发现了不少木牍文书。第一天的发掘还未结束，我收获的珍贵文物数量就令人喜出望外。
这些木牍文书保存良好，很容易弄清它们的用途，以及它们外部封装形式的重要性。我那天获得的木牍，除少量是长方形，其余都是楔形。木牍的长度从7英寸至15英寸不等，原来显然是每两块拴系在一起。木牍的这种巧妙拴系方法如下：木牍正文都是用弯弯曲曲的佉卢文书写，读法从右向左，较长的部分则呈平行格式，写在木牍里面。外面的木牍有一道下陷的凹槽，槽内填有印泥并加盖有封印，由此证明它是用来做封套的。凹形槽旁边常常有很简单的记录，成单行，这应该是收件人地址或发信人的姓名。两块木牍紧密地拴系在一起，彼此可以相互保护，以防泄密。也正因为如此，我打开它们时里面的墨迹依然很清新，犹如昨天才书写上去的一样。
这些木牍文书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但它们的共同文字特点表明它们是佉卢文。佉卢文是贵霜王朝石刻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在现在的旁遮普以及印度西部地区，贵霜王朝统治的时间是公元3世纪，所以，在没有进行任何细致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之前，我就已经初步断定这些木牍文书的年代一定很古老，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那天的挖掘工作虽然很顺利，但是有一点还不够圆满。那就是，我的学术良知告诉我，当天的工作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胜利。到达尼雅遗址的头一天，我就已收集到数百件佉卢文木牍文书。毫无疑问，这么大数量的文书，即使不能够胜过，至少也相当于以前世界各地所收藏的佉卢文木牍文书的总和。但是我所收集的这些木牍文书会不会都是同一种内容的复写本？会不会是祈祷词或是对佛经中某部分内容的重复性抄写？对此，我一时无法断定。
回到帐篷里，我立即挑出保存状况最好的几件木牍文书进行仔细研究。佉卢文字体弯曲，语义不定，识读特别困难。我以前研究佉卢文石刻碑文，对这方面已经多有了解，可谓是有心理准备。在这零下41度寒冷刺骨的夜晚，我裹着厚厚的皮大衣坐在帐篷里研究这些木牍文书，最终确定了两方面的重要认识：第一，根据已有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文书使用的是一种古代印度俗语；第二，文字内容虽然相差很大，但是就已经开封的多数文书而言，大部分都使用同一种简单的起头格式。后来，我把这种起头格式试读出来，写的是“mahanuava maharaya lihati”（大王陛下敕书）几个字，使用这样的文字表达方式，当然只能是公文了。单就佉卢文而言，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种古代印度方言曾经被移植到中亚这个遥远的地方，至少是统治阶层曾经使用过这种文字。尼雅遗址所在的地方是如此的封闭和不开化，而所有这些考古发现，将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真实的历史面貌。
当我继续清理南厢房的其他房间时，仍然心怀再找到一些木牍文书的希望。后来的发掘结果证明我的期望没有落空。有这样一处建筑，它是由一间很小的房屋和一间较大的房屋组成的。小间房屋好像是卧室，搭建的则像现在当地维吾尔民居建筑中的阿依旺。大房间有26英尺见方，三面各有一道隆起的灰泥平台。房间现存八根柱子，呈方形排列。与现代维吾尔民居一样，房间原来可能有一个隆起的屋顶用来通风采光。很快，我就弄清了各处建筑遗址的形制与功用。总的说来，它们与现在绿洲民居的基本形式、布局和功用非常相似。
由于年代久远，风蚀严重，遗址上那些用木料和灰泥建造的墙垣，除一些不完整的支柱外，大都已荡然无存。覆盖和保护这些遗迹的沙土也只有2英尺厚。虽然遗址毁坏严重，但可喜的是，我在那间客厅南边的土台上又找到了60多件木牍文书。这些木牍文书刚被发现时，有的被捆绑得很紧。显然，这是房屋主人准备带走，最后又不得已留下的。此外，从木牍文书放置的位置来看，有不少显然曾经被搬动过，时间大约就在房屋被废弃之后不久。比如，有些是在一张席子上找到的，这张席子应该是房屋中央屋顶的建筑材料；还有一些是在一个露天灶台旁边发现的，上面也覆盖着一张从屋顶掉下的席子。这些木牍文书之所以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就得益于席子的掩盖。
就我所得到的这些木牍文书，以及它们在我之前未被寻宝人触动过的保存状况来看，这个大屋子原来很可能是官署。后来，经过研究弄清木牍文书的内容之后，我进一步明确了这些木牍文书的公文性质。这些木牍文书的大小、形状和规格等相差都很大。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些楔形木牍文书，但数量远不如方形木牍文书多。当然，方形木牍文书的内容和大小形式也不一样。方形木牍文书的字体基本上都排列得参差不齐，有些行列虽然短小，但还可以辨识，行末记有数字。此外，它们的书法也不统一，较为随意，从一些地方可以看出曾经刮削重写的痕迹。显然，这类木牍不是正式文书，也不可能是连贯的报告，而是备忘录、账簿、文书草稿以及随笔之类的东西。
从另外一个房间里得到的长方形木牍文书，形制规整、书写也相对比较整齐。虽然说发现时还不能够辨识它们，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组。其中一组为直角长方形，长度从4英寸至16英寸不等，书写正文的木板两端高出一块，形成卡住上面盖板的凹槽。文书开始的一行，都写有一种很容易辨识的当地习惯用语“……年……月……日”。显然，这是一种有明确纪年的正规文书。另外一组，也是直角长方形，体积较小，木牍平整的一面很少有文字，另一面中间部位隆起，刻有方形或长方形的凹槽，槽内填有封泥并加盖封印，文书的侧面还写有一两行文字。我前面提及的垃圾堆是一个埋藏古代文物的宝藏，那里出土的同类型木牍文书同样表明，这些有封印的木牍是书信或公文的封套，用来安装在另外一件木牍凹槽之内，以保护书信或公文内容不被泄露。
出土大量木牍文书的这座建筑物遗址被流沙掩埋得并不很深，不能有效地保护较大的古代遗物。不过遗址本身的现存状况，却反映出当地环境以及古代建筑遗址受风蚀影响的程度。遗址位于一块小台地上，台地高出周围地面约15英尺，形成这种高差的原因就是风蚀作用。台地地面应该是建筑物使用时期的原始地面。在建筑物被废弃之后，强风长年累月地刮走地表沙土，而建筑遗迹以及其他遗迹所在地面因为有遗址的庇护，沙土得以保留下来，并与台地周围地表逐渐形成较大的高差。不过，古代建筑遗址所在的地面或多或少还是因风蚀而逐渐下陷。遗址前方较大的木料堆积，原本是一处古代建筑，现在因风蚀已完全倒塌。
在遗址区，又清理了两组古代建筑遗址群之后，对于风蚀对古代遗迹的危害，我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第一次清理的建筑遗址西北约0.5英里，有一块足有500平方英尺的地方，地面到处都是古代房屋建筑倒塌后残余木料堆积形成的小沙丘。沙丘仅有几英尺高。因为风蚀的影响，遗址的墙壁受损严重，房屋里几无东西保存下来。不过仔细清理之后，居然大有收获。
在遗址的一个单独房间里，堆积了1英尺深的流沙，清理之后，出土了大约50件木牍文书，以及捕鼠夹、靴子和熨斗之类的家用物品。但由于保存环境不佳，大多数木牍都已经残破不堪，表面泛白，字迹模糊，难以辨识。其他字迹清晰的木牍文书都已经严重弯曲变形。这些文书，记录的大多是人名和账目，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官方文书。
这里的流沙堆积较深，遗址大多被掩埋在沙土之下。我让人迅速清理出许多小房屋遗址，以便了解当地人的住房与牛圈等建筑的基本结构和布局。清理过程中，我在一间外室建筑内找到一个冰窖，冰窖里堆积着厚厚的古代杨树叶，用来覆盖冰块，至今保存完好。
离开第一处遗址，我们又清理了另外两处倒塌的古代房屋遗址，出土了一批性质更为复杂但也更为有趣的文物。一处遗址在东面，从它的规模和房间数量来看，其主人的社会地位一定很高。各个房间流沙掩埋的程度较深，因而保存状况良好。这处房屋遗址以其中央位置的大厅为显著特点。大厅长40英尺，宽20英尺，承架屋顶的大白杨木梁长40英尺。大房梁和安放房梁的斗拱一样，都有精美的雕刻纹饰。在一堵用石灰粉饰过的墙壁上，有用胶质染料绘制的大卷花形状的装饰图案。
大厅里干干净净，显然是后来的入住者或来访者收拾的结果。但是，我们在与大厅相邻的一个小房间内找到了非常有趣的古代文物，它们足以说明当时的工业和美术状况与发展水平。在出土的当地纺织品中，有一块漂亮的毛织品残片，上面织有细致的几何图案，与之相配的颜色自然和谐。最有价值的遗物，是在厨房里清理出来的残旧木器和在后面仓库里发现的弓箭、木盾之类的武器。
在遗址区更西南位置的一些大型房屋建筑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奇异的古代文物。在一个公署房间里，除了发现和出土一些有字的木牍，还有未使用的空白木牍和其他文房用具，以及在木牍上书写使用的红柳木笔和筷子等物品。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过道里清理出的一把保存完好的上半截六弦琴和一把雕刻精美的破靠椅。靠椅椅腿呈立狮状，扶手为希腊式怪物，构件都保存了原来鲜艳的色彩。
在遗址近旁，还有一座果园，果园的布局仍很清楚。裸露在地表的白杨树干有序地排列成小小的方形，甚至连林带边的小路都还依稀可辨。这种情况与现在的喀什和于田绿洲的农庄景象完全一样。我曾经多次在两道篱笆之间行走，那是一条古老的乡村小道，但是与现在的绿洲乡村道路几乎一样，甚至如同17世纪以前的欧洲乡村小道一样，每每引起我异样的思古幽情。恍惚间好像时间跨度突然消失，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用手杖在篱笆墙脚的沙土中随便拨动翻弄，竟然找出许多白杨树和各种果树的枯叶。这些树叶，在各个遗址的每个角落，以及那些倒伏在地上的古树树干旁都很常见。发掘民工们都能辨认那些种植在道路旁边的杨树，或者遗址中的桃树、苹果树、李子树、杏树和桑树之类的果木。
从发掘清理情况来看，有一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尼雅遗址古代居室中所有有价值以及还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如果不是被最后的居住者，就是在他们离去后不久被人收拾一空。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能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只有寄希望于垃圾堆了。这个希望很快便被来自垃圾堆大量可喜的收获所证实。
最早考察尼雅遗址北部地区时，我曾发现一处倒塌的古代建筑遗址。其中一处建筑遗址已经严重损毁，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吸引人注意之处。不过就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些褪色的木牍暴露在沙土外面，稍加挖掘后，便获得了20多件木牍文书。其中有两件特别引人注意：一件是写有汉字的狭长木片，另一件是上面用佉卢文记载着年代的树皮。
这样的发现让我对这片遗址充满期待。不过未发掘前，对它西侧大半墙壁保存完好的房屋建筑内是否埋藏有丰富的古代文物，我仍然无从判断。等到系统发掘开始之后，露出一层层与各种废物混杂在一起的木牍文书时，我才看出，这是一个因多年连续使用堆积而成的古代垃圾堆。令人惊喜不已的还有，这个古代垃圾堆里居然出土了一些当时可能称之为“废纸”的珍贵文书。只不过因为杂乱堆积，年代序列稍显混乱而已。
从那个高出原地面4英尺的垃圾堆里，我总共清理出了200多件木牍文书。这些文书混杂在破碎的陶器、乱草、毡片、毛织物残片、零碎皮块，以及其他仍然发出恶臭的硬质废物层中。发掘时，东北风不时地从刚刚挖掘出来的垃圾堆中卷起阵阵轻尘，而我已经不再顾及一切不适，用冻僵了的手仔细地记录每一件有字迹的木牍文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但是我必须把所有发掘出土的每一件文物和它们的原始出土位置仔细地记录下来。这种记录工作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因为将来为这些文书建立年代顺序，以及要弄清楚这些文书内在的联系，就必须依靠现在所做的这些记录。我夜以继日地忙活了三天，饱受了古代垃圾堆尘土的气味。这些垃圾虽已经历时许多个世纪，但气味仍异常刺鼻。
文书的形制和用材复杂，保存状况良好。刚开始清理垃圾堆时，便出土了写在皮革上的完整佉卢文文书。那是一张长方形的制作精良的羊皮。这样的文书一共发现了24件，它们的大小虽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同样的形式卷成小卷。卷在内里皮面上的佉卢文书写得非常清楚，黑色的墨迹仍很清晰。每一件文书的开始部分，都使用官方的习惯格式，说明公文的来源。这是我唯一能够认识的文书内容，我还发现，文书的年月日期另外书写在文书下方，不过只有月和日。
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还完整保存原来封印和用来捆绑木牍的细绳。更为有趣的是，有一些文书是书吏练习书法的习作。至此，我判断木牍是当时的主要文具之一。而且令人高兴的是，我也同时弄清楚了这类文书制作运用的所有技术。
楔形木牍只适合于短篇通讯。作为一种特别的形式，它们可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那是一种用相互契合的两块木板合成的。两块木板的一端削成方形，另外一端削成逐渐向下收缩的尖形，尖端各钻有一个绳孔。文字写在底下那块木板光滑的内侧，其上加盖另外一块木板作为保护，类似于一种封套。如果书信内容过长，可以继续在上面那块木板的内里一面书写。上面那块木板，越靠近方形那头，厚度也逐渐变得越厚。其上隆起部位开凿有一个方槽，用以填塞封泥和加盖封印。
组装双木牍文书时，用一根两股的麻绳，采用巧妙的方法，首先穿过绳孔，然后拉向右手方头处紧紧地捆绑好。麻绳通过与印槽相同的沟槽，绑束成规整的十字形。而后再在印槽内填塞封泥，压住穿过其中的麻绳，再由发信人将其个人的封印加盖到封泥上。这样，在传送过程中或其他情况下，要想阅读文书的内容，只有拆开木板，弄破封泥或剪断麻绳，因而有效防止了私拆书信的可能。
根据从垃圾堆中出土的木牍文书来看，长方形木牍文书的束缚和密封方法之精巧一点也不亚于前者。我在那堆垃圾中获得了许多完整的双板方形木牍文书，并随之弄清楚：原来，底下一块木牍较长，两头各高出一部分，中间形成一块凹槽；上面的一块木牍较短，恰好放入底下那块木牍的凹槽内。较短的木牍背面，中间部位隆起，并开凿有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小凹槽，用以填加封泥和加盖封印。用一根麻绳通过槽沟把两块木牍束缚牢固，麻绳之上再填入封泥加盖封印。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私自拆阅木牍内文的企图。这些双木牍文书出土时，有的封绳已经断裂，有些则完好如初。套封的两块木牍分离的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原本已经打开，另一种是在被丢弃后再因一些外力作用而分开。
根据考古资料，这种巧妙的文书器具来自中国内地，而且传入的年代很早，非常古老。在这里，我还要再加一句：纸张发明于公元105年。此后的几个世纪，木质文书器具的使用逐渐衰落进而废弃。新的书写材料既然比前者更为方便，自然会流传到遥远的中亚，不过这个传播和流行过程比较缓慢，比如，尼雅遗址的废弃年代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但我在那里的发掘竟没有发现一片纸。这就完全可以证明这种传播过程的缓慢。
就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从那些出土木牍文书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封印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并且，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古代美术文化向遥远的塔里木盆地传播的历史事实。在清理干净第一块发掘出土的完整封泥时，眼前的情景令我惊喜不已。那是一个手执盾牌和雷电的雅典娜的形象。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毫无疑问，这是完完全全的古代希腊风格。另外一块封泥的图案也是希腊神像或其他形象的雅典娜。封泥上的印章也与公元1世纪希腊或罗马的美术作品风格完全一致。
好像存心要作为融合遥远西方与遥远东方文化的象征一样，我在尼雅遗址中找到一块密封的木牍文书，其封泥上并排压盖了两个封印。一个封印的图案是中国篆字，文字内容说明那是管理古代鄯善行政区（现在的罗布泊地区）长官的印信；另一个封印的图案为一个人头，显然是按照西方古典样式刻制的。
我在尼雅遗址得到的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内容，涵盖当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情形，以及种族文化等。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大部分文书是各种类型的公文，其中不少是地方官的报告及其接收到的命令。这一类文书所涉及的，大多是申诉书、传票、护照（路引）、海捕文书以及地方管理和社会秩序的有关文书。当然，也有一些私人书信。至于付款凭证、请求文书、账目、工人名单等杂项，则通常写在不规则的单块木板上，每行之后一般还缀有数目字。
我获得的佉卢文文书都使用一种古代印度俗语书写。不过，其中也掺杂有大量的古印度雅语名词。我有理由认为，这种佉卢文不仅字体，就连语言的出处都是现在旁遮普及印度西北部地区和邻近外印度河一带。
文书中，我们时常见到“Khotan”这一名称，其形式与现在通用的称呼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这一名称有时也作“瞿萨旦那”，意为“地乳”。在书信文书中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诸如“尼雅”“且末”之类的古代地名。在这些地名里，我最后确定“Chadota”就是现在的尼雅遗址，也就是古代中国所称的“精绝”。根据《汉书》记载，精绝是和田东边的一个小地方，正好与尼雅遗址所在位置相吻合。
不过，最确切无疑的证据，仍是汉文木简。这样的木简，我在垃圾堆中收集到40多枚。这些文书都是官方文件，记录的大都是关于逮捕某些人，或者准许某些人通过关卡的官方命令之类的公文。文书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以及中国古代其他地方，都很有历史趣味。
这些汉文文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由法国汉学家布什尔首先发现的一枚木简。木简确切地记载有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的年号。据史书记载，晋武帝时期，中国重新经营西域，其声威在西域延续数十年不减。晋武帝以后，尼雅遗址还有人居住，并且经历了很长时期。不难相信，军队从这里撤退之际，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动乱。尼雅遗址的废弃，很有可能就与西晋军队的这次大撤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清理北面遗址区的那些房屋遗址，除一些美丽木刻建筑构件外，并未发现其他新奇之物。我心里十分清楚，在那些还未发掘的沙丘下面一定还隐藏着许多雕刻精美的建筑构件。在这里，我连续工作了16天，疲倦至极。这时我听说在尼雅遗址东西两个方向都还有其他古代遗址，心思已经游弋而去。而且沙漠风暴季节不久就要来临，再深入沙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便不再可能，于是我们便停止了发掘。
1901年2月13日，我带领探险队撤离这块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与刺激的遗址，恋恋不舍地返回。即将走完沙漠地带回到尼雅河尽头时，我们偶然又碰到一个房屋遗址，来时由于走得匆忙，加上周围沙丘的遮挡，所以没有发现。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这次回去以后，一定要尽快再次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