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由于东西方文明的交互影响，西域曾上演了无数的历史故事。
汉朝时，为了抵御匈奴人的袭扰，经过不懈努力，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终于收复了南山北麓地区。这个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大约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与他们联手抗击匈奴人。此前，强劲的游牧部落组成大的部落联盟，不断南下，劫掠中国北部地区，已长达数百年。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约20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人驱逐，离开南山北麓故土向西迁徙，最后在阿姆河畔建立了新的国家。
张骞出使西域，历尽了艰难困苦（一度为匈奴所虏，囚禁长达十年），最后到达大月氏。不过，大月氏人已经安于新的领地，不愿意返回故土，向匈奴人寻仇报复。张骞出使的目的宣告失败。然而，张骞这次出使却正式开辟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直接交流往来的新纪元。
张骞出使在外13年，后来取道塔里木盆地返回汉朝。张骞出使时随行的有100多人，归来时仅剩下一个同伴。回到长安后，张骞对他到过的西域各国，以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波斯、印度等都有详细的报告。汉朝人由此得知，在边陲的“蛮夷之外”，还有十分开化的民族。
张骞是中国了解外部世界的第一人。此后不久，汉武帝便认识到，与西域各民族交往，在通商贸易和政治军事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上汉朝在这位英明睿智的君主治理下已经安定巩固，经营西域便成为国策。
推行这项政策的最直接目的是开通一条经过塔里木盆地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通道。西汉时期，从中国到西亚有人居住的地方，河西走廊的南山北麓是天然通道。然而，这里一直被匈奴人占据，致使东西方阻隔。汉朝人开通这条通道的努力便表现在抵抗匈奴人方面。汉武帝不断大规模派遣军队进攻匈奴。他的努力很快得到回报。在取得几次大的胜利之后，匈奴人退回了沙漠以北地区。公元前121年，河西走廊摆脱了匈奴人的控制，西汉王朝设立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
除了沿着这条大道向西域的军事推进，汉朝还派遣使节前往塔里木盆地内外诸国进行政治活动，最远的地方竟然到达巴克特里亚和波斯。这些使节携带汉朝出产的珍贵丝绸和其他物品，向西域诸国显示汉朝的国力和富庶。从此以后，丝绸便经由安息和叙利亚输送到地中海沿岸国家。而号称“丝绸人”的汉朝人的名声，很快响彻了希腊和罗马。汉朝的这种丝绸贸易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丝绸一直被作为中国独家生产的珍贵商品进行出口贸易。
汉朝向西发展的开拓者张骞被皇帝授予“大行”之职，于公元前115年第三次奉使归国后，大约一年便逝世了。自从张骞凿空以后，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日渐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往往达数百人。
为了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就必须利用这条通道为汉朝的商品，特别是贵重的丝绸织品寻找到新的市场。汉武帝发起的经营西域的重大举措，除了政治目的，还与贸易等经济利益有关。但是，联合大月氏和天山以北的乌孙夹击匈奴，即使不是为了与西域交往，那么此后汉朝使节在西域遭遇的麻烦，也会迫使汉朝采取措施，对匈奴进行遏制。因为在刚开始经营西域的几年时间里，汉朝使节在塔里木盆地遭到了严重困扰，各国臣民和酋长常常拒绝供给汉朝使节给养，甚至直接攻击他们。更为糟糕的是，天山北部的匈奴势力并未破灭，匈奴的骑兵经常出现在楼兰等地，“遮击使西国者”。
鉴于这种局面，汉朝很快便作出了使用武力保护沿南山北麓交通路线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汉朝不是没有准备的。早在第一次征服这条天然大通道之后，汉朝就已经开始沿线修筑屯戍设施，并把秦始皇防御匈奴修建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下去，以保障其大规模的西进政策。
历史上，为了谋求贸易利益和进行文化交流而动用政治力量和采取军事行动加以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汉朝从实行经营西域政策开始，便决定了他们对西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塔里木盆地那些零散狭小的绿洲。但是，这些地方距离汉朝实在太远，后来大宛人不尊重汉朝使者的行为进一步恶化，直至演变为劫杀汉朝使者的重大事件。
为了维护汉朝声威，讨伐行动势在必行。公元前104年，汉朝派遣一支远征军讨伐大宛。然而，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远征军横越盐泽（即罗布泊），途中艰难万状，精疲力尽，减员严重，在未到达大宛之前，部队便已耗尽全部给养，到达大宛边境时，首次攻城便大败而归。为雪洗前辱，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再度远征大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将军率领6万多人的军队，并辅之以庞大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西出敦煌，再次讨伐大宛。
这一次，汉朝凭借有效的组织能力战胜了远征所有困难。李广利将军率领3万多将士直捣大宛国都城，以绝对优势迫使大宛国投降，取得完全胜利。汉朝的声威因此大振，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小国相率称臣于汉朝。自此，汉朝管理这条天然通道和塔里木盆地绿洲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年汉朝内乱，西汉王朝终结时为止。
汉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与其说是由于武力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外交手段运用得当，以及优秀文明的巨大影响力。
从古代文献记载频频提及的“丝织品”，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汉朝的这些手工业产品正源源不断地向西方输出。自然，那时汉朝一定也带回不少外国的物产，其中以东伊朗的产品最为突出。关于西方物产的传入，在中国古代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结果表明，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当地文明受中国、波斯和印度三种文化影响，而具有多文化融合的特征。可以说，西域交通开通之时，即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初始阶段。从公元3世纪左右废弃的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居民使用的是一种印欧语系古代语言，说明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
在极度干旱的地区，因为严酷自然环境的局限，只有较大的人类团体依靠组织严密的灌溉体系才能生存。这些靠社会秩序、制度赖以生存的定居民族，特别善于吸收和传播来自远东以及西方的各种优秀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塔里木盆地的地理位置及其特点，似乎也是上天专门为这种重大的历史作用而特意安排和准备的。昆仑山和天山之间的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可以用作牧场的土地，但是大自然也给予特别的关照，使其不致成为大规模民族迁徙的通道和因而产生各种动乱的历史舞台。
历史上，北方的匈奴人一直是绿洲最危险的邻居，他们控制并封锁了天山北麓的东西方大通道。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已经占有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并在天山东部南端设立了垦殖区，为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大通道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另外一条交通路线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过且末与和田绿洲的交通路线相连。因为有高峻的昆仑山山脉阻挡，尤其是邻近荒凉的西藏高原，所以一直没有遭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
中国与西方通商和扩张其政治影响，为什么一定要在自然环境严酷的罗布泊开辟交通路线呢？要知道，在当时只有这一条线路最安全、最方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西汉末年，王朝内部变乱丛生，与西域的交通第一次受到阻碍。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统治力量日趋衰弱。据《后汉书》记载，西域后来分为五十五国。此后，塔里木盆地陷入匈奴人之手大约10年。后来，汉朝为了保护西北边陲，使之不再遭受匈奴袭扰，又恢复了西进政策。
公元73年，为解除匈奴的威胁，汉明帝打算收复哈密。哈密绿洲是军事战略要地，是进入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东部西域北道以及塔里木盆地的枢纽。据守哈密，可以有效地抗击横越天山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不过，汉明帝的努力失败了，直到13年后，哈密才正式收复。
塔里木盆地重新回到汉朝的统治之下，这里又一次成为人类历史大舞台。当时努力推进西进政策的人是班超。经过班超策划组织的几大重要事件之后，东汉王朝的声威在塔里木盆地再次树立了起来。班超从罗布泊以东的沙漠通道开始，依次收复了和田、莎车、疏勒等绿洲。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他的胆略和智慧，而非依靠武力。而班超的诀窍就是：以夷制夷。
班超成功后，东汉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展，并远远到达帕米尔西部以远的地方。首先，是与安息建立外交关系。公元97年，东汉王朝派遣使者直接与大秦通交。这次派出的使者似乎还曾到达波斯湾尽头。公元102年，已经年老体弱的班超，终于获准带着帝国的荣耀返回遥远的都城，并在那里终了残年。而东汉王朝在西域的声威此时也达到了顶点。
此后不久，由于匈奴的进犯劫掠和各地的叛乱，西域适合交通往来的和平状况发生了改变。当时东汉王朝积弱日甚，在西域的声威日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但那时从印度洋到红海的海路交通已经开通，面向罗马帝国的丝绸贸易便日渐改用海道。
到了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纷争不息，中国无力维持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治理。尽管如此，西域各国同外界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往来交通并没有因此而断绝。我曾经发掘过两个很有趣的遗址，从那里得到的出土文物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我所说的古代遗址就是尼雅河尽头沙漠腹地废弃已久的聚落遗址和中国在楼兰地区的屯戍遗址。在这两个遗址里，我获得丰富而珍贵的文物，为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和政治状况提供了充分证据。同时，也充分说明一直到公元3世纪以后，这一带仍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想出古代尼雅一带当时的生活情况。尼雅遗址出土的达官贵人的华丽建筑遗迹，以及制作精美的家具残件和雕刻精细的木质装饰品等，都显示出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当地的工艺品，更是明显反映出从东伊朗或印度西北部地区传播过来的希腊化影响。
我所获得的与佛教有关的文物表明，当时佛教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居民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显著地位。在一座颓败的建筑遗址旁的垃圾堆中，我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尼雅遗址中，我共获得了数百件简牍文书，其内容大多是公文、契约、账簿等，它们都是用梵文和佉卢文字体书写。这两种字体，公元前后1世纪曾在印度西北部和阿富汗邻近地区广泛流行。
根据这些遗址，我们可以推想出绿洲居民当时的物质生活。果园中已经枯死1600年的果树，至今仍能让人清楚地辨识出来。此外，诸如篱笆、建筑材料等表明，当时的种植条件、作物和气候条件与现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情形完全一致。
我们对塔里木盆地随后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不甚了解。其原因是，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逐渐衰落，有关西域的史料也随之阙如。
公元4世纪时，匈奴人开始大规模西迁。此后大约一个世纪，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都处于匈奴分支势力的控制范围内，他们就是西亚等地所说的嚈哒人（白匈奴人）。
这片广阔的区域，无论处于谁的控制之下，对于已经深深植根于各绿洲沃土中的中国文明而言，似乎都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能够阻止那些从伊朗东部和印度缓慢传播而来的佛教及其文化艺术。
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游牧民族再次掀起沿天山向西迁徙的浪潮。这股浪潮时缓时急，最终止于突厥部落大团聚之时。这样，以前所有被嚈哒人控制的区域，这时则全部归属于突厥各部众。这些突厥人，就是《史记》记载的西突厥人。他们在中国边陲经营甚久。直到公元589年，中国终于结束30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归统一。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国威声势重新得以张扬。唐朝初期，朝廷对西北采取严格的退守政策，但不久便改为采取大规模的西进政策，唐朝的声威大振，其影响力超过此前的历朝历代。西突厥在唐朝纵横捭阖外交政策的强大攻势下，分崩离析，势力被严重削弱，哈密、吐鲁番因此先后摆脱了西突厥的羁绊而归附唐朝。公元657年，西突厥灭亡。此后，阿尔泰山一直到兴都库什山以外的广大地区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归入唐朝。
唐朝从西突厥手中继承这片土地后，派驻安西四镇的军队不仅要保护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还要兼顾保护天山北部的大片地区。天山北部是游牧民族最好的草场所在地。那时，突厥人仍时常飘忽往来于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唐朝军队因此常常遭受侵扰。而此时吐蕃已经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军事集权王朝，成为唐朝更加严重的边患。
到了公元8世纪中叶，除了南面吐蕃人的军事威胁，阿拉伯人的势力也不断东扩，并征服了阿姆河盆地，唐朝的西部边陲又面临一种新的威胁。吐蕃人极力想与阿拉伯人联手，抵抗唐朝在西域的军事优势。他们突入印度河流域以后，横越现在的吉尔吉特河 (7) 和现在亚辛的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姆河上游流域，从塔里木盆地的两翼向东扩张。吐蕃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严重威胁到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地位。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公元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率部横越帕米尔高原，长途奔袭冰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达尔阔特 (8) 山口，一举击败了吐蕃人。这一军事壮举，最能够证明唐朝军队具有超群的能力，即善于利用严密组织来征服任何严酷的困难。
高仙芝的远征虽然大大提高了唐朝的军事威望，但是由于突厥人的背叛，两年后（公元750年前后），在塔什干城附近与阿拉伯人的一次激战中遭到了失败。此后，吐蕃人自南向北进攻，占领了敦煌和南山山脉的一段领地，截断了塔里木盆地与唐朝的所有交通联系。然而，坚守塔里木盆地的唐朝驻军孤军奋战，继续维持唐朝在那里的统治达40年之久。
唐朝的统治退出之后，在将近400年间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陷入最为混乱的时期。我们知道，吐蕃人统治塔里木盆地不到100年。在这之后，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以及其他沙漠绿洲统归于突厥酋长管辖，伊斯兰教得以乘机传入。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发展，佛教及其文化艺术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并最终消亡。
然而，在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和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一带，佛教仍然存在并得到继续传播。此外，由于回鹘酋长的保护，摩尼教和景教在那里也与佛教一同得到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当地回鹘酋长的远见卓识，也在于突厥人对于先进文明的强大融合能力。如今，维吾尔语能够通行塔里木盆地各处，原因便在于此。不过，塔里木盆地大多数居民至今仍然保持着阿尔卑斯种型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帕米尔高原山区居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欧也有一些民族具有突厥人特征，但其血统中的混杂成分极其微弱。
在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很难相信塔里木盆地还跟以前一样，仍然是西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唐代衰微，宋代继起，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政策虽非极端的退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消极的抵抗。
公元13世纪初期的20多年间，在成吉思汗的统领下，蒙古势力迅速兴起，亚洲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甘肃驾崩时，从黑海到黄河一带的所有地域都归于蒙古大汗的直接统治之下了。成吉思汗驾崩以后，其继任者继续征战了30余年，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大陆。于是，中国和近东以及欧洲的贸易通道又一次重新开启。
这一时期，天山南北各商道畅通了大约一个世纪以上。那时，欧洲前往中国的使臣、商人以及旅行家络绎不绝。史料对于他们长途跋涉的经历都有记载，并流传至今。
忽必烈驾崩后不到100年，元朝内乱频仍，王朝因而倾覆，明朝代之而起。为了防止蒙古人重新入关，明朝在甘肃西北一带采取退守政策，禁止贸易往来，安于现状，欣然自足。
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始于中国，经过阿拉伯人的大力发展，到了葡萄牙人第一次远航到达印度之时，海上交通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古代中亚大道对于西方贸易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到17世纪末，天山北部蒙古部族的准噶尔人兴起，迫使新兴气盛的清朝再次进入亚洲腹地。大约在1755年，清朝乾隆皇帝发兵大举讨伐准噶尔部，塔里木盆地及其北部的准噶尔部又一次直接归入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一如汉唐故事，原本纯粹的防御政策，实行的结果却使中央王朝的势力扩展至广大的中亚地区，以及帕米尔和阿尔泰一带。
直到今日，中国虽然日渐衰落 (9) ，19世纪末西北东干人也曾一度叛乱，然而，中国对这些地方的治理依然如故。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中国的西部边陲第一次与俄国等列强相邻，而这些强国能够强有力地辖制边民和禁止游牧民族随意迁徙。俄国人这一时期占领了肥沃的伊犁河谷，为中国1877年收复新疆的举动提供了便利。这一时期最初的10年间，塔里木盆地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后又遭受阿古柏的蹂躏。不过这些都未影响这一地区的大局。
天山同昆仑山之间的沙漠绿洲，现在已经不再是贸易大道的必经之地。那片土地上那些勇敢坚忍地贩运货物的骆驼，仍然与张骞、马可·波罗的时代一样，是主要的运输工具，至今还没有汽车和火车来替代它们。曾经在中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它的历史影响力仍然足以维持那片土地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