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尤其是佛教时期，中国新疆地区是文化、宗教、种族以及语言等人类文明交融之地，这一点可以从沙漠遗址发掘所得的各类文物中得到证明。其中，这一地区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这些影响，来自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佛法兴盛之地和佛教传播大本营的印度西北部地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那里充满了好奇与无穷尽的遐想。
45年前，在我开始为印度政府服务的时候，帕米尔遍地高原和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优美的克什米尔自然风光，是上天赐予我最特别的恩惠。那里最符合我的兴趣与性格，是我进行学术研究与工作的最初场所。在那里，我曾经花费好几个假期进行考察旅行，并根据古代梵文文献的记载，从事关于克什米尔历史问题的考证和研究。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海拔1100英尺的高山上安营扎寨，风餐露宿，从事艰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后来，我的学术兴趣转向更北部的遥远地区。长年与世隔绝的高山生活，让我把克什米尔的帐篷当作了自己的家。而我的探险考察也都是以克什米尔为出发地的。
兴都库什山位于喜马拉雅山的北侧西端，是帕米尔高原的西向大山，也是印度河河谷与中亚内流河流域的分界线。每次探险考察，只要有机会，我都尝试寻找一条新的交通路线。我的三次探险旅行都经过荒凉的喜马拉雅山西部，那里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动人的回忆。
1900年第一次探险考察时，我从克什米尔前往中国，选择的是经过吉尔吉特和洪扎的那条道路。洪扎是一条山路，自然景观壮丽。1891年洪扎和纳格尔的酋长归顺英国后，这里才为世人所知。为了沟通吉尔吉特，以及给驻扎在那里的一小队大英帝国的军队提供方便，当地修建了一条很好的驴道。1913年第三次探险考察时，我又取道于此，并考察了此前欧洲人从来未涉足过的达勒尔与丹吉尔两处山地，然后取道塔格敦巴什帕米尔，沿着白雪皑皑的山路进入中国境内。就我个人看来，在历史问题之外，1906年第二次探险考察时我所选择的道路最富于地理学和人种学（体质人类学）意义。为了提高读者对我探险考察之旅的兴趣，这里就先介绍这条道路。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条道路平常不对欧洲旅行者开放。我从印度西北边区白沙瓦县出发，取道斯瓦特与迪尔的土著部落，进入吉德拉尔的达尔德一带。从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属帕米尔高原可以横越巴罗吉尔山口。我的前上司丁诺大佐当时是西北省的省长，他也十分赞同和支持我的计划。恰好当时的政治气氛也祥和适宜。承蒙阿富汗国王埃米尔·哈比布拉汗的恩准，我才得以迅速通过阿富汗那些从来不允许外人进入的地方。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4月是可以自南向北横越雪岭的最早时间，因而我的队伍便抓紧时间开始行动。我所主持的前三次探险队的成员中只有印度助手。印度测量局对我要进行的地形测量工作，自始至终都给予全力支持，每次都派出最优秀的本土测绘调查员随行，如奈克·拉姆·辛格是孟加拉皇家工兵队第一队的伍长，接受过十分严格的专业训练，探险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很大。乔斯范特·辛格是来自康格拉的拉贾普特人，在我几次探险考察中，自始至终都给调查员当厨师，我十分愿意我的队伍中有这样一位诚实可靠而又态度温和的印度随从帮忙，但因他出身高贵，不允许为欧洲人服役。至于我自己的厨师，只好另外找一个印度人。此人的烹调技术和个人品性与乔斯范特相比就逊色多了。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讲了这么多，是因为我几次探险考察队的人员组成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故一次介绍到位。在中国境内，为了在许可范围内进行正常工作，以及为了组织深入沙漠考古的运输队伍，所以得另外租用当地人的骆驼、骡马和雇请驼夫。在这些当地人中，我也找到一些可靠的人。对于我的那些考察设备，如科学仪器、照相机、玻璃片，以及满足两年以上工作需要的必备用品而言，出发时能够找到14头骡子来驮运，实属难能可贵了。
4月27日，我们从马拉坎特山口护卫斯瓦特河谷的城堡出发。自从1895年通往吉德拉尔的军用道路开通以后，马拉坎特山口及其附近山谷便成为当地部族激战的战场。我的探险旅程不仅要前往遥远的地方，并且也要追溯很久以前的年代，所以以此为出发地非常适宜。2200多年前，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就是以此地为第一阶梯，进而深入南下征服印度。这里还有一些反映古代文明的残破佛寺遗迹，并发现有铸刻古希腊人物形象的古钱币。这些佛寺走向衰亡，一定是钱币上的人物不再掌控这片土地和不能够为佛教继续提供保护之后才发生的事。
5月3日，我们到达洛瓦雷山口附近山谷，这里的海拔在10200英尺以上。天未破晓，我们便走进深邃险峻的峡谷。峡谷里塞满了因雪崩坍塌下来的积雪，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新近才坍塌下来的。出发前，当地人就警告我们说，目前向北部行进很危险，现在看来绝非危言耸听。为了运送行李，我们不得已又雇请了50多个当地土著人，分成几个小队，分批分拨地行进，以减少危险的发生。安全地渡过这一难关之后，我们得以迅速通过深削的吉德拉尔山谷，到达德罗什戍堡。德罗什戍堡是印度英国驻军最北部的哨所。从这里前行，有两条很长的道路，高耸入云的提里奇米尔峰白雪皑皑，已经全然在望。随后，我们很快便到达吉德拉尔首府——一块被迂回曲折的群山环绕的荒漠小绿洲。
我们在当地停留了几天，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吉德拉尔的土著居民是达德部族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他们之间古老的历史以及种族和语言方面的相似性，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在阿契美尼亚帝国时期，科特西亚斯便已经知道这一带山谷中有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老种族，只是由于高峻的吉德拉尔山在庇护着他们，所以得以存在至今。正因为如此，我也才得以在这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测量。这些人与兴都库什山另外一侧的那些讲伊朗语的山民，以及卡菲尔斯坦那些亡命者一样，都是卡菲尔部落的最后残余。也是得益于高山深谷的庇护，数百年来，他们才能够抵御来自阿富汗方面的征服和避免被强制改信其他宗教。
吉德拉尔及其周边的一些山谷由于仍然保留有许多非常古老的风俗习惯和技艺，以至于房屋建筑的形式等都很古老，这里是研究古代印度文明的理想之地。但迫于考察任务的压力，我必须努力控制住难以割舍的心情，继续向阿姆河和“世界屋脊”方向前进。尽管匆匆忙忙上行至亚尔浑河和玛斯杜杰河河谷，但我还是抽出时间考察了当地一些有趣的佛教石刻以及在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军事堡垒遗迹。当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所有与历史相关的传说，都把一些时代较晚的遗迹同朦胧不清的中国入主时期联系起来。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说过，中国唐代的军队曾横越帕米尔高原，甚至一度短时间向南扩张至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就此而言，对于现在这种在被群山包围，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所保存下来的传说，我们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
中国正史的相关记载，一向被我当作古代中亚历史与地理方面的指导性资料。有趣的是，时过不久，这些记载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前面我曾介绍，公元747年，中国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领大军进入当时被吐蕃人占领的亚辛和吉尔吉特两个地区。早在若干年以前，我就阅读过中国古代史籍关于这方面情况的翻译材料，那时我曾断定：高仙芝及其1万多人的大军从疏勒 (10) 出发以后，横越帕米尔高原所走过的道路，就应该是经过巴洛吉尔和达阔特这两个山口。事实上，从阿姆河上游山谷经过巴洛吉尔进入玛斯杜杰河源头河谷，再从那里前往亚辛，满布冰川通行艰难的达尔阔特山口是唯一可行的通道。
曾经发生过这样伟大历史事件的交通路线当然有必要进行实地考察。对于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帕米尔高原与兴都库什山都是巨大的天然障碍。有史以来，人员众多的军队如此有组织地越过此地，恐怕都要以高仙芝他们为首例。高山耸峙，缺少最基本的给养，其困难程度难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军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即使是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难倒现代军队的任何一个参谋本部了。
5月17日，本着验证历史的目的，我们登上了海拔15400英尺的达尔阔特山口。登山的过程表明，这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山岭上，从北向南有一条长达数里的巨大冰川延伸而来。这个季节，山上积雪很深，雪层下面隐蔽着许多冰川裂隙，危险时时存在。经过九个多小时的挣扎，我们才最终到达山口顶部。即使是我们的向导——强壮的玛斯杜杰人和瓦罕人，他们也一直坚持认为，在这么早的季节是不可能翻越这些山口的。这次登山的经历，以及后来翻越巴洛吉尔到达阿姆河流域的考察过程都充分说明，中国官方对于高仙芝这支伟大的远征军的所有记载，尤其是地形方面的记载，连细节都非常准确。
当我站在积雪闪亮的山顶，沿着陡峭的山坡俯视6000英尺以下的亚辛河谷，才真切地体会到高仙芝的大智大勇。他的士兵起初一定是极不情愿地被迫前进。后来则因为进入绝地，不得已只有挣扎着努力前行了。这些士兵的统帅对于前方路途的险恶情况恐怕早就了然于胸，因此他十分聪明谨慎地安排行军计划，鼓励士兵们义无反顾地进入前方深邃的峡谷。高仙芝的大队人马越过这道天险，突然出现在亚辛占领守军面前，大大出乎了敌人的预料，使得他们狼狈不堪，从而使唐朝军队在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至于高仙芝所使用的军事战略则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们暂且搁置不谈。当时我感觉非常可惜的是，这位勇敢的中国将军竟然没有在险峻的达尔阔特山口建立纪念碑之类的东西来记录这一伟大的壮举。就高仙芝的部队所遭遇的困难而言，横越达尔阔特以及帕米尔高原其他险峻的山口要隘的困难程度，要远超欧洲历史上从汉尼拔一直到拿破仑和苏沃洛夫等著名将领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面临的难度。
两天后，我们翻越兴都库什山主峰，到达帕米尔高原最低处的巴洛吉尔。我们到来的这一年，这里的雪下得很大，使得本来很容易通过的山口因积雪壅塞而变得难于通行。如果没有阿富汗政府方面的大力援助，我们的辎重根本无法通过。
现在我终于能够站立在阿姆河源头河谷了。从阿姆河源头顺流而下，便是我自幼渴望接近的古代大夏人的活动区域。现在，我来到这里，不禁百感交集。以前我曾经多次努力接近它，但是每次都未能如愿。现在，不利的政治形势依然如故，但是由于探险队得到阿富汗国王（即埃米尔）的支持，所以在给养极度缺乏的瓦罕地区，我们从帕米尔向东进入中国的行程安全却得到了充分保障。
沙尔哈德是阿姆河流域地势最高的一个村落。在这里，我们受到十分友好热情的接待。阿姆河流域的阿富汗边防军指挥官什林迪尔汗受命带领士兵来这里护卫我们。什林迪尔汗是一位可爱的老战士，他在阿富汗国王埃米尔·阿卜杜拉曼即位前后的纷乱战火中身经百战。他极为熟悉巴达赫尚地区，说起这里的民族、历史、文化、古迹等更是兴致盎然，滔滔不绝。据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兵讲，他少年从军，在伊萨汗大动乱时期以及后来阿卜杜拉曼时期，戎马倥偬，在纷飞战火中据鞍顾盼，雄姿英发，最终帮助国王平定叛乱，恢复秩序。听他讲述这些往事，我的思绪也随之飘往阿富汗往昔的历史烟尘中。我多么想留在阿姆河流域，收集和发现更多鲜活的历史记载与传说，可是我的探险队当时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由于阿富汗方面派遣的护卫队随同我们一起驻扎在这里，而瓦罕民间的粮草有限，使得当地给养供应问题日益严重。当地人不断向我诉苦。不得已，我只好带领队伍启程继续前行。
我们沿着阿姆河河谷向上行进的头两程十分危险。这里的道路，冬天因为河水冰冻溢出而寸步难行，夏天则又因积雪壅塞道路而令人头痛。好在我们租用的巴达赫尚小马十分适应环境，尽管情形紧张得令人胆战心惊，但它们依旧沿着悬崖绝壁，徐徐行进。在这个过程中，多亏阿富汗护卫队士兵的多方看护，我们的行李、辎重等才没有掉落到波涛汹涌的激流中。
由于天气严寒，我们在波扎伊拱拜孜的柯尔克孜人帐篷里留宿了一晚。利用停留的一天时间，我顺便考察了帕米尔小湖。这个湖泊位于高原荒凉的山谷中，是“世界屋脊”之上种种奇妙景观中的一个。这里的山谷地势较为平缓，积雪甚多，看上去好像一条山脉，恰好成为帕米尔大湖和帕米尔小湖的分隔界限。我很清楚地分辨出，翻越这里就应该是那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道路了。这条道路曾因马可·波罗生动形象的描述而声名远播。十几个世纪以前，我最为敬仰的中国佛教护法圣人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就曾经走过此路。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到过帕米尔大湖的欧洲人是伍德中尉。他于1838年来到这里。而我，则是在他之后第九年才踏上这条历史悠久的道路。
在阿姆河干流喷赤河上游，我们沿着瓦罕 (11) 走廊山口的一条古道行进。山路两边都是冰川。克尊勋爵认为这里是阿姆河源头。经我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观点十分正确。我们花费了一整天时间才艰难地越过这里。走过山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越过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了。正式出发时是中午以前三小时，为了防备运送行李辎重的瓦罕人和柯尔克孜人中途逃跑，护送我们的阿富汗卫队一直驻扎在山脚下等待我们越过边界。这个季节，瓦罕山谷的积雪仍然很厚，上午气温虽然说低达华氏25度，可是积雪却非常松软，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卸去柯尔克孜人强壮的雪原之舟——牦牛的所有负重，任其自行跟在队伍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最让人担心的是阿富汗护卫队士兵，他们强逼瓦罕人和柯尔克孜人拼命挣扎着把我们的辎重运过山口。尽管有阿富汗卫队士兵协助，但等我们全部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站，找到一块干爽地方和一些燃料准备宿营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山顶是1900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国领土的地方，如今我又一次来到这里。离开高峻的山顶，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下来，听在山谷中游牧的萨尔库勒人 (12) 说，当地的冬季长达10个月，夏季仅有两个月。公元642年，玄奘久居印度返回唐朝时，也曾经过这里。以前我曾追寻玄奘的足迹参拜过许多佛教圣迹，现在则仍然是沿着他的足迹行进，只不过是目的地更加向东而已。
下山途中，根据当地人的讲述，我找到了一座废弃已久的石堡，这让我欣喜不已。当地流传着一个奇怪的传说，说是古代有一位王室公主，从中国前往波斯，路过此地，特建此堡以保平安。在一座陡峭荒凉的山岭上，我找到了那座传说中的堡垒。堡垒矗立在塔格敦巴什河一条深邃幽暗的河谷边。当地人现在称之为克孜库尔干，意为公主堡。公主堡在玄奘的时代就已经被废弃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因此城堡的护城墙仍清晰可辨。护城墙用土坯和松树枝条相间垒砌而成。这种建筑方法，与由此地往东所有汉代长城及其边防军事建筑完全一致。
到达萨尔库勒首府塔什库尔干 (13) ，我再次探访了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大片河谷草甸边的一块台地上，四周城墙用石块砌筑而成。古城中央的堡垒建筑已经坍塌，不过那里还有人居住，形成一个极小的村落。离开塔什库尔干，向东北方向行进，越过海拔15000英尺的齐齐克里克一带，沿途经过慕士塔格 (14) 大山，以及众多小山岭，便可到达喀什 (15) 。为了赶路，我们全然不顾沿途因冰雪融化河水暴涨的洪水威胁，以六天走完180英里的急行军速度前进。途中，我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地形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最终确认我们所走的路线与玄奘当年所走的路线完全一致。
到达喀什后，我以客人的身份居住在我的老朋友——英国驻喀什代表马继业先生家里。在喀什，我终日忙于组织我的探险考察队，张罗购买骡马骆驼等繁杂事务。因为有马继业先生的帮助，有时候甚至完全仰仗他个人的力量，才使得我的探险考察活动最终得到当地官方的允许。不过马继业先生对我最为重要的帮助是介绍了一位名叫蒋师爷 (16) 的中国人做我的汉文秘书。我学习当地通行的维吾尔语一点也不困难，却苦于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来学习当地官方使用的汉语。
蒋师爷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和秘书，而且在我的个人学术兴趣方面，他也是一位不畏艰难的可靠助手，这一点对于我的探险考察而言极为重要。我粗略地跟蒋师爷学会说一些中国话之后（令我非常懊悔的是，我后来发现跟蒋师爷学到的只是一些很麻烦的湖南官话），便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在以后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中，无论情形如何艰难，他那永远乐观的伙伴态度，常常使我疲惫的精神为之振奋。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天生都对历史感兴趣。我们所从事的探险考察工作，对于他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蒋师爷身材瘦长，是那种养尊处优一生不离衙门工作的秀才。对于荒野中的考古生活，他虽然一直觉得苦不堪言，但仍能怡然接受。这常常让我惊叹不已。另一方面，凡是我们在绿洲接受当地官员的款待，他对所有美好的东西又总有敏锐的鉴赏能力。蒋师爷十分健谈，他诙谐的谈吐，常常能振奋全队人员的精神。令人痛惜不已的是，这样一位我多年以来渴望永远拥有的精明能干而又忠实的中国同伴，现在竟然永远离开了人世。
6月23日，我们从喀什出发前往目的地和田。此行向东南沿商道要走14天。和田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一个最重要的绿洲区域。有史以来，和田的自然环境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第一次在和田进行探险考察，我就在它东北方遥远的沙漠深处发现了一处遗址，并在遗址中找到佛教时期的很多珍贵文物。我敢肯定，在那里依然有很多十分有趣的考古工作可以去做，那里有无穷尽的资料等待发掘。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重返那里，做一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夏季的沙漠酷热难当，沙漠遗址中的发掘工作必须在9月以后才能进行，所以9月之前，我只好把考察注意力转向地理勘测和其他方面的工作。
我在繁荣兴盛的莎车停留了几天。塔里木河 (17) 从群山中奔腾而出，流到莎车，充分地发挥出河水的灌溉效用。离开莎车向南，我继续转向昆仑山行进。不久，当我们在一小片沙漠绿洲科克亚忙碌地工作时，我就已经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巴克波人的体质人类学测量资料。我们使用的测量和照相器材对人完全无害。然而巴克波人却以为我们要摄取他们的性命，于是纷纷从栖身的高山河谷中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虽然经历了一阵混乱，但我们的测量工作仍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根据收集到的测量材料来看，这个小聚落的人们虽然像塔里木盆地其他绿洲居民一样讲维吾尔语，但是由于他们居住在深山之中，所处环境与四周隔绝，相对封闭，所以仍然保留有显著的欧罗巴人阿尔卑斯种型的体格特征。这个聚落所代表的人种，在古代很可能广泛分布在和田及其以东的塔克拉玛干盆地南缘一带。有证据表明，就像现在阿姆河上游瓦罕、苏格尼斯 (18) 等地所使用的语言一样，他们原来使用的语言应该是东伊朗语。根据我们在和田沙漠遗址中发掘所得的文书材料来看，古代和田人使用的语言也属于这一语系。
我们取道昆仑山边远的一条小路进山进行地理勘测，直到7月底，我才到达和田。五年前，我进行第一次探险考察时，就把和田绿洲作为我最喜爱的考古基地。此次故地重游，我倍感欣慰。此外，让人感到快慰的，还有当地绅士和侨居此间的阿富汗商人朋友，以及当地按办所给予我的接待。由于得到中国官员的帮助，此后的四个星期里，我得以迅速出发，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完成我1900年在和田南部昆仑山脉高海拔地区的剩余调查工作，即对和田两大河流之一的玉龙喀什河源头冰川做更为详细的地形学方面的考察与测绘。
沿着我1900年考察时发现的一条道路上行，不断翻越陡峭的山岭，我于8月中旬到达尼萨村。到达之后，我立即开始测绘从昆仑山分水岭上延伸下来的大冰川地图。这里气候极为寒冷，岩石分裂的现象随处可见。为了建立测量基点，我们爬上了险峻峭壁的顶端。从山岭上滚落下来的巨大石块几乎完全覆盖了山谷中的冰川，冰川上覆盖的岩石层中夹杂有黑色的冰河砾石，远远望去，山谷的开阔地带犹如突然凝固的巨大黑暗波涛，令人惊心动魄。从冰瀑、冰川断裂塌陷形成窟窿等可以看出，这些巨大的岩石堆在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稳定前进。这些地方显露出来的冰面几乎也完全是黑色的。在奥特鲁兀勒冰川考察时，我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冰川口向上一直爬行到海拔16000英尺的高处，观察从远处海拔约23000英尺的雪峰上延伸下来的明亮冰雪带，而远处的雪峰却永远只能可望而不可即了。
冰河时代末期遗留下来的这些冰河化石遗迹近几千年来在不断地消逝，使得这一地区所有依赖冰川融水为基本水源的河流流量减少。假如这就是依靠这些河水灌溉的绿洲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很可能正是由于昆仑山上覆盖了各大冰川的岩石堆积，对这一地区整体水量的减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海拔13000英尺的高处，即我们所在的喀什库勒冰川下方约3英里处的尼萨村，可以清楚地看见巨大的冰川砾石堆积。不知从何时开始，由于严重的尘降，在这些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冰川砾石上又堆积起一层厚厚的黄土。这种尘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每当被风吹起便从沙漠里飘来的沙尘。只有在海拔12500英尺到13000英尺的高度，水分挥发才比昆仑山其他地方多些，这里生长一些青草和高山植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这个高度向下，山谷中的荒凉气氛陡增，根本没有植被覆盖。这也告诉我们，这里的自然风化速度很快。昆仑山边缘那些锯齿形险峻山峰以及幽深的峡谷，完全是风蚀所致，它们明确地向我们展示着全部风化进程。
在这座寂静荒凉的大山深处，仅有的居民就是那些半游牧的山民，以及从和田绿洲放逐到这里的重刑囚犯。他们的总人数虽然还不到200人，但他们妨碍了我们的行程，其后果比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还要严重。看来，人们称这里为“喀让古塔格”，意为黑盲山，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