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这一年恰好也逢梁启超先生的五十寿辰。于是，申报馆请梁启超撰文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梁启超用乐观的笔触评价了中国的进步，但读罢不免有故作乐观之感。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潜心哲学与国故。西方还能带给中国什么呢？“一战”之后，梁启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悲观的看法。1920年他写道：
自从达尔文发明生物进化的原理，全世界思想界起一个大革命，他在学问上的功劳，不消说是应该承认的。但后来把那“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道理，应用在人类社会学上，成了思想的中坚，结果闹出许多流弊。这回欧洲大战，几乎把人类文明都破灭了，虽然原因很多，达尔文学说，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中国近年，全国人争权夺利，像发了狂，这些人虽然不懂什么学问，口头还常引严又陵译的《天演论》来当护符呢。可见学说影响于人心的力量最大，怪不得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了。欧洲人近来所以好研究老子，怕也是这种学说的反动罢。①
1923年，梁启超再次提到，西方因追逐物质而导致“精神饥荒”，使得自身萎靡不振：“救济精神饥荒的办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②
下文作于1922年，梁启超在文中首次强调了中华民族机体的扩大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我们选取此文作为本书的终篇。
选文66 梁启超对中国进步的回顾（1873—1922）③
二
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的继续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起他一个名，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得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建设这泱泱雄风的大国。他长的方法有两途：第一是把境内境外无数异族叫他同化于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边境移殖，把领土扩大了……近五十年，对于这件事，有几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说来。
一、洪杨乱后，跟着西南地方有苗乱，蔓延很广，费了十几年工夫才平定下来。这一次平定，却带几分根本解决性质，从此以后，我敢保中国再不会有“苗匪”这句词了。原来我族对苗族，乃是黄帝、尧、舜以来一桩大公案，闹了几千年，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五十年内，才把黄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确是历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满清逊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义……原来东胡民族，和我们捣乱捣了一千七八百年……最后来的这帮满洲人，盘据是盘据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满洲算是东胡民族的大总汇，也算是东胡民族的大结束。近五十年来，满人的汉化，以全速率进行，到了革命后，个个满人头上都戴上一个汉姓，从此世界上可真不会有满洲人了。这便是把二千年来的东胡民族全数融纳进来，变了中华民族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扩大的一大段落。
三、内地人民向东北、西北两方面发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业。东三省这块地方，从前满洲人预备拿来做退归的老巢，很用些封锁手段，阻止内地人移殖。自从经过中日、日俄几场战争，这块地方变成四战之区，交通机关大开，经济现状激变。一方面虽然许多利权落在别人手上，一方面关内外人民关系之密度确比从前增加好些，东三省人和山东直隶人渐渐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从左宗棠开府甘陕，内地的势力日日往那边膨胀，光绪间新疆改建行省，于是两汉以来始终和我们若即若离的西域三十六国，算是完全编入中国版图，和内地一样了……
四、海外殖民事业也在五十年间很有发展。从前南洋一带，自明代以来，闽粤人已经大行移殖，近来跟着欧人商权的发达，我们侨民的经济势力也确立得些基础。还有美洲、澳洲等处，从前和我们不相闻问，如今华侨移住，却成了世界问题了……
民族扩大，是最可庆幸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证明我们民族正在青春时代，还未成年，还天天在那里长哩……
最可惜的，有几方面完全失败了：第一是台湾，第二是朝鲜，第三是安南……须知我们民族会往前进，别的民族也会往前进，今后我们若是没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转来，再没有机会继续扩大了。
三
学问和思想的方面，我们不能不认为已经有多少进步，而且确已替将来开出一条大进步的路径。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科举制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国读书人的心理都变成虚伪的、因袭的、笼统的，把学问思想发展的源泉都堵住了。废科举的运动，在这五十年内的初期已经开始，郭嵩焘、冯桂芬等辈，都略略发表这种意见，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如今过去的陈迹，很像平常，但是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但是这些读书人的脑筋，却变迁得真厉害。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曾几何时，到如今“新文化运动”这句话，成了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这种心理对不对，另一问题，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亏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这些话虽然像是囫囵，在当时却发生很大的效力。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拿过去若干个五十年和这个五十年来比，这五十年诚然是进化了；拿我们这五十年和别人家的这五十年来比，我们可是惭愧无地。试看这五十年的美国何如，这五十年的日本何如，这五十年的德国何如，这五十年的俄国何如？他们政治上虽然成败不同，苦乐不等，至于学问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国，又那一个不是往前飞跑？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吧。
四
“五十年里头，别的事都还可以勉强说是进化，独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这句话，几乎万口同声都是这样说，连我也很难得反对。虽然，从骨子里看来，也可以说这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原来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五十年来中国具体的政治，诚然可以说只有退化并无进化，但从国民自觉的方面看来，那意识确是一日比一日鲜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扩大。自觉，觉些甚么呢？
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这两种精神，从前并不是没有，但那意识常在睡眠状态之中，朦朦胧胧的，到近五十年—实则是近三十年—却很鲜明的表现出来了。我敢说，自从满洲退位以后，若再有别个民族想抄袭五胡、元魏、辽、金、元、清那套旧文章再来“入主中国”，那可是海枯石烂不会出来的事。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种事实，你别要看轻他了……
总之，在最近三十年间我们国民所做的事业：第一件，是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第二件，是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而且这两宗事业，并非无意识的偶然凑会，的确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经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这一点看来，真配得上“进化”这两个字了。
民国成立这十年来，政治现象诚然令人怄气，但我以为不必失望。因为这是从两个特别原因造成，然而这些原因都快要消灭了。第一件，革命时候，因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势力来做应援。这种势力，本来是旧时代的游魂。旧时代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他那游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如今他的时运，也过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灭，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
第二件，社会上的事物，一张一弛，乃其常态。从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实在是闹得疲筋力倦，中间自然会发生一时的惰力。尤为可惜的，是许多为主义而奋斗的人物，都做了时代的牺牲死去了。后起的人，一时接不上气来，所以中间这一段，倒变成了黯然无色。但我想这时代也过去了，从前的指导人物像是已经喘过一口气，从新觉悟，从新奋斗，后方的战斗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这种形势之下，当然有一番新气象出来。
要而言之，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
30年间，梁启超是学林领袖中文字最具魔力的一位。这篇1922年的回顾及其中的内在关切，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传统的本族中心主义与现代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延续性。他的文章指出了最近几十年历史的走向，也为本书画上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句号。
①《老子哲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五》，第18页；又见刘东、翟奎凤选编：《梁启超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②《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2页；又见刘东、翟奎凤选编：《梁启超文存》，第382页。
③《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9—48页。
卷后语
虽然这篇卷后语远不能总结出本书所选文章的意义，但它可以提示进一步分析的线索。本书呈现了中国近代史中一段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进程。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一进程是各种纷繁的因素交织而成的；本书所用的词汇其实并不准确，只是为了在人们头脑中勾勒一幅大致图像，才不得不勉强用之。这样的自警看似多余，实则未必。例如，历史上的孙中山就代表着一种复杂的人物。他出身农民，却受过中西两种教育；他既谋求国人福祉，也追求政治权力；既谋求国家复兴，又追求自我实现。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就轻易地理解他呢？
只要现代学术的几条主要路径还能走得通，我们当然都不能放弃。然而我们最应该探索的，应该是那条能够最深、最广地穿透未知领域的路。要研究1839年至1923年间的近代中国，我们在此推荐两条研究路径：一条是社会-经济的路，一条是心理-思想的路。两条路径并不是相互隔绝的，某种程度上还互相包容。下面，我们试着不用专门术语，而用大白话来解释一下这两条路径。
社会-经济方法是两条路中比较直观的一条。例如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失败是其统治阶级和风俗制度的失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同西化的要求格格不入。李鸿章和他的僚属既要满足一己私欲，又得料理企业的公事。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如果官办企业想要基业长青，管事的官员就必须一门心思扎进去，放弃做官，变成真正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但他们才不会这么干。19世纪末的中国既没有像日本一样产生自己的“财阀”，也没有像美国一样产生自己的“强盗大亨”。郑观应批评得很对，官员并没有变成生意人。① 相反，他们还怀着地主士绅阶级的古老理想，拿着利润买房置地，而不去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土地总是被认为是最保险的投资形式。这一分析太过简单化，但它显示了东方的官本位传统阻碍了可流转的产权制度的出现。在产权制度下，财产受公司法保护，而不必受官府的卵翼，从而能够为工业提供资本。简言之，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想或者不能把资源冒险投入现代实业。他们明显是害怕失去自己以农业为基础的特权，也害怕做了资本家之后无法取得和昔日相同的特权。
这种分析如果系统地做下去，我们必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旧式的家族关系、乡野的士绅和庙堂的官员间的联系、官僚在大规模经济活动中的广泛权力—无数此类问题，皆有待通过史料做进一步的分析。
心理-思想的路径则有着不同的侧重。首先，它关乎传统思想，包括支撑着旧秩序的制度、价值观和信念；其次，它还关乎传统思想的崩溃，传统思想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观念的侵蚀下，方方面面都在缓慢地走向崩溃；再次，它要分析中国人对西方观念的吸收和适应，这些西方观念不断与旧秩序中的顽固因素相互影响。简言之，这一路径研究的是近代中国如何创造新的价值体系以替代旧的。这些旧价值从属于一个正在解体的旧秩序，不再灵验。
在近代中国，理学逐渐失去了对思想的控制，于是第二种研究方法的收获就变得格外丰硕了。当现行的思想和行为不再维护旧制度—当梁启超为拯救国家而抨击君权，当张之洞和袁世凯建议废除科举以改善吏治，当胡适和陈独秀为使书面语言更切合实用而抛弃了文言文—此时，思想不必依傍外物就可以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在这种时代，个人的心灵获得了更多创造的自由，更少受风俗习惯、正统思想、个人权威的束缚，更能意识到人类面对的多种多样的可能。在革命的巨变中，革命领袖个人得到凸显。孙中山的“中山”是他的日本化名，后来被用作大学的校名、马路的路名甚至服装款式的名称。革命者从古今中外汲取灵感—从英、日学说到法国革命，从新教《圣经》到今文经学，甚至纽约牙医莫里斯·威廉（Maurice William）的学说也被三民主义称引。可以说，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物竞天择”，各思想流派靠着自身对中国统治阶层的用处（真假姑且不论）获取传播空间。
同时，人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动机也愈发复杂了。故老相传的政教风俗失去了正当性，知识分子心中满是紧张和焦虑，他们抱着更大的希望，也怀有更深的恐惧。中国近代史除了要从经济、社会角度研究，还须从心理角度考察。个人受爱国和革命目标的裹挟，被卷入巨大的有组织的运动，社会心理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却常常被忽略。这种洞见现在看来尤其必要—今天，中国人的信仰既建立在前弗洛伊德的、配给经济学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学说之上，也建立在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之上。
研究中国文化转型的第二条路径，即先锋人物的思想和动机，更明显地体现在本书所选的文献中。本书的选文体现的是精英而非普通民众的看法。中国先锋人物的陈述和回应无疑代表了基本制度的运作，为社会-经济分析提供了依据。我们应该把每一位作者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研究，他们的作为有的是为文化自豪感所激发，有的是为天子鞠躬尽瘁，有的是因为憎恨官场的腐败，有的是因为切齿外国的欺凌，情形不一。
把不同的历史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就能看到大趋势和一致性—只要看看英国在整个19世纪、日本在1911年之前的十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以及后来苏联在华影响的后果，就清楚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影响很多时候是以日本为中介传入中国的，因而西方影响中又掺杂了日本的影响。日本的影响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为深远。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开始关心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了。这是一个意义最为重大的政治潮流，他们在民族复兴的大业中教育人民、动员人民。农民将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进入20世纪后，中国上层阶级对这一问题越来越重视。五四新思潮终于开始直面这个大问题：怎样将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和知识精英连接起来？然而，双方的割裂方便了一党训政，甚至是训政所必需的；现如今，这种割裂仍然没有完全改变。
研究的道路千千万，无论我们走哪条道路，中国的先锋人物为解决现代问题而上下求索，都是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研究这条线索不但切实可行，而且对未来西方的民主也有至为重要的作用。纵观这百年的历史，最迫切的还是让当时的统治阶层增进对世界历史的了解。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我们或许会发现，晚清的统治阶层未能避免革命，多半是因为他们的教育改革未能广泛地吸纳本土人才，也未能及时培养出堪当重任的接班人。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国民党的最终命运早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注定了，因为他未能让北大师生相信三民主义可以给他们智识上的指引。
我们很难说，19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先锋人物在欧美接受的教育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其中的教训大概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帮助一个社会，就要真正地理解它。
①见第13章（一）。